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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潞水通漕』对西青区的影响
周建
潞水既今北运河前身，古称沽水、潞水、潞河、白河。金章宗年间将其辟为漕运河道。“潞水通漕”初步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为今后的漕运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西青区的村落形成及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潞水通漕”的历史背景
西青区附近最早的漕运河道是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了解决北征乌桓时的军需运输问题开凿了平虏渠，沟通了滹沱河和泒水河水，北连泉州渠，形成贯穿今天津地区的河流干线。是渤海湾西岸最早的一条南北水道。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北征高丽，为了运送给养物资，开凿了自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其中青县至独流段即沿用平虏渠旧道。因隋炀帝曾坐船经过此河，故史书将其称之为“御河”。隋代永济渠至静海独流后折向西，穿过冀中洼地，经信安、霸州一线直达涿郡。开凿后的永济渠与通济渠、莨荡渠等一起，构成了贯穿我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雏形。
唐代永济渠、滹沱河和潞河三水汇流人海，在今军粮城附近形成著名的“三会海口”港口，即唐《通典》所谓之“三会海口”的出海口。由于此处临海傍河并建有大量仓储设施贮存漕运货物，可供河、海漕船停泊，“军粮城”及由此得名，并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海港。
宋辽时期，两国以巨马河、海河为界，西青区大部分土地位于界河南侧北宋地界，宋辽分治南北百余年，致使三会海口失去了南北转运的功能。当时西青附近主要河流有北流（黄河）、御河（永济渠）、滹沱河和巨马河，期间北流数次改道。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河决澶州西北，流入御河”。黄河水沿御河向北经界河入海，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黄河改道沿界河入海。尽管当时界河水量丰富，既可向东入海，也可北通潞水，但为“免戎人邀击之患”，漕运河道仍沿用旧永济渠。由于北宋建立了“塘泺”防线，永济渠穿越“塘泺”防线部分亦被称为“保信沙塘”。所谓“保信沙塘”，是指保州到信安之间塘泺防线。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夺取了燕山府，为驻守燕山府驻军运送给养的漕运船队“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赡燕军。”说明北宋漕运仍沿用永济渠故道。
金初统治中心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迁都于燕京（今北京），天德五年正式定都，改燕京为中都，为充实都城，鼓励移民入都，并将宗室贵戚迁入中都，迁都后的金朝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
迁都后，金朝为了保证保障首都供给，主要通过漕运和陆路运输两种方式，其中由于漕运省事省力更以漕运为主。金初漕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沿用旧永济渠，自独流开始折向西北，穿过冀中洼地，经信安、霸州直达涿郡，是漕运的主要河段，主要用于接纳山东、河北、河南的漕粮。另一条平行于海岸线，沿今潮白新河向北通辽东。
据《金史》所载，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山东粮食喜获丰收，因运河堙塞，不得不从陆路将粮食运入京城。于是金世宗责问户部侍郎曹望：“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下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在皇帝亲自督问下，各地加快了对漕运河道的疏浚治理。但是由于缺乏水源补充，此后的疏浚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
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有人提议开凿卢沟水通漕。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完工，其“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这就是著名的的金口渠。由于河水含沙量较大，使河道淤积，至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三月，不得不“遣使塞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的金口渠前后只使用了十余年便遭废弃。
由于永济渠旧道淤塞，新开凿的金口渠也於塞不能使用，迫使人们另觅水源开通漕运。
二、开凿过程
为了使“船运至都”，经多方勘察，新的漕运河道沿用了部分黄河故道，自独流经柳口（今杨柳青）至三岔河口转入潞水，北上通州。金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改造后的漕运河道，“东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沦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突出了“信安海堧”（三岔口）的枢纽作用，加速了其周边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自泰和五年实施潞水通漕，至贞佑二年迁都停止漕运。
三、“潞水通漕”对西青区的影响
（一）催生了“柳口”等沿河村落
北宋时，西青区大部分地区处于宋辽边界“塘泊”防线之内，由于“濒海斥卤，地形沮洳”，多洼淀，加之黄河改道之扰，境内除御辽之寨铺以外，鲜有民众在此定居。
所谓“柳口”即“地最冲要，以地多杨柳故名。”《金史》中有柳口巡检李咬住等平叛受奖的情节，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中晚唐，北宋时形成逐渐形成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模式。金代沿用宋制，在州县、边境地区等设置巡检，其职责是巡逻和逮捕盗贼等。因此处原为黄河故道，章宗五年（公元1205年）之前运河并不经过此地，且明昌年间（公元1190年至1196年）“北流绝”，没必要在此设立巡检。据此推断，“柳口”之名应在章宗以后随漕运运河发展而出现。
（二）促进村落形成发展
金章宗（公元1205年）漕运河道未经西青区以前，史书中有明确地名记载的地名寥寥无几。实施“潞水通漕”以后，三岔河口成为漕运枢纽，与三岔河口相距咫尺的“柳口”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运河码头，并带动了周边村落的形成。明永乐后大批移民来此沿河定居，形成大片村落，仅运河沿岸的就形成村落30余个，可以说漕运运河的发展促进了西青区村落的形成。
（三）加快了西青水运经济的发展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吸引了大批从业者加入水运行业，据清《津门保甲图》所载，仅杨柳青地区就有“杨柳青者……船户一百六十户，船伙二百七十七户”、“马神庙之西……船户三百三十四户，船伙二百四十四户”，而运河沿岸的小梁庄、张家园子等地也有船户，可见当时运河沿岸水运之兴盛。水运的兴盛不仅养活了沿河沿岸的百姓，也涌现出一批靠漕运起家的豪门巨户，其典型代表为杨柳青石家。石家靠漕运经营几代，最终发展成为“津西首富”。这其中虽有经营者的智慧和辛勤，但运河对地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四）独特的水质造就了特色农产品
甘醇的运河水除了满足沿线居民的生活用水外，也造就了一些独有的特色农产品，除了著名的“沙窝萝卜”外，运河沿岸所产青麻叶白菜及烟叶亦非常有名。《静海县志》中曾写道“菘，即白菜。……昔周顒称乡味之美，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也，味美而食久，运河沿岸产者最良。”“烟叶，以运河两岸及多瓦砾之高地基产者其味最良”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大大方便了南北之间的交通运输，开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潞水通漕”结束了漕运河道不经西青区的历史，对西青区的村落形成及城镇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建
潞水既今北运河前身，古称沽水、潞水、潞河、白河。金章宗年间将其辟为漕运河道。“潞水通漕”初步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为今后的漕运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西青区的村落形成及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潞水通漕”的历史背景
西青区附近最早的漕运河道是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了解决北征乌桓时的军需运输问题开凿了平虏渠，沟通了滹沱河和泒水河水，北连泉州渠，形成贯穿今天津地区的河流干线。是渤海湾西岸最早的一条南北水道。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北征高丽，为了运送给养物资，开凿了自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其中青县至独流段即沿用平虏渠旧道。因隋炀帝曾坐船经过此河，故史书将其称之为“御河”。隋代永济渠至静海独流后折向西，穿过冀中洼地，经信安、霸州一线直达涿郡。开凿后的永济渠与通济渠、莨荡渠等一起，构成了贯穿我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雏形。
唐代永济渠、滹沱河和潞河三水汇流人海，在今军粮城附近形成著名的“三会海口”港口，即唐《通典》所谓之“三会海口”的出海口。由于此处临海傍河并建有大量仓储设施贮存漕运货物，可供河、海漕船停泊，“军粮城”及由此得名，并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海港。
宋辽时期，两国以巨马河、海河为界，西青区大部分土地位于界河南侧北宋地界，宋辽分治南北百余年，致使三会海口失去了南北转运的功能。当时西青附近主要河流有北流（黄河）、御河（永济渠）、滹沱河和巨马河，期间北流数次改道。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河决澶州西北，流入御河”。黄河水沿御河向北经界河入海，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黄河改道沿界河入海。尽管当时界河水量丰富，既可向东入海，也可北通潞水，但为“免戎人邀击之患”，漕运河道仍沿用旧永济渠。由于北宋建立了“塘泺”防线，永济渠穿越“塘泺”防线部分亦被称为“保信沙塘”。所谓“保信沙塘”，是指保州到信安之间塘泺防线。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夺取了燕山府，为驻守燕山府驻军运送给养的漕运船队“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赡燕军。”说明北宋漕运仍沿用永济渠故道。
金初统治中心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迁都于燕京（今北京），天德五年正式定都，改燕京为中都，为充实都城，鼓励移民入都，并将宗室贵戚迁入中都，迁都后的金朝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
迁都后，金朝为了保证保障首都供给，主要通过漕运和陆路运输两种方式，其中由于漕运省事省力更以漕运为主。金初漕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沿用旧永济渠，自独流开始折向西北，穿过冀中洼地，经信安、霸州直达涿郡，是漕运的主要河段，主要用于接纳山东、河北、河南的漕粮。另一条平行于海岸线，沿今潮白新河向北通辽东。
据《金史》所载，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山东粮食喜获丰收，因运河堙塞，不得不从陆路将粮食运入京城。于是金世宗责问户部侍郎曹望：“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下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在皇帝亲自督问下，各地加快了对漕运河道的疏浚治理。但是由于缺乏水源补充，此后的疏浚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
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有人提议开凿卢沟水通漕。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完工，其“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这就是著名的的金口渠。由于河水含沙量较大，使河道淤积，至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三月，不得不“遣使塞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的金口渠前后只使用了十余年便遭废弃。
由于永济渠旧道淤塞，新开凿的金口渠也於塞不能使用，迫使人们另觅水源开通漕运。
二、开凿过程
为了使“船运至都”，经多方勘察，新的漕运河道沿用了部分黄河故道，自独流经柳口（今杨柳青）至三岔河口转入潞水，北上通州。金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改造后的漕运河道，“东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沦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突出了“信安海堧”（三岔口）的枢纽作用，加速了其周边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自泰和五年实施潞水通漕，至贞佑二年迁都停止漕运。
三、“潞水通漕”对西青区的影响
（一）催生了“柳口”等沿河村落
北宋时，西青区大部分地区处于宋辽边界“塘泊”防线之内，由于“濒海斥卤，地形沮洳”，多洼淀，加之黄河改道之扰，境内除御辽之寨铺以外，鲜有民众在此定居。
所谓“柳口”即“地最冲要，以地多杨柳故名。”《金史》中有柳口巡检李咬住等平叛受奖的情节，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中晚唐，北宋时形成逐渐形成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模式。金代沿用宋制，在州县、边境地区等设置巡检，其职责是巡逻和逮捕盗贼等。因此处原为黄河故道，章宗五年（公元1205年）之前运河并不经过此地，且明昌年间（公元1190年至1196年）“北流绝”，没必要在此设立巡检。据此推断，“柳口”之名应在章宗以后随漕运运河发展而出现。
（二）促进村落形成发展
金章宗（公元1205年）漕运河道未经西青区以前，史书中有明确地名记载的地名寥寥无几。实施“潞水通漕”以后，三岔河口成为漕运枢纽，与三岔河口相距咫尺的“柳口”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运河码头，并带动了周边村落的形成。明永乐后大批移民来此沿河定居，形成大片村落，仅运河沿岸的就形成村落30余个，可以说漕运运河的发展促进了西青区村落的形成。
（三）加快了西青水运经济的发展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吸引了大批从业者加入水运行业，据清《津门保甲图》所载，仅杨柳青地区就有“杨柳青者……船户一百六十户，船伙二百七十七户”、“马神庙之西……船户三百三十四户，船伙二百四十四户”，而运河沿岸的小梁庄、张家园子等地也有船户，可见当时运河沿岸水运之兴盛。水运的兴盛不仅养活了沿河沿岸的百姓，也涌现出一批靠漕运起家的豪门巨户，其典型代表为杨柳青石家。石家靠漕运经营几代，最终发展成为“津西首富”。这其中虽有经营者的智慧和辛勤，但运河对地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四）独特的水质造就了特色农产品
甘醇的运河水除了满足沿线居民的生活用水外，也造就了一些独有的特色农产品，除了著名的“沙窝萝卜”外，运河沿岸所产青麻叶白菜及烟叶亦非常有名。《静海县志》中曾写道“菘，即白菜。……昔周顒称乡味之美，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也，味美而食久，运河沿岸产者最良。”“烟叶，以运河两岸及多瓦砾之高地基产者其味最良”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大大方便了南北之间的交通运输，开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潞水通漕”结束了漕运河道不经西青区的历史，对西青区的村落形成及城镇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