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天津杨柳青年画被国家确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从事杨柳青年画工作的霍氏三姐弟——霍秀英、霍庆顺、霍庆有同时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大师的光荣称号,这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坚持不懈地从事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工作中的功绩,也确立了他们的祖先所创立的老字号画店——玉成号，在天津杨柳青年画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天津杨柳青年画店——玉成号是由霍氏第五代传人霍玉棠与盟兄韩春荣先生，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创立，初名为春玉号画店后来确定名称为玉成号画店。
  霍玉棠的父亲霍福森于光绪年间携画艺迁居天津杨柳青，初为戴廉增画店做工，深得店主戴少臣赏识。其子霍玉棠自幼聪慧,好学,继承父亲画艺,凭借年少气盛与盟兄弟韩春荣独自撑起门面，网罗人才，集年画创作、出样儿、翻版、雕刻、刷印、手绘、裱糊工艺,成为杨柳青年画衰败时期最大的画庄之一。建立玉成号年画庄初期甚是艰难。他们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市面混乱，不得不把门铺关闭，另想它法。此时,接到杨柳青镇南义成永画店之邀继续从事年画创作、刷印。抗战时期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危险，为年画他们游走许多地方，曾远赴张家口开店营业，但由于日寇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情的封杀，只得重回到天津杨柳青,在镇内土地庙坚持年画制作，他们一边生产，一边攒钱，解放战争前夕由霍玉棠、韩春荣、韩春柏三人合资购买了老宅（原杨柳青二街河沿大街1号,后改为243号）,准备扩大再生产。
  杨柳青刚一解放,霍玉棠、韩春荣就联系了张兴泽老艺人以老宅作店铺重开玉成号年画庄，他们的行动得到杨柳青军管会的大力支持。场地有了,没有资金,大家一起春天种地，到了八月份继续制作年画。为了资金，他们卖过茶水,搞过加工,霍秀英，韩秀英两个女儿去运河抬水、卖水，小小的年纪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但也幸运出生在艺术世家，从小受父辈指点，早早接受艺术教育。在这期间霍玉棠、韩春荣有意识将自己十几岁女儿霍秀英、韩秀英（韩春荣之女）带在身边让她们拜在张兴泽（李长泰门弟、李曾是清中期年画业著名画师，因擅长画娃娃得美名“娃娃李”）门下，学习张师傅晕染技法，开脸俊俏之绝技。1953年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了杨柳青年画行业互助组,在这期间吸收陆思荣，尹青山，王顺安入组，人多事多，更需要资金。此时有一位女同志（文化部派来调查的人员）从杨柳青火车站下车，一进杨柳青就打听天津杨柳青年画，打听画店，几乎从镇西到镇东没发现一家，后来听街上的人说,杨柳青东摆渡口有一家姓霍的开画店，她直奔玉成号而来。
  当霍玉棠听说是中央派人来调查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现状时，他们非常激动,党中央没忘记杨柳青年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忘记老艺人们，高兴得他们把自己家所有的东西拿都给她看。这位女同志看到老艺人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下制作年画也非常感动，她把自己的钱捐给老艺人，并回到文化部申请了五百块钱给了他们。在她的要求下，霍玉棠与韩春荣等把玉成号画店内的画版及其它画店封存在一个仓库中的各种画版借出来给她印墨线版。通过这样一次翻印留下好多珍贵的品种、甚至是绝版或孤版。
  这次翻印深深感染了刚刚三、四岁的霍玉棠大儿子霍庆顺。原来杨柳青年画这么多品种！那些优美的图案他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每当提起这件事他都为之感叹不已，要是现在还留有那些画版该有多好啊！由于年画互助组建在自己的家里,霍庆顺每天起来都在父亲、姐姐的跟前转悠，他耳听的是年画，眼看的也是年画，有时他出于好奇就找姐姐要一张墨线版，让姐姐配好颜色自己就开始“抹”，两个姐姐们看了，说他是天生画画的苗子。听了夸奖以后，他非让姐姐给他调好颜色自己手绘《和合献宝图》，令父亲和姐姐们想不到的是他真的成功了。父亲、叔叔、母亲等看了非常高兴，都夸他将来有出息，他把这幅年画装裱起来挂在睡觉的房内留作纪念。霍玉棠小儿子霍庆有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一心学画。霍庆顺、霍庆有哥俩经常听父亲讲些年画的传说，比如《初二迎财神》画中用聚宝盆煮饺子，里边冒着火光而不是热气。父亲告诉他们那冒的是财气。他们听了越发地对年画感兴趣。
  公私合营的浪潮也涌进了杨柳青，老艺人们不甘落后,积极筹备互助组，在五人的基础上又扩大到九人。1956年成立了“静海县杨柳青年画业生产合作社”。地址仍在霍氏老宅，后迁址杨柳青十六街和平大街1号，与霍氏老宅隔南运河而望。虽然年画作坊不在自己的家了，但霍庆顺、霍庆有小哥俩依然把合作社看成自己的家,每天跟着姐姐、父亲后面玩耍，闹着与张兴泽师傅学手绘。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霍玉棠、韩春荣白天在合作社上班，夜里回家做加工活,霍秀英、韩秀英负责手绘，赚一点加工费补贴家中生计。这件事因被告发,戴上了“地下工厂”的帽子，退赔了好多钱。霍玉棠对这件事始终想不通。作为十二岁大的霍庆顺，看到父辈、姐姐们辛苦劳作总想帮忙，但又无从下手。一天他趁大人们上班，自己跑到韩春荣画室内，第一次拿起工具翻开纸张，刷印墨线版,第一张刷印完,他把韩春荣刷印的活翻开与之比对，觉得没有差错，他一口气把全部纸张印完，第二天继续偷着干，这次没那么幸运，让大人们发现了，在大人们惊奇的眼神中他哆哆嗦嗦承认了“错误”。父亲非常高兴，从此父亲手把手地教他，也从偷艺转为学艺。他每天放学后到工场做刷印,从小张刷起，到大贡尖，因为个矮够不着案子大人给他找了个凳子垫在脚下。
  霍玉棠与韩春荣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和年画继承的问题，开始着手请名师、召学员，准备举办培训班。1959年请来了创作经验丰富的画师赵景贵、潘忠义（在民国期间就非常著名）两位师傅作讲习教师，同时召学员三十余名。经过一年多筹备“杨柳青年画学习班”正式开课。霍秀英拜在潘忠义（王喜荣之大弟子，王是清末期间著名画师，以细腻闻名画界，称“画儿王家”，而潘在民国末期画界有“潘美人”之称）门下为徒,潘忠义师傅把配色、研色、填色等技法倾心相教,特别把“画儿王家”的秀美清俊的开脸绝技传授给她。经过霍秀英几十年的吸收、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她对仕女年画颇有心得，她手绘出的仁女年画，不但端庄、俊俏更突出精细、透亮、给人舒适感。
  为了让天津杨柳青年画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1958年在天津市文化局的倡导和支持下，静海县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与天津的“荣宝斋”、“德裕公”两家画店合并，共同成立了“天津杨柳青年画社”。
  高小毕业的霍庆顺继续去画社刷版，接版工作，同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了刻版技术。因此他期望画社接纳他，直到画社搬到天津市内，他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却被分配到杨柳青家具厂。因为他会画年画的缘故厂领导让他当了一名油漆工。在这一岗位上，他没有放弃年画,努力向老师傅学习，把年画的配色调色技法运用到工作中，并且研究它们两者的不同，总结出用油漆绘制年画的技巧，在文革期间用这种方法绘制“主席”人头像,博得同行的一片喝彩，他的配色、调色以及雕刻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于老艺人们来说，由单干变成了年画社的正式职工,能按月拿工资,有福利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霍玉棠、韩春荣更高兴，他们不愁资金，更不用愁做出的年画卖不出去，有一件事让霍玉棠刻骨铭心，由于他自幼站着作画，两腿患有严重的“连疮腿”（即静脉管溃烂），流脓不止，单位领导亲自带着他去医院，直到病情减轻为止。为此领导还在单位下了个告示，只允许霍师傅一人坐着工作。还亲自找人给他制作了一个木凳子。更让他终生难忘的是,1960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杨柳青年画店视察这件事。潘忠义师傅跪着与周总理说话,周总理赶忙把潘师傅扶起来说:“我们是人民公仆，专为人民服务的”。潘师傅认为总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大人，不能慢待不敢抬头正视，总理笑着与大家取笑“你们说的那是过去,我们新中国不兴这个”，他还给大伙讲天津贡献最大的要数东风手表厂和杨柳青年画社,年画可以给国家换回外汇。老艺人们听了更加兴奋。周总理问大伙还需要什么？霍玉棠大声回答:“槐黄，咱们厂子槐黄最缺”，周总理当场记了下来，不久大批的颜料槐黄进厂。这件事对霍玉棠师傅促动最大，他说还是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拿他这些穷要饭的人当人看，他跟定了共产党。
  在霍玉棠的小儿子霍庆有的记忆中，国家刚解放,他们家经常来口袋插钢笔的干部,他记得他三、四岁时，一群外国人进了他们家门，看着年画嘴里不停地嘀噜咕咕地说着听不懂的话,翻译告诉他父亲,外国人在赞扬杨柳青年画。他好奇，原来他们家这小小的年画还是好东西，这么金贵，连外国人都稀奇。他立志要画出外国人更惊奇的年画,他更勤快跟着父亲、二大爷和姐姐们，看他们画画，听着他们讲关于年画的事，学着他们刷印，上色儿,一直到1966年年画店搬到了市内。
  老艺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刚有些好转，“文革”开始了，目睹了因为有许多旧的东西而遭到游街示众、挨打受欺。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霍庆有深深陷入了苦闷,不能因为这些古画版父亲遭殃，他忍痛割爱地举起斧头，但父亲们却用另一种方法躲避这种灾难，他们把画版藏到房上，结果把房梁都压断了。他们连夜在院中挖了大坑,用塑料把画版包起来埋了。也许老天真的不想保留这些宝物,也许这些宝物因为世道根本就不想再留在人间，那一年雨特别大，雨水灌满了大坑，古版竟被泡烂。霍庆有因为劈了古版，心里拧了一个大大结，他愧对祖宗们留给他们的宝物，郁闷的他总想弥补心里的欠疚。
  这一机会终于到来了，1978年的国家的政治气氛使霍庆有似乎嗅到了什么,他从自己的房间旮旯内翻出一张胶印《红楼梦》年画，那淡淡的蓝色线条看起来真是优美,他越看越喜欢,竟情不自禁地萌生了要收集这些古板，自己刷印墨线。他开始在自己房内找，去父兄、二大爷家找,只找到一块残破的《灶王》古板，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哥霍庆顺,哥俩不谋而合，悄悄鼓捣起来,他们用胶皮按照古板画线仿照着把残缺补齐,破的修理好，找了过去的老颜色涂上,简单地刷了起来，他们越干越高兴，退休在家的霍玉棠见了手开始痒痒起来,也想一起干。霍玉棠的妻子却在一旁提醒自己的丈夫，别忘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档子事儿。霍玉棠听后默默无言地离开，哥俩断断续续地偷着干。
  此时，街坊邻居也时不时地提醒他们把年画拾起来。国内国外的人们开始到杨柳青打听天津杨柳青年画，但因当时杨柳青没有一家年画作坊，他们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看他们叹息的样子,霍庆顺、霍庆有哥俩心里急，只好围着父亲时常说一些关于年画的事。霍秀英和韩秀英也来把她们所见所闻讲给父亲听。霍玉棠终于同意了，并说自己是霍氏年画第五代传人他们是第六代，希望他们继承下去,否则的话这玉成号就会后继无人。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的拍板定局,这是有关杨柳青年画霍氏世家为开办玉成号而商讨了近两年的话题,终于在老画师霍玉棠的同意下画上了圆满句号。万事开头难,然而对于老画师霍玉棠来说，干了一辈子年画也觉得毫无头绪，毕竟十余年了,所有的工具已经毁了。但他根据俩个儿子和俩个女儿们特点进行了分工，大儿霍庆顺为长子应该顶起门户，负责内外加工活、账目及手绘、刷版。二儿霍庆有负责收集古版、线版、旧年画以及刻版、补版。俩个女儿负责调色、配料、手绘等。大家白天都去上班,晚上或周六、周末聚在一起各自把准备工作汇报给他们的父亲，然后再听父亲的下一步的安排。霍玉棠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下去，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霍庆顺先生在准备工作时，突然想起“文革”中藏起来的旧年画墨版，他把它们仔细描绘、整理、收集到档案中，把第四代传人霍福森刷印年画的案子从旧木堆内找出来，重新拼接、装订、油漆，使它重新焕然一新，又从各个角落把旧工具拾腾出来洗刷、修补，另外又置办了一些新的工具。这些应手的工具都凑齐了。但由于科技进步的缘故，旧时所用的原料基本被淘汰，现在必须改革制作年画工艺，来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一步要改革刷版的原料。旧时刷版要用碳黑和板胶,而今,这种板胶早已在社会上被废除，碳黑也不多见了。用什么刷版？现代人书法用墨汁，而墨汁又分十几种，用哪种最好？他买来所有的品种,一个一个品种的试验,达到最满意思为止。再有手绘主要靠颜料，旧时老师傅都用植物制作颜料,这种颜料叫实色，绘在宣纸上永不褪色，这也是杨柳青年画的一大特色。他除了寻找过去的颜料，自己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四邻八乡范围内寻觅有关植物自己制作，有的无法做的通过各种渠道买一些颜料，试验代替品，像这样的困难遇到很多，但都被他攻破。
  对于霍庆有先生来说，筹备玉成号年画店的事似乎是上天赐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他把父亲交给他收集年画版的任务作为他六十年代劈画版的一次补偿，他先从杨柳青四邻八乡开始，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邻串巷,听到哪家有版，他就和人家软磨硬泡,直到把木版收购到手,然后又把范围扩展到天津附近的东丰台村至到武强、山西、平水、江南桃花坞等,收集了200余个古年画版这里有仅存于世的绝版,还有世上绝迹多年的年画样稿儿。在收集画版时，他常常遇到，有的画版看上去他非常喜欢，就跟人家说好了然后赶紧想办法筹备资金,等他再回来,人家用高价把画版卖给了外国人。每每遇到这样事他恨自己，却又无奈。在这一过程中，他又被逼出另一个本事，每每碰到这种情况，他都仔细研究它们，牢牢记住它们，回到家或旅店内操笔画在纸上，回来后把它们描在宣纸上，拓在木板上，在父亲指导下学着刻版。他听说现在有刻版机，他跑到人家去看，求人家让他试试，回家后他就研究用别的机械改造成比别人要灵巧的多的刻版机。他兴高采烈地再看他用刻版机雕刻出来画版，觉得怎么也没有古年画版的味道。他弃刻版机，改学手刻，从一斧一凿开始，竟练就了线条流畅、细腻、清晰、稳健的刻版风格。
  在他收集画版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让他始终不能忘怀，他认为这件事是杨柳青年画祖师爷们显灵帮助了他:有一邻居拆房，山墙上露出了一张年画,他得知后，恳求人家停工,然后伏在快要倒塌的土墙上，一点点地往下揭,揭下来一张后，他惊喜地发现后面还有一张，揭下第二张，更让他惊喜的是又露出第三张。它们均是100余年以前的古年画,激动得他热泪盈眶。面对这些残破的年画,他却手足无措,还是父亲手把手地教他补残、装裱。以后，他共补残、装裱古年画百余种，至此他又从父亲手中学到了补残、装裱年画技术。
  霍庆有先生是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拼命三郎”式的人物，所以在收集古年画版的过程中，经常透支体力，饥一顿饱一顿，食无定时觉无定时，因此，相继患有肝硬化,腿浮肿、眼疾,现在落下两腿粗细不均,肝硬化等疾病，但他说,现在的条件和老艺人比起来已经是天上地下，老艺人们过去在彩绘时，手里托着的颜色盘，冬天颜料被冻成块,用舌头舔一舔,再舔舔笔头，接着填色，后来有些老艺人不知不觉地死去了，原因就是过去的颜料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有的毒性挺大，他们就是死在这些毒品中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想到此，他不感觉自己有多苦。
  经过霍氏一家六年的艰辛努力，绘制传统年画40多幅，在1986年的春节期间，他们在老宅四合院的外墙上挂满年画,开始了家庭式年画展览，连续5天的时间，吸引了很多观众，在杨柳青反响非常强烈,人们要求再延长展览时间。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整理出部分新样,展期多达半个月。此后,年画展览坚持了十载，品种增至60余个,从内容上大概分五类：民俗类:如《庄稼忙》、《渔家忙》、《大过新年》、《庆元宵》等；娃娃类:如《福寿三多》、《鱼庆欢喜》、《莲生贵子》、《长命百岁》、《富贵长春》等;仕女类:如《麒麟送子》、《天仙送子》、《仕女游春》、《金玉满堂》等—戏剧类：如《打渔杀家》、《长坂坡》、《金沙滩》、《四杰村》、《刘备招亲》、《穆桂英挂帅》等;神话故事类：如《七夕相会》、《喜神接财神》等;神像类:如《灶王》、《财神》、《门神》等。
  霍家四合院成为人们春节、元宵节的文化游乐重要场所之一。在举办家庭式年画展览的基础上，百年老字号“杨柳青年画玉成号画店”面市营销呼之欲出。
  1993年10月，霍氏年画世家在天津市及当地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玉成号画店”终于开张纳客。由于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杨柳青年画民间作坊，所以倍受主流媒体的追捧，《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中国文化报》、《今晚报》等十三家报社以及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台湾广浦有线电视台等十二家电台都相继从各个角度给予全方位的报道，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美国等国际友人先后来店参观，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店铺开张，老字号牌子也挂出去了，接下来该是什么？大家聚在一起作画、卖画、赚钱？这不是目的，霍氏姐弟们开始了他们比筹建“玉成号画店”难十倍、百倍的工作——传承杨柳青年画』特别是因为市政建设，老宅被拆除，他们依依惜别了老宅，各自又有了自己的新住宅,他们不约而同地又都同时挂出“玉成号画店”的招牌继续他们的年画制作，即从一个玉成号变成四个玉成号分店,这无疑在传承上起到了带动作用。
  霍秀英、韩秀英两位女士退体后，仍不知疲倦地把自己从老艺人手中学到的技法毫无保留的教给徒弟们。九十年代中期她们曾代表天津妇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当场手绘杨柳青年画。她们精湛的技法博得了各国妇女的赞誉。霍庆顺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玉成号画店”的老字号店名该是一个杨柳青年画的名牌，为此，他花了一千余元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玉成号画店”商标，又花钱购买了专用经营权，他这样做就是为保护这
  个既有传承历史，又有传承人的老字号,保护它不被那些国际、国内别有用心的人冒牌，或欺诈。他还把自己的儿子、女婿留在身边教授他们有关技法,他打破门规之见把技术传授给社会失业青年，让他们不但有吃饭的本领,还要让他们去传授杨柳青年画，他在画界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几次代表杨柳青年画民间艺人，出访欧洲、美国、泰国并现场作画，赢得了当地国人民和媒体的赞扬，令他最高兴的是在瑞士作现场表演时，瑞士的中小学教师带领学生们参观观摩,使孩子们领略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博大和深奥,在他们的幼小心灵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年越半百的他现在仍然孜孜以求地整理古版,对那些将要失传的古年画刻版保留，不断研究现代年画着色规律、颜料的制作方法，保留更多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如今他们的小孙女在他们带领下也在一边上学，一边学手绘技法，按他的说法,霍氏年画已有第八代传人了。霍庆顺先生除了作画，他还要还把这些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写成文章、著书，以示后人更好地把杨柳青年画传承下去，他撰写了《杨柳青年画工艺流程》、《杨柳青年画的传说》、《制作杨柳青年画的关键问题》、《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彩绘工艺、用料技巧、调色及颜料的制作》等。
  霍庆有先生在杨柳青年画的传承方面发挥了他的特长。他认为传承,首先让人们认识杨柳青年画是个嘛东西。因此,他不惜血本在杨柳青繁华区购买了二百余平米的住宅,把它辟为天津市唯一一所家庭式年画展览室，内陈列着400余块年画古版。步入这座装饰一新的展室,随着年画内容的变化，又仿佛穿越了时间的隧道，把人们带入遥远的过去，了解了封建时期的社会，人文的变迁，时代沧桑在瞬隙间交替转换。这些充分显示了杨柳青年画的多品种、多层次、多内容的文化包容性，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第二步，他把所收集的旧年画，分门别类地做了整理,对于绝版年画，他亲自刻版、翻版、刷印留作资料，其中《母子图》就是他抢救、挖掘并入藏的、世上早已绝版的年画。他根据老艺人们的口传收集了佛教类年画并翻阅有关资料，通过记载的内容,创造和绘刻有关缺失的佛像，形成了一整套佛像类年画，填补了杨柳青年画佛像类的空白，真正成为霍氏佛像年画。他还雕刻杨柳青年画最大版《莲年有余》图（长八尺、宽四尺），专用于大开间会议厅。
  第三步，教徒授艺，他把在西青区邮局已经上班八年（邮政部门正式职工）的儿子“叫”回家,辞去公职，一心一意专门授以他年画的技法，同时带着七、八个无职业的社会青年，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他用各种方法给予他们资助。一批批地学员毕业了，有的自己也撑起了门铺,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种现象，他总是以赞许的口气夸他的学生。
  第四步，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杨柳青年画。霍庆有受天津西青区教育教学研究室之邀,为中小学美术教师教授杨柳青年画技法,培养了一大批年画专业教师,并参与了中小学生杨柳青年画绘画技法教材的编写,使西青区能够顺利地开设杨柳青年画技法课程。他参加多次高级别的有关年画的讲座，并成为主讲人。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学院聘请霍庆有先生为中国木版年画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五步，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改良不符合规律的技术，创造新的技术，达到省工、省力、省材料的目的。比如旧时有的年画由于幅长，而宽度不够，没有适合的板衬，只好拼接，这样既浪费版材又费力费工，他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年画制作到这个份上就必须用巧劲，因此,他勾线时想到怎样给雕版留出省力的地方，在雕版时又会想到刷印的省时，他的改革为年画技术革新打下了基础。
  霍庆有始终坚守着一个准则，那就是在他店铺出去的年画必须是木版手绘年画，并以这种方式来引导市场，引导年画行业，逐步地进入木版年画兴盛期。他对市面运用其他方法制作的年画给予充分的理解。他认为,有的年画作坊本无木版,只有用其它方式代替,这也是无奈的事情,应该帮助他们很好地渡过这一阶段。
  基于霍秀英、霍庆顺、霍庆有三姐弟在杨柳青年画方面的传承贡献，中国文化部在2006年特授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人的荣誉称号，同时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于中国民间艺术（天津杨柳青年画）百名杰出传承人的称号。
  文章写到此，就用霍庆顺大师的话做结束语吧，霍庆顺先生说,杨柳青年画是杨柳青年画师们几百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它不属于某个人的,它属于中华民族的。我努力传承杨柳青年画就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玉成号是传承的基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只有吃得艰辛、付出代价甚至牺牲自己一切把这项事业做下去，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父辈，才能很好地接继他们传承给我们的古老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