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长篇小说《大画坊》《赶大营》杨柳青的“双璧”
内容
新作《大画坊》是天津市作家扈其震历时四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木版年画为题材的作品。作品描述了两个年画家族三代人的百年沧桑，并折射出民向年画发展和画业商道竞争的历史。长篇历史小说《赶大营》是天津作家晨曲的新作，作品以津商命运为主要内容，集中展示了杨柳青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近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天津市作协及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宣传部，在天津杨柳青联合举办了这两部小说的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及京津两地文学评论家20余人与会。本报摘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蒋子龙：（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
弘扬与飞跃
今天由中国作协创研部胡平主任带队，来到杨柳青来参加《大画坊》《赶大营》的研讨会，这不仅是对以上两部作品的鼓励，也是对天津文学的支持。
杨柳青是历史文化重镇，知名度很高，给天津市争了光。现在又有了《大画坊》和《赶大营》两部小说的同时出版，写的都是有关杨柳青历史文化的题材，这无疑是对杨柳青文化的又一次大力弘扬。
以前读过晨曲写的小说，比如《霍元甲》，再看现在的《赶大营》，觉得这次是飞跃。首先他的——编者视野变得开阔了，小说容纳的信息量很大，气势恢弘。看这本书时我很好奇，“赶大营”这一题材有不少人动心要写，都是因为它太大、太敏感，有些地方很难处理而最终没有写成。晨曲居然把这
些难度都绕开了，化解了。小说发扬了传奇性、民俗性的特色，看得出是向影视方面靠拢。《赶大营》题材很深，如果不追求电视剧效果，在文学性上下大功夫，精心磨砺，完全可以写成经典。
扈其震的中短篇小说我看过不少，现在他终于有了长篇作品。他对得起文学也对得起自己了。看完《大画坊》有一个感觉，感觉写得很热闹，两家年画作坊怎么斗，还有情爱。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但应该先抓住年画里的魂。因为魂才是亮点，是民族的精灵。写出年画的魂后，作品就升华了。然后再去写怎么斗，怎么爱等等那些人性的东西，也许就会更深刻了。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重大历史题材是稀有资源
这一次在杨柳青举办《大画坊》和《赶大营》的作品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一个地区一下子出版两部描写本地区的长篇小说，实在是很少见。这两部小说都是反映杨柳青历史文化特色的，自然会大大增强地方文化软实力。
现在，各地区都在竭力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借文化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很多地方风景十分漂亮，但是没有文学艺术的渲染和传播，就不为人知，自然风光的资源就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如果有了长篇小说、电视剧或者一首歌，都能使一个地方火起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位作者都有先见之明，写了杨柳青历史上的两个重大历史题材，他们占了这一先机。重大历史题材是稀有资源，应该认真细致地挖掘和利用才好。
《大画坊》写的是年画行业。在文学创作中，写行业特色容易与文学性产生矛盾。我觉得作者把这一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没因为对行业性的描写而牺牲了小说性。
张守仁：（原《十月》杂志社主编、评论家）
为年画艺人立传
特定艺术的诞生，往往和特定地域的资源有关。诚如罗马、佛罗伦萨附近，生产优质的石料，便孕育了大量的石匠，并从中诞生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批闻名于世的雕刻大师。同样，天津杨柳青最易生长杜梨树，该树木纹细腻，软硬适中，因而最适宜做刻印年画的木版，于是当地便有了著名的雕版师、画师。
杨柳青因盛产年画而闻名于大江南北，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北方木版年画的中心。《大画坊》作者扈其震的功绩，就在于他首先用杨柳青年画及其传承人作为题材，撰写了一部严谨、严肃的作品。小说历史感、地域感强，是一幅杨柳青的风俗画。语言颇具“津味儿”，是津味小说的优秀之
作。我尤其欣赏作者塑造了白俊英这样一位美丽、聪慧、善良、能干的女主人公。她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年画界德艺双馨的人物。
白俊英从小失去父母，流浪到北方，被金守诚一家收养为童养媳，长大后成为金家的弱智儿子金画彩的妻子。由于长得俊俏，经常受到歹人、贪官的骚扰和侮辱。金家不断遭逢灾难，她像顶梁柱一般挺立下来，忍辱负重，饱经沧桑，挨过了一道道难关。其间，年画是她漫漫长夜里的明灯，是她冰天雪地中的炉火，是她不幸人生中的保护神。她已和年画融为一体，她就是年画，年画就是她。于是杨柳青年画便有了百折不挠的传承人。一直到晚年，她仍嘱咐儿孙：“一定要牢牢记住，干好画业，一辈辈往下传继，这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她教导下一代：诚信为商道之本，美善乃卫画之魂。
一部长篇小说是否成功，首先要看他塑造的人物是否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白俊英这个巾帼女杰，是一位能够立得住的文学形象。祝贺作者创作了这部为年画艺人立传的优秀作品。
崔道怡：（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评论家）
杨柳丹青中华神韵
《大画坊》是天津也是中国文坛长篇创作的一大收获。
杨柳青年画是个体手工和灵性美感的艺术创造。从创稿、绘图、雕刻、套印、彩绘直至装裱，无不是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古镇杨柳青，北国江南的地域风情，氤氲历史的诗意，喷薄文化的底蕴，也是一处幽雅别致的游览胜地。凡此钟灵毓秀，都被扈其震吸纳进了他的小说《大画坊》。
《大画坊》以其题材独特和新奇独树一帜。然而对于小说，题材只是载体，人物的塑造与故事的设计，才是命脉之所在。《大画坊》不仅以题材取胜，更引人瞩目的是其人物的鲜活与故事的生动。她写画更写人，写杨柳丹青更写中华神韵。与其说她是民间木版年画的史记，毋宁说她是炎黄子孙品性的传奇。
作家截取杨柳青年画进入宫廷的鼎盛期，在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同行竞争、社会困境、特别是在暴君专政的迫害之中，描叙了女主人公白俊英坎坷的一生。她是美丽的，乾隆皇帝惊艳垂涎，独眼平民痴迷终生。她是善良的，能解人意，可暖人心，报恩情深，扶危济困。她是坚韧的，不畏强，不惧死，为维护亲人和自身，敢用刻刀拼命。她是诚信的，“做人要有杆秤，多穷多难都不能乱了定盘星。”
尤可贵者，当诸多历史小说颂扬乾隆盛世时，扈其震通过令人发指的文字狱揭示了这圣明之君昏聩残忍的本质。白俊英跌落进“钦犯罪眷”的炼狱，这也是古往今来诸多国人几曾感同身受的境遇，检测着世道，磨砺着人心。尽管统治者的意志左右着庶民的命运，但身处逆境岿然不动，正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神韵。
白俊英与年画已融为一体，年画是她的阳光她的火种她的生命。因而，作品最后通过“鼓”画之神表达意旨：“美与善乃画之魂。天地万物贵在一个‘和’字，画师作画出于善心，观者从中感受美意。画艺上能出新，技法上显秉性，画面上荡清风。”这是对画对人也是对生活对未来的祝愿与期盼，呼唤、憧憬着木版年画和中华神韵绵延不断世代繁荣。
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故国八千里，风云百余年
近年来，《走西口》《闯关东》等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和家族创业历史的作品，深受大众追捧。处于同样地理位置的天津，作为一个开放较早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这一轮地域与家族文学的创作热潮中，却难见扛鼎之作。
最近读到作家晨曲（王洪海）50万字的长篇小说《赶大营》，这部作品被誉为“中国首部津商历史长篇小说”，读后方知此言不虚。在天津文坛上以及在题材领域内，确实有开创性意义。
《赶大营》题材的开掘，晨曲和他的同事们是下了真功夫的。天津距离新疆八千多里，虽然按现在的交通条件来说已非遥不可及，但“赶大营”距今140年，到实地寻访，努力寻找真实的史料，为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营造应有的感觉，作者这种艰苦踏实的创作精神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
王蒙新时期复出时，以“故国八千里，风云二十年”感叹自己的文学与生活之路，我们听了也感慨无穷。读《赶大营》，我脑海里不禁浮现起这两句话，虽然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而内在的汉族与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在这故国的疆域中是无处不在的。
作为小说，与历史并进的还有一条情感线，这里可以虚构的余地更大一些，但主要人物的后人犹在，所以对于史实的大框架，我想还是不会随便“戏说”的。
张春生：（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评论家）
传奇立人，开掘书史
《大画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年画作为题材，通过个人命运、家族纠葛、感情跌宕、年画兴衰、历史苦难的交织，从而形成了看似一幅近代民俗画，实际却是一部围绕杨柳青年画技艺承继的传奇。但是，这部传奇并非把笔墨胶着在起伏跌宕的情节上，而是以一种对人生的揭櫫去描绘民间艺人对今天我们所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自觉。这种“自觉”，可以称之为“民族血脉性自觉”。于是就形成了题材和主题的升华。一方面，作品把民间艺术引向民族文化的人文性征，另一方面，又把传奇故事推向了对传统技艺对人生真谛的探求。
《赶大营》本身就是天津杨柳青人的传奇。它显示着杨柳青人的品格、视野和精神，也表明了百年前杨柳青人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文化张力。作者以一种对历史的严谨追寻，按照原生态的足迹，放大主人公安文忠的性格，从故事传奇走向了对英雄人格的塑造。小说也就为杨柳青人，杨柳青文化增添了富有魅力的艺术抒写。
两位长期在基层从事文化工作的作家，不约而同的倾心描绘杨柳青的年画和“赶大营”，形成了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作家应该在生活第一线，越是身在素材旁边的作者，往往越有笔写春秋的优势。两位作者对天津近代史，对杨柳青年画和“赶大营”的史实都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他们由历史进入人生，不是人物跟着历史走，而是通过人物彰显着历史。
由于突出描绘了主人公的坚韧与奋斗，作者为人物塑造了英雄的品格。也许正是这种对人物的阳刚之气的追求，加之对题材格外的偏爱，使作者在写作中形成了抒写的先验性。当然，这也许是情节性使然。从大众需要民间典型来说，小说所描写的底层英雄，是更加需要个性张扬的。对于注重草根蜕变成偶像的普通读者，显然更加拓展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
新鲜好看的《赶大营》
以前读过写晋商、徽商、浙商的小说，也看过《闯关东》《走西口》等电视剧，对这些悲壮的历史有所了解。现在读了晨曲的《赶大营》，才知道天津杨柳青也有这么一段历史，感到非常新鲜，整部作品具有题材的新鲜感和历史的新鲜感。
从艺术特色讲，这是一部比较好看的小说，晨曲在追寻一种传统的小说创作模式，体现了传统小说的美感，讲究情节，讲究结构，讲究人物塑造。小说以杨柳青人追随文将军驱寇大军、一路经商为题材，书写了杨柳青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创业过程，小说把传统的线性结构和网性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既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又使得小说跌宕起伏、错综复杂。《赶大营》有两条线，文将军进疆驱寇是副线索，以安文忠为代表的杨柳青人跟随大营，挑着货郎担子经商、创业是主线索，把这两条线索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军队与叛匪、军人与商人、商人与土匪、汉人与维吾尔族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地捏合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很好看。同时还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使作品有厚重感，达到了一定高度。
小说的精神特色很饱满，写出了杨柳青人独特的智慧，百折不挠的信心，杨柳青人的精诚团结、人性仁义和诚信，写出了军民情谊，写出了各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写出了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但是作品在结尾处，写了火烧津帮、安文忠告老还乡，这种安排有败走麦城的感觉，应该弘扬杨柳青人的意志和辉煌。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副主编、评论家）
复活历史记忆的传奇叙事
《大画坊》和《赶大营》以宏大的传奇叙事方式复活了有关“卫画”与“津商”的历史记忆，显示了两位作者对这一特殊题材的灵敏嗅觉。一个是立足本土艺术，一个是再现历史传奇，贴着杨柳青杰出人物的命运展开大跨度的编年体叙事，主题上都有一种树碑立传式的预设性质。虽采用的是传统小说手法，却各有各的视阈和亮点，以还原历史真相，重塑地域性格，强调个性差异。
《大画坊》很注重构思，每一章的题目都与特定的图画有关，既是精妙的谋篇布局，又与画坊所表现的故事、人物与氛围吻合。图画往往属于静态，小说叙事主要以细腻工笔为主，有如苏绣，笔墨浓淡非常讲究，给人一种精心打磨后的文字质感。人生命运颠簸于天堂地狱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给人以悲凉之感。同时，人们也了解了年画的历史由来、制作工序与技艺鉴赏，这些内容与民生沧桑的人间烟火交织，与味道醇厚的绘画、戏曲的民俗气息交融，还是比较生动传神的。扈先生以业余写作状态驾驭这样一部年代久远、专业性强的大作品，极具挑战性。感觉他的描写和叙述有板有眼，细腻入微，但有时过于黏稠。《大画坊》本来就是表现杨柳青民间艺术，如果对年画的艺术鉴赏与工艺制作的描写过于纠缠，容易造成阅读上的审美疲劳。
《赶大营》则属于动态的旋律，宛如急流险滩，长河落日，带有压抑不住的野生气息。这个历史题材是独特而罕见的，充满了典型的草根特色，既很刺激，又具有史诗的架构和价值。历史、人生、战争、商战、市井、文化、伦理、情爱等等，可以容纳的东西实在太多。作者将故土原乡，兵荒马乱，生死悲欢，嫌贫爱富，爱情聚散，义重如山，婚丧嫁娶，三教九流，异地闯荡，生意经营，塞外烽烟，西域文化，大漠风光，民族亲和等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时空背景阔大，情节线索繁多。但总的来看艺术剪裁还应加强，特别是长篇小说，以人物对话交代故事，推动情节，易流于单薄，也会限制故事的发展和深化。
闫立飞：（天津社科院文研所所长、评论家）
历史的诗意发掘
《大画坊》和《赶大营》分别以木版年画和赶大营的历史事实为题材，以诗意的方式发掘和展现了天津杨柳青地方的文化历史，因而它们都可以称为历史小说。但由于表现方式的不同，它们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大画坊》通过对传说人物白俊英的塑造，以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史。尽管它的人物、事件是虚构的，但人物生活的环境和木版年画的工艺技法、表现对象与艺术取向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杨柳青所独有的，这使得小说带有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特点。通过这部小说，既可以了解杨柳青木版年画独特的艺术手法与发展历程，也可以探索到这一艺术构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及其人文理念，因此可以说《大画坊》是从民间艺术与文化传说中生长出来的一部历史小说。
《赶大营》通过安文忠等人追随湘军到新疆经商创业的经历，再现了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尽管小说不乏艺术的虚构和传奇手法的运用，但它对真人真事的描述和“言必有据”的叙述方式，不仅使小说具有了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而且深入表现了津商坚忍不拔、勇于开拓、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和诚善守信的商业理念。这两部小说在发掘和丰富天津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扩展了“津味小说”的题材与表现内容。
李东华：（中国作协创研处处长、评论家）
打捞湮没的历史
看长篇小说《赶大营》，有两个没想到。一是以前听到天津杨柳青这个名字，总是想到年画，没想到在这个盛产年画的地方，居然还有可以和晋商相媲美的成功商人。二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伟业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讲过，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杨柳青的商人居然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赶大营》把这段已经湮没的历史重新打捞了上来。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样的历史风云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小小的货郎担子会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人们往往关注正面战场的惨烈和悲壮，忽略了战争的后勤补给。尤其是军队的日用品的买卖交易。所以，《赶大营》很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写了一场战争后勤补给方面的故事，写出了商业和一场战争胜败之间的微妙关系。
天津商人安文忠凭着一副担子，一个胆子，一双脚，从渤海之滨走到了天山脚下，完成了一个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他的财富积累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这根小小的扁担，一头挑着打击侵略者，反对民族分裂，恢复国土的历史重任，一头挑着一个渺小的个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从一根小小的扁担入手，凸显了一个人的沉浮沧桑，一个千年文化古镇的精神品格，一段历史的风云跌宕。《赶大营》从一个很小的入口，让我们窥见了历史的辽阔和人生的苍茫。它为我们解读历史，解读战争，解读地域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赶大营》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也许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就具备了太多的畅销书元素，天生是写成小说的好题材，几乎不用过分的雕琢与修饰，只要把那些原始的材料挖掘出来，那些原生态的故事本身就非常富有戏剧性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作者从一开始，就把它写成了一部通俗好看的书。他秉持中国民间那些最朴素最恒常的价值伦理观，站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去制造这样一个财富神话，去体味命运轮转的无常，去窥视财富背后的艰难险阻，去看看从天津到新疆这样一个时空转换所呈现的民风、民俗的巨大差异。我想，这部小说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完成了自己的叙事。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这段尘封历史重新审视的时候，看到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富有深意的东西在。它将等待着更多的后来者做更为深入的挖掘。
肖惊鸿：（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评论家）
一本书能走多远
长篇小说《赶大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是该书以50万字的恢宏气势成为第一部以津商“赶大营”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对中国近代史上津商赶大营的历史作了文学性的回顾，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史诗性的记载，同时具有文学创作反映津商历史的里程碑的意义。二是中国近代有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大潮。津商赶大营无疑也是一次相当规模的移民行动，是杨柳青人为抗争命运所进行的一次生死考量。他们前赴后继，展现了一幅“数万货郎满天山”的历史画卷。这部小说丰富了中国近代史上迁徙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填补了天津地域文学创作的一项空白。三是就小说文本而言，它首先在题材上具有选材的优势。它从家族传奇出发，源于历史而不拘泥于历史，在历史事实的情节演绎上有丰富和发展，遵循了历史可然性原则。其次，小说塑造了几个立得住的人物，如安文忠、巧云等，形象和性格都塑造得十分鲜明。再次，这部作品吸纳了电视剧叙事的优长，节奏感强。但遗憾的是，小说在材料的取舍上没能放开，故事发展过于枝蔓。在吸取电视剧长处的同时，如何把小说的本体特征表现出来，显然还应进一步考虑。结尾让安文忠告老还乡，削减了“赶大营”的意义。“赶大营”不在于杨柳青人衣锦还乡，它的意义在于给杨柳青人注入了开放的精神，以及他们面向世界的广阔胸怀。四是津商进疆，不只是带动了津疆两地的商业贸易，还通过“百艺进疆”的故事，丰富和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为边疆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做出了贡献。在此意义上，《赶大营》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的中华民族史学的价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越是全球的。津商从杨柳青出发，一路赶大营走到了新疆。而新疆的津商，是否有人去了欧洲？果真如此，津商与欧洲人是怎样融合的呢？“百艺”进欧与欧洲文化又是怎样一种融合和碰撞呢？这些，是杨柳青地域文化与国际接轨的一条线索，也是赶大营故事向更纵深、更宽广处的发展一条脉络。
一本书能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能走多远；一本书能走多远，一方百姓就能走多远。这正是这本书能告诉我们的文学的普世意义。
臧策：（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评论家）
“奇书体”的当代应用
《大画坊》这部小说，我最早是在《今晚报》上看到的。它的情节很吸引人，写的是作为津门民间艺术一绝的杨柳青年画。故事从民间传说中演绎出来，主人公白俊英是个民歌中传唱的人物。从这一点说，有点像刘三姐的传说。我觉得这个人物给女性主义的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很有意义。
《赶大营》则梳理了“津商”的历史，让这段已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天津杨柳青的故事，所以又有着广义的地方志的意义。历史是什么？按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历史就是叙述，就是书写，没有这样的叙述和书写，历史也许就湮没无闻了。所以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对于天津杨柳青及其历史，更是有着不可多得的特殊意义。
就小说本身而言，我想着重说一下文体的问题。西方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五四”以后才传到中国来的。而这部作品更像是汉学家浦安迪所说的“奇书体”，也就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文体。我觉得这种对中国古典文体的当代应用，给今天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非常有益。其实“奇书体”小说在天津有着深厚的土壤。当年的小说大家刘云若，就是专写“奇书体”小说的高手。他的《小扬州志》至今脍炙人口。这些优秀的文学传统，今天应该好好发掘。说到不足之处，我觉得两部作品中的善恶二元对立过于分明。这固然是民间故事中的一大传统，但我们现在来写还是应该有所发展，增加一些文本性和复杂性。
王爱英：（天津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对杨柳青历史的深度挖掘
《大画坊》和《赶大营》两部长篇，可以说是两位作者在杨柳青历史文化遗产中深度挖掘、精心打磨出来的双璧之作。
《大画坊》形象地再现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史。主人公白俊英具有为人称道的传统美德。尽管她一生多灾多难，却总是以德报怨，勇于担当，宁肯牺牲自己也要维系大局。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恰到好处地穿插与木版年画相关的民间故事，年画与故事相辅相成。因而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和地域文化语境。钱沛的出现为民间文化注入了知识分子的元素，这个人物的意义应该有所延伸，从他身上可以表现士人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关系，使得小说的层面更加丰富和立体。
《赶大营》取材于晚清的历史事件，杨柳青货郎在“赶大营”的过程中形成天津商帮。主人公安文忠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其座右铭，他在商道上讲究诚信，在婚姻方面亦恪守正人君子的准则。他跟巧云、柳霞、白妞以及妻子赵氏等几位女子的关系，处理得很有分寸。安文忠从一个小商贩，上升为赶大营的领袖人物，他胸有抱负，忧国忧民。以安文忠为代表的货郎们，洋溢着杨柳青的泥土味道，彰显了天津人那种跑码头、寻商机、艰苦创业的特点。这部作品若能加强边疆风情的描写，会更为精彩。
（转自《文艺报》2010年5月19日第11版）
摄影：于培福
蒋子龙：（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
弘扬与飞跃
今天由中国作协创研部胡平主任带队，来到杨柳青来参加《大画坊》《赶大营》的研讨会，这不仅是对以上两部作品的鼓励，也是对天津文学的支持。
杨柳青是历史文化重镇，知名度很高，给天津市争了光。现在又有了《大画坊》和《赶大营》两部小说的同时出版，写的都是有关杨柳青历史文化的题材，这无疑是对杨柳青文化的又一次大力弘扬。
以前读过晨曲写的小说，比如《霍元甲》，再看现在的《赶大营》，觉得这次是飞跃。首先他的——编者视野变得开阔了，小说容纳的信息量很大，气势恢弘。看这本书时我很好奇，“赶大营”这一题材有不少人动心要写，都是因为它太大、太敏感，有些地方很难处理而最终没有写成。晨曲居然把这
些难度都绕开了，化解了。小说发扬了传奇性、民俗性的特色，看得出是向影视方面靠拢。《赶大营》题材很深，如果不追求电视剧效果，在文学性上下大功夫，精心磨砺，完全可以写成经典。
扈其震的中短篇小说我看过不少，现在他终于有了长篇作品。他对得起文学也对得起自己了。看完《大画坊》有一个感觉，感觉写得很热闹，两家年画作坊怎么斗，还有情爱。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但应该先抓住年画里的魂。因为魂才是亮点，是民族的精灵。写出年画的魂后，作品就升华了。然后再去写怎么斗，怎么爱等等那些人性的东西，也许就会更深刻了。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重大历史题材是稀有资源
这一次在杨柳青举办《大画坊》和《赶大营》的作品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一个地区一下子出版两部描写本地区的长篇小说，实在是很少见。这两部小说都是反映杨柳青历史文化特色的，自然会大大增强地方文化软实力。
现在，各地区都在竭力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借文化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很多地方风景十分漂亮，但是没有文学艺术的渲染和传播，就不为人知，自然风光的资源就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如果有了长篇小说、电视剧或者一首歌，都能使一个地方火起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位作者都有先见之明，写了杨柳青历史上的两个重大历史题材，他们占了这一先机。重大历史题材是稀有资源，应该认真细致地挖掘和利用才好。
《大画坊》写的是年画行业。在文学创作中，写行业特色容易与文学性产生矛盾。我觉得作者把这一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没因为对行业性的描写而牺牲了小说性。
张守仁：（原《十月》杂志社主编、评论家）
为年画艺人立传
特定艺术的诞生，往往和特定地域的资源有关。诚如罗马、佛罗伦萨附近，生产优质的石料，便孕育了大量的石匠，并从中诞生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批闻名于世的雕刻大师。同样，天津杨柳青最易生长杜梨树，该树木纹细腻，软硬适中，因而最适宜做刻印年画的木版，于是当地便有了著名的雕版师、画师。
杨柳青因盛产年画而闻名于大江南北，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北方木版年画的中心。《大画坊》作者扈其震的功绩，就在于他首先用杨柳青年画及其传承人作为题材，撰写了一部严谨、严肃的作品。小说历史感、地域感强，是一幅杨柳青的风俗画。语言颇具“津味儿”，是津味小说的优秀之
作。我尤其欣赏作者塑造了白俊英这样一位美丽、聪慧、善良、能干的女主人公。她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年画界德艺双馨的人物。
白俊英从小失去父母，流浪到北方，被金守诚一家收养为童养媳，长大后成为金家的弱智儿子金画彩的妻子。由于长得俊俏，经常受到歹人、贪官的骚扰和侮辱。金家不断遭逢灾难，她像顶梁柱一般挺立下来，忍辱负重，饱经沧桑，挨过了一道道难关。其间，年画是她漫漫长夜里的明灯，是她冰天雪地中的炉火，是她不幸人生中的保护神。她已和年画融为一体，她就是年画，年画就是她。于是杨柳青年画便有了百折不挠的传承人。一直到晚年，她仍嘱咐儿孙：“一定要牢牢记住，干好画业，一辈辈往下传继，这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她教导下一代：诚信为商道之本，美善乃卫画之魂。
一部长篇小说是否成功，首先要看他塑造的人物是否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白俊英这个巾帼女杰，是一位能够立得住的文学形象。祝贺作者创作了这部为年画艺人立传的优秀作品。
崔道怡：（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评论家）
杨柳丹青中华神韵
《大画坊》是天津也是中国文坛长篇创作的一大收获。
杨柳青年画是个体手工和灵性美感的艺术创造。从创稿、绘图、雕刻、套印、彩绘直至装裱，无不是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古镇杨柳青，北国江南的地域风情，氤氲历史的诗意，喷薄文化的底蕴，也是一处幽雅别致的游览胜地。凡此钟灵毓秀，都被扈其震吸纳进了他的小说《大画坊》。
《大画坊》以其题材独特和新奇独树一帜。然而对于小说，题材只是载体，人物的塑造与故事的设计，才是命脉之所在。《大画坊》不仅以题材取胜，更引人瞩目的是其人物的鲜活与故事的生动。她写画更写人，写杨柳丹青更写中华神韵。与其说她是民间木版年画的史记，毋宁说她是炎黄子孙品性的传奇。
作家截取杨柳青年画进入宫廷的鼎盛期，在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同行竞争、社会困境、特别是在暴君专政的迫害之中，描叙了女主人公白俊英坎坷的一生。她是美丽的，乾隆皇帝惊艳垂涎，独眼平民痴迷终生。她是善良的，能解人意，可暖人心，报恩情深，扶危济困。她是坚韧的，不畏强，不惧死，为维护亲人和自身，敢用刻刀拼命。她是诚信的，“做人要有杆秤，多穷多难都不能乱了定盘星。”
尤可贵者，当诸多历史小说颂扬乾隆盛世时，扈其震通过令人发指的文字狱揭示了这圣明之君昏聩残忍的本质。白俊英跌落进“钦犯罪眷”的炼狱，这也是古往今来诸多国人几曾感同身受的境遇，检测着世道，磨砺着人心。尽管统治者的意志左右着庶民的命运，但身处逆境岿然不动，正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神韵。
白俊英与年画已融为一体，年画是她的阳光她的火种她的生命。因而，作品最后通过“鼓”画之神表达意旨：“美与善乃画之魂。天地万物贵在一个‘和’字，画师作画出于善心，观者从中感受美意。画艺上能出新，技法上显秉性，画面上荡清风。”这是对画对人也是对生活对未来的祝愿与期盼，呼唤、憧憬着木版年画和中华神韵绵延不断世代繁荣。
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故国八千里，风云百余年
近年来，《走西口》《闯关东》等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和家族创业历史的作品，深受大众追捧。处于同样地理位置的天津，作为一个开放较早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这一轮地域与家族文学的创作热潮中，却难见扛鼎之作。
最近读到作家晨曲（王洪海）50万字的长篇小说《赶大营》，这部作品被誉为“中国首部津商历史长篇小说”，读后方知此言不虚。在天津文坛上以及在题材领域内，确实有开创性意义。
《赶大营》题材的开掘，晨曲和他的同事们是下了真功夫的。天津距离新疆八千多里，虽然按现在的交通条件来说已非遥不可及，但“赶大营”距今140年，到实地寻访，努力寻找真实的史料，为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营造应有的感觉，作者这种艰苦踏实的创作精神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
王蒙新时期复出时，以“故国八千里，风云二十年”感叹自己的文学与生活之路，我们听了也感慨无穷。读《赶大营》，我脑海里不禁浮现起这两句话，虽然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而内在的汉族与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在这故国的疆域中是无处不在的。
作为小说，与历史并进的还有一条情感线，这里可以虚构的余地更大一些，但主要人物的后人犹在，所以对于史实的大框架，我想还是不会随便“戏说”的。
张春生：（天津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评论家）
传奇立人，开掘书史
《大画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年画作为题材，通过个人命运、家族纠葛、感情跌宕、年画兴衰、历史苦难的交织，从而形成了看似一幅近代民俗画，实际却是一部围绕杨柳青年画技艺承继的传奇。但是，这部传奇并非把笔墨胶着在起伏跌宕的情节上，而是以一种对人生的揭櫫去描绘民间艺人对今天我们所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自觉。这种“自觉”，可以称之为“民族血脉性自觉”。于是就形成了题材和主题的升华。一方面，作品把民间艺术引向民族文化的人文性征，另一方面，又把传奇故事推向了对传统技艺对人生真谛的探求。
《赶大营》本身就是天津杨柳青人的传奇。它显示着杨柳青人的品格、视野和精神，也表明了百年前杨柳青人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文化张力。作者以一种对历史的严谨追寻，按照原生态的足迹，放大主人公安文忠的性格，从故事传奇走向了对英雄人格的塑造。小说也就为杨柳青人，杨柳青文化增添了富有魅力的艺术抒写。
两位长期在基层从事文化工作的作家，不约而同的倾心描绘杨柳青的年画和“赶大营”，形成了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作家应该在生活第一线，越是身在素材旁边的作者，往往越有笔写春秋的优势。两位作者对天津近代史，对杨柳青年画和“赶大营”的史实都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他们由历史进入人生，不是人物跟着历史走，而是通过人物彰显着历史。
由于突出描绘了主人公的坚韧与奋斗，作者为人物塑造了英雄的品格。也许正是这种对人物的阳刚之气的追求，加之对题材格外的偏爱，使作者在写作中形成了抒写的先验性。当然，这也许是情节性使然。从大众需要民间典型来说，小说所描写的底层英雄，是更加需要个性张扬的。对于注重草根蜕变成偶像的普通读者，显然更加拓展了他们阅读的兴趣。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
新鲜好看的《赶大营》
以前读过写晋商、徽商、浙商的小说，也看过《闯关东》《走西口》等电视剧，对这些悲壮的历史有所了解。现在读了晨曲的《赶大营》，才知道天津杨柳青也有这么一段历史，感到非常新鲜，整部作品具有题材的新鲜感和历史的新鲜感。
从艺术特色讲，这是一部比较好看的小说，晨曲在追寻一种传统的小说创作模式，体现了传统小说的美感，讲究情节，讲究结构，讲究人物塑造。小说以杨柳青人追随文将军驱寇大军、一路经商为题材，书写了杨柳青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创业过程，小说把传统的线性结构和网性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既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又使得小说跌宕起伏、错综复杂。《赶大营》有两条线，文将军进疆驱寇是副线索，以安文忠为代表的杨柳青人跟随大营，挑着货郎担子经商、创业是主线索，把这两条线索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军队与叛匪、军人与商人、商人与土匪、汉人与维吾尔族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地捏合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很好看。同时还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使作品有厚重感，达到了一定高度。
小说的精神特色很饱满，写出了杨柳青人独特的智慧，百折不挠的信心，杨柳青人的精诚团结、人性仁义和诚信，写出了军民情谊，写出了各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写出了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但是作品在结尾处，写了火烧津帮、安文忠告老还乡，这种安排有败走麦城的感觉，应该弘扬杨柳青人的意志和辉煌。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副主编、评论家）
复活历史记忆的传奇叙事
《大画坊》和《赶大营》以宏大的传奇叙事方式复活了有关“卫画”与“津商”的历史记忆，显示了两位作者对这一特殊题材的灵敏嗅觉。一个是立足本土艺术，一个是再现历史传奇，贴着杨柳青杰出人物的命运展开大跨度的编年体叙事，主题上都有一种树碑立传式的预设性质。虽采用的是传统小说手法，却各有各的视阈和亮点，以还原历史真相，重塑地域性格，强调个性差异。
《大画坊》很注重构思，每一章的题目都与特定的图画有关，既是精妙的谋篇布局，又与画坊所表现的故事、人物与氛围吻合。图画往往属于静态，小说叙事主要以细腻工笔为主，有如苏绣，笔墨浓淡非常讲究，给人一种精心打磨后的文字质感。人生命运颠簸于天堂地狱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给人以悲凉之感。同时，人们也了解了年画的历史由来、制作工序与技艺鉴赏，这些内容与民生沧桑的人间烟火交织，与味道醇厚的绘画、戏曲的民俗气息交融，还是比较生动传神的。扈先生以业余写作状态驾驭这样一部年代久远、专业性强的大作品，极具挑战性。感觉他的描写和叙述有板有眼，细腻入微，但有时过于黏稠。《大画坊》本来就是表现杨柳青民间艺术，如果对年画的艺术鉴赏与工艺制作的描写过于纠缠，容易造成阅读上的审美疲劳。
《赶大营》则属于动态的旋律，宛如急流险滩，长河落日，带有压抑不住的野生气息。这个历史题材是独特而罕见的，充满了典型的草根特色，既很刺激，又具有史诗的架构和价值。历史、人生、战争、商战、市井、文化、伦理、情爱等等，可以容纳的东西实在太多。作者将故土原乡，兵荒马乱，生死悲欢，嫌贫爱富，爱情聚散，义重如山，婚丧嫁娶，三教九流，异地闯荡，生意经营，塞外烽烟，西域文化，大漠风光，民族亲和等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时空背景阔大，情节线索繁多。但总的来看艺术剪裁还应加强，特别是长篇小说，以人物对话交代故事，推动情节，易流于单薄，也会限制故事的发展和深化。
闫立飞：（天津社科院文研所所长、评论家）
历史的诗意发掘
《大画坊》和《赶大营》分别以木版年画和赶大营的历史事实为题材，以诗意的方式发掘和展现了天津杨柳青地方的文化历史，因而它们都可以称为历史小说。但由于表现方式的不同，它们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大画坊》通过对传说人物白俊英的塑造，以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史。尽管它的人物、事件是虚构的，但人物生活的环境和木版年画的工艺技法、表现对象与艺术取向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杨柳青所独有的，这使得小说带有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特点。通过这部小说，既可以了解杨柳青木版年画独特的艺术手法与发展历程，也可以探索到这一艺术构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及其人文理念，因此可以说《大画坊》是从民间艺术与文化传说中生长出来的一部历史小说。
《赶大营》通过安文忠等人追随湘军到新疆经商创业的经历，再现了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尽管小说不乏艺术的虚构和传奇手法的运用，但它对真人真事的描述和“言必有据”的叙述方式，不仅使小说具有了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而且深入表现了津商坚忍不拔、勇于开拓、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和诚善守信的商业理念。这两部小说在发掘和丰富天津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扩展了“津味小说”的题材与表现内容。
李东华：（中国作协创研处处长、评论家）
打捞湮没的历史
看长篇小说《赶大营》，有两个没想到。一是以前听到天津杨柳青这个名字，总是想到年画，没想到在这个盛产年画的地方，居然还有可以和晋商相媲美的成功商人。二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伟业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讲过，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杨柳青的商人居然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赶大营》把这段已经湮没的历史重新打捞了上来。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样的历史风云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小小的货郎担子会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人们往往关注正面战场的惨烈和悲壮，忽略了战争的后勤补给。尤其是军队的日用品的买卖交易。所以，《赶大营》很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写了一场战争后勤补给方面的故事，写出了商业和一场战争胜败之间的微妙关系。
天津商人安文忠凭着一副担子，一个胆子，一双脚，从渤海之滨走到了天山脚下，完成了一个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他的财富积累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这根小小的扁担，一头挑着打击侵略者，反对民族分裂，恢复国土的历史重任，一头挑着一个渺小的个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从一根小小的扁担入手，凸显了一个人的沉浮沧桑，一个千年文化古镇的精神品格，一段历史的风云跌宕。《赶大营》从一个很小的入口，让我们窥见了历史的辽阔和人生的苍茫。它为我们解读历史，解读战争，解读地域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赶大营》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也许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就具备了太多的畅销书元素，天生是写成小说的好题材，几乎不用过分的雕琢与修饰，只要把那些原始的材料挖掘出来，那些原生态的故事本身就非常富有戏剧性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作者从一开始，就把它写成了一部通俗好看的书。他秉持中国民间那些最朴素最恒常的价值伦理观，站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去制造这样一个财富神话，去体味命运轮转的无常，去窥视财富背后的艰难险阻，去看看从天津到新疆这样一个时空转换所呈现的民风、民俗的巨大差异。我想，这部小说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完成了自己的叙事。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这段尘封历史重新审视的时候，看到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富有深意的东西在。它将等待着更多的后来者做更为深入的挖掘。
肖惊鸿：（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评论家）
一本书能走多远
长篇小说《赶大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是该书以50万字的恢宏气势成为第一部以津商“赶大营”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对中国近代史上津商赶大营的历史作了文学性的回顾，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史诗性的记载，同时具有文学创作反映津商历史的里程碑的意义。二是中国近代有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大潮。津商赶大营无疑也是一次相当规模的移民行动，是杨柳青人为抗争命运所进行的一次生死考量。他们前赴后继，展现了一幅“数万货郎满天山”的历史画卷。这部小说丰富了中国近代史上迁徙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填补了天津地域文学创作的一项空白。三是就小说文本而言，它首先在题材上具有选材的优势。它从家族传奇出发，源于历史而不拘泥于历史，在历史事实的情节演绎上有丰富和发展，遵循了历史可然性原则。其次，小说塑造了几个立得住的人物，如安文忠、巧云等，形象和性格都塑造得十分鲜明。再次，这部作品吸纳了电视剧叙事的优长，节奏感强。但遗憾的是，小说在材料的取舍上没能放开，故事发展过于枝蔓。在吸取电视剧长处的同时，如何把小说的本体特征表现出来，显然还应进一步考虑。结尾让安文忠告老还乡，削减了“赶大营”的意义。“赶大营”不在于杨柳青人衣锦还乡，它的意义在于给杨柳青人注入了开放的精神，以及他们面向世界的广阔胸怀。四是津商进疆，不只是带动了津疆两地的商业贸易，还通过“百艺进疆”的故事，丰富和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为边疆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做出了贡献。在此意义上，《赶大营》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的中华民族史学的价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越是全球的。津商从杨柳青出发，一路赶大营走到了新疆。而新疆的津商，是否有人去了欧洲？果真如此，津商与欧洲人是怎样融合的呢？“百艺”进欧与欧洲文化又是怎样一种融合和碰撞呢？这些，是杨柳青地域文化与国际接轨的一条线索，也是赶大营故事向更纵深、更宽广处的发展一条脉络。
一本书能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能走多远；一本书能走多远，一方百姓就能走多远。这正是这本书能告诉我们的文学的普世意义。
臧策：（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评论家）
“奇书体”的当代应用
《大画坊》这部小说，我最早是在《今晚报》上看到的。它的情节很吸引人，写的是作为津门民间艺术一绝的杨柳青年画。故事从民间传说中演绎出来，主人公白俊英是个民歌中传唱的人物。从这一点说，有点像刘三姐的传说。我觉得这个人物给女性主义的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很有意义。
《赶大营》则梳理了“津商”的历史，让这段已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天津杨柳青的故事，所以又有着广义的地方志的意义。历史是什么？按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历史就是叙述，就是书写，没有这样的叙述和书写，历史也许就湮没无闻了。所以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对于天津杨柳青及其历史，更是有着不可多得的特殊意义。
就小说本身而言，我想着重说一下文体的问题。西方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五四”以后才传到中国来的。而这部作品更像是汉学家浦安迪所说的“奇书体”，也就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文体。我觉得这种对中国古典文体的当代应用，给今天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非常有益。其实“奇书体”小说在天津有着深厚的土壤。当年的小说大家刘云若，就是专写“奇书体”小说的高手。他的《小扬州志》至今脍炙人口。这些优秀的文学传统，今天应该好好发掘。说到不足之处，我觉得两部作品中的善恶二元对立过于分明。这固然是民间故事中的一大传统，但我们现在来写还是应该有所发展，增加一些文本性和复杂性。
王爱英：（天津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对杨柳青历史的深度挖掘
《大画坊》和《赶大营》两部长篇，可以说是两位作者在杨柳青历史文化遗产中深度挖掘、精心打磨出来的双璧之作。
《大画坊》形象地再现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史。主人公白俊英具有为人称道的传统美德。尽管她一生多灾多难，却总是以德报怨，勇于担当，宁肯牺牲自己也要维系大局。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恰到好处地穿插与木版年画相关的民间故事，年画与故事相辅相成。因而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和地域文化语境。钱沛的出现为民间文化注入了知识分子的元素，这个人物的意义应该有所延伸，从他身上可以表现士人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关系，使得小说的层面更加丰富和立体。
《赶大营》取材于晚清的历史事件，杨柳青货郎在“赶大营”的过程中形成天津商帮。主人公安文忠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其座右铭，他在商道上讲究诚信，在婚姻方面亦恪守正人君子的准则。他跟巧云、柳霞、白妞以及妻子赵氏等几位女子的关系，处理得很有分寸。安文忠从一个小商贩，上升为赶大营的领袖人物，他胸有抱负，忧国忧民。以安文忠为代表的货郎们，洋溢着杨柳青的泥土味道，彰显了天津人那种跑码头、寻商机、艰苦创业的特点。这部作品若能加强边疆风情的描写，会更为精彩。
（转自《文艺报》2010年5月19日第11版）
摄影：于培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