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杨柳情深忆郭钧
盛亚平
原天津美术出版社郭钧社长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周年了,现在在杨柳青繁荣的古镇上又恢复了昔日中国第一画乡的美誉。我陪同中国美术研究所年画课题组在参观了年画一条街后,特为郭钧伯伯在运河岸边虔诚遥奠，因为郭钧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杨柳青年画事业。
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店正式建立,郭钧作为出版社社长继承了原来张映雪社长的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工作方针，组织美术出版社和下属的杨柳青画店拉开了保护抢救年画的序幕1959年郭钧组织了“抢救遗产，年画采风”活动，为了让编辑和参加采风小组的画师明白抢救杨柳青年画的意义。郭钧在《河北美术》发表文章，文章用通讯体裁设定了来信问答形式,他为文章命题《杨柳青年画创作中的若干问题》,针对抢救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写道:“你来信问到杨柳青年画工作情况，我们今后着重开展这三方面工作，即:釆风、整理、复制老版旧稿,创作新杨柳青年画，用挖创整移的工作方法抢救杨柳青年画。”郭钧这篇文章对抢救工作提出了具体方针，当时我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画店经理,开始时对郭钧社长抢救年画的方针理解不深，他认为把胶印中堂画搞上去就行了，搞年画抢救工作太牵扯精力。恰逢1960年开始的三年国家自然灾害，郭钧社长自己拖着带病的身体带队到各地去寻找杨柳青旧画和画板。有一次，父亲到郭钧家中汇报工作,看见郭钧拖着弯曲的身子伏在地上翻看收上来的画样，他这时才理解了老社长的良苦用心。郭钧是1938年到延安鲁艺工作的老干部，在延安时期就喜爱木刻版画,他为了引导职工们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动力，没有用开大会讲话形式，而是用书信问答形式在文章中启发广大同志的积极性。
1960年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来到杨柳青画店视察，组织上只安排刘增瑞经理一人陪同。郭钧在总理回京后，马上安排杨柳青年画出国到莱比锡参加世界展览。画店选派最得力的外联干部常广波去南方采购以前清朝初期产的宣纸,明末产的印泥和画色。常广波在深山里经常步行百余里才找到宣纸并收购回来。为了还原百年前的年画容貌,郭钧专门让办公室孙克纲主任写了申请报告，中央特批准了五两黄金用于年画勾脸。著名国画大师孙克纲在自己病逝前还讲:“当年我和老盛、老常给公家组装了一台汽车运年画，又为杨柳青恢复了沥金老版年画，在莱比锡拿回的奖杯时郭钧的功劳最大。”为了展现新中国民间美术挖掘成果，郭钧特别邀请中国美协领导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等人到杨柳青指导工作。在挑选送展画样时，郭钧专门组织张兴泽、潘忠义、霍玉棠、韩春荣等老艺人提意见,对老艺人的建议都进行了认真落实。为了制成传统杨柳青宫廷年画历史原画样，专门请陈林祥画师到故宫学习临摹原画。陈林祥是著名画家陈少梅的弟子，他对年画制样特别认真，多次到北京工作，连商店都没去过。把全部时间用在创作画样上。我父亲感谢王树村几十年来无私地支持了杨柳青画店的工作,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工资从各地买了很多杨柳青年画样子和原创画板,无偿地捐献给了画店。郭钧在临终前对我父亲说过:“王树村是我们这些党员干部中最好的学习榜样,他在美术杂志食堂吃饭连一毛钱的菜都舍不得吃,却用三块钱买一张花样捐给我们。”在这次去国外展览的年画中的说明文字材料，大部分都是王树村帮助整理完成的。当文化部领导把杨柳青年画荣获莱比锡国际画展金奖的喜讯传达后，郭钧只说了一句:“这是周总理对我们的关心的结果。”在1962,1963两年时间里，抢救小组到山西、东北等28个省市去寻找旧杨柳青年画，共收集了旧年画1352种，收购费2390.10元,就是这个收购费成了郭钧在文革中的罪状。但是在那次抢救工作中，有些画稿，如《十美放风筝》、《童戏蛔蛔》、《运河闹龙舟》等绝版花样木板被抢救回来。《踩高跷》是在农村墙皮上被发现，后来连墙皮一同被带回天津的，由陈林祥复原成样。郭钧亲自到上海借来“钱慧安年画精品”原稿，并从北京邀请著名画家叶浅予到画店指导。叶浅予对杨柳青年画中出现的唐宋宫廷画院画法给以肯定。郭钧安排年轻画家跟随叶浅予到杨柳青镇和针市街画店办公楼学习年画画技，突出研究年画典雅、纤细等技法。
在1962年10月，郭钧组织了杨柳青年画全国巡展，展示新中国挖掘抢救民间年画成果。在展览中除了传统年画180幅，又增加了35幅新版杨柳青年画。新杨柳青年画都是郭钧和赵泮滨的创举。赵泮滨是一位小八路出身的画家，在延安鲁艺时创作了版画《欢送上前方》和《浇地》等一批作品，周总理曾在1945年把这些鲁艺版画送到苏联展览。苏联人民了解到在中国陕北有一批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手法刻绘了抗战组画，其中郭钧和赵泮滨的名字深深印在了苏联人民心中。他们刻的版画代表了共产党的文艺水平，在延安那种困难条件下，他们用石头磨平画板，将刺刀改成刻刀，刻绘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真实的写照。郭钧因身体残疾不能上前线，赵泮滨是在部队用笔做枪冲在第一线。由于他们鲁艺学习的同学关系,赵泮滨向郭钧社长在工作中要求坚决不担任领导职务，全身心扑在艺术创作上，郭钧把组织创作新杨柳青年画的任务交给了老战友赵泮滨。这时赵泮滨是美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新年画采用了原杨柳青年画彩绘勾描画技和人物传统造型，第一批代表作是《山鹊山鹊别处啼》、《五子爱清洁》、《瑶寨山高亲人来》、《和平幸福》、《连年有余》、《多子多福》等。这批新年画在上海展览了16天。郭钧社长见到上海正召开华东区供销社会议，指示郑志远背着杨柳青年画样画到会议代表中宣传征订,许多乡镇供销社都订购了很多题材不同的年画。在文革运动中，郭钧为抢救和宣传杨柳青年画被定为美术岀版社头号走资派，发行批判郭钧的各种小报散布到全国。
1964年4月文化部专门发来文件，批评杨柳青年画大多数内容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老舍先生受周总理委托专程到杨柳青画店指导工作，市文化局郭建章书记和郭钧社长只委派文化局办公室赵琪主任和我父亲陪同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杨柳青镇画店车间考察三天，向我父亲转达了总理对年画工作的要求，尤其让把百年历史以上画板建议送到博物馆保管。我父亲特别感谢老舍先生在当时政治气氛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对杨柳青年画的关心,更感谢老领导郭钧在当时复杂环境中挺身保护年画。老舍先生在返京前专门和郭钧社长进行了个别谈话,主要针对当时工作的安排，郭钧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病重时才和我父亲讲道，老舍让多出新政治内容年画来适应当前形势需要以保住传统年画。可在当时郭钧对外人讲老舍先生到美术出版社只为了给自己夫人张希龄画集提建议。毛泽东的两个对文艺界的批评文件已经开始传达落实,杨柳青年画在重点整治之列，由于杨柳青年画有出口任务，周总理才委托老舍先生到津帮助年画度过难关。郭钧为了保护画店以后生存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杨柳青年画体系，除了按时完成杨柳青年画的岀口任务，又开始抓紧新杨柳青年画的组织创作工作。1964年于化锂创作了年画《学习大寨人》,1965年年仅23岁的年轻画家张福龙创作了年画《毛主席和青年农民》，首次发行量17万后又加印50万张，成为文革前发行量最大的年画。由于新年画和连环画适应了当时形势，使杨柳青年画没有成为过早蒙难的对象。
1966年2月28日，北京召开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工作会议，郭钧带于化锂、吕小朋、邵文锦、张福龙等画家参加会议,并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留影。郭钧知道周总理对年画民间艺术的爱护之心和当时的处境,在会议中没有汇报杨柳青年画工作，只是讲了积极创作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的组织工作，我父亲在2004年接受天津电视台采访时讲:“郭钧为了不让传统老年画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冲击，把画板提前送到博物馆保存，又让到北京借李琦《主席走遍全国》原版，印成中堂画向全国发行，就是扩大宣传保住杨柳青年画。”现在存在杨柳青画社仓库中的六千张年画画板中蕴藏着郭钧当年的一份良苦用心。
在文革初期，郭钧和我父亲经常在批斗会上见面。1967年5月，在天津文艺界批斗会上，郭钧在批斗台上被造反派毒打，我父亲对打人的青年工人讲:“你们如果打死郭钧，我到中央告你们,郭钧在延安是给党中央画领袖像的。”这时打人者才住了手，但把郭钧和我父亲的衣服撕成了布条条。郭钧是中国美术界领导干部中唯一敢骂江青的，但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马场道出版社地下室受尽了迫害折磨。当年在天津美
协工作的王曼恬和郭钧很熟悉，每次到杨柳青检查工作,王曼恬还亲切地叫郭钧“驼背”外号，因为在延安时郭钧就和王曼恬熟悉,王曼恬巴结江青爬上了高位，郭钧骂江青成为阶下囚。四人帮倒台后，郭钧拖着病残身体等到了这一天，但饱受折磨的身体没有再给他发展杨柳青年画的机会。郭钧在一中心住院时，医生规定少会客少讲话。我和父亲盛玉洪见到郭钧后，郭钧在生命最后一刻还挂念杨柳青年画博物馆的建立。原来在1960年张映雪局长积极筹建年画博物馆，土地和资料都准备完毕，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被迫下马。郭钧表扬我父亲在1967年夏季躺在造反派汽车底下用生命阻止他们烧毁年画老画板。郭钧对我讲不要讲文革中群众的过激行为，因为这会成为某个人一生中的污点。郭钧作为天津美术界的领导干部,对文革中迫害他的青年人都是宽容的。记得当时外调人员来调査一名工人，这名工人在文革中对郭钧在地下室用拧胳膊手段折磨郭钧,郭钧对外调人员说记不清了，并再三告诉我们父子两人此事不要向外人讲。父亲见到老领导这种慈善心肠深受教育，在他于2004年去世前专门用挂号信给天津市委刘胜玉副书记写去遗书,请求建立最具民间特色杨柳青年画大型博物馆,其中展示周恩来总理对年画关心和郭钧老社长抢救年画的功绩。
郭钧伯伯虽然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是值得告慰他的喜讯就是画乡巨变。当年郭钧陪文化部徐灵同志到杨柳青考察年画的老艺人的后代保存并发展了古镇画风。霍玉棠的儿女们使年画重现风采,挖掘了五百余种传统年画。韩春荣的女儿亲手彩绘了三百幅贡尖在汇文斋展览会和百姓见面。西青区政府以年画为文化旅游引领龙头，使外国宾客能够在杨柳青感受到年画第一名镇的风采。每次我陪电视台的同志到杨柳青拍摄年画节目时，心中总会想起年画权威专家王树村说的一句话:“郭钧，我们想你。”
盛亚平
原天津美术出版社郭钧社长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周年了,现在在杨柳青繁荣的古镇上又恢复了昔日中国第一画乡的美誉。我陪同中国美术研究所年画课题组在参观了年画一条街后,特为郭钧伯伯在运河岸边虔诚遥奠，因为郭钧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杨柳青年画事业。
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店正式建立,郭钧作为出版社社长继承了原来张映雪社长的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工作方针，组织美术出版社和下属的杨柳青画店拉开了保护抢救年画的序幕1959年郭钧组织了“抢救遗产，年画采风”活动，为了让编辑和参加采风小组的画师明白抢救杨柳青年画的意义。郭钧在《河北美术》发表文章，文章用通讯体裁设定了来信问答形式,他为文章命题《杨柳青年画创作中的若干问题》,针对抢救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写道:“你来信问到杨柳青年画工作情况，我们今后着重开展这三方面工作，即:釆风、整理、复制老版旧稿,创作新杨柳青年画，用挖创整移的工作方法抢救杨柳青年画。”郭钧这篇文章对抢救工作提出了具体方针，当时我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画店经理,开始时对郭钧社长抢救年画的方针理解不深，他认为把胶印中堂画搞上去就行了，搞年画抢救工作太牵扯精力。恰逢1960年开始的三年国家自然灾害，郭钧社长自己拖着带病的身体带队到各地去寻找杨柳青旧画和画板。有一次，父亲到郭钧家中汇报工作,看见郭钧拖着弯曲的身子伏在地上翻看收上来的画样，他这时才理解了老社长的良苦用心。郭钧是1938年到延安鲁艺工作的老干部，在延安时期就喜爱木刻版画,他为了引导职工们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动力，没有用开大会讲话形式，而是用书信问答形式在文章中启发广大同志的积极性。
1960年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来到杨柳青画店视察，组织上只安排刘增瑞经理一人陪同。郭钧在总理回京后，马上安排杨柳青年画出国到莱比锡参加世界展览。画店选派最得力的外联干部常广波去南方采购以前清朝初期产的宣纸,明末产的印泥和画色。常广波在深山里经常步行百余里才找到宣纸并收购回来。为了还原百年前的年画容貌,郭钧专门让办公室孙克纲主任写了申请报告，中央特批准了五两黄金用于年画勾脸。著名国画大师孙克纲在自己病逝前还讲:“当年我和老盛、老常给公家组装了一台汽车运年画，又为杨柳青恢复了沥金老版年画，在莱比锡拿回的奖杯时郭钧的功劳最大。”为了展现新中国民间美术挖掘成果，郭钧特别邀请中国美协领导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等人到杨柳青指导工作。在挑选送展画样时，郭钧专门组织张兴泽、潘忠义、霍玉棠、韩春荣等老艺人提意见,对老艺人的建议都进行了认真落实。为了制成传统杨柳青宫廷年画历史原画样，专门请陈林祥画师到故宫学习临摹原画。陈林祥是著名画家陈少梅的弟子，他对年画制样特别认真，多次到北京工作，连商店都没去过。把全部时间用在创作画样上。我父亲感谢王树村几十年来无私地支持了杨柳青画店的工作,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工资从各地买了很多杨柳青年画样子和原创画板,无偿地捐献给了画店。郭钧在临终前对我父亲说过:“王树村是我们这些党员干部中最好的学习榜样,他在美术杂志食堂吃饭连一毛钱的菜都舍不得吃,却用三块钱买一张花样捐给我们。”在这次去国外展览的年画中的说明文字材料，大部分都是王树村帮助整理完成的。当文化部领导把杨柳青年画荣获莱比锡国际画展金奖的喜讯传达后，郭钧只说了一句:“这是周总理对我们的关心的结果。”在1962,1963两年时间里，抢救小组到山西、东北等28个省市去寻找旧杨柳青年画，共收集了旧年画1352种，收购费2390.10元,就是这个收购费成了郭钧在文革中的罪状。但是在那次抢救工作中，有些画稿，如《十美放风筝》、《童戏蛔蛔》、《运河闹龙舟》等绝版花样木板被抢救回来。《踩高跷》是在农村墙皮上被发现，后来连墙皮一同被带回天津的，由陈林祥复原成样。郭钧亲自到上海借来“钱慧安年画精品”原稿，并从北京邀请著名画家叶浅予到画店指导。叶浅予对杨柳青年画中出现的唐宋宫廷画院画法给以肯定。郭钧安排年轻画家跟随叶浅予到杨柳青镇和针市街画店办公楼学习年画画技，突出研究年画典雅、纤细等技法。
在1962年10月，郭钧组织了杨柳青年画全国巡展，展示新中国挖掘抢救民间年画成果。在展览中除了传统年画180幅，又增加了35幅新版杨柳青年画。新杨柳青年画都是郭钧和赵泮滨的创举。赵泮滨是一位小八路出身的画家，在延安鲁艺时创作了版画《欢送上前方》和《浇地》等一批作品，周总理曾在1945年把这些鲁艺版画送到苏联展览。苏联人民了解到在中国陕北有一批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手法刻绘了抗战组画，其中郭钧和赵泮滨的名字深深印在了苏联人民心中。他们刻的版画代表了共产党的文艺水平，在延安那种困难条件下，他们用石头磨平画板，将刺刀改成刻刀，刻绘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真实的写照。郭钧因身体残疾不能上前线，赵泮滨是在部队用笔做枪冲在第一线。由于他们鲁艺学习的同学关系,赵泮滨向郭钧社长在工作中要求坚决不担任领导职务，全身心扑在艺术创作上，郭钧把组织创作新杨柳青年画的任务交给了老战友赵泮滨。这时赵泮滨是美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新年画采用了原杨柳青年画彩绘勾描画技和人物传统造型，第一批代表作是《山鹊山鹊别处啼》、《五子爱清洁》、《瑶寨山高亲人来》、《和平幸福》、《连年有余》、《多子多福》等。这批新年画在上海展览了16天。郭钧社长见到上海正召开华东区供销社会议，指示郑志远背着杨柳青年画样画到会议代表中宣传征订,许多乡镇供销社都订购了很多题材不同的年画。在文革运动中，郭钧为抢救和宣传杨柳青年画被定为美术岀版社头号走资派，发行批判郭钧的各种小报散布到全国。
1964年4月文化部专门发来文件，批评杨柳青年画大多数内容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老舍先生受周总理委托专程到杨柳青画店指导工作，市文化局郭建章书记和郭钧社长只委派文化局办公室赵琪主任和我父亲陪同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杨柳青镇画店车间考察三天，向我父亲转达了总理对年画工作的要求，尤其让把百年历史以上画板建议送到博物馆保管。我父亲特别感谢老舍先生在当时政治气氛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对杨柳青年画的关心,更感谢老领导郭钧在当时复杂环境中挺身保护年画。老舍先生在返京前专门和郭钧社长进行了个别谈话,主要针对当时工作的安排，郭钧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病重时才和我父亲讲道，老舍让多出新政治内容年画来适应当前形势需要以保住传统年画。可在当时郭钧对外人讲老舍先生到美术出版社只为了给自己夫人张希龄画集提建议。毛泽东的两个对文艺界的批评文件已经开始传达落实,杨柳青年画在重点整治之列，由于杨柳青年画有出口任务，周总理才委托老舍先生到津帮助年画度过难关。郭钧为了保护画店以后生存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杨柳青年画体系，除了按时完成杨柳青年画的岀口任务，又开始抓紧新杨柳青年画的组织创作工作。1964年于化锂创作了年画《学习大寨人》,1965年年仅23岁的年轻画家张福龙创作了年画《毛主席和青年农民》，首次发行量17万后又加印50万张，成为文革前发行量最大的年画。由于新年画和连环画适应了当时形势，使杨柳青年画没有成为过早蒙难的对象。
1966年2月28日，北京召开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工作会议，郭钧带于化锂、吕小朋、邵文锦、张福龙等画家参加会议,并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留影。郭钧知道周总理对年画民间艺术的爱护之心和当时的处境,在会议中没有汇报杨柳青年画工作，只是讲了积极创作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的组织工作，我父亲在2004年接受天津电视台采访时讲:“郭钧为了不让传统老年画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冲击，把画板提前送到博物馆保存，又让到北京借李琦《主席走遍全国》原版，印成中堂画向全国发行，就是扩大宣传保住杨柳青年画。”现在存在杨柳青画社仓库中的六千张年画画板中蕴藏着郭钧当年的一份良苦用心。
在文革初期，郭钧和我父亲经常在批斗会上见面。1967年5月，在天津文艺界批斗会上，郭钧在批斗台上被造反派毒打，我父亲对打人的青年工人讲:“你们如果打死郭钧，我到中央告你们,郭钧在延安是给党中央画领袖像的。”这时打人者才住了手，但把郭钧和我父亲的衣服撕成了布条条。郭钧是中国美术界领导干部中唯一敢骂江青的，但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马场道出版社地下室受尽了迫害折磨。当年在天津美
协工作的王曼恬和郭钧很熟悉，每次到杨柳青检查工作,王曼恬还亲切地叫郭钧“驼背”外号，因为在延安时郭钧就和王曼恬熟悉,王曼恬巴结江青爬上了高位，郭钧骂江青成为阶下囚。四人帮倒台后，郭钧拖着病残身体等到了这一天，但饱受折磨的身体没有再给他发展杨柳青年画的机会。郭钧在一中心住院时，医生规定少会客少讲话。我和父亲盛玉洪见到郭钧后，郭钧在生命最后一刻还挂念杨柳青年画博物馆的建立。原来在1960年张映雪局长积极筹建年画博物馆，土地和资料都准备完毕，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被迫下马。郭钧表扬我父亲在1967年夏季躺在造反派汽车底下用生命阻止他们烧毁年画老画板。郭钧对我讲不要讲文革中群众的过激行为，因为这会成为某个人一生中的污点。郭钧作为天津美术界的领导干部,对文革中迫害他的青年人都是宽容的。记得当时外调人员来调査一名工人，这名工人在文革中对郭钧在地下室用拧胳膊手段折磨郭钧,郭钧对外调人员说记不清了，并再三告诉我们父子两人此事不要向外人讲。父亲见到老领导这种慈善心肠深受教育，在他于2004年去世前专门用挂号信给天津市委刘胜玉副书记写去遗书,请求建立最具民间特色杨柳青年画大型博物馆,其中展示周恩来总理对年画关心和郭钧老社长抢救年画的功绩。
郭钧伯伯虽然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是值得告慰他的喜讯就是画乡巨变。当年郭钧陪文化部徐灵同志到杨柳青考察年画的老艺人的后代保存并发展了古镇画风。霍玉棠的儿女们使年画重现风采,挖掘了五百余种传统年画。韩春荣的女儿亲手彩绘了三百幅贡尖在汇文斋展览会和百姓见面。西青区政府以年画为文化旅游引领龙头，使外国宾客能够在杨柳青感受到年画第一名镇的风采。每次我陪电视台的同志到杨柳青拍摄年画节目时，心中总会想起年画权威专家王树村说的一句话:“郭钧，我们想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