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年画的创新精神征服了世界
  徐文路
  杨柳青年画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历代杨柳青人的骄傲，也是为之付出了艰辛并长眠于地下的那些年画师、雕版师、画匠、刷版匠及彩绘工们的骄傲。可以告慰他们的是，当代的杨柳青人以及西青区的各级领导没有辱没他们的功绩，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终于让杨柳青年画重见天日，并成为世界上响当当的品牌。在饮尽庆功酒，擦干激动泪的同时，我们又思索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杨柳青年画能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首？又为什么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有人从结构上说她的优势，有人从颜色搭配上说她的优势，又有人说她是中国封建社会人文百科全书。让我说这些都是她的出色之处，称道的地方，但没有说出她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不断创新的精神。
  一、初始期的被动创新杨柳青年画是从祭祀之用的神〓开始的。它是一些人把想象中的神、鬼模样刻在竹片上或绘在纸上的东西。华夏民族历来有祭天、祭地、祭祖先的习俗。无论走到哪儿，这种习俗始终不改。祭祀的活动中最庄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燃烧神〓。不同的祭祀内容和不同的地点不可能使用同——种神〓：那么就逼迫那些绘制神〓的人开动脑筋画出别的样子来。这样随着祭祀内容的不断丰富，神〓的种类也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据有关人员调查杨柳青镇内有多处寺庙，最盛兴时达40余座。这说明杨柳青是一个五方杂居的地区，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区。因此，信仰和祭祀内容五颜六色各具特点。
  在愚钝与贫苦的日子里，产生了超自然的精神集合物——门神。它是杨柳青年画由被动创新转向主动创新的标志物。缺医少药使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命总是处于一个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各种天象出现使他们惊恐不已，谁来拯救他们？只有靠精神寄托，那就是神。根据历史故事传说创造性地绘出一个专门捉鬼的神——申茶郁垒，把它们贴在门两边，以期阻档各种神怪恶魔，达到保护家人的目的，后来的钟馗，发展到人性化的秦琼、尉迟敬德等都有这个意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又有了装饰作用。大门应该贴什么、二门应该贴什么，内门又该贴什么，由此演化成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我们从杨柳青一些大院中遗存的物品仍可见一斑。
  由上述过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门神是真正意义上的年画与神〓之间蜕变的关键环节。它是过渡年画，是大规模年画创新的承上启下阶段。
  二、创新颠峰与创新领军人物。
  不断涌现的年画新作品使年画市场一片繁荣，在三里长的杨柳青商贸街内年画店、年画作坊等专营或兼营的门脸多达四百余个。杨柳青人又把年画店开到南乡的炒米店，河北省的东丰台、皇城北京及新疆、东北等地。杨柳青年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杨柳青人及其南乡三十六村村民成为杨柳青年画的产业工人。普及到了人们常说的“人人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杨柳青年画颠峰时期。年画的创新又使年画形成了无数流派和分支。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我们把杨柳青年画分为娃娃、仕女、历史故事与传说、门神、神〓等大类和几千种小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事年画创作的年画师（有名有姓的）就有上千名。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占领一个品种的领域。
  戴廉增是杨柳青年画业出类拔萃的大师级人物。他不断改进年画的印绘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工艺方法。即木版加手绘，这也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独特一面。他的家族共有九个年画店，常年居住在画店的画师上百人，他们专攻年画创作。除此之外，他还外聘或高价购买创作画稿，以期达到占领市场。
  齐健隆也是杨柳青年画业顶级的大师。他不断改革年画木版套印，使年画人物色彩层次细腻，表情传神达意，他擅长“武样”在市场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领导着上百名画师专为他的五个画店画稿出样。
  另外杨柳青闫氏祖孙三代在杨柳青年画界有“闫美人”之称，即专攻仕女年画。韩景贵、张兴泽、潘忠义、陈宝珍、陈宝章兄弟、王润田、王润柏、娃娃胡等均在年画创作上各有专长。
  高桐轩、钱慧安是杨柳青年画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们既继承了杨柳青年画的传统风格又把文人雅士的绘画文风注入进去，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杨柳青年画，并逐渐影响了下一代的杨柳青年画风格。
  三、入乡随俗的创新与创新中国的入乡随俗
  杨柳青年画之所以在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内得到社会乃至皇家认可，完全得益于它本身具有社会性和大众化，即社会化的创新和大众化的参与，在下面三个现象。
  其一根据资料记载，杨柳青年画在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内销路通畅。甚至销往俄罗斯日本东南亚一带。为什么汉民族的年画少数民族也能接受？原因很简单，是年画师们用绘制年画的技法创造性地绘制少数民族画亦或是在杨柳青年画内容里揉进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文化，使他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二杨柳青年画时事性特别强，能够及时抓住各阶层人士的心理，阎三师的《北伐虏图》反映太平天国北伐打胜仗的喜悦。王宝珍的《荣耀图》反映辛亥革命后，一些人消极观望的心理。及作者的忧国之情。张注三的《抢当铺》实际描绘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情景。另外，王少田在民国初年根据时事改良创作七十余幅内容健康和有历史教化意义的年画等等。
  以上这些既符合当时政局又有教化意义的年画深入人心，因此市场前景广阔。
  其三杨柳青年画中有一部分是国伤时期创作的年画，这部分年画也充分反映杨柳青人的聪明才智。国伤年画就是在封建皇帝驾崩期间出现的年画。民间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包括市面上不准有红色。杨柳青年画以艳丽而著称，因此它属当禁之列。杨柳青年画师们创造了一种特殊时期的年画，使劳苦大众能在这期间享受自己的快乐。
  上述三方面说明了杨柳青年画师们完全站在了社会的角度，劳苦大众的角度，（画师们本身就是劳苦大众的一员）和市场的角度去思考去创作。他们把自己的创作欲望紧紧地与社会联系，与劳苦大众的精神需求联系，与市场联系起来，体现出全民创新年画的热情与领导人物创新的欲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创新洪流，以此推动年画市场的繁荣鼎盛，而最终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年画师、年画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在创新韵年画熏陶下，充分享受着文化艺术的美味大餐和教化的愉悦。
  四、当代杨柳青年画创新
  “这是杨柳青年画！”当人们看到当代人创作的年画作品时发出如此赞叹。虽然是一句简单的话，但对于当代年画师来说却实为不易。
  杨柳青年画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认为这是对旧时杨柳青年画及其文化现象的肯定，并不包含我们当代人所做的有关工作，如果当代人能够把杨柳青年画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并创造出符合当代社会的年画，那我们不但能够担当起国家给的这种最高荣誉，更对得起我们的老祖宗。
  最近我参观了一个杨柳青年画展，欣喜地发现民间年画师新作品展区。这里有老画师张克森、邢富贵，有中年画师张克强，还有年轻画师王炎、王淑红、尚济，据我所知还有庆祥号画庄的王庆祥，义成永画庄的年轻画师杨鹏均有新作品。职业美术家王宝明在此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创作了一批新年画。笔者为画师们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行动由衷的崇敬。他们是杨柳青年画未来的希望。高兴之余，不免又为杨柳青年画的继承和创新担忧。担忧的原因有二，一是据我了解，西青区共有杨柳青年画店、作坊、画庄五十余家，而参与创新的画师太少。根据杨柳青年画的发展规律分析，杨柳青年画创新如果进入高潮期，那么年画的销售也会达到鼎盛阶段。因此参与创新的人越多，对于杨柳青年画的发展越有利。相对画店、画庄、作坊获得的利润越丰厚，对画师也如此。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区政府鼓励杨柳青年画的创新，并积极营造年画创新氛围。二是年画创新的标准说得通俗点就是象不象的问题。它不是国家颁布的，也不是某个专家说了算，而是公众与市场的接受程度，还回到了“这是杨柳青年画”那句话上了，如果人们看不出来创作的年画是杨柳青年画那么对创作来说就是一个失败。
  五、扎实的功底是杨柳青年画创新的基础
  旧时一张精品的杨柳青年画需要十几名画师的精心呵护。如果哪位画师的功底不够，制作出来的年画有可能成为次品。在市场上很可能卖不了一个好价钱。因此每个年画作坊、画店在这方面严把人才关，工夫不扎实的人不能轻易上重要的程序，也由此磨练出一批优秀的画师、雕刻师、画工、手绘工等能工巧匠。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项绝活。
  相比较之下，我们现代的年画业内就缺乏这种一着鲜吃遍天的绝活。因此创造出来的年画新作品总是在简单的移动旧年画的部件的位置，或是把两种旧年画的内容叠加起来的这样一个圈子内打转转，实际上这是年画创作的误区。因此我想有些年画师特别是年轻的画师要在以下方面多下功夫：
  1、要努力学会杨柳青年画的传统技法，充分了解它的特点（包括结构、颜色搭配等方面），提高杨柳青年画的鉴赏能力。2、努力弄通传统年画的文化内涵和表达的文化符号。3、掌握一定的美学知识和现代绘画技法（包括国画、工笔画等）。4、大量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北方）的风俗、习俗、谚语等。5、虚心向经验丰富的画师学习，坚持杨柳青年画行业的“文人相亲”的古训，多交流，多看、多读、多描画。
  我想有了上述五方面功底，一定能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杨柳青年画，并很快成为这个行业中的领军人。
  杨柳青年画面临着继承和创新的困惑和机遇，杨柳青年画市场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杨柳青年画的继承和创新，让十倍于售画者的人都来参与年画创新，推动杨柳青年画向鼎盛时期发展：更希望看到当代的“家家善点染，户户会丹青”的年画古镇杨柳青再现。
  杨柳青十八手菩萨庙
  戴忠年
  杨柳青十八手菩萨坐落在杨柳青镇西十三街利民大街与板桥胡同交口，是当前杨柳青镇内唯一保留当时庙门的庙址，上百年来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此庙原为董家祠堂，后改为董家庙。
  据记载和回忆，金代杨柳青称柳口，元代初年居民相继迁此定居，永乐18年（1420年）朱元璋二子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并由沧州的南运河下游到北运河两岸设立64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燕王扫北”。董姓也随“燕王扫北”第一批迁入杨柳青，成为杨柳青起源姓氏（周、粱、宋、董后继乔、尚）之一。董姓定居在现十二街董家坑，以农为生，至清康熙年间(1662年），因多年创业积蓄了一份家业，开始建立董家祠堂，后改为董家庙。嘉庆6年(1802年）因闹水灾，董姓住宅迁至曹家胡同口，哥俩分为聚德、裕德两家，至光绪初年开始到天津发展，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董家祠堂也逐渐演变成为老百姓公共朝拜的庙宇。光绪26年（1901年），该庙曾作为义和团的联络站，并在庙中习拳练武，当时有义和团团员林广森、刘万吉、赵奎伍等人，也就是胜武老会的前身，胜武老会也就成了当时义和团的同盟军。在抗日战争中，爱国将领赵登高曾在此训练大刀队。在解放战争中，杨柳青各庙宇把旗杆集中到此庙，用于制作浮桥和攻城天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在此训练步兵和教导队，为天津解放立下了功劳。l
  十八手菩萨庙山门朝南，面对南运河，门楼磨砖对缝，中间配有两扇朱漆大门，门前一对青石石狮，做工玲珑剔透、栩栩如生。相传，这对石狮每到夜间都到南运河河边喝水，至今60-80岁的镇西老人儿时都在石狮背上坐过，为此石狮背部被磨得精亮，但这对有灵性的石狮未逃过“文革”浩劫，人们用铁锤将石狮的头砸掉，现在石狮身子还保留在庙中。从山门进庙东南角耸立旗杆，高5丈，上挂中幡旗，正中是一大殿，青砖、朱漆格扇门，屋顶雕粱画栋，从院到大殿有三级台阶上到平台，平台方青砖漫地，左右两根红漆大挂，一侧挂有铸铁大钟一口，进到大殿，中间供有三眼十八手菩萨一尊，菩萨手持法器，全身贴金，端坐在莲花台上，身边站有韦陀护法神一尊，佛前供桌上摆放香炉、铜磐、蜡干，每日香烟缭绕，香火十分旺盛。相传，1948年12月30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这时菩萨显灵，就见有两只手将炸弹推到南运河中，使指挥部及当地老百姓免遭遇难。庙院两侧建有4间敞通的西厢房，为胜武老会及大同水会旧址，西厢房门口正中供有达摩老祖神像、火神爷神像，屋内西南边放有大同水局水机子三台，水机子是赵奎伍二子赵成玉赶大营从新疆汇款所买，在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消防设施，水机子是最好的灭火器具，每逢年节，人们为了过好祥和的节日，把水机子抬到庙前，左右摆好水筲，以防万一，保护了百姓的安全。十八手菩萨庙虽然规模不大，但建筑精湛，集舞会、水局为一体，上百年来已成为当地老百姓习拳练武、公益安全、烧香拜佛、祈求平安的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