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洪堡大学的倒影
秦岭
当旷世之躯以太普通的姿态在喧嚣的背后平静地行走，那背影往往会使庸常者的目光变得无知和幼稚起来，一如中国传统武侠传奇中貌不惊人、甚至看似弱不禁风的耄耋老者，往往出其不意地拥有足可以笑傲江湖的绝技，令所有的挑战者刮目。位于柏林市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的洪堡大学，不到半小时就使我们这些在国内或多或少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机关从业者拘谨、矜持起来，论城府尽管不至于面面相觑，但尴尬的滋味还是品尝到了。我们在洪堡大学的课堂教学式培训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我们仅仅看到了它的背影，背影拖得太长，像没在天际的银河，盛满万千星斗；又像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谁知原野的尽头，还有何等瑰丽的奇葩和彩霞？
现在想来仍然有些忍俊不禁。下了大巴，我们尚在左顾右盼寻找洪堡大学的校门，始知脚下的碎石路面便是洪堡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这是一所没有校门的大学。这种从容的闯入使我突然就领教了洪堡大学平实的姿态和民间式的幽默。院系的分布广而散。中午我们走出主楼，才知道除了外办、计算机中心以及最大的阶梯教室在主楼，人文学科的院系则分布在主楼的附近，而享誉世界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系却搬到了远在柏林东南角落的阿德勒斯霍夫，一些系、图书馆、展览馆、研究机构竟然分散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两边，湮没在我们误断为商业用的门脸房里。就是在这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流中，不断产生着震惊人类的伟大思想和著名创造。走在街道与校园共有的空间，一群群肤色各异的人，或休闲、或匆匆地行走，你根本难以辨得哪些是路人，哪些是学子。这里没有警察，甚至连保安都没有见到，学
秦岭简介
秦岭，原名何彦杰，38岁，甘肃天水人，研究生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1996年从甘肃天水调入天津。1985年学生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累计发表作品170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九十里铺》、小说集《绣花鞋垫》《红蜻蜓》、报告文学集《托起明天的太阳》《先锋》（合作）等。小说入选《2001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精选》《2003年下半年中国排行小说集》《2003年中国最佳校园小说精选》《中国乡村小说选》《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精品集》等，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中篇小说《绣花鞋垫》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曾5次获全国征文奖、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期刊优秀小说奖，2次获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2002年被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
另有40多万字的社科类论文发表并获奖，著有《环渤海地区人才现状与研究》《当前整体性人才开发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校与社会的交织、融合显得从容而和谐，一如柏林六月的雨，不经意而来，不经意而去。这使我想起国内的高校，几乎东西南北中都有钢筋水泥浇筑起来的宛如城堡的校门，被警察和保安警惕如网的目光笼罩。于是乎同行者喟然：“这就是现代大学之母？”
教授兼翻译陈先生给我们这群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无产者介绍这所学校的时候，仿佛在有意探询、印证我们的灵魂和信仰，因为他是先从曾就读过这里的马克思、恩格斯说起的。我们的心一下沉寂和肃穆下来，我们何曾仅仅来到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学府，我们的角色已经变成了无比虔诚的朝圣者。我们的目光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甚至能听到自己的脉搏不均匀的跳动，气氛顿时肃穆地有些让人感到呼吸困难。就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这所高校里的两颗星星，使这所高校光芒四射的还是马、恩之前有古人，马、恩之后有来者的群星荟萃而成的星河呢？许多历史哲人、文化名流和科学巨子都与这所学府有着很深的渊源，曾在此任教的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都……曾在此就读过的有欧洲议会主席舒曼、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这里先后产生过29位在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就出自这里。我想，来这里的人，应该是有勇气与科学、与思想、与高贵的魂灵对话的，而我和我的游伴们能吗？我为这个问题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恐惧。我不知道在这样一所蜚声世界的大学接受培训是不是一种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因为我实在难以判断我的培训所得是否有愧于先哲的期冀，是否有悖于洪堡的精神？于是我想起国内高校那颇显官场色彩的级别，似乎知名度越高就得享受诸如省部级、地厅级等等什么级的。按照国内的规则，洪堡大学当授何级？这个问题似乎过于幼稚或者简单，但是答案却不是谁都能回答的，这问题就不是深刻与否的问题，而是有些饶有趣味了。
我意识到了进入洪堡大学的贸然和轻率。之前对于欧洲的名校，也就平庸地记住了牛津、剑桥等为数不多的一些。奔赴欧洲前，出于学习考察需要，不以为然地了解了一些洪堡大学的皮毛，于是知道学校所在地是原先的海因里希王子宫，目前共有11个学院、2百多个专业或科系，学生近4万人。1810年，普鲁士教育大臣、著名学者和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主持成立了这所大学，他提出“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影响深远，直到今日仍是全世界大学所尊崇的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历史上曾经以洪堡大学为榜样，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促进了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传统的形成，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学以致用的样板。如今，历史的回望和现实的感受糅杂在我的大脑中，顿时生出了百倍的热量与温度，冥冥之中似乎明白了洪堡大学为什么被誉为德意志现代文明的摇篮；为什么有勇气颠覆了传统大学模式，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完美典范；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曾经是世界学术的中心。其实答案早就明摆着，譬如这里的校训：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
此训其实可以作为答案的，这样的答案足使我哑然。
校训其实是马克思的名言，镌刻在主楼大厅正面的墙壁上。我们上楼下楼都得经过这里，每次走过，仿佛穿越着时间的隧道，与一位历史老人靠近、再靠近。在这里，我们几乎都留了影。柏林的正午大雨如注，大厅的光线显得暗淡而迷离。镁光灯在不停地闪耀，伟人的文字在刺眼的镁光里熠熠生辉。我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这几行鎏金的德文，眼前闪过儿时在老家甘肃的乡村看过的连环画：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并肩走在莱茵河畔，天空密布着沉重如铅块的乌云，闪电豁开云层，犹如一把闪亮的利剑……耳边隐隐传来柏林上空的闷雷，我们仿佛在谛听历史伟人那关于全人类无产者生存与革命的旷世宣言，似乎在感受着伟大先驱在斗争的前沿踱步的背影，我们的灵魂似乎被投放到信仰和意志的天平上接受考问……我当然不是思想家，我从来没有奢望我有限的智慧里可有思想的因子。但是我是崇尚思想的，这至少使我的世界观在逐渐成熟起来，而今身处这个思想家的摇篮里，让自己浅薄的思维和思想家曾经拥有的空间融合在一起，陡然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
说起来洪堡大学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那一栋栋因风吹雨打而显得破旧的古老建筑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一个个堪称经典的故事。与经典故事相悖的是我们参观过的所有的教室都显得简朴而平实，桌椅板凳也很简单，不像国内某些大学的所谓硬件建设，竞相攀比，装扮豪奢。教授使用的所谓现代化设备竟然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城市学校淘汰了的普通幻灯机。这对我来说是个堪称经典的幽默。这其实是一种我们永远体会不到的姿态和境界，正因如此，除了洪堡大学的创立者威廉·冯·洪堡被塑之成像供后人瞻仰外，没有一个洪堡巨子像中国佛龛中的神位似的被供奉于最招人眼目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功高盖世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相框，也只是分两排集中悬挂在并不起眼的楼道里，似乎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曾经是这里的教师或者学生。窄小的楼道一下就被我们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塞满了。给我们讲课的黑格尔教授幽默地说：“洪堡大学的楼道里很少有如此堵塞的现象，看看，你们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吃惊了。”我这才注意到，许多准备穿过楼道的异国师生，疑惑地看我们一眼，就礼貌而又自觉地绕开我们，从两边的楼梯口上楼或者下楼。他们当然是要吃惊的，他们时时刻刻在感受着前人目光的热望和注视，无时不在这纵横交错的目光里汲取人生的启迪和意志的修练，而我们呢，在万里之外的国度，只是感知到被阳光拖过来的一截影子，而今到了影子的源头，却有难以望其项背的窘迫和尴尬。这其中的道理或者答案是什么呢？是差距。面对差距，我们就得承受目光的狐疑，尽管这样的目光被礼貌装饰得无可挑剔。
在课外，我们与黑格尔的交谈中，多次谈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洪堡大学和中国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的华夏儿女在和德国各界的接触中，都要了解与中国某些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问题。这让我感动，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下意识，而是一种责任、良知的发现和流露，这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了祖国这个概念。原来早在国难当头的民国初年，许多抱负远大的中华学子，就已经和洪堡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仅在1946年到1985年间，洪堡大学先后向国际上150位杰出人物颁发名誉博士证书，其中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周恩来曾于1922年2月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在洪堡大学勤工俭学，同去的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温朋久。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留德期间，广泛吸取了德国洪堡大学古典大学思想，丰富了北大的办学理念。另外，罗家伦、溥心畲、陈康、王淦昌、赵九章、陈寅恪、章伯钧等人都在此深造过。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某些学界、学科领域开山鼻祖和泰斗式的非凡人物，他们对于中国的特殊贡献，几乎囊括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经典学说、鸿篇巨制，也曾成为、今后也是我辈探求学海的引路明灯。幽默的是，近些年洪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却鲜有与前人比肩者。我在思考，面对前人树立的灯塔，我辈有无资格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即便是一叶扁舟，我们思想和灵魂里到底能够承载些什么，如果负载前人的精神，那么到底能负载多少。
从洪堡大学出来，适才初晴的天空又布满了阴云。我接到几个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始知大陆高考狼烟四起，征战犹酣，如火如荼。陈教授说：“在德国人看来，成才的标志是创造。”言下之意显然触及了国内的高考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问题。有一个趣闻，德国的所有大学拒收国内外的“高考状元”，招生时都采取高考分数、平时成绩及考生的综合素质三者合一综合选拔制度。具体来说，除了高中学业成绩和毕业成绩外，学生的领导才能、外语水平、打工经验、社区服务的经历、荣誉奖状等，都是校方录取时考虑的因素。这使我想起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教授所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是德、识、才、学诸因素的综合效应，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成为学生成才道路上的障碍，甚至是致命的障碍。”而此时此刻，祖国大陆各省市的教育部门、各所重点或者名牌大学、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怀着上帝般的虔诚和期冀，在企盼着国家级、省区级、地市级、县乡级“高考状元”的诞生……
又下雨了，我和陈教授共同搭着一把细花伞。我们久久地回眸，洪堡大学在雨中像一位江边独钓的老人，朴实无华的蓑笠和简单的鱼秆儿都在告诉我们，背影的前面，是怎样一副尊容。
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者
——秦岭乡村小说印象
南北萍
毋庸讳言，作家秦岭从《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等“乡村教师”系列到《烧水做饭的女人》《坡上的莓子红了没》、《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弃婴》等“三农”系列，创作道路呈现着明显的上升趋势。短短4年内，他的许多小说不仅被各类选本、选刊青睐，而且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摘取了以关注“三农”为主旨的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越来越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关注。追根溯源，在于作家对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
秦岭的乡村小说始终没有离开陇东南这片贫瘠但不乏诗意的土壤，笔下几乎都是他熟悉的乡土以及他的乡土悲情。他的作品都是以他个人的乡土经验成就陇东南乡土生活的浮世绘，表达了他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洞察和悲悯，颇具根性。《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中的甄大牙是村长推荐到粮站的优秀验粮员，但却并没有在村长和村民那里落好，反而遭受房顶瓦片屡屡被砸的闹剧，直到2005年国家取消延续了长达2600年的“皇粮”，甄大牙的命运才摆脱了这种黑色幽默式的乡村怪圈。《哑巴核桃》中的哑巴原本是马步芳手下的土匪，为了逃避惩罚隐居陇东南山乡几十年，用嘴里含核桃的方式强迫自己缄默，竟然成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而自己的人性也得到了回归。《涝坝》中的犟牛作为唯一见过世面的人，不惜得罪村长和全体村民，以殉道般的意志强迫村民修筑涝坝，村民得到了实惠而犟牛却里外不像人；《英雄弹球子别传》中的刘爱国之所以被人戏称弹球子，却是因为奋不顾身从狼口里救小孩时被狼尾巴扫瞎了眼，两颗弹球子一样的瞳仁成为笑柄，他为了最终落个名正言顺的英雄名分又去扑火，以死证实了自己是英雄……在上述作品中，作者努力在陇东南乡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之间探究着千年农耕文明和现实背景留下的既让人神往又令人困惑的乡村氛围，密切关注的是那些在乡村政治运转的秘而不宣的潜规则中艰难生存的普通人物，再加上作者对陇东南乡村风土、民俗、人文的精彩描绘和地方语言的适度应用，扑面而来的是只有这片土地才有的五谷杂粮的味道，这使我们在阅读中，随时都能感觉到那种来自陇东南乡村泥土深处的清新和沉重。
与大多数出身乡村进入城市、然后以“城市人”的视角审视和重构乡村生活的作家不同，从事过农村教师职业、后来又在甘肃、天津的党政机关从事政策研究的秦岭，不仅勇敢而坚定地充当着陇东南乡村的“麦田的守望者”，而且其乡村叙事显然有拉开认知距离后的审视目光。他的笔调常常是温和冷静的，倾注了对陇东南父老深切的悲悯与爱，如一曲悠长中带着忧伤的西北民歌；其睿智犀利的如刀之笔，总是出人意料地在现实与人性最薄弱处层层剖开，表现出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叙述风格。《坡上的莓子红了没》饱蘸深情的笔墨，以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陇东南地区农民面对干旱肆扰和贫穷的重压，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平和与渴望，被评论界誉为“像歌谣一样幽深的人性展示”。《弃婴》由于别开生面地提出了一个贫困地区的残疾婴儿被遗弃到城市后的遭遇，把“三农”问题暴光到都市背景下来审视，一发表就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同时转载。在中篇小说《烧水做饭的女人》《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硌牙的沙子》《正月》《村学》等乡村教师系列中，作者把喜剧和悲剧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运用得更为娴熟。如，山村中学校长孙留根既要合理阻止教师娶学生当媳妇，同时为了留住教学人才，又不得不动员学生嫁给教师；民办教师的妻子花儿巧妙地摆脱了乡党委书记的纠缠，但是为了自己丈夫和山村学校的未来，又不得不主动献身权贵；学生往教师的水桶里塞沙子的目的，竟是为了报复教师给征收税费的干部当帮凶；校长桃李满园，但因为充当了基层政权的工具，追悼会上鲜有家长和学生的身影……作者就是在笑与泪之交织中对他笔下的人物给予深切的关怀，同时又对他们身上的弱点持着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作者没把笔力过多伸向支配，而是把自己满腔的理解和深切的体恤倾注于这些命运多舛的人们，他让人物群像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中发自本性地喜怒哀乐，让人物在自乐自嘲中自省。在作者的笔下，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一个个复杂、多面，矛盾的却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些发源于陇东南乡村的艺术形象，由于另类和独特，因此只属于秦岭自己，决不与此前或同时期的其他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雷同，应该说，这是对当代农村小说的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这也是他坚持笔耕陇东南文学土壤的结果。
农人有句谚语：成熟了的谷穗是低着头的。已获得不俗成绩却始终清醒审视自己的秦岭，“沉下心，让心灵游荡在故乡的羊肠小道上”（秦岭创作谈语）的秦岭，“为了六月真正意义上的收割，在寂寞的崖畔精心地打磨自己最好使的镰刀”的秦岭，一定会在他的犁铧不断深入那片土地的过程中，完成新的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他忠实守望着的陇东南那片土地，写出更加不愧于这个时代的力作。
千年古镇『大』风情
肖国庆
大运河
千年古镇杨柳青青，镇中有一条河叫做大运河。古镇、大运河、杨柳青青，就这样刻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心里。
曾几何时，大运河是与碧绿的河水、繁忙的漕运、喧闹的街市相联系的。千百年来，交通运输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大运河背负了太多的沉重码头，流淌了太多的简陋船只。
河在变窄，窄到河道狭小，难见万舸竟舟的壮观场面；河在变老，老到树木枯死，难现万柳垂涤，随风摇荡；河在变脏，脏到河水浑浊，难遇万条鲤鱼飞跃龙门。
古镇不甘心啊，不甘心眼睁看着养育了自己的大运河变得那样落魄。
水有灵气，有水的地方才智慧；水有骨气，有水的地方才坚强；水有精气，有水的地方才有精神；水有志气，有水的地方才有富饶。
于是，一条凝结着古镇向往、凝聚着古镇勤劳、凝练着古镇智慧的大运河又被重新挖掘、塑造、铭刻。
如今的大运河，河道宽阔浩淼，清静致远；河岸杨柳依依，清新秀美；河水碧波荡漾，清澈透明。这如梦如幻的秀美景致，迷住了多少游者，陶醉了多少行人。
古镇有多大，大运河就有多长，长长地流向波涛；古镇有多俊，大运河就有多俏，俏俏地蜿蜒向前；古镇有多美，大运河就有多柔，柔柔地泛起清澈。
这条淳朴的大运河啊，重新焕发出青春，高唱着昂扬的歌，托载起斯文的魂。
大宅院
曾经沸腾过，炫耀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俨然宣泄一种浮躁的喧闹；曾经沉寂过，无奈事态炎凉，家道没落，枉然期盼一块祥和的空间；曾经幻想过，重温儿孙满堂，家丁兴旺，徒然奢望一份虚假的盛景。
你的思想太虚假，你的理想太虚幻，你的梦想太虚无。于是，沸腾不会持久，沉寂不可避免，幻想终究破灭。
你就这样被世人忘却、被时代抛弃吗？终究你也曾是岁月长河中一记烙印啊！大宅院，你应该承载起历史的足迹，容纳下古镇的宽容。于是，你的历史被认同、文化被挖掘、精髓被称颂，在风和日丽，繁荣昌盛的今天被后人赋给新的寓意。
屋宅朗朗，庭院深深，承载永恒足迹，接纳时代绚烂，张扬万般风情。每一块见棱见角的青色方砖，都是抵御肆虐风蚀的傲骨；每一扇亦宽亦窄的紫色大门，都是承接幸福生活的天梯；每一处或高或矮的灰色房屋，都是装满古镇文化的宝库。
这是古镇人民赋予你的全新诠释，是古镇人民给予你的生命重生。
清爽的春风吹过，廊檐下串串铜铃叮咚，奏响欢快音调；清柔的春雨撒下，甬道上点点水滴灿烂，折射明媚阳光；清润的春景装扮，院子里处处生机昂然，渲染勃郁妩媚。
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斯文的代言，你是凝固的文化。
你终于活化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露出了笑脸，露出了等待几个世纪的笑容，露出了脱去一身疲惫的笑容，露出了焕发生命活力的舒心笑容。
大广场
站住一方地，就拥有一片蓝天；揽住一片天，就拥有整个世界。
你是一个奇迹，破烂城区变做广场；你是一种情怀，喷泉勃发旺盛激情；你是一种品格，永不服输敢为人先。
你是一个寓意，社会发展永不停歇；你是一种象征，古镇文明大放异彩；你是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绚烂多姿。
你是一种美丽，美在每一个角落，美在每一种广场休闲活动。
鲜艳的花坛、碧绿的草地、光彩的雕塑、壮观的石柱，展示出静态美；
舞动的狮子、挥动的彩球、摇动的彩扇、抖动的空竹，展现出韵律美。
你是一种歌唱，唱在每一个季节，唱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间。
春天播种的良田、夏天纳凉的绿荫、秋天收获的粮仓、冬天赏雪的佳园，歌唱的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欢声笑语的儿童、悄声蜜语的恋人、慢声细语的夫妻、郎声快语的朋友，歌唱的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你是一种创新，创在每一项活动，创在每一次快速发展时期。
建设你，军队服务第二故乡，军民鱼水情谊更深，拥军优属盛开艳丽花朵；宣传你，古镇注入发展理念，乘势而上打造品牌，魅力名镇终结丰硕成果；
你骄傲着，西青开发区，那是充满活力的地方，是工业经济腾飞的领头羊；你引领着街镇工业园，那是农民增收的地方，是农业经济增效的排头兵。
杨柳青广场，你就是这样不事张扬，坚守着自己的执着，澎湃着自己的激情，灿烂着自己的辉煌。
大舞台
一项颇有创意的娱乐活动，一个群众喜爱的消夏晚会，杨柳青大舞台，一个响当当名字，已嵌入杨柳青人的心田；一项顶呱呱的活动，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磁石载体；一个硬邦邦的品牌，章显古镇先进文化的深厚底蕴。
旋律优美的民歌，韵味十足的戏剧，节奏明快的舞蹈；
稚气未脱的孩童，阳光灿烂的青年，壮心不已的老人。
没有胆怯，没有害羞，没有顾及；
只有赞美，只有祝福，只有盼望。
赞美古镇快速发展，高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祝福古镇魅力无穷，吸引八方来客世人称赞；
盼望古镇幸福永远，屹立津沽大地祥瑞昌盛。
八年了，年年都是那样精心组织，年年都是那样用心排练，年年都是那样专心演出；
一招一式是那么美好、一字一词是那么美丽、一音一符是那么美妙。
八年了，年年群众都翘首以待，年年群众都热情参与，年年观众都为之倾倒；
一言一语流露着激动、一欢一呼表达着激昂、一应一和释放着激情。
这就是杨柳青大舞台，不是美丽的传说，而是魅力的传承，是魅力名镇的又一颇具魅力的金字招牌。
摆擂台与放卫星
刘文生
从1958年到1960年，人们习惯称之为“大跃进”的年代。发动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之后波及到各行各业。“大跃进”中毫无根据的过高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引发出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其中以虚报粮食产量为最甚。
在此之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就把自己假造的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而卫星往往是通过打擂的方式放出来的，所以，人们便把摆擂台与放卫星联系在一起。那时的农村，擂台处处都摆，卫星连连上天，由此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从1958年6月份开始，报纸上时有卫星上天的报道。当月的《人民日报》，就发了河南省某县亩产小麦2105斤和亩产水稻2340斤两则消息。乃至9月份，又有亩产小麦8585斤。亩产水稻130434斤两颗“卫星”上天。此后，粮食亩产与日俱增，卫星越放越大，粮食亩产量达数万斤。于是，就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
或许是迫于形势，或许是受了那豪言壮语的蛊惑，天津郊区的许多农村干部的头脑也开始发热，也争相打擂放卫星。于是，就发生了下面故事的故事。
1958年7月份一天，公社在人民礼堂摆擂，大队即上台打擂，预报当年粮食单产。哪个大队粮食产量高，就争了上游，就成了先进典型。大队干部们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都想放卫星。无奈上台打擂要按次序进行。一个大队的书记自然排在第一。虽说早有准备，还是难免有些心虚。本来，他想把当年水稻的实际单产翻一番作为卫星放出去，又觉得小了点，于是，他一咬牙，又加了码。只见他健步跳上主席台，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们大队明年水稻单产确保3000斤……”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满面春风的他尚未走下台，另一大队的书记已经站在了麦克风前：“我们大队的生产条件不如他们大队，但事在人为，我们大队水稻单产3500斤是不成问题的？前面发言的书记闻听此言，急忙返回，抱过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同志们，我刚才说的那是米！”引来台下一阵哄笑。与会人员中有不少脑子快的，立刻算出，按稻谷出米率70％计算，3000斤米确实比3500斤稻谷多。人们不禁夸赞这位书记思维敏捷。这场擂台擂主属谁，不得而知，但敢肯定不是这两个大队。
还有更为离奇的故事。
某大队的水稻即将成熟时，上级来了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来视察，要求他们放出个大卫星。大队立即召开了个诸葛亮会，请各方贤能出谋划策。会上，有高人出了个搞移植的点子。就是把别的地块的水稻移植到一块地里，加大密度，分社和大队干部欣然采纳。兵贵神速，说干就干。当天就发动百十号青壮劳力移植水稻。有的用铁锨把其他地块的水稻连根带泥铲下，有的用小车背筐、土篮子运送，有的往原来的稻垅中间栽植。实在栽不下，就用木板往一块儿挤压。这样忙乎了几天，移植终于完成。由于稻秧过密。容易发生霉烂，又在地块四周按上了鼓风机，昼夜不停地往里吹风。据说，要向领导汇报亩产35万斤。至于后来水稻究竟收了多少，便无人再去深究。
进入1959年，因为社队干部虚报产量，许多大队亏了粮。队里的大食堂由开始敞开肚皮吃到限量供应，社员们的裤腰带越勒越紧了。加之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食堂里的口粮已难以为继，人们只好靠瓜、菜、代（食品）充饥了。干菜叶子、红薯秧、罗卜缨子、水草以及各种野菜都进了食堂的大锅。有的地区连树叶子都吃光了。还有人发明了哄弄肚子的“增量法”，免强蒸成的窝头比粥强不了多少，吃下去光尿尿。那时，人们想的、说的、研究的，多是肚子问题。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营养，许多人开始浮肿。有的人在好日子到来之前，就过早地逝去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才有了好转。
现在，除了极个别的地区，除了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没有人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有人说，如今天天过年，这话并不为过。乡村的干部们，都懂了实事求是，不管是汇报工作成绩还是上报发展计划指标，都尽量挤干水分。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用多么惨重的代价换来的。
只说甘甜
刘超
痛苦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心里的伤口也一分一分的加深，沥着鲜血，充斥着痛苦的呻吟，我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有人曾说过，谈论快乐能使人忘记暂时的痛楚，那么我就在这里只说甘甜。
十年学业的消磨使我发现路上的阳光已没有了小学时的灿烂，亦没有了初中时的阴霾——只留下了柔和，既包含了热情，又夹杂着冷漠；既富有了激情，又不乏矜持，似乎一切只不过是向阳面与背阳面的结合体，普通，可爱并且平凡的灰色。
十年的辛苦等待使我的心灵第一次绽出鲜艳的阳光，这阳光射穿了厚密的绿叶，丝丝缕的温柔的呵护着叶丫下的“树根”，却也有一种伟大的力量。
十年的奋力前行虽使我身心俱疲，但两纸代表着希望和收获的录取通知使我的努力得到肯定，在这架时光与知识组成的没有边际的坐标系中，我将更加努力的攀升，直至到达那个理想的顶峰。
十年文明的哺育也终于使我放下恶念，如果我再次遇到以前与我有不愉快经历的朋友，我不会与他们怒目而视，更别提我会挥起那撒满流星的拳头。给他们的，只有我充满友善笑容的脸。
十年的时光让我遇到了许多美丽的人，他（她）们把我从襁褓中领出，帮我从木讷的男孩变为成熟的男人，他（她）们给我讲述了一个个以“我”为第一人称的人生哲理故事。在这里，我认识到了美丽的真正含义。
只说甘甜，她营养着我的心，滋润着我的感情；她是我心中午夜星光，是骄阳下的点点凉荫；她使我狂喜，亦使我激动不已。
只说甘甜，这即是甘甜。
二分之一的
、时光痕迹
边轶菲
我一直以为我得混个北京的大学生当当的，没事儿的时候就跟什刹海那找找情调，要不就练就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小样儿，装个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底下的人物谁不会啊。
但我还是留在了天津，一个剥夺了我二十几年青春时光的地方。我娘说你的翅膀不够硬还是给我老实地呆着吧，我就满脸的郁闷说再呆下去我就该僵硬了。其实我真的只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想出去透透风，不然会生虫子的。
所以上了大学我发现自己开始歇斯底里的热爱阳光，没书要念的时候就满处作调查、搞访谈、参加大学生创业计划，用我娘的话说就是“好好的，把一个白白嫩嫩的淑女晒得跟一非洲人似的”，我就贫嘴“这样也好，晚上出去的时候省衣服不是？而且，您一看见非洲人就当是看见我了，还省得想我”。
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武装好自己，我要自己坚强得像杂草一样。
很少有时间坐下来仔细想想我的大学，文字对于我，大部分的用途就是不停不停地写报告。
所以在听见编辑约稿的瞬间我忽然间就魂走神游了，这种迷茫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清晰地听见自己愉快的答应写稿的事。我想，也许是文字想念我了。
好吧，心情不错，我要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有关我的大学的东西，谁都不要拦我。歇斯底里的十二月阳光
似乎我的高中印象还断断续续地缠绵在那个毕业后的秋天的时候，冬天忽然就来了。我想大概我上辈子是个在寒风中冻死的老头，不然我为什么如此恐惧寒冷。
也许是因为我念的大学就在我出生的城市吧，我对她的熟悉程度绝对不亚于我的高中。没有很多人刚进大学时的无缘无故的新鲜，我总是无缘无故地悲伤。悲伤我的绝无仅有的青春又要在这里为我的前途陪葬。我想念那个曾在我梦中出现过很多次的北京。
风总是在我稍不注意的瞬间就紧紧地裹住我的四肢，一夜不眠。天常常狠狠的黑下来，我就爬上我的香格里拉——教学楼七楼的楼顶，看着流水般四溢的灯火大声唱歌。Iamthekingtheworld．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坚强的小孩。我以为我可以坚强到独自忍受孤独和挑战。如果考试考砸了我就一个人跑到体育馆去看校队的排球训练。那是间有着木板的大屋子，脚踩在地板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排球砸在地板上，“砰、砰”的。我有时听久了就觉得心里很疼。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要为学业难过。北京，请你再等我四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我常常默念给自己听。
但是医院总是冷冰冰的，尤其是12月里，五脏六腑僵硬地挤在身体里。最糟糕的冬天我都要在大一这年经历了吧。也或许只是梦。可是当我走出加护病房，看见很多我曾经再熟悉不过的脸庞，再也没有同学聚会上的嬉闹。我找个角落坐下来，身边的一个转过头来说“我不相信，丫生活怎么会跟小说一样了呢”眼晴里亮亮的。抽烟的很多，护士一趟趟跑过来说“说了好几遍了，这儿不许抽烟，怎么这么没素质呢”。女生们站起来一个劲地赔不是或是轻轻夺过男生手里的烟。
是啊，生活——怎么跟小说一样了呢。一个高中时期爱穿白色运动衣的女生，从运动场上、校园文艺会的舞蹈台上，一下子就要消失了，忽然间无影无踪。一个人，和昨天一起鲜活地记忆里的，今天，却不在了。
没有泪，因为我要确保自己的眼睛清晰以便看仔细周围的景物来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梦。我昨天好像还见过她，穿着她常穿的运动衣，从阳光很好的地方走过来冲我笑。忘了曾经是谁说过，最大的悲哀不一定要流泪。梦境和现实在我面前纠结着。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可是你清楚的知道他们活在与你头顶一样的蓝天底下，很幸福：可是有些人，却再也见不到。这个念头常让我悲伤得不行。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在她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
办事的那天我头昏脚沉地满世界寻找白色的香水百合，雪很厚，在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地声响狰狞着，阳光偶尔会绕过一大片高楼冲到地上，反射着光怪陆离的颜色。这时候我总是会觉得，也许室内高高的水银柱只是一时兴起，玩闹一下罢了——我看见惨白的自己的笑容。
葬礼很乱，来来往往的人和一些支离破碎的言语，大多都是些感慨英年早逝的，或者是哭，声嘶力竭地。现在想想，很多当时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也或许是，我压根就不想记得。唯有那张和百合一起买来的卡片，白色的，满满地签着同学的名字和一句话——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so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goodbye…
雅轩，我敢保证，天气睛朗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看见你的舞姿，像当年一样。
生命这种东西，有的话，还是应该好好珍惜的，不是吗。
冷艳坚毅的五月月光
我常常在见到陌生人的时候首先看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暗淡的、清澈的、迷茫的……我以为，眼睛是不会骗人的。唐吉常说珂德，你这样对上级是不礼貌的，应该恭敬的看着别人的下巴然后如此如此。我想也许唐吉是对的。因为她总是在精致的生活中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而我却像个自避症的小孩子，做着只让自己愉快的事。其实我更喜欢以前的唐吉，哦，不，那时她还叫哈姆，我是雷特。无论我是想哭了孤单了还是很开心很想闹，哈姆总是陪着我。我们拉着手在黑漆漆的小路上一路唱着筠子的歌回宿舍，拎着一胖一瘦两个暖壶晃悠到教室上自习，甚至只是肩靠着肩坐在床上唱歌或者聊天就可以一直看到外面的天渐渐地亮起来。我们睡一张床，吃一个饭盒里的饭，用她的话说“没准将来连老公都共用一个”。
可是她在和那个高高瘦瘦的单眼皮男生分手后轻轻地抱住我说雷特，我们的名字悲剧色彩太重了，我们换个开心一点的，我叫唐吉，你叫珂德好吗？我点点头。那个男生，干净的外表和眼里的温柔常会让我想起我的卡其。原来，眼睛有时也不可靠。
后来唐吉在西飞orange city的前一夜，轻轻地坐在我的床边说，珂德，我不想这样，一个人。然后，眼泪顺着她长长的睫毛边缘涌出，一种很晶莹的液体，有节奏地，淹没着黑暗和无边无尽的悲伤。
Tomorrow is an other day．我说。
一地月光。
从此我也是一个人。有时会觉得很累，大部分清醒的状态都在歇斯底里地战斗着，有时候是和书本，有时候是人。写完这句话我觉得自己有点受虐狂的前兆。我想着自己是个光脚的小孩子，在冷冷马路上逆行，会有风，从四面八方呼啸着裹住我，贴近我的肌肤，很少有人停下来。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是过于早熟了还是成长得过于缓慢了，总之，我的青春迷茫期持续的时间很长，那应该是篇长满高草的土地，寂寞但不荒芜。偶尔会有鸟儿飞过，那些草就随着四面而来的风起起伏伏，像水中的涟漪一样，四散开来。
所以，我并不难过。只是我总是在贴着车窗看外面的时候想着为什么我按照唐吉教我的去做，按耐住无尽的好奇看着一些人的下巴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找出各种的理由和麻烦。我的大学离社会仅半步之遥，她并非像小说中描述得有如象牙塔般神圣与简单。
卡其说这就叫与时俱进，然后他补充说这是个笑话。
我记得安妮说，十几岁的年纪还是对生活保留一点幻想比较好。我想我六个月又二十四天之前就满二十岁了所以理所当然的对生活不必保留幻想了，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面对现实。
我再也不是孩子。我要为了一些所谓理想的东西坚强的天下无双。
爱情沁香的八月果实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
散落在风中的已蒸发
喧哗的都已沙哑
卡其刚入学的时候就堪称我们系的风流人物了。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个他们寝室的男生最后冲上讲台说，还有一个他去校队选拔了，让我代他跟大家问好。我仿佛又从被众多男生长相的摧残中看到了一点希望。“校队哦，那一定是运动型的了”“人肯定也不错”“分明就是帅哥坯子嘛”……我听到众多女生的口水声。
第一次见到卡其，那是间很大的教室，下了课，一群人冲上讲台把教师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搬起砖头一样的法学概论准备在交通还允许的时机下逃窜，不幸被卡在蜂拥而至的下一梯队中间，就在我极其不淑女的乱挤的时候，我看见了卡其。
纯黑色的上衣和水蓝色的牛仔裤，阳光从侧面流满他的全身，我说不出是阳光还是他的笑容，总之，那种亮得耀眼的感觉是叫做——灿烂吧。那张脸，用满大街言情小说里的话就是像是最感性的雕刻家灵性大发的作品，坚毅而且温柔。
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某年某月某个春末夏初遇见过他。对了，忘了说，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不相信一见钟情的人会像小说里的情节一样遇见他。以至于卡其总是臭美地称其为“并非是一见钟情的致命邂逅”。管他呢，小样儿，还不是被我骗到手了，嘿嘿。
其实后来我在千方百计探听有关那天他训练的情况时，卡其眨巴着无辜的眼睛说，我其实没去参加选拔，只是在寝室里睡过头了。我脑子里构想的校队男友的英雄形象立马哗啦啦地来了个粉碎。不过好在卡其的运动神经绝不低于那帮校队英才，而且学习成绩也是一片大好河山，我觉得自己总算逮着了个白金王老五。所以我依旧流着口水过我们的小日子，叭嗒叭嗒地。
我的爱情夏天，忽然间就来了。
很深的八月里，可以在学校的马蹄湖里看见荷花，这时要是有东方艺术系的几个学生摊了满地的水彩斜斜的坐着画画，我总会以为是他们其中粗心的一个打翻了画彩，染成了这满湖的柔绿嫩红。学校的音乐喷泉会在迎新的时候没时没点地绽开，像焰火一样。偶尔，会看见彩虹。我就蹦起来大叫说“彩虹”，卡其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点着头看我，眼睛温柔地眯成一条缝。
阳光很好的时候，我就坐在卡其的破自行车后座上眯着眼睛看天。要不就计算一下如果两个人每天省下五块钱要多久才能买上一辆BMW。或是晚上被统计学折磨完就去散步，拉着手走一段长长的废铁路，起风的时候卡其就把我紧紧地搂进怀里轻声唱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在我被满头的英语单词和大大小小的学生会的事情弄得烦躁不安的时候，卡其总是像先知一样，骑了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马上出现在我面前，一幅慷慨状说“楼下有car接老婆大人回家”；在周末的时候一扫绅士风度坐在电脑面前打打杀杀，一边咕咚咕咚，像个小孩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爱情，或者只是我们的生活里，有了彼此。也或许只是在我逆行的道路上，有个叫卡其的孩子，冲我微笑，拉着我的手一起走。
belief-s.h.e－青春株式会社
我知道的每阵风吹著吹著就停息＼也知道每朵云飘著飘著就散去＼but i believe(ibelieve）\but i believe(but i believe）＼因为我们＼我们有爱情＼我相信我和你一定会有结局＼任时光再侵袭拥抱一样＼坚定这世界有太多会消逝的美丽＼但你是你＼so i believe＼但你是你所以我相信＼so i believe＼就像是每条河总会流到海里去＼你知道我的心也只愿意奔向你＼我说爱你（我说爱你）＼就是爱你（就是爱你）＼这是真理＼永远别怀疑＼真心会给人力气＼穿越过所有的距离＼带领我们走进永远里
未来明媚的三月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地绽放＼让我心动＼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一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我常在春天的街头，用一个破破的mp3仔细听着这首歌。很慵懒的调子，却总是让我想到很多东西然后变得很有力。
2004年2月26日，我20岁生日的第二天，我爹作了嗓子的手术。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以后，我看着他口里、脸上全都是血。我趴在他床边，喊“爸爸”，然后我看见他的头忽然就在全麻的情况下动了一下，就像是一种本能。我的眼泪忽然就忍不住了。从什么时候起，那个在我眼里犹如山一样的父亲，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老去了。
我想起我在生日那天，发的那条给父母的短信——爹娘，谢谢你们20年的养育之恩。希望你们身体都好好的，让我可以孝敬很多年。
还有一条，一直在我的手机里存着，没有发出去。
爹，等有一天我发达了，就给你买个BMW玩。
我的每次都只是瞧瞧车展里的车，然后就拿出一大笔钱送我出国的爸爸，还有我的舍不得自己买东西，却总是让我吃好穿好，还在攒钱给我爹买车的，总被我们说是小气的娘。我真的不再是个孩子。
至于我的将来，你爹娘常说的说是“不要只是去做赚钱的，要去做你喜欢的”。其实对于未来的规划是我常常想的，我不需要很多钱，不过我要掌握一门可以赚钱的技术，买一栋大大的房子，有一辆我爹想的车，安顿好我的父母。然后我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带着感激与爱，走遍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有一天，我依然可以踏上巴格达的土地，而我是一名社工，不是当初梦想的战地记者罢了。而投入和记录，都是我要做的。所以，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我是爱着的。
我能想象自己那时的样子——一定是满脸阳光。
使君识龙之变化否？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秋，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我知道我是个地道的天津丫头，我不张扬不叛逆不颓废不以为自己是个多伟大的人物。我只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心甘情愿地做个恶心矫情的小文人。
天气真的不错。
不是后记：
杜拉斯说，写作是场暗无天日的自杀。可我就是如此的热爱文字。这让我想起弗洛伊德的“死的本能”，写到这我忽然又乐了，看来这两年的社会学没白学啊。在我背着大段的英语单词忽然厌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字，一个人一头扎进我的母语里。我总是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某种东西沿着我的笔尖一泻而下，汩汩地流动起来。
这几天，我的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是用来回忆的，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回忆着，然后时哭时笑。现在，我要和我大学的二分之一时光好好地告个别，因为路在我的脚下慢慢地延伸至远方，我不知道终点是什么，只是，我看见那边有很美丽的风景。我很着迷
我要启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
生產發展 生活寬裕 鄉風文明 村容整潔 管理民主
陆世来，男，1965年生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现任西青区杨柳青镇大柳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1985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大柳滩村团总支书记、天津市丰收橡胶厂副厂长，天津市京津无线电厂厂长、大柳滩村党组织委员、副书记、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先后荣获“天津市青年企业家”、“西青区优秀党员”、“天津市青年突击手”等光荣称号。自担任大柳滩村党政一把手以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拼搏精神，积极带领全村村民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使该村集体经济得到了显著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6年7月26日，大柳滩村召开党总支换届选举大会。通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推荐、党员大会选举的方式进行选举，在镇领导的监督下，通过党员认真负责的投票，选举出第六届新总支领导班子成员。
书记：陆世来
副书记：吴春孝 于树根
委员：荣绍凤 高占成
新一届大柳滩村党支部成员大柳滩万亩果园
日本白风桃
枣酥梨
美国首红苹果
山楂
大柳滩村有1万多亩的果树和树林，浓密茂盛、郁郁葱葱，到了秋天，万亩果园 硕果累累，果香飘溢，一派丰收的景象。2003年该村被评为全球500家生态平衡村之一，被市政府评为第一家生态平衡村。
大柳滩每年四月十五日举办桃花节，七月十五日开始举办果品采摘节，平时还举办各种旅游活动，是距天津市最近的一个生态旅游观光圣地，到此旅游的机关、团体、社区、学校的人员对天津市有这样 好的旅游环境纷纷赞叹不绝。
农家院
大柳滩首屆桃花节
大柳滩2006年应届高考录取生表彰会
大柳滩村党总支、村委会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对学习优秀的学生和录取的大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今年又有17名应届高考录取生受到表彰和奖励。这几年在大柳滩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学生比学习”的良好风气，他们不仅为自己和家人争得了荣誉，也为家乡增添了光彩。
大柳滩村2005年度文明家庭标兵户表彰大会
2006年1月20日，大柳滩村党总支召开了2005年度文明家庭标兵户表彰大会。标兵户的评选是通过各队的总代表和两套班子认真研究，从优秀中选优秀、从先进中选先进，评选出22户文明家庭标兵户。在会上，标兵户家庭代表相互交流持家经验，畅所欲言、取长补短，给全村村民做出了 榜样。形成了一种“儿女比孝顺，户户争文明”的良好风气。为大柳滩村搞好团结、建设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艾青诗《我爱这土地》
李新
诗是主观感觉与客观物象相契合而产生的欢愉，是意象组合的艺术。
艾青诗《我爱这土地》，是客观物象在诗人心灵中引起的强烈感应，是两个世界相契合的产物。物象是鸟在歌唱土地，以引发诗人歌唱祖国。可以想象诗人在甜睡中，他的大脑，展开了驰骋的想象：天空，睛和湛蓝；树林，苍绿清爽；深秋季节，金秋送爽。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良辰美景。忽听，鸟鸣悦耳，千啭百回，动人心怀，启人遐想。它们歌唱这土地广袤，森林秀美；歌唱这贲激的河流和激怒的风。然而，它们心里也有忧伤：提忧野蛮的枪击，温柔的黎明遭践踏。于是诗人自然地想到了自己与祖国，一种感觉在幻觉中自然流露。才有了“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起得很高也很妙。歌唱什么呢？鸟有对大自然的爱，诗人有对祖国大地的热爱。
人往往有一种心态：“自己有的不知珍惜，一旦失去，倍加热爱。”诗人此作，写于1938年11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践踏了东三省，蹂躏了华北大片土地，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谁人没有抗日的激情，爱国的热忱？作为一个诗人，更是敏感。诗人顺势写出了一个排句，歌唱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打击着的人民的心田；歌唱这亿万人悲愤而形成的河流，歌唱人民的希望，中国工农武装这支强大的抗日力量。这力量是新中国的曙光，是新中国的黎明。诗人连用了几个定语嫁接，把诗意的空间拓展开来，让读者在想象的空间驰骋。
诗人对祖国的爱之深沉，爱之彻底，是自始至终的，甚至死也不离开。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深切之处，也会“常使英雄泪满襟”的。
诗前后呼应，在妙处结束，诗味却在不尽地拓展，余味无穷，耐人咀嚼。
平衡
心平
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了，靠着对事业的忠诚，对孩子们的爱心和顽强的拼搏、敬业精神，我的教绩斐然，在师生、家长和各级领导中的印象很好，单是各级有关部门颁发的奖证就足有一大提篮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次的评优、评先进、百分之三晋升等机会都没有我的事，就连当初我教过的学生，师范毕业后又分回学校教学，现在的工资硬是比我多一、二百元。多少人为我不平，可又都无力回天，虽然我也总是告诫自己要淡泊名利，但心中总是有些不平衡。
前几天，村上的陈三爷请我去写一份他的经历，他说我写，老人努力地回忆着，昏花的老眼闪着光，嘴角上流露出不易觉察的自豪和满足：“我1926年出生，1953年入党，1942年到1949年掩护八路军做地下工作，1950到1951年任村委会主任，1952副乡长兼秘书，1953年选为乡人民代表……”我听着、写着，仿佛和老人一起走回了那久远的年代。“三爷，您能给我讲一个您掩护八路军的故事吗？”老人听了我的请求，眼睛更亮了，嘴角的自豪感明显流露出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多次安排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我家秘密居住，掩护、协助他们做地下工作，这在当时，一旦被敌人发展，不但我要掉脑袋，我的家人也会受到诛连。1945年夏末的一天夜里，天刚蒙蒙亮，突然听到外面人喊狗叫，还夹杂着枪声，我急忙穿上衣服，爬上房顶，发现村西北方向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队，我急忙下了房，叫醒了住在我家的当时解放区第十四区的区委书记张良等三位同志，经过紧急商量，认为地道已是藏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便先藏好了党的机密文件，又找来了我爸、我哥的破衣裳给他们换上，让他们扛上我家的锄、镐，扮成下地干活的农民，我在前面带路，在青纱帐的掩护下，直奔天津城方向跑去，到了墙子河，张良对我说：‘谢谢你了，前面的路我们认识了，你快回家吧！’我拉着他的手说：‘我不回家了，我要跟你们走，我要跟你们去当八路军。’张良语重心长地说：‘大伯大婶都不知道，你这样跟我们走哪行啊！他们哪能放心啊！’我还是苦苦哀求，最后张良安慰我说：‘等下次我们再来，一定带你去当八路军，好吗？’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失望，只好回了家。回家后，我天天盼啊，盼啊，盼张良他们快回来，我好跟他们去参加八路军，然而那次分别还不到两个月，张良同志便被大土匪赵福堂的三儿子残忍地杀害了，牺牲时才刚二十岁……”
我一边听，一边重新端详着眼前的陈三爷，我想象着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当年是何等的机智勇敢啊！我突然想到，要是能给阵三爷评职称，是科级、处级、厅级，我都不太懂，只知道像这样资格的老干部，每月工资总该有一、两千元吧，可现在，如果每月能给老人一、二百元，那老人会多么感激，多么知足啊！我看着老人的房子，好俭朴啊！电话、冰箱、空调等一件也没有，我默默地问自己：“老人的心里能平衡吗？”
我回到家里，依然想着陈三爷的事，如今老人已不能认定什么单位、学历，不会写什么论文，述职报告，更不能取得什么资格，职称，但老人心中是平衡的，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能有作为的时候，毕竟曾经发过光和热，毕竟曾经辉煌过，而这些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想到这里，我仿佛又找到了平衡的支点，这支点便是奉献，就是拨开人生的许多泡沫，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力争多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等到我也老的时候，也能像陈三爷一样，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回忆，值得自豪的东西，只有如此，才不愧于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回顾激情燃烧的岁月
——访亲历过『一二·九』运动的徐达本老人
翁芳芳
近几年，凡到过王兰庄的人，无不为这里的繁荣与祥合而感叹。整洁的村容，别致的村民住宅、幽静的休闲花园，会让你忘了你是身处在一个津城郊区的普通村落。就在这个普通村落里有一个别有情趣的去处，说不准哪一天你不期而至便会引发出你内心深处的一份崇敬，至少我是这样的。
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68周年，王兰庄村在原“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务教育陈列馆”的基础上，准备扩建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新的陈列馆，以激励和教育青少年学生，不忘过去，牢记革命先辈们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为使该馆内容更丰富、资料更充实，2003年10月9日奉领导指示我陪同原西青区党史研究室主任石泽年同志和王兰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德利同志到北京走访了曾经在王兰庄村工作过的老同志——原国家煤炭部副部长徐达本老人。
徐老住在北京一处标准的四合院内，书房里飘逸着淡淡的墨香，文房四宝有序地摆在案头，仿佛随时听候主人地调遣。徐达本高大魁梧，虽然已是9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颇具儒将风度。听说我们来自天津西青区，老人显出极大的热情，言谈话语感受到老人对王兰庄的亲切。我们的来访引发了老人的回忆，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徐达本考入北洋大学后不久就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学生为了把学生运动深入地推进一步，在党的领导下，1936年7月，学联提出利用暑假“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的号召。徐达本和各大中学的积极分子拥护这一号召，选择了近郊的王兰庄开展抗日救亡义务教育活动。徐老在王兰庄工作的日子里，为王兰庄的村民们讲时事、教识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路歌》等抗日歌曲。白天，他面对的学生主要是儿童，到了晚上他还要给成年人上夜校，非常辛苦。正是这样同农民朝夕相处，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当时的王兰庄地瘠租重，生活极度困难，同学们坚持向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相互激励，在困难中锻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王兰庄的农民更是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热忱，特别是青年农民，接受革命宣传快，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和我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前，王兰庄已建立了党支部、民先和农民救国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国泰民安，王兰庄的村民们也都过上了好日子，真是让人高兴啊！”
徐老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我，他的眼神流露出对往事无限的眷恋。我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在王兰庄工作的身影，我仿佛听见了他高唱革命歌曲时那嘹亮的声音。老人家虽然已90岁高龄，但他的心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昌盛、关注着王兰庄的发展、关注着百姓的安宁。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使我深感肩头责任的重大，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秦岭
当旷世之躯以太普通的姿态在喧嚣的背后平静地行走，那背影往往会使庸常者的目光变得无知和幼稚起来，一如中国传统武侠传奇中貌不惊人、甚至看似弱不禁风的耄耋老者，往往出其不意地拥有足可以笑傲江湖的绝技，令所有的挑战者刮目。位于柏林市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的洪堡大学，不到半小时就使我们这些在国内或多或少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机关从业者拘谨、矜持起来，论城府尽管不至于面面相觑，但尴尬的滋味还是品尝到了。我们在洪堡大学的课堂教学式培训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全貌，我们仅仅看到了它的背影，背影拖得太长，像没在天际的银河，盛满万千星斗；又像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谁知原野的尽头，还有何等瑰丽的奇葩和彩霞？
现在想来仍然有些忍俊不禁。下了大巴，我们尚在左顾右盼寻找洪堡大学的校门，始知脚下的碎石路面便是洪堡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这是一所没有校门的大学。这种从容的闯入使我突然就领教了洪堡大学平实的姿态和民间式的幽默。院系的分布广而散。中午我们走出主楼，才知道除了外办、计算机中心以及最大的阶梯教室在主楼，人文学科的院系则分布在主楼的附近，而享誉世界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系却搬到了远在柏林东南角落的阿德勒斯霍夫，一些系、图书馆、展览馆、研究机构竟然分散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两边，湮没在我们误断为商业用的门脸房里。就是在这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流中，不断产生着震惊人类的伟大思想和著名创造。走在街道与校园共有的空间，一群群肤色各异的人，或休闲、或匆匆地行走，你根本难以辨得哪些是路人，哪些是学子。这里没有警察，甚至连保安都没有见到，学
秦岭简介
秦岭，原名何彦杰，38岁，甘肃天水人，研究生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1996年从甘肃天水调入天津。1985年学生时期开始发表作品，累计发表作品170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九十里铺》、小说集《绣花鞋垫》《红蜻蜓》、报告文学集《托起明天的太阳》《先锋》（合作）等。小说入选《2001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精选》《2003年下半年中国排行小说集》《2003年中国最佳校园小说精选》《中国乡村小说选》《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精品集》等，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中篇小说《绣花鞋垫》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曾5次获全国征文奖、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期刊优秀小说奖，2次获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2002年被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
另有40多万字的社科类论文发表并获奖，著有《环渤海地区人才现状与研究》《当前整体性人才开发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校与社会的交织、融合显得从容而和谐，一如柏林六月的雨，不经意而来，不经意而去。这使我想起国内的高校，几乎东西南北中都有钢筋水泥浇筑起来的宛如城堡的校门，被警察和保安警惕如网的目光笼罩。于是乎同行者喟然：“这就是现代大学之母？”
教授兼翻译陈先生给我们这群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无产者介绍这所学校的时候，仿佛在有意探询、印证我们的灵魂和信仰，因为他是先从曾就读过这里的马克思、恩格斯说起的。我们的心一下沉寂和肃穆下来，我们何曾仅仅来到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学府，我们的角色已经变成了无比虔诚的朝圣者。我们的目光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甚至能听到自己的脉搏不均匀的跳动，气氛顿时肃穆地有些让人感到呼吸困难。就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这所高校里的两颗星星，使这所高校光芒四射的还是马、恩之前有古人，马、恩之后有来者的群星荟萃而成的星河呢？许多历史哲人、文化名流和科学巨子都与这所学府有着很深的渊源，曾在此任教的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都……曾在此就读过的有欧洲议会主席舒曼、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这里先后产生过29位在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就出自这里。我想，来这里的人，应该是有勇气与科学、与思想、与高贵的魂灵对话的，而我和我的游伴们能吗？我为这个问题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恐惧。我不知道在这样一所蜚声世界的大学接受培训是不是一种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因为我实在难以判断我的培训所得是否有愧于先哲的期冀，是否有悖于洪堡的精神？于是我想起国内高校那颇显官场色彩的级别，似乎知名度越高就得享受诸如省部级、地厅级等等什么级的。按照国内的规则，洪堡大学当授何级？这个问题似乎过于幼稚或者简单，但是答案却不是谁都能回答的，这问题就不是深刻与否的问题，而是有些饶有趣味了。
我意识到了进入洪堡大学的贸然和轻率。之前对于欧洲的名校，也就平庸地记住了牛津、剑桥等为数不多的一些。奔赴欧洲前，出于学习考察需要，不以为然地了解了一些洪堡大学的皮毛，于是知道学校所在地是原先的海因里希王子宫，目前共有11个学院、2百多个专业或科系，学生近4万人。1810年，普鲁士教育大臣、著名学者和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主持成立了这所大学，他提出“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影响深远，直到今日仍是全世界大学所尊崇的教育思想，特别是美国历史上曾经以洪堡大学为榜样，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促进了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传统的形成，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学以致用的样板。如今，历史的回望和现实的感受糅杂在我的大脑中，顿时生出了百倍的热量与温度，冥冥之中似乎明白了洪堡大学为什么被誉为德意志现代文明的摇篮；为什么有勇气颠覆了传统大学模式，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完美典范；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曾经是世界学术的中心。其实答案早就明摆着，譬如这里的校训：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
此训其实可以作为答案的，这样的答案足使我哑然。
校训其实是马克思的名言，镌刻在主楼大厅正面的墙壁上。我们上楼下楼都得经过这里，每次走过，仿佛穿越着时间的隧道，与一位历史老人靠近、再靠近。在这里，我们几乎都留了影。柏林的正午大雨如注，大厅的光线显得暗淡而迷离。镁光灯在不停地闪耀，伟人的文字在刺眼的镁光里熠熠生辉。我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这几行鎏金的德文，眼前闪过儿时在老家甘肃的乡村看过的连环画：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并肩走在莱茵河畔，天空密布着沉重如铅块的乌云，闪电豁开云层，犹如一把闪亮的利剑……耳边隐隐传来柏林上空的闷雷，我们仿佛在谛听历史伟人那关于全人类无产者生存与革命的旷世宣言，似乎在感受着伟大先驱在斗争的前沿踱步的背影，我们的灵魂似乎被投放到信仰和意志的天平上接受考问……我当然不是思想家，我从来没有奢望我有限的智慧里可有思想的因子。但是我是崇尚思想的，这至少使我的世界观在逐渐成熟起来，而今身处这个思想家的摇篮里，让自己浅薄的思维和思想家曾经拥有的空间融合在一起，陡然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
说起来洪堡大学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那一栋栋因风吹雨打而显得破旧的古老建筑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一个个堪称经典的故事。与经典故事相悖的是我们参观过的所有的教室都显得简朴而平实，桌椅板凳也很简单，不像国内某些大学的所谓硬件建设，竞相攀比，装扮豪奢。教授使用的所谓现代化设备竟然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城市学校淘汰了的普通幻灯机。这对我来说是个堪称经典的幽默。这其实是一种我们永远体会不到的姿态和境界，正因如此，除了洪堡大学的创立者威廉·冯·洪堡被塑之成像供后人瞻仰外，没有一个洪堡巨子像中国佛龛中的神位似的被供奉于最招人眼目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功高盖世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相框，也只是分两排集中悬挂在并不起眼的楼道里，似乎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曾经是这里的教师或者学生。窄小的楼道一下就被我们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塞满了。给我们讲课的黑格尔教授幽默地说：“洪堡大学的楼道里很少有如此堵塞的现象，看看，你们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吃惊了。”我这才注意到，许多准备穿过楼道的异国师生，疑惑地看我们一眼，就礼貌而又自觉地绕开我们，从两边的楼梯口上楼或者下楼。他们当然是要吃惊的，他们时时刻刻在感受着前人目光的热望和注视，无时不在这纵横交错的目光里汲取人生的启迪和意志的修练，而我们呢，在万里之外的国度，只是感知到被阳光拖过来的一截影子，而今到了影子的源头，却有难以望其项背的窘迫和尴尬。这其中的道理或者答案是什么呢？是差距。面对差距，我们就得承受目光的狐疑，尽管这样的目光被礼貌装饰得无可挑剔。
在课外，我们与黑格尔的交谈中，多次谈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洪堡大学和中国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的华夏儿女在和德国各界的接触中，都要了解与中国某些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问题。这让我感动，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下意识，而是一种责任、良知的发现和流露，这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了祖国这个概念。原来早在国难当头的民国初年，许多抱负远大的中华学子，就已经和洪堡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仅在1946年到1985年间，洪堡大学先后向国际上150位杰出人物颁发名誉博士证书，其中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周恩来曾于1922年2月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在洪堡大学勤工俭学，同去的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温朋久。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留德期间，广泛吸取了德国洪堡大学古典大学思想，丰富了北大的办学理念。另外，罗家伦、溥心畲、陈康、王淦昌、赵九章、陈寅恪、章伯钧等人都在此深造过。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某些学界、学科领域开山鼻祖和泰斗式的非凡人物，他们对于中国的特殊贡献，几乎囊括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经典学说、鸿篇巨制，也曾成为、今后也是我辈探求学海的引路明灯。幽默的是，近些年洪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却鲜有与前人比肩者。我在思考，面对前人树立的灯塔，我辈有无资格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即便是一叶扁舟，我们思想和灵魂里到底能够承载些什么，如果负载前人的精神，那么到底能负载多少。
从洪堡大学出来，适才初晴的天空又布满了阴云。我接到几个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始知大陆高考狼烟四起，征战犹酣，如火如荼。陈教授说：“在德国人看来，成才的标志是创造。”言下之意显然触及了国内的高考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问题。有一个趣闻，德国的所有大学拒收国内外的“高考状元”，招生时都采取高考分数、平时成绩及考生的综合素质三者合一综合选拔制度。具体来说，除了高中学业成绩和毕业成绩外，学生的领导才能、外语水平、打工经验、社区服务的经历、荣誉奖状等，都是校方录取时考虑的因素。这使我想起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教授所说：“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是德、识、才、学诸因素的综合效应，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成为学生成才道路上的障碍，甚至是致命的障碍。”而此时此刻，祖国大陆各省市的教育部门、各所重点或者名牌大学、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怀着上帝般的虔诚和期冀，在企盼着国家级、省区级、地市级、县乡级“高考状元”的诞生……
又下雨了，我和陈教授共同搭着一把细花伞。我们久久地回眸，洪堡大学在雨中像一位江边独钓的老人，朴实无华的蓑笠和简单的鱼秆儿都在告诉我们，背影的前面，是怎样一副尊容。
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者
——秦岭乡村小说印象
南北萍
毋庸讳言，作家秦岭从《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等“乡村教师”系列到《烧水做饭的女人》《坡上的莓子红了没》、《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弃婴》等“三农”系列，创作道路呈现着明显的上升趋势。短短4年内，他的许多小说不仅被各类选本、选刊青睐，而且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摘取了以关注“三农”为主旨的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越来越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关注。追根溯源，在于作家对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
秦岭的乡村小说始终没有离开陇东南这片贫瘠但不乏诗意的土壤，笔下几乎都是他熟悉的乡土以及他的乡土悲情。他的作品都是以他个人的乡土经验成就陇东南乡土生活的浮世绘，表达了他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洞察和悲悯，颇具根性。《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中的甄大牙是村长推荐到粮站的优秀验粮员，但却并没有在村长和村民那里落好，反而遭受房顶瓦片屡屡被砸的闹剧，直到2005年国家取消延续了长达2600年的“皇粮”，甄大牙的命运才摆脱了这种黑色幽默式的乡村怪圈。《哑巴核桃》中的哑巴原本是马步芳手下的土匪，为了逃避惩罚隐居陇东南山乡几十年，用嘴里含核桃的方式强迫自己缄默，竟然成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而自己的人性也得到了回归。《涝坝》中的犟牛作为唯一见过世面的人，不惜得罪村长和全体村民，以殉道般的意志强迫村民修筑涝坝，村民得到了实惠而犟牛却里外不像人；《英雄弹球子别传》中的刘爱国之所以被人戏称弹球子，却是因为奋不顾身从狼口里救小孩时被狼尾巴扫瞎了眼，两颗弹球子一样的瞳仁成为笑柄，他为了最终落个名正言顺的英雄名分又去扑火，以死证实了自己是英雄……在上述作品中，作者努力在陇东南乡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之间探究着千年农耕文明和现实背景留下的既让人神往又令人困惑的乡村氛围，密切关注的是那些在乡村政治运转的秘而不宣的潜规则中艰难生存的普通人物，再加上作者对陇东南乡村风土、民俗、人文的精彩描绘和地方语言的适度应用，扑面而来的是只有这片土地才有的五谷杂粮的味道，这使我们在阅读中，随时都能感觉到那种来自陇东南乡村泥土深处的清新和沉重。
与大多数出身乡村进入城市、然后以“城市人”的视角审视和重构乡村生活的作家不同，从事过农村教师职业、后来又在甘肃、天津的党政机关从事政策研究的秦岭，不仅勇敢而坚定地充当着陇东南乡村的“麦田的守望者”，而且其乡村叙事显然有拉开认知距离后的审视目光。他的笔调常常是温和冷静的，倾注了对陇东南父老深切的悲悯与爱，如一曲悠长中带着忧伤的西北民歌；其睿智犀利的如刀之笔，总是出人意料地在现实与人性最薄弱处层层剖开，表现出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叙述风格。《坡上的莓子红了没》饱蘸深情的笔墨，以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陇东南地区农民面对干旱肆扰和贫穷的重压，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平和与渴望，被评论界誉为“像歌谣一样幽深的人性展示”。《弃婴》由于别开生面地提出了一个贫困地区的残疾婴儿被遗弃到城市后的遭遇，把“三农”问题暴光到都市背景下来审视，一发表就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同时转载。在中篇小说《烧水做饭的女人》《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硌牙的沙子》《正月》《村学》等乡村教师系列中，作者把喜剧和悲剧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运用得更为娴熟。如，山村中学校长孙留根既要合理阻止教师娶学生当媳妇，同时为了留住教学人才，又不得不动员学生嫁给教师；民办教师的妻子花儿巧妙地摆脱了乡党委书记的纠缠，但是为了自己丈夫和山村学校的未来，又不得不主动献身权贵；学生往教师的水桶里塞沙子的目的，竟是为了报复教师给征收税费的干部当帮凶；校长桃李满园，但因为充当了基层政权的工具，追悼会上鲜有家长和学生的身影……作者就是在笑与泪之交织中对他笔下的人物给予深切的关怀，同时又对他们身上的弱点持着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作者没把笔力过多伸向支配，而是把自己满腔的理解和深切的体恤倾注于这些命运多舛的人们，他让人物群像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中发自本性地喜怒哀乐，让人物在自乐自嘲中自省。在作者的笔下，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一个个复杂、多面，矛盾的却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些发源于陇东南乡村的艺术形象，由于另类和独特，因此只属于秦岭自己，决不与此前或同时期的其他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雷同，应该说，这是对当代农村小说的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这也是他坚持笔耕陇东南文学土壤的结果。
农人有句谚语：成熟了的谷穗是低着头的。已获得不俗成绩却始终清醒审视自己的秦岭，“沉下心，让心灵游荡在故乡的羊肠小道上”（秦岭创作谈语）的秦岭，“为了六月真正意义上的收割，在寂寞的崖畔精心地打磨自己最好使的镰刀”的秦岭，一定会在他的犁铧不断深入那片土地的过程中，完成新的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他忠实守望着的陇东南那片土地，写出更加不愧于这个时代的力作。
千年古镇『大』风情
肖国庆
大运河
千年古镇杨柳青青，镇中有一条河叫做大运河。古镇、大运河、杨柳青青，就这样刻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心里。
曾几何时，大运河是与碧绿的河水、繁忙的漕运、喧闹的街市相联系的。千百年来，交通运输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大运河背负了太多的沉重码头，流淌了太多的简陋船只。
河在变窄，窄到河道狭小，难见万舸竟舟的壮观场面；河在变老，老到树木枯死，难现万柳垂涤，随风摇荡；河在变脏，脏到河水浑浊，难遇万条鲤鱼飞跃龙门。
古镇不甘心啊，不甘心眼睁看着养育了自己的大运河变得那样落魄。
水有灵气，有水的地方才智慧；水有骨气，有水的地方才坚强；水有精气，有水的地方才有精神；水有志气，有水的地方才有富饶。
于是，一条凝结着古镇向往、凝聚着古镇勤劳、凝练着古镇智慧的大运河又被重新挖掘、塑造、铭刻。
如今的大运河，河道宽阔浩淼，清静致远；河岸杨柳依依，清新秀美；河水碧波荡漾，清澈透明。这如梦如幻的秀美景致，迷住了多少游者，陶醉了多少行人。
古镇有多大，大运河就有多长，长长地流向波涛；古镇有多俊，大运河就有多俏，俏俏地蜿蜒向前；古镇有多美，大运河就有多柔，柔柔地泛起清澈。
这条淳朴的大运河啊，重新焕发出青春，高唱着昂扬的歌，托载起斯文的魂。
大宅院
曾经沸腾过，炫耀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俨然宣泄一种浮躁的喧闹；曾经沉寂过，无奈事态炎凉，家道没落，枉然期盼一块祥和的空间；曾经幻想过，重温儿孙满堂，家丁兴旺，徒然奢望一份虚假的盛景。
你的思想太虚假，你的理想太虚幻，你的梦想太虚无。于是，沸腾不会持久，沉寂不可避免，幻想终究破灭。
你就这样被世人忘却、被时代抛弃吗？终究你也曾是岁月长河中一记烙印啊！大宅院，你应该承载起历史的足迹，容纳下古镇的宽容。于是，你的历史被认同、文化被挖掘、精髓被称颂，在风和日丽，繁荣昌盛的今天被后人赋给新的寓意。
屋宅朗朗，庭院深深，承载永恒足迹，接纳时代绚烂，张扬万般风情。每一块见棱见角的青色方砖，都是抵御肆虐风蚀的傲骨；每一扇亦宽亦窄的紫色大门，都是承接幸福生活的天梯；每一处或高或矮的灰色房屋，都是装满古镇文化的宝库。
这是古镇人民赋予你的全新诠释，是古镇人民给予你的生命重生。
清爽的春风吹过，廊檐下串串铜铃叮咚，奏响欢快音调；清柔的春雨撒下，甬道上点点水滴灿烂，折射明媚阳光；清润的春景装扮，院子里处处生机昂然，渲染勃郁妩媚。
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斯文的代言，你是凝固的文化。
你终于活化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露出了笑脸，露出了等待几个世纪的笑容，露出了脱去一身疲惫的笑容，露出了焕发生命活力的舒心笑容。
大广场
站住一方地，就拥有一片蓝天；揽住一片天，就拥有整个世界。
你是一个奇迹，破烂城区变做广场；你是一种情怀，喷泉勃发旺盛激情；你是一种品格，永不服输敢为人先。
你是一个寓意，社会发展永不停歇；你是一种象征，古镇文明大放异彩；你是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绚烂多姿。
你是一种美丽，美在每一个角落，美在每一种广场休闲活动。
鲜艳的花坛、碧绿的草地、光彩的雕塑、壮观的石柱，展示出静态美；
舞动的狮子、挥动的彩球、摇动的彩扇、抖动的空竹，展现出韵律美。
你是一种歌唱，唱在每一个季节，唱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间。
春天播种的良田、夏天纳凉的绿荫、秋天收获的粮仓、冬天赏雪的佳园，歌唱的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欢声笑语的儿童、悄声蜜语的恋人、慢声细语的夫妻、郎声快语的朋友，歌唱的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你是一种创新，创在每一项活动，创在每一次快速发展时期。
建设你，军队服务第二故乡，军民鱼水情谊更深，拥军优属盛开艳丽花朵；宣传你，古镇注入发展理念，乘势而上打造品牌，魅力名镇终结丰硕成果；
你骄傲着，西青开发区，那是充满活力的地方，是工业经济腾飞的领头羊；你引领着街镇工业园，那是农民增收的地方，是农业经济增效的排头兵。
杨柳青广场，你就是这样不事张扬，坚守着自己的执着，澎湃着自己的激情，灿烂着自己的辉煌。
大舞台
一项颇有创意的娱乐活动，一个群众喜爱的消夏晚会，杨柳青大舞台，一个响当当名字，已嵌入杨柳青人的心田；一项顶呱呱的活动，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磁石载体；一个硬邦邦的品牌，章显古镇先进文化的深厚底蕴。
旋律优美的民歌，韵味十足的戏剧，节奏明快的舞蹈；
稚气未脱的孩童，阳光灿烂的青年，壮心不已的老人。
没有胆怯，没有害羞，没有顾及；
只有赞美，只有祝福，只有盼望。
赞美古镇快速发展，高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祝福古镇魅力无穷，吸引八方来客世人称赞；
盼望古镇幸福永远，屹立津沽大地祥瑞昌盛。
八年了，年年都是那样精心组织，年年都是那样用心排练，年年都是那样专心演出；
一招一式是那么美好、一字一词是那么美丽、一音一符是那么美妙。
八年了，年年群众都翘首以待，年年群众都热情参与，年年观众都为之倾倒；
一言一语流露着激动、一欢一呼表达着激昂、一应一和释放着激情。
这就是杨柳青大舞台，不是美丽的传说，而是魅力的传承，是魅力名镇的又一颇具魅力的金字招牌。
摆擂台与放卫星
刘文生
从1958年到1960年，人们习惯称之为“大跃进”的年代。发动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之后波及到各行各业。“大跃进”中毫无根据的过高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引发出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其中以虚报粮食产量为最甚。
在此之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就把自己假造的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而卫星往往是通过打擂的方式放出来的，所以，人们便把摆擂台与放卫星联系在一起。那时的农村，擂台处处都摆，卫星连连上天，由此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从1958年6月份开始，报纸上时有卫星上天的报道。当月的《人民日报》，就发了河南省某县亩产小麦2105斤和亩产水稻2340斤两则消息。乃至9月份，又有亩产小麦8585斤。亩产水稻130434斤两颗“卫星”上天。此后，粮食亩产与日俱增，卫星越放越大，粮食亩产量达数万斤。于是，就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
或许是迫于形势，或许是受了那豪言壮语的蛊惑，天津郊区的许多农村干部的头脑也开始发热，也争相打擂放卫星。于是，就发生了下面故事的故事。
1958年7月份一天，公社在人民礼堂摆擂，大队即上台打擂，预报当年粮食单产。哪个大队粮食产量高，就争了上游，就成了先进典型。大队干部们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都想放卫星。无奈上台打擂要按次序进行。一个大队的书记自然排在第一。虽说早有准备，还是难免有些心虚。本来，他想把当年水稻的实际单产翻一番作为卫星放出去，又觉得小了点，于是，他一咬牙，又加了码。只见他健步跳上主席台，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们大队明年水稻单产确保3000斤……”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满面春风的他尚未走下台，另一大队的书记已经站在了麦克风前：“我们大队的生产条件不如他们大队，但事在人为，我们大队水稻单产3500斤是不成问题的？前面发言的书记闻听此言，急忙返回，抱过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同志们，我刚才说的那是米！”引来台下一阵哄笑。与会人员中有不少脑子快的，立刻算出，按稻谷出米率70％计算，3000斤米确实比3500斤稻谷多。人们不禁夸赞这位书记思维敏捷。这场擂台擂主属谁，不得而知，但敢肯定不是这两个大队。
还有更为离奇的故事。
某大队的水稻即将成熟时，上级来了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来视察，要求他们放出个大卫星。大队立即召开了个诸葛亮会，请各方贤能出谋划策。会上，有高人出了个搞移植的点子。就是把别的地块的水稻移植到一块地里，加大密度，分社和大队干部欣然采纳。兵贵神速，说干就干。当天就发动百十号青壮劳力移植水稻。有的用铁锨把其他地块的水稻连根带泥铲下，有的用小车背筐、土篮子运送，有的往原来的稻垅中间栽植。实在栽不下，就用木板往一块儿挤压。这样忙乎了几天，移植终于完成。由于稻秧过密。容易发生霉烂，又在地块四周按上了鼓风机，昼夜不停地往里吹风。据说，要向领导汇报亩产35万斤。至于后来水稻究竟收了多少，便无人再去深究。
进入1959年，因为社队干部虚报产量，许多大队亏了粮。队里的大食堂由开始敞开肚皮吃到限量供应，社员们的裤腰带越勒越紧了。加之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食堂里的口粮已难以为继，人们只好靠瓜、菜、代（食品）充饥了。干菜叶子、红薯秧、罗卜缨子、水草以及各种野菜都进了食堂的大锅。有的地区连树叶子都吃光了。还有人发明了哄弄肚子的“增量法”，免强蒸成的窝头比粥强不了多少，吃下去光尿尿。那时，人们想的、说的、研究的，多是肚子问题。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营养，许多人开始浮肿。有的人在好日子到来之前，就过早地逝去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才有了好转。
现在，除了极个别的地区，除了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没有人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有人说，如今天天过年，这话并不为过。乡村的干部们，都懂了实事求是，不管是汇报工作成绩还是上报发展计划指标，都尽量挤干水分。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用多么惨重的代价换来的。
只说甘甜
刘超
痛苦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心里的伤口也一分一分的加深，沥着鲜血，充斥着痛苦的呻吟，我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有人曾说过，谈论快乐能使人忘记暂时的痛楚，那么我就在这里只说甘甜。
十年学业的消磨使我发现路上的阳光已没有了小学时的灿烂，亦没有了初中时的阴霾——只留下了柔和，既包含了热情，又夹杂着冷漠；既富有了激情，又不乏矜持，似乎一切只不过是向阳面与背阳面的结合体，普通，可爱并且平凡的灰色。
十年的辛苦等待使我的心灵第一次绽出鲜艳的阳光，这阳光射穿了厚密的绿叶，丝丝缕的温柔的呵护着叶丫下的“树根”，却也有一种伟大的力量。
十年的奋力前行虽使我身心俱疲，但两纸代表着希望和收获的录取通知使我的努力得到肯定，在这架时光与知识组成的没有边际的坐标系中，我将更加努力的攀升，直至到达那个理想的顶峰。
十年文明的哺育也终于使我放下恶念，如果我再次遇到以前与我有不愉快经历的朋友，我不会与他们怒目而视，更别提我会挥起那撒满流星的拳头。给他们的，只有我充满友善笑容的脸。
十年的时光让我遇到了许多美丽的人，他（她）们把我从襁褓中领出，帮我从木讷的男孩变为成熟的男人，他（她）们给我讲述了一个个以“我”为第一人称的人生哲理故事。在这里，我认识到了美丽的真正含义。
只说甘甜，她营养着我的心，滋润着我的感情；她是我心中午夜星光，是骄阳下的点点凉荫；她使我狂喜，亦使我激动不已。
只说甘甜，这即是甘甜。
二分之一的
、时光痕迹
边轶菲
我一直以为我得混个北京的大学生当当的，没事儿的时候就跟什刹海那找找情调，要不就练就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小样儿，装个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底下的人物谁不会啊。
但我还是留在了天津，一个剥夺了我二十几年青春时光的地方。我娘说你的翅膀不够硬还是给我老实地呆着吧，我就满脸的郁闷说再呆下去我就该僵硬了。其实我真的只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想出去透透风，不然会生虫子的。
所以上了大学我发现自己开始歇斯底里的热爱阳光，没书要念的时候就满处作调查、搞访谈、参加大学生创业计划，用我娘的话说就是“好好的，把一个白白嫩嫩的淑女晒得跟一非洲人似的”，我就贫嘴“这样也好，晚上出去的时候省衣服不是？而且，您一看见非洲人就当是看见我了，还省得想我”。
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武装好自己，我要自己坚强得像杂草一样。
很少有时间坐下来仔细想想我的大学，文字对于我，大部分的用途就是不停不停地写报告。
所以在听见编辑约稿的瞬间我忽然间就魂走神游了，这种迷茫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清晰地听见自己愉快的答应写稿的事。我想，也许是文字想念我了。
好吧，心情不错，我要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有关我的大学的东西，谁都不要拦我。歇斯底里的十二月阳光
似乎我的高中印象还断断续续地缠绵在那个毕业后的秋天的时候，冬天忽然就来了。我想大概我上辈子是个在寒风中冻死的老头，不然我为什么如此恐惧寒冷。
也许是因为我念的大学就在我出生的城市吧，我对她的熟悉程度绝对不亚于我的高中。没有很多人刚进大学时的无缘无故的新鲜，我总是无缘无故地悲伤。悲伤我的绝无仅有的青春又要在这里为我的前途陪葬。我想念那个曾在我梦中出现过很多次的北京。
风总是在我稍不注意的瞬间就紧紧地裹住我的四肢，一夜不眠。天常常狠狠的黑下来，我就爬上我的香格里拉——教学楼七楼的楼顶，看着流水般四溢的灯火大声唱歌。Iamthekingtheworld．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坚强的小孩。我以为我可以坚强到独自忍受孤独和挑战。如果考试考砸了我就一个人跑到体育馆去看校队的排球训练。那是间有着木板的大屋子，脚踩在地板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排球砸在地板上，“砰、砰”的。我有时听久了就觉得心里很疼。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要为学业难过。北京，请你再等我四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我常常默念给自己听。
但是医院总是冷冰冰的，尤其是12月里，五脏六腑僵硬地挤在身体里。最糟糕的冬天我都要在大一这年经历了吧。也或许只是梦。可是当我走出加护病房，看见很多我曾经再熟悉不过的脸庞，再也没有同学聚会上的嬉闹。我找个角落坐下来，身边的一个转过头来说“我不相信，丫生活怎么会跟小说一样了呢”眼晴里亮亮的。抽烟的很多，护士一趟趟跑过来说“说了好几遍了，这儿不许抽烟，怎么这么没素质呢”。女生们站起来一个劲地赔不是或是轻轻夺过男生手里的烟。
是啊，生活——怎么跟小说一样了呢。一个高中时期爱穿白色运动衣的女生，从运动场上、校园文艺会的舞蹈台上，一下子就要消失了，忽然间无影无踪。一个人，和昨天一起鲜活地记忆里的，今天，却不在了。
没有泪，因为我要确保自己的眼睛清晰以便看仔细周围的景物来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梦。我昨天好像还见过她，穿着她常穿的运动衣，从阳光很好的地方走过来冲我笑。忘了曾经是谁说过，最大的悲哀不一定要流泪。梦境和现实在我面前纠结着。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可是你清楚的知道他们活在与你头顶一样的蓝天底下，很幸福：可是有些人，却再也见不到。这个念头常让我悲伤得不行。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在她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
办事的那天我头昏脚沉地满世界寻找白色的香水百合，雪很厚，在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地声响狰狞着，阳光偶尔会绕过一大片高楼冲到地上，反射着光怪陆离的颜色。这时候我总是会觉得，也许室内高高的水银柱只是一时兴起，玩闹一下罢了——我看见惨白的自己的笑容。
葬礼很乱，来来往往的人和一些支离破碎的言语，大多都是些感慨英年早逝的，或者是哭，声嘶力竭地。现在想想，很多当时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也或许是，我压根就不想记得。唯有那张和百合一起买来的卡片，白色的，满满地签着同学的名字和一句话——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so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goodbye…
雅轩，我敢保证，天气睛朗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看见你的舞姿，像当年一样。
生命这种东西，有的话，还是应该好好珍惜的，不是吗。
冷艳坚毅的五月月光
我常常在见到陌生人的时候首先看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暗淡的、清澈的、迷茫的……我以为，眼睛是不会骗人的。唐吉常说珂德，你这样对上级是不礼貌的，应该恭敬的看着别人的下巴然后如此如此。我想也许唐吉是对的。因为她总是在精致的生活中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而我却像个自避症的小孩子，做着只让自己愉快的事。其实我更喜欢以前的唐吉，哦，不，那时她还叫哈姆，我是雷特。无论我是想哭了孤单了还是很开心很想闹，哈姆总是陪着我。我们拉着手在黑漆漆的小路上一路唱着筠子的歌回宿舍，拎着一胖一瘦两个暖壶晃悠到教室上自习，甚至只是肩靠着肩坐在床上唱歌或者聊天就可以一直看到外面的天渐渐地亮起来。我们睡一张床，吃一个饭盒里的饭，用她的话说“没准将来连老公都共用一个”。
可是她在和那个高高瘦瘦的单眼皮男生分手后轻轻地抱住我说雷特，我们的名字悲剧色彩太重了，我们换个开心一点的，我叫唐吉，你叫珂德好吗？我点点头。那个男生，干净的外表和眼里的温柔常会让我想起我的卡其。原来，眼睛有时也不可靠。
后来唐吉在西飞orange city的前一夜，轻轻地坐在我的床边说，珂德，我不想这样，一个人。然后，眼泪顺着她长长的睫毛边缘涌出，一种很晶莹的液体，有节奏地，淹没着黑暗和无边无尽的悲伤。
Tomorrow is an other day．我说。
一地月光。
从此我也是一个人。有时会觉得很累，大部分清醒的状态都在歇斯底里地战斗着，有时候是和书本，有时候是人。写完这句话我觉得自己有点受虐狂的前兆。我想着自己是个光脚的小孩子，在冷冷马路上逆行，会有风，从四面八方呼啸着裹住我，贴近我的肌肤，很少有人停下来。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是过于早熟了还是成长得过于缓慢了，总之，我的青春迷茫期持续的时间很长，那应该是篇长满高草的土地，寂寞但不荒芜。偶尔会有鸟儿飞过，那些草就随着四面而来的风起起伏伏，像水中的涟漪一样，四散开来。
所以，我并不难过。只是我总是在贴着车窗看外面的时候想着为什么我按照唐吉教我的去做，按耐住无尽的好奇看着一些人的下巴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找出各种的理由和麻烦。我的大学离社会仅半步之遥，她并非像小说中描述得有如象牙塔般神圣与简单。
卡其说这就叫与时俱进，然后他补充说这是个笑话。
我记得安妮说，十几岁的年纪还是对生活保留一点幻想比较好。我想我六个月又二十四天之前就满二十岁了所以理所当然的对生活不必保留幻想了，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面对现实。
我再也不是孩子。我要为了一些所谓理想的东西坚强的天下无双。
爱情沁香的八月果实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
散落在风中的已蒸发
喧哗的都已沙哑
卡其刚入学的时候就堪称我们系的风流人物了。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个他们寝室的男生最后冲上讲台说，还有一个他去校队选拔了，让我代他跟大家问好。我仿佛又从被众多男生长相的摧残中看到了一点希望。“校队哦，那一定是运动型的了”“人肯定也不错”“分明就是帅哥坯子嘛”……我听到众多女生的口水声。
第一次见到卡其，那是间很大的教室，下了课，一群人冲上讲台把教师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搬起砖头一样的法学概论准备在交通还允许的时机下逃窜，不幸被卡在蜂拥而至的下一梯队中间，就在我极其不淑女的乱挤的时候，我看见了卡其。
纯黑色的上衣和水蓝色的牛仔裤，阳光从侧面流满他的全身，我说不出是阳光还是他的笑容，总之，那种亮得耀眼的感觉是叫做——灿烂吧。那张脸，用满大街言情小说里的话就是像是最感性的雕刻家灵性大发的作品，坚毅而且温柔。
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某年某月某个春末夏初遇见过他。对了，忘了说，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不相信一见钟情的人会像小说里的情节一样遇见他。以至于卡其总是臭美地称其为“并非是一见钟情的致命邂逅”。管他呢，小样儿，还不是被我骗到手了，嘿嘿。
其实后来我在千方百计探听有关那天他训练的情况时，卡其眨巴着无辜的眼睛说，我其实没去参加选拔，只是在寝室里睡过头了。我脑子里构想的校队男友的英雄形象立马哗啦啦地来了个粉碎。不过好在卡其的运动神经绝不低于那帮校队英才，而且学习成绩也是一片大好河山，我觉得自己总算逮着了个白金王老五。所以我依旧流着口水过我们的小日子，叭嗒叭嗒地。
我的爱情夏天，忽然间就来了。
很深的八月里，可以在学校的马蹄湖里看见荷花，这时要是有东方艺术系的几个学生摊了满地的水彩斜斜的坐着画画，我总会以为是他们其中粗心的一个打翻了画彩，染成了这满湖的柔绿嫩红。学校的音乐喷泉会在迎新的时候没时没点地绽开，像焰火一样。偶尔，会看见彩虹。我就蹦起来大叫说“彩虹”，卡其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点着头看我，眼睛温柔地眯成一条缝。
阳光很好的时候，我就坐在卡其的破自行车后座上眯着眼睛看天。要不就计算一下如果两个人每天省下五块钱要多久才能买上一辆BMW。或是晚上被统计学折磨完就去散步，拉着手走一段长长的废铁路，起风的时候卡其就把我紧紧地搂进怀里轻声唱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在我被满头的英语单词和大大小小的学生会的事情弄得烦躁不安的时候，卡其总是像先知一样，骑了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马上出现在我面前，一幅慷慨状说“楼下有car接老婆大人回家”；在周末的时候一扫绅士风度坐在电脑面前打打杀杀，一边咕咚咕咚，像个小孩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爱情，或者只是我们的生活里，有了彼此。也或许只是在我逆行的道路上，有个叫卡其的孩子，冲我微笑，拉着我的手一起走。
belief-s.h.e－青春株式会社
我知道的每阵风吹著吹著就停息＼也知道每朵云飘著飘著就散去＼but i believe(ibelieve）\but i believe(but i believe）＼因为我们＼我们有爱情＼我相信我和你一定会有结局＼任时光再侵袭拥抱一样＼坚定这世界有太多会消逝的美丽＼但你是你＼so i believe＼但你是你所以我相信＼so i believe＼就像是每条河总会流到海里去＼你知道我的心也只愿意奔向你＼我说爱你（我说爱你）＼就是爱你（就是爱你）＼这是真理＼永远别怀疑＼真心会给人力气＼穿越过所有的距离＼带领我们走进永远里
未来明媚的三月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地绽放＼让我心动＼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一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我常在春天的街头，用一个破破的mp3仔细听着这首歌。很慵懒的调子，却总是让我想到很多东西然后变得很有力。
2004年2月26日，我20岁生日的第二天，我爹作了嗓子的手术。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以后，我看着他口里、脸上全都是血。我趴在他床边，喊“爸爸”，然后我看见他的头忽然就在全麻的情况下动了一下，就像是一种本能。我的眼泪忽然就忍不住了。从什么时候起，那个在我眼里犹如山一样的父亲，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老去了。
我想起我在生日那天，发的那条给父母的短信——爹娘，谢谢你们20年的养育之恩。希望你们身体都好好的，让我可以孝敬很多年。
还有一条，一直在我的手机里存着，没有发出去。
爹，等有一天我发达了，就给你买个BMW玩。
我的每次都只是瞧瞧车展里的车，然后就拿出一大笔钱送我出国的爸爸，还有我的舍不得自己买东西，却总是让我吃好穿好，还在攒钱给我爹买车的，总被我们说是小气的娘。我真的不再是个孩子。
至于我的将来，你爹娘常说的说是“不要只是去做赚钱的，要去做你喜欢的”。其实对于未来的规划是我常常想的，我不需要很多钱，不过我要掌握一门可以赚钱的技术，买一栋大大的房子，有一辆我爹想的车，安顿好我的父母。然后我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带着感激与爱，走遍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有一天，我依然可以踏上巴格达的土地，而我是一名社工，不是当初梦想的战地记者罢了。而投入和记录，都是我要做的。所以，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我是爱着的。
我能想象自己那时的样子——一定是满脸阳光。
使君识龙之变化否？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秋，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我知道我是个地道的天津丫头，我不张扬不叛逆不颓废不以为自己是个多伟大的人物。我只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心甘情愿地做个恶心矫情的小文人。
天气真的不错。
不是后记：
杜拉斯说，写作是场暗无天日的自杀。可我就是如此的热爱文字。这让我想起弗洛伊德的“死的本能”，写到这我忽然又乐了，看来这两年的社会学没白学啊。在我背着大段的英语单词忽然厌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字，一个人一头扎进我的母语里。我总是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某种东西沿着我的笔尖一泻而下，汩汩地流动起来。
这几天，我的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是用来回忆的，就像一个迟暮的老人，回忆着，然后时哭时笑。现在，我要和我大学的二分之一时光好好地告个别，因为路在我的脚下慢慢地延伸至远方，我不知道终点是什么，只是，我看见那边有很美丽的风景。我很着迷
我要启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
生產發展 生活寬裕 鄉風文明 村容整潔 管理民主
陆世来，男，1965年生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现任西青区杨柳青镇大柳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1985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大柳滩村团总支书记、天津市丰收橡胶厂副厂长，天津市京津无线电厂厂长、大柳滩村党组织委员、副书记、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先后荣获“天津市青年企业家”、“西青区优秀党员”、“天津市青年突击手”等光荣称号。自担任大柳滩村党政一把手以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拼搏精神，积极带领全村村民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使该村集体经济得到了显著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6年7月26日，大柳滩村召开党总支换届选举大会。通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推荐、党员大会选举的方式进行选举，在镇领导的监督下，通过党员认真负责的投票，选举出第六届新总支领导班子成员。
书记：陆世来
副书记：吴春孝 于树根
委员：荣绍凤 高占成
新一届大柳滩村党支部成员大柳滩万亩果园
日本白风桃
枣酥梨
美国首红苹果
山楂
大柳滩村有1万多亩的果树和树林，浓密茂盛、郁郁葱葱，到了秋天，万亩果园 硕果累累，果香飘溢，一派丰收的景象。2003年该村被评为全球500家生态平衡村之一，被市政府评为第一家生态平衡村。
大柳滩每年四月十五日举办桃花节，七月十五日开始举办果品采摘节，平时还举办各种旅游活动，是距天津市最近的一个生态旅游观光圣地，到此旅游的机关、团体、社区、学校的人员对天津市有这样 好的旅游环境纷纷赞叹不绝。
农家院
大柳滩首屆桃花节
大柳滩2006年应届高考录取生表彰会
大柳滩村党总支、村委会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对学习优秀的学生和录取的大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今年又有17名应届高考录取生受到表彰和奖励。这几年在大柳滩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学生比学习”的良好风气，他们不仅为自己和家人争得了荣誉，也为家乡增添了光彩。
大柳滩村2005年度文明家庭标兵户表彰大会
2006年1月20日，大柳滩村党总支召开了2005年度文明家庭标兵户表彰大会。标兵户的评选是通过各队的总代表和两套班子认真研究，从优秀中选优秀、从先进中选先进，评选出22户文明家庭标兵户。在会上，标兵户家庭代表相互交流持家经验，畅所欲言、取长补短，给全村村民做出了 榜样。形成了一种“儿女比孝顺，户户争文明”的良好风气。为大柳滩村搞好团结、建设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艾青诗《我爱这土地》
李新
诗是主观感觉与客观物象相契合而产生的欢愉，是意象组合的艺术。
艾青诗《我爱这土地》，是客观物象在诗人心灵中引起的强烈感应，是两个世界相契合的产物。物象是鸟在歌唱土地，以引发诗人歌唱祖国。可以想象诗人在甜睡中，他的大脑，展开了驰骋的想象：天空，睛和湛蓝；树林，苍绿清爽；深秋季节，金秋送爽。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良辰美景。忽听，鸟鸣悦耳，千啭百回，动人心怀，启人遐想。它们歌唱这土地广袤，森林秀美；歌唱这贲激的河流和激怒的风。然而，它们心里也有忧伤：提忧野蛮的枪击，温柔的黎明遭践踏。于是诗人自然地想到了自己与祖国，一种感觉在幻觉中自然流露。才有了“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起得很高也很妙。歌唱什么呢？鸟有对大自然的爱，诗人有对祖国大地的热爱。
人往往有一种心态：“自己有的不知珍惜，一旦失去，倍加热爱。”诗人此作，写于1938年11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践踏了东三省，蹂躏了华北大片土地，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谁人没有抗日的激情，爱国的热忱？作为一个诗人，更是敏感。诗人顺势写出了一个排句，歌唱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打击着的人民的心田；歌唱这亿万人悲愤而形成的河流，歌唱人民的希望，中国工农武装这支强大的抗日力量。这力量是新中国的曙光，是新中国的黎明。诗人连用了几个定语嫁接，把诗意的空间拓展开来，让读者在想象的空间驰骋。
诗人对祖国的爱之深沉，爱之彻底，是自始至终的，甚至死也不离开。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深切之处，也会“常使英雄泪满襟”的。
诗前后呼应，在妙处结束，诗味却在不尽地拓展，余味无穷，耐人咀嚼。
平衡
心平
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了，靠着对事业的忠诚，对孩子们的爱心和顽强的拼搏、敬业精神，我的教绩斐然，在师生、家长和各级领导中的印象很好，单是各级有关部门颁发的奖证就足有一大提篮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次的评优、评先进、百分之三晋升等机会都没有我的事，就连当初我教过的学生，师范毕业后又分回学校教学，现在的工资硬是比我多一、二百元。多少人为我不平，可又都无力回天，虽然我也总是告诫自己要淡泊名利，但心中总是有些不平衡。
前几天，村上的陈三爷请我去写一份他的经历，他说我写，老人努力地回忆着，昏花的老眼闪着光，嘴角上流露出不易觉察的自豪和满足：“我1926年出生，1953年入党，1942年到1949年掩护八路军做地下工作，1950到1951年任村委会主任，1952副乡长兼秘书，1953年选为乡人民代表……”我听着、写着，仿佛和老人一起走回了那久远的年代。“三爷，您能给我讲一个您掩护八路军的故事吗？”老人听了我的请求，眼睛更亮了，嘴角的自豪感明显流露出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多次安排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我家秘密居住，掩护、协助他们做地下工作，这在当时，一旦被敌人发展，不但我要掉脑袋，我的家人也会受到诛连。1945年夏末的一天夜里，天刚蒙蒙亮，突然听到外面人喊狗叫，还夹杂着枪声，我急忙穿上衣服，爬上房顶，发现村西北方向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队，我急忙下了房，叫醒了住在我家的当时解放区第十四区的区委书记张良等三位同志，经过紧急商量，认为地道已是藏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便先藏好了党的机密文件，又找来了我爸、我哥的破衣裳给他们换上，让他们扛上我家的锄、镐，扮成下地干活的农民，我在前面带路，在青纱帐的掩护下，直奔天津城方向跑去，到了墙子河，张良对我说：‘谢谢你了，前面的路我们认识了，你快回家吧！’我拉着他的手说：‘我不回家了，我要跟你们走，我要跟你们去当八路军。’张良语重心长地说：‘大伯大婶都不知道，你这样跟我们走哪行啊！他们哪能放心啊！’我还是苦苦哀求，最后张良安慰我说：‘等下次我们再来，一定带你去当八路军，好吗？’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失望，只好回了家。回家后，我天天盼啊，盼啊，盼张良他们快回来，我好跟他们去参加八路军，然而那次分别还不到两个月，张良同志便被大土匪赵福堂的三儿子残忍地杀害了，牺牲时才刚二十岁……”
我一边听，一边重新端详着眼前的陈三爷，我想象着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当年是何等的机智勇敢啊！我突然想到，要是能给阵三爷评职称，是科级、处级、厅级，我都不太懂，只知道像这样资格的老干部，每月工资总该有一、两千元吧，可现在，如果每月能给老人一、二百元，那老人会多么感激，多么知足啊！我看着老人的房子，好俭朴啊！电话、冰箱、空调等一件也没有，我默默地问自己：“老人的心里能平衡吗？”
我回到家里，依然想着陈三爷的事，如今老人已不能认定什么单位、学历，不会写什么论文，述职报告，更不能取得什么资格，职称，但老人心中是平衡的，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能有作为的时候，毕竟曾经发过光和热，毕竟曾经辉煌过，而这些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想到这里，我仿佛又找到了平衡的支点，这支点便是奉献，就是拨开人生的许多泡沫，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力争多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等到我也老的时候，也能像陈三爷一样，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回忆，值得自豪的东西，只有如此，才不愧于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回顾激情燃烧的岁月
——访亲历过『一二·九』运动的徐达本老人
翁芳芳
近几年，凡到过王兰庄的人，无不为这里的繁荣与祥合而感叹。整洁的村容，别致的村民住宅、幽静的休闲花园，会让你忘了你是身处在一个津城郊区的普通村落。就在这个普通村落里有一个别有情趣的去处，说不准哪一天你不期而至便会引发出你内心深处的一份崇敬，至少我是这样的。
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68周年，王兰庄村在原“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务教育陈列馆”的基础上，准备扩建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新的陈列馆，以激励和教育青少年学生，不忘过去，牢记革命先辈们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为使该馆内容更丰富、资料更充实，2003年10月9日奉领导指示我陪同原西青区党史研究室主任石泽年同志和王兰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德利同志到北京走访了曾经在王兰庄村工作过的老同志——原国家煤炭部副部长徐达本老人。
徐老住在北京一处标准的四合院内，书房里飘逸着淡淡的墨香，文房四宝有序地摆在案头，仿佛随时听候主人地调遣。徐达本高大魁梧，虽然已是9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颇具儒将风度。听说我们来自天津西青区，老人显出极大的热情，言谈话语感受到老人对王兰庄的亲切。我们的来访引发了老人的回忆，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徐达本考入北洋大学后不久就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学生为了把学生运动深入地推进一步，在党的领导下，1936年7月，学联提出利用暑假“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的号召。徐达本和各大中学的积极分子拥护这一号召，选择了近郊的王兰庄开展抗日救亡义务教育活动。徐老在王兰庄工作的日子里，为王兰庄的村民们讲时事、教识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路歌》等抗日歌曲。白天，他面对的学生主要是儿童，到了晚上他还要给成年人上夜校，非常辛苦。正是这样同农民朝夕相处，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当时的王兰庄地瘠租重，生活极度困难，同学们坚持向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相互激励，在困难中锻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王兰庄的农民更是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热忱，特别是青年农民，接受革命宣传快，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和我们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前，王兰庄已建立了党支部、民先和农民救国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国泰民安，王兰庄的村民们也都过上了好日子，真是让人高兴啊！”
徐老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我，他的眼神流露出对往事无限的眷恋。我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在王兰庄工作的身影，我仿佛听见了他高唱革命歌曲时那嘹亮的声音。老人家虽然已90岁高龄，但他的心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昌盛、关注着王兰庄的发展、关注着百姓的安宁。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使我深感肩头责任的重大，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我们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相关地名
杨柳青镇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