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大跃进”时期杨柳青公社农田水利建设工程
  李刚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中共河北省委也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9月，刚合并后的中共天津地委在河北沧县镇（今河北省沧州市）发出《关于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示》；中共静海县委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关于并大社和重点建立人民公社初步意见》，旋即，撤销24个乡的党政机构，杨柳青（红色）人民公社由此诞生。1958年11月静海县撤销小甸子（火箭）人民公社，所辖各村均划属杨柳青人民公社。
  杨柳青公社是由原来的45个高级农业社组成的。全公社共有农户7272户、3.9万人，拥有耕地9万余亩，分布在莲花淀、北大洼、闫家洼等六个洼淀中。由于绝大部分耕地居于诸河下梢，地势低洼，每到雨季沥水向低洼之处汇集，造成涝灾。若遇到风多雨少的春季，土地龟裂，往往不能适时播种，春旱秋涝已经形成规律。每年约有五、六万亩庄稼往往正在生长茂盛时期，几场大雨，便沥涝成灾。农业生产受着这种自然现象的威胁，所以社员们的生活常年贫寒。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之下，经过筑堤、修渠、土壤改造，生产生活面貌逐步改变。但是分散、个体的小农经济基础，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是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威胁的。
  1955年上级提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变水患为水利”的号召，指出了改变贫困面貌的方向。当年就利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开挖了进水渠道4条；修建涵闸3处；修筑了大小畦田式的拦水埝480条，共动用土方54万立方米。利用自然环境将5800亩旱田改为稻田，单产量195公斤，并且在低洼之处栽蒲养鱼。洼地改造获得丰收的事实，鼓舞坚定了广大农民人定胜天的信念。农业高级合作化后，改造的面积逐年扩大，截至1957年已经达到1.6万亩，粮食总产量超过1955年一倍以上，每亩的单产也提高20％左右，经过几年的改造，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因单村单社力量的限制，改造面积还是局部的，同时这些工程还不能完全抗拒旱涝灾害。1957年严重的旱情，使莲花淀未能按照季节插上稻秧，直接影响了全年的粮食产量，这就给人们提出了继续彻底地改造洼地，达到旱涝保收的任务。
  1958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针，进一步激发了杨柳青镇广大农民群众继续大搞水利建设的极大热情。杨柳青镇党委在总结前几年洼地改造的经验基础上，发动了有1.5万人参加的水利建设大军，开展了以莲花淀、北大淀为重点的水利建设工程。经过了3个月不惧严寒的艰苦奋斗，开挖了1091条干渠与支渠，数千条斗毛渠，共动用土方270万立方米。同时还修建8处涵闸，建立起27处大小型排灌扬水站，架设高压电线30公里，安装电动机38台、水泵38台，出水量达每秒钟10.98立方米，从而将莲花淀改造成为正规的干、支、斗、毛四级渠道网，灌溉管理进一步合理化，北大洼3万余亩旱田从此成为水浇田，基本实现排灌机械化、电气化。
  杨柳青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依靠公社雄厚的经济力量，除继续对莲花淀、北大淀的水利工程进行修整以外，还修建起能够控制沥水径流的拦水埝13条；拦水闸门1285个；漫水坝3890个。这样使莲花淀3万余亩以及北大洼2.8万余亩土地，成为灌水方便、排水畅通、不怕旱涝的宝贵可耕地。并且初步改造了小甸子管理区严家洼和宣家院管理区乔口洼1.4万余亩荒碱洼地。杨柳青人民公社在1958年冬至1959年春，开挖干支渠8条，新建闸涵桥梁25处，架设高压电线9公里，新建大小型排灌扬水站13处，安装电动机20台，共计656千瓦，出水量为每秒5.78立方米。动用土方27.5万立方米。这一阶段所完成的水利建设工程量比1955年至1957年工程量的总和还多一倍左右，使土地灌溉面积由1957年的4.5万亩扩大到8.5万亩，土地基本实现了水利化。
  由于有这些水利工程作为保障基础，在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发挥出了它们的巨大调节作用，极大增强了抗灾能力。1959年1月至6月份，降水量只有64毫米，然而蒸发量却有7.83毫米，半年时间没降透地雨，但是开动机器，提闸放水，使3万亩小麦普浇了3～5水，从而保证了小麦稳产。
  因为发挥了扬水站的作用，闫家洼8000亩小麦得以灌水洗碱，改善土地环境，使小麦获得丰收。小甸子管理区小甸子生产队的600亩小麦，充分利用水利工程调节作用，平均亩产70公斤，比1957年平均亩产40公斤提高42％。经1958年初冬，普灌冬水，并在1959年春墒情极好条件下播种的2.8万余亩大田作物，在1959年7、8月间虽然遇到438毫米降雨量，但发挥了所有排水站排水设备巨大作用，没有受到灾害，保证了大丰收。全公社1959年粮食平均每亩产量为139公斤，比1958年提高24.7％。伴随着电力扬水站的建立，改变了过去辘轳、小水车浇地的落后状况，大大节省了人力、畜力，园田由1958年的1万亩，扩大到1959年春季的1.7万亩。由于有了水利工程的保证，蔬菜产量进一步提高。1959年杨柳青公社总收入达到730万元，比1958年的410万元提高78％。以粮食作物为主的12个生产队，一跃由缺粮变成余粮。当城生产队过去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几十万公斤，1959年余粮达到4.45万公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社员生活水平日益提高，1959年全体社员的人均收入为100元，比1958年提高40％。
  在党中央提出农村发展的方向是水利化、电气化之后，杨柳青公社党委及时分析了主客观条件，总结出以往的经验，充分利用地上水源，变水患为水利，变旱田为水田，勾勒电力排灌网的长远规划。在水利建设工程中坚定不移地采取多快好省、自力更生建设方针。公社党委成立了前方指挥与后勤保障两大指挥部。在公社党委书记亲自率领下，没有工程测量技术人员，便组织起土测量队进行测量；没有建筑工程师就组织起30名会泥瓦匠的社员配合现有建筑工人去建设。建筑材料缺乏，就由社员自己筹备。这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建起大大小小扬水站30处。公社铁工厂的职工为了及时完成建设任务，克服技术上的重重困难，苦战实干两个月，赶制出扬水站急需的直径500毫米水泵。电工冒着风雪爬上高达13米的高压电线杆架设高压电线。为了采购足够的水利建设设备、器材，商业采购人员的足迹遍布全国19个省、市。杨柳青公社在这段时期内的全部水利工程预算大约需要80万元，除国家支持资金15万元外，其余资金全部是社员自筹。不仅给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也促使建设工程顺利完成。
  杨柳青公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是在“大跃进”运动初始阶段展开的，为了满足改造全部可耕地的需要，就需要开挖1000余条干、支渠；数以千条斗、毛渠。面对着这种艰巨而且时间要求相当紧迫的工程，公社党委开展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组成一支1万余名社员参加的水利建设大军，有3000余名妇女参加其中。在公社党委提出的“为幸福而战，向沙碱地要粮”口号激励下，这支水利工程大军向天寒地冻恶劣环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十三街74岁的任大娘不畏严寒和小伙子一样下到沟渠内卷起裤脚参加挖泥劳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工效，工地上开展的劳动竞赛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平均每人挖土7方左右。工人、军人、学生以及商业工作者5000余人也积极前来支援。原计划三个月完成的200万方土方的艰巨任务，仅用81天就全部完成。
  “大跃进”时期的杨柳青公社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共投入资金32万元，建立起7个流量的大型排水站2处，扬水站1处，建立起7个为农业服务的铁木联合修配、水泥、砖瓦、电器等工厂。在水利建设工程中各个工厂支援了水泥202吨；白灰1000吨；砖120万块；电动机19台；变压器6台；水泵73台，并修配了大量提水工具，保证了水利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应当指出的是：在“大跃进”这个所谓“水稻元帅升帐”“小麦元帅升帐”狂躁之风席卷全国各个角落的时期，当时的杨柳青公社党委仍然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向中共静海县委汇报粮食总产量和粮食亩产量。此外，亦折射出当时杨柳青公社的农民人均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即便按照今天的物价指数推算，完全可以判断当时农民社员物质生活十分殷实。总之，在当时“五风”影响之下，采取违背客观规律的“大兵团”作战，损失了大量宝贵的可耕地，仅1958年的水利工程就占用当时27个生产队大量耕地，同时占用劳动力6000余人，使正常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挫伤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其教训是深远的。
  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
  ——富民社
  李刚
  富民高级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民社）是西青地区成立的第一个高级农业社。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提出要利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农业初级合作化任务。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他提出：“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加速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中共静海县委于1951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在农村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到1952年10月，已建立农村互助组织8128个。截至1954年6月底，全县组织长期互助组4170个；临时互助组2742个。对农业实施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共静海县委制定了《关于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配备优秀干部专抓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工作，1955年冬至1956年初，通过由各区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全县原有的1682个初级社经过合并、扩大或调整，改建为364个高级社，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今西青区王稳庄镇解放之后，曾一度隶属静海县第八区（蔡公庄区）。1953年5月，静海县实行新的行政区划，在区下设乡。将今王稳庄镇14个村（不含东台子村）划为大泊、大侯庄、东兰坨、王稳庄乡四个乡，上述四个乡构成今王稳庄镇区划规模。之后，中共静海县委按照河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实行撤区并乡改革试点工作，将大泊、大侯庄、东兰坨、王稳庄乡四个乡合并为王稳庄乡一个大乡。时王稳庄乡位于静海县最东部，东为天津市津南郊区、北为津西郊区，南为河北省沧县地区黄骅县（今属滨海新区大港）。1952年，河北省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开挖独流减河。翌年，独流减河挖竣。有独流减河与静海县为间隔，从而王稳庄乡形成一种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新中国成立前，王稳庄乡因受马场减河、赤龙河等河流的环绕，构成一个面积10万余亩的荒洼盆地，每到夏季由于沥水宣泄迟缓，土地碱化尤为严重。有的地方长满了荒草，有些地方却是白茫茫一片白碱。常年可耕种土地只有2万余亩。“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旱不涝收碱嘎巴”“蛤蟆尿泡尿，遍地庄稼涝”这些具有讽刺性的民谣在这里长期流传着，既道出了这一代农村恶劣自然环境条件，同时也道出了广大农民群众内心的无奈。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了防涝人们多种高杆作物高粱，但往往连耩几次也仅能保住半成苗，如雨水稍大点，就都被淹死。小麦播种之后，有些年景甚至连籽种都收不回来，即便丰收年景亩产也超不过20、30公斤。因此当地的农民群众就行成春天大批外出扛长活、打短工，秋天回家打草这样的一种营生规律。尤其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大涝，全乡两千余户人家，只出门要饭乞讨的就有700余户，外出逃荒的有400余户。结果还是被饿死232人。还有一部分青壮年在日伪当局的哄骗利诱下，强行被抓走去所谓“满洲国”充当华工。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该乡各村相继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已成立常年互助组127个，临时互助组72个。由于党和政府进行的扶持政策，是年，农业取得丰收，产量达到150万公斤，超过解放前农业最高产量的一倍。然而仍不能彻底摆脱贫困，每年政府拨给这里的生活救济粮都要调入150万公斤左右。
  1954年，各村均成立农业初级社之后，积极响应上级党委“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把盐碱地改成稻田”号召，为推动旱田改稻田，首先要进行拉荒洗碱。拉荒洗碱就是要抬高沟渠的水，并修建涵闸，利用淡水来冲洗旱田地表土盐碱。由于缺少资金，农业社社员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秫秸、胶泥、门板等代替水泥、砖、木料等建材，保证了按时放水洗碱插秧。然而，正当稻秧茁壮成长的时候，下起了连日大雨，北星社的社长陈凤鸣带领社员冒着倾盆大雨到地里开动机器向外排水。由于一时的慌乱，非常不幸的事发生了，陈凤鸣的胳膊被机器打断。但是他没有停止工作，强忍着巨大的疼痛，带领社员昼夜出动继续排水，终于征服了自然。荒洼碱地里历史性地长出了黄油油的水稻，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亩产稻谷400余公斤的丰收，加上旱田作物，全年共产粮食4300万余公斤。每户社员除留下口粮外，还分到200余元（等同今币值）现款。经过一年苦战取得胜利，不仅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给全乡社员群众指出生活出路。
  北星社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乡人民向荒洼碱地大进军，征服大自然的斗志。1955年全乡29个初级社全面开始向洼地大进军，男女老幼不分昼夜紧张挑沟挖渠，经过两个月的苦战，66万余立方米工程全部完成，一片片荒洼碱地布满渠道网。全乡1.39万亩稻田获得了丰收，亩产210公斤，但是由于对水的管理使用缺乏协调性，加之各初级社规模较小，在水的使用问题上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出现因争水洗碱发生群体性的斗殴。浪费了劳动力，对大面积粮食增产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1955年冬，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指示下达以后，全乡29个初级社迅速合并为一个大社，这就是王稳庄乡富民农业社，全社共有2400余户社员。在全国农村合作化高潮鼓舞下，召开全社社员代表大会，经代表讨论，大会确定了奋斗目标，洼改面积由1955年的1.39万亩扩大到1956年初的2.3万亩。旋成立洼地改造委员会和水利管理委员会，并且从各村挑选出熟悉各洼土地高低的老农和有经验的社干部组成测量队，只用半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5条大干渠、37条支渠的渠道长、宽、深测量任务。之后，素有“土专家”之称的于家章绘制出洼地改造的总施工图。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斗志，数千名社员昼夜奋斗在挑挖渠道的工地上，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将26公里长、10米宽、2米深的五条大干渠和37条支渠，总计120万立方米土方工程全部完成。由于将一部分旱田改造为稻田，会插秧的技术人员显得又太少了，为了不耽误农时，组织了65名熟悉插秧技术的社员，分散到各村进行教练，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训练出2500名男女插秧手，为夺取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1956年富民社依靠群众的智慧，发挥出创造精神，克服了前进中的种种困难，夺取了2.28万亩改种水稻的丰收。
  1957年富民社广大社员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夺取农业大丰收”的口号鼓舞下，提出“跃进57年，争取收一年吃四年”的奋斗目标。这一年，全社总耕地面积扩大到3.54万亩，其中稻田3.07万余亩。虽然遇到天旱和水源不足等不利因素，平均亩产仍然达到160公斤，生产粮食750万余公斤，每人分粮470公斤，比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增加了7倍，卖给国家余粮250万公斤，比丰收的1952年粮食总产量还多一倍半。全乡有1.38万人，每人余粮款收入是114元。生活由过去的“糠菜半年粮”变成“白米饭、热面汤”。小金庄村有110户，新中国成立前35岁以上没娶上媳妇的光棍汉有29人，1957年其中的25人娶上了媳妇。一些只有在城里见到的生活日用品，几乎家家都购买了。随着生产的提高，公共积累也逐步增加，至1957年底富民社公共积累达到23万余元。由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1957年和1954年相比较，畜用胶轮大车增加25辆；双轮双铧犁增加169架；柴油机增加62台；锅驼机增加2台；大牲畜增加315头。并且购置煤炭机49台。这些添置为扩大再生产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
  1958年，富民社为了给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彻底改变自然面貌，提出了新的进军计划：稻田扩大到5.5万亩；平均亩产达到500公斤；粮食总产量达到2810万公斤；争取卖给国家余粮2300万余公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1957年冬和1958年春要平整土地4万余亩；完成80万立方米土方工程；积肥保证每亩10～15车。面对这一艰巨任务，社长廉玉崑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向党提出了保证。1957年冬，富民社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投入各项生产的男女劳动力达到总人口60％以上。为了完成土方工程和翻地任务，各处均是“白天红旗飘扬、夜晚灯火辉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有一个青年突击小组分配到土方任务后，提出了“白天九方土，晚上五分地”雄壮口号。从早晨开始，打着灯笼火把一直干到后半夜才收工，十天的工作量四天就顺利地完成。在严寒的“三九”天，地表土冻层达到一尺多厚，人们就用洋镐凿，沟底的水冻成冰，就掀开冰盖挖稀泥。天气虽然降到零下十几度，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却达到了沸点。富民社不仅要将荒洼碱地变成米粮仓，同时还对全乡绿化进行了规划，要努力建成“花果之乡”，提出1958年要在50公里的公路、河（渠）堤旁植树17.6万株计划。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1958～1962年）将富民社建设成为生产先进、粮食满仓、文盲全无、四害绝迹、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当时的富民社社员自豪地说：“想想过去受的苦，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为了五八年生产大跃进，天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的决心大！”
  为了迎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大力发展生产力。富民社开展了农村“四化（托儿所、公共食堂、缝纫组、机磨房）运动”。1958年7月，富民社第二十四生产队（今王稳庄镇小泊村）组建起静海县第一的农村公共食堂。人们梦寐以求愿望实现了，全队84户、480人欢呼雀跃迈进了共产主义社会，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1958年夏，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到今王稳庄镇，拍摄了大型彩色纪录片《洼地上的丰收》，真实地记录了富民社广大社员群众为改造低洼盐碱地辛勤劳动并夺取农业大丰收的喜悦场景。
  1958年8月下旬的一天，当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在静海县蔡公庄乡庆祝静海县团泊洼人民公社（初称：渤海人民公社）成立时侯，静海县王稳庄乡富民高级农业合作社悄然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改为政社合一体制的静海县团泊洼人民公社王稳庄管理区。富民社仅存在约3年时间，但它在静海县、在西青区农业发展史册上留下光辉一页。我们不能忘却富民社在发展农业生产力、改造自然环境方面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跃进”时期津沧两地行政建置变化
  李刚
  2012年8月，我跟随西青区“大运河文化”记者采访团南下河北省沧州市进行采访、考察活动，在与沧州市同仁进行学术交流和座谈时，曾提到历史上西青区与沧州市行政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莫过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时期。关于这一阶段史实相当一部分同志，尤其是年轻同志不甚了解。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原晋察冀解放区冀中区十专区改称天津专区，杨柳青镇为专区机关驻地。冀中区八专区改称沧县专区，专区党政机关驻沧镇（今沧州市）。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政方针，充分肯定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由此，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建设高潮。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务院决定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6月15日，河北省召开全省第七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关于改变河北省区划的决议”，决定将天津专区与沧县专区正式合并称天津专区。专区党政机关驻沧镇。专区共辖三十个县（市、镇）。即静海、武清、河间、沧县、献县、交河（今划入泊头市）、阜城、景县、宁津、盐山、黄骅、东光、南皮、吴桥、青县、大城、文安、霸县（今霸州市）、永清、安次（今廊坊市安次区）、固安、任邱、故城、肃宁、武强、庆云、饶阳、孟村回族自治县、泊头市和沧镇。全专区划分为544个乡，包括1.2万余个自然村庄，共有770万余人口。有可耕地2800万余亩。所辖境域主要是位于今河北省东南部的沧州市全部、衡水市东部各市县，以及廊坊市部分市县。
  其中静海、武清县今隶属天津市；河间、东光、南皮、吴桥、青县、沧县、献县、盐山、黄骅、任丘、肃宁、孟村、泊头、沧镇、交河等市县隶属今河北省沧州市；饶阳、阜城、武强、故城、景县隶属今河北省衡水市；大城、永清、文安、固安、安次、霸县隶属今河北省廊坊市；宁津、庆云县隶属今山东省德州市。
  新的中共天津地委成立，由八人组成书记处，原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任第一书记，原中共沧县地委第一书记曹庶范任第二书记。6月16日，天津专区直属机关1300余人在杨柳青镇机关驻地举行盛大联欢会，欢庆新的天津专区诞生。联欢会上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和第二书记兼专员曹庶范分别讲话。6月20日，中共天津地委作出了“关于津沧合并后加强团结和地委会工作制度方面几个问题的决定”。尔后，原驻杨柳青镇的天津专区党政机构陆续迁驻沧镇。7月20日，天津专区所属的专区电机厂、专区农具修配厂、杨柳青铁工厂和新生铁工厂1600余名干部职工在杨柳青镇举行誓师大会。大会提出苦战九十天，生产机床3300台，解决地方工业装备问题。天津地委第二书记兼专员曹庶范参加了誓师大会。10月1日，在沧镇出版的中共天津地委机关报《渤海日报》发表消息，欢呼静海县杨柳青人民公社水稻产量大放“卫星”，一亩零五厘水稻田产量可达5万公斤左右。
  1958年10月，按照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指示，天津市调整行政区划，撤消四个郊区，将个八市区和四个郊区调整为六个区，再加上塘沽和汉沽区，共八个区，即红桥、南开、河东、河北、河西、和平、塘沽、汉沽区。原西郊区分别划入南开、河西区；北郊区划入红桥、河北区；南郊区划入河西区；东郊区划入河东区。
  是年12月，河北省再次“调整行政区划方案”通过国务院批准，天津专区将原所管辖的三十个县、市，合并为十二个大县，即吴桥、宁津、盐山、黄骅、静海、任邱、武清、霸县、河间、交河、献县、沧县。如吴桥（含景县、故城）、盐山（含庆云、孟村）、静海（含青县、大城＜局部＞）等。旋即，撤销天津专区，所辖各县直接由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委领导。这样，天津市所辖为八个市区、十二个县。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西青区与沧州市行政关系最紧密的时期。
  实践证明，由古至今按照山川地形等自然环境因素而设置的行政建置，是具有充足科学道理的。动辄予以变更，其结果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同时各地积极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问题的指示》。对行政建置频繁调整实际就是瞎指挥风重要表现。中共天津市委按照八字方针重新考虑、安排天津的工作。1961年3月，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将天津市所辖各县仍然划成天津和沧州两个地区。6月，原沧县专区正式从天津市划出，改称沧州专区，建立了中共沧州地委、沧州专署。旋中共沧州地委遵照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陆续恢复各县1958年12月以前区划规模。而恢复后的天津专区由沧州市迁驻天津市和平区的烟台道、营口道、兴安路等处。1962年1月，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精神，2月1日，天津市恢复四个郊区，产生今天西青区行政区划规模。1967年1月，天津市重新改为中央直辖市。1969年3月，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由天津市区迁驻河北省安次县廊坊镇。“大跃进”时期违反自然规律，频繁调整行政区划，造成人心涣散，所带来来的弊端，在若干年后都难以消除。如天津专区机关迁驻沧镇之后，原属天津专区根本无法搬迁的一部分工厂、学校、房屋等，以及暂时无法安置而长期滞留在杨柳青镇的一批干部职工家属，对若干年后西青区各项事业发展建设毋宁产生相对消极因素。
  乾隆与杨柳青渊源初探
  冯立
  一直以来，在民间流传着乾隆下江南时，在运河岸边赐名杨柳青的故事。但这段历史到底有没有？乾隆与杨柳青的渊源又如何呢？对于这段运河史话，我们寻根大运河活动是不能不一探究竟的。
  带着诸多疑问，作者查询了相关史料。其实，杨柳青的名字早已有之。早在明代就设有杨青水陆驿，驻地就是现在的杨柳青。这里的杨青就是杨柳青，但由于天津口音把柳字吃掉，所以天津府志上对杨柳青的记载一直是杨青。明嘉靖十九年（1540）移至天津卫城外。所以，乾隆赐名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人推测，这或许与他南巡时，杨青驿丞（驿丞兼任地方巡检）又在杨柳青镇的药王庙设衙署办公有关。
  据历史记载，乾隆曾分别于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乘船通过运河六下江南。然而，作者遍查《清实录》和《乾隆帝起居注》，在这六下江南的过程中均无乾隆驻跸杨柳青的记载或者其他相关记录。但是，在《清实录》中却发现了他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二十九日驻跸湖洋庄记载。
  胡羊庄位于今杨柳青镇政府驻地西南约2.5公里处，东碾砣嘴村以南。传说明永乐末年成村，时有一胡姓老人在此放羊，故名。清乾隆时隶属静海县北路。1951年时，与东碾砣嘴村合为一行政村。《清实录》所载湖洋应为胡羊的通假。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奉皇太后启銮巡幸山东。此时历时五年多的再战金川之役告捷。为庆祝胜利，乾隆东巡山东，祭告泰山。《清实录》详细记录了乾隆每日的主要工作和驻跸地，丙寅（二十四）日，乾隆“以翼日奉皇太后启銮、巡幸山东。恭迎皇太后安舆、至行宫驻跸”。丁卯（二十五）日，乾隆“诣皇太后行宫问安”，驻跸南红门行宫；戊辰（二十六）日，驻跸桐柏村行宫；己巳（二十七）日，驻跸宝稼营行宫；庚午（二十八）日到达天津，驻跸南仓水营。辛未（农历二十九，公历4月17）日，御舟驻跸湖洋庄水营。
  2011年5月23日，白金先生曾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乾隆帝吟咏杨柳青》。文章记述了当时乾隆路过杨柳青，观之大喜而作诗的情况，并录乾隆《过杨柳青村作柳枝词三首》。诗曰：
  【一】
  底论柘枝与竹枝，试听即景柳枝词。
  祖鞭虽属刘和白，胜日巡芳此一时。
  【二】
  拂岸青青窣嫩梢，笼村已欲绿阴交。
  桃关此日多归马，谁复封侯叹悔教？
  【三】
  几番秋还几番春，此间欣戚哪能均！
  徒观袅袅垂丝者，岂少无端折赠人。
  目前，关于乾隆和杨柳青的渊源我们只发现了这些。可以说探究是初步的，是粗浅的。更进一步的渊源还需有志于西青，特别是杨柳青文史研究的朋友进一步探究。
  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诞生的前前后后
  石泽年
  当年在“一二·九”运动推动下，天津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与市郊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天津革命史上光辉的典范。
  为了缅怀革命前辈，教育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1985年12月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在王兰庄建立了“1936年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务教学点旧址纪念碑”，并于1987年建立陈列馆，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教育的基地。2003年，王兰庄党支部、村委会决定在义教点陈列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市文物局批准，更名为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经过5个月的筹备，于当年12月9日正式开馆。以一个村的力量建立一个全市性的纪念馆，在农村是少见的，是有远见卓识的。它必将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巨大的思想动力。笔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自经历了义教点纪念碑和“一二·九”运动纪念馆的建立历程，有责任将历史情景如实反映出来，并以此文纪念“一二·九”运动77周年。
  义教点纪念碑的缘起
  1985年5月7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同志偕同陈凯同志轻车简从来到王兰庄，重游故地，进行访问。
  王兰庄是“一二·九”运动时期天津爱国学生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点之一，也是天津郊区最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农村之一。1936年暑期，已是中共党员的薛明以三八女中学生的身份，响应党的号召，来到王兰庄参加了农村义务教育活动。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体验到他们的疾苦，向农民传播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唤起了农民的觉悟。她和战友们一起辛勤工作，在农村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当年秋季在王兰庄建立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她对王兰庄这个早年工作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多年来一直思念着她，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她的心情怎不激动呢？
  汽车刚驶过王兰庄村口的桥，呈现她们眼前的王兰庄，已不是当年贫穷落后的村庄了，是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新农村。薛明同志一下车，就高兴地说：这是王兰庄吗？近五十年了，变了，变化多大啊！她告诉陪同的人员：当年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住的是土坯房，人们生活非常苦，但群众对学生非常热情，那时，我们一进村，乡亲们就拿出一摞又一摞碗，烧开水给我们喝……。通过搞“一二·九”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对青少年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薛明同志说：青少年时期，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抓好青少年教育，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当年闹革命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对青少年进行理想、纪律教育，是老同志们都应当注意的大事情。又说：你虽然退居二线，仍然关心党的事业，我很受教育。我也退居二线，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就利用时间搞点调查研究，提出意见给党中央参考。青年一代教育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多提建议，多搞调查研究，多做点推动的工作。
  8月10日晚，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再旺、谭绍文和市顾委秘书长武承宗会见了薛明、陈凯同志。张再旺同志说：关于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问题，我已经在淮三同志的信上作了批示，我支持搞这项纪念活动。
  8月12日晚，刚由北京返津的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同志来住地看望薛明、陈凯同志。倪志福同志说：我认为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很有意义，应该支持。这是革命传统教育，应该抓好……
  当薛明同志谈到1936年暑期在义教点王兰庄演出抗日救亡戏剧的土台子还在时，倪志福同志说：这个地方应该立个石碑，花不了多少钱，却可以起到教育作用。纪念“一二·九”运动，我完全同意。我已给有关单位作了布置，向中央、北京市了解一下，看中央有什么精神，北京有什么搞法，再具体考虑我们的筹备工作。
  在津期间，薛明、陈凯同志还多次同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武承宗、副主任李七和等同志交谈，希望抓紧天津“一二·九”运动资料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天津同志表示，一定不辜负老同志的期望，努力争取早日出版。
  薛明、陈凯同志返京后不久，根据中央精神，市委对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的活动进行了部署，市委办公厅转发了市委宣传部、教育工委、团市委《关于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安排的请示》，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开好一个会（即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大会，请北京的老同志参加）、出版一本书（即《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建一个碑（即在王兰庄建立义教点纪念碑）。王兰庄党支部书记郭宝印向薛明介绍了村中党支部从1936年以来发展变化的情况以及党支部在当前“四化”建设中所起的战斗堡垒作用。她非常高兴。当她知道当年入党的一位党员至今依然健在，便怀着深厚的感情，和陈凯同志一起登门拜访了这位老人。
  当薛明同志来到刘振奎家里时，这位七八十岁的老党员拉着薛明、陈凯同志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想念你们啦！当年的同学们来这里义教，搞抗日救亡宣传，使我这个血气方刚的农村青年学到了革命道理。我记得很清楚，同学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那鞭子向小女孩身上一抽，台上台下人们的心都绷紧了。大伙喊口号、唱歌的声音响成一片。”刘振奎回忆说：“1936年暑期义教，党在王兰庄播下了革命种子。这年9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一些同学的绰号“王辩”、“鱼干”……说得薛明同志笑了起来。她亲自询问了刘振奎家中情况，知道刘振奎老人一家四代同堂，家中有彩色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等，晚年生活很幸福。薛明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我这次是回娘家啊，看到村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心里很高兴。当年搞义教，就是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今天还是要发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她衷心祝愿刘振奎健康长寿，并邀请刘振奎去北京到她家作客。
  从刘家出来后，薛明同志不顾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坚持步行，叫自己的勤务员搀扶着刘振奎。当走到土坡前，她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当年演剧、开会的土台子。她向陪同访问的市、区负责人介绍了当年在这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进行宣传的情景，并亲切与周围的群众谈话，感谢当地群众对学生运动的支持。随后，又来到当年义教旧址，原来的教室不复存在。经数十年的变迁，现在是一家农民的新砖房。薛明同志满怀激情地说：我们在这个旧址留个纪念吧！说罢，就拉着陈凯和刘振奎一起合影，留下了宝贵的镜头。应薛明同志邀请，市、区、乡、村的负责人一起合影留念。
  薛明、陈凯同志在村里呆了两个小时，意犹未尽。因来津的日程安排较紧，下午又有活动，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王兰庄。临上车时，薛明同志与村里的同志握手告别，并说：“我们一定再来。”上午11时，薛明、陈凯同志乘车离开了王兰庄。
  薛明和陈凯同志都是在天津经受了最初的革命洗礼，他们的革命历程都是从天津起步。在阔别半个世纪之后，重游故里，倍感亲切。尤其是从王兰庄归来，薛明同志激动得彻夜不眠。
  5月10日下午，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石泽年同志到市和平宾馆，向薛明、陈凯同志汇报了关于义教活动资料征集工作情况，并赠送了《王兰庄党支部在抗日救亡浪潮中诞生》的资料，征集的反映当年义教活动的照片（重新洗印），搜集的当年教唱的抗日救亡歌曲录音带一盘。薛明同志高兴地说：“你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很辛苦，认真细致，做了大量的工作，搜集了很宝贵的资料，特别是‘义教’照片，这是很珍贵的。我回京后，组织一些老同志辨认。我和老同志录制了当年的歌曲，一起寄给你们，欢迎你们到北京去。”
  薛明、陈凯同志还亲自签名留念。当问到薛明同志原用名，她爽朗地笑着说：“我就是王爱珍！”
  1985年是“一二·九”运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这次来津，薛明、陈凯同志代表在北京的老同志向市委负责同志提出了由天津市委组织纪念活动的建议。
  8月7日下午，市委顾问委员会主任张淮三同志会见了薛明、陈凯同志。他说：“我赞成北京老同志们的意见，并转告倪志福、张再旺同志，在天津组织一次有在北京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活动，很有必要。通过搞“一二·九”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对青少年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薛明同志说：青少年时期，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抓好青少年教育，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当年闹革命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对青少年进行理想、纪律教育，是老同志们都应当注意的大事情。又说：你虽然退居二线，仍然关心党的事业，我很受教育。我也退居二线，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就利用时间搞点调查研究，提出意见给党中央参考。青年一代教育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多提建议，多搞调查研究，多做点推动的工作。
  8月10日晚，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再旺、谭绍文和市顾委秘书长武承宗会见了薛明、陈凯同志。张再旺同志说：关于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问题，我已经在淮三同志的信上作了批示，我支持搞这项纪念活动。
  8月12日晚，刚由北京返津的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同志来住地看望薛明、陈凯同志。倪志福同志说：我认为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很有意义，应该支持。这是革命传统教育，应该抓好……。
  当薛明同志谈到1936年暑期在义教点王兰庄演出抗日救亡戏剧的土台子还在时，倪志福同志说：这个地方应该立个石碑，花不了多少钱，却可以起到教育作用。纪念“一二·九”运动，我完全同意。我已给有关单位作了布置，向中央、北京市了解一下，看中央有什么精神，北京有什么搞法，再具体考虑我们的筹备工作。
  在津期间，薛明、陈凯同志还多次同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武承宗、副主任李七和等同志交谈，希望抓紧天津“一二·九”运动资料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天津同志表示，一定不辜负老同志的期望，努力争取早日出版。
  薛明、陈凯同志返京后不久，根据中央精神，市委对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的活动进行了部署，市委办公厅转发了市委宣传部、教育工委、团市委《关于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安排的请示》，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开好一个会（即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大会，请北京的老同志参加）、出版一本书（即《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建一个碑（即在王兰庄建立义教点纪念碑）。在市委宣传部组织领导下，市、区各部门开始了筹备工作。
  纪念碑筹建的点滴
  按照市委宣传部的意见，由西郊区负责义教点旧址纪念碑碑文撰写工作，由我起草了碑文，并与区委办公室主任张维森同志一起修改定稿，并请杨柳青镇农民书法家郭丕成书写初稿，而后报市委宣传部审定，经市委副书记谭绍文，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张丁华等领导同志亲自审查，一致同意碑文内容及书稿。碑文的内容是：
  碑文
  （正面）
  一九三六年天津学生抗日救亡义务教学点旧址纪念碑
  （背面）
  一九三六年夏，在“一二·九运动”推动下，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法商学院、三八女中、中西女中、女师、汇文中学、扶轮中学等校的进步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我市的王兰庄、小园、姜井等地开展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力量，为当年秋在王兰庄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为了缅怀革命前辈，教育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特立此碑，以志纪念。
  天津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
  同时，在市委宣传部组织领导下，市有关部门（含本区建委）积极投入了纪念碑的筹建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于当年12月初顺利建成。
  王兰庄义教点旧址纪念碑高1.9米，宽1.3米，碑座为黑色花岗岩，碑身选用白色大理石，碑文呈金字，矗立在王兰庄村内广场上。
  为了迎接纪念碑揭幕仪式，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组织有关同志对“我区第一个党支部”诞生的展览进行了整理。以“义教、抗日救亡、建党”为主要内容，在王兰庄村搞了一个小型陈列，供老同志们参观。同时，抓紧洗印了6幅反映当年义教活动的历史照片，并将搜集当年教唱的抗日救亡歌曲辑印成册，以此作为向老同志赠送的礼物。
  庄严隆重的纪念碑揭幕仪式
  1985年12月9日是一个雪后晴朗的日子。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在王兰庄举行了纪念碑揭幕典礼。
  当年在天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李居华、薛明、程宏毅、杜文敏、姜思毅、朱光、庄林、王绶昌、徐克立、陈志远、陈晶、陈凯、安琳、丁一岚、姚大衡等二十多位老同志出席了揭幕典礼。上午9时许，市委副书记谭绍文为纪念碑揭幕，市委常委张丁华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副市长姚峻主持了揭幕典礼。
  张丁华在讲话中说：五十年前，在“一二·九”运动推动下，天津学生响应党的号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36年夏，北洋大学、南开大学、三八女中、汇文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在王兰庄、小园、姜井等村庄，开展义务民众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和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通过教识字课、讲时事、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把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力量，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当年九月，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王兰庄支部，成为领导当地农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堡垒。在王兰庄建立纪念碑，是为了缅怀革命前辈的功绩，教育人民，继承和发扬“一二·九”运动的革命传统，实现四化，振兴中华。
  当年在王兰庄参加义教活动的老同志陈志远讲了话，他以一句“父老乡亲们”引起了全场群众的共鸣。大学生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党组织在王兰庄发展的第一名党员、七十八岁的刘振奎及西郊区的负责人、王兰庄村负责人、当地群众、中小学校学生共五百多人参加了揭幕典礼。
  揭幕典礼后，老同志们和市、区、村的负责人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卫南洼抗战
  晨曲
  打响卫南洼抗战第一枪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仅仅20多天时间，国民党第38师在与日寇激战中接到撤退命令，撤离天津。天津很快沦陷，城南的卫南大洼也遭沦陷。
  在卫南洼抗战历史中，向日寇打响第一枪的是国民党第29军38师一个团。该团团长姓张。
  卫南洼是武术之乡，出现了霍元甲和韩慕侠两位爱国武术大师。韩慕侠曾经为宋哲元的部队训练过大刀队。张自忠是宋部师长，兼任天津市长后，特聘韩慕侠在中山公园为自己的部下训练大刀术。
  大寺镇青凝侯村的魏国璋先生与韩慕侠是同乡。据魏国璋先生介绍，当时，张自忠不光亲自督促大刀队的训练，时刻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略，还命部下把全市磨剪刀的工匠都请到市政府大院，为大刀队磨刀。张自忠的要求是，每把大刀都要锋利到能把摞起的十枚铜钱劈成两半。
  1937年7月28日凌晨2点，张自忠的38师向海光寺日军总部发起总攻。据魏国璋先生介绍，张团长率大刀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切断日军总部所有对外的通讯线路，防止海光寺日军向外求援。因海光寺内工事坚固，战斗不能速战速决，成胶着状态。29日，38师接到撤退命令，部队不得不挥泪离津门。
  38师主力沿津浦铁路线向静海的独流、良王庄撤退，并节节抵抗。张团长奉命率大刀队从津盐公路向马厂减河方向撤退。
  张团长的部队路过卫南洼峰山药王庙附近时，有情报说日军先头部队已经离得很近。张团长不愿蒙羞而去，当机立断，决定在老师韩慕侠的家门口打日军的伏击，为军队，为国民，也是为师傅韩慕侠出一口恶气。日寇得知国民党军已经弃城逃跑，因此非常傲慢嚣张，得意洋洋，哪知竟突然遭遇伏击，被打得蒙头转向，丢盔弃甲。大刀队施展神威，更使敌人闻风丧胆。
  大刀队在卫南洼取得抗击日寇的第一次胜利，也为中国军队挽回了一些脸面，同时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战的士气。
  金壁辉收买卫南洼土匪赵德谦
  赵德谦是卫南洼土生土长的大土匪，是现在的西青区精武镇孙庄子人。因一生作恶多端，欠债太多，被人谐音称为“赵大欠”。
  赵大欠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贩卖鸡鸭的生意，因嫌来钱慢，便改成偷，总是夜入民宅端人家鸡笼。因恶贯满盈，招来官府缉拿，他有家不敢回，便钻青纱帐。时逢军阀混战，奉军败北，溃军丢枪，被赵大欠拾到两支。赵大欠索性拉拢伙伴，干起土匪行当。
  据曾担任过赵大欠警卫的孙克仁、孙克义回忆说，最初追随赵大欠当土匪的有本村的孙小眼和外号“大老花子”的孙桂通，还有吴庄子外号叫“睡不醒”的张金生。他们后来都成了赵大欠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赵大欠借机大发国难财，收缴各村自卫团的枪支，趁势壮大自己，成为称雄一方的大土匪。赵大欠有了势力，从此不再偷摸，而是明抢，向各村摊派钱粮。
  为了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伪军曾来讨伐过，但强龙难压地头蛇，效果一直不明显。后来，日本占领军的天津特务机关，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收买各地土匪为日军效力。特务机关中有个叫川岛芳子的女特务，设法联络上赵大欠，委以“日本华北自治联军司令”的头衔，将其招安。
  川岛芳子就是金壁辉，本是清末肃亲王的女儿，被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才取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一直混迹于日本军中，她的职位是“伪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1939年，赵大欠奉命率部下1000多人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根据地，结果大败而归。赵大欠第一次领略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八路军进入卫南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总部撤销，在北京成立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因此，对日军来说，天津的位置就显得尤其重要，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北京屏障，而卫南洼则是天津的屏障。因为，马厂减河以南，津浦铁路以西，都是八路军频繁活动区域，时刻准备渗透进天津屏障卫南洼，从而威胁天津日军的安全。
  1942年，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司令官职位后，一改前任战略，开始实施严酷的“强化治安”运动。日本鬼子的铁蹄在华北大地上到处践踏，大扫荡的枪炮声响遍城乡四野，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各处惨无人道地进行。整个华北和太行山地区开始狼烟四起，横尸遍野。抗日根据地遭受极大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及时调整对策，派遣很多武装工作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打击敌人，削弱敌人，牵制敌人，以减轻抗日根据地的压力。
  1943年春，青纱帐起，以冯景泉为队长的津南武工队渡过大运河，又跨过津浦铁路，进入天津卫南的卫南洼。武工队进入卫南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掉敌伪军在炒米店设的据点。
  武工队拿下炒米店据点，对卫南洼的敌伪军震动很大，因为，很快就有一个“冯三抡斧头杀鬼子”的故事在伪军中传开。
  冯景泉行三，俗称冯三。1987年5月，我去鞍山西道龙井里采访冯景泉时，问起此事，他莞尔一笑，轻描淡写只说几句。后来，我在采访手枪队长邵九如时，邵老说冯景泉打鬼子非常勇猛，在智取姜庄子炮楼时，他只带7个队员，化装成干活的苦力，混进敌人炮楼，用斧头砍杀敌人，居然消灭掉31个装备精良的鬼子。
  就是这样一件事，被伪军们传说得更加神乎其神。从那以后，卫南洼的伪军们都开始老实起来，一听到冯三的名字就心惊肉跳，谁也不敢再随便出据点欺负老百姓，更不敢与八路军武工队作对。
  86岁的颜世俊老人说：“冯景泉抗日有信心，打日本有勇气，十几岁时，我帮民兵往前线送手榴弹，亲眼看见冯景泉光着膀子端机枪向敌人扫射。他单身过敌人哨卡，排队的人都要搜身。他趁敌人不注意，把腰间的手枪快速卷到大饼里，边吃大饼边举起双手让敌人搜身，就这样混过敌人哨卡。”
  伪军司令赵大欠起初不服冯景泉，企图消灭掉这支八路军的武装，但他又惧怕冯景泉的智勇与威猛，更怕他的枪法百发百中。为了保全自己，他选择了退让，不敢招惹八路军。冯景泉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开始接触赵大欠，让他明着是日寇的伪军司令，暗中要帮助八路军打鬼子。赵大欠不敢不答应。
  冯景泉说，那时候伪军很听话，武工队没有子弹了就找伪军要，要200发他不敢给199发。
  以冯景泉为首的武工队在卫南洼各村频繁活动，开展政治攻势，不断打击敌人。武工队员还经常进入市内活动。一天在去黑牛城的路上，冯景泉从夹袍里开枪打死了1名日军和1名伪警长，骑上敌人的自行车，平安回到付村。
  卫南洼抗战期间，八路军的武装力量经常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伪军。他们打过很多漂亮仗，奇袭过杨柳青，伏击过四号房的日军巡逻队，全歼18个保卫稻田的鬼子兵，端过炒米店、大泊等一些炮楼据点，利用游击形式经常袭击敌人的例子更是不可枚举。这些武装力量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的任务。
  掠夺与反掠夺
  日寇侵占卫南洼后，盯上了两种宝贵资源，一是稻谷，二是苇子。
  日寇为了达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目的，强行侵占卫南洼的稻田，并建起多个农场，扩大水稻种植，收获的稻米全部用作日军作战部队军事用粮。
  据魏国璋先生说，日军在卫南洼的大任庄、里八口、梨园头、大寺、芦北口等村，共侵占耕地数万亩。日寇不光侵占耕地，还奴役当地农民为其耕种，使百姓苦不堪言。日本鬼子把卫南洼人都视作亡国奴，不光是奴役，还进行惨无人道的“米谷统制”，不许卫南洼人吃稻米。日本鬼子研究出一种药水和针剂，在搜查时和岗楼卡口处让人们喝药水或打针，让人们呕吐，只要发现谁吃了稻米，就放狼狗咬，咬不死再活活打死。日寇就是用这样的残忍手段去达到彻底掠夺每一粒稻米的目的。
  八路军武工队对日寇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卫南洼人捣毁日寇农场，杀死护场敌军，夜间抢收稻谷，进行坚壁清野，开展一次又一次的反掠夺行动。
  卫南洼因是退海之地，盐碱含量很高，很多低洼湿地都盛产芦苇，而且质量优良，是造纸的绝佳原材料。
  日寇盯上了卫南洼的芦苇，成立苇草公司，疯狂地掠夺芦苇资源，用于打浆造纸和印制伪币。从此，卫南洼人自己土地上产的苇子，却没有使用的权利。
  八路军武工队领导卫南洼人民与敌人抗争，多次组织民众抢割芦苇。与敌人争不过时就来个鱼死网破，你不让我用，我也不让你用，放火烧掉。
  日寇有一个储存芦苇的场地，里面有几十大垛芦苇，约有500万斤之多。这些芦苇已经进入日寇的苇场，早晚会变成纸张为日寇所用。武工队决定放火烧掉那些苇子，不让日寇掠夺得逞。于是，他们选在除夕夜动手，点燃苇垛，火借风势，刹那间火光冲天，把日寇掠夺苇草资源的美梦也送上了天。
  杨柳青石家万顺当被抢案始末
  方博
  清咸丰年间，对天津卫的“八大家”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即“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这其中的“石”，指的是杨柳青石家。其家族以漕运起家，后贩运粮棉，开设粮号、当铺。在清末的杨柳青称得上一手遮天，在津城也算得上富甲一方的豪绅巨贾。
  在1878年1月29日第1771期《申报》第2版《穷黎苦况》）一文对杨柳青石家有这样的评价：杨柳青距津城三十里，烟户五万家，为附城之大村落……又闻该村数万家，惟石氏一族为村中杰出，在本村开有万兴典当。余如津城及附郡乡镇所有煤、铁各大号招牌上有“万”字者，大都皆石氏店业。
  确如上述所言，津城及周边乡镇，买卖字号凡有“万”字者，多为石家产业。仅当铺而言，《西青区志》记录有：“固安县的万生当、信安镇的万福当、唐官屯的万吉当、胜芳镇的万聚当、杨柳青的万顺当以及永清的当铺等。”几乎是哪里有他家的土地，哪里就有他家的当铺。此外，天津市区的万胜灰厂、万有姜厂、万有酱园、万庆成纱布庄，也均属石氏家产。
  在清末的杨柳青，最为实力雄厚、远近闻名的当铺有两家。其一为中兴当，另一即为石氏的万顺当。“清同治元年（1862），杨柳青首户万兴公石家开办万顺当，地址设在今杨柳青镇猪市大街［具体地址为：猪市大街其族燕庆堂西侧。同时，天津宫北大街长源号杨家，在杨柳青镇河沿东街建中兴当［具体地址为：河沿东街高士介宅院。以上资料源自周泓的：《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一书……1912年袁世凯策动壬子兵变，及后来直奉、直鲁等军阀混战，两家当铺先后歇业。”
  因中兴当坐落杨柳青镇东，而万顺当位于镇西。日久天长，在当地形成了“东当铺胡同”与“西当铺胡同”的地名。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两家当铺对杨柳青影响之深远。
  1884年9月，万顺当曾遭匪徒抢劫。至破获结案，缉拿劫匪，历时两年之久。其间，远在上海的《申报》以独到的视角对此事予以关注持续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参考。
  万顺当被抢发生于1884年9月9日晚。两日后（9月11日），第4100期《申报》第3版刊发消息《盗劫当铺》简述了案发经过：天津杨柳青万顺当于初九晚被盗，抢劫除首饰外，失去现银数千两，衣架则原封不动。盗党约有四、五十人，入门时执住朝奉逼问银柜所在。一面露刃禁胁各伙，一面打开银两首饰，两柜搜括靡遗，然后胡哨而丢。铺东石姓系该处当绅，随于初十日赴县报案矣。
  鉴于清末民众缺乏法律意识，行文又力求言简意赅，所以此则消息标题中才出现了“盗劫”二字。“盗”指“盗窃”，“劫”指“抢劫”。现代刑法学中对两词均有精准定义。
  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
  抢劫，是指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看护人或者持有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其立即交出财物或者立即将财物抢走的行为。
  二者区别之一在于，盗窃为“秘密窃取”，而抢劫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可见两个概念泾渭分明，切勿混为一谈。由此不难看出，《盗劫当铺》的标题有欠妥当。文中所记：“盗党……入门时执住朝奉逼问银柜所在。一面露刃禁胁各伙，一面打开银两首饰，两柜搜括靡遗，然后胡哨而丢。”“露刃”足以满足“暴力、胁迫”的标准，据此不难认定，此案应为“抢劫案”，与“盗窃”无关。因此，文中所用“初九晚被盗”“盗党”等词，也都应以“抢劫”的概念来理解。
  9月15日，第4104期《申报》第2版又发表《当铺被劫细情》一文，悉数案情，其中多处细节颇为详实。
  天津万顺典铺被劫一案已列前报。兹悉该盗共有五十四名。半月前，已潜身胯子船中，寄泊后河，暗中窥伺。人意其为外来客民，不之诘问。后河即老河，至该店尚隔一新河。盈盈浅水，一苇可杭。是晚，三五成群，陆续问渡。渡夫不疑其为绿林暴客也。口赃入手，蜂拥至水滨，同上渡船，竟抵彼岸。越日，该胯子船遂开往他处，海天潦阔无可追寻矣。初盗越墙而入，手持柳叶刀逼吓典中朝奉。朝奉年六十余，固孔武有力者与之格斗，伤盗三名，己亦受火枪伤。枪子陷入胸前，若碎砂然散漫，无从挖出。年老体虚，不知无性命之忧否？一庖丁弹入眼角，尚无妨碍。计劫去宝纹三千两，柜中首饰席卷一空。杨柳青汛马千戎闻信穷追，已无踪影。初十晨，典主赴县报案，即有委员往勘验伤，严饬马快，勒限务获云。
  按文中所述，劫匪竟有54人之多，称之为“抢劫集团”也并不为过。
  所谓“胯子船”，也写作“挎子船”，即“为单身船，是主要用于载人的客船。利用水流向下游行驶，人力撑篙（俗称跑篙）、摇橹，逆水、逆风则以人力沿河岸拉纤行驶。”⑴其尺寸为：“长三十五日尺［1日尺＝0.303公尺］至八十日尺，宽八日尺至十二日尺，深二点五日尺至四点五日尺，吃水二、三日尺，载重量一万五千日斤（1日斤＝0.601公斤）至八万日斤。”（2）
  劫匪“潜身胯子船中，寄泊后河，暗中窥伺”已半月有余。这说明他们是从外乡流窜至此，掌握一定犯罪手段的惯犯，并且筹划周密、蓄谋已久、手法老道。从抢劫实施过程中，万顺当朝奉（即指店员）所受枪伤来看，这批劫匪还武装有火枪。在尚处冷兵器时代的清光绪年间，更突显出此伙匪徒配备之精良，手段之残忍。
  万顺当遭此一劫，主家石氏于次日（9月10日）清晨便报官立案。地方首屈一指的绅商大户被抢，官方自然不敢怠慢，“委员往勘验伤，严饬马快，勒限务获”。
  10月18日，侦破稍有眉目。第4137期《申报》第2版便刊出短讯《天津来信》。
  杨柳青万顺当被劫一案已列前报。兹悉天津县陈大令缉捕认真，务在必获。除悬赏购拿外，预捐廉俸为马快使费。一日缉至邻境某村藩，稍有端倪。特无眼线指引，深恐误捉良民。适该盗同党中有一人因分赃不匀，自行投首愿为眼线，获盗赎罪。刻已获到两犯并将真赃缉获矣。
  此时，该案影响不仅限于杨柳青，已传至天津县。天津县下令“缉捕认真，务在必获”。另在悬赏捉贼之外，还拿出廉俸贴补马快［马快：指旧时衙门里侦缉逮捕罪犯的差役］。所谓廉俸，即指官吏在额定的官俸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银两，以提高官吏的俸禄待遇，使其养成廉洁的操守，故也称“养廉银”。天津县官员们自掏腰包，用廉俸激励下属积极办案，足见对该案的重视程度。
  随着侦察工作的深入，蛛丝马迹也逐渐显露。劫匪中有一人因分赃不均而自首，并愿做眼线以赎罪。凭借这一线索，已逮捕两名匪徒并将其所得赃物缉拿归案。
  此后半年有余，再无下文。直至1885年6月6日，第4361期《申报》第2版登载《津沽近事》的消息。
  去岁，杨柳青万顺当被抢一案至今未获首犯。十五日，由静海县马快任某带同伙役在京城获到人犯一名，间系此案首犯。任系著名捕役，是日回津，计车五辆、人犯一名、捕伙十名，所谓狮子口兔，亦用全力也。
  静海马快任某在北京办案时，抓获人犯一名。此人正是万顺当抢劫案的首犯，随即被押解回津。至一年后，该案累计缉拿罪犯6人。
  1886年7月18日第4761期《申报》第2版在《津郡要闻》中进行报道：
  杨柳青石姓所开某典，前年被盗抢劫。由天津县缉获盗犯六名，讯供确凿，收禁在案。今年秋审已签，差将该犯起解到省过司。四人已入情实，两人或可末减云。
  所谓“情实”，即清代死刑判决的一种，指认定罪行属实，将付诸执行。可见，罪犯对其犯罪事实均供认不悔。其中4人已判处死刑，另外2人有待发落，或也难免一死。至此，1884年的杨柳青石家万顺当被抢一事终告结案。
  时至今日，虽然万顺当的遗址早已了无踪迹。但当铺主人石氏尊美堂的宅邸——石家大院，作为古镇杨柳青历史文化的代表，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的这些详实的记录，为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杨柳青石氏家族的兴衰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依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定市志第2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561页。
  2．（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年，第89页。
  杨柳青农业教育的历史
  方博
  津西古镇杨柳青，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运河蜿蜒曲折，穿镇而过，将小镇一分为二。这便有了北岸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南岸千顷良田，一望无际的景象。地处津郊，以农为本；运河水畔，百业荟萃，文化昌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杨柳青兼具农耕社会的质朴与工商业的繁荣，这为研究农学提供了绝佳条件。
  天津市农业学校就曾建于杨柳青。据《天津市农林志》记载：“原校址在西郊区子牙河南岸杨柳青农场东头。该校于1972年筹办，1973年开始招生，隶属于天津市农林局。1981年经市委决定将该校划归天津市农科院领导。1987年5月迁至西郊区杨柳青西河闸北。同时与原天津专区农业学校合并，隶属关系又划归天津市农林局。该校1973年设有农学、蔬菜、林果三个专业、四个班。”此后，规模逐渐扩大。
  1999年7月3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复市农委、市计委、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农业系统中专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意见》，将原农业学校、水利学校、农机学校、水产学校4所中专合并建成天津市城乡经济学校，并于同年11月开始筹建工作。学校仍位于天津市农业学校原址，即杨柳青西河闸北，津同公路19号。2000年8月，该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市城乡经济学校并入天津市农学院，成为天津市农学院西校区。
  以上是解放后杨柳青农业相关学校的变迁。然而，若追寻杨柳青农业教育的历史，则可上溯至民国年间。
  1921年，天津县劝业所在天津官立第九女子小学开办蚕桑讲习所，招收女生，专授养蚕栽桑之经验，收效甚广。推而广之，于1924年拟在杨柳青设立女子蚕桑学校。1924年4月19日的《益世报》就以《青镇设立女子蚕桑学校》为题进行报道，并将天津县劝业所呈送给天津县公署的公文摘录如下：“查上年迭经奉令，提倡蚕桑事业。当于十年（1921年）假本城官立第九女子小学，开办蚕桑讲习所。招集女生一班毕业在案，俟经在卞家庄本苗圃种植桑树多株。此次推广蚕桑事项，拟即在杨柳青民五小学地址，组织蚕桑讲习所一处，招考女生，以便提倡办理。学额定为六十五名，科目则以制丝养蚕栽桑为主要，饲养实习。女教员督奉学生，轮流在校值宿，以期保育。适约计春蚕饲养四个月，当可毕业。至应用之桑，由苗圃内随时派差往取，尚称便利。唯上年开办各项，器具诸多残坏，应即重新修理，以资撙节开办。暨开办当年各经费，预算究竟是否可行，未感擅便。理合开具清折，呈请鉴核示遵，伏乞予察鉴施行云。”这是目前笔者所能查阅到最早有关杨柳青农业教育的记载。
  此后三年，也就是1927年，杨柳青就有了建设农学校的倡议。1927年3月21日的《大公报》刊发《杨柳青将有农学校》一文详述此事：
  “天津城西杨柳青镇，土地肥沃，颇宜种植。惟近年以来，兵燹水旱，连年频仍，故农林业务非常不振。而该地农民不知播种法，亦系一大原因。兹闻刻有徐少珊者，具有农林业之宏愿，现拟立农林学校一处，并采购地亩、种植各树苗及一切田园菜蔬等，以便该地农人研究改良种植方法。现已着手进行一切，将来开办，专收农户子弟。闻不久即在实业厅立案开办云。”
  由此可见，在杨柳青设立农学校，一是此地农民不明种植之法，又赶上天灾人祸，造成农业衰颓。二是徐少珊有农林业之宏愿。这徐少珊是何许人也呢？在民国年间的老报纸中，能频繁查到此人的事迹。1928年8月3日的《益世报》发表的《青镇组织施席社贫民受惠不浅》中就提及此人：“该镇公民李宝泉、徐少珊、陈方等，因鉴于一般贫苦居民死后无力购买棺椁，颇为可怜，乃出资组织施席社一处。凡贫苦人民，无力购买棺椁者，均可前往领取，以便包裹掩埋。该公民等之热心慈善，殊属可钦云。”1928年11月29日的《益世报》登载的《青镇拒毒社近况》一文也有其姓名出现：“西乡杨柳青镇公民徐少珊、安树山等，鉴于我国毒物盛行，特向上海中华全国拒毒会接洽，允即日成立国民拒毒同志社。业已成立多日，公推徐少珊为主席……该社组织颇为完善，入会者非常踊跃云。”据此推之，徐少珊应为杨柳青镇乡绅，颇有威望之人。由其组织杨柳青的农学校，也就顺理成章了。
  1927年3月21日《杨柳青将有农学校》一文发表时，杨柳青农学校还在筹备阶段，后来是否顺利招生授课？学生有何杰出之人？目前笔者还未查阅到后续报道，这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吧。
  民国年间杨柳青的禁毒工作
  方博
  鸦片战争开启了我国一部苦难深重的近代史。正是从鸦片开始，各式各样的毒品被引入我国，毒害着我们的同胞。也正是从这一刻起，禁毒斗争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
  清末的宣统元年（1909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史称“万国禁烟会”，这标志着全球禁毒斗争的开端。进入民国后的1916年，禁烟总会于北京成立，后改为直隶全省禁烟善后总局。
  1926年6月20日的《益世报》以《禁烟善后局设派出所》为题刊出消息，在天津各处要地设立派出所，以加强禁毒工作。文中写到：“直隶全省禁烟善后总局，前奉褚总司令（褚玉璞）训令，组织成立在案，所有水陆通衢应即派员分往检查。”直隶全省禁烟善后总局先后在大营门、西营门、大毕庄、特别一区、东车站、西站、塘沽等处设立派出所，分派人员，严加检查。仅约一个月之后，1926年7月29日的《益世报》就刊出在杨柳青设禁烟分局的新闻，文章题为《杨柳青镇设戒烟分局》：
  “杨柳青镇为通津之要冲，北沿津浦路，南跨南运河，水陆交通，颇称便利。自津埠成立戒烟总局，而青镇亦由陈继尊等呈请当局，已于日前在该镇西后街三义庙成立戒烟分局。并严禁各户吸食鸦片，违则重罚云。”
  约一年后，杨柳青的禁烟工作再度细化，又下设调查处。1927年4月7日的《益世报》上就发表了《青镇设禁烟调查处》一文，介绍具体情况：
  “直隶禁烟善后总局对于烟禁非常认真，故特附设禁烟原则，限期断绝办法……各处设立调查处，藉以调查。现经总处特在杨柳青镇前街糖坊胡同设立调查处。每日派有稽查员，协同四乡第三警察署……昨已开始办公。”
  官方对禁烟工作严加管理，民间也成立起自治组织，互相监督，不敢松懈。1928年11月29日的《益世报》就以《青镇拒毒社近况》为题，详述了杨柳青拒毒社的情况：
  “西乡杨柳青镇公民徐少珊、安树山等，鉴于我国毒物盛行，特向上海中华全国拒毒会接洽，允即日成立国民拒毒同志社。业已成立多日，公推徐少珊为主席。计分五股：1、总务股2、调查股3、官传股4、教育股5、戒烟股。各股已分头进行，开始宣传拒毒工作，以期消减毒祸。该社组织颇为完善，入会者非常踊跃云。”
  正是在官方管理与民间监督的齐抓共管之下，民国年间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杨柳青鲜有吸食毒品者。最后，让我们时刻谨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沙窝萝卜品种形成及百年发展历程
  李宗峋
  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小沙窝村历史悠久，北宋时期称沙涡砦（通寨）。关于设砦立村之事，笔者曾求教天津地方史志专家郭凤岐，先生曰：据宋代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卷十六和《宋史》志三十九，在清州乾宁军条，有“设砦六：钓台、独流东、独流西、当城、沙涡、百万”的记载。又：明代，沙涡地区属于静海管辖。永乐二年（1404年）有移民应诏迁此，占地立产，安家立户。开始沿用宋砦沙涡，定为村名；此后为区别南邻沙涡村，依“南大北小”的惯例，改名小沙窝村。宋史记载，设沙涡砦，为驻军戍边，防御契丹。至于河北、津郊地区的民生经济开发，起于明成祖定都北京之后。通过大量移民，开荒垦植，逐渐把广阔的洼淀荒滩变成了可以耕种的良田，才形成众多村落；小沙窝村亦在其间，当年辖属静海。六百多年间，明后又有满清入主、旗人圈占土地诸多历史巨变。小沙窝村近百年的变化随着时代前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了沙窝萝卜，现在成为了天津市农特产的代表品牌。
  该村种植萝卜的历史当在明代移民之后，清康雍乾时期社会稳定，人口渐增。村民在南运河沿岸开辟一些菜园种些蔬菜，后来发现当地一般的青萝卜，在这里生长良好，口味甜美，很受欢迎。“生在沙性土壤的萝卜甜美，生在瘠薄土壤中则硬而且辣”。从此有越来越多的小贩来村采购，以村名为名，吆喝“沙窝萝卜”到处贩卖，由此青萝卜就成为小沙窝村年年必种的特色产品。村民也开始注意选优繁育。今《上辛口乡志》记有20世纪初，有人选出优秀单株，后来形成大花、小花沙窝萝卜的两个品系；叶丛、肉质、根、外形等各有特点，为后来成为天津地方优良农家品种奠定基础。随着销售范围越来越广，在清朝时就有了“沙窝萝卜赛鸭梨”的赞誉，成为民谚广为流传。民国二十三年的《静海县志》物产篇上有“萝卜青者以沙窝产良，生食味如水果然”的记载，与村民传承回忆“出名已有二百多年”完全相符。
  笔者年轻时向本村老人求询，得知在民国建立之前，该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为北京“沈”姓大户一家所有，小沙窝村是他家的佃户村，当时有位张姓老先生为他家管理账目，收租征粮。1910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灭亡，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撼动了封建土地制度。那些身居城市却在农村占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就产生了尽快变卖土地回收银子到手，或用于投资工商的主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小沙窝村民抓住这个机遇，全村绝大部分人家拿出全部积蓄、求亲告友筹借钱款，从沈家共同买下全村整片土地3000多亩；按交钱多少拆分了这片土地，村民称之为“拆庄子”。村民由佃户成为了有土地的自耕农，这在当时是小沙窝村的一件大事，也可算是民国期间，封建土地制度瓦解的一个案例。
  农民有了自家的土地，所产的萝卜又能卖好价钱，怎么多开菜园？“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发展浇灌能力就成了首要大事。此前种菜浇园，使用两个人合用一个的“泼斗”打水，可提水高3-4尺，一天浇不了二分地，水还不能流远，效率极低。三十年代中国已有了初步的工业制造能力，有了用畜力牵引的提水工具（当地村民叫“洋井”）。村民们自主筹资、沿南运河挖井安装，全村达到140多口，建井数量居沿河各村之首，菜田面积迅速扩大。有甘甜的运河水浇灌，萝卜甜脆、产量成倍增长，村民更是攒钱买地，土地总量到四十年代末扩展到五千多亩，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富裕乡村。
  以前，萝卜入冬收获后及时卖出，产量大增后就摸索、创造出土埋窖藏方法，逐渐形成大规模的由冬到春、陆续供应市场，一直可以卖到5月初的贮存、销售方式。由于小沙窝3-4尺深度土质沉积的特殊状况，贮层湿润保温，沙窝萝卜在贮藏过程中，由初收时的微辣，逐渐后熟转甜，味道更鲜美，积累了挖坑窖藏的宝贵的经验。1935年起，有天津回姓商人在天津组织收购，村民把沙窝萝卜拉到天津小西关交给他，他经营运往香港销售，由此逐年增量，美名远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行土地改革，更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村民们为了方便运输，买了很多大牲口，购置“胶皮轮”，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农业合作化后，天津外贸接收出口管理事宜，在辛口镇扩大种植规模。六十年代，天津外贸在小沙窝村、辛口镇修建冷库，以沙窝萝卜的名称，销往香港等地，又长达四五十年，为国家创汇增收做出巨大贡献。
  近百年来，村民热爱家乡，刻苦勤劳，重视生产投入、选优育种、钻研创新栽培和贮存技术，使沙窝萝卜品质细腻，更脆美多汁，甜辣适口，已成为箱装精美的年节馈赠礼品。它被广泛载入地方史志、农业典籍、学校教材，受到社会重视。我们天津市2009年更把《沙窝萝卜栽培和窖藏技艺》列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06年以来，央视连续报道小沙窝村在萝卜栽培技术创新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赞为“科技兴农”榜样；村民组织的天津市曙光沙窝萝卜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三获全国金奖，把天津特产沙窝萝卜推向全国，实现了“把沙窝萝卜发扬光大，让家乡经济节节攀升”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