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民谚道：“杨柳青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这“戏楼”“牌坊”都是附属于药王庙的建筑。一座寺院在三宝中独占二席，可见其地位之显赫。药王庙鼎盛时期的建筑：前有神路、牌坊、旗杆，山门上建戏楼，院内钟鼓二楼，正殿三楹三进，前有宽大月台，两侧各有配殿厢房，雕梁画栋，庄严宏伟，气象万千。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周泓女士在《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一书中，将民国年间的杨柳青格局形态概括为：全镇以大寺胡同、镇公所和官斗局为中心。在其两侧，民户区分成了各以镇西药王庙和镇东天齐庙为中心的两大信仰圈，足见药王庙对古镇居民生活之重要。
  自清代以来，以药王庙为依托，药王诞辰之时的庙会就成为青镇特有节日，堪称一景。《天津杨柳青小志》中记载：“旧四月二十八日为赛神日，先期五日便有歌舞各会沿街拜客，凡七、八十会，喧动远近，杨柳青人以为大典。乡绅清制服顶戴，而执旗排伍步于街村，人靓妆新衣，日夜观游，凡百俱废。”《天津杨柳青小志》出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作者张次溪并非津沽土著，而是广东东莞人。其卷后所附有章梫跋文称：“杨柳青为天津一大重镇，其地风景酷似江南，故颇艳传人口，《日下旧闻》《畿辅通志》尝一及之，向无专志也。次溪世史喜研朔方风物，未弱冠即负重声，近客天津，曾往一游，以数日之力成此一篇，文简洁有法度，志事真确，不愧史才，允为必传之作。”由此可知，张次溪是凭借短时间的观察访问，并辅助典籍文献，作成《天津杨柳青小志》。因此书中所记，应不会距离出版时间太久。描述场景当是作者在民国年间的所见所闻。此外，1990年出版的《津西文史资料选编》中收录了王子羽先生撰写的《杨柳青药王庙》一文，其中也记录了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一次药王庙盛会。目前就笔者目力所及之史料，以记述民国年间的药王庙会者为多，清代盛况还少有涉及。
  而笔者在查阅老报纸时发现，上海《申报》却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和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次报道杨柳青药王庙盛会。其中当属1879年7月5日《申报》刊载的《天津赛会情形》一文描述颇为详实，文章开头便写道：“四月廿六、廿七两日，系杨柳青出会之期。杨柳青地属天津，虽僻处城西，一大村落也，烟户且以万计。村东有药王庙，祈祷辄灵，香火极盛。俗传四月二十六日为药王诞，村人称觥介寿，向有赛会之举。”由于津沪两地，千里之遥，清朝末年，通讯不便，难免纰漏。药王庙本坐落于杨柳青镇西，文中却称“村东有药王庙”，即是一例。然而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文章对药王庙的真实记述。
  文中详述了庙会出巡中的三十六道花会，尤其对扫垫善事、中幡、重阁、高跷四道花会的描写最为细致入微。“首为扫垫善事，大旗两面，大书特书，另备头锣为骅骝开道，打扫夫役沿途洒扫粪、除不洁，务使王道荡平，即所谓扫垫也；继之以中幡，形狭而长约二丈许，幡系绸缎为之，或有顾绣翎毛花卉者，后支巨竹长过于幡，粗类碗口。有所谓耍中幡者十数人，一人以绳缀幡之颠，一人举之以行或挟以肘，或接以肱，或自下上，上承以额、颅、唇、齿，幡之迎风招展，其重不可以斤两计。而耍之者手柔弓燥，举动若轻。幡亦不倚不偏，矗立霄汉，更相迭换妙于转圜。使应接稍偏，即头破血流，而若人不暇防，亦不屑计也。是日，中幡二：一黑质白章绣前街口三字，一系津城之梅家胡同者；中幡而后为重阁，又名节节高，系募人家韶秀子弟，年约六、七岁者，饰为好女子或丫，而角或髻而钗范铁为竿，以人负之肩，以上结构垆瓶盂盎等事。饰小凌波，立诸童于竿上，钩心斗角，极欲穷奢。计共八人，七扮女子，一则圆领蓝衫扮作书生模样，该会允推冠；场外此尚有高跷，即所谓殃歌者。接木为脚，计十数人，着古衣，冠婆娑，歌舞屈伸，盘曲进退，疾徐无不如意。杨柳青高跷本有三起，而津城之运署后北门东侯家后，是日赴会者亦三。于是各显所长，精神几增百倍。”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出巡花会除本地自有外，他乡前来赴会者也不在少数，如天津梅家胡同中幡，运署后北门东侯家后高跷。下文还提到：“津城又去黄轿、绿轿、提炉、日照马童、迎辇圣驾等名目，踵事增华，更形热闹，然此。犹系津城迎会所数数觏者也。而外乡趁赴者，洋芬港则有彩坛会，娄家院则有音乐，大沙窝则有吹歌音乐，吹歌鼓吹，休明和声。鸣盛彩坛，系以坛播弄间以盌碟如弹丸脱手，圆转如圜。”
  早在光绪年间，有关杨柳青药王庙会的新闻报道就能出现在远在沪上的《申报》中。我们在慨叹《申报》记者嗅觉敏锐，慧眼识珠的同时，也能体味到杨柳青的药王庙会规模之大、传播之广、影响之远。要感谢《申报》当年的详实记录，为还原清代的药王庙会的空前盛况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史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