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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黄河北流入海河
  据《宋史》记载，黄河曾经北流，进入今海河流域，经当城入海河，渐渤海。北宋时期，以黄泛夺淮为背景，黄泛北流，后又东流，有一个人为与自然结合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与北宋、辽之间的战争有关，当然，黄泛及流经的河渠自然状况是本。围绕此问题，宋朝廷也曾有过争议，争议的内容也随水患和宋辽战争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北宋期间，黄河就有过四个入海口。关于北流，《宋史》载：「至恩（今河北清河）、冀（今河北冀州）、乾宁（今青县当城属之）入于海，是谓北流」。关于东流，「自魏（今河北魏县）、德（今德州）、恩东至于沧（今沧州），入于海，是谓东流」。北流、东流中间还曾有入海口称中流。也曾夺淮入海（称南流）。北宋之前的历史中，黄河北、东、中、南入海早已有之。北流入海，如夏朝、商朝、春秋战国时期均有之。秦朝为中流入海。汉朝至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时期，均为东流。夺淮入海（南流）为南宋、元朝、明朝、清朝（早、中）期。
  北宋时期的黄河入海口，主要是南流、北流、东流入海。南流入海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五月，「河大决滑州（今河南滑县）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东南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界入于淮」，称黄河夺淮。此次决口为北流、东流提供了可能。「唯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黄河北流时期，当城尚未建砦（当城建砦于北宋雍熙四年，即公元九八七年）。
  人为欲使黄泛北流。北宋景德元年（公元一〇〇四年）九月，「澶州言河决㈠横垅埽㈡」，北宋真宗曰：「城去决河尚十数里，居民重迁」。并命使臣组织人抢修，修成后，「又决于（澶）州东南李民湾，环城数十里民居多坏，又请徙于商河。役兴逾年，虽捍护完筑，裁免决溢，而湍流益暴，壖㈢地益削，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
  此时，著作佐郎㈣李垂奏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均河北境内）」，「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大海」。「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北宋首提「黄泛北引」第一人为李垂。此时，当城已建砦十七年了，周围宋辽战争不断，因而出此「黄泛北引」为阻辽之策。
  李垂并奏曰：「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引水正北稍东十里」，「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通利军北，挟白沟，复西大河，北迳清丰、大名西、历洹水、魏县东，暨馆陶南，入屯氏故渎，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广深与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坚壤析一渠，东西二十里，广深与汴等，复东大河。两渠分流，则三四分水，犹得注澶渊旧渠矣。大都河北从西河故渎东北，合赤河而达于海。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广深与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今河北冀州）北界，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当城西河上游），涝则塞㈤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御边之利也」。
  奏议尚未定，宋辽议和，达成「澶渊之盟」（即：九月河决，十月议奏，十二月达成「澶渊之盟」。因此，引黄泛阻辽之奏，留中未准议。十五年后，北宋天禧三年（公元一0二0年）六月夜，「河决滑州城西北天台山旁，又决城西南岸，历澶、濮、郓、济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及古汴河，东至徐州入淮」（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㈥。所淹之地形洼下，泄水艰难，民苦不堪言。固而，李垂又奏曰：「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指减少灾患），一旦河水注入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一（当城隶属之），入独流口（今静海独流镇），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臣于两难之间」。此指：一边是决河后灾患甚重，一边是黄泛北引，怕得罪于契丹，有失言「澶渊之盟」约。因而，「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宋史》载）。
  景祜元年（公元一〇四九年）三月，「河决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泛滥大名、恩（今河北清河）、冀（今冀县）等地，其后分为两支，北流于次年形成，合永济渠，至乾宁军（当城隶属之）入海。东流形成于宋朝嘉祐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此时，黄河北流、东流，终自然形成两股。但以后北流渐成重灾于两岸，「神宗熙宁元年（公元一〇六八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今枣强县），北注瀛（河北河间）。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都水监丞㈦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㈧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此议为筑堤防黄泛危及上述各州（东西两侧河北东路地区），也为防黄泛注入辽域内，怕再引战争。遂都水监丞宋昌与屯田都监内侍㈨程昉共议：「开二股以导东流」。即：引黄泛注东流入海，以解北流之忧患。于是都水监丞（宋昌）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县）抹岸，冲奇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固请「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即：引黄泛东流，逐渐止住北流。并论证可行性曰：「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其中包括当城砦），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今河北三河县）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㈩，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翰林学士（十一）司马光首先支持开二股，对曰：「请如宋昌言策」，「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北京留守（十二）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也认为：「人多以六塔为戒J。二人提出异议。参知政事（十三）王安石驳：「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神宗）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王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王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往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帝以为然」。
  熙宁元年（公元一〇六八年）七月，实施修二股，引黄东流。第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封闭黄河北流。而河决闭口以南之许家港，泛溢大名、恩、德、沧（今沧州）东南、永静（今河北东光）五州军」开二股，黄泛东流。熙宁十年（公元一〇七七年），黄泛北流彻底断绝。结束了北宋黄河北流入乾宁军（经当城砦）入海河的时期（十四）。
  综上，北宋时期，黄河北流入乾宁军，过当城砦西河入海，历经二十八年，即从北宋景祐元年（公元一0四九年），至熙宁十年（公元一0七七年）。黄河开始北流经当城，已是当城砦（寨）六十二年以后了。特别是黄河北流期间，宋辽之间已经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再无战争，北宋也不愿黄河泛及辽（契丹）地，而再次引起战端。因而主黄河东流，而阻断了北流。
  二、北宋建当城砦三个重要问题
  当城建砦于北宋何时？主管建砦的上级行政隶属是何县、州（军）？杨延昭是否参加了建当城砦？对这三个问题，从没有见过详细的考证资料，特别是对前两个问题。
  关于当城建砦于北宋何时。砦是北宋抗辽的军事建筑设施，砦即是军事防守的寨。在北宋时期，砦小于城，大于堡。砦也有大小，最小不低于四万平方米（以今计算），而当城砦则属于大砦，为二十万平方米。砦的建设在北宋还产生了一系列军事建制。砦置砦兵，除禁兵和厢兵外，另设的地方军队，隶属各级巡检司，砦兵则屯驻于各巡检司管辖的各砦。由于砦兵可以带家属戍边，到北宋的后期（公元一〇六八年以后）被称为土兵了。
  当城建砦的背景是宋辽之间的战争，而宋辽之间的战争，是五代时期与契丹（后来之辽国）之间战争的继续。五代是指公元九〇七年至九五九年之间，所建立的梁、唐、晋、汉、周，史称五代。在梁开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中原地区汉人各种军事势力战争不断，契丹乘机攻占了营州（今河北昌黎）。公元九一一年，契丹又攻占平州（今河北卢龙）。公元九一六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建立大辽，为辽太祖。此时，河北燕人（多为汉人）不堪汉人统治者的残暴，纷纷逃入契丹，燕人的加入，使契丹日益强大。此时，契丹的战争主要是为了掠人夺物，并不占地。后梁末期，契丹已经常侵扰涿州、定州、幽州、易县。后唐时期，契丹已经有了今黑龙江、辽宁界内大片领地，以此为根据地逐步向中原扩展。公元九二八年，契丹再攻平州、云州。这时汉人各种军事势力间的战争，有的便想借用契丹势力，以制对方。天平节度使石敬瑭则引契丹为援，建立晋，因此，后晋割地「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当城地属被割让的范围内。契丹主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契丹加封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并令勿称臣，只称「儿皇帝」。晋遣使往契丹谢赐号。由于晋割「燕云十六州」，辽侵扰已至河北的邢、沧、山西雁门关、河南澶州（濮阳）等地。特别是公元九四五年，契丹攻下邢、洺、磁三州后，几乎是人杀绝，物抢尽。公元九四六年，契丹攻至汴城（今河南开封），转年破城。契丹所占之地必引起反抗，契丹主见中原人难制，离汴北归。途中经相州，屠城中男子，掠妇女北去，城中仅遗七百余人。后汉时期，契丹军攻内丘、饶阳时，伤亡颇重，故再不敢深入。后周时期，契丹与北汉联合攻周之晋州，周军救晋州，契丹、北汉撤走。五代之梁、唐、汉、周，一边与契丹间有战争，一边还有汉人各势力内部的战争。唯晋皇帝石敬瑭（石敬瑭儿子继位后，与契丹发生了战争）与契丹「联合」，但契丹则有自己的野心。
  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四月，周世宗率赵匡胤等自沧州进兵攻辽，益津关（今河北霸县）、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莫州（今河北任丘）均降，此三关均为晋割让之「燕云十六州」范围中的一小部分，现收复，当城之地被割让和此次收复均在其中。五月，瀛州（今河北河间）又降。
  契丹在五代时期，所占「燕云十六州」以北大片土地，势力壮大，领地巩固。
  公元九六0年，辽侵周，周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奉命北上抗辽，行至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从此继续了五代朝与契丹（辽）之间的战争。
  宋辽之间的战争是当城建砦的直接原因。正当宋统一境内战争之时，公元九六八午，宋乾德五年，辽兵攻扰宋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公元九七0年，辽攻宋定州。宋将田钦祚以少胜多破辽军于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号称「三千破六万」。公元九七六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欲收复五代时失地，夏季，移军攻辽，至辽南京（今北京）城南，辽耶律休哥率军增援，破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城外一带），追至涿州而止。辽又攻宋至满城，公元九八0年，宋将杨（继）业破辽军于雁门。辽任耶律休哥为南京（今北京）留守职，总管南边事，以对宋。公元九八六年，宋雍宗三年，宋大举攻辽，二月至四月，宋始获胜。宋将潘（仁）美克云（今山西大同）、朔（今朔县）、寰（今朔县东北）、应（今应县）。宋将田重进克飞狐（今河北涞源）、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宋将曹彬克涿州。辽萧太后领辽军南下应援。四月，曹彬军粮尽，退回雄州（今河北雄县），再北上攻涿州，被耶律休哥所败，五月退至巨马河（今霸州白沟）南。七月，潘（仁）美率军南撤。因潘（仁）美与监军王侁指挥失当，造成杨（继）业弧军战败被俘，在辽营三日不食而死。杨（继）业军是守关军，潘仁美、王侁军是野战军，守关军不能擅离屯戍地。辽军遂共扰河北各州县，所至纵掠，俘壮丁，杀老幼。宋在河北东路北路战场失利。
  公元九八二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宋调整战场布局，将高阳关南撤至河间（原称关南，即高阳关南），并改名（河间）为高阳关。新高阳关成了宋前线的「胸部」，而失利的河间西北、东北两侧，则成了伸出的两条「胳膊」。
  战争形势的变化，宋朝廷于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决定「增筑河北东部城堡，防辽兵攻扰」。当城地处高阳关东北方向伸出的「胳膊」末端，如果说霸州等地是高阳关伸出「胳膊」的手「部」，那么，当城地则是这只「手」的东侧面，东侧面诸地的军事战略位置就更突出了。在东侧面地带布军设防，一是使霸州、雄州、任丘地更安全；二是可以防止辽军通过这一地区抄高阳关的后路。
  综上，宋辽战争的形势。当城等地的战略位置，不但说明宋决定「增筑河北城堡」，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在雍熙四年，即公元九八七年，始建当城砦。
  当城建砦时隶属何县、州（军）。据《宋史》记载：河北「东路。府三：大名（今河北魏县）、开德（今河南濮阳）、河间（今河北河间）。州十一：沧（今河北沧州）、冀（今河北冀县）、博（今山东在平）、棣（山东无棣）、莫（今河北任丘）、雄（今河北雄县）、霸州、德州、滨（今山东滨城）、恩（今河北清河）、清州（今河北青县）。」还有上述各地所置行政军（如乾宁军）。行政军辖地与县有重叠，但比县辖区大，行政级别相当于州。
  北宋时期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初期为府、县两级。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没有几年。就在府这一级的上边，增加「路」这一级的行政设置，即：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府、州、军、监为行政同级。虽然辖属路，但也可以直对中央朝廷。当城地理位置，应隶属河北东路，但又应属于哪个县、州、军管辖呢？
  《宋史》记载：「清州，下，本乾宁军。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隶焉。大观二年，升为州。政和三年。赐名曰乾宁」，「砦六：钓台、独流北、独流东、当城、沙沃、百万」。
  又载：「沧州，上，景城郡，横海军节度」，「县五：清池，望。熙宁四年，省饶安县为镇入清池，（有乾符、巷姑、三女、泥姑、小南河五砦），无棣，盐山，乐陵，南皮」。
  还载：「河间府，上，河间郡，瀛海军节度。至道三年，以高阳隶顺安军。旧名关南，太平兴国七年，改名高阳关。庆历八年，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统瀛、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州军。本瀛州，防御。大观二年升为府，赐军额。县三：河间、乐寿、束城」。
  上述三州（府）记载内容，其属地互有交叉，清州地名下记沧州、乾宁军、乾宁县，还记有当城砦，当城隶属永安县，永安隶属沧州。但沧州地名下又无永安，更无当城砦；河间府地名下又记乾宁县。这样使当城砦隶属的上级，涉及到沧州、永安县、乾宁县、乾宁军。那么，当城砦建砦时，究竟属谁管辖？
  当城砦有一个隶属永安县、永安县隶属沧州管辖的时期。「清州，……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是指：清州（今河北青县）之地在五代晋朝时，属幽州芦台军之地（当城地在其内），为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时，给了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是指：「后周显德六年四月，世宗自沧州进攻辽，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莫州（今河北任丘）均降」，「五月，瀛州（今河北河间）降」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由于青县地在上述的三关州之南，三关州降，其南边的青县地当属后周一同收复了。周世宗恢复上述失地后，将青县地置为「永安县」，隶属沧州。当城地随永安县，也隶属沧州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宋朝建立后的太平兴国七年。
  当城砦隶属乾宁县、乾宁军时期。青州地在「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县隶焉」。也就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宋在永安县地，置乾宁军（因为此时此地驻军多，居民少），并改永安县为乾宁县，乾宁县隶属乾宁军。这就说清了，公元九八二年之前是永安县，属沧州，之后是乾宁县，属乾宁军了。
  之所以将永安县属沧州，后改为乾宁县属乾宁军，记在了清州地名下，这是因为：《宋史》以大观二年或以后的资料为本，先确定清州地名，在清州地名下，记下了置清州之前的演变，也就是记下了太平兴国七年，曾是永安县，属沧州，后变更乾宁县，属乾宁军的过程。
  《宋史》中关于河间府的记载，说明了河间府在河北路北边战争失利之前，行政位阶很低，隶属于其北边的高阳（今河北高阳），当时河间称关南，即高阳南边，关南随北边的高阳归顺安军管辖。战争失利后，将高阳关移至关南（河间），即后来新变更的高阳关。后来的高阳关（河间）变成了大军区所在地，外辖战区四面八方二百公里。庆历八年（公元一〇四八年）提升高阳关为路，也说明了问题，即高阳关路统瀛、莫、冀、雄、贝、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州军，与高阳关大军区的管辖范围相当，其中就包括了乾宁军，当城砦属乾宁军。因此，高阳关作为大军区时，乾宁军、乾宁县（当城砦属之），就属这个大军区的战略统区之内。
  综上，当城地在五代的周朝时，隶属永安县，永安县隶属沧州，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才变永安县为乾宁县，乾宁县隶属同时置设的乾宁军，这一变化以公元九八二年为时间界限。当城建砦正是在这之后的公元九八七年，即宋雍熙四年。可以肯定：当城建砦时，属乾宁县，乾宁县属乾宁军，统在高阳关大军区的战略地区之内。
  杨延昭是否参加了当城建砦。「杨延昭（生卒于公元九五八年——一〇一四年），杨（继）业第六子。太平兴国中以荫补供奉官。父死，擢崇仪副使，知景州。历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宁边军部署等职，防守北边，屡败契丹。景德二年（公元一〇〇五年），任高阳关都部署。官至莫州防御使。为人沉默寒言，不问家事，而智勇善战，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而推功于下，故乐为人用。守边二十余年，契丹畏服，呼为杨六郎。」（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与其他史书结合理解。上述说明：杨延昭初任官职较低，为宁边军部署，相当于今之上尉或大尉。宁边军为北宋时的今河北省博野县，宁边军部署为宁边军的下级军官，宋时称「下班祗应」，属未入流衔。后荫补为「崇仪副使」，相当于今中校或大校衔，「知景州」为今正或副地司局级，「崇仪副使」是职级，「知景州」是现职。杨廷昭「荫补供奉官」的理由是其父阵亡，即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之事。杨延昭「荫补供奉官」的时间，是在其父死后的一段时间，一是杨（继）业被俘、死因要调查清楚；二是与潘仁美、王侁责任有关联，如果此二人有责任，杨（继）业属死的英烈；否则，杨（继）业还有败军之责。三是杨延昭被「荫补供奉官」还有一段时间，杨（继）业如有败军之责，杨延昭不但不能荫补，而且还要考虑是否重用的问题。查之结果潘、王二人有责，对潘（仁）美先是停职，后被「削秩」，即今之开除公职。杨延昭离宁边军部署职候荫供奉官的这一年，正是当城建砦，也是杨（继）业阵亡的第二年，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杨延昭在这一年参加了河北东路的东部各砦的增筑工程，其任务是参与监督施工应是最有可能的，而且是丧期结束后，带孝赴任。杨延昭不可能将前线的宁边军（驻扎河北省博野县）的部队撤下来建砦，何况他只是在宁边军下属任部署职，率兵不过千人。
  杨延昭此时年二十九岁（公元九八七年），有守边和参战的经验，其率领少数参加建砦的各项工作，也属有守边经验地区的人，到新建砦地区「支援」工作。当然，这种「支援」应属监督施工性质，也不会只负责当城一地之建砦任务（但因当城是大砦，杨延昭赴任时可能居当城较多）。各砦建成后，杨延昭受荫，历任「知景州」（今河北景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今河北保定）。在此期间，杨延昭击败辽军于遂城（今徐水西，保州辖区）。据杨延昭前后任职之地，为高阳关西北之保州、西部之博野，南部之景州，加之参加了东北部诸地增建砦（包括当城砦）的工作，以河间为中心，四个方向二百公里之内，正是高阳关所统的战略地区范围。遂于宋景德二年（公元一00五年），杨延昭又被任命为「高阳关副都部署」，官秩为莫州防御使，相当于今之大军区副司令员，时年四十一岁。
  从地域上说，杨延昭任职的河间西北方向的保州、西部博野、南部景州，仅为高阳关统区的一半，而东北部方向是另一半，没有对这一半的熟知，而任高阳关副都部署也是不能具备条件的，而且，又是高阳关四周经常发生宋辽战争的重要地区之一，战略地位又有极为重要的特殊性，守则主动，不守则被动。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杨延昭有条件参加当城一带的建砦监施任务，这使杨延昭任「高阳关副都部署」之职的条件更加充分。当城人祖辈传说当城是杨六郎所建，不无道理。
  当城砦，即为当中的城砦，「当中」为重要，「城」是大砦。城区占地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最高处相对高度为十点七米，均为人工堆积。城区有城墙，四面有城门，城墙外有护城河。城区内有军事活动区，砦兵官家属居住区，砦监指挥所，报警将军大钟。砦城外的西边有约九华里的土长城，土长城外有「田」字沟，为防辽之骑兵。北宋时期，军事驻防地多关、城、砦、堡，关为驻防军区，城为属所之一地驻防，砦为防守关节，堡相当哨所。当城砦是仅次于城的大砦。当城砦长官为知砦（砦监或砦监押），下设若干都保正、副都保正。当城砦隶属乾宁县，军事上隶属各级巡检官、巡检使，统称军使，军使相当今之各级武装部长。防守属高阳关统，如果发生战争，均属禁军（野战军）节制。
  当城砦的军事作用历时一百四十年，即北宋建当城砦的公元九八七年，至北宋灭亡的公元一二一七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当城村遗址调查勘探报告
  受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的委托，我公司于2011年7月25日至7月29日对当城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现将勘探情况汇报如下。
  一、相对位置
  当城村遗址位于西青区辛口镇当城村内的西部，子牙河东岸，省道110的西侧。
  二、地形地貌
  地形为一处相对较高的台地，现当城村庄。
  三、工作方法
  按《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和当地文物部门的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以台地最高处为中心的“十”字布孔法，向四周勘探，孔距根据地形条件一般采取20——30米之间，根据地层决定深度，从整体上把握该地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堆积层的范围与厚度，以及包含物等。
  四、地层堆积
  大致可分六层。
  第一层：地表层，厚1.2——2.5米，土质相对较硬，含现、近代遗物及大量的建筑垃圾。第二层：深1.2——2.5米，厚0——2.3米，褐色淤积土层，土质相对较松，未发现包含物。
  第三层：深2.5——3.4米，厚0——2.8米，文化堆积层。开口于地层的一层和二层下，测绘地图海拔4米台地的周围，南北约330米，东西约370米（西至子牙河）。呈灰褐色，局部黑褐色，土质相对较松，含碎青花瓷片、酱釉瓷、草木灰、鱼麦粒、红烧土粒、碎砖瓦等，个别探孔发现有踩踏层，厚10厘米左右，质量相对较好，初步推测可能为道路类遗址。因村内建筑等，遗迹单位未能详细勘探。根据遗迹遗物，初步推断为明、清时期。
  第四层：深2.5——3.5米，厚0——2.0米，褐色淤积土夹大量红褐色土块、粒，土质相对较硬，未发现包含物。
  第五层：文化堆积层，深4.2——6.0米，厚0——1.7米。南北250米，东西240米，测绘地图海拔4米台地范围内，5米台地的周围，呈黑色，局部黑褐色和灰褐色，土质相对较硬，大部分为水腐质土，含相对较多的腐朽植物，相对较少的碎砖瓦、烧土粒、草木灰等，个别探孔发现有踩踏层，厚10公分左右，质量相对较好，初步推断为道路类遗址，发现有大块砖未能探穿，疑为建筑类遗址，因村内建筑等条件，遗迹单位未能详细勘探，根据遗迹遗物，初步推断为宋、元时期。
  第六层：深4.5——6.5米黄褐色淤积土层，土质相对较松，未发现包含物，厚度因见水等条件未能探至生土层，厚度不详。
  五、总结建议
  此次勘探结果为初步勘探，只能了解到当城村古代遗址的初步情况，详细情况还需作进一步的勘探工作，建议此结果作为参考。
  当城村地下考古勘探始末
  周健
  当城村位于西青区辛口镇，子牙河东岸，当杨公路穿村而过。村西保存有战国时期红土岗遗址，因宋代在此设立“当城寨”，沿用地名至今，是我区现存的仅有几处采用宋代地名的村落之一。2011年，区文广局组织相关单位对现有村落部分地块进行了初步考古勘查，现将有关勘探资料整理如下：
  一、开展考古勘探的原因
  2008年，西青区开展了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在调查辛口镇当城村当城寨址时，征集到高若敏所著《当城砦考》一书。高先生为当城村人，多年研究当城历史，所著《当城砦考》结合了历年来村民间口口相传之口述史整理而成。尤其是书中所录宋代当城砦平面示意图，其规模与建置引起大家的关注。为考证其真实性，区文广局邀请了天津市原考古队队长、天津市原文物处处长陈雍先生到现场进行了勘查。陈雍先生多年从事天津的考古挖掘工作，且一直致力于寻找挖掘宋代寨铺的相关资料，《当城砦考》引起了陈老先生的浓厚兴趣。于是由政协副主席胡友刚同志邀请了高若敏先生，以及方兆麟等相关的文史专家，召开了当城砦文史工作座谈会，会上高若敏先生介绍了其历年来的对当城寨的研究工作。据其介绍：今当城村老庄窠为宋代当城砦址，原址四周有夯土围墙，城内有各种军事设施。会后，相关专家到当城村进行现场勘查，陈雍先生在老庄窠东侧捡到宋白瓷片数枚。此次座谈会的内容引起了区文广局的高度重视，时任文广局书记的孙国春同志责成区文保所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要求制定了勘探方案，准备进行勘察。
  二、勘察过程
  文保所制定的勘探方案主要是对村中老庄窠以最高点为中心，间隔1米孔距向四周辐射进行勘探，不设边界及深度，彻底了解该地区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堆积的范围。不过当城村的实际情况是建筑物密集，且地下管线众多，不能保证勘探探孔间距。如果要进行勘探就要破坏地表设施，这样就需要修补赔偿，初步估算需投入资金40万元以上，此外勘探费用也超出了当时文物保护的经费。该方案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所以被放弃了。
  针对前期方案的不足，文保所根据陈雍先生的建议“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及时调整了勘探方案。采用了一种“十字”布孔的方法，即：以庄窠最高处为中心，成“十字”形状沿街道胡同布孔，孔距可随地形调整，控制在20-30米即可。这种方案探孔较少，对居民干扰少，勘探费用较低。通过陈雍先生介绍，区文广局与洛阳古韵钻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文广局出资一万元委托其进行了考古勘探。
  经过专业公司的勘探，在当城村地下发现六层地层堆积，其中在第一、三、五层发现文化堆积层。第一层1.2至2.5米处为地表层，含近现代大量的建筑垃圾。第三层位于地表以下2.5米至3.4米，发现部分青花瓷片、酱釉瓷片等标本，初步推断为明清时期的遗物。第五层位于地下4.2米至6米，仅发现较少碎砖瓦。
  进行资料整理时，勘探队认为在第五层的文化层断代上，由于未发现重要的断代标本，建议将文化层命名为“明代以前文化层”。陈雍先生看过资料后，认为第五层的文化层应该为“宋、元时期”。理由有二：其一，在试勘探中，曾在第五层中发现宋白瓷残片。虽属试勘探，未做记录，但仍算作标本；其二，“明代以前”本身即涵盖“宋、金、元”，不如直接称之为“宋元时期”。正式的调查报告中，第五层文化层被推断为“宋元时期”。
  三、后续反馈工作
  勘探结束后，工作人员将勘探的基本情况和相关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整理，由陈雍先生向区文化局领导做了详细的介绍。
  此次勘探虽然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发现了一些线索。受布孔数量的影响，技术资料不足，对该遗址的用途、布局、形成时间等不能提供准确详实的依据。鉴于该遗址位于村下，地表建筑密集，缺乏详细勘探的条件。故将勘探档案作为内部资料存档，暂不对外发表及公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同时，将有关信息反馈与当地政府，做好相关保护工作。
  2014年12月，西青区政协拟将当城村的相关资料整理成册。故此，文保所将当时的工作概况做一简要介绍。

注： （一）决：河堤被水冲缺口。 （二）埽：为治水工程用以堵决口、护岸之器材，一般木桩作龙骨，用秫秸、芦苇捆绑而成。 （三）壖：无树草丛生的空地，泛水在此流速急。 （四）著作佐郎：掌修纂日历官。 （五）塞：阻堵河堤缺口。 （六）本文所引历史依据，除注明者外，其余均为引自《二十五史·宋史》。 （七）都水监丞：主管内外河渠堤堰事务的官，由员外郎以上官员担任的，称都水监。辅佐都水监管理上述具体事务的，为都水监丞。 （八）都转运司：宋设省级行政机构称路，路下设都转运司，长官为都转运使。专管水利和运输。 （九）屯田都监内侍：掌屯田事务的官，也称屯田使。 （十）开二股：指引黄泛行东路，即经今河北沧州南向东入海，以解流经乾宁军（当城隶属砦之）的黄河北流黄泛压力。 （十一）翰林学士：掌起草制、诰、诏、令之官职。 （十二）北京留守：北京指今之河北省大名。宋置三京留司御史台，三京为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北京（大名），每地置一官，由朝官充任。掌拜表行，纠举违失之事。北京留守为留司御史台。 （十三）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宋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之职，辅助宰相处理政事。神宗与王安石对话「二股」事时（为熙宁元年，公元一〇六八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职，数年后升任参知政事。 （十四）黄河北流期间，正常时，经今河北省大名、清河、冀州，进子牙河，过独流，于当城砦西河进海河入海。子牙河、黄御河之黄河水在独流汇为一流，固该地因汇为一流而称独流。但在黄泛期，黄河水尽侵北流诸河，北河下游河堤不高，形成水灾，淹乾宁军地，当城砦亦在水灾之中。「开二股」东流，也解除了当城砦的黄泛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