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东寓法鼓
  魏树今
  一、东寓法鼓及其曲牌的由来
  东寓法鼓约生产在清乾隆中期，至今已有两百三十多年。那时是以于成功为主，组建了东寓法鼓。在当时出现形式极为简单，除有一对大旗和有限的几件乐器外，别无其他。曲牌来源于大觉庵（今西营门乡前园村）花音法鼓，后经先辈经心编组，有了东寓自己的曲子，如“五福捧寿”、“龙虎斗”、“八仙过海”、“老瘸腿”和套曲“单打”、“双打”、“开三钹”等。这些曲牌的旋律引人入胜，故此被同道厚爱而借用。唯“开三钹”一曲，独有东寓会中高手方可演奏。此曲演奏起来，如聚精地倾耳静听，必生入仙境之感。
  二、东寓法鼓的鼎盛时期
  在民国初期，刘金合、李春兰等前辈为主，在先人们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又苦心经营了几十年。日本降服后，东寓法鼓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可与市内著名的法鼓相媲美。到十年动乱时期，东寓法鼓的全部道具，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粉碎“四办帮”后的1977年，中央发出抢救民间艺术的号召。这时又以而今健在的曹连发老人为主，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不辞辛苦，克服一切困难，东找西筹，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把失掉的和残缺的珍贵道具，加以增添和修补。到1990年又使东寓达到了二次鼎盛。
  三、东寓法鼓的道具
  东寓法鼓的道具有会锣两面、分领会头锣和导会二锣；大旗两杆名曰门旗；软对四条，硬对两条，高照灯四个，木雕格式挑三对，茶筲三对，圆笼两对，鸡罩筐两对，二人板凳十六条，大鼓一面，鼓抬一个，串灯两杆，大督旗一面。另有小旗数十面，提式灯笼数十盏。
  四、东寓法鼓的队型
  领会头锣头前带路，后跟门旗相对。门旗开处显示出软对四条，呈一字横排。硬对两条并肩相靠。高照四个各自为伍。格式挑三对、茶筲三对一线交叉、圆笼两对、鸡罩筐两对一一相随。二人板凳十六条分八人肩扛，二路队队型。导会二锣与领会头锣随时互递信号。元帅宝座庄重压队，后有串灯左右点缀。大督旗压阵威严耸立。晚间，数十盏提式灯笼散布全局，更显示了会的活跃。全会浩荡荡恰似一支凯旋归来的威武之师。
  五、设摆和行会
  设摆时按行会次序排列盘踞。门旗一对，牙青色旗面，上书“东寓法鼓老会”六个大字。粉色飘带、白绸蜈蚣边，上冠青铜锥型旗顶，三面云子片有五色绒球相嵌，随风舒卷。此为阵之首。软对硬对上书藏头对联，供留意者观后品味，为阵之精华。高照灯空悬而体大，使人远眺，此为阵之胆。格式挑、茶筲精工雕刻，上刻花草禽兽，栩栩如生。如夜晚燃烛，灯花蠕动，更显得活灵活现，玲珑剔透，此为阵之髓。鼓抬上雕象腿狮头，此为阵之帅。圆笼内盛茶食外放茶具，供会员充饥饮水。鸡罩筐内放乐器，此为阵之需。鼓后串灯并立，此为阵之衬。大督旗上冠锥型青铜旗顶，顶住三面云子片，镶嵌五色绒球，顶盘围绕灯笼穗，旗面白绸蜈蚣边，青绒压面围，橘黄旗面上书“东寓法鼓”四个大字，并刺绣图案彤阳展鹤、海水江牙，此为阵之威。全会打盘，若威严帅帐。
  行会时，领会头锣斜挎贴囊，除领会外还要向有关集体和个人递贴示拜。会前头锣和鼓前二锣前后呼应，锣打一棒起行，锣行二棒落场表演或停演起行。会与会相对时首先各收住响声，领会头锣递贴互换。全会人员将手中物件用双手举过头顶，以示礼拜。而后互相恭维，互相礼让，穿插过往。东寓法鼓每出会时，首先奔往六安会所，绿轿下处表演一场，请轿随会上街。收会时仍将绿轿安送原处方可下会。
  旧时出会有两种方式一是当地官方召集所辖区域，所有花会聚合宽敞所在，排列顺序，指定路线，全线走完方可收会。二是自由拜客，收取资助，以做经费。
  六、东寓法鼓的会出形状
  全队拉开达近百米，手持物件者近百人。队伍的庞大，是任何别的花会不可比拟的。观众望去，各种旗帜随风摆动，五彩缤纷。门旗会之门面，软硬对、高照灯会之仪仗，各种挑担，挑担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腰系绿色腰巾，长袍下襟上掖，手持五色布掸，双臂扭摆，扁担颤抖、上下起伏。如夜晚燃灯，远处眺，此起彼落，真象金龙腾跃。会队乐手身着长袍、头顶礼帽，端庄文明。铙手排列鼓前，持铙者抱月胸前，戳转音出柔似太乙招术。持钹者搂闪差声，仰俯高低，挽手翻飞上下，刚若八击拳路。鼓手高挽袖口，俯首庄正，杖击轻重，韵生迟速高低，风云变幻。当鸽手围绕鼓后，随曲快慢，点缀全局。最后督旗压阵，好不壮观。
  （以上全篇皆是对前辈传说的回忆，无文字记载）
  卖药糖
  刘恩成
  “身背糖盒水晶宫，姹紫嫣红各有名，沿街叫卖如唱曲，糖味尽在唱词中。”
  这是对杨柳青过去卖药糖的真实写照。它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市井风情、历史沧桑。
  卖药糖是件苦差事，装糖的盒子是用玻璃做的，楼梯形，一层层的，为的是糖块颜色容易看清。盒子本身很重，再装上糖，挎在脖子上，挂在胸前走街串巷，一天下来是很累的。所以这活只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干。
  卖药糖和卖其他东西不一样，卖菜的喊卖菜，卖花的喊卖花，可卖药糖的得把所有的糖，像报花名一样数落出来。既夸耀自己的商品，又要顺口好听，才可吸引人，生意才好。所以做生意的人不但要头脑灵活会编词，还要有嗓子。
  卖药糖的唱词，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是地域文化的传承，它折射出历史的痕迹，也体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唱词以实践的艺术加工，汇成合辙押韵、淋漓酣畅、非常动听的地方小曲，既无作者也无固定唱词，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形式，给人以新鲜感觉。给顾客的不仅是甜蜜，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艺术享受。如：“卖药糖，哪位要吃药糖来，仁丹有了宝丹海棠果的蜜干。吃了嘛味有嘛味，薄荷凉糖冒凉气。我的药糖色真齐，桔子、香蕉、大鸭梨，牛奶、咖啡、南荸荠。我的药糖色真全，孩子吃了似过年。你吐酸水打饱嗝，金桔青果顶管事儿……”
  在过去那贫穷的时代，糖的价钱虽然低，但对那些穷孩子来讲却是一种奢侈物，是很少得到的食品。卖药糖的一唱，会引来许多孩子，但能拿出钱来买的却很少。多数的孩子只能看着漂亮的玻璃盒子里那五颜六色的诱人糖块垂涎欲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柳青“文发德”羊肉铺的发展史
  魏立亭（整理）
  我的祖父叫魏振安，是现河北省大城县大祥村人。公元1927年经友人赵化南介绍到杨柳青做卖羊肉的生意，那时中国北方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的祖父家境贫寒，以租地为生，在农闲时买一两只山羊宰杀后赶集去卖，以此糊口。那时，我父辈弟兄5人，全家7口只靠他老人家一人劳动难以养家，生活很是穷困。
  当时在杨柳青东南洼一带有很多土窑烧砖，供镇里大财主盖大砖瓦房。当时，烧窑、背砖坯子的全是大城青县一带的农民，其中就有我祖父的友人赵化南，他是大城县赵良村人。在工闲时到镇上买点零用品，看到杨柳青还比较繁华，到过年回家时跟我祖父提起。当时我祖父思考再三，被生活所逼无奈，手推独轮车，步行到了杨柳青，开始了我们魏氏家族三代人在杨柳青艰苦创业的历史。
  异地他乡，举目无亲，在此要站住脚跟并生存下去谈何容易。我的祖父只凭着中国农民素有的忠厚老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实在在做生意，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终于到了1931年生意上有了点起色，那时我的父辈大伯、二伯均已成年，也相继到杨柳青帮着干小工学徒。这时有了帮手，生意上有了转机。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祖父操劳过度染病去世，这个打击太大了，重担全部压在了我大伯父和二伯父身上，当时我三伯父，我父亲年纪尚小，干与不干进退两难。在关键时刻我的祖母魏苏氏出面，下定决心在杨柳青要干下去，资金没有到大财主家去借高利贷，全家6口人在祖母的带领下开始了生存和发展的大搏斗。全家人没日没夜地奋斗。艰苦经营到了1934年，经过两代人前仆后继8年的努力生意有了发展。杨柳青八街河沿大街195号有了自己的门市房，就是店铺。有了店铺得有字号啊，当时全家人商量正式起用了“文发德”羊肉铺。这“文发德”三个字据家父讲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文发德”这三个字，第一个“文”字，就是说要文明经商，诚信守用的意思；第二个“发”字就是发展、发家、发财之意；第三个“德”字取于父辈家谱字“德”字，如大伯父魏德林，二伯父魏德隆，三伯父魏德裕，家父魏德润。“文发德”字号概括一句话就是“德”字辈兄弟四人文明经商、诚信经商、发家致富之涵义。家父讲，当时还请了文人题字、挂匾，热闹了一番，很是风光了一回。说来也怪，这么一热闹，名声传出去，买卖红火起来。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广告的作用吧！相继在现在的杨柳青九街河沿大街17号又开了一个分号，取名“瑞发德”，羊肉铺的伙计们习惯称呼两个门市为东柜，西柜。至此生意发展起来了。到1937年秋，日本入侵中国，当时，社会治安很乱，国民党政府南逃，日伪军入驻，闹得人心惶惶，地痞流氓也趁机出来捣乱，像我们这么一个外乡人又在本地小有名气，那真是每天“光顾”，又吃又拿，眼看着买卖干不下去了，全家人聚在一起商量着是继续想办法干下去，还是变卖家底回老家。这是“文发德”羊肉铺发展上的第二次考验。最后有人提出找当时住在杨柳青镇河南16街的刘丰刘爷。此人当时开猪肉铺，还开棉花栈。与大伯父有些交情，老人家也是买卖人，比较忠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兆祥，二儿子叫刘兆泰。刘兆祥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官、私两面都吃得开。与当时日本驻屯军的翻译有交情，出进日本宪兵队平常。尤其在那个年代，日本鬼子刚到中国不可一世，老百姓看见日本兵都躲着走，他却出进宪兵队，我大伯带着礼品去拜见刘丰老人，进门净说拜年的话，寒暄之后话入正题。提出与刘老爷合伙干买卖。说是他刘兆祥身不动膀不摇，不出一分钱，只顶个合伙的名称，便十股抽一拿干股。刘家当然高兴了，送上来的天鹅肉哪有不吃的理。这一招还真管用，借助刘家的这点势力，那些地痞流氓伪保安一听说“文发德”有刘兆祥的股份，一个个的再也不敢捣乱了，买卖得以继续干下去。这样一年下来一算，刘家也得有几万块钱的进项，刘家更是用心维护“文发德”了。生意有了发展，羊源成了问题。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对解放区进行全面扫荡和封锁。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各地土匪恶霸占据一方横行霸道，物源流动不畅。一方老百姓的物产卖不掉，一方百姓无食可吃，无物可用，我大伯父魏德林冒险到保定地区，唐县、高阳、易县、曲阳一带去采买。其中在唐县西部有个叫商屯村的大村子，有一家开羊店的，店主叫万群，此人很有经商本领，他每年秋季到太行山河北涞源，山西灵丘一带去组织羊源。到唐县聚集，并组织那里的山民自赶羊群到他店里吃住，他给联系销路，按现在说法就是中转站吧。我伯父买到羊后一群一群地雇人往杨柳青赶。一般一群羊是120只左右。到杨柳村要走5到7天。羊源来到后，组织加工屠宰上市。由于肉质好，价格低，迎合了广大平民的购买水平，因此销量很大。随着货源的进一步扩大，最多时一次进上千只羊，杨柳青已经消化不掉了，又把眼光投向了天津市场。
  刚开始在天津南门租了一间门市房。取号“鸿发德”，是大大发展发财之意，后又在西广开天津三场内干加工批发，取名“德隆号”，主要供天津市内各回民馆。小羊肉铺和走街串巷的小行发，一天达几十只到上百只之多。把羊皮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羊肉买卖淡季之后加工皮革，在南开区华家场大街苏家胡同5号买房5间，与河间人宋艳丰合伙成立皮革厂，起字号“聚隆号”。宋艳丰占五分之一，以技术入股，“文发德”占4股。买卖扩大了，分号增加了，人手不够用，从原籍请来了族人魏德荣、魏德森兄弟二位分别盯摊、守柜。这时大伯父家的两个儿子魏兰亭、魏竹亭业已学成回家，帮着记账，跑外。至此，魏家羊肉铺从杨柳青发展到天津市内并扩大。到天津发展后不能只靠在河北、山西、山东一带购羊，继而走铁路线到了张家口，内蒙一带去采购，一趟就是几车皮或者十几车皮往天津运。当时在张家口，伯父魏德林有个外号叫魏大肚子，就是卖家有多少要多少，能量大的意思。去内蒙古呼和浩特都是乘飞机来回往返。据父辈讲，1948年解放前夕，“文发德”、达到鼎盛时期，在天津的同行业是数第一位的。此时，魏氏全家共有6家买卖。分别是杨柳青的“文发德”“瑞发德”；天津的“鸿发德”、“聚隆号”、“德隆号”、“德格兴”。全家有四个大院，兄弟四人分住，人口总数达到40余口，房屋达到102间，资产在百万之上。1948年冬天，杨柳青解放，兄弟四人分家析产，分别请了四个中人，他们是刘宝文、徐广义、杜云桐，还有帐房赵先生帮着分了一个多月才分清。公私合营后，分别加入合作组织，在“红光肉铺”一直干到退休。房屋除去各家居住以外，多余房屋由房管站代管，1964年“四清”运动评定成分时被定为资本家。
  现父辈魏德林、魏德隆、魏德裕三人已去世，只有家父魏德润键在，已85高龄。（写于2003年）
  “快刀儿呀槟榔糕！”
  孟宪文
  60多年前，我幼儿时，常听见胡同里卖槟榔糕的吆喝声：快刀儿呀，槟榔糕！声调高亢、嘹亮、拉得长，传得远，深宅大院里也能听见。这声音几十年来总缭绕回旋在我耳边。
  这位卖槟榔糕的老人就是杨柳青的安宅老爷子。只见他挑一付担子，两头是圆形提盒，放着褐色半圆形的槟榔糕，还有白色三角形的槟榔片。槟榔树是一种常绿乔木，主产于东南亚，我国主产于海南，台湾、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也有，果实坚硬，也叫槟榔，可吃，也可入药，《本草纲目》说它味苦、辛、涩、性温、无毒。它主治除湿气、通关节、利九窍、除烦、破腹腔内结块等。海南人吃槟榔果，原汁原味。湖南人却不吃鲜果，而吃经多道工序加工后的干果。槟榔性味苦涩，所以要加配料，一般是以扶留藤叶、钳子灰和香料，混配在一起吃。杨柳青的槟榔糕是配什么料，怎样熬制的，由于安氏只传自家，不传外人，至今是个迷，现在杨柳青街上，仍可见到安氏的第三代安玉福卖槟榔糕，但不是挑担走街串巷，而是推车流动售卖了，也没了槟榔片。传说有一个时期，有的饭馆饭店供给食客槟榔糕，以助消食，此风并未流传开来。而著名的特产“杨柳青酥糖”却由原来的独家孙记酥糖，发展到“张、王、李、赵遍地刘”了。我现在偶尔吃槟榔糕，实属怀旧了。我琢磨，当年安老爷子为什么吆喝“快刀儿呀”，大约是因为刚熬成的槟榔糕相当坚硬，必须刀快才能一切两开吧？
  磕灰的
  孟宪文
  说起人的粪便，又脏又臭，人人咯应。可是，吃、喝、拉、撒、睡，天天离不开。粪便的收集和处理也是一件大事。
  旧时的杨柳青镇没有下水道，公共厕所很少。我上学的药王庙小学有个厕所，十来个茅坑，定期有掏粪工来掏走，装进车送到粪场，晾晒成粪肥供给农田使用。一般住户是一院一厕，只设一个用木板箍成的圆桶，叫“恭桶”，解大小便叫“出恭”先在恭桶底部撒一层灶膛灰或脏土，每次出恭一次再撒一层灰。“磕灰的”来了，进门喊一声“磕灰”，如见厕所门上搭着裤腰带，就等一会。等女人完事出来，将恭桶夹在腰间，把粪便磕在粪车里拉走，所以称这种人叫“磕灰的”。人们见到这种人，离而远之，看不起。我家住杨柳青十一街仙人胡同（现名利民胡同），在这一带磕灰的姓宋，粗壮高大。解放后却不见了，传说他原来是地下党员，被调走当了县长或区长。北京的掏粪工时传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主席的接见，并说你是掏粪工，我是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城市化，有了下水道，楼里有卫生间，平房院里的厕所也得到改造，“磕灰的”基本消失了。
  水凳子
  王洪宾
  我从小是喝南运河（御河）的水长大的，我家原住在杨柳青九街西渡口胡同。这个胡同比较宽，能走兽力车，它是南北走向的，向南走直通向南运河边，同时还是个摆渡口。这个胡同一年四季总是湿的，因为在杨柳青北头住的人家，就是现在的盘香胡同、后大道、经堂庙一带的住户，都必须通过这个胡同去南运河挑水、抬水、拉水，水经常洒到地面上，所以总是湿的，人们都称这个胡同是水道。由于人们吃用的水必须到河边去挑或抬，为了方便，不知是什么年代，不知是哪位有心的人，就发明了水凳子。据我了解，在我们北方，凡沿运河一带居住的人们，都用水凳子挑水，当然我也不例外。
  水凳子是什么形状呢？就是一条中等长度的木板凳子，有1.5米长，30厘米宽，一头有板凳腿儿，另一头无腿儿。怎么使用呢？就是把板凳子有腿的一头顺河坡放在河里，无腿的那一头放在岸边上，这样正好平衡。离水面有15厘米高，专供人们挑水用，故称这个板凳叫水凳子。
  一般的人用扁担挑两个水桶，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挑水的人从河坡上下来，面朝河走向水凳子，站在水凳子上再弯腰蹲下，两手各持一个桶，按到河里将两只桶装满水，然后站起来，挑着两只桶向后转，走向河岸上坡。可有的人胆小害怕，走在水凳上先向后转，然后再做挑水的动作，不论用什么动作，全凭自己的习惯。有的是两位妇女或是母亲和大点儿的孩子去河边抬水。就是把桶用绳索系在扁担当中，扁担两头压在两人的肩膀上，这叫抬水。当她（他）们到了河边，有一位胆大的站在水凳子上，用舀子向桶里舀水，舀满后两人抬起来走向河岸上坡。可见水凳子在人们吃用御河水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既然水凳子这么重要，那么第一个水凳子是什么年代，是谁发明的呢？在这方面我没有考究，我只知道做新水凳子的和经常修理水凳子的都是些平常爱给人们办好事的人，找来木料，或他本人或请他人进行义务奉献。就这样一直延续多年，没有买卖之说。再有，为了防止水凳子夜间丢失或让河水冲走，一般都在岸边上钉一个撅子，用铁丝一头拴在撅子上，一头拴在水凳子上，这样就把水凳子保住了。现在如果谁还存有这种水凳子，那就成了文物了。
  在杨柳青这三里弯弯的河道上，从西到东算起来大约有二十多条水凳子，通往御河比较宽的胡同口的河边上，也都有一条水凳子。
  提起人们在水凳子上挑水之事，我再说一段与挑水有连带关系的事。河水是活流儿的，虽有“流水不腐”之说，但经常往河里倒脏水、脏物，水还是被污染了的。当人们在水凳子上挑水时，上游的人正在倒尿桶，你在下游正好挑水，实在恶心人，可是人们还是常年累月地吃用这个水。再就是南运河的水是浑浊的，人们从河里挑来水倒在水缸里，整个缸里的水都是泥，需要放白矾，用棍子搅，等泥沉淀下去，水才能饮用，平均一个星期就得淘一次缸里的泥水，对人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危害的。
  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人们打凿了深水井，吃上了洁净的水，后来又建立了杨柳青水厂，对水进行了科学加工，降低了氟的含量，全镇铺设了管道网，自来水深入到千家万户，每家每户一拧水嘴儿就能直接饮用洁净的水，再也不用挑水、抬水了，水桶、水缸也用不着了，既省力也省工，人们身体有了健康保障。
  杨柳青老平房结构中的“天沟”
  孙玉昆
  在杨柳青这座古镇中，数不清的大院均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布局合理，做工精细则是所有大院共有的品性。在古老的房屋建筑结构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有些堪称一绝，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
  例如：“天沟”就是其一。在老平房的建筑中是以自家的宅地基为界限的，随着人口的增长，房屋的密集，在翻建房屋时，往往造成两家邻里之间，自家南房的后沿，紧靠着对方家北房的后沿，没有滴水地，流下雨水相互冲击对方的房屋，双方受损，建房时，又互不相让。为解决这一难题，就想出了顺着后沿顶端砌一条沟槽，让雨水流出房山外，雨水互补冲击房屋，地皮界线互不吃亏，两家房屋都不受损，这就是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绝妙之处，逐渐形成的老平房建筑中的独具特色的“天沟”结构。
  为什么马庄没有姓马的，
  谢庄没有姓谢的
  孙玉昆
  位于杨柳青东南方向，有两个相邻的小村庄。一个叫马庄，一个叫谢庄。但是在走访中发现马庄没有一户马氏家族，谢庄也没有谢氏家族。进一步探究其原因，一段被淹没、沉睡了多年的历史浮现出来。
  在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此地之前，马氏家族和谢氏家族是两个盛世的大户人家，因此，两个家族所在的村被称作马庄村和谢庄村，然而，就因这位乾隆皇帝路过马庄和谢庄，才给两家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原来刘镛发现马氏祖先坟地和谢氏祖先坟地是“龙地”，有帝王风水之相，将有谋反推翻朝廷的后人出世。所以，乾隆就下旨令挖掘，捣毁了两家坟地，对马氏家族和谢氏家族满门抄斩，致使两家后人们被杀的杀，逃的逃，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村名虽然延续下来，而马家后人和谢家后人们，从此再也没敢返回家乡。
  如今，岁月已走过了无数个春秋。然而，马庄和谢庄村民的勤劳纯朴没有变。通过改革开放抓住机遇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开办了多种经营形式的小加工厂，盖起了小区公寓，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乾隆这位风流皇帝留下了许多传奇佳话，但这段荒诞无稽祸国殃民的罪行，随着岁月的流逝却被后人遗忘了。
  武术老会何以用“舞”不用“武”
  ——杨柳青镇十三街胜舞老会名称的变革
  孙玉昆
  提起杨柳青镇两道少林派武术老会，人们都知道“东有风云、西有胜武。”但镇西十三街的“胜武”老会为何改为“胜舞”老会？是我乃至众人多年以来心中的疑团。今春元宵佳节朋友聚会时巧遇赵振智，才知道了变革的原委。
  据该会第四代弟子赵振智介绍，胜舞老会于1860年秋在杨柳青镇西准提庵胡同创立，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创始人赵魁梧（俗称赵梧爷）为了弘扬国粹、崇尚武术，既让武林各界的豪杰高手以武会友、增强团结、具备武德；又让该会成员强身健体、祛病延年、技击护身，在创建该会时就为老会定名为“胜武”。之所以用“武”字是因为“武”字的含义正如楚庄王所讲：
  “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另外，“武”字右上方的那一“点”，是告诫双方切磋武艺时，只能“点”到为止不可伤及对方的意思。但在会员日常演练时，有些习武之人因为血气方刚、争强好胜，往往忘记先人关于“点”到为止的教诲，虽无伤害对方之心，却难免一时兴起出手过重，致使双方耿耿于怀甚至结怨成仇。为此，1930年之后，该会一位德高望重的掌门大师，为了促使武林各派和谐相处，将武术这一国粹发扬光大，决定将“胜武”改为“胜舞”。因为与“武”同音的“舞”字、既有乐舞、飞翔和鼓舞之含义，又有礼让、和谐和安定之倡导。
  由“武”改“舞”，深受各界人士的称赞。故此一直延续至今。
  杨柳青董氏家族与董家大院
  孙玉昆
  董氏祖籍原浙江，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董氏先祖随移民大潮，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进入河北便陆续有移民沿岸落户。也许是董氏先祖看中了杨柳青这块风水宝地，就在镇西的一块土地上安家落了户。从此，在杨柳青镇史上便有了周、梁、宋、董四姓，后续乔、尚二家，成为最早形成村落的住户人家。
  一、董氏家族是弘扬古镇佛教文化的先导
  董氏先祖，勤劳质朴，务农为业，经几代人的繁衍，很快成了大户人家，在镇西便有了董家坑的地名。到了明朝末期，董事家族已是镇上的名门望族。于是，董氏家人于明万历21年（1593年）出资修建了药王庙。因何要施建药王庙，相传，董家有一人患病，久治不愈，忽来二人，自称其姓刘，服其二粒丸药即愈。为此，董氏家人为感恩神医，决定出资修建药王庙。该庙坐落在今十一街药王庙大街北口，正殿9间，东西厢殿各3间，配有山门，戏楼，牌坊等古代建筑，尤其是对面河岸的牌坊，巍然壮观。从康熙年间到光绪18年（1892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共4次重修，占地约8000平方米，每年的农历4月23日和4月27日为庙会，人们将药王刘爷的木雕神像奉入轿内，8人抬轿出庙巡游，叫“药王出巡”。当年，有70道花会前来助兴表演，是药王法会场面最为壮观、气氛最为热烈的时节。可以想象出当年宏伟的药王庙在杨柳青其周边一带香火之旺盛，庙会之红火，影响之巨大。当时，在杨柳青流传过一句很久的民谣：“杨柳青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阁，读作gǎo稿）”。从此，董事家族在镇上的名声和威望大噪。
  到清末，该庙的一位主持，来自北京西域寺的和尚兆林法师圆寂。据董事家族后人回忆：“兆林法师是在上世纪某年大年三十去世的，初一清早，徒弟妙航就派专人来我家通报。”由此可见，董事家族对修建药王庙作出的捐助和贡献。
  董事家族有了大量土地以后，以经营粮食为业，财力雄厚，家业渐大，于是，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又将坐落在12街利民大街14号的董氏祠堂施改为庙，请进了木雕准提菩萨，即三眼十八手观音菩萨，该佛像面目慈祥，手持法器，刻艺精良，全部贴金。从此，董氏祠堂改名为准提庵，寺庙东侧的一条南北长约一百米的胡同，也因此而得名，叫准提庵胡同。这一名称沿用到至今。
  准提庵是目前杨柳青唯一保存下来的佛寺，院内大殿虽已拆毁，面貌全非，但庙门楼旧址基本保持原貌。在二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佛教信徒举办佛事的圣地，从而也繁荣并传承了当时的佛教文化及公共慈善事业。如镇西的胜舞老会和大同水局一直作为会址，为镇上的百姓做出许多有益的公共事业。胜舞老会自建国以后，从1964年徐国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散打比赛，获得第一名，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到2007年胜舞老会弟子——北京的吕胜利，参加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荣获一金二银的佳绩。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武术人才及国家级的武术运动员。
  二、董事家族是率先创办古镇教育事业的领先人
  董氏祖先，延续至十七世祖董光裕、十八世董兆庆、董兆荣时期人丁兴旺，财力雄厚，有近三十年时光都是在五世同堂的和谐家族中度过的。这个时期是董事家族的一个鼎盛时代。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望族，从董光裕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后辈子孙的德育、智育及人才素质的培养和教育，使晚辈们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因董氏是镇上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家族，所以到上世纪初长门的董威（又名绍周），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相继又有董文焕、董少绍康叔侄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而董绍良又去法国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自四十年代以后董氏两门的大学生，已是数不胜数。董氏不仅培养了自家子弟，对发展故乡教育事业也是不遗余力。十九世的董文俊字佐泉即热心创建学校，到了下代人中董绍良、董绍康兄弟又因为都是教育工作者，更是关心家乡教育，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建起了古镇上第一所中学，并分别任该校的董事长和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该校，至今已成为市级重点中学——杨柳青一中。
  三、董事家族的创业历程
  董氏家族几度兴衰至十六世祖董云龙一代时，因嘉庆6年（1801年）的一场大洪水住宅被淹，董家便迁到镇中心的曹家胡同北口一个院里，因曹家胡同地势较高，水退后，以自家有牲畜的有利条件，购买了磨碾，开了一家面铺，由于善于经营管理，生意红火，买卖兴隆。随着人口剧增，家族壮大，又购买了其他院落，至十七世两兄弟分家，即：长门董光裕为裕盛号，二门董光璧为聚德号。两兄弟相辅相成，携手并进，以其财力和热心公益而享誉古镇，后来并列为杨柳镇的八大家之一。
  随着航运特别是陆上交通的发展范围逐步扩大，董家的两大商号，抓住了商机，除经营粮食之外又投资金融业，于清光绪初年便向天津城厢发展，与天津的粮栈斗店和钱庄建立了商业贸易来往。在光绪27年（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发生了德国兵数百人围困静海县城，令该县立即凑银二千两，限次日上午9时交付，迟则焚杀该县城，于是静海县王县令派人向杨柳青裕盛号求援，当时总管家董兆荣，以事关静海县城的安危，慷慨解囊，开出支票二千两，静海来人连夜赶回交付，才免遭厄运。从此，人们对裕盛号增强了信度，一些大商家纷纷前来投资合作，使裕盛号名声名望大振。
  纵观董事家族的发家历史，虽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动乱和历史变迁，但一直传承着勤劳质朴，与人为善的家风。后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躲避战乱，一部分董氏家人迁入天津或就职他乡。从此，董氏家人再也没回这座五代人生活了一百多年的老宅院。只留下先祖种的三株老槐树默默记录着历史，日夜守卫着这座古朴浓郁气息的董家大院。
  1948年12月杨柳青解放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董家大院临时做了杨柳青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到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改为杨柳青镇政府招待所，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政府为给职工解决住房，将其改为商业局职工宿舍。此后，历经风霜的董家大院因年久失修，旧壁残垣，面目全非。如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西青区政府为了恢复杨柳青古镇大院文化区，展示这座古镇的原始风貌和建筑特色，给后人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本着“建新如旧，修旧如旧”的整修原则，对董家大院及其他大院投巨资进行修缮，使其恢复历史原貌，董家大院又获得了新生。
  情牵卫南洼
  晨曲
  1、卫南洼在哪里
  卫南洼，是指天津卫南面的洼地。要想说清卫南洼，就要先说清天津和“卫”的由来。
  明初，燕王朱棣在北京稳坐龙庭后，决定在海河的三岔河口处设卫建城，以拱卫北京。三岔河口上游的南运河段当年是朱棣率兵南征渡河的地方，被称作“天子渡津”处，因此这座新城取名天津，天津城从此诞生。何以又称天津卫？卫是军队建制，据说相当现在的军区、军分区。天津城因为战略位置重要，朝廷设两个卫的兵力在此，因此，天津城就被称作天津卫，如同叫“天津军区”一样。
  有了天津卫，才有卫南洼的称呼。
  天津老城南门以外其实就是洼地。民国初年，南市那个地方就很洼，到处是坑塘，因市场在南门的南面而被称作南市。著名相声大师马三立年轻时在南市撂地摊说相声，就常在坑塘边。城市逐渐扩张的同时，地势也在逐渐增高，卫南的洼地也不断向南退缩。
  天津老城南门向南6里称六里台，8里称八里台。从明清到民国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卫南洼的定位应该从这里开始。八里台向南，有东大洼、西大洼、跑水洼、黄花洼、大波洼、青泊洼，再向南还有团泊洼。卫南洼就应该是这不足方圆百里诸洼的总称。卫南洼基本上都在现在的西青区境内，只有团泊洼在静海县。
  之所以把水上公园建在八里台以南，是因为那里本来就坑塘多，水面阔，距天津卫又近，最适合建一个叫做“水上公园”的公园。
  卫南洼有着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传统。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清军将领聂士成率部与义和团一起在八里台顽强阻击侵略者，直至战死，英魂永远留在了八里台桥头。西大洼位于城建学院以南，工业大学以北，外环线以西，地属西青区精武镇和张家窝镇。八国联军派300多人扫荡西大洼各村义和团，被义和团伏击消灭20多名侵略兵。为报复，英美日又集结3000人的力量，向西大洼扑来，义和团与侵略军在西大洼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结果消灭100多名侵略军，义和团也有很大损失。
  卫南洼是著名武术之乡，产生过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和韩慕侠。霍元甲三挫前来中国嚣张的西方大力士和日本柔道队，并首创民间体育组织精武会，英名至今蜚声海内外。韩慕侠也曾打败过外国大力士，在天津生活期间，任过周恩来的武术教练。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冀中军区曾派来两个武装中队到卫南洼开展工作，一个是武工队，一个是手枪队。两个武装中队在卫南洼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留下很多佳话，至今为后人传颂。
  文革期间，著名诗人郭小川曾经在卫南洼的团泊洼生活一段时间，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从此，团泊洼与文坛结下深厚情缘，并将因此永载史册。
  2、黄须菜、龙须花
  如东北黑土地的粗犷豪放、西北黄土高原的热烈火辣、江南水乡的温情柔美一样，卫南洼也有自己独特的格调，那就是——坚韧、顽强。
  史书载，早在汉代，卫南洼及周边地区就曾两次遭受渤海水溢，被海水浸泡若干年。后来，海水虽退，却使这一地区的土质含存了极其浓重的盐碱。这一方水土从此成为苦水咸土，两千年来，盐碱含量极高的卫南洼严酷地考验着这里的植物和人民，同时也造就了这一带植物和人民独特的品格。
  在卫南洼，盐碱滩地常年身披白色碱面，土质僵硬发死，踩在上面嘎嘎作响。种子种在这样的土里，难以发芽，即使发芽了也难以生长，顽强地生长出来，盐碱也会把根咬死。因此，树木花草和庄稼都怕盐碱滩，无法在那上面存活。然而，唯独有一种叫黄须菜的植物，却能在盐碱滩上独领风骚。
  黄须菜无须施肥，无须呵护，不怕旱涝，不怕风雨，能顽强生存在冒着白色碱面的滩地上。黄须菜的生命力坚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论春季夏季，黄须菜都一茬又一茬地从盐碱滩上钻出来，黄嫩黄嫩的幼芽，看上去十分惹人疼怜。
  最是春季青黄不接时，一群一群的幼男幼女，一手提野菜篮，一手拿镰刀，到盐碱滩上去采黄须菜。黄须虽是野菜，却是过去卫南洼人离不开的充饥之物。粮食不够吃，人们就用黄须菜和面做菜饽饽或菜团子，拌上棒子面蒸巴拉子，用黄须菜充好菜包饺子。因黄须菜是野生，得来很容易，人们还大量采来晾干，以备冬季食用。如今，50岁以上的卫南洼人，很难找到没吃过黄须菜的人。据说，现在的理工大学新校区北门周边，有农家院餐馆还在经营黄须菜做的菜团子，用别具一格的风味和绝对环保的绿色食品招牌招徕顾客。
  卫南洼人最喜欢龙须花，种得满院子满胡同都是。喜欢的原因是龙须花既好看又容易栽种。龙须花又名“死不了”，与黄须菜同属马齿苋科。龙须花花开五颜六色，娇艳美丽，十分喜人。龙须花与黄须菜一样，生命力极其强大。掐一段龙须花的花茎，随便插到哪一堆土里都能存活，很快报答你一道艳丽的风景。龙须花和黄须菜一样，旱也罢，涝也罢，风也罢，雨也罢，不论怎样打击，怎样折磨，她都不死，都会顽强地存活。因此，龙须花被人们赋予“死不了”的尊称。
  这是卫南洼盐碱滩的造就。“铁杵磨针，滴水石穿”，弱者只要具备了坚韧、顽强的品格，最终总能战胜强大无比的对手，成为胜利者。黄须菜与死不了花就是实证，充分体现了卫南洼坚韧与顽强的品格。
  卫南洼人也同样，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前，在各种各样的生死考验面前，卫南洼人从来不低头，不屈服。因为，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已经与黄须菜和死不了花一起，在盐碱滩上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无比的本领。
  3、卫南洼三件宝
  过去，卫南洼曾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叫“卫南洼，三件宝，薄地、丑妻、破棉袄。”
  这很奇怪，与常理大大相悖，“薄地、丑妻、破棉袄”都不咋地，怎就称为宝了？
  其因在历史，属于那个特定时期。民国初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这一带摆开了战场，闹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乱世出英雄，也出狗熊，各乡土匪趁天下大乱纷纷揭竿而起，占据一方，强抢豪夺，欺男霸女，令卫南洼人每天都处在心惊胆战、水深火热之中。在那种生存状态下，谁还敢正常地追求幸福美好？只能把薄地丑妻破棉袄视作珍宝了。如若不然，就有你好看的，不信试试，贫穷人家若娶了漂亮媳妇，日子可能就无法安宁，豪强们会时刻想办法打你的主意。家有高处的水浇地也不行，地主豪绅大户人家会眼馋，眼馋了就要千方百计弄到手。这些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土地归公，走集体化道路，肥地薄地都无所谓。至于漂亮媳妇，解放后有人民政府做主，即便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谁也不敢咋地。
  第三宝“破棉袄”属于例外，在卫南洼，解放前是宝，解放后仍然是宝。我这个50后生人，也还拿它当不少年宝贝呢。其因是，它宝就宝在不值钱，通体大补丁，黑色棉袄上有时还补上白布补丁、花布补丁，那是找不到黑色布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那样的破棉袄倘若存到现在，当有两个去向，一是赶紧仍进垃圾堆，二是遇上有见识的人，当真正的宝贝作为文物收藏起来。
  至于如此之破的破棉袄为什么会被卫南洼人当宝贝，没干过农业活的和70后的年轻人就不好理解了。卫南洼人打理庄稼活向来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早晨吃完饭，牵着牛扛着干活的家伙下洼，步行到几里以外或者更远的地方去劳作。中午饭就在地头吃，其实就是一个棒子面饽饽，一块老咸菜外加一壶凉水。午饭不咋地，但午饭后的那一觉却非常好，找一个向阳的斜坡，把破棉袄向土地上一铺，下面有既柔软又温暖的破棉袄做床垫，上面晒着美美的太阳，那个舒服劲就甭提多惬意了。人们在享受罢午觉后常说的一句话是，“啊，他奶奶的，真美，给个县官也不换！”
  破棉袄不光能助人在日光下酣睡，还能御寒。因为它破，在干活时就不用太在意，能无所顾忌地甩开膀子干，即便再把破棉袄弄破也不心疼，回家后再补上一块补丁而已。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优点，它才被卫南洼的劳苦大众视为三宝之一。
  卫南洼的三件宝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当后人每每再谈起它时，总能在这一形象地记录中感觉到过去卫南洼人的生活状态，也能领略到前人的吃苦耐劳精神。
  4、打苇子
  打苇子就是割苇子，但不是用镰，是用锉刀。锉刀是铁板打成，刀刃锋利，宽约一米。两根木棍支撑住锉刀，上方有一横把手。锉刀高约1米2，这样的高度正好供人手握横把向前推。
  卫南洼因洼地多，坑塘多，因此芦苇就多。有些村子的芦苇荡成千上万亩，比如小南河，苇地近6000亩。青泊洼、团泊洼、小孙庄、青宁侯等村庄都有很大面积的苇地。
  打苇子要等到入冬后最冷时开打，一般在三九前后。还要在最冷季节中每一天的最冷时刻打，因为越是冷，靠近冰面的苇子根部才越脆，锉刀在冰上见到苇子才能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易如反掌。因此，要在凌晨3点就吃过早饭出发，平板车上拉着锉刀、干粮、捆苇子的绳子和其它所用工具。人们全副武装，不是枪炮，而是御寒的棉衣、皮袄、皮帽、毡靴、大棉手套、护耳之类。
  步行7、8里，来到芦苇荡，依然是满天繁星在眨眼。人们亮出锉刀，开始在冰面上大显神威。战线拉开，你追我赶，人们推着锉刀跑，锉刀带人快如飞。是很潇洒，却并不轻松，看人们御寒的衣帽便知，一件一件地向下脱，直脱到只穿个单褂。一百米，二百米，大片大片的芦苇倒下了，排成一条条长龙。锉刀手杀红了眼，继续大开杀戒，后面的作勾手也不示弱，把打下的苇子利落地捆成捆。很快，矗立得密密麻麻丈余高的大片大片芦苇荡不见了，后面都变成一捆一捆倒在冰上的苇子捆。
  东方初露鱼肚白，漆黑之夜无奈地灰溜溜地退避三舍。再看挫刀手，一个个头发热气蒸腾，发根上出汗，发稍上却泛白，汗珠子顺脸颊向下流，却没功夫管。常听人说“白毛汗”，一直不能理解汗怎么会长白毛，从那以后明白了，敢情白毛汗就指这。干嘛这样拼命啊？不这样拼不行，因为太阳一出来，冰面上的苇子根就不那么脆，再锉就要费老劲了，他们是在抢占良机。
  八、九点钟时，沸腾的芦苇荡开始归于平静。人们升起苇火，烤带来的饽饽或其它食物，吃得非常香甜。有人喝带来的水，也有人就凿芦苇荡的冰块吃。之后，便是把打下的苇子运回村，拖拉机、马车、平板车都上了芦苇荡的冰面，各种欢笑声，吆喝声，机器的轰鸣声，又使芦苇荡喧嚣起来。冰面很厚，汽车开上去也没问题，但那时生产队没有汽车。
  剥洋苇是为了出口日本。其实洋苇并不“洋”，也是产自卫南洼，是一种不空心的铁杆苇子，身量不高，长相挺直。把这样的苇子挑出来，用一种人们发明的特殊工具叫“穿子”，剥去洋苇身上的叶子和黑节，让洋苇通体洁白。据说，洋苇是日本人用来做窗帘的，挑在窗外，晴天遮阳，雨天挡雨。
  有苇地的村庄不光是要打苇子，拉回家后还要投苇子，将根部的杂质投出去，再把粗壮高大的苇子拔出来，分出等级，各派用场。有织席的，有编苇箔的，有扎把子用作盖房的，有造纸的等等。本来是农闲的冬三月，有苇地的村庄就闲不住，更忙。
  卫南洼在过去不光大量出产芦苇，还大量出产鱼虾、野鸭等水产品。
  5、村庄、房屋
  卫南洼人都知道，天津老城南门向南，有一溜8个台子，即炮台庄、六里台、七里台、八里台、武台、蔡台、王台、于台。其实，何止8个台子，在卫南洼的土地上，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个台子，只不过余者都没以“台”命名而已。
  村村有台，庄庄在台上，这是卫南洼独有的风景。究其原因，卫南洼是退海之地，地势低洼。这里又是九河下梢之地，太行山麓下来的多条河流都汇集津门，每逢雨水多的年份，南运河、子牙河就承受不住压力而决堤形成水患。洪水猛兽首先袭击的就是卫南洼，然后进入渤海。可以想象，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一次再次承受水害是多么不幸。房屋被洪水冲垮后，先民们才知道，要筑台建屋，方可安澜。于是，在无奈之下，要建房就必须先筑台。筑的台子不够高，没能经受住又一次的洪水考验，大水过后，人们唯一能采取的对策只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庄子台儿再加高。这就形成了一种景观，当下次洪水再来时，卫南洼成为一片海洋，而各个被台子举起来的村庄都如飘浮在海洋上的小岛一样。
  这就是过去的卫南洼村庄，此景观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如今都进行房改拆迁，庄子台儿也平了，再想看老庄子台儿已经很难。
  过去，卫南洼的房屋基本都是泥做的，土坯垒墙，房檩苇把子做盖，上面压上胎泥，再用稻草做捻草和泥，把泥和得越熟越好，然后泥房盖和墙皮。
  做这些活儿很辛苦，要费大力气。每年春季雨水来临之前，要去洼里取熟土，因为熟土粘性好，能起到保护房盖与墙皮的作用，生土性大，容易裂，有了裂纹，雨水便可乘虚而入，破坏房盖和墙皮。是用人力平板车把土往庄子台上拉，拉土蹬坡很吃力，需要憋足一口气才能闯关。一车土拉上庄子台，总要气喘吁吁，汗水滴落，脑门子青筋暴跳。这仅仅刚是第一步，上了庄子台，把土卸到自家门口，还要一筐一筐抬到院里去。院子比胡同又高一大截，就要把土再向高处请一截。熟土与捻草搀和均匀后，中间扒个坑，再去庄子台下的大坑里挑水，一挑又一挑，如走泰山十八盘，享受尽了人生磨砺。然后是和泥，泥和得越熟越好，如同烧瓷器，泥和得好才能保证瓷器烧得好，泥房的道理也一样。泥和好后就要往房盖上扔，用泥叉，一叉又一叉，把泥请上最高处。从去洼里拉熟土开始，到把熟泥请上房盖，等于把一车又一车的土从海拔4米请到了海拔10米的高处。经过一年的多次雨水冲刷，那些熟土又从海拔10米的高处回到海拔4米的原位。第二年春天，再次重复一年前的工序。如此循环往复，卫南洼人已经这样生活了千余年。
  少年时的我，充分享受到了这种人生磨砺。为了谋求生存，卫南洼人与大自然的争斗从来就没停止过。为了取得争斗的胜利，卫南洼人不惜一切代价！
  但是，少年时的我，每到春季泥房时，总会在想，不就是害怕雨水冲刷房盖造成房屋漏雨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办法是有，挂瓦即可，但是需要钱，卫南洼人没钱。后来，时兴盖油毡，我力排众议，捷足先登，结束了千年一贯制的泥房程序。再后来，红砖瓦房代替了土坯房，现在，楼房又换三次了，一次比一次上档次。如今，泥房用的工具泥抹子、泥叉、四齿，水筲等已经很难看见。
  6、鱼翻坑与蛤蟆吵坑
  过去的卫南洼水多，水多鱼就多。老人们说，只要下大雨，高粱地里都有鱼。高粱地里本无鱼，那么，鱼是从哪里来的呢？老人们又说，下大雨时水气大，鱼能在水气里飞，从河里，从坑塘和芦苇荡里起飞，飞累了就落在高粱地里。是否属实，没考察验证过。不过，高粱地里，老牛道的车辙里确实都发现过鱼。
  卫南洼鱼多是不争的事实。文革时期，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一次大雨过后，去庄稼地里放水排涝。路过一座小桥时，奇观出现了，桥下流水湍急，激流处有密密麻麻的泥鳅，争先恐后地向桥上跳。桥上有很多，有些蹦跳着又落入水中。那时，因为鲤鱼、鲇鱼、鲫鱼都吃不过来，所以泥鳅没人吃，不像现在，泥鳅价格很昂贵。
  那时，人人都有一个布做的饽饽兜子，夕阳西下收工后，人们就跳进河里去摸鱼。用嘴叼住饽饽兜子，两只手在水里摸，逮住鱼就装进饽饽兜子，时间不长，就能摸上来几斤，回家后便可吃上棒子面饽饽熬小鱼。
  记得有一次，在苇地边上为生产队打草，发现一个地方的鲫鱼实在太多，成群结队，黑压压的。我看着眼馋，受欲望的支配，便约两个不错的队友，第二天没去上工，偷偷去逮鱼了。那天，我们每人逮到上百斤。过瘾是非常过瘾，只是没处处理。那个年代，是不准提着小秤去卖东西的，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做买卖是政治问题，到处有人抓。可是，那么多鱼自家吃不完，怎么办，就送亲朋，送不完，就只好晾鱼干，弄得满院子腥。结果，我们仨人都犯错了，遭到停工三天的惩罚。
  至于“鱼翻坑”，要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缺氧。缺氧不是一种原因造成的了，要么是坑里的鱼太多，要么是天气太闷热，这两种原因都会造成缺氧，缺氧后鱼就浮头。现在，专业养鱼的池子里都有充氧机，为防鱼浮头会及时充氧，过去都是野生鱼，人们一发现哪个坑塘里有鱼浮头了，就会大嚷大喝着“鱼翻坑了”，纷纷拿着家伙去捞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卫南洼人在常遭水害的同时，更多地是享受水利，比如各种丰富的水资源。
  “蛤蟆吵坑”也是卫南洼的一大奇特现象。有一个快板书里唱，“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净收碱疙瘩”，这话放卫南洼最合适。过去的卫南洼就是这样。
  在大旱年月，坑塘见底，河水断流，蛤蟆都会了无踪影，甚至半年不见，蚂蚱就多了起来。突然有一天，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下个沟满壕平，那时候，你到夜里听吧，满洼都是蛤蟆叫。“咕呱、咕呱……”，彻夜不停。因为蛤蟆多而显得气势非常大，东洼、西洼、南洼、北洼，整个世界似乎都是蛤蟆的天下了。卫南洼有一句口头语，在形容很多人都抢着说话时，就说“这个乱呀，像蛤蟆吵坑似的”。
  说蛤蟆吵坑是奇特现象就奇特在，下雨之前满洼根本看不见蛤蟆，怎么会一夜之间突然出现那么多？它们在下雨之前都藏在哪里？是躲在泥土里了吗？至今不明白。
  7、拔麦子
  1969年的时候，卫南洼还时兴拔麦子。
  记得那年麦熟时节的一个清晨，我所在的生产队开始拔麦子。是从村西张家洼子那块地开始拔，然后是门前地、项家坟，一路浴血奋战，风卷残云般扫荡过去。把拔麦子说得如此刚烈，并非做作，那天的确如此，确实是在浴血奋战。
  初次拔麦子，我并不晓得它的厉害。只见队长打头阵，提了提要拔干净要捆结实的要求后，向遥远的地南头张望一眼，突然一脸刚毅，啐一口唾沫在手掌上告告油，猫下腰去就狠命地拔起来。干活能手们一个个紧紧跟随，每人拔4个眼的麦子，人人如狼似虎。平静的麦地很快沸腾起来了，成熟的麦子被连根拔掉，由于用力过猛，被拔掉的麦子总要甩过头顶。于是，令我惊讶的镜头出现了，麦根上几乎都带一个铃铛似的土疙瘩，那些土疙瘩都无情地砸在拔麦子人的头上、背上。但，没有一个人理会，麦子空中舞，土蛋蛋围人飞，热烈场面越发热烈。打头的似乎害怕后面的人超过自己，后面的人好像非要超过前者不可，形成你追我赶的紧张局面。
  我是排在后面上阵的，知道这是一场硬仗，一开始就拉开弓字步，学着他们使足力气。可是，时间不长，我就觉得力不从心了，不能向那些英雄好汉那样拔得如此潇洒，如此轻描淡写。不知是力气不够还是因为我意志不够狠强，手里抓过来的麦子不能一口气拔掉，而且手掌很疼。我定睛一看，啊，原来起血泡了。我的心一哆嗦，这可如何是好，这才刚刚开始啊。看一眼前边的表叔，表叔拔得正带劲。表叔也突然停了下来，看了看手掌。我惊问，您的手也起泡了？却见表叔嘿嘿一笑，其实脸上的肌肉并没笑，很严肃。突然，表叔把手掌放在嘴边，用牙齿咬住血泡，狠命一撕，用块布缠起手掌，伏下腰去又开始拔。我被震惊了，瞪大眼睛看着他。其实，表叔身子骨很单薄，可他给我的印象是，浑身上下连毛发都显得是那么刚毅、坚强。看着表叔一闪一闪的手上有红色，便知那是鲜血浸透了布。我想，这还真有些轻伤不下火线的味道，拔！跟上！于是，我屏住呼吸，咬咬牙，学着表叔的样子又拔了起来。土蛋蛋不断砸在我的头和后背上，我心里说，这就是收获，只要土蛋蛋能一直砸下去，就说明我跟上队伍了。
  卫南洼的土质不光盐碱含量高，而且无沙性，不松软，下雨后是胶泥，干旱了就会成死硬的土疙瘩。因为是这样的土地，卫南洼的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到文革时亩产还只有100多斤。只所以麦子根带土块，就是因为麦苗被盐碱咬死很多而变稀且长得不高，很难保住土质的墒情，土才变得僵硬。后来，经过多年的“农业学大寨”，挑沟挖河改土治碱，逐渐改变了盐碱地的性质，加上科学种田培育新品种，粮食产量才逐年增高，亩产一直增到800斤，有的超千斤。
  我们拥有的时代是个飞跃进步的时代。拔麦子，我们的先辈从一千多年前就拔，一直拔到文化大革命；土坯房，我们的祖先从一千多年前就住，就那样每年泥房，一直泥到文化大革命。50后生人最幸运，因为，最原始的和最先进时尚的他们都经历了，他们的人生凑齐了酸甜苦辣咸。他们最完美。
  卫南洼人坚韧、顽强、刚毅，那是这一方水土所决定的，无法改变。别人想学也学不到，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杨柳青居民口语中的“色”（shai）儿与“式”
  孙玉昆
  杨柳青因大运河而兴盛，又因大运河把杨柳青劈成南北两块。因此居民生活中的口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差异。在运河南岸居住的15街、16街居民如在农家院垒个七星灶台、或八星土炕，一个人说：垒个这“色儿”的美观好看。另一个人说：垒个那“色儿”的耐久实用。这个“色儿”就是“式”或“式样”的意思。而在运河北居住的镇居民如在自家院盖个门楼、或垒个影壁墙，一个人说；垒成这“式”的坚实。而另一人却说；垒成那“样儿”好看。其实这个“色儿”与“式”或“样儿”所要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如今，运河南15街、16街已被拆迁形成元宝岛等待规划开发，居民早已搬进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其它小区居住，再也不用垒灶台，垒土炕了。但，偶尔在其它小区内听一些老人、妇女在闲谈中冒出一句“这色儿”或“那色儿”，肯定是在运河南15街、16街居住的老居民、老住户。
  关于杨柳青
  仇润喜
  一、杨柳青青驿路长
  杨柳青，在先秦时代曾是黄河、海河的入海口。相传，大禹治水时称此处为“流口”；姜子牙受封后曾在子牙河、卫河的河堤上栽种好多柳树，既防水土流失，又营造了一道风景，“流口”逐渐改名为“柳口”。金贞祐二年（1214年），这里置“柳口镇”，设柳口巡检李咬住。由于元代文学家揭係斯的诗句“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水两岸苇篱长”的广为流传，“杨柳青”名扬天下，古“柳口”渐渐变得鲜为人知。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漕运兴盛，境内船户益多，至嘉靖初年（1522）成为“商贾云集，货来八方”之地。
  明永乐年间，杨柳青开始设立驿站，原归武清县管辖，明嘉靖十九年（1540），划归河间府静海县，清雍正八年（1730）正疆域，划归天津县辖，分水驿和马驿。
  杨青水驿最早属武清县，设在南运河畔，旧城关南75公里的杨柳青镇，明嘉靖十九年移属静海县，移至天津城外大运河畔。为驿站的最高级别：极冲级。在清代，杨青水驿设夫头10名，探听夫2名，水驿夫95名，买办送牌夫2名。近110人，年实领工食银等927.75两，足见其规模。
  杨青马驿设在天津卫至保定的官驿大道上，在水驿附近，设马夫12名，驿递夫等14名，有驿马20匹，南行35公里至静海，东行70公里至梁城所，北行30公里至杨村，西北行125公里抵北京皇华驿。
  明朝后期，杨青水驿从杨柳青镇移至天津城旁，原因在于，当时有“河海咽喉，神京墉户”之称的天津已从初设时的“卫所”，发展为一个较为繁华的城镇，不但是北京的门户，而且已成为北方漕运中心，邮驿的通政、通商之作用开始显现，康熙即位不久，即将漕运列为关乎国家安危之大事，因而天津的行政地位不断上升：雍正三年（1725）改卫为州，雍正九年升直隶州为天津府。水涨船高，杨青水、陆二驿的地位随之提高，并开始纳入行政序列。
  天津升为天津府另置天津县后，杨青马驿主要应付天津府差事，及接济静海、武清差事，名为“腰站”。雍正初年曾大幅裁剪驿夫、驿马。不久因马少差繁，逐又增加。同治九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常驻天津，洋务、海防等公务、公椟骤增，原有的驿夫、驿马不敷使用，逐增加马夫25名，驿马50匹。
  “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揭係斯）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驿站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生活及民风民俗的影响难以估量，北去南走，既开阔了杨柳青人的眼界，增长了见识，同时也将外地的优秀民间文化“请”了进来。其中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产生、发展，就是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杨柳青青，驿路绵绵。一座历史名镇，两处古代名驿，引来明清两代文人。官员题咏颇多。《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杨柳青》有云：“春深水涨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翔。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明人于慎行写道：“杨柳青垂驿，蘼芜绿到船。笛声邀落月，席影挂长天。”清代天津诗人李庆辰有“杨柳驿边黄叶落，桃花市口白云浮”的描绘；《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则有“柳当驿馆门前翠，花在鱼盐堆里红”的名句。名镇名驿，相携相伴，经过历代杨柳青人的辛勤劳作和文人的妙笔生花，杨柳青镇与杨青驿一起走红。
  二、杨青水驿与杨柳青年画
  大运河的开通，驿站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生活及民风民俗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其中，最突出的是杨柳青人的商品意识的增强。据马逸先《杨柳青年画小史》上说：“随着南人北迁，南货北运，在江南深受人民喜爱的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也传到北方，受到北方人民的欢迎，于是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杨柳青一带也出现了木板年画”，聪明勤劳的杨柳青人取他人之长，融入自身对绘画艺术的理解，并将木板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文学典故、世俗生活等为内容，逐步形成了又鲜明特色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并以其刀法独特的雕版，精细绝伦的手绘，润泽艳丽的色彩，丰满而严谨的构图，位居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首。杨柳青也以当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而享誉中外。
  杨柳青年画的产生和发展，驿站的“催化”作用尤为重要，杨青驿功不可没，其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提供了南人北迁的落脚、交流、传授技艺之便，清乾隆中期，首创以自己姓名为点名的戴廉增，系戴氏第九代传人。他的先人便是明永乐年间携画艺从江南随漕船北上，定居杨柳青的。其次，它为南货北运，尤其是南方的纸张、颜料的输入，提高年画的总体质量创造了条件，也刺激了年画艺人的不断增加。再次，它是年画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大内，供王公大臣们享用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第四，它还是年画向“五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蓟运河）口岸货船批发，远销河北广大农村，并向北京、内蒙及东北各地扩散，提高年画的声誉，扩大年画影响的重要枢纽之一。
  《益世报》上的戴廉增画店
  方博
  说起杨柳青年画，肯定绕不过戴廉增画店。它的分号支店遍布各地，帝都皇城里有北京分号，东北有奉天分号，西北更是伴随着赶大营直抵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全盛时期，其产品覆盖整个“三北”地区，甚至行销全国。王树村先生在《杨柳青年画史概要》中，更以戴廉增画店的开业时间来推断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创始年代。足见其历史悠久，独树一帜。
  然而，随着无情的尘埃夺走了年画光鲜亮丽的色彩，很多人才意识到戴廉增遗留给我们的就只剩画面上一个朴实的落款。关于这个杨柳青木版年画龙头字号的文字资料少之又少。在浩如烟海的《益世报》中，笔者找到了对戴廉增年画店只言片语的记载。1935年11月16日，有一篇题为《杨柳青年画访问记》的文章，作者署名“来依”，记录了后来成为著名木刻家、作家的金肇野（1912—1995）在上海参加了全国木刻展览会后北归，途经天津，在11月14日约请作者与一位田姓朋友同去津西画乡调查访问的经过。原文道：“饭后，由伙计嘴里打听出过了河，在摆渡口左边，有一家戴家画铺，专卖年画。于是我们便巴巴地去找着这戴廉增画铺。好容易经人带进那个曲折的小院子里，和他们掌柜的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们都很高兴。金便和他高谈阔论起来，我和田默默地看着版和年画，听他们谈论……后来，金买二十五张不同样式的年画，花了三角钱。田还给一个老头子照了一张正印画时的像，老头子很欢喜的，求洗出来给他一张，田笑允了。”
  两个月之后的1936年1月11日，一位名叫“齐吋糸”的先生也慕名来到这里，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写成《到杨柳青去》，发表在1月15日的《益世报》上。文中记述：“过中渡口，草坝一条，进得戴廉增画作坊的门，小胡子老闾还在高卧未起，头枕一堆画，足登一夜壶。看有客自远方来。这么一不亦说乎，就翻身起来，换上茶壶。现在年关已近，画是不印了，只忙于推销工作。还报告我们：近来常有从天津各地来参观的；把田慰严他们三人也抱怨一顿，照片没有洗来，未免失天下之大信。”
  这次对画店老掌柜的描摹虽笔墨不多，但颇为传神。更巧的是，最后所叙“近期有三位天津朋友来参观，拍摄照片并许诺送来，未能兑现”一事，指的就是《杨柳青年画访问记》中金肇野、来依、田某三人的古镇之行。且从文中可知，田某名叫田慰严。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两篇文章中提到的戴廉增画店同为一地，而被采访者戴氏老掌柜也同为一人。
  其实早在此前的1932年11月7日，《益世报》上就曾提到过戴廉增画店。《河北各县特产调查》一文这样写道：“杨柳青镇产年画，最著名……庚子以后，为画业盛极之时，至今存在者，惟有廉增一家耳，店主戴文书，住河南草坝。”从画店位置来看，与前文所述一致，都是河南草坝，因此也应同为一家。但这里所说的“店主戴文书”是前面的那位“戴氏老掌柜”吗？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此时，我依稀看到了一个家族上下几代人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矢志不渝的坚守，才缔造出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1918年来自杨柳青的一封感谢信
  方博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自古以来就是入海之地，多条河流汇聚于此。加之地势低洼，解放前水利设施又不完善。上游一旦同时涨水，下游便一片泽国。因此三年一小涝、五年一大涝在那时已成家常便饭。纵观民国年间的水灾记载，不难发现形势最危急、局面最严重的还要数1917年和1939年的两次。
  民国六年（1917年）夏，天津及周边地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在杨柳青年画中，有一幅《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就生动详实地描述了镇上洪水肆虐的场面。看画面上波涛狂澜、巨浪汹涌，不难想象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残像。大灾之年，必有大爱。社会各界的慈善救济在那个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官方赈济，还是民间救助，八方人士纷纷解囊相助，一时间天津各地粥场、暖棚遍布，以解燃眉之急，救黎民于水火。
  水患过后，每一位受灾百姓，都会怀有一颗感恩之心。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还在当年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词句，“幸蒙甘霖特霈，厚德博施，俾涸辙之鱼顿获西江之水，穷途之鸟攸得北海之云，一饭之恩千古佳话，沾濡雨露不啻载德华嵩承恩江捍矣。铭心镂骨，没齿难忘。”在那个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并不发达的年代，报纸可能是唯一受众面较大的舆论媒介。也正因如此，各种各样的灾民感谢信，像雪片一样被寄到报社，各大报纸也就在此时集中刊登出名目繁多的感恩之词。我在1918年2月6日的《益世报》上，就看到了一篇杨柳青灾民为表达谢意的信函。题目为《青镇灾民来函鸣谢》，原文如下：
  兹接青镇灾民来函云。敬启者：敝镇侨居新疆君关心桑梓乐善不倦。庚子之役，敝镇人民即受惠不浅。本年秋间，洪水泛滥诸君更募新款，专营赈济，并组成团体曰青镇旅新赈务联合会。先散放面粉，继叉添放玉面闻共用银一万五千元之谱，沾惠者竟达七千五百余户之多。当此嗷嗷待哺之时，获此莫大补助，食德之余口名感激云。
  可见当年赶大营的杨柳青同胞，素来关心家乡。在庚子事变中就曾施以援助。民国六年的大水中，为募捐款项又专门成立“青镇旅新账务联合会”。根据报道的数字来看，共用银一万五千元，购买面粉和玉米面以发放赈济，受援助对象超过七千五百户。按照一户三口计算，人数两万有余。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12月20日杨柳青解放前，全镇总人口才约为二万六千人。这也就意味着，其救济范围至少覆盖整个杨柳青镇。
  所谓患难见真情。我想这老报纸上一条短短的报道，就是杨柳青的大营客们心系故土的最好见证吧。
  大院里的指挥部
  方博
  杨柳青镇十一街药王庙东大街2号，是一座具有清末建筑风格的普通民居大院。青砖灰瓦的院墙，古朴大方的院门，显示着宅院的住户虽非达官显贵，也属家境殷实之户。走进三级台阶的门楼，西面是门房和两间下房，迎面照壁连着一道月亮门，里面才是正院，三间北房，加上东西厢房，共有十六间房，占地280平方米。院主人姓戴，以开设钱庄为业。
  解放天津的战斗，使这座大院声名鹊起，因为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就曾设在这里。整个战役中，司令员刘亚楼就是在这里多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作战方案。
  根据陈德仁撰《天津战役研究》中的《天津战役前后纪事》记载：“1948年12月30日天津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镇内（今西郊区杨柳青镇十一街药王庙大街）的一所四合院，刘亚楼司令员（时年38岁）在里院北房西屋办公。”王凯捷在《天津方式》中也有类似介绍：“1948年12月30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年仅38岁的刘亚楼被任命为总指挥。自此，刘亚楼担当起了攻打天津的指挥重任。当日，他即率领精干的指挥机关进驻天津以西重镇杨柳青。在镇内的一处原地主宅院建立起指挥部（今杨柳青药王庙大街）。”
  不过，对于刘亚楼何时离开的这里，目前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认为，1949年1月14日上午刘亚楼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发布了总攻命令。直到天津胜利解放后，他才从此地搬走。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天津方式》就写道：“（1949年）1月11日，刘亚楼突然得到情报：敌人可能已知道我军前线指挥部位置，准备实施轰炸。为做好防备，刘亚楼决定立即转移。1月12日，天津前线指挥部由杨柳青转移到子牙河畔的黄土岗。据当年东野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阎仲川回忆，此后解放天津的战斗，就是在这里指挥的。”在《天津解放纪实》中的《天津解放大事记》里，也有杨柳青被敌机骚扰的记述，（1949年）1月7日“天津守敌获悉，我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防守司令兼炮兵指挥秋宗鼎电请华北‘剿总’，由青岛派飞机在通向杨柳青的道路周围、30里的地区日夜不停的进行骚扰射击”。但其中并未提及指挥部撤离的情况。
  刘亚楼是否在战前已将指挥部转移他处？总攻天津的命令是从这里发出的吗？这些似乎又为大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早在1984年9月25日，这里就经修缮辟为“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津西古镇杨柳青红色旅游的亮点。
  津西古镇凭何去？
  
  
  舟船车马皆可行
  方博
  1935年4月1日，《益世报》上一篇名为“春光明媚的杨柳青”的文章，让广大读者领略了阳春三月津西古镇的鸟语花香。娴静淡然的田园风光使众人为之心驰神往。在这陶醉的人群中，当数本报编辑们最为痴迷。也正因此，《益世报》在当日便随同该文刊发了一条出游启事。由报馆组织，读者报名，进行杨柳青一日游。为便于读者们选择行程路线，《益世报》请“春光明媚的杨柳青”的作者齐吋糸草拟了一份“杨柳青旅程一览”表格，刊登于转天（1935年4月2日）的报纸上。
  齐吋糸是杨柳青本地人，对此间的路途极为熟悉，所以表格中不仅罗列出往返两地的交通工具，还注明所需花费、起程地点、全程时间、出发钟点等多个事项，包罗万象、颇为详尽，为我们了解三十年代津杨两地的交通提供了历史依据。表里共开列七种交通方式，分别为：火车、汽车、洋车、轮船、小船、骑自行车或步行、大车。按附言所述，各具优劣。其中，火车最快，可一旦晚点反倒误事；汽车最好，怎奈沿途风景不佳；洋车最贵，且容易上当；小火轮便宜，并能一览沿河风光；雇小船不如火轮快，但能灵活掌握时间；骑车或步行时，如能约伴通往，当属惬意；若坐大车，速度最慢，唯价格最廉。
  天津自古就有“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美誉。区区三十里路，竟能走出七种方式，这也可说是绝无仅有。在我采访过的杨柳青老人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坐船。民国以前，青镇通往外界全为土路，平日颠簸、雨天泥泞，行人多为不便。这就使沿河而生的人们把运河视作沟通世界的通衢大道。尤其是从镇上赶往市区，乘船一路顺流而下，极为省时省力。这也正应了鲁迅先生那句话，“这个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把“水”称作“路”，这在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是稀松平常，可换作华北平原的燕赵之地，也许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了吧。
  另一种在当年颇受青睐的便是步行。我与戴虎贤先生相熟，最初认识源于他是戴廉增画店的戴氏后裔。他戊寅虎年（1938年）出生，排行戴家“贤”字辈，由此得名“虎贤”。老人自小生长在镇上，至初中二年级时全家迁入市区。他回忆搬家时，一切家当全是用船拉到天津的。几条小船能载下一户人家，运河对杨柳青的重要性由此便不言而喻了。不过他还是喜欢步行于津杨两地。他记忆中第一次步行是上小学时，由学校组织来市区参观展览，整整走了一天时间。时至今日，戴老已七十五岁高龄，可他依然保持着步行回杨柳青的习惯，就在去年十一国庆节，他还走过一次，如此的身体与精力实在令我佩服不已。
  说完别人，再说说我自己。我第一次去杨柳青是在上初二时，自己骑自行车去的。当时沿着西青道一直向西，感觉怎么也骑不到头。中间几次想半途而废，还好坚持到了最后。第一次去杨柳青上学是坐的便民公交线。下车后要步行好远一段才能到。直到2005年高三下学期，学校门口开通了824路公交。自此之后，回家才方便许多。上学时，相比起坐公交，我更喜欢骑车。当年的中北大道两旁是一望无垠的菜地，一条双向一车道的公路如同田埂一般。有时为了躲避大货车，我不得不在公路外窄窄的土边道上骑行，生怕跌进路边的田地里。那时因为住校，只能在周末回家。所以每次回家时都是心情欢愉的哼着小曲飞奔在这希望的田野上。而每到周日下午，再次踏上返校的旅途，这里又总留下我对家中的恋恋不舍。如今，刚刚几年光景，记忆中的景象已被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楼取代，一切都只能在蓦然回首时寻觅，在灯火阑珊处追忆了。
  附
  1935年4月2日《益世报》
  杨柳青旅程一览
  吋糸拟表
  小院门里的大智慧
  方博
  进入新千年以来，古镇新貌已成西青一景。从商贸街的建成，到明清街的开发。从石家大院景区的初具规模，到大院文化区的崭露头角。我总爱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面对幽深胡同中尽显奢华的青砖灰瓦，面对门墩上技艺精湛的繁复雕花，面对路口废弃磨盘的青苔嫩芽，面对宅门里普通而传奇的百姓人家，相信每一个好古之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沉浸在这种时空倒流的氛围之中。哪怕是不经意间的一条字迹斑驳的革命标语，虽算不上久远，却总能让你感觉万分亲切。从时下里的和谐发展到改革开放的明媚春天，从七十年代的山河红遍到四九年的改地换天，从民国年间的晨钟幕府到康乾盛世的太平丰年。在窄窄胡同中一路徜徉，就是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一路上溯。因为每一个年代都在胡同里留下了有属于自己的印记，所以每一条胡同都像一幅传承有序的画卷，当它在你面前缓缓展开，每一方收藏名家的印章都能让你体味到其与众不同的经历与境遇。这就是杨柳青的胡同。
  这些年来，我对古镇胡同的感知，应当说是一路向西，从最初的六街，到后来的七街、八街，再到现在的十街附近。有人说，如今镇上让人有韵味的胡同越来越少，这点我承认。但同时我想说，只要你用发现的眼光去审视，只要你用探寻的视角去关注。在千年名镇中，历史之美随处不在，人文之美俯首皆是。
  院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方。正所谓有家就有院，有院必有门。在中国传统营造法式中，院门可分为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不能说结构不考究、等级不严谨。但在青青运河边的这座北方小镇，却用属于独具地方特色的院门文化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昨天翻看前几年拍的照片，这些杨柳青式的院门再次映入眼帘。如果院门开在宽敞的大街上，富豪之家当然不会吝惜对其的雕琢。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回事房、管事处，门口用大清条石砌成高台阶，自然不在话下。如果院门开在狭窄的胡同之中，又该怎么办呢？本来胡同已是羊肠小道，你再把自己院门上的台阶伸到胡同中，肯定会妨碍来往的行人。可是，不砌台阶，因院子基础高，进门入院又不方便。这就孕育出杨柳青独有的一种院门，我将其称作八字门。就是大门两侧的位置会在院墙处向内凹进一部分，留出的位置砌成台阶。从上部俯瞰就是“八”字的形状。这样既满足了自家院门有台阶的需要，有不会影响行人从自家门前通过。此中院门的样式，不管是在拆迁前的老城里，还是南市三不管，再到津郊远县，武清、静海，我都从未再见过。因此称之为杨柳青一绝，绝不为过。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俗话，“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心态，更是一种与人为善，与人为伴的境界。善利万物而不争，谓之大善焉。这是水的性格，也是在运河波涛激荡下的杨柳青性格。
  杨柳青玉皇庙的天泉法师墓塔
  方博
  说起杨柳青的塔，熟悉古镇的朋友肯定会想到十六街的普亮宝塔。可能上年纪的老人们对另外一处塔还有印象，那就是位于玉皇庙东南侧下坡的天泉法师墓塔。之所以很多人此塔没有印象，主要是因为其在1957年就被拆除。所以它已经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慢慢被大众遗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今天就让我们打开这段尘封的记忆，来回忆起那神秘的墓塔。
  玉皇庙是明代末崇祯年间由天泉法师所建，大殿三楹。因供奉玉皇大帝而得名。天泉法师也就成为了此庙的第一任主持。这位道家仙师在清顺治十七年（1661）年去世。葬于庙东南侧下坡，并建三座墓塔以示纪念。
  在杨柳青镇上，提起玉皇庙的天泉法师，很多老人还会给你讲出一段与文昌阁有关的故事
  话说文昌阁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在天启二年（1622）被毁。明末，当地有一个叫“梁宝珑”的读书人，突然得了伤寒，病入膏肓。一天在昏迷中，他觉得口干舌燥，很想喝水，忽见一个青面獠牙的小鬼，手里拿着一杯水让他喝下去。梁宝珑喝了一口，看水的颜色黑乎乎的，感到恶心，不愿再喝了。小鬼急了，用手戳他，他急忙躲闪，才没戳上。这一害怕，梦醒了。虽然吓得浑身直冒汗，觉得身子轻松多了，很快病就好了。后来，他想起那个叫他喝水的小鬼，与当年文昌阁里的魁星一模一样，心想，若不是魁星相救，我这条命就算完了。于是，决定重修文昌阁。
  梁宝珑家是养船户，家有10条大船，打算卖掉6条，备资重修文昌阁。此时，离这不远的地方，新兴建了一座玉皇阁，是一位叫天泉法师的游方道士募化监工修建的。梁宝珑想到他那里请教一下修建文昌阁的事。到了庙里，道童对他说：“师傅外出云游去了，临行前给您留下一张字条。”梁宝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几句话：
  “卖船莫许卖桅杆，
  留它六面顶着天。
  大缸一个锅一口，
  巩固金汤二百年。”
  梁宝珑照着做了，把六棵船桅作为通天柱子支撑着六角飞檐，使上下一体。又把一口大水缸装在顶子上，扣上锅，再扎麻铺灰，涂上朱色大漆。文昌阁修建后，直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再次被毁，算来真的有200多年了。
  据说，梁宝珑后来只是一名贡生，没取得什么功名。原因是那小鬼戳他时，他往右一闪，没有戳着他。其实，那便是魁星在点状元，梁宝珑如躲闪不及，就被点中了。
  以上这些只能算是民间盛行的传说故事，闲来听罢、博君一笑，也算是体验一下古镇民俗文化的深厚积淀吧。
  关于此处墓塔，历史上鲜有记载，到目前为止，在各种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中，我只在清道光年间的《津门保甲图说》里发现过相关记载。在图第二十二，杨柳青运河南岸的地图中，我们能看到在玉皇庙东侧，并排建有三座塔状建筑物，但可惜图中对此没有任何标注，我推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泉法师墓塔。在很多老人的印象中，这里的墓塔也是三座。为什么会在一个人的墓地山建三座墓塔，这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据2001年出版的《西青区城乡建设志》介绍，“该塔是以青砖垒砌呈六角形阁楼式的实心塔，通体分两层，全高约8米，各角边长1米。底基于0.7米以上转为塔身，两层均在2米处出边檐，并于塔角筑出盘子、平草砖，上托蝎子尾。在第二层齐顶处，塔角均砌有砖雕雀替，塔顶盖筒瓦，各角归拢至中央，以葫芦封顶。”
  上述内容很详细的描述了墓塔的外貌，如果文字属实，相信每个人心中都已经大致有了一个形状了。在杨柳青研究古塔，我们很容易的就将其与普亮宝塔联系在一起进行对比。
  两座塔从外形上看，最大的区别在于天泉法师墓塔是三座阁楼式两层实心塔，而普亮宝塔是一座覆钵式七层实心塔。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从实质意义上看，我认为两座塔都是为纪念道士去世而修建的墓塔。
  另外，《普亮宝塔之谜》一文中写道，“有人传说，建普亮宝塔是为了给于五爷遮荫凉。很明显，这只是一种传说。然而，普亮宝塔真正的建塔目的是什么呢？有可能这只是一座纪念塔，是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备受尊敬的老人而立。但是，道士去世一般是不建塔的，天地门创始人董四海是立碑，‘在理’公墓邵二爷坟地也只是一个个土丘。为何单单是于五爷建塔？也许是为了埋藏他心爱的宝卷？但是宝卷是用来劝人的，应该传于后世，埋藏起来岂不可惜？最合理的说法是，它是一座风水塔。以前，杨柳青东南方多洼地，按过去的风水说法，东南洼而地轻，地气外溢而难出人才，须建塔以镇之。由于塔的形状多象笔，这类塔又称为文峰塔。普亮宝塔在杨柳青东南临河而建，很明显是一座风水塔。可以推测，当年为于五爷建塔是为了保杨柳青的风水。当然，这些都是推测，当年人们建普亮宝塔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此观点认为普亮宝塔是风水塔。我目前还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但文中同时提出，道士死后是不建塔的，天地门、在理教等在杨柳青历史上很流行的民间宗教坟地上也不建塔，只有和尚在圆寂之后才有建塔作为坟冢的习惯。为何于五爷（于成功）和天泉法师这两位道士会在死后同时建造墓塔，这又与杨柳青当地历史上的宗教习惯是否有关，这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一条大河
  方博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多么熟悉而优美的旋律。
  乔羽老先生在当年创作这首歌词时，电影导演沙蒙曾问他：“你的这一条大河是指的长江吧？那么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用长江万里波浪宽呢？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乔羽解释道：“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居住在这个流域的人口也很多，但和全国人口相比仍然是少数。譬如我吧，我是一个北方土包子，过去只见过黄河，没有见过长江。写电影《红孩子》剧本去江西时才第一次看见了它，印象之强烈引发我写了这首歌词，但这只是一种引发，而不能替代别人的亲身感受。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很小的水流，在幼小者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而且这条河上的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无论将来你到哪里，只要想起它来，一切都在眼前。因此，我感觉还是用“一条大河”为好。”
  一位地理学家曾说：“乔羽的‘一条大河’，是一条没有标志的河流。虽然地球仪上没有它的名字，但在炎黄子孙的心里却有它的位置。”
  一位评论家曾说：“‘一条大河’的灵魂是乡恋，它的感人魅力也是乡恋。乔羽的歌让每一个聆听者与故乡同在，直到永远永远……”
  乔羽自己曾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故乡情结，是情在淌，爱在流，奔腾不息无尽头……”
  的确如乔羽老先生所说“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有一条河，而且这条河上的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无论将来你到哪里，只要想起它来，一切都在眼前。”
  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杨柳青人来说，心中的那“一条大河”就是家门前的这条南运河了。
  说起南运河，可能有些外地朋友不太了解。但如果提到闻名中外的京杭大运河，还会有几人不知几人不晓能？
  据《西青区志》记载：“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河的五大支流之一，因位于海河干流以南故名南运河。上游由漳河、卫河组成，均发源于太行山南段，二河于河北省馆陶县称钩湾汇合后称卫运河，至山东省临清以下称南运河，东北流至天津市区金钢桥附近与北运河汇流入海河。”
  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出版的历史上唯一专门记述杨柳青的志文《天津杨柳青小志》河流篇中，也有对南运河的相关记载：“清代道光以前，卫河自山东临清县西南水接卫河，故杨柳青为运河所经过。”
  2005年，杨柳青镇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魅力名镇评选中脱颖而出，摘取了中国魅力文化传承名镇的桂冠。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古老的大运河为这里带来深厚的积淀。运河水早无当年辉煌，但是这里仍然是文脉昌盛，一派斯文。这里的年画天下闻名。几百年兴盛，几十年衰落，如今已经是全面复兴。文化是这里不灭的灵魂。”
  《益世报》上的杨柳青年画
  方博
  1934年，徐悲鸿应邀赴苏联举办个人画展。当他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见到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收藏的中国年画时，对其称赞不已。同时，对于国内仍无人在年画方面有广泛搜集与细致研究的局面，他只能深表遗憾。然而令他不曾料到的是，在一年后的天津《益世报》上，就掀起了一股杨柳青年画的热潮。
  事情源于1935年初春的一篇文章。4月1日，在《益世报》副刊的“别墅”版块上，刊登了由齐吋糸撰写的《春光明媚的杨柳青》，描绘了早春时节津西古镇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报社随文发布了一条启示，组织广大读者于4月7日（星期日）到杨柳青进行春游踏青活动。4月5日（星期五），报纸发表《青镇旅行团本版编者读者合组七日出发》一文，再次介绍了即将开始的杨柳青之行。
  旅行如期而至。在4月9日的“别墅”版“编者与读者”专栏中刊出《筹出“杨柳青与年画”专号》一文，与大家分享了旅途见闻，并第一次提出了为杨柳青年画制作专号的设想。其中写道：“编者在上星期六和本星期日，在津西杨柳青镇做了两天的‘旅行’生活（上星期六为4月6日，是编辑自行前往，作先期准备。本星期日为4月7日，是组织活动之日），把青镇的情形算是粗枝大叶地看到了一点，尤其是关于出名的年画，调查得较为清楚，甚至还得来几幅名贵的三十年前的珍品……三十年前的杨柳青年画，和今日天后宫市上所见的粗陋年画，面目绝不是一样的，这演变的过程和今昔的比较，我们决定在本版出一个‘杨柳青与年画专号’一一介绍出来。”另外，记者们觉得两次青镇之行都略显仓促，希望能有进一步走访调查的机会。
  这也就促成了4月14日（星期日）的第三次旅程。在本次的出游启示中这样写道：“那里（杨柳青）出产的年画，有三百年的盛名，却也是大值得去访问一下的。记者为筹备出一个‘杨柳青与年画’专号，所以今天非要第三次去走一遭不可，同时还是欢迎读者参加……”出人意料的是，这次竟有北平的朋友专程赶来参与活动。三次亲身体验与深入走访，《益世报》对“杨柳青与年画”专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随后，我们时常能在报上见到编辑们搜罗来的各种杨柳青年画，并配以文字说明，向读者解释其制作工艺及精妙之所在。
  经过半年的精心筹备，在1936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和21日（腊月二十七），“杨柳青与年画”专号终于分两期与读者见面。专号之一收录文章五篇、年画四幅；专号之二收录文章五篇、年画五幅、照片一张。在《发刊旨趣》中，编辑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去春，杨柳青的读者齐吋糸君投来一篇文章描写青镇的春天，他的一枝生花之笔实在很妙，把杨柳青形容得无美不臻，虽是江南的苏杭二州也不过如此罢。而那时人们恰恰是从冬日的炉畔生活里解放出来，在都市的天津还享受不到春天的趣味，所以我凭一时的意气，意假本版登起启事来，征求读者和我同作青镇之游。而游青镇的另一大目标，却还是要访问一下驰名悠远的年画作坊……不料三番两次地去游过青镇之后，竟在年画方面得到最大的收获……出这个专号，也便正式要介绍年画和年画的发祥地。”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人们还不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物之时，当人们还认为年画是粗俗浅薄的代表而熟视无睹之时，《益世报》便已经有意识地利用自身的媒体平台为大众传播着蕴藏于普通百姓中的“美”的讯息，如此高瞻远瞩的视野实在难能可贵。
  杨柳青房梁上的祝福
  方博
  半年前的一次聊天中，一位老哥是土生土长的杨柳青孩子，成家立业后搬入市区生活。他说多次梦见自己置身古镇的老街旧巷中。这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回想与杨柳青结缘的经历，最先令我着迷的既不是五彩斑斓的年画，也不是波光粼粼的运河，而是悠扬绵长的胡同。印象中，镇中心六街、七街几乎家家户户都是青砖碧瓦，由此构成的深灰色调，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古韵芳香。漫步其中，你仿佛感到历史就在身边。即便你不懂建筑，不懂历史，同样能欣赏这种在时间打磨下散发着传统气息的美。这种美是百看不厌的。
  2004年，七街、八街地区进行拆迁改造，当人去楼空后，剩下的只有满眼凌乱的房屋和寂寞冷清的大院。也正是利用那段时间，我走遍了那片地区的所有院落。或是光明正大、或是爬窗户翻院墙、或是钻狗洞挤门缝，五花八门的点子、上天入地的手段，除了拧门撬锁的事没干过，只要是能达到目的，我“不择手段”。那在那时，很多在儿时无限神秘的大院都被我撩开了朦胧的面纱。
  每一次推开房门，屋中多数已是家徒四壁。但抬眼望去，房梁上却总能使我眼前一亮。精美的木雕、繁复的纹饰、变换的图案和吉祥的寓意，俨然每一架房梁都是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时至今日，我依然能记得照片中木雕所在的门牌号。这应该说就是一种被震撼后的刻骨铭心。以前有人居住时，主人往往喜欢在原有的尖屋顶下面吊一层平顶子，这样能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但同时也就将房梁上的木雕隐藏了在屋顶的夹层中。日积月累，甚至到后来很多房主都不知道在自家的顶子上还有这么精美的物件。
  以猪市大街1号院的图案为例（见图一）。接近顶部，类似砖雕山尖花的位置上，立柱两侧各由半个盘长结构成，左右对称的造型有浑然一体。在2001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就是以“中国结”形象作为申奥标志。也正是因此，近些年来中国结成为了各种装饰品争相追捧的对象。可谁能想象，百年之前，其就早已装点在杨柳青的房子里了呢？再看木雕下半部，长方形的区域中，四角上雕刻四只蝙蝠、正中一只，其间伴有多个寿桃，寓意“五福捧寿”。
  更让人欣喜的是，房梁上的图案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而且绝不重样。面对这些波涛翻滚的海浪、层叠密布的祥云、花开富贵的牡丹、洁身自好的松竹、展翅欲飞的蝙蝠，很多其中深意我也有点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先拍下照片，留待日后深究。
  对于这种以图案为载体，以祝福为内容，谐音寓意、借物表达，做到了图案祝福两相宜的效果，千百年来都是平民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年画中就屡试不爽。据说，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在中国坊间收集年画时，就对此颇为关注，每有不明之处，都要向民间画匠请教其中真意。然后写成纸条，贴在年画右侧以防忘记。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套记录，是当年阿列克谢耶夫请一位姓孟的杨柳青老画工给他用文字写下的每一幅年画的故事，包括画中每个形象的寓意。每画一纸，线装成册，四册一函。可见外国学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之深。
  说到木版年画，似乎杨柳青人对木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作天赋。在泥瓦匠看来，木头不过是搭建房屋的构件；在百姓们看来，木头也可作为生火取暖的柴草；而在杨柳青人眼中，精湛的艺术都要凭借一小块不起眼的木头来完成。经过刻刀雕琢，不管亭台楼阁、还是才子佳人，均能栩栩如生的展现其间。敷上墨汁就能印画，放在房梁就是祝福。
  齐健隆与《武钟馗》
  王宝铭
  在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历史进程中，“齐健隆”其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迄今以前的各种资料文章中，其说不一。余最近与其后裔齐植柯老先生会面，蒙其厚爱慨赠《齐氏家谱》抄本，结合诸说缕陈以正视听。
  齐健隆与其父母于明永乐二年（公元一四零四年）由山东登州府黄县城南十二里的齐家坞村，举家沿运河北上迁居运河岸边，杨柳青镇南的西桑园村。自幼聪慧，兼承家学、画艺出众，迁居西桑园村后在耕作之余，兼作“过稿年画”以裕家庭生计，因其画艺高超，声振乡里，需求量过多，故而选用当地产上好杜梨木镌版刷印，雕版印刷墨稿后，再以色绘之，形成了家庭作坊制作，所雕木版之刷印线稿均在画面或左下角，或右下角，以老宋体字刻印“齐健隆”三字，流传乡间，闻达府郡。
  其世传所作《武钟馗》应用于后门门神，他一反前朝文士钟馗形象，以将帅形象造型显其威严透其正义，更以“驱魔祛邪”方印悬于画面上方正中，蝙蝠白泽飞翔于前方，整幅画面威灵异常，深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百姓们莫不虔奉广泛流传。由是“烟霞散人”以其画作，演绎而成《钟馗捉鬼传》一书，流传开来。他依据画作之形象，把钟馗描写成捉鬼大元帅，并属以含冤谋士、负屈先锋、白泽先导；几经折战功德圆满，被玉帝封为“翊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至此为结尾诗曰：
  花拂帘拢午梦长，醒来题笔记荒唐；
  诛邪有术言为剑，灭鬼无能口代枪。
  负屈逞奇俱是幻，含冤定策总非常；
  止因画上钟馗好，一一描来仔细详。
  齐健隆的《武钟馗》，为什么是将帅架的造型形象呢？它成为杨柳青年画典型形象的依据又是什么？
  据《文苑英华》卷九十五载唐人周繇《梦舞钟馗赋》：皇躬抱疾，佳梦通神。见幡悼兮上言丹陛，引钟馗兮来舞华茵。虎魄的枕欹，象榻透荧荧之影；虾须帘卷，鱼灯摇闪闪之光。圣魂惝恍以亢寐；怪状朦胧而遽至。硉矹标众，幽类特异。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顾视才定，趋跄忽前。不待乎调凤管，拨鸾弦。曳篮衫而飒丽；挥竹简以蹁跹。顿趾而虎跳幽谷；昂头而龙跃深渊。或牙口而扬音，或蹲身而节拍。震雕拱以将落，跃瑶所而欲柝。万灵沮气以憧惶，一鬼旁随而奋踯。烟之忽起，难留舞罢之姿；雨雹交驰，旋失去来之节。睿想才悟，清宵已谰。祛沈疴而顿愈，痒御体之犹寒。对真妃言寤寐之祥，六宫皆贺；诏道子写婆娑之状，百壁咸观……彼号伊祁，亦名郁垒。傩袄于凝溺之末，驱厉于发生之始。”从此赋看，舞钟馗是属于一种“赶鬼”的舞蹈，应是远古傩舞的遗留，是驱疫厉祛病邪的一种古老民俗遗风。
  按《曲海总目提要》说：馗系唐时终南进士，见梦唐皇，请为驱邪辟鬼，说家多载其事，然本应武举。
  按西晋道士王纂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载咒语：“大门鬼吏大真公，小门鬼吏小真公。房守门吏衣文，后守门吏万伦，灶门齐吏炎景，道上守吏尸供。内外大鬼，宅中殃祥。男女客亡，水火金木之所杀害者，各各自约。今何鬼来病生，人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执刀缚鬼，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所。此说以钟馗为集其大成者，有打杀得便付其辟邪所的大权威的神祗功能概念形象。
  按《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节说：“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抢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甲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严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鸾，谓之“埋祟”。
  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十二《跳钟馗》曰：“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上，谓之“跳钟馗”。
  据今杨柳青画社刘见先生的《年画（钟馗图）》一文：“此版原出‘齐健隆’年画老店，为乾隆年间之旧版。据天津杨柳青画店已故老工艺师张兴泽先生当年忆，说此版粉本还要早，老辈人说是明朝宫里出来的稿子。”
  齐健隆的《武钟馗》造型是身材伟岸，着绣龙罩袍，内服金锁铠甲，足登将军战靴，头藏长角幞头。豹头环晴赤赫脸，须发怒张扎耳毫。广袖长裾起舞漫，戟指横剑金鸡站。兰叶当风道子迹，正气凛然兼人伦。析其面风追寻觅迹，此画当为明永乐年间之始已流传于社会之中，经齐健隆雕版再制至永乐朝末应已广泛流传于城乡之间。更兼当时社会生活之背景，《武钟馗》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成为正气压制邪道的神灵被虔奉，也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象征。
  齐氏画艺累代相传，后人均以齐健隆画稿或老版相沿刷印绘色，至明嘉靖年间在杨柳青镇内开设“健隆号齐家画店”，随着年画业务的拓展和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的影响，至明末崇祯年间在雕版单色印刷的基层上，受到漕运南来文化的影响，推行套色印刷加粉脸法、醒粉法，遂成为杨柳青年画技法的独特家传秘技。
  大清入关至康熙年间，社会稳定、百业繁荣。“健隆号齐家画店”已资产颇丰，购得杨柳青东街房产（今健隆胡同），于康熙年间（公元1667年）由西桑园迁居杨柳青镇内，遂成为齐姓大族。流传于今的《太白醉酒图》就是当年康熙年间，由“健隆号齐家画店”印制手绘装裱的。有齐健隆古版再印的当年历史佳作。如《金玉满堂》、《四季平安（福寿屏）》、《吹箫堪引凤、攀桂喜乘龙（对屏）》、《麒麟送子》、《什不闲》、《喜叫哥哥》等，均为康熙年间由“健隆号齐家画店”制作的优秀佳作留存至今。
  清乾隆年间，其家族庞大、支派众多，经族中合议析产分家。故又有“健隆号齐家老店”挂牌营业；以“健隆号齐家老店”留存至今的乾隆时期年画有《回荆州》、《辛安驿》、《董太师臣卧君床》、《宋太祖兄终弟及》等。“健隆号齐家画店”留存至今的作品有《游春仕女图（对屏）》、《大武判（对屏）》、《渔樵耕读》、《桂序升平》等，乾隆末年，“健隆号齐家老店”迁至北京大栅栏，至清末。“健隆号齐家画店”虽留居杨柳青，但随着清朝的腐败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逐渐困苦，也逐渐走出杨柳青在东丰台、丰润县、东北三省设店铺、开分支，艰难经营。清末民初，“健隆号齐家老店”的最后主人齐鼎生，经日本留学回国后，深感社会腐败、国势衰弱，结束了画店的生涯，投身于教育救国的社会浪潮中。
  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公元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政权建立、恢复建设、计划经济的制约、十年文革的劫乱，终于拨云见日，迎来了改革浪潮。进入21世纪后，杨柳青木版年画终于纳入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工程。而以齐健隆为主流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作为遗珍呈现于世人面前。笔者以齐健隆始迁杨柳青为始，经二十多代苦心沥血的木版年画制作历程，跨六百年的时间隧道，记下了杨柳青木版年画历史进程的一道痕迹。
  100年前的年画作者
  陈炳文与《百子图》
  王宝铭
  今年盛夏，酷暑异常，我冒着似火骄阳，走进了杨柳青镇运河南岸的“圣芝园画店”。主人陈树青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并按我请求，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方盒，里面盛放着其祖父陈炳文老先生的遗作《百子图》（四条屏）。当我亲眼目睹这幅十分珍贵的年画珍品时，心情充满了激动的波澜。因为，我见到的是一百多年前杨柳青先人的遗迹。我看到，他们在那衰败的社会制度下，是如何对生活充满理想渴望的。
  《百子图》采用四条屏挂轴形式，用于生活中的喜庆场面。陈炳文先生在描绘《百子图》时，采用了吉语标题：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子孙万代，福自天来。在“桃”图中描绘了25个童子，“榴”图中描绘了26个童子，“子”图中描绘了25个童子。“福”图中描绘了24个童子，共计百名。在构图上均采用“花会”表演的组合形式，在造型上又采用了童子的生活形态，在题材内容上完全表现了吉祥语的大一统理念。例如：蟾宫折桂、连中三元、步步高升、平升三级、葫芦万代、子现眼前、福自天降、福寿三多等等，可以说把自己的理想希望全部表现在这幅作品中了。
  这件绢本的《百子图》在吸收宋元风俗人物画的特点里，用劲健的线描和秀丽的色彩，把欢庆和热闹的气氛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幅画作是陈炳文先生为杨柳青的戴氏家族得子而作。通过画面的表现可以想见戴氏家族盼子得孙的殷切希望和志得意满的生活满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子亡逝，其母每见其画作便悲伤不已，戴氏后人只好将画作送还陈炳文之子陈家印（现年90岁）。虽经社会多次变革，陈家印先生一直东藏西藏，千方百计把《百子图》保留至今。为杨柳青年画的复兴又添一佳作。
  陈氏是杨柳青的老住户，据传是杨柳青最早的住户之一。陈炳文（字彩章）（1887—1942）出于清光绪13年，著名的民间画师，常年为京津的画店作画，故在家乡反而默默无闻。困陈脾气怪异，作画总爱把自己封闭在画室，子女不得入内，由此可见当年画师们的封闭性。按其子陈家印先生的回忆，陈氏画业源自祖上传承，陈炳文的画艺得其四叔陈富顺先生的亲授。而陈富顺先生在光绪初年即是京津一带民间名师，也是名闻乡里的儒雅之人。陈炳文的祖父陈宝庆先生则是一代民间著名画师。其“揭白传影”之艺也是得自家传。现陈炳文先生之孙陈树青先生，在工作之余，重振陈氏画艺，携其女陈雪丽开设了家庭式作坊。从有序的排列来看，陈雪丽、陈树青、陈家印、陈炳文、陈富顺、陈宝庆等至少七、八代，可见传承之深了。
  我做了数次家访。陈家印先生以90高龄向我讲述其父陈炳文的轶事。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有日本人来其家请陈炳文先生去奉天（现沈阳）作画，陈炳文以其家贫人口之众和身体多病谢绝了日本人的邀清。陈炳文先生在病逝前两年，应杨柳青镇东街众人之邀，于病逝前绘制了一套街灯，取材于评书《三侠五义》。在灯画中陈炳文先生塑造了北侠欧阳春、南侠展熊飞、五义士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忠臣义士形象。博得镇东百姓的一片赞扬。直至解放后，这套灯画还在每年正月十五灯节期间展出，一直广受人们的欢迎。可惜的是，这套灯画均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彩绘画工一直是两个层次：民间画师主要是为画店铺面提供画稿采样和店铺订制的高档绘画作品；彩绘画工则是在木板刷出线稿或套色稿后加工敷色。故而民间画师的作品大都是自己创作后，留有底稿，当有客户需求时，便应用宋、刘宗道的方法绘制，勾描彩绘也必须自己亲自创作，故而形成了具有地方并具个性特点的风格。
  陈炳文先生的绢本《百子图》（四条屏）验证了中国传统人物画往民间流传的长久传承性，为我们留下视而可见的历史渊源。再一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民间画师的作品以其少而精，通过预约订制为上层社会阶级人物服务及作品商业化。（二）画工的作品是在木板刷印线稿或套色稿后敷色加工的普及品，以价廉物美而享誉广大北方的农村市场，故现今称为“木版年画”。
  陈炳文先生的《百子图》再一次启示了我，新时代的杨柳青年画，应开创一个百花齐放、具有创新风格但又不失传承的地方性画种。如具有独特风格的“过稿年画”、兼具版味的“木版年画”、价廉物美的胶印年画、线骨色韵的“丝漏年画”等。为新时代的旅游文化和涉外文化提供更高质量的杨柳青年画，涌现出更多的具有深厚传统功底和创作能力的高级民间美术人才，为明天的杨柳青年画筑路搭桥。
  这便是陈炳文先生年画精品《百子图》深刻的现实意义。

注：于成功即于公塔之于公，生于1719年（即康熙57年）卒于1804年（即嘉庆8年），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