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成果丰硕
  冯立
  2012年6月，西青区委、区政府组织的“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活动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寻根大运河天津·西青记者团”采访了7省市运河沿岸的市、区、县、镇、村，通过座谈、看点、交流资料、实地考察、采访知情人等手段，寻找运河沿岸与西青历史、文化的渊源及运河保护、利用、开发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运河沿岸有了新交流
  由于漕运之便利，自古以来运河沿岸各地的交流就非常紧密，很多地方与西青地区，特别是杨柳青这个运河重要码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来的货物从杨柳青转往京城、天津以及周边各地，杨柳青年画则通过大运河销往沿岸的城市、村镇和家家户户。
  如今，“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活动又为西青与运河沿岸各地的交流增添了新的一笔。
  与沧州有关学者交流挖掘到关于杨柳青的古诗20多首；与淮安有关学者交流初步达成共同拍摄与杨柳青历史相关的电视剧《杨鼎来》的意向；在镇江获得著名作家庐山免费赠送电视连续剧《风雨西津渡》播放权、广告权等等……
  通过域外采访、交流，“寻根大运河”活动在运河沿岸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地方的学者和官员对西青区组织如此活动的魄力感到敬佩。某地学者曾当面对当地接待我们的领导班子说：“你们办得出西青区这么漂亮的事吗？！”通过活动，在相当范围内树立了西青区重视文化的形象。此后，在“寻根大运河”活动的影响下，诸多地方和组织开始组织类似活动。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城市快报》、《每日新报》、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寻根大运河”活动进行了跟踪采访。运河沿岸各地以及新华网、香港《大公报》等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通过采访、交流活动，西青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宣传。
  现实工作获得新启示
  当前，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是各地都在探索的现实问题。通过“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活动，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招法映入我们的眼帘，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如果说无锡是运河岸边的名城。改革开放以来它各方面的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在保护、开发运河文化上，无锡又走在了全国前列。前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有句名言：要以敬畏的心态对待历史。他还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领导人的天职。无锡人已经认识到一个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不仅仅是招商引资，根本在于地区整体文化的提升，而对于本地历史文化的继承则是最重要的途径。
  无锡人的观念让“寻根大运河”采访团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有了新认识。那么，台儿庄的做法则给了西青人直接的借鉴。台儿庄古城已经基本毁于战火。2008年曾有开发商投资4个亿要利用古城遗址搞房地产开发。这对于经济并不很发达的台儿庄是个很大的诱惑。但也有一些人提出要保护古城遗址。面对争议，时任枣庄市长的陈伟在台儿庄进行实地调研，认识到古城遗址是不可失去的，力排众议废除了房地产开发协议，赔偿了地产商的损失，按照留古、复古、创古的原则进行古城重建。目前，台儿庄平均每天游客量可达1万余人，年均300多万。不算对吃住行等相关行业的拉动，单门票收入一项，就达年均3个多亿。而相关专家对古城估价达200多亿。这早已大大超出搞房地产可能带来的效益了。就此，采访团撰写了《台儿庄运河古城恢复重建的经验与启示》、《关于推动西青文化旅游产业进一步规模化、集约化的思考》等数篇调研文章以供西青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参考。
  研究考证取得新成果
  当然，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只有别人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做出本地的特色。这就需要对本地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了。“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活动伊始，就注重研究和考证工作，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
  通过考证，厘清了乾隆与杨柳青、西青地区的历史渊源。乾隆曾5次驻跸胡羊庄，多次为杨柳青题诗。
  对杨柳青古代与现在城镇建筑格局进行了比较。确认古镇大部分保持了清代以来基本格局，为杨柳青古镇之名，为古镇的进一步保护，进一步发现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依据。如管干贞曾经泊船的西渡口，格局完全没变。
  普亮宝塔研究取得新突破。通过考证确认普亮宝塔为极为罕见的道士塔，据活动顾问罗哲文先生讲，他所知道的道士塔全国仅有三座。通过研究、考察，我们考证出普亮宝塔与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顺天保明寺的关系，解开了关于普亮宝塔的性质之谜，主人于五爷的身份之谜、师承之谜、法术之谜、传人之谜。打破了西青人、杨柳青人说不清普亮宝塔的尴尬。
  对杨柳青年画历史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了杨柳青年画与北宋院体画的渊源，写出了《杨柳青年画起源管窥》等论文。
  对周恩来总理考察杨柳青年画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厘清了如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以及部分所谈内容等诸多细节。弄清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周总理根据形势对杨柳青年画的保护的关系。
  历史文化资源取得新发现
  “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活动最大的收获在于取得众多历史文化资源上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将大大丰富西青历史文化的宝库，为建设美丽西青增添自己的文化特色。
  “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们通过与沿途学者交流以及深入发掘文献、史料，发现此前我区现有各种文献未曾收录的，清代以前古人歌咏西青地方或西青地方文人所作诗词共计95首。其中元代5首，明代14首，清代76首。
  据新发现的元代著名诗人袁桷的《朱窝杨柳青》诗五首，证明杨柳青之名最早不是见于揭傒斯的《杨柳青谣》，将文献中见杨柳青之名的时间至少前推了18年。《每日新报》以“杨柳青地名出处‘提前’至少18年”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发现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将、义和团总首领李来中的可能线索。该发现受到义和团研究权威、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的高度重视。如果此发现得到最终确认将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津南支队武工队长、《血溅津门》郝明原型冯景泉之子主动找到“寻根大运河”采访团，赠送其父的历史回忆文稿。当年冯景泉领导的津南支队武工队主要战斗在御河两岸的西青地区，其事迹极其传奇，是值得大力挖掘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
  见证了杨柳青年画堆金沥粉工艺的重出。堆金沥粉工艺是杨柳青年画的高端工艺，是旧时专供进宫皇宫所用。掌握这一技术的人本来不多，加之后来清朝灭亡，该技艺几近失传。该技术的重新出现对于促进高端杨柳青年画，乃至整个杨柳青年画业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发现目前保留最完整的，世界最早的民间禁毒组织活动遗迹——杨柳青理门六方派正安堂遗址仍较完好保存。其胡同口“正安堂老公所”青砖牌坊以及公所所在地老公所胡同6号院保持基本完好。该遗迹颇具文物价值、教育意义和统战意义。
  “寻根大运河”域外采访的收获还有很多，目前，有关人员正在积极地整理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为出版相关著作做准备。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还能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
  西青有天后的娘家人
  晨曲 李加会
  近日，笔者听说天津古文化街天后宫里供奉的娘娘姓林，她的娘家就在西青区辛口镇的冯高庄。初听这一消息不以为然，因为我早就知道，天后娘娘姓林不假，但人家是福建莆田人，怎么会是天津市西青区冯高庄林家的姑奶奶？然而，提供信息者说冯高庄林家的家谱里写着呢，天后宫里的娘娘就是他家姑奶奶。既如此，去看看再说吧。
  在村镇领导的安排下，我们进行了一次实地采访。结果发现，冯高庄林家果然有家谱，上有“……先世盖闽之莆田人也。明成祖定鼎燕都，永乐二年征调来津，迄于今历年三百有余……”
  冯高庄林姓果然是来自福建莆田，明朝永乐二年大移民时移来。“历年三百有余”，可知修此家谱时是在清代。永乐二年为公元1404年，三百余年后是清朝的康、雍时期，1704年为康熙四十二年，雍正元年为1723年，可见，冯高庄林家就是在那时修的家谱，至今又一个“历年三百有余”了。
  天后娘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还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官方称天妃娘娘、天后娘娘、圣母娘娘等，民间则称默娘、娘妈、妈祖娘娘、马祖娘娘等。
  608年前，福建莆田林姓通过大移民来到西青区辛口镇冯高庄落户，从始祖林广建开始，至今六百余年已传十八代。林姓家谱开篇就说：“放林之始姓，乃殷比干长子文寔公封于林，遂以为姓。后世家传，今津门天妃宫天妃圣母既林姓，世世尊祀之”。世世尊祀，可以说是林姓祖训，既有此祖训，也便有了年年去天后宫祭祀天后娘娘的惯例。据林姓家谱中记载，至第六代林鹏翔，生有一子林增，一女无名，只在旁边标有小字“出家天妃宫，法名性宽”。
  这位法名性宽的林家女子，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冯高庄林姓家族的姑奶奶。据说性宽自幼常听老人说，天津卫天妃宫里的妈祖娘娘是林家祖上的姑奶奶，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受历代人民的尊崇，也为林姓家族增足了荣光。幼小时候的性宽注意到老人们每说至此总是眉飞色舞，显得非常荣耀，从此，性宽也在心里开始崇拜祖上的那位姑奶奶。长大后，性宽随大人去天妃宫祭扫。她发现有那么多善男信女向祖上的姑奶奶顶礼膜拜，真诚地烧香磕头，求子求寿求平安求天妃娘娘保佑。性宽觉得这位姑奶奶真是太伟大太重要了，肯定也非常忙。她突然萌发出家的念头，要在天妃宫里陪祖上的姑奶奶，帮她做普度众生的慈善事。父母虽说有些心疼舍不得，但林家人都大力支持，认为冯高庄林姓族群能出现这样一个有见识有大慈大悲善良之心的女子是冯高庄林姓的荣耀，非常难得。就这样，十几岁的女孩子便进入了天妃宫，师傅为她取名“性宽”。
  在冯高庄采访时，林姓家族第十五世孙林佐奎、林佐新都说，天妃娘娘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三，每到这一天，世世代代的林家人都派代表去天津卫的天妃宫去给娘娘过生日。冯高庄紧邻南运河东岸，乘船顺流而下很方便，到天津卫的三岔河口下船，也就到了天妃宫。林佐奎、林佐新都说，历代天妃宫的住持都认识天妃娘娘的娘家人。冯高庄的林家人一到，就会受到最高级别的礼遇，先把娘娘的娘家人请到楼上歇息品茶，然后用斋饭。在给娘娘祭祀前，要先请娘家人为娘娘掸尘净面，整理佛袍。这些活儿每年做一次，只有娘娘的娘家人才有资格为娘娘做整理佛袍、衣冠、净面的事。
  本次采访不虚此行，弄清了一个本来不是新闻的新闻事件。天妃娘娘、天后娘娘、妈祖娘娘、马祖娘娘其实都是一个人，于宋朝出生在福建莆田湄洲岛林姓家族的一个美少女，后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这件事其实谁都知道，然而，这位林姓家族神女是西青区辛口镇冯高庄林姓祖上的姑奶奶，却是知者寥寥。六百余年前，林家居然就被明朝永乐皇帝大移民移到了西青区南运河岸边的冯高庄，更加巧合的是盛行于东南沿海的妈祖文化和天妃宫早就来到了天津卫南运河与海河的交叉口。这样，冯高庄的林家就与天妃宫有了亲缘关系。大运河啊，大运河，你在历史上起到的巨大作用真是大得无与伦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通过你的躯体进行南北流动，促进了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发展与交融。若把你比作一条巨龙，北京当为龙头，杭州应是龙尾。林家人受永乐皇帝之命，或许就是从杭州沿龙尾北上，到西青区冯高庄落脚。千里万里，离乡背井，本是一件伤心悲凉的事，不想，运河下游不远处居然就有天妃宫，姑奶奶的神灵居然早就在这里落了户。这一消息，对冯高庄林姓始祖林广建来说，于608年前肯定是莫大的欣慰，再也不会感到孤单。
  
  津西民间文化调查
  冯立
  西青区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厚重的地方，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近年西青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掌故老人们年事渐高，西青的民间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有湮没之虞，保护西青的文化遗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从二〇〇四年七月开始，笔者用一年多的时间集中开展过一次以西青为主要范围的民间历史、文化调查。因为杨柳青年画、石府、赶大营历史等已得到人们的相当重视和挖掘保护，故调查不以此为主要对象；由于文化流传的缘故，此次调查的范围也不限于西青，而以津西为主。现因“寻根大运河”活动的开展，特把当年活动的情况作大致整理，作为活动的线索。
  当年那次调查得到了多位著名学者的关注和帮助。著名学者、民间文化研究的前辈李世瑜老先生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并亲自为我讲解了民间调查的重要方法——田野调查工作法。一些学者对津西民间文化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表示希望有机会能亲自到西青调查民间文化。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程歗教授对此次调查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台湾著名学者蒋竹山先生也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提供相关资料……
  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此次调查取得了一些成果。
  此次调查搜集到一些民间传说，了解到杨柳青的民间文化背景，了解到曾经的津西名胜，发现了民间文化的重要文物线索和一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间宝卷。
  此次调查了解到杨柳青著名的民间传奇人物于五爷与北京顺天保明寺的传承关系；了解了一些与于五爷密切相关的，历史上著名的西大乘教的情况；根据资料分析、推断了于五爷墓前普亮宝塔的文峰塔性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还发现了一座位于大卞庄的，保存完好的天地门堂口“同善堂”的遗址。这一遗址单从建筑学的角度讲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如果从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更具文化价值。
  此次调查了解到，原位于津西西门外的西大地曾是闻名全国的一处名胜。通过调查，发现了现已遗失的原位于西大地内的“羊祖碑”、“尹祖碑”的线索（具体下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目前仍未重光）。经有关专家确认，这两块石碑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另外发现，记载天津著名的西老公所历史的两块石碑现被收藏于红桥区吕祖堂内。通过调查，了解到位于杨柳青的邵二爷公地当年也是津西一处著名的胜地，原址就在现在的天津理工学院分院院内。了解到位于杨柳青镇十街的正安堂老公所遗址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在理”公所之一，也是“六方派”的祖庭，具有相当的历史文化价值。
  通过调查，发现了义和团运动与津西的重要联系。发现义和团运动的“总首领”王觉一、李来中曾经隐居在杨柳青。而且，王觉一并非象有关历史所写去世于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极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以杨柳青为基地隐居并伺机活动，这段历史如能好好挖掘将对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发现民间组织“在理”对津西民间文化的重要影响。发现包括林则徐、李鸿章、谭嗣同在内的众多历史名人曾经关注“在理”。了解到“在理”曾经对杨柳青年画一代宗师高桐轩的人生、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在理”的许多重要人物同时也是津西民间的传奇人物，如董来真、刘来纯、达来鼎、王来永、周瑞芝、侯奶奶、邵二爷都出自西青。通过调查，发现一份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在理”宝卷——《五圣度羊祖》，这一宝卷证明了杨柳青“在理”六方派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发现颇能反映杨柳青旧时民风和“在理”六方派对杨柳青绅商文化影响的重要文献《杨祖遗训》。
  调查中，还搜集到“羊来如六度杨柳青”、“尹来凤风雪福寿宫”、“董来真朝拜岐山”、“文大爷拾金不昧”等民间传说与故事。特别是，了解到一位曾经声闻几百里、备受百姓尊敬的，享寿一百一十四岁的道长李忠祥老人的事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日学者组成的调查团在独流调查近代华北农村社会时曾了解到一些有关这位老人的事迹，但是并不知道这位传播民间文化的老人就生活在西青，没有了解到老人的更详细情况。一些学者甚至引此为遗憾。
  通过调查，我深深地感到西青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与丰富。同时，我也深深感到个人肩膀太窄，实难以承担调查民间文化任务之重。我深切地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的民间文化及其历史，能够与我一同对我国的民间文化遗存加以挖掘与保护，使我们的家乡的文化遗迹得以永存世间。幸好，西青区组织了“寻根大运河”活动，对西青民间文化进行挖掘、研究和溯源。希望这一活动能达成我多年的心愿。
  从乾隆御笔到杨柳青界碑
  ——访书法大师刘紫蘅遗踪
  冯立
  寻根大运河采访团在搜集大运河沿岸与西青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时候，得知北京北海公园有杨柳青书法家的遗墨。于是，6月30日和7月1日，采访团两赴北海公园探寻，并采写了新闻《补写乾隆御笔的杨柳青人——刘紫蘅》。由此引出一段寻找杨柳青界碑的公案，同时也引出了我们对杨柳青走出的书法大师刘紫蘅的追访。
  乾隆爷禁苑留御笔 刘紫蘅京师补榜书
  北海公园位于北京市中心区，城内景山西侧，在故宫的西北面，与中海、南海合称三海。全园以北海为中心，面积约71公顷，水面占583市亩，陆地占480市亩。这里原是辽、金、元代离宫，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后辟为御苑，清朝乾隆时期对北海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奠定了此后的规模和格局。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
  众所周知，乾隆能诗会画，尤喜书法，工赵体，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在北海，乾隆也撰写了大量的碑文，题写了众多匾额。
  北海的主体建筑是白塔，塔下有乾隆御笔石碑塔山四面记。其中塔山南面记写道：过堆云坊即永安寺，殿曰法轮，殿后石磴拾级而升得稍平，道左右二亭曰引胜、曰涤霭，复因迥迭石中。仍拾级左右各为洞，玲珑窈窕，刻峭蓷崣，各极其致，盖即所谓移艮岳者也。穿洞而上适与拾级而上者平，洞之上，左右各有亭覆之，曰云依、曰意远。
  乾隆所说的这四个亭子位于白塔南面，楞伽洞之上的平台有两座，是四方亭；楞伽洞前面的平台有两座是六角亭。四方亭匾额为云依、意远，六角亭匾额为引胜、涤霭。
  1962年北海公园修缮。此时，意远亭上匾额朽坏不存。经北京市书法研究社秘书郑诵先推荐，北海公园请杨柳青人刘紫蘅仿乾隆笔迹补写“意远”二字。
  刘紫蘅，祖籍河北沧州于家桥，光绪三十年（1904）生于天津杨柳青镇。其父从沧州到杨柳青谋生，以卖带子为业，人称带子刘。后在估衣街西头、曹家胡同南口斜对面设义顺成百货线店，铺面两间，经营腿带、腰带、绒花、绢花、线袜以及洋广化妆用品。住家居于姜店胡同南头。刘紫蘅自幼酷爱书法，受业于杨柳青镇名宿王猩酋，初学欧柳，后工赵体。王猩酋认为他是可造之材，把他推荐给著名的金石学家、甲骨学家王襄。王襄不仅精于金石、甲骨研究，同时也是书法大家，解放后，天津市书法研究会成立，他任首任会长。在王襄的指点下，刘紫蘅临摹魏碑、李邕碑，书法功力日深。为了取得更大成就，他把家业交给长子刘世增、次子刘世荣打点，自己迁居天津市区，专心书法学习和研究。后来为进一步与书法界交流，刘紫蘅定居北京。1962年时他在书法上已经有相当造诣，在书法界已经很有名气，因此郑诵先先生才推荐他补写乾隆御笔匾额。
  说起匾额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匾额，有人又称为榜书。榜，古代称署，即宫殿匾额、门额或谓告示、张榜，皆用大字所书。因此，凡数寸至径丈之字皆可叫“榜书”。当然随着时间的迁移，后人也不一定将它用于书匾。但最初的榜书，确是用以题匾的。题写榜书与普通书法不同，康有为曾说：“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同；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
  另外，写榜书不仅要字大，其气象也要大，故不是随便的书法家就可以写的，需要有碑学的功底。而刘紫蘅恰恰是有深厚的碑学功底的，同时，他工于赵体，与乾隆一致，故是补写乾隆御笔的最佳人选。
  刘紫蘅果然不负众望，待写成后，其字神形兼备，与尚存之“云依”匾如出一人，在十几个参选的补字者中脱颖而出。其字遂镌刻为匾。刘紫蘅也自此在书法界名声更盛，求书者络绎不绝。
  采访团北海寻遗墨 地名碑杨青有珍闻
  2012年6月，刘紫蘅的家乡——天津市西青区组成“寻根大运河”采访团，要沿大运河寻觅西青历史文化之根源。6月30日，他们专门到北海，意欲瞻仰杨柳青走出的这位书法大师遗墨。这一天采访团的采访任务非常紧，全天安排了9个采访点。为了赶在公园关门前到达，他们连晚饭也顾不得吃了。赶到北海时已近20∶00，虽然北海公园仍然开放，但四方亭所在的永安寺、白塔区域已经关闭，虽然还能遥望看清东面亭子匾额上的“云依”二字，但西面有刘紫蘅遗墨的“意远”亭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同时，由于光线的缘故也无法拍摄。他们只好无功而返。
  7月1日一大早，他们再次来到北海，直奔白塔脚下。这次，两个亭子都看清楚了。亭子位于白塔之下，楞伽洞之上。从亭下平台仰望，亭子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其下怪石拥抱，回栏曲折，极尽清幽之趣。
  有团员提出，曾看到有资料说，刘紫蘅所题字不是意远，而是另一块匾。于是团员们对两匾细加研究。首先，有“云依”二字的匾比较旧，有古朴之感，而“意远”匾相对较新，故直观上“意远”应为后补。而刘紫蘅先生当年也曾在《北京晚报》撰文回忆为北海公园补匾之事，他曾明确说过补的是“意远”匾。
  北海公园，白塔之下，乾隆爷与大师“云依”、“意远”两匾合璧，把小山顶上云霭依依、意境深远之趣道尽。
  在瞻仰“意远”匾后的采访路上，采访团成员冯立提及刘紫蘅为杨柳青地名碑书字事。
  1987年，杨柳青镇政府设立地名碑，碑阴由杨柳青镇农民书法家郭丕丞书写，石碑造型设计和汉语拼音由区政协干部谢玉明承担。唯独碑阳“杨柳青”三个字无人书写。经过杨柳青的掌故老人王鸿逵先生推荐，镇政府派干部王家福携纸赴北京刘紫蘅家求字。其时，刘紫蘅已久未书字，又卧病在床。听到王家福的来意后，欣然接受请求。等数日后病情稍好，为地名碑书写了“杨柳青”三字。虽然病中，但其字迹道劲，功力尽现。
  刘先生写字后连连叫好。当时他的两个弟子在场，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们追随刘先生多年，从未见过他对自己的字说好。于是问为什么叫好。刘先生说，这个柳字写得好啊！并接着连连叫好。此时他颇显激动竟然后仰，幸好两个弟子扶住跌坐在椅中。他吩咐道，写字的这支笔不要洗了，用手攥干。他的弟子按照吩咐去攥笔。回来后，刘先生看了看说：不行，继续攥。弟子再攥后，刘先生说：挂上吧。弟子说：笔不洗会坏的。刘先生说：你们不懂，我这是封笔了！
  不到半月，刘先生病逝，终年84岁。他为家乡题写的“杨柳青”三字竟成了他的绝笔。
  文化局觅宝搜四处神秘客留言破难题
  刘紫蘅书字后，杨柳青镇共立地名碑四块，镇东南西北各一。东面公路口处石碑规格最高，为主。该碑通高3.6米，须弥座高90公分，上刻狮子、花朵；碑身高2米，宽90公分，厚50公分；碑顶采用传统民族样式盝顶。碑阳三个红色大字“杨柳青”即为刘紫蘅先生所书。其它三块石碑通高均为2米，普通碑座，无盝顶。
  由于采访团写稿需要，冯立便联系朋友到公路口为石碑拍照，以为素材。谁知，朋友告诉他，公路口的这块石碑在几年前公路拓宽时就不知下落了。这让冯立吃了一惊。当年费尽周折建成，如此大师撰写的石碑怎么就这么丢失了？于是，他跟采访团团长、区文化局副局长王明清说，这块石碑是西青的一宝啊！应该尽快找到，即使杨柳青镇不再需要标明地界，它的文化价值也足以在为杨柳青增添色。如果将来建设运河文化景观带，此石碑完全可以在空白处布点，成为一大文化的景观啊！
  王明清虽然不是杨柳青本地人，但热心历史文化保护。当他得知石碑下落不明后立即致电下属查问，并责令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地名碑。文化局的同志急忙四处搜寻，可是，除镇南、镇西的石碑仍在，镇东和镇北的地名碑都不知所踪。时隔几年，让他们到何处去找呢？这石碑的下落成了摆在文化局同志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正当文化局同志苦于不知地名碑下落之时，一位网友在冯立博客中透露此事的“寻根大运河”札记中留言说“此碑尚存”。这网友是谁？他怎么知道石碑的下落？这条留言让冯立颇感神秘。
  于是，冯立急忙通过博客询问，原来留言者是西青区综合执法局副政委李文彩，他的同事、执法局副局长刘英是刘紫蘅的孙女，她知道公路口地名碑的下落。
  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冯立急忙向李文彩要来刘英的电话，向她介绍了“寻根大运河”活动的情况，并告知希望找到并保护地名碑的想法。刘英说，地名碑已经寄存在区市容委仓库，她也希望文化部门能把石碑保护起来，让它为西青的文化事业发挥作用。
  于是，冯立又与王明清和西青报社联系，告知他们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在刘英的陪同下，西青报社、电视台的记者与冯立一起来到区市容委仓库，见到了杨柳青人久违的这块地名碑。所幸，石碑完好无损。
  原来，刘紫蘅共有六子一女，唯有次子刘世荣留居杨柳青，退休于轻机厂。随着年龄的增长，刘世荣越来越怀念自己的父亲。西青道拓宽，地名碑遗失后，他怅然若失。责令女儿刘英寻找。刘英几经周折终于得知，当时地名碑被废弃路边，区市容委的同志怕石碑污损，于是收入仓库。
  公路口的地名碑终于找到了，众多热爱文化的人在其中尽力。西青人的文化保护意识为我们保住了一宗文化瑰宝。
  岳飞后裔在西青
  晨曲
  1、话说岳家开
  京杭大运河进入天津市西青区的辛口镇，河西岸有个村庄叫岳家开。
  久闻岳家开大名，并听说村中岳姓是岳飞后代，但一直未知其详。此次对运河文化探源梳理，得以深入其中，不禁万分惊喜。因为，岳家开村的岳姓果然是岳飞的后代。英雄岳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华夏与日月同辉的永恒的民族精神符号，是国家的浩然正气之魂！因此，岳飞的后代久居在西青区，是西青区的光荣，更是辛口镇的光荣！
  作为北宋大军的统帅，岳飞在领导抗击侵略的120次战役中，几乎场场战役获胜，故人称常胜将军。然而，在南宋时期，昏君当朝，奸臣掌权，致使岳家满门英烈，成千古遗恨！后人珍惜和继承的是岳飞“抗击侵略”的爱国精神，这一精神必将被国人永久传承下去。
  大运河源远流长，岳飞忠骨被埋在运河南端杭州的西子湖畔，运河水如血脉通连，一直流淌到南运河北端的岳家开，滋养哺育着这里的岳氏后代。
  追根溯源，据姓氏学者考证，岳家得姓时间较早，是在4000年前的夏禹王时代，发祥地是山东泰山附近。因泰山被称泰岳，先祖又因官居于此，故取姓岳。但岳姓在数千年间子孙不繁，声迹不显，至岳飞才一飞冲天。
  岳飞先祖世代居泰山附近，至高祖父岳焕，因官位从山东东昌府聊城县迁入河南汤阴县。至岳飞父岳和，已改为务农。宋史《岳飞传》说，“其父和，力农。有耕侵其地者，割而与之；贯其财者，不责偿。能节食以济饥者……”可见岳飞之父岳和有地、有财，且为人敦厚，乐善好施。
  公元1124年，金兵入侵，宋高宗南逃临安（杭州）建都。是时，已经从军的岳飞也随军南下抗金。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升秉义郎。又多次率军打败金兵，升为镇抚使，后官阶屡升，军权大握。金兵屡败求和，岳飞反对议和，与士气高涨的官兵以“直抵黄龙府”口号相激励，发誓收复河山，彻底打败侵略者。后遭奸臣秦桧与昏君的陷害，他悲愤地呼号：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飞留下永传后世的诗篇《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诗词慷慨激昂，曾经激励过世代国人，尤其是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岳飞的诗词一次又一次发挥过巨大作用，为抗击侵略的救亡运动做出了长久贡献。
  1142年，岳飞和长子岳云被害后，家人被流放到广南。岳飞四子岳震和五子岳霆尚年幼，被偷偷藏匿湖北黄梅改姓鄂。20年后，宋高宗死，宋孝宗继位，岳飞冤案得以昭雪，但子孙已逃难般散居大江南北各地。后陆续有几支返回祖籍河南汤阴，岳飞第五子岳霆是回故乡的其中一支。
  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树岳飞爱国英烈形象，将其列入历史名臣之一，追封为晋国大帝，与关羽同庙，接受人们的参拜祭祀。后来又赐“精忠庙”，为岳飞单设庙宇，供人们缅怀，同时也为岳飞后裔创造了入仕途的契机。那时，岳飞后裔入文武两科仕途的大有人在。岳飞第五子岳霆的第十一世孙岳通曾任应天府南京总兵。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岳通奉上谕也率军屯居静海，拱卫北京。
  那时，岳通的家眷随军迁居静海县大瓦头。至第三代时，其孙子辈中叫岳璟者，来到现在的西青区辛口镇境内南运河西岸边的大沙沃附近建岳家开、岳家园两处庄园。从此，岳飞后裔一支在西青区辛口镇的岳家开繁衍生息。
  2、义修法藏寺
  岳璟为岳飞第十三世孙。岳璟禀膳生，中书舍人（与秘书、公务员等同），从七品官阶，月享粮7担。
  岳璟为辛口镇岳家开村始迁祖，其后代由明至清中期一直受皇封，官职不大，多为五品以下。《岳飞家史考》资料显示，正五品官（奉政大夫）6人，从五品（奉直大夫）8人，正六品（承德郎）2人，正七品（文林郎）5人，八品（修职郎），九品（登士郎）等总计有品位者86人。
  此次去岳家开采访，发现一块半截断裂墓碑。碑文上书“万古流芳”，右书“崇祯拾叁年秋月吉日立”，可知此碑是1624年立，至今已有386年的历史。断碑左上方刻有“重建买石碑者九世孙岳善同十世孙岳永龄”。查岳家家谱方知，岳永龄，字静庵，太学生，赐正八品衔，例授修职郎。其父岳廷珍，太学生，例封正六品承德郎，赐封儒林郎，晋封正五品奉政大夫。岳善同无授封。因石碑的下半部丢失，无法知道碑上所记的全部内容。
  辛口镇千尊玉佛寺院内存放着一块“重修法藏寺”碑，看碑文记载可知，岳家开与大沙沃两村之间曾经有一座古寺，名“法藏寺”。碑文记载：“静海去北三十里许地名沙窝村有寺曰法藏者始创者（陈）隋间历年以来岁降荒旱兵火相仍其口口诸像曰浸倾圯剥落无存弘治（明·1503）十五年间有本村信士岳姓讳鸾者覩寺之基趾而慨叹之遂出口口口住持曰佛宝者师其本村父老计公工若干构殿庑（东、西、南房）功未毕而公忽殡天矣其后子讳岐者痛先人之惠口口遂与住持法翠復师前之父老协心修葺绘塑佛像其昔日之殿宇巍峨者復涣然矣（肆）正德（明·1518）戊寅岐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前人之重修而慨夫规矩之太挟也遂出谷粟若干亦本村父老口口工于此营建东西两廊钟楼各于两侧旁又建禅室三间至是其殿廊基榭口高相映深远弘敞其住山法亮又移来奇花异木恠（怪）石流泉日增蕃衍骚人墨客老夫稚子不时游赏或汲泉煮茗口（以）滌尘俗或吟咏性情口忘却抑郁迄今以为盛慨矣夫如是则匪徒今日落成之私庆其后先诸君肇始（开始）口远之意亦得以尝（償）其硕而寺中享祀诸神袛亦于不拨矣嘉靖三年（1525）春三月本村岳君曰信曰钺曰珮曰仲华者口寺之颠末属余为文用刊诸珉（玉石）以发月识余久羁官邸心志匪（非）宁固辞林护第直述甚概如右若夫异端口世儒纷口自有定议矣余乌乎口大明嘉靖三年发次甲申孟夏吉旦立。”
  明弘治十五年是公元1503年，岳家开的岳鸾发起重建法藏寺，遗憾的是功未成身先死。其子岳岐继承父志，继续发动父老协力修造，于1518年功成。用15年的辛劳重建法藏寺，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新建的法藏寺殿宇巍峨，焕然一新，有东西两廊，有钟楼，有禅室，有奇花、异木、怪石、流泉。法藏寺引来诸多文人墨客观光游赏，或汲泉煮茗，或吟诗歌咏，成为运河岸边绝佳一时的佛教胜地。
  3、拒攀高枝以避祸
  据岳氏家谱记载，六世祖岳之岐于康熙年间奉天津总兵岳钟琪函召，欲序认宗族。岳之岐带族谱及岳武穆王像前往天津总兵署。祖母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人追赶岳之岐，不让他与岳钟琪序认宗谱，理由是岳钟琪官高权重，一旦在官场有风波，岳家开一族定要俱受牵累，历史悲剧重演。岂知，岳钟琪情挚意恳，非常想认祖归宗，位列岳飞后裔名下，又驾巨舟，亲自沿运河而上，到岳家开登门造访。岳氏祖母如临大敌，严令家人足不出户，紧闭宅门，就是不见。岳钟琪身为总兵，屈就于船上数日，见岳家人心钢志铁，态度坚决，只好作罢。到雍正年间，岳钟琪果然出了大事，兵权被夺，人被下狱。岳家开的岳姓后代们这才真实感受到老祖母英明决断给岳姓带来的好处。
  岳氏家谱中说，此事确凿有据，家乡父老做为谈资代代相传。
  岳氏坟茔在运河西岸，占地60亩，在岳家开村东南。坟茔中墓碑很多，但因运河屡经溃堤，坟茔已被泥沙淤积掩埋于地下，也有一部分墓碑见天日后在文革中被砸毁。
  在明清两代，岳家开的岳氏族人一直是受皇封的，世代承袭。看岳氏家谱可知，代代都有“恩授登仕郎”（九品）、“例授修职郎”（八品）、“例授奉政大夫”（五品）等官职。虽然官职不显要，但皇上对岳家是世世代代恩授、例封的。
  现在，岳家开人正考虑筹建岳家祠堂。岳家祠堂一旦建成，里面供奉起岳武穆像，不仅岳家人能参拜，也可供大众瞻仰参拜。因为，岳飞是岳家的祖先，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魂，中国人都需要他，希望能供奉他，敬仰他！如果将来大运河能够通水通航，辛口镇内的运河岸边有岳家祠堂或者有一座岳王庙，那将会是很有意义的一道风景，一个很有价值的旅游景点。
  采访李志义的新发现
  晨曲
  李志义老师今年79岁，是李志连的二哥。
  解放天津那年，李志义18岁，当时正在杨柳青文昌阁内的师范学校上学。因解放天津的战役要打响，学校被迫停课。李志义在此之前已经因病离校，回到东桑园现在的中心街36号院他的家，经历了解放军进入杨柳青地区的整个过程。
  李志义家住过解放军先头部队的战士，也安置过天津城防区过来的难民。国民党为了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在城防地带大量扒民房，制造开阔地。房屋被扒的百姓不予安置，将他们赶出城，把包袱扔给解放军。
  李志义家还住过汽车连。杨柳青被解放军攻占后，卫生员乘坐汽车去杨柳青，李志义也跟了去。他印象最深的是看见杨柳青运河上的中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军队修建的地堡，已经被解放军摧毁。地堡上竟铺盖着很多杨柳青年画画版，画版已经被战争的硝烟毁坏。李志义喜爱年画，因此看着毁掉的那些画版非常心疼。
  汽车连的战士们跟李志义混得很热乎，热乎到教他开汽车。
  李志义说从当官的到战士，他们都非常亲切，非常友好，就是要求太严格，家里的人出去要跟着警卫员，就连他去柴禾园子倒泔水梢，去运河边饮骡子，都有两个警卫员跟着。设的岗哨也很多，胡同口和大门口不算，院子里就有八个哨兵，正房门口，两个窗户下，东厢房门口各有两个哨兵站岗。
  虽说是戒备森严，刘亚楼司令员闲暇时也喊李志义的父亲到院子里唠嗑，说些家常。有时给骡子铡草，官兵们都抢着干。有一次部队包饺子，也送给李家人吃。李志义的母亲把自家腌制的，上两次驻军没吃完的小萝卜、小黄瓜拿出送给官兵们吃。官兵们吃着小米饭，嚼着一咬嘎嘣脆的小萝卜，直喊香。李志义的父亲还端一大碗鸡蛋送给刘亚楼司令员，但刘亚楼没吃，临走时鸡蛋还在炕上放着。
  李志义记的很清楚，从胡同里引来很多电话线，通过墙头上房，又从西间屋的烟囱根下来，通过西窗户进入刘亚楼住的西屋。西屋的墙上就挂着电话。
  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响了一天一夜后，1月15日清晨，刘亚楼告诉李志义全家天津已经解放了，说你们是知道这一消息最早的人，然后，便与他们告别了，匆匆去处理接管天津大都市的更重要的任务。
  李志义赶紧去正房西屋看看，发现父亲送给刘亚楼的鸡蛋还在炕上放着。再有便是在座钟上发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彪司令员收”。李志义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攻打天津的是东北第四野战军，是林彪的队伍。这位“团长”有资格直接给林彪写信吗？已经上师范学校的李志义明白，显然不可能，这位“团长”肯定是个大官！他急忙去追撤出的官兵，正好遇上有一个干部回来。李志义把信递给了他，那位干部很严肃，脸色煞白。显然这封信很重要，让他们丢下了。
  部队撤出后，村干部才把刚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说李家住的是天津战役的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村民们一听，都万分惊喜，也感到无比骄傲！李家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陈洪绶于杨柳青舟中作《饮酒读书图》孔尚任作四段题跋
  朱国成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他以创作戏曲《桃花扇》剧本而闻名于世。
  孔尚任写杨柳青的诗
  在杨柳青南运河畔的诗碑廊，有孔尚任《津门极望》一首。诗曰：
  津门极望气蒙蒙，泛地浮天海势东。
  昏到晓时星有数，水连山外国无穷。
  柳当驿馆门前翠，花在鱼盐队里红。
  却教楼台停鼓吹，迎潮落下半帆风。
  陈洪绶在杨柳青舟中作《饮酒读书图》
  此“饮酒读书图”，非初名。卷上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北平翁方纲的题端，作“痛饮读骚”，而孔东塘题跋，是为“饮酒读骚图”。
  此画是陈老莲在明崇祯十六年南归途次，写于杨柳青舟中的，为设色绢本。写一高士饮酒读骚，画面为斜向构图，布局奇特，着墨不多而神思特出。孔东塘《享金簿》中，对此也曾有记录，云：“陈章候人物一轴，乌帽朱衣，坐对书卷，手持把杯，盖《饮酒读骚图》也。瓶插梅花竹叶，皆清劲。题云：‘老莲洪绶写于杨柳青舟中，时癸未孟秋。’乃避乱南下时作也。言之慨然。”
  所谓“避乱南下”，从字面看，似避战乱。然从其经历看，存有疑点。
  陈洪绶（1598～1652年）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汉族，绍兴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年少师事刘宗周，补生员，后乡试不中，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以卖画为生，死因说法不一。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与顺天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人谓“明三百年无此笔墨”。陈洪绶去世后，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堪称一代宗师，名作《九歌》、《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版刻传世，工诗善书，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等作品集。
  陈洪绶祖上为官宦世家，至其父家道中落。出生前，有道人给他父亲陈于朝一枚莲子，说“食此，得宁馨儿当如此莲”。陈洪绶出生后，小名即为莲子（晚号老莲），谱名则为洪绶，一名胥岸，字章侯。
  陈洪绶幼年即喜绘画，不满二十岁时，祖父与母亲去世，他哥哥一心想鲸吞家产，陈洪绶就将自己的一份拱手相让，离家出走，客居绍兴。
  在绍兴师从著名学者刘宗周，深受其人品学识影响。崇祯十二年（1639）到北京宦游，与周亮工过从甚密。后以捐赀入国子监，召为舍人，奉命临摹历代帝王像。由于目睹政权的腐败，当崇祯帝任命他为内廷供奉宫廷画家时，他抗命不就。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南归隐居绍兴。明朝覆没后，清兵入浙东，陈洪绶避难绍兴云门寺，削发为僧，自称悔僧、云门僧，改号悔迟、老迟，曾自云：“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一年后还俗，晚年学佛参禅，在绍兴、杭州等地鬻画为业。
  史载：“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2月13日，刘宗周受谴离京，赋诗赠别。三四月间，召为舍人，使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画，艺事益进。与顺天崔子忠齐名，时称“南陈北崔”。后被命为内廷供奉，不拜。此时名声蜚然，公卿均以识面为荣，得其片纸，珍若圭璧。七月，接家书，遂慨然离京。在天津杨柳青舟中作《饮酒读骚图》。至扬州，娶胡净为妾。”
  津门诗人佟蔗村资助《桃花扇》刻版印行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
  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史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六十一岁。因津门诗人佟蔗村资助，《桃花扇》刻版印行。”
  天津诗人佟蔗村资助孔尚任刊刻《桃花扇》一节，王惜伟曾有文详述。
  在孔尚任《桃花扇》原本前，有“云亭山人”漫题之“本末”一节，云：“津门佟蔗村者，诗人也。与粤东屈翁山善。翁山之遗孤，育于其家，佟为谋婚产，无异己子，世多义之。薄游东鲁，过予舍，索钞本读之，纔数行，击节叫绝！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计其竣工也，尚难于百里之半，灾梨真非易事也。”
  由此可见，《桃花扇》的刊刻出版，得到了天津诗人佟蔗村的倾囊相助。
  “云亭山人”系孔尚任的别号。
  孔尚任与天津的佟蔗村和查为仁私交甚好，曾来津到佟氏之“艳雪楼”与查氏之“水西庄”客居，并与津门诗人、名士吟咏唱和，讨论传奇创作，互为知己。
  孔尚任罢官回到曲阜石门山老家的六、七年后，遇到津门诗友佟蔗村来访，此时，孔已生活拮据，难以刊刻《桃花扇》。佟氏在孔家索读了《桃花扇》，不仅击节叫绝，遂决定出囊资助孔尚任刻印此书，因在游历中，囊中仅有五十金，佟氏倾其所有，交付刻工刊刻。有了佟氏的资助，《桃花扇》这部传奇奇书才得以问世。
  天津红桥区有“佟家楼”，与著名的“水西庄”隔运河相望。“佟家楼”是私家园林，是佟鋐的居所。佟鋐字蔗村。“佟家楼”本来叫做“浣花村”，俗称做“佟家楼”。“浣花村”内最著名的就是“艳雪楼”，为当时津门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还是大江南北风流名士经常造访的场所，因此风靡一时。
  佟蔗村一族在清朝初期贵极一时，一门出过皇后、国舅、宰执等多位皇亲贵戚，当时有“佟半朝”的称号。雍正朝著名的权臣隆科多，就是佟家另一支嫡派子孙。到了雍正五年十月，因皇室继承权斗争，雍正帝下令查抄了佟氏隆科多家族，佟鋐一族也受到牵连。
  佟鋐遭此变故，遂无意仕途，他拒绝了朝廷委派的国子监通判职务，移家至天津，购买土地，构建私家园林，“浣花村”因此与“水西庄”一起，成为雍正、乾隆年间津门一处风雅场所。佟氏遂隐居在运河之滨，成为布衣才子。
  佟氏为人仗义，好交游。清初的著名文人孔尚任、屈大钧等都曾是佟家坐上客。屈大钧，字翁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屈病殁后，佟氏收养其子，视为己出，还为其谋得婚产，由此可见佟氏之为人。
  孔尚任也是侠义之士，得这些好友资助后，不忘这些旧友的情谊，即在其书题跋中，专门提到佟氏游历到山东，在孔尚任家做客，见其窘迫，遂出资为孔尚任刊刻《桃花扇传奇》一节。有了孔氏的这段文字，《桃花扇》刊刻发行的情节才得以知晓天下，而天津诗人佟鋐为昆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由此被人得知。
  三巨擘合璧《饮酒读书图》
  陈洪绶于杨柳青舟中作《饮酒读书图》。
  孔尚任作四段题跋：
  一、别故园兄弟七度重阳矣！乙丑在京邸，至次日方想起。丙寅在甓社湖堤马背上，与李季霖言及今日是节。丁卯在兴化海光楼，同家樵岚、吕长在小饮，看尚以朋画菊。戊辰在扬州梅花岭，招诸同社约二十余人，文酒笙歌，极一日之欢。时邓孝威得句云：谁能马鬣无深感，蔓草斜阳首重回。同行者俱为凄然。己巳在扬州园次，邀登禅智寺，和坡公壁上诗。旧游诸君俱在而孝威已为古人，因酹酒吊之。日抵暮，俞锦泉以画舫来迎，携家姬一部缓歌低吹，载月入城。庚午还都，步上琉璃窑，稍应登高故事，解杖头钱买得老莲此画。今年今日又是重阳，不知何以消遣。光阴迅疾，白须日新，对画上人只增感慨耳！康熙辛未重九日，孔尚任跋。
  二、白发萧骚一卷书，年年归兴说樵渔。驱愁无法穷难送，又与先生度岁除。炉添商陆火如霞，供得江梅已着花，手把深杯须烂醉，分明守岁阿戎家。此老在余榻前晨昏相对且三年矣，今夕童子扫舍，欲以新画易之，余不忍也，仍留守岁，并赠以诗。康熙癸酉除夜，东塘任题。
  三、辛未跋此画后，又七度重阳矣！景事模糊，不复记忆，其客况可知也。今岁己卯，重付装潢，落成之日，又值重阳登高，宾客多旧游者，览物兴怀，盖不知涕泗何从耳。
  四、岁己卯重装此画，又九历重阳。庚辰罢政，淹留三年，从游多燕赵悲歌之士，亦不记落帽何所矣。
  癸未在乡园，携子侄辈登鲁南城，甲申登鲁北城。乙酉、丙戌两登大庭之库，丁亥行邯郸道上，与佃野弟稍憩黄梁梦处。今年戊子，予花甲一周，贫病且甚于昔年，黄花糕酒具费拮据，尚未卜登临之地，兀坐空堂，郁郁书此。
  此外，这幅画上还有翁覃溪的题款，除“痛饮读骚”四个字之外，还有“辛亥十月，北平翁方纲观”数字。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直隶大兴人（今北京），是著名的文学家、金石学家和书法家。覃溪精于鉴别，当时流传的法书名迹，都以曾得他的题跋为荣。在覃溪的《复初斋诗集》卷四十三中，就收有覃溪为孔尚任所藏此画而作的两首诗，名为《陈章侯痛饮读骚图》二首，诗云：
  世说高华推孝伯，
  写生赖古属周郎。
  忽雷海雨江风思，
  底事相关孔岸堂。
  扣角商歌碎唾壶，
  湘江涛卷百千觚。
  山阴试共萧家笔，
  对写天皇古画图。
  诗题下有自注云：（此画）孔东塘旧藏者，东塘题数段于轴。
  “北冥剑人”阎道生在杨柳青卖画
  朱国成
  “北冥剑人”阎道生
  阎道生就读湖北武备学堂，术科很优秀，精于军事，是武备生里的佼佼者。但因厌恶仕途，弃学归津。1912年，阎道生参加了“天津中华武士会”，辅佐李存义、继掌门李星阶做文字工作多年，乃文乃武，德艺双馨，是民国时期天津武林的重要人物。天津提学使司学务公所在河北公园内，1912年中华武士会成立，阎道生就成为本部第一班的学员。
  随从李存义十余年，“习形意，十余年来尤笃爱剑，所好头合剑、二合剑、八卦剑、龙形剑、三十六剑、连环剑、十剑以及十三剑法皆精妙，有心得。”（民国23年《静海县志》）。
  李存义推荐阎道生跟李瑞东先生学习太极剑法，阎道生对剑情有独钟，执着地研究剑法，被号“北冥剑人”。
  李存义先生在中华武士会期间口述了大量的武学知识、技艺，大多都是由阎道生记录、编纂。李存义先生的代表作《拳术教范》等，就是阎道生整理的。韩慕侠痛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李存义带阎道生一同赴京助擂。阎道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华武士会。他寓津二十余年，大部分时间活跃在武术界，身居武林，傲视画坛。他利用自己在绘画界的名望，不断为武士会捐赠画款，筹集资金，民国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和《静海县志》描述他：“襄办中华武士会，有终焉之志”，“中华武士会矗立十余年之久，经劫不稍颓者，至阳与有力焉。”
  “改良年画”主力阎道生
  阎道生自幼随父读书习字，颇喜书画，著名书画家，20世纪早期，阎道生曾受聘直隶教育图书局、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绘制教科书插图，并曾担任《民约报》画刊编辑以及参与年画改良等艺术活动。
  民国初年，直隶（河北）巡按使公署天津教育司社会科对年画进行改良，旨在辅助社会教育，破除陈旧陋习，革去社会恶习，遂对天津杨柳青年画进行了考察，并在天津以彩色石印法印制了一批“改良年画”。
  其中，阎道生是改良年画的主力画家和助推手，清末民初，文人对年画等通俗作品是不屑一顾的，但阎道生却力排众议，放弃文人的清高，关注民间疾苦，引领了年画的改良潮流，并亲绘了辛亥革命后天津美术界的第一幅欢呼民主、庆祝共和的作品。他把天津旧年画里习惯表现的一些陈旧迷信的内容改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宣传团结互助、立志爱国、破除迷信等新思想、新观念，使天津改良年画生机勃勃，成为天津新文化的一个亮点。
  2012年1月18日，由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河北省霸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联合主办的阎道生文学艺术讨论会，在天津市举行。津、京、冀三地的专家学者和阎道生亲友代表近50人参加会议。
  与会者围绕阎道生在传统绘画、改良年画、书法、武术、教育、慈善、昆曲等方面成就和贡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两个阎道生，其实是一个人
  阎道生（1884—1962），字子阳，以字行，中年易字至阳，号阅庐，别号阎仲子、北溟剑士。河北霸州市扬芬港村（原属河北静海县）人，直隶提学使司画师。
  12岁在天津杨柳青卖画，19岁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肄业后长期寓津作画，在天津提学使司从事绘画教育，潜心研究绘画、书法、诗词，是驰名津沽的绘画大家。他拜李存义为师习武，襄办天津中华武士会。习形意拳法，尤笃剑术。
  1909年受聘于直隶教育图书局、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绘制教科书插图，1912年兼任《民约报》画刊编辑，1912至1915年在直隶学务公所社会科从事改良年画工作，任主笔，编绘教育画报多种。1916年执教于天津中华武士会。1921年参办天津书画慈善会，致力于慈善事业。曾创立阅庐教育基金，在家乡捐资办校。“七·七事变”后归隐田园，生活于兵燹战火、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中，声名渐微。
  生前出版《新修身》（教科书插图）、《书法指南》、《阎子阳画册》（日本版）及大量武学图谱等。其画宗海派任伯年，以写意为主，兼用工笔，精工人物，亦善山水、花卉，各种题材都涉猎，格调超逸，二三十年代独步津门画坛，为近现代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
  田连元习武杨柳青
  冯立
  田连元是当代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他表演的《杨家将》、《海瑞传奇》、《血溅津门》等脍炙人口。他和他的评述表演艺术也早为西青人所熟悉。可是，你知道吗？田连元其实早就与西青结缘了，他不但曾在这块热土上说过评书，还曾在杨柳青拜师习武。我们是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得知这一珍闻的。欣喜之余，我们不禁感叹西青文化底蕴之厚，感叹运河带给西青的文化交流之利。
  杨柳青是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这里不但是重要的物资周转站，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枢纽。评书艺术就颇具代表性。上世纪30年代，小小的杨柳青曾有专门的书馆——盛友书馆，可见评书艺术之盛。到解放初，杨柳青还有三个说书场子。分别是坐落于七街“三不管”的金家书场、李家书场和坐落于十一街药王庙大街北头的陶家书场。本镇的评书演员杜庆云（艺名杜庆）、廉金波等常在此献艺，著名鼓书艺人骆玉笙、王毓宝等也常来杨柳青演出。
  1958年，田连元到杨柳青说书。此前，他的表演得不到观众认可，“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他曾几次试图转行。在杨柳青演出是说“灯花儿”场，也就是正式晚场之前的一个小时时间，也是人们的晚饭时间。晚饭吃得早的便可以出来听书。可是，没想到这个“灯花儿”场说得很红火。每天能有四五十人听他说书。于是他有了精神，观众席中也有了效果，时有笑声出现。尤其是正式晚场演员一登台而听“灯花儿”场的观众竟有十几位离座而去的时候，田连元感觉遇到了知音，开始有了自信。从此，他在评书艺术上的路才越走越远。
  杨柳青给田连元的不仅是自信，印在他心里的还有一段习武的经历。在2011年出版的《田连元自传》中，他记述了自己在杨柳青习武的经历。
  田连元说，他17岁在杨柳青说书时，其父通过朋友介绍他去拜见了杨柳青的著名武师岳家霖。在田连元眼里，岳家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从相貌到种种传闻，让田连元对这位老师从心底里肃然起敬。据田连元讲，当时岳家霖看上去不到40岁，面色黝黑，一只眼睛似乎有点斜，据说这是年轻时练油锤灌顶练的。而一人一枪独挡十几名来犯者的事迹更是让岳家霖盛名远扬。
  自从结识岳家霖后，田连元便勤奋习武。他每天早晨到公园（作者按：即杨柳青花园，位于镇北，后定名人民公园，1956年建劳动人民俱乐部，但杨柳青人一般仍称其为花园）练功，晚上到岳家霖处学武，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下雨时不能在院子里练就在屋里听老师讲。岳家霖还专门传授了田连元护手钩的练法。而田连元更是钟情于岳家霖的绝技——左把枪。但岳家霖说：“你连‘正把枪’都不会，怎么会‘左把枪’？有人说‘左把枪’是因为我是左撇子，其实不是。‘左把枪’是另一种枪术。它因为持枪手法不同，会使对方感到别扭，又因为招数变化，会使对方应对困难。但你得先学会‘正把枪’，然后才能练‘左把枪’。”田连元明白岳老师这是要教他枪法了，他非常兴奋。可是，正当此时，一盆冷水浇水到他头上，他们就要“开穴”（换地方演出）去胜芳了。第二天，田连元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岳家霖。岳家霖感叹道：“看来，枪你是练不了啦，从今天起，我给你喂招儿。”原来，武术只学习套路就不能实战，如同广播体操，必须把招式拆开使用，这也叫散打。练散打必须有人喂招。此后连续两天岳家霖给田连元喂招，教他如何防御、进攻。临别时，岳家霖把一本《少林七十二艺练法》送给田连元。这种书当时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应该是解放前所买，是岳家霖的珍贵藏书。
  此后，田连元辗转各地说书，失去了与杨柳青岳家霖武师的联系。四十多年后，他随中央电视台一个剧组去静海路过杨柳青曾问起岳家霖，但无人知晓。他在《田连元自传》中说：“按年代推算，他应该是九十来岁的人了，他还在否？一份思念，久久……久久……”
  如今，田连元先生或许不会再遗憾了，因为我们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已经了解到岳家霖先生的情况。
  岳家霖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杨柳青风云老会的第三任“会头”，其武艺属于另一运河重镇临清发源的潭腿门。岳家霖热爱武术，弟子众多。民国14年，岳家霖参加天津武术比赛，曾以‘左把枪’获得枪术表演第一名。岳家霖还有一手绝技就是梅花拳。据知情人讲，岳家霖一趟梅花拳打下来，地上的脚印会形成朵朵梅花。在岳家霖担任会头期间，杨柳青风云老会人丁空前兴旺。其弟子刘宝树，1953年代表天津武术队参加了全国民族运动会，与搭档任俊峰创编合作表演的“醉汉擒猴”对练套路获得“金质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受到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高度赞扬和鼓励。孙家树、李梦海等弟子也都继承了岳先生的武风，成为武林骄子。
  岳家霖老先生于1971年去世，享年73岁。但杨柳青的尚武之风犹在。2010年12月31日，在第四代弟子李家胜的操持下，杨柳青风云老会恢复活动并重新冠名为“杨柳青盛兴风云老会”，意在使风云老会重新兴盛起来。启动仪式上，风云弟子重聚首，为风云老会的兴盛再图新篇。或许，田连元看到这个消息会感到欣慰吧？希望我们的“寻根大运河”活动能让田连元先生与杨柳青的风云老会再续前缘，在运河古镇杨柳青再谱文化传承的新篇。
  “大跃进”时期杨柳青公社搬运大队技术革新运动
  李刚
  1958年，全国工农业进入全面大跃进时期，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整个社会“大跃进”空气逐渐膨胀起来，同时，在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各个部门，也同样奋起直追，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大跃进”运动当中。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不断深入发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成为当时的一个相当尖锐突出生产矛盾。为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开展以改革工具为中心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已势在必行。
  杨柳青镇自古以来便是著名的水旱码头，扼天津通往河北省腹地要冲。杨柳青镇解放后，将原镇脚行工会改为中国搬运工会杨柳青第一分会，会址设在镇内某水局内，其搬运工人工资定为计件分成制。新中国成立后，该镇货物运输除负责天津专区物资吞吐外，还承担霸县、文安、永清、安次、武清、大城等天津专区所辖各县物资到发任务。由此，杨柳青镇成为河北省东部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自1950年开始，天津专区在杨柳青镇相继建立棉麻、木材、石油、煤炭、食品、花纱布等商业公司，导致杨柳青镇货物运输量陡增。
  1958年9月，静海县杨柳青人民公社成立，旋中国搬运工会杨柳青第一分会改称杨柳青搬运大队，隶属公社公交部，有搬运工人820人，主要承担铁路装卸任务。随即而到的“大炼钢铁”运动，原天津专区所属部分县所需的煤炭及铁矿石等物资，皆经杨柳青到发。在一般情况之下，每月要负担约30万吨物资搬运任务，每人每天要承担15吨左右的物资搬运工作。因人少货多，即使加班加点，也时常发生物资运转滞塞积压的现象，影响各县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搬运还是全靠拼体力，仍停留在肩挑背扛原始状态。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之下，搬运大队党支部及时总结和分析了工人们思想状况，首先发动全体职工就革新工具问题展开鸣放、辩论，提高了全体职工的思想认识。党支部号召广大职工开动脑筋，克服各种困难，群策群力，迅速掀起革新工具的热潮。职工安万元苦干三昼夜，终于将自己设计的电力粮食输送机制造成功了，经过试验效果良好，比人工装卸提高功效12倍。搬运大队党支部立即召开现场会议，予以鼓励和表彰。由此以来，一个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运动开展起来，新的奇迹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了。职工岳玉成创造出手推刷桶机，以前用人工每人每天只能刷5个桶，使用手推刷桶机每人每天能刷30个桶，提高功效6倍。职工郝德平创造出来的“运转车”，获得全国工具改革三等奖。以彭兆元为首的5名共青团员利用旧工具办起一个小铁木厂，车队一般的工具与机械坏了，小铁木厂都能修理。他们还制造出来码头木溜装煤机和53辆滚珠轴承小推车，既省力又提高了工效。由原来每人一天上船装煤15吨提高到45吨，从而实现了码头装卸半机械化。
  新的创举一件一件地出现，激励着全体职工的干劲，同时也启发了炊事人员的创造精神。搬运大队的职工食堂最多时有大约1000人在此就餐，虽然有20多名炊事员，但因吃饭的人多，往往影响职工干部正常进餐，造成正常的工作时间出现延误。炊事人员在岳玉成师傅的协助下，土洋结合，制作出来和面机、切菜机。和面机每小时就能和好25公斤面粉，降低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
  搬运大队的广大职工干部，在革新工具运动中发扬了勤学苦练精神，找师访友，到处求教。职工安万元在研制粮食输送机时，遇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工艺问题，某些零配件自己加工不了。他就到地区动力机厂虚心拜师学艺，终于感动了贾佩山师傅，这样贾师傅就利用业余时间帮他加工了一些零配件。粮食输送机在开始使用中经常出现小毛病，安万元又到面粉加工厂请技师田池清师傅讲解输送粮食动力原理，帮助解决粮食输送机在运行当中出现的技术故障。搬运大队领导还有计划地组织职工到天津、北京等地的技术革新展览会参观、学习，这样既丰富了广大职工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职工对改革工具的热情和信心。
  为进一步发扬职工的协作精神，为使技术革新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搬运大队以党支部为核心，选拔了技术革新中的积极分子共250人组成一个技术研究会，并划分成14个研究小组，发挥了集体研究，共同创造，将独创精神和群众智慧相结合起来。有些技术问题一个人解决不了，通过研究所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就很容易迎刃而解，因而也增强了职工们集体主义观念，促使技术革新运动能够蓬勃发展。搬运大队各级领导及时帮助职工解决在技术革新所需的各种物资，只要能够及时解决的，就想方设法及时解决。有些职工怕试制的一些工具或机械不成功，在领导和群众面前丢脸，在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些潜伏在某些职工头脑中的思想顾虑很快得到消除。职工只连和在试制“定中运转机”时，一次未能试车成功，产生了顾虑，不敢再研制下去。党支部发现后，及时给予启发和鼓励，并且指定专人进行协助，并解决了物料问题。只连和重新组装、试车，苦战六昼夜，终于试制成功了定中运转机。
  搬运大队的广大职工干部解放思想，打破保守，发扬敢想敢干大胆创新精神。在1958年10月至1959年9月，短短的11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装卸搬运等新式工具100余件，其中较大型的有转运车、粮食输送机、手摇起重机等67件。这些经过技术革新加工的新式工具、机械一般的提高工作效率3倍以上，甚至有的高达14倍。例如过去24小时工作量，如今4小时便可以完成。从此杨柳青镇的车站、码头再没有出现货物积压的现象。对于支援当时河北省一些县的工业、农业生产，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技术革新运动，经过不懈努力研制出一批较比先进的生产机械、生产工具，然而其中一部分缺乏实用价值与推广价值，导致浪费了人力与物力。自1960年10月开始，党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进行全面调整，这种所谓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热潮开始全面降温。
  《汪宦墓志铭》辨析
  李刚
  何谓“墓志铭”，严格地讲“墓志铭”其实是两部分，即“志”与“铭”。“志”是记述部分，记载墓主人生平梗概，镌刻的内容有官衔、姓氏、世系宗支、生平业事迹、卒葬年月。“铭”是一种对仗工整，而骈俪的文体，缀于志的后部，以华丽的铭辞赞颂墓主人所谓不平凡的一生。辽代《张继墓志铭》曰：“志谓纪其年代，铭者述其功类。”墓志铭是中国古代文学最精美的部分之一。为了抬高墓主人的身价，其家属均邀居官煊赫的达官贵人为墓主人编撰志文。现知标明为墓志的方形墓志，以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为最早。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官衔姓氏，相合而置，与棺椁共同瘗葬于墓穴之中。墓志似地下文字档案，是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可用来厘定和纂修史实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墓志是墓葬断代最确凿证据。
  民国二十年版《天津县新志·卷二十四·碑刻（一）》记载有《汪宦墓志铭》一合，全文如下：
  汪宦墓志铭在城西汪家庄，该志高二尺一寸四分；广二尺一寸四分，三十六行，行三十八字，正书。墓志盖题“明故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乐庵汪翁，配安人张氏合葬墓志铭”二十六行，篆书。
  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前右春坊太子中允纂修国史会典兼理诰敕管国子司业事 吴兴董份撰
  赐进士第翰林院国史修撰承务郎管理诰敕纂修大明会典经筵官 晋城裴宇书赐进士第户科左给事中 潍县宋继先撰
  明故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乐庵汪翁配安人张氏合葬墓志铭
  汪故宁国人，其先越国公之裔；明兴有名仲者，戍天津，因家焉，遂为天津汪氏。名仲生礼，利能力本，居业以财雄。而礼有六子，济、浚、瀛、淮、泽、澍，济仕为山西灵丘教育，诸子皆善贾；而瀛以盬盐起，益赡其家，盖汪氏骎骎盛矣。瀛号仁斋，配赵硕人，是生乐庵翁；而乐庵以子来贵，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配张，封安人云。封君少任侠，喜趋人之急，尝有客被盗发其箧千金，计无出欲死，封君则使人微知贼处，贼窘，遂夜还其金，客惊喜出望外，分其金，固谢却弗受；其阴脱人于厄，不自为功，多此类。然兴忮，见里中豪睚眦好为气者，必痛折之；尤不喜权利人，见权利人必以气凌焉，故诸豪皆侧目，而里中人称封君不畏彊御。封君已乃悔悟，屈节为礼让，悛悛自持，里中则又喜更称封君长者。封君亦承其先业，行贾善任时，而不责于人，往往能积纤至赡。初，诸贾好游宴，饰冠剑，连车骑，驰逐夸美，多从歌伎，弹筝吹竽，嘂呼为乐，以为賈不余力而争财务此耳；独封君雍容不喜争，以不与诸賈同好，屏绝声玩，意恬如也，唯善棋，常闭关与客棋，因俯仰啸咏终日，虽在賈中，有物外之志焉。即受封，益绝意兴著，不复问作业，自以荷明天子推恩，幸被冠裳，婴荣宠，而身在闾阎，不当与搢绅往来相报，虽尊贵人至，辄谨谢之。尝有人暮持重金以事请者，谢绝尤力。门无杂客，惟日召曩所与棋者，益欢，因曰：“古神仙多喜棋，以其足忘世也。”盖其志如此。张安人，家世王市集人，能攻苦力勤，事封君父母惟谨。封君父殁，母赵尝课孙读过夜半，安人亦恃立过夜半，兢兢左右，甚得其欢心，远近称孝。性俭约，不喜簪珥琦绣之饰，及贵，虽强之，弗自得也。善治醢酱，调膳饮，至老犹躬亲按视，即弗亲尝，觖觖焉。封君日夜教子来，绩学为文词，安人数从中趣之，及来学成登进士，为尚书郎守环庆，备兵宁武关，封君数贻书责以持身爱民之道，而安人亦教以守俸如泉，言当惧其流也。来所至多治迹，有贤声，盖奉其父母教云。初，安人壮时疾剧，召诸医视之，皆曰弗治，有老妪从海上来，投之药立愈，问其姓，弗言，问其年百八十岁矣，已而忽弗见，皆奇之。然安人竟先封君九年殁。封君生弘治四年二月二十日，殁嘉靖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寿六十有七；安人生弘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殁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寿五十有九。封君讳宦，字世卿，别号乐庵。子二：长即来，山西按察司兵备副使，娶王氏，封安人；次耒，娶孙氏。女一，适刘佃。孙女一，适天津右卫指挥使应袭季春芳。先是封君尝病痁，予闻副使君已有归志矣，封君亟止之；即乃复苦疡，副使君方在宁武，彷徨不得已，遂称疾乞骸骨驰归，仅阅岁而封君遂殁。予与副使君同举进士，交善，尝哀其志焉。兹将以三十七年夏四月初八日，合葬其父母稍直口，以书乞铭。予发其书，重哀之，乃为铭。铭曰：
  始而为侠，终则秉礼。其身在市，其心如水。谁能涉矣，泥而不滓。展如之人，宜显厥世。为其后矣，其德之似。克昌厥问，以事天子。亲则弗待，瘗此双美。大海之区，其流有砥。璧玉其埋，弗震弗圮。我勒兹铭，千载所视。
  皇明嘉靖三十七年夏四月吉日
  《汪宦墓志铭》铭文记载的是汪宦（号乐庵）生平事略，汪宦是西青区历史人物，籍贯今中北镇汪庄村，其子汪来是西青区重要的历史名人之一。铭文由明嘉靖时期的江南大儒董份编撰，董份则与墓主人之子汪来同为明嘉靖二十年辛丑科进士，正如墓志中所云：“予以副使君同举进士”。关于汪来，天津旧时地方史志对其多有语焉不详的记载。《汪宦墓志铭》大略分为墓主人的世系、生平梗概、生卒年月、编撰者自我表述，以及最后的铭文等几部分。首先铭文追溯汪宦的祖籍是安徽宁国，唐代越国公汪华后裔。关于汪华史称：“少以勇侠闻，隋末保据郡境，部内赖以平安者十余年。……武德间为王雄诞所败，遂降……封越国公（1）”及至明代初叶汪宦的曾祖父汪名仲随军北迁戍守天津卫，在今中北镇汪庄村落户。而汪名仲之子汪礼则育有六子，即汪济、汪浚、汪瀛、汪淮、汪泽、汪澍，其中只有汪济步入仕途，出仕为山西灵丘县教谕。而其他五人皆擅长经商，而汪瀛贩卖的是半成品食盐，盐税是古代朝廷一项重要税收，历代皆制定苛刻盐法，实行榷盐国有化。清代乾隆版《天津县志·卷九·盐法志》载述：“递年起解白盐，务令承委官员多方防范，不许积年场棍包揽多索，夹带私盐，沿途发买，违者从重究治。”汪氏家族因贩盐从中牟取暴利由此发迹，逐步成为家资殷实、门第煊赫的高门望族。这就是铭文中所谓的“盖汪氏骎骎盛矣”。
  明代朝廷封赠汪瀛为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是文职散官的名称，官阶为六品，无需上任视事。汪宦则是汪瀛之子，并且承袭了朝廷奉赠封号，否则董份在撰写《汪宦墓志铭》对墓主人是不会使用“封君”这种敬称的。该墓志铭用了部分篇幅，并围绕几个故事对汪宦的人品及人际关系进行评说。其中提到汪宦“少任侠，喜趋人之急”，可以理解为汪宦在年少之时身上便存在一股侠肝义胆的气节，还善于解人之难。通过汪宦为某客追讨失窃黄金，并畀还某客之事例，生动地刻画出他不仅守德仗义，而且胸怀谋略。汪宦尤其是见到乡里那些魑魅魍魉的邪恶小人，正如墓志铭中所云“必痛折之”；又渺视那些所谓权威势利之人，则以气势来凌驾于那些所谓“权利人”之上，这些人对汪宦是又恨又怕，因此乡民们赞其不畏强御。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汪本人为人处事越发小心谦恭、诚谨忠厚。久之，赢得良好口碑。汪宦虽然长期从事商业营生活动，并且多有盈余，但他又不混同于普通商贾之人。而一般商人“驰逐夸美，多从歌伎，弹筝吹竽”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汪宦则“屏绝声玩”、“不与诸贾同好”，其最大的爱好就是下棋，因与客下棋对弈，往往“俯仰啸咏”抒发心中情感。甚曰：“古神仙多喜棋，以足忘世也。”在他受朝廷之封后，虽身在乡间，但不与地方官员往来相报，终日与客人在居所下棋对弈，这段文字凸显出汪宦为人刚正、耿直、清高性格，不与地方官僚、商人同流合污崇高品德。
  史载汪来从政之后“居官严谨，不避权贵，豪姓闻风敛迹”。该墓志铭称：“封君数贻书责以持身爱民之道，而安人亦教以守俸如泉”。毫无疑问汪来为官以来清正廉洁与其父母早年的谆谆教诲是密切相关，正如《汪宦墓志铭》所云：“来所至多治迹，有贤声，盖奉其父母教云。”应当指出尤其是汪宦的母亲，即汪来的祖母，为了早日盼望汪来能够飞黄腾达，更是不辞辛苦“尝课孙读，夜过半”。而汪宦的夫人张安人“亦侍立过夜半，兢兢左右，……远近称孝”。《汪宦墓志铭》属于夫妻合葬墓志铭，在古代由于妇女地位始终受到“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从社会生活与民间习俗角度来看，在传统碑刻、墓志铭，以及文献史料中妇女姓名与事迹往往是湮没无闻的。先秦时期儒家典籍《礼记》对妇女的为人处世，乃至一行一动，都有严格的规范要求，《礼记·内则》载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当翁姑面，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洟……痒不敢搔”等，并且要求“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东汉班昭所撰写的《女诫》引用“三礼”抽象的说教，更是露骨的曰：“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从理论方面开始向人们灌输女子不可再嫁的道义。这些无形是对妇女的精神意识枷锁。然而《汪宦墓志铭》对汪宦的夫人张安人生平则与某些理论大相径庭，打破这些清规戒律对其良好所谓“妇德”大树特树，进行了细致的勾画。《汪宦墓志铭》载述：“（张安人）性俭约，不喜簪珥琦绣之饰，……善治醢酱，调膳饮，至老犹躬亲按视，即弗亲尝，觖觖焉。”对于张安人的撰述应当是该墓志铭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该墓志铭铭文当中还有一段虚无缥缈富有神话色彩的载述，“初，安人壮时疾剧，召诸医视之，皆曰弗治，有老妪从海上来，投之药立愈，问其姓，弗言，问其年百八十岁矣，已而忽弗见，皆奇之。”使这方墓志铭增加了阳春白雪般的趣味性。明代通俗白话小说“三言”、“二拍”对这种“灵异”现象有大量的描述，墓志铭的载述对于揭示明代社会所谓某些“灵异”现象或许有所补充，可谓相映成趣。举凡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等方面，莫不有神话的踪影。
  《汪宦墓志铭》后半部对于汪宦夫妇生卒年月，以及子女婚嫁情况皆有详细记述，汪宦生于明弘治四年，即1491年，卒于嘉靖三十六年，即1557年；夫人张安人生于明弘治三年，即1490年，卒于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有子二，即长子汪来、次子汪耒，以及未名的女儿与孙女各一人。追溯墓主人的生卒年月与子女的大致去向，是墓志铭主要功能之一。从该墓志铭中得知汪宦夫妇合葬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七年，即1558年，墓葬地点在今西营门街南运河畔小稍直口村附近。且刊石为铭，其铭文采用艺术夸张的形式对汪宦夫妇一生进行赞美，赞曰：“始而为侠，终则秉礼”，“亲则弗待，瘗此双美。大海之区，其流有砥。璧玉其埋，弗震弗圮。”文辞华美，大气磅礴。
  众所悉知，明代初叶朝廷颁行大规模“移民实畿”政令，及至明代中期，即汪宦生活的年代，西青区各街镇村庄基本已初具规模。《汪宦墓志铭》折射出来的就是五百余年前西青区中产阶级生活一个侧面。《汪宦墓志铭》语言凝练、析理精致、逻辑严谨、内容深邃，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出西青区明代社会形态，是我们研究西青区明代社会不可多得的价值极高第一手资料。
  杨柳青出美女
  冯立
  “天津城西杨柳青，有个美女叫白俊英，妙手丹青会画画啊……”这是一首广泛流传于各地的民歌《画扇面》。歌的主人公白俊英是明末清初人，在家中排行第二，人称二姐。据说她祖籍吴门，其父是明崇祯进士，在南京为官，后调任京城，因明末战乱全家定居杨柳青。白俊英以精通文史、善工书画，又擅刺绣、通晓音律闻名。而一首民歌《画扇面》更让她名扬全国，也让“杨柳青出美女”的说法不胫而走。
  西青志办的一位同志年轻时曾在陕西一家工厂工作。他说，当时工厂的老师傅就跟他说过，你别看那些大城市的姑娘们爱打扮，但河北省杨柳青（历史上杨柳青一度属于河北省）才是出美女的地方。后来，他到西青工作确实体会到了杨柳青的美，知道了杨柳青出过的美女以及出美女的原因。
  历史上杨柳青确实出过很多美女。除了上面说过的白俊英，我们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发现仅近代就有多位美女出自杨柳青。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后人对他褒贬不一。但他对自己的家人确是很有情的。他一生有一妻九妾，他去世时他的姨太太们为他殉情、吞金、毁容。
  其感情可见一斑。这一妻九妾中他最钟爱大姨太和五姨太，而这位五姨太就出自杨柳青。这位五姨太姓杨，名金凤，为袁世凯生了五子二女。在众多姨太太中，五姨太虽然不是最漂亮的，但却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对其最为钟爱。她负责管理整个袁府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袁家上下都对她敬畏，她被称为袁府的王熙凤。
  张学良将军有位二夫人叫谷瑞玉，1904年出生在杨柳青，后来家道中落流落东北。1920年，张学良遇到谷瑞玉，一见钟情，收留在身边。张学良年轻时是风流人物，可谓阅人无数，能看上谷瑞玉，可见其不是一般人物。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谷瑞玉跑到杨柳青前线看望张学良，并到战地医院当护士创救伤员。后来杨柳青指挥部遭直军突袭，张学良欲寻短见，又是谷瑞玉抢下他的枪并激励他重振信心。此后谷瑞玉随张学良四处征战，被称为随军夫人。虽然后来因各种原因二人分手，但谷瑞玉在张学良的众多女人中也算是一位非常突出的。
  近代史上，曾有一段著名公案，其主人公是杨翠喜。有人说杨翠喜是通州人，也有说是武清人的。但有资料显示杨翠喜是杨柳青人，出生于七街姚家胡同（又名中公所胡同）。杨翠喜，幼年家贫被卖给放高利贷的杨益明，取名杨翠喜。后被杨益明转卖给陈豁子，在其剧团学习河北梆子。她十四五岁时已出落得丰容盛鬓，圆姿如月，且歌喉极其动人，并学会了很多戏出。最初在天津侯家后小戏园“协盛园”登场献艺，居然一炮打响，并渐渐地红了起来。后在天津各大戏院如“下天仙”、“会芳园”等处演出时场场爆满、座无空席。地方官僚对其最着迷的是天津巡警道段芝贵。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派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贝子载振，往奉天吉林等地按事，路过天津。直隶总督袁世凯令段芝贵负责安排公馆，陪伴招待。段宴请载振时，召杨翠喜做堂会演出。段芝贵见载振对杨翠喜有意，就命其留下来服侍、伺候。段芝贵因此官运亨通，升任黑龙江巡抚。后段芝贵献美得官，被人告发，参奏的摺子经过慈禧太后批示，段芝贵撤职，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详细查办。奕劻主动请求慈禧裁撤载振职务。杨翠喜也被送回天津，归盐商王益孙。杨翠喜虽然身世坎坷，但却是惊艳一时的红伶，是著名的美女，引无数名仕追捧。著名的津门才子李叔同就曾痴情于她。他每天晚上都到“天仙园”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陪杨翠喜回家。为杨翠喜讲戏曲历史背景，指导其身段、唱腔。他还为杨翠喜作《菩萨蛮》两首：
  一为：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
  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
  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
  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
  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
  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以至于后来有人附会李叔同出家与其与杨翠喜的爱情无果有关。
  以上是近代杨柳青所出的几位有名的美女。其实，就美貌来说或许杨翠喜为最，但其命运最为可怜，而其他几位则以其才而为人所重。所以，所谓美女看的未必是长相。
  旧时，杨柳青有“小江南”之称，柳绿堤红与青堂瓦舍隐映，自然美与人文美交错。所以，这里的人，是在自然与人文的灵气中生长的，骨子里有一种内涵的美。过去有杨柳青“家家会点染，户户擅丹青”的说法。杨柳青的女子们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这也是其他地方不可比的。所以，“杨柳青出美女”的说法没有错。
  如今，在大拆大改的建设之下，杨柳青的秀丽之美已经不再，而城改之下的人口分流也让杨柳青的人口成分来了个大换血。如今，杨柳青是否能再出有内涵的美女就不好说了。希望地方上早日认识到这个问题，认识到杨柳青真正美之所在，希望杨柳青能够保持住曾经有过的美，保持住“出美女”之地的名声。
  德裕公画庄
  ——天津卫杨柳青年画的集散地
  徐文路 张之梅
  在天津卫老城里，除德裕公画店外，大大小小的专营杨柳青年画店不少，开店的时间有长有短，也有和德裕公画店同时代的，但它们绝不能与德裕公画店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在建店初期，销售量迅速蹿升，并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同时担任着天津向三北地区供应年画供货商，真正成为天津卫年画市场的霸主。之所以一路飘红，在它的身后有一个地区的年画和年画人才做支撑。
  德裕公画庄始建于一九一二年，地址选在天津宫北大街，它的掌柜姓胡，人称胡二爷，大名胡焕章，原籍为静海县城东街城隍庙一带，另一位是涂景泉。表兄弟两人在建店之前就打好主意，邀请自己的师傅陈宝瑜为画庄把舵，还为师傅起了个好店名——德裕公，既为得到师傅这块宝玉，生活就会富裕、生意旺盛。他们确实很有眼力。陈宝瑜不仅自己到了德裕公画庄，还相继带去一大批画师、画工、裱画匠和老加工户，特别是把过去与他家有业务往来的销售商家也带来了。
  陈宝瑜何方神圣，有如此通天本领？
  陈宝瑜，出身官宦世家，原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亲仁乡柏兰舍村十八甲（陈氏墓志），后迁入西青区炒米店村。他的第二代先祖陈敬（宗）明永乐二年进士（明《永乐大典．钞本明实録》），1404年曾调补天津任官职（陈氏家族墓志），可以说是建卫人之一。第十二代世祖陈明，嘉靖三十四年任天津县主薄（《重修天津府志志．官职》），主要负责天津县的粮税和户籍，万历末年致仕，致仕后留守炒米店做屯粮官。年节时分，陈明把京华的门神、家乡（山东）的神祗肖像绘画出来，或张贴在自己门栏或用作祭祀焚烧品，并常用雕版方式翻印，分发给前来讨要的乡亲们，初创“忠兴号”画庄，取“忠于皇帝、振兴大明帝国”之意。为了制作年画，陈明还把自己住的房屋朝向改为座东南，朝西北方向，结构均采取门脸儿房后接穿山堂门，再接联绵几间甚至十几间筒子房。这样的好处在于：无论冬与夏，每天多抢出两个小时的阳光来晾晒年画。这种房屋结构一直沿袭至2009年秋。乾隆时期，忠兴号画庄的第六代传人陈仲庆专聘画师、画工270余人，并把忠兴号画庄分店设在北京前门内，以方便大内购进年画。光绪中后期，第七代传人陈玉舫在三个儿子宝珍、宝璋、宝瑜的支持下，改进刷印墨稿方式，并通过清政府招标，由天津机械制造局进口德国印刷设备一套（俗称锅托机），大量的机械年画墨印稿满足了杨柳青镇南三十六村加工户需求，且迅速向河北、山东年画加工户渗透。1908年，忠兴号画庄由于国孝而倒闭，与此同时，50多家小画店、小画庄却应运而生，加上旧有的，在狭长的280米津保公路（炒米店段）两边林立着128家画店、画庄。他们分工更细，诸如，裁纸店、浆糊店、裱画杆儿店等年画配套专经店。此时，真正形成了炒米店杨柳青年画的规模和气候。
  德裕公画庄的胡、涂两位掌柜的自幼随父辈与忠兴号画庄做年画生意。十几岁时，通过亲属关系进入忠兴号画庄当学徒。几年后，胡改行，经营草料场。光绪末年，胡廉价购得被火烧残的英国进口电光纸，经加工后，印刷出来的年画精美诱人，销路非常好，由此赚得一大笔钱。二人决定在天津城里开门脸儿，专营年画。师傅陈宝瑜的到来，趸画的南北老客也都纷纷慕名而至，货源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陈师傅做了了两个决定一是画庄要打破常规，变秋冬两季收购年画为一年四季收购。二是在炒米店设年画中转店，由陈宝财负责。这个小小的中转店不但完成了常年发放画坯和回收成品画的任务，而且还担负起了向德裕公画庄选送有关年画人才的工作。诸如陈文俊、陈文博、陈文广、陈文发、陈文久、陈文丰、陈文海裱画等陈氏人才都是陈宝财举荐进去的。两个决定悄然改变了炒米店地区坚持了几百年的作画习俗——秋冬两季作画。在旺盛时期，陈宝财每天赶着三大套马车把成品年画拉回画庄，早晨再拉来一车画坯发给加工户，有时，成品画太多，德盛祥画店的陈宝仁便派同样大的马车一起往回拉。陈宝瑜还利用本家的兄弟陈宝泰、陈宝常跟随杨柳青人赶西大营路线，把年画源源不断输送到西北。最初，用骆驼队托运，先到兰州、西宁，后进入新疆到迪化，至30年代后期由陈宝常长子陈文鹏改用马车，以后改为汽车。40年代，他们先用汽车把年画托运到北京，换乘火车，至二连浩特，倒装小火车过外蒙，进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卸下一大部分，折回进中国西部边陲重镇塔城。在这里陈文鹏自己开了一个名叫“春茂”的货栈，作为他的年画最终落脚点，再批发给那里的年画店。这种走货方式大约一年两次，秋冬两季最好。
  德裕公画庄开业不久，三十余岁的涂景泉病故，表兄胡焕章把两个侄儿涂宝福、涂宝禄，一直抚养成人。涂宝禄进入画行后做了帐房先生，老大涂宝福也担任了重要角色。一九三九年春，陈宝瑜病故。画庄为了感谢他，围天津西城大出殡，葬礼甚是隆重。同年的秋天，天津的水患刚刚过去，德裕公画庄又把二爷陈宝璋接到画庄。将近七十的陈宝璋在家时一直患病，到店里的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此后，画庄又相继聘请了张家窝村的张朋曜、张洪生，房庄子村的刘家生，老君堂村的王广裕，大沙窝村的孙润森、孙润田、杨万风，木厂村的姜祥荣，下辛口村的韩景贵，东琉城村的刘金祥等诸多位画师。掌柜胡焕章胡二爷发迹在炒米店，因此，他在村北大庙后买下八亩地做墓地，并重新立祖。1956年死后，没有叶落归根，把自己葬于炒米店，异想永远占据风水宝地，福荫子孙。让他没有始料到的是，1971年2月大地还没有回暖，炒米店平坟还地开始了，胡家坟地被掘平，胡二爷真正还于大地。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德裕公画庄被合并到杨柳青年画社。它留给世人最好的年画就是13张（一套）阴间水陆年画。这是陈宝瑜进德裕公画庄不久，应炒米店佛教组织请求由陈氏三兄弟共同创作的阴间水陆画（无复制品）。这套年画小样儿是陈宝瑜在德裕公画庄创作出来，而后手勾勒出墨线，再一张张送到炒米店的家中，让陈宝珍、陈宝璋两位年岁大的哥哥上色手绘。这套画用的颜料一部分是从德国进口的，另一部分是从西藏带过来的，是藏传佛教中“唐卡”专用颜料。这些颜料都是非常金贵的，它们均由陈氏家族的陈宝泰从新疆贩运过来。这一套阴间水陆年画完成以后非常精美，且不退色，经久耐用。解放后，这套水陆年画被匿藏在佛会中。65年“四清运动”，他们不得不把它交给工作组，至今已下落不明，而它的另几幅年画《小五义》（一套）、门童门神（各一套）等品相保存得非常好。
  杨柳青香塔老会
  徐文路
  杨柳青香塔老会是杨柳青十四街的一道民间花会。最初为佛门中礼佛仪式之伴奏乐。散至民间后，由民间乐师们融和其它佛、道、礼音乐，逐渐形成专为民间家庭喜庆之事、社会祭祖敬天仪式、大众娱乐、花会表演、庙会、红白喜事等而演奏一种音乐，又是老百姓祈福纳祥、驱邪延寿的伴奏音乐。
  香塔老会初名为香塔善事，供奉混元神仙，取“混元初开，乾坤始典”之意，被视为该会老祖，其门派属“混元门源沌教”，教旨为弘扬正法（包括儒、释、道三教），驱除邪恶，为天下百姓祈福迎祥。明天启三年（公元1624）由香塔老会先师贾明枝从下庄子（旧称谓），现西马村东移植到杨柳青（旧时也称太平庄）。1948年杨柳青解放以后，香塔善事归14街大队所有，改称先进音乐会。1968年香塔老会被视为“四旧”，砸碎匾额，烧毁各种物件，活动被迫停止。1983年在十四街大队的组织下，通过八位老师傅（其中有薛桂林、王益忠、潘再俭、潘再禄、畅玉章、王益和、王益林、王益山）精心策划，老会重新启用原名香塔善事，在此基础上又吸纳了新会员22人，活动逐渐恢复。有人认为旧名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因此更名为香塔老会。它从始创人贾明枝起传至现在已有十一代。他们分别是第一代掌门人贾明枝，第二代掌门人张天禄、王朝清，第三代掌门人潘成宝，第四代掌门人讳名，第五代掌门人潘士祺，第六代掌门人徐盛国，第七代掌门人赵富荣，第八代掌门人桑利柱，第九代掌门人薛桂林，第十代掌门人王益林。除掌门人外香塔老会内设指导教师、教导师，主要负责会员们的道德规范和教习法鼓技艺、音乐、律谱等。据记载他们是第七代的指导教师朱宝贵，教导师安成铭、潘贵俊、潘贵发、潘贵金。第九代的谢广昌、李彩章、王益忠、刘振海、张绍山。第十代的指导教师王益和、畅益章、潘再路、王益山。香塔老会选举掌门人的规定比较严格，但产生的方法比较宽松。怎么讲，它的方法有二：一个是大伙公认的；再一个就是上一任当家人亲传弟子，也需要大伙认同。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被选人都必须符合一条，即有大公无私、一心向善的思想道德品质，在技艺、技法上有超群的本领，又有广博的宗教知识。在认定指导教师、教导师的人选上采取了折中的标准，即在思想品德和技艺、技法两个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两者还是要兼顾。
  香塔老会在清光绪初年以前，会址暂居在西街福兴胡同路西东房两间，后移至白衣庙对门占用东房两间。1935年，香塔老会在白衣庙南“公善助水”水会对门，辟出一个院落，并盖南北房各一间，东厢房三间，1949年连同老会一起由十四街公所收回。改革开放以后，十四街大队辟出房间为老会专用活动场地。1993年1月又拨三间砖房作为会址。老会的音乐一般有法鼓乐、吹奏乐、唱念乐，在特殊的活动中三种乐合一。它所用乐器（或称法器）有鼓、钹、铙、板、铛子、笙、管、笛、云锣、木鱼、罄、手罄、钟等。它的执事队伍包括六对茶挑、中角灯高罩、串灯、气死风灯、圆笼、罩筐、大图、大（门）旗、小旗、软对、硬对等人员。上述两项人员加在一起有100人之多，出行活动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但组织起来也很不易。一有活动，四天前传话下去，直到队伍上了街，人员才逐渐凑齐。
  为嘛称香塔老会？又为嘛用香塔作老会的标志？要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佛教说起，但解释起来又非常难说清楚，只好用老百姓的话做解答。塔这种建筑物是佛家专用，是专门为已故、德高望重的僧人筑的纪念碑，而香是人们日常用品，比如在佛爷面前烧香，是人们带着期盼、祈求的心理进行的一种祭祀仪式。用香堆成的塔，老会抬着它参加重大活动，会员们吹奏礼佛音乐。在此时，塔起的是佛的作用，也就是塔即是佛，佛即是塔，而香即代表了万民敬仰之心及善心，由万民的善心融筑成塔，即佛。至此，上述问题的答案可以释然了。香塔老会最初被移植到杨柳青是没有真正的香塔，只用一股股的香搭堆而成的一个塔形，故名香塔。后，在布帐上勾画塔形，不久又改为针绣。这些均不耐用，故试用木料搭建塔架，并挂上纱灯，晚上点燃蜡烛，以为香塔。至1742年（清乾隆七年），香塔善事的全体会员以及社会信士捐款出资，杨柳青西街曹家园子的安爷操持，制作而成纯正的木塔，为了突出香塔的“香”，又特意在每层的塔门上镌刻香条以示标志。转年，七层木塔制作完成，会员们心气旺盛，增添了香塔善事的前场、法鼓的钹、铙以及笙、管、笛等乐器。1968年，“文革”高潮时，七层木塔作为迷信物件被烧毁。1995年12月31日在十四街村委会的大力资助和社会各界信士、香塔会员的纷纷解囊中，七层木塔又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制作木塔的过程中，为了公正、无私，筹备之前就成立了建塔委员会，并选出潘洪文为工程第一负责人，刘树敏协助工作。
  1945年，法鼓的鼓架因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大伙集思广益，各显技艺。在会长谢广昌主持下，刘师傅设计图纸，高师傅下料，工艺雕刻是李师傅，杨柳青知名书法人士戴绩臣题字，朱焕亮负责在铜牌上刻字，并镶嵌在鼓台上，最后由潘在田油漆彩绘。这个鼓台做出来那叫一个“俏”，既古朴又典雅。鼓台上的护栏用透雕法雕刻春、夏、秋、冬四季花卉，细致入微、小巧玲珑。四头憨态可掬的狮子替代鼓台四条腿，结实耐用。鼓台护带边透雕藤萝花，寓意老会福寿绵长青春永驻，护带挡板上镌刻九狮团龙图，九条雄狮形态各异，活灵活现，寓意老会吉祥美满，技艺超群永远独居鳌头。挡板中央镶嵌“香塔善事”四个大字周边衬刻葫芦丝弯儿缠缠绕绕，寓意老会千秋万代传承不息。它的下角及周边刻有暗八仙，对称刻有佛八宝（轮螺、宝伞、白盖、莲花、金鱼、盘长等），寓意护佑平安，如意吉祥。设计两根抬鼓大杠更独具匠心，冲前的杠头削为龙头，鬃毛乍起，凸出的地方衬有铁罗旋，红绒球微微抖颤，龙尾上翘衬蓝白相间云朵，两条龙雄浑伟岸，如蛟龙入海，似乘风九天，寓意老会蓬勃向上，锐意进取。此鼓台乃为北方一绝。“文革”时期，香塔老会被视为“四旧”，遗存的旧物被砸、烧，而鼓台被老会第九代掌门、当家人薛桂林及时匿藏在家中而幸免。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那个历经千难万险、始终不肯离弃的鼓台。它虽年已古稀，但风韵依旧，让人们亲眼领略老一代民间艺人高超艺术。
  另外，畅玉章老师傅把花挑子和一些经卷匿藏在菜园中的机井房内，逃过火烧劫难，这些古老的器具如期能够重见天日，完全得益于他们的功德。而王益和老师傅更是凭着他对民间艺术的情有独钟和一腔热血，凭着他对香塔音乐多年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在无任何借助的情况下，仅用了半年时间把百年来散佚在民间口头上的旧香塔鼓曲、吹奏曲、演奏对口曲整理编辑成《香塔老会音乐曲》、《香塔老会法鼓曲》、《香塔老会音乐对口曲》等三本教材。它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传统旧有的以口传授为主的民间传徒方式，更使香塔这一民间艺术得以顺利传承下来。要感谢薛桂林老师傅，感谢畅玉章老师傅，感谢王益和老师傅以及对香塔老会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香塔老会有一条从一而终的信条，即以善为本，专为穷人服务。有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执事队伍、活动道场、内外联络系统以及齐备的应手乐器、传承下来的佛教音乐和技艺超群的会员们，特别有了标志性徽标—香塔和漂亮的鼓台，因此，不光百姓有事找老会，杨柳青八大家有婚丧嫁娶、做寿、祭祀家庙也找香塔，就连天津东浮桥一带的商铺开张（此地杨柳青商人居多）也邀请香塔老会吹奏唱乐，以示庆祝。香塔老会的名声和影响不断扩大。于是1930年法租界巡捕周敬怡（绰号周三道）发出邀请，参加其母之发丧仪式。老会会员们白天为其母吃斋念佛，晚间做超度仪式。送殡的那天，途径现在的滨江道、东马路、北马路，观看者人山人海。他们把古老的佛乐吹奏得低蜿迂回，如泣如述，又高亢悲壮，如高山仰止，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荡三条街，叫好之声此起彼伏，而名噪一时。
  1930年前后，香塔老会有四人相继去天津市内充当道人（火君道）。他们是韩宝有（绰号大面韩三，亦称铁嘴韩三，在天津卫一带号又称吹爆管子）、曹德荣、韩凤柱（绰号云遮月）、张金荣（绰号小老道），他们均有各自拿手绝活。铁嘴韩三在吹、打、敲、念诸方面堪称技艺娴熟，在管子吹奏技巧上更有独道之处。有一位出家僧人世称“铁嘴宝山”也精于此道，闻江湖传言，甚是不快，遂找到韩三，与之比试，两人在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情景下，轮番独奏，最终因铁嘴宝山和尚稍逊一筹而居下。曹德荣不但各种乐器演奏及唱诵俱佳，而且见多识广，在研习各种宗教理论及民族习俗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北京雍和宫喇嘛高僧慕名前来拜访，两人促膝深谈，华山论道，交流多种法器演奏技巧，最后两人互相倾心，成为最好朋友。韩凤柱除各种法器使用娴熟外，唱诵经卷是绝活。那条金嗓子非常人所能比，高亢悲丽，低婉廻啭，可谓雅俗共赏，天后宫一带称他为“云遮月”。张金荣比上述三位年龄稍小些，长得精神伶俐，因此有“小老道”之称。他在音乐方面颇有天赋，一学就会，一点即通，他演奏各种法器感情投入，表现淋漓尽致，在技巧上追求干净利落，而这些本领使别人望尘莫及，令同行侧目。他们分别在天津的玉皇阁、吕祖堂、城隍庙、净业庵、水月庵（南善堂）、石桥玉皇庙，最后均落脚天后宫，参加佛事活动。
  重新组织起来的香塔老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老师傅的带领下，每年参加区、镇两级组织的花会表演，参加了电影《神鞭》的拍摄活动，曾多次受邀杨柳青博物馆，表演民间音乐供国内外游客欣赏。1986年，在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汇演中，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老会所表演的艺术性及演奏的曲子，盛赞无论从曲调、韵律，还是曲子的完整性，在中国北方都是绝无仅有的。1994年又重新参加了天津博物馆、天津“天后宫”传统皇会表演，演奏水平得到其管委会的肯定。96年再次受邀参加皇会表演，曾获锦旗“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百年皇会继承更新”锦旗一面。它充分肯定了香塔老会与天后宫百年历史的渊源关系，也肯定了老会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的精神。2002年举办“天后圣母”诞辰1042周年大型祭祀活动，老会受邀参加，并特意被安排在正殿作为祭拜仪式的音乐伴奏。活动结束后，天津博物馆、天津“天后宫”管理委员会授予香塔老会铜牌一块，上题有“天津皇会”四个大字，正中央烙有“天后圣母”之钢印。
  杨柳青碌碡老会
  徐文路
  杨柳青碌碡老会，系旧称为杨柳青西街、现为杨柳青一街的一道民间花会。它产生于清咸丰年间，始于沧县卖肉艺人。清咸丰中期，他们转辗至杨柳青一街，常住西街天安水局的库房内，白天卖肉，晚上排练节目。初到时，他们自己组织碌碡会参加杨柳青民间社火活动（花会展演），但效果不佳，转而传授给当地常住户的7至14岁的儿童，大约10余人，由于传授的唱词没有固定的格式及内容，孩子们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杨柳青一街人找了当地一些有“学问”的和会唱杨柳青小曲儿的人，协助他们改良唱词和曲调。至此，杨柳青碌碡老会的形式及内容基本固定下来。解放前后，小梁庄的小莲花落花会并入其中。它又吸收了许多莲花落唱词唱曲，逐渐成为杨柳青著名的一道文花会。每至年节或庙会它们踏街先后表演，深受杨柳青及四邻八方的村民欢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保家为国”，战争爆发，碌碡老会编排新词曲，支援前线，其中改编的《女子当兵》一折，颇受各方欢迎。
  八十年代，碌碡老会多次参加市、区两级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化活动。九十年代中期，碌碡老会因无活动经费而解散。
  碌碡老会的历届会头是由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创会之初会头是谁已无证可考，民国后期由郝国义担任，解放前后，由刘玉魁担任，八十年代，由赵德利担任。
  碌碡老会的中心道具为碌碡模型（尺寸为1:1）。因似农村轨场的碾子，俗称碌碡而得名。最初碌碡为木制框架，上糊粉连纸，再罩灰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碌碡模型改木制框架为铅丝绑扎，然后罩灰布。碌碡老会表演的形式为彩装，边唱边舞碌碡模型（模仿用碌碡压碾苇子的各种姿态、动作）。行会时，由执事们把它扛在肩上。碌碡老会演唱的内容，之前，唱词一直沿用旧词。它讲述的故事梗概是，一年轻女子嫁至静海县独流村大户曹家，婆婆是个非常霸道且狠毒的女人，把儿媳当奴隶使唤，逼迫儿媳没白没夜拉碾子、轧苇子、织席（把苇子轧成能够织席用的米子。这种米子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碾压）。在劳动中，动作稍有怠慢，就会遭婆婆侮辱，甚至恶骂、抽打。在演唱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又把唱词分为六个段落，包括引子、一唱一更天、二唱二更天、三唱三更天、四唱四更天、五哭五更天。演员们在演唱六个段落中间，又有饰演小丑的演员适时插浑打科，用现挂的方法抓词演唱，让观众发笑，以便空出时间，好让主角（饰演儿媳的人）休息片刻，再接着唱。（这种当场抓词演唱的方法，有时会惹恼某方“神仙”，此时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出来打圆盘，息事宁人）演员们如泣如述的演唱，惟妙惟肖舞蹈，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举例子）引子：
  饰演儿媳唱词：小奴家今年整十七岁……
  饰演婆婆说词（插浑打科）：呦，小倷千刀的，你去年十七，今年还十七，你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儿抽儿……
  碌碡老会主要演员十余人，他们包括婆婆、儿媳、公公、儿子、小姑子、小丑等。民国时期，曾经饰演角色的老艺人有路玉凤、秦文林、刘玉祥、张荣堂、赵德利。具体饰演角色为路玉凤饰演儿媳，秦文林饰儿媳，刘玉祥饰公公，张荣堂饰婆婆，赵德利饰婆婆。
  伴奏的乐器有笙、管、笛、鼓、钹、锣。乐曲有跌断桥、八板儿，彩八板儿、走园场等。民国时期，曾参加过音乐伴奏的有王兆鼎。
  碌碡老会除了踏街演出外，还深得杨柳青的大户们青睐，常常请他们到自己的大院或宽阔的走廊内表演，那些阔太太、小姐、丫环、婆子们非常喜欢这些文戏，演员的真挚表演及剧情常常使她们哭得像泪人一般，越是这样她们越爱看，每次给演员的赏钱就越多。碌碡老会的演员们多数是男扮女装，表演时插诙打科，妙趣横生，男女老少无不喜爱，下得场来，人们依然和他们打岔取笑。有一次，演员们在场下休息，小媳妇、老太太们围住他们，有的上前摸他们的脸，演员们装出一幅羞涩的样子，会头马上过来解围说，他们都是十七、八的大闺妞，没见过世面，别逗他们。后来发现，这些演员都去男茅房，人们恍然大悟，敢着他们不是大闺妞呀。这些事儿在民间传得有滋有味，越传越荤。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人们对这道老会喜爱的程度。
  碌碡老会解散了，对于八十六岁的老艺人路玉凤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毕竟他十来岁就在会上玩，对老会非常有感情。他说，现在还有几个上岁数的人能演，再过几年不拾腾起来，真的就完了。他还说，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强一万倍，人们更需要这种自娱自乐的活动。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唱起来，唱一唱现代的好生活。
  天津的福寿宫
  李刚
  大运河宛如一条玉带，自东而西穿过天津市西青区境内。昔日在大运河畔小稍直口村附近坐落着一座松柏森蔚、殿宇弘广道教宫观—福寿宫。这是一处纯粹道教建筑群，当地乡民亦称之为“乾坤福寿宫”。地方史料又有称其为“大王庙”者（清同治版《续修天津县志·卷三》），其建筑规模仅次天津天后宫。据查，福寿宫大约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其主体建筑是大殿三进，主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系楼阁式重檐歇山造。主殿供奉道教所崇拜的最高三位仙家，即三清神塑像；中殿供奉着玉皇大帝塑像；前殿主要供奉着观世音菩萨、眼光娘娘、碧霞元君等佛、道教传说人物塑像。真可谓是释道会宗、仙佛并蓄。最奇特的是在这座道教宫观东南方向还建有三座单体的高大喇嘛塔，其中一座在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因暴雨冲刷将基础破坏而坍塌。
  福寿宫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之处北京白云观直属宫观。其住持道士属于道教全真教龙门法派，皆为出家道士，宫内住持系北京白云观直接选派的高功法师。最后一任住持道士俗称刘教寿（音）。龙门派奉邱处机为教祖，其宗旨不仅是清静无为，修身养性。还着力提倡社会和谐（三界都是亲）。1913年11月，天津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天津分会”，这位刘姓道士甫任“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天津分会”会长职。福寿宫在当时占有一定数量的田亩，每年只粮租一项便收入甚丰。所以福寿宫在大殿两厢辟厢房若干间用于行脚道士僧人挂单居住。清代末叶，著名爱国将领聂士成在衰微之时，曾来此挂单，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援引民国版《天津县新志·卷廿五》载述：“福寿宫，在小稍直口，后有高楼可眺远，今于其中设小学堂。”民国初年，在天津市著名教育家、书法家严修首倡之下，将福寿宫内空闲房屋改辟为“天津县民立十二两等小学堂”，并亲自予以题写校名。嗣后，严修辞世后便葬于福寿宫附近。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每逢农历的三月初，是福寿宫最热闹的日子。在这里福寿宫要为王母娘娘寿辰举办“蟠桃会”盛大庆祝仪式。此时宫门大开，四里八乡的农民纷至沓来，一时间人头攒动，高跷、舞狮、法鼓等各路民间艺人齐来献艺祝寿，热闹非凡。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夏，天津市连降大雨，市区平均水深1米，成为一片泽国。日伪统治当局熟视无睹，不法奸商囤积居奇，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福寿宫众道士大开宫门，并在宫内设粥厂，赈济灾民，此善举博得灾民一致交口赞誉。
  解放战争后期，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之际，驻防天津的国民党军队于1947年底以“扫清城防射界，以免共军籍以袭扰津市”为荒唐借口，在天津郊区丧心病狂实施大规模所谓“并村”计划，扩大无人区域，导致今西青区境内小园、大园、小稍直口、前园等村庄民房皆被拆除。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位于小稍直口村附近的福寿宫亦未能幸免于难，该宫被拆除后，其砖、石、木材等一部分建筑材料被国民党军队运到天津市里构筑防御工事，企图负隅顽抗。新中国成立后，有原属福寿宫的铁吼两尊，被国家搬移至天津市人民公园公开陈列。
  1992年，笔者参加西青区文物普查工作，福寿宫遗物尚存，其中包括柱础石、经幢、石望柱、石旗杆、石牌坊构件等。

注：（1）《中国人名大辞典》480页。臧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上海书店1980年11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