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寻根大运河”活动伊始，周总理关心杨柳青年画的往事就成为寻根活动的重要选题。经过挖掘、梳理，我们将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周恩来1898年生于运河名城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此后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第一位总理。他与西青文化有着割扯不断的渊源，少年时他不但曾拜师韩慕侠学习武功，建国后更是关心着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并曾亲自视察杨柳青画店。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首，享誉海内外。一般认为杨柳青年画起源于明代（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们听到起源于宋金的说法），兴盛于清乾隆至嘉庆年间。道光至民国时开始衰落，但年画生产规模仍很大，有年产年画两亿张的记录。但日本侵华后，杨柳青年画业遭到重创。画版被劈毁无数，甚至被敌人拿去盖作碉堡、垫道路、堵决口之用。一些珍贵的古版甚至被当作劈柴烧火。杨柳青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精华濒临灭绝。
  刚刚解放时，杨柳青年画的处境没有大的变化，这一艺术形式没有得到地方的足够重视。门神、灶王之类的年画被当作迷信用品，以致很多年画画版被毁，一些个体年画艺人被限制经营。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关爱着杨柳青年画的人士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有关方面，甚至国务院。当时国务院专门就此发文《对于民间艺术，不能粗暴对待，应该说服教育》，这个文件是周总理亲自签发的。
  1952年，中央专门派员调查杨柳青年画的情况。1953年，在有关部门的直接帮助下，由年画老艺人韩春荣、霍玉棠、张兴泽，在已经倒闭的“德盛恒”、“新记”、“景记”年画作坊的基础上，由韩、霍二位老艺人腾出自己的七间房成立了年画生产互助组，并请老艺人陆思荣、尹青山、王顺安参加，收霍秀英、韩秀英为徒。当时任杨柳青镇文化馆馆长的戴敬勋专门从国家征集的杨柳青年画画版中留了111块给互助组做生产年画之用。在此前后，杨柳青的艺人们把众多珍贵的年画画版和画家原作捐献给了国家，国家对此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妥善保护。其中，戴廉增后人戴荣山老先生捐赠尤多。本文作者的父亲年轻时就曾在戴老先生家中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诸多收条，其中有的收条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的。由此，也足见周总理当年对杨柳青年画的重视。
  在镇文化馆的扶持之下，互助组恢复了年画生产。1956年，互助组在杨柳青镇文化馆的协助下成立了“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这期间，各级政府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合作社还在运河岸边的二街河沿大街一号的院内新建房十余间，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1958年天津荣宝斋与“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并于1959年改名杨柳青画店，由原址搬到运河南岸的十六街和平大街一号。据相关人士讲，杨柳青画店在河南的店址院门朝向运河，为两进或三进四合院。
  1960年旧历正月初三，周恩来总理携邓颖超同志亲自来到画乡杨柳青视察杨柳青画店。一进画店，周总理首先问：这里的老艺人画画年头最多的是谁啊？有人介绍说是张兴泽师傅。总理握着张师傅的手问他画了多少年了。张师傅回答说自己十七岁画画，如今已经七十三了。潘忠义老师傅要跪着和总理说话，总理赶忙把他扶起来。潘老师傅说，总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不能怠慢，不敢抬头。总理笑着说，那是过去，我们新中国不兴这个。参观中，周总理关切地询问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解放后的发展状况。画店的同志一一做了介绍。周总理高度评价了杨柳青年画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贡献，对杨柳青年画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周总理平易近人，大家说话一点都不拘束。张兴泽师傅向总理介绍说，杨柳青年画一年“鼓”一张，但不知“鼓”到哪一方，有一年年画上画了一头小马驹，一下跑了。总理听到此风趣跑到哪里去了？张师傅说，跑到山西去了，晚上还在坑里喝水呢，有人见过……惹得周总理、邓颖超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还到印刷、彩绘车间参观，并向同志们问好，问画师们有什么困难。老画师霍玉棠说：“有一种颜料买不到。”周总理问：“什么颜料？”霍玉棠说：“就是藤黄。”周总理说：“我回北京后给你们想办法。”临别时，周总理特别对老画师们说，你们都是年画老艺人，要努力发展这一艺术。随后，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健步走出画店，乘车从镇南驶离杨柳青。不久后，周总理从北京给霍玉棠寄来了藤黄。
  此后，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在总理的关怀下，1960年3月，画店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了杨柳青年画训练班，培养了年画专业技术力量。同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年画资料征集活动。5月，杨柳青画店迁往市内，原址改作“杨柳青年画工厂”。1964年，周总理找到老舍先生，说他十分关心杨柳青年画的发展，特别是杨柳青年画日渐衰落，请老舍先生替他到杨柳青了解一下年画发展的情况。4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老舍先生来到杨柳青做调查，并与画师座谈。画师们向老舍先生详细介绍了杨柳青年画的发展情况，老舍先生做了详细记录。老舍告诉当时杨柳青画店的经理盛玉洪说，周总理了解杨柳青年画，对你们的工作很关心，临来时总理让我帮你们出点主意，我个人意见就是围绕着那四个字“推陈出新”。老舍让盛玉洪多学习，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并让他想办法把画店中的老画版和艺术珍品找个地方保护好，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国家财产。同时让盛玉洪多爱护关心那些老艺人。后来，盛玉洪才认识到，这是总理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杨柳青年画的保护策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柳青年画中的很多作品被当作“四旧”，难以计数的木版被毁。绘画停止了，艺人改行了，“杨柳青画店”的牌子也被摘掉了。直到1973年，在周总理“在发展工艺美术方面，除了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以外，可以生产，并积极组织出口”的指示下，国务院批转了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报告》，杨柳青年画才得以正名。
  周总理对杨柳青年画的关爱一直温暖着杨柳青人，特别是杨柳青年画从业者的心。1978年，在周总理八十寿辰之际，杨柳青画店职工在《美术》杂志发表文章《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杨柳青年画店》，作为对这段总理对杨柳青年画关爱之情的纪念。1978年9月，杨柳青画店出版了张福龙创作的新年画《杨柳春风》，作为对当年周总理视察杨柳青画店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