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人物春秋名噪京剧界的杨柳青人
  ——记戏剧梅花奖得主李经文
  白秉刚
  在天津市京剧院这座艺术殿堂中，名角荟萃，行当齐全，文武兼备。其中，一位梅派青衣、中国第十届戏剧梅花奖得主就是杨柳青人李经文。
  李经文，1947年出生于杨柳青猪市大街的一所普通民宅里。少年时代在第一小学读书，1966年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工青衣兼演花旦。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就任天津市京剧三团团长，1995年组建天津京剧院后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她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分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三八红旗手”。
  在艺校学习期间，李经文对梅派艺术耳濡目染，以聪慧的天资和超群的悟性刻苦勤奋地磨练，打下了全面、扎实的基本功，随即崭露头角，颇得老师厚爱。慧眼识才的刘中石、杨荣环老先生精心传授她梅派艺术，从行腔吐字、四声五韵到梅派雍容花贵、端庄大方的作派，酣畅从容、圆润糯甜的唱腔一一倾心相传，使她对梅派艺术更加酷爱，从渐入佳境到如醉如痴。
  她1981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以多才多艺著称的赵慧秋为师，吸收荀派、程派的艺术营养，兼容并蓄，拓宽戏路。在学习梅派艺术期间，深得老市长李瑞环的关怀。1987年，李瑞环任天津市市长期间，亲自主持了李经文拜师梅派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的仪式，在拜师会上老市长对她说：“我赞成并提倡中青年演员也找名师，如果中青年演员在老年演员的帮助下艺术有所提高，京剧艺术是有希望的。”从此，就是在杜近芳这位梅派名家门下深造，进行艺术上的深加工。她多方求索，百般锤炼，使舞台表演更上一层楼。
  李经文嗓音清脆响亮，音质纯洁，力度峭拔，韵味甜美，注重演唱的厚度和力度；她遵循梅派唱法，充分发挥了她在声音上的收、解、抑、扬的特色，又在继承的基础上揉进了声乐的发声法，使唱腔更加优美悦耳，戏迷们赞美她的唱腔“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她主演和参演了多部传传统剧目、新编现代剧目，主要有《浊世恩仇》、《清明雨》、《万水千山》、《清宫秘史》和《董小宛》等，都获得了奖项。
  她主演的《三娘教子》，戏中王春娥的唱念都很繁重，板式变化多，声腔跌宕。她在表演中以情带声，以声传情，生动地塑造出人物的音乐形象。在“团圆”一场的表演中，备经苦难的王春娥，忽然见到衣锦荣归的丈夫时，喜从天降，悲喜交集。此时，她演唱的“南梆子”“王春娥我听一言喜从天降……”，真如银瓶乍破，浪翻泉涌，给人以多年的愁苦、郁闷一泻而下的感受。清脆嘹亮的演唱，再加上心花怒放的笑靥，大幅度翻抖水袖的身段，绘形绘神地表现出了人物苦尽甘来的惊喜心境。她的念白也堪称一绝，吐字清新，发音高低的收敛和开放都掌握了一定的尺度。她的获奖剧目《宇宙锋》的引子“杜鹃枝头泣，血泪暗悲啼”，采取先抑后扬，扬而又抑的念白特色，来表现赵艳荣这个官宦之女的庄重文静和努力控制的悲伤情感。在“疯笑”的表演中，既要使赵艳荣“真疯”，又要表现出不疯装疯的本来面貌，让剧中人赵高将她当真疯，而让观众看到赵艳荣为了避免被送进宫、供帝王玩弄的悲惨遭遇，无奈装疯为斗争手段的内心苦痛和满腹委屈。相当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一块璞玉，于质朴中见光华。
  作为一位京剧界很具实力的中年演员，李经文在京剧艺术的实践中，仍在坚持多方求索与百般锤炼，她从不放过观摩老艺术家演出的机会，平时反复看大师们的录像，细心揣摩，从而使自己在舞台艺术生涯中，不断展现出新的境界。1988年、1990年她两次赴上海参加大型纪念性合作演出，以《西施》、《太．探．二》和《武家坡》等剧惊动上海滩。1992年她以杨荣环为之加工的《宇宙锋》，杜近芳亲传的《断桥》和新编古装戏《浊世恩仇》进京举行专场演出，得到京剧界内外的首肯，终于获得了国内戏剧表演的最高奖项——第十届戏剧梅花奖。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她多次作为京剧艺术的使者，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演出，也多次赴香港、台湾演出，她捧着国宝献给观众，心中有人，眼中无人，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唱念作舞，融汇传神，为京剧艺术这一国粹争得了极高声誉。
  如今已是56岁的李经文，正是艺术上日趋炉火纯青、不断总结经验的黄金年华，她继续活跃在舞台上，向着艺术的高峰不懈地攀登。“历经一番寒彻骨，迎来梅花扑鼻香”。在她从艺40年中，荣获天津市历届汇演一等奖和优秀演员奖，全国第二届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优秀奖，直至荣获梅花奖。她一贯平易近人，没有领导和名家的架子。长期以来，她给自己立下做人准则：“台上认认真真，台下实实在在。艺术上往上比，生活上往下比。”
  揭示书法奥秘的人
  ——记“包络网格习字法”发明人张凯
  孙永亮
  最近，出生于西青区南河镇大卷子村的张凯先生，经多年研究的“包络网格习字法”获国家艺术发明专利。由他编写的《包络网格习字帖》也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在天津图书大厦及全国各大书店发行。一时间，“农家娃书法研究获国家专利”的新闻，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求索
  张凯先生的祖父、父亲、大伯都酷爱书法，他的亲友、老师、同学中也不乏爱好者。受环境的熏陶，张凯自幼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书法学习是一个长期的研习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章法循序渐进，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否则，尽管有良好的愿望和积极的努力，往往也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张凯在长期的习字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这种困扰。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总感觉自己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收效甚微。因而，常常陷入十分苦恼的境地。怎样练好书法？能不能研究一种方法帮助书法学习，成了萦绕在张凯心头的一个梦想。从那时起，具有一股犟劲的张凯开始了对书法方法的研究。渐渐地，这项研究成了他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以至于达到了痴迷程度。从中学到大学，一直走上工作岗位，这项研究从未中断过。在大学期间，张凯学的是建筑专业，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建筑施工管理工作，先后获得了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房地产评估师、高级工程师等职称，成了一名建筑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多年来学习、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时间十分紧，但是，这不但没有影响张凯对书法的研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研究工作拓展了思路，增加了知识底蕴。
  在长期的研究中，张凯对历代书法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反复的临摹分析，研究各自的书写风格和书写规律。对他们的书写特点进行归纳比较，不断加深对书法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张凯对长期以来指导书法学习的各书法用格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他深感现在有的各种书法用格在书法学习中具有较好的规范指导作用，对练习书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果在书法用格上取得突破，使书法学习有一个更科学的规范，就能提高效率，使书法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张凯把对书法用格的研究确定为自己的主攻目标，并付诸于具体行动之中。
  跨越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失败的基础之上的。而要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书法领域有所发现，有所突破，那就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更何况从事这项探索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子弟。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从事书法研究那是专家学者们的“专利”。但是，张凯毕竟是张凯，他决心要在这个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领域里闯出一条道路，实现自己的梦想。张凯深知，任何成功都是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和不懈的努力之中的。书法结构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更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否则美好的梦想只是一场空想。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张凯决心从基础做起，不断拓展自己的学习领域。从孔子的学说到《文心雕龙》的论述；从唐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到明李淳的“八十四法”、清黄自元的“九十二法”；从明赵宦光的《寒山扫谈》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从米字格、田字格到回字格、九宫格；从书法引申到世间万物；从易经学说、佛学到天体、宇宙理论；从建筑结构学到人体结构学；从美学、力学到阴阳五行学说……张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不辍。在此过程中，他对大量书法汉字的外包线及动势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揣摩。以探求其中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征，从中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张凯虚心向身边的师长、朋友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与他们共同探讨一个个方案的可行性。通过肯定—否定—再肯定一再否定的层层深化和一次次的不断总结完善，一种全新的书法结构理论“书法包络网格”终于孕育成形并诞生于世。
  包络网格由6界，3经，5、6网共20条线段交织成平面骨架，它分别从外界、纵向、横向、斜向为汉字提供了外围界限轮廓、中轴线、中堂、上下方向，动势、笔画角度、形状及左右分间等全方位的参照。特别是纬线TQA=1/6角度的提出，为汉字书法提供了横向普遍直观的动势参考。由此确定的统一斜六边形的界，打破了传统方框对字外形认识的误导，挣脱了传统横平的束缚，明确表达了字的整体动势。为汉字确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界，更明确了汉字外形渐变的特点，使书写真正做到起止明确，收放有度，从而达到了立书法骨架之象、尽结构法则秘旨之意的目的。实际上是一个经纬界极坐标系。网格中的点、线、面用传统的概念定义，使其和传统文化对接，以导出其固有文化渊源，寻此可探究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并可挖掘中国传统美学的新亮点。
  升华
  张凯深知，“包络网格习字法”的提出，只是在书法结构研究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如何让它更加完善，成熟，还需要精心打造。经过认真思考，张凯把目光投向北京。他决定把研究成果呈送中国书法界的最高权威机构—中国书法协会请教，让自己的“新生儿”接受最严格的检验，以是它能够尽快成长壮大，为书法艺术的推广普及发挥积极作用。
  在北京，中国书法协会的前辈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中国书写会刊《书法通讯》主编张巧珍老师研究了他的有关资料后，对这一发明十分赞赏，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后，由于“非典”肆虐，张凯除了用电话与中国书协保持联系外，剩下的就只有等待，等待……时间一天天过去了……2003年的某月的一天，从北京传来喜讯—“包络网格习字法”得到了中国书法界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书法界专家们经过研究，深感惊讶。他们发现，包络网格与历代书法家的书法结构十分吻合。这种现象令一些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的专家猜测，是否古人就有这种类似的书法秘诀只是秘而不宣？也有专家认为，这也可能是书法发展到极致，由于自然审美趋同与法，而无意中产生的结果，亦即自然造物的结果。一时间，这一发明在专家们当中引起轰动。他们为书法结构理论研究取得的新突破感到十分欣喜和由衷的高兴。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后题写了“立象尽意”，副主席刘炳森先生题写了“妙法尽显”，张飙先生题写了“别具一格”等题字，以此表达他们对这位年轻后生及其“包络网格习字法”的肯定和鼓励。沈鹏主席还亲笔为张凯编写的《包络网格习字帖》题写了书名。中国书协著名书法理论研究家于曙光先生亲自为《包络网格习字帖》作序。对包络网格习字帖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肯定。于曙光先生在序言中指出“包络网格给感性的书法确定了一个理性的骨架，实际上是对书法结构理论的象化和补充，是对各种书法秘纸之意之目的，使很多结构法则明确地表达出来，更多书法奥秘能展现在世人面前。”“书法包络网格相对于历史上的结字理论更加直观科学”，“对书法结构法则的表现更加明确全面”，“相对于以往的书法用格其参照指导作用更加准确到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很强的可操作性”，“在书法研究、教学、练习上可以发挥出极大的指导作用”。“借助它可以更迅速准确地认知和掌握书法结构法则”、“使书法教学更加科学、理性、直观”，“使书法练习真正做到起止明确收放有度”，“可以对名家书法进行更加精细的对比研究”和“对书法家书法风格进行再创造”。“书法包络网格的发现是书法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它将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做出贡献”。
  张凯成功了。但他深知，已有的成功只是实现自己书法梦想的第一步。目前，他在继续深化包络网格研究的同时，正在筹备“包络网格习字法”的推广普及工作，争取让更多的人运用这一方法迈入艺术的殿堂。他还计划将“包络网格习字法”推向国外。让“包络网格习字法”在促进书法艺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组织指挥卫星发射的杨柳青人
  白秉刚
  2000年9月1日，我国“资源二号”传输型遥感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了。巨大的运载火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喷吐着橘红色的火焰，腾空而起，直冲云霄，渐渐消失在茫茫太空之中，这颗卫星用于普查城市规划、作物估产、灾害监测和空间科学实验等领域。它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是与酒泉、西昌并列的我国三大卫星发射中心之一。发射卫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多领域尖端科技水平集中体现的系统工程，而组织指挥卫星遨游苍穹的人更是我国高层次科技英才中的佼佼者。杨柳青人张志伟就是多次参与指挥卫星发射的中心计划部部长。
  张志伟出生于1954年，少年时勤奋好学，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6岁时参军离开家乡，至今已在军旅生涯中奋战了34个春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张志伟以自身优良的素质和业绩，脱颖而出，由一名普通士兵，逐级提升到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其间曾被原国防科工委选送到高等军事院校深造。多年来，先后参与并成功地完成“风云一号”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铱星”等发射试验任务，为国家的现代化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任连职期间，他领导的连队，曾荣获“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荣誉称号。在旅级单位领导期间，他所在的旅，被军委授予集体二等功，在走上中心领导岗位之后，他依然保持了淳朴的工作作风。他经常与战士谈心，关心他们的成长；他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积极为年轻科技人员成才创造良好条件，在承担国际卫星发射的工作中，曾去美国、巴西等过考察谈判，他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深受国外专家的赏识和上级首长的认同。
  2001年6月，西青电视台的记者远赴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专程采访了张志伟。在访问的交谈中问他：“据了解，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发射国内外卫星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您曾参与指挥过哪些卫星发射？面对周总理关于科学实验的16字指示精神，即：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你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他深情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早在1958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而后我国相继组建了卫星的研制单位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66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作出了要组建新的卫星发射中心的指示。在这情况下，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也就应运而生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成为我国三大卫星发射中心之一。中心组建以后，先后完成了上百次大型飞行试验任务，其中发射卫星有资源探测卫星，有气象卫星，共计有20多颗，而且全部获得了成功。”
  在谈到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取得令国际同行震惊和叹服的百分之百成功率时，他深有感触地说：“经过30多年的实践总结，我们感觉到发射试验成功率这么高的因素还是很多的，但是概况起来有三点：一是有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每次大型飞行试验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有时还要亲临现场组织指挥。同时也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试验成功率，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形势的要求，这就不言而喻了。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需要，我们国家并不富裕，发射一次卫星耗资是巨大的，我们失败不起。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发射成功才筑就了共和国的和平盾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第二个原因使我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科技干部队伍，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们扎根场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勇攀高峰，为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和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这儿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常年扎根在我们的试验场区默默地奉献着，我想有这么一支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完成任务好的科技队伍，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三是我们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概括起来就是周总理生前倡导的科研实验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在执行大型飞行试验任务当中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精心操作，精心保障，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确保质量，确保质量，从而赢得了胜利，应该说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交谈中还问道：“您从16岁参军，32年以来，很难回家去看看，现在家乡的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希望您有机会常回家乡看一看，借此机会您对家乡人民说几句话好吗？”
  他回到说：“借这次难得的机会，我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讲几句话：我非常热爱我的家乡，因为那是鱼米之乡；我非常思念家乡的亲人，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也非常关注我的家乡，那是因为明天会更辉煌。最后，我祝愿家乡的父老乡亲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采访工作在发射中心积极支持下圆满完成了，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张志伟踏上回归之路。短暂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杨柳青人在祖国的航天事业中做出的闪光业绩和他由士兵到我军高级指挥员不平凡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人才辈出的年代中有所前进，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问道于石解难以金
  ——忆书法篆刻家齐治源
  白秉刚
  清代嘉庆十九年即1815年，杨柳青年画的开创人之一齐健隆在御河沿兴建了“齐健隆画店”，现在尚存的杨柳青镇健隆胡同就是画店的故址。出自该店的传世精品流传很广。光绪年间，国内政治风云多变，年画业开始衰退，齐氏家族的后辈弃画从文，投入教育科技等领域，他们孜孜奋进，试图救国济民，出现了许多业绩突出的著名人物，齐健隆的第九世孙驰名天津市的书法金石篆刻家齐治源就是突出的代表。
  齐治源先生原名植橼，1916年生于杨柳青，已于2001年病故。生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天津市美术协会候补理事，兼职该会篆刻研究班导师、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市文史馆馆员、市职工书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还是河北、河西、红桥等区书画组织的顾问。齐先生自幼随舅父名噪京津文坛的王猩酋攻习魏碑、汉隶和古文。后来又师从天津市文史馆馆长、甲骨文专家王襄研究甲骨金文。在青年时还研究《经史子集》并得到文字学家陈帮怀的指教。同时，他精心收集了近代有名篆刻名号印章千余方以及历代碑帖，名曰“千石印室”，从书法篆刻两个方面悉心揣摩，勤奋自学，从而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学习书法坚持以碑为本，结合汉简、帛书、写经并吸取清代近代名家的技法，融篆、隶、草、楷为一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风格，行笔流畅，不计工拙，自得天趣。
  天津日报曾有评语：“师古而不泥古，出新而不逾矩”。这是他的书法达到高境界的结晶。七十岁后，他曾游览名山大川，博取古人遗作的精华，气势磅礴的自然景观赋予他灵感，书法有了很大变化，其作品古朴高雅耐人寻味，此后数年之中将篆隶书法融为一体，书写了唐诗、宋词近百首，体现了浓厚的金石气，作品独树一帜，以特有的风格，为近代书坛中所罕见，显示出其深厚功力。
  他的篆刻艺术以秦汉为宗，27岁时拜王襄之弟津门著名篆刻家王雪民为师，攻习秦汉玺印，其间又自学近代篆刻名家黄牧甫并得到钟刚中、寿石工等名家指教。半个世纪中，无一日不操刀治印，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自书一联自我形容：“不管他张王李赵，只顾我笔墨石刀”。60岁后更加勤奋，先后刻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十老诗词，以及唐宋元明诗四白首印谱。此外，还有《聊斋志异》篇目小印488方。以惊人毅力，娴熟刀法在方寸之间上下左右，字字照应，方圆相济，搭配得当。他毕生治印多达数千方，每幅作品堪称是一方气象万千的印章，又是一幅完美的书法佳作。65岁时，曾对近代百余篆刻名家的生平和印蜕作了评述，阐述了个人见解，实际上是他撰写的近代篆刻史。论述中的真知卓见反映了他对这门中华文化艺术瑰宝有深入的研究。
  齐先生的书法作品，笔迹虽与众不同，但全有依据，是文学与书法相结合的产物。1982年至1984年，他先后在天津两次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其书法篆刻作品也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在报刊发表，在《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一书中对他篆刻的评价写到：“功深百炼，笔力千钧”。
  他对文学历史颇有研究，有超俗的观点。他纵观中华文化历史，曾写过一联，上联为：“商卜、周诗、楚辞、鲁论；下联为：秦诏、汉史、魏赋、唐文。在这幅对联中他论述准确，词性对仗，平仄合韵，是对我国每个朝代有代表性的学术和文学极有价值的高度囊括。他主张作为书法家，必须把文字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他身体力行，治学严谨，书斋中备有各种专用书籍，如《辞通》、《雅尔文疏》、《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经今古文字考》和《集韵》等。为了考证某字的来源，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手执放大镜，认真翻阅，绝不误己误人。他生前经常应邀在市、区书法协会讲课，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他的论述详实，见解深邃。
  齐先生进入晚年时，常以篆、隶、楷、行草信笔撰写联语，现在保留下来的有325副，名为《智园偶语》。在“治学自述”联中写道：“取古法以象外，得前贤之环中”，记述了个人追求艺术的体会。闲时还以聊斋集目自娱自乐，如“丐仙放蝶，道士种梨”、“酒友棋鬼，蝎客蛇人”等都对仗巧妙，而不失原词。有时兴致还嵌名作联，分赠与朋友。如对书法家余明善，他作的嵌名联是：“明昭物异，善与人同”。送给篆刻家蓝胜青的联中写道：“胜地临江真气弥漫，青山抱水妙造自然。”
  齐先生思想开朗豁达，言谈含有深刻的哲理，令有识之士无不折服，“文革”遭劫后，他写联滋味“凤毛麟角全抛却，虫臂鼠肝皆太和。”他述说当时的心情是心情若水，人淡如菊，如果心窄，不死即疯。六十六岁在自寿诗中写到“六六未死肉未脱，笔墨石刀自消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他如枯木逢春，以“大却能渡，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以毕生精力追求艺术。他形容一生为“问道于石，解难以金”。即以石篆刻，以金文考证文字，尤其对世俗有自己的观点，如他曾在峨眉山浏览了很多寺庙，后写过“大佛无灵都来纷纷捧脚，小民何苦各自点点磕头”。另一首写的是“不扎草船送穷鬼，且开蓬户待财神”，原意是自唐朝以来，每逢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时的民俗是扎草船放入河中，以送穷鬼，而当时的文学家韩愈以及后来的宋金时代的大诗人元遗山未能免俗，也由此举。他超越前贤，认为：穷鬼，鬼穷志不穷，是我的好朋友；对财神不请，不敬，不接，待其自来，给我多少不计较。这是他一生处世的真实写照。
  他一生淡泊名利，不计较荣誉，地位，而以艺术魅力赢得人们称颂。纵观他一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艺术造诣颇深的书法篆刻家。
  2001年1月1日，老人逝世了，享年84岁。《天津日报》发表的消息中写到：“齐治源是本市资深的老书法篆刻家，精篆书、篆刻。对书法篆刻史颇有研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为追忆前贤，发表通讯简介他的生平及艺术成就并登遗像以资纪念。现在他的生平及作品选件已刊入《中国当代书法家词典》、《天津市书法艺术作品集》和《天津市文史馆书画作品选集》之中，传留后世。齐治源先生的成就也为他的家乡杨柳青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刀笔铸魂八十载
  ——记中国著名书法篆刻家刘廼中
  白秉刚
  在素有塞北江南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吉林市，松花江从这里穿过，十里长堤下江水奔涌，长流不息。江畔芳草鲜美，花团锦簇。清晨，这里到处是晨练的人群，其中一位正在打太极拳精神矍铄的老者，就是“江城四老”之一，驰名中外的书法篆刻家刘廼中先生。
  刘老祖籍杨柳青。1886年即清光绪十二年，这里曾出过一位翰林，便是刘廼中先生的祖父刘学谦。在杨柳青的民间，有一个魁星点状元的故事，即明代修建的文昌阁顶层上供奉着的魁星，手持着一支笔，笔尖指向的地方，便是当年的刘宅，即现在的翰林院旧址。刘翰林曾任清朝学台、道台、御史等职。廼中先生的父亲刘毓珙，毕业于清译学馆，曾在清外务部、民国外交部任职，以后又任民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副职等。他的二伯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擅长金石碑版之学，与当时的一位工篆书的徐世襄有“南徐北刘”的声誉。刘廼中1921年生于北京，书香郁郁的内部环境，为他学习书法篆刻提供了难得的先决条件。三岁便学习写字，四岁时便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习篆书，上初中时受身边几位名人的影响，以独特的天赋酷暑严冬伏案临习，为其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就学于启功先生门下，言传身教得到真传。他以篆书、隶书见长，作品端庄古雅，朴厚遒丽，从此，辗转于书法艺术之旅，与此同时，又在王越千、柯燕舲的指导下学习篆刻，1941年特意去上海求艺于名声显赫的篆刻艺术家王福庵先生。王大师悉心点拨年仅21岁的廼中“不要学我，不要死学任何人”。此后，他不依附任何门派，不囿于任何人的招式，广摄众家的神韵，独辟蹊径，以纯熟圆润的刀技自成一家，后来，连年战乱的岁月中断了年轻艺术家的梦想。建国后，先“特嫌”、后右派，于1958年与吴祖光、陈明等文化界名人流放北大荒，1961年戴帽分配到吉林图书馆继续改造，直到1979年摘帽，从此吉林市便成了他的第二故乡。40年的美好时光无情逝去，年事古稀的刘廼中却如枯木逢春，艺术青春不断地在生活中迸发出绚丽的火花。他的作品被选入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军事博物馆、吉林文史研究馆和博物馆等处收藏。
  廼中先生淡泊名利，心胸豁达。重治学，重情义，亲近生活，遇事平和，笑对人生；他珍惜过去，更热爱未来，他的生平体现在刀尖与笔锋之间，用手中的刻刀和毛笔书写和诠释人生。他酷爱雕刻，在坚硬与锋利的对碰中，抒发其性格中的刚烈、秉直。同时，又用柔毫笔锋去化解人生的坎坷与不快，以柔克刚。他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无门限斋’。他的老师启功为他题写斋名并作了解释：“隋朝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的后裔，善书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登门求字的人很多，门坎都被踏破了，便用铁皮包上，人称‘铁门限’。刘老自谓‘无门限斋’，一是认为没有必要给自己安个摆架子的门坎，二是含有没有门户之见之意。”启功大师为此题诗：
  月圆花好路平驰，七十年唯梦里知。
  佛法闻来余四谛，圣心违处枉三思。
  满瓶薄酒堆盘菽，入手珍图脱口诗。
  昔日艰难今一迂，老怀开得莫嫌迟。
  赵朴初也曾赠诗：
  齿折心不折，甘为孺子牛。
  荒寒坚壮志，修讲抱深忧。
  菩萨无恐怖，圣人不怨尤。
  同心复同德，文艺好悠游。
  八十年代初，刘廼中先生从吉林市图书馆副馆长职位离休了，可他的艺术生涯却翻开了新的篇章，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吉林省文史馆馆员，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加坡书法协会评议员，并兼职几所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本人传略收录于《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和《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作品入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和“当代大陆书法精英展”，收入《当代楹联墨迹选》、《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书法篆刻作品集》和《日中友好自咏诗书交流展作品集》等。他的篆刻作品收入《全国首届篆刻艺术作品集》、全国印社作品集》、《西泠印社社员百印集》。曾应邀赴新加坡交流书法艺术，两赴台湾讲学和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览，并在台湾出版了《刘廼中印存集》。
  数十年间，刘老创作书法篆刻作品几千幅，都随手散去，如赵朴初、启功和台湾著名学者、书法家王静芝的手章都出自于刘老之手。1995年在各界朋友敦促下，开始搜寻历年佳作，准备出版《刘廼中书法篆刻集》。1996年初赵朴初先生见到部分作品后，欣然命笔题写了书名，并作七言古风一首大加赞誉：
  每从来牍玩君书，刚健婀娜叹儒雅。
  今现小楷出老手，规矩方圆之至也。
  真行篆隶无不精，学力所到天所假。
  游刃坚石既有余，又策柔毫如战马。
  书艺欣看此集传，莫嫌持扇求题者。
  启功先生也题诗赞颂：
  铁笔追秦汉，柔毫继如今。
  古华书艺古，千载见遗芳。
  2000年末，装帧精美的《刘廼中书法篆刻集》由西泠印社出版发行。
  在吉林市名人馆中，展示着严格评选出的31位当地名人，刘廼中先生的传记列于其间。由他题写的众多牌匾诗词，显示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高深的文化底蕴。该市的著名学者都以仰慕的心情评价刘老的高尚人品和艺术成就：书法家窦黎明以“精珍洁雅”四字概括了他对刘老其人其书的理解。他说：“凡有幸一览刘廼中先生书法集与书展的人们，无不为其艺韵之精纯所动，尤当稍知以此精美的文化铸魂之作，系成于凄风苦雨的人生历程之中时，更为先生怀一颗献身中华文化之大心、超越一己苦难的高尚人格敬由衷来。其作品中表现出的精珍洁雅之气，郁郁苍苍如雾出之于山崖，读之观之可以识风范、净情怀、洁神魄、当尘俗，令人敬而师之。天意遣刘公于斯，先生却以精湛之技，专深之学，铸心迹之作，以报边城，实吾域之幸也”。
  吉林省、市的各级领导，敬重刘老的艺术成就和对地方文化建设的贡献，当2000年刘老八十寿诞之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晚会，历次重大的有关庆典，都邀请刘老作贵宾出席。
  刘老如今已是84岁高龄，他坎坷一生，也豁达一生。他80多岁的高龄，30岁的心态，对新知识、新理念、新事物接受得快，是他依然保持年轻的重要原因。闲暇时他也打电脑，在网上猎取新知识。家乡人来采访他，他激动万分，亲切备至。感慨地说，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接待故乡人。交谈中他不时学说一段天津话，引得在座的朋友哄堂大笑。他盛赞故乡的建设成就，2002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杨柳青，并希望在家乡举办书法艺术交流。临别前他为故乡的来人写下了一联：“枫叶经霜艳，梅花透雪香”。这不正是先生艺术与人生的真实写照吗？
  心灵手巧白俊英
  宋洪升
  “天津城西杨柳青，有个美女叫白俊英。”这是流传已久的杨柳青小调《画扇面》中的一句唱词，说的就是擅丹青能画画的杨柳青美女白俊英。
  这白俊英生得可谓“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她高高的个头儿，白晰的瓜子脸，柳眉杏眼通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白俊英不仅长得俊俏，而且心灵手巧。她家住在御河沿，与戴廉增画店为邻，常去画店玩耍，时间长了，耳濡目染，加之天之聪慧，很快就学会了画年画。
  白俊英画的画，不管是花鸟鱼虫、仕女娃娃，还是戏剧故事中的人物，都似活的一般。特别是她画的胖小儿抱鲤鱼，莲叶碧绿生辉，水波纹理纤细，丝丝见脉；那胖小儿胖墩墩，白生生。翘着小嘴，笑口常开，真是人见人爱。
  白俊英不仅手绘，还摸索雕版技艺。她用薄皮子做成手指套，干活时套在手指上，以防刻刀磨破她那白嫩纤细的手指。她刻出的画版，纹理清晰，轮廓鲜明，印出底样，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客商赞不绝口，订货者日增。至此，白俊英的名字象她的画一样，四处传扬。
  一晃，白俊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登门说媒的踢破了门槛子，其中不乏乡绅富贾，豪门子弟。他们都表示愿出重重的聘礼，以讨得白俊英的欢心。而白俊英却不为所动。她心里除了她所钟爱的杨柳青年画，就是和她青梅竹马的戴廉增画店的少掌柜戴敬德。
  一次，本地大户托人来说亲，媒人透露：只要白俊英愿意，要多少聘礼都答应。白俊英抿嘴一笑：“我要十两清风半两月，四两星辰陪床前。”媒人一听傻了眼，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白俊英和戴敬德有情人终成眷属，两家家长为二人择吉日完婚。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如漆似胶。从此，杨柳青御河沿又多了一家德英画店，生意异常火红。人们称颂他们是一对为年画艺术而结合的好伴侣。
  巧手绘圆七彩梦
  ——记杨柳青年画艺人张克强
  爱融
  杨柳青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遐迩。当今，在诸多的杨柳青年画传人中，被称为“年画张”的张克强因致力于弘扬年画艺术而占有重要一席。
  张克强年幼时就喜欢涂涂画画。他画小人书的李逵、宋江，也画样板戏中的杨子荣、李玉和，喜欢什么就画什么。后来，受他的大哥张克森——一位小有名气的杨柳青年画老画工的影响，也学着画年画。凭着他的天赋，很快就入了门，竟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
  他学画年画以后，就有了一个梦想——搞起自己的画店，把杨柳青年画艺术接过来，传下去。可那时，家里靠父亲干临时工和大哥微薄的收入维持9口之家的生活。建画店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
  1974年，张克强初中毕业后到杨柳青镇白滩寺村插队，4年艰辛的知青生活没有动摇他学年画的信心。劳动之余，他仍不停地画，不断地揣摩画技。1978年，他考入天津师范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画年画。画那些老百姓喜爱的《莲年有余》、《四季花开》、《缸鱼》、《十不闲》等喜庆画。
  画年画总得有些花销。他就将自己画好的年画拿到市场上去卖，还挺受欢迎。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买些纸张和颜色了，还可贴补家用。这又燃起了他建画店的希望。
  师范毕业后，张克强当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师，有了比较宽裕的画年画的时间，经济条件也有了改善。后来，为了专心作画，他干脆停薪留职，租了一间民房，招了一名徒工，搞了一个年画小作坊，师徒两人在这间陋室中一画就是5年。5年中，张克强请教了多位老画工，阅读了大量有关年画的资料，收集了许多样品，孜孜不倦地研习杨柳青年画的画技，逐步领悟了年画的精髓。他终于成熟了。几年前，他把全部积蓄拿出来，买了几间平房，招了几名徒工，建起自己的画室，圆了多年的梦。
  张克强对杨柳青年画艺术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对墨图印制工艺几次进行改进。
  杨柳青年画印墨最开始是用木版，但刻木版费工费料，他就改用纸版，现在又采用了较为先进的丝漏。漏版印出的墨图，既保持了木版的韵味，又使墨图清晰、流畅，摒弃了木版线条不实、断线、容易沾卷的缺憾，使人物和景物的形体、线条、透视效果、颜色更趋于完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张克强为了弘扬年画艺术，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而且不遗余力地培养徒工。他破除“家艺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的陈旧观念，凡有志于年画的人，不分男女，他都耐心地、毫无保留地传授。经他教授的徒工已达40多人，其中大部分已能独立作画，有的还自己办起了画室。虽然在年画市场上多了几个竞争对手，但当他看到杨柳青年画的艺术队伍不断壮大时，感到无比欣慰。
  张克强近40年的功夫没有白花。“年画张”绘制的杨柳青年画已在北京、天津和本镇展销，深受顾客青睐，并远销新加坡，一时引起轰动。许多外地人慕名前来选购他的年画，作为高档礼品和收藏品，有多个品种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
  张克强并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就。他认为，对杨柳青年画艺术的探求是无止境的，还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汗水。他将用他那双巧手绘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梦。
  石挥与石毓澍
  宫桂桐 韩志勇 于建玮
  天津城西的杨柳青石家是一大户，一度财势显赫，声名遐迩，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其财势号称津西首富，列为颇具影响的天津八大家之一。
  石氏先人在清雍正年间，即从山东来到天津一带操船经营。乾隆五十年，石衷一开始落户杨柳青，其子石万程颇善经营，家资日丰。到石万程之子石献廷时期，石家已一改累代单传而人丁兴旺，家大业大。在清朝道光三年，石家由于其家族的庞大，析产分为了四大门户，其中长门福善堂，二门正廉堂，三门天锡堂，四门尊美堂（现杨柳青石家大院为尊美堂仅存宅地），四大门之下，又设十三小门。而在各堂门诸多的后代之中，尤以二门正廉堂后代成就最高，在国内外影响最大。我国著名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石挥及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石毓澍均出自此门。
  二门正廉堂最早为石献廷二子石宝庆，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考中武进士。正廉堂之下又设六小门，然随着清政府的垮台，我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六个堂名诸多的后代，都逐渐败落了。只有其中三德堂一支石绍廉（博泉）看到大家庭的家境日衰，预感前程不妙，于民国四年（1915年）夫妇二人携全家迁居北京，谋得工作，供子女读书，闯荡出了另一片天空。
  石博泉共生五子，长子石毓浔（石开），次子石毓溥，三子石毓涛（石挥），四子石毓澍，五子石毓尊。石挥与石毓澍便是其中学习最为勤恳，事业最为成功的二人了。
  石挥是石博泉的第三个儿子，家名石毓涛。1915年出生于天津杨柳青，出生后不久随父母迁居北京，以后在北京师大附小上学毕业后又断续上了二年初中，然而在高小时期，石挥就表现出了他的表演天赋。那时学校每逢一年的游艺会属石挥最快乐、得意的时候，老师常叫他代表班级表演小独幕剧，他与同班的董世雄（影星蓝马）经常是不可分离的搭档。谁能料到他们俩人后来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演员，又同时被评为世纪电影男演员！
  而后来石挥因其父失业，家庭生活困难。15岁时就独立谋生了，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年赴上海，后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曾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砺，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四十年代初，参演了30多个剧目。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特别是他饰演的《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更是令人叫绝。因此，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评为“话剧皇帝”。
  1941年石挥涉足影坛，共参与《世界儿女》、《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母亲》、《哀乐中年》、《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等22部影片的创作，主演了12部影片，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的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为人称颂。1950年他自导，自演了由大哥石毓浔（石开，笔名杨柳青）编剧的影片《我这一辈子》，其表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这一辈子》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揣摩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1957年11月，反右运动中，石挥遭到批判而失踪，1958年上半年，在上海吴淞口外发现一具男尸，经公安局鉴定，确认是石挥。1979年3月2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14位错划的右派平反昭雪，石挥名列其中。1982年3月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莱特里还说，“我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1995年由广电部，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举办世界电影100周年暨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电影世纪奖评委会授予石挥“中国电影世纪男演员奖”。
  石毓澍，1918年出生在北京，此时的石博泉已带全家从杨柳青迁到北京。石毓澍14岁考入北平中法大学高中，1937年去法国留学，1944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回国，从事医疗工作。1951到天津总医院工作。1971年调入解放军305医院，1974年转业回到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在此期间，石毓澍创建了心脏病学研究室。成为我国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国家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前后共培养了6名博士，14名硕士。曾是天津河西区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天津医学会会长，《中华内科》杂志副总编，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第十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石毓澍在他70岁时，辞去行政职务，被天津医学院授为终身教授，同年被里昂市授予里昂市荣誉市民。1955年，石毓澍在中华医学会成立80年大会上评为我国80名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之一，并获得中华起博电生理学会在中国开创心点生理学奖。1996年移居澳大利亚。
  石毓澍与石挥的感情很好，但由于在北京生活早期，家中生活不是很富裕，父亲失业后，石挥为供养家中生活及弟弟读书，经常在外工作，后来又到上海演话剧。而石毓澍在1937年便到法国留学，抗战胜利后才回国，1951年在天津工作后到1957年石挥去世。他们也一直没有机会再生活在一起，因此俩人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就是在这不长的日子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感情就比别的时候来的更加深厚了。那时候在家中，石挥最喜欢拉父亲的京胡，并教弟弟毓澍拉二胡与他配合，后来他们经常配合拉奏从街上铺子里收音机中听到的京戏唱段，这段简单而又短暂的生活给石毓澍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石毓澍对哥哥感情很深，认为自己所获得的一些成就离不开在困境中哥哥所做出的贡献。时至今日，他时常会回忆起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童年的往事以及在困境中相互给予的友爱。
  1957年，石挥在上海投江自尽，这为石毓澍及家人带来了重大的打击。石挥死后没有子女，没有一块墓碑。石毓澍说石挥就好像一直飘在空中一样，没有家。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天津市西青区有关部门的之安排下，移居海外多年已86岁高龄的石毓澍老先生专程回国，于2004年9月19日，将石挥之墓安放在了天津西青，去世47年之后，石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石挥的墓碑旁边安放的是他的母亲，石挥生前很孝顺，很爱母亲，这一次石挥永远的依偎在母亲身旁，安静地睡了。
  石挥之墓安放仪式之后，石毓澍老先生专程来到杨柳青石家大院，将其珍藏多年的，其兄石挥的遗物——一件风衣捐赠给杨柳青博物馆，为该馆日后开辟石挥生平展览，提供了一件宝贵的藏品。石老先生说，这件衣服是石挥50年代穿过并送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穿，经过数次辗转，他以为已经丢失，没想到又找到了，现在他把这些衣服捐赠给杨柳青博物馆，为纪念石挥做出一些事情，也算是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石挥与石毓澍，这对从杨柳青走出去的石氏一支的兄弟，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而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为杨柳青石家后代的今昔添上了重重的一笔。他们不但是石家的骄傲，也是家乡杨柳青的骄傲。
  高桐轩与杨柳青年画
  冯立
  文明古镇杨柳青培植出了杨柳青年画这株民间艺术园林里的奇芭，同时，在杨柳青也涌现出众多技艺高超的年画艺术家，正是他们的精湛画技和创作天才，使杨柳青年画这株奇芭愈开愈丽。高桐轩就是这些画家中的佼佼者。
  高桐轩本名荫章，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生于杨柳青镇一个商人家庭，其父经营彩缕布缎，往来于京津苏沪，家道殷实。高桐轩自幼聪慧过人，乡里视之为“神童”，有过目成诵之谓。他不但读书好，而且自幼喜欢木工，常在课后学习木工手艺，所做窗户车门都合尺寸，工艺别致。
  道光三十年，高桐轩十五岁，按旧时制度，他本可去参加科举，求取功名。但是高桐轩不喜欢拜见“衣冠客”，决定弃学从商。但不久随着太平天国兴起，南方局势动荡，从商之路断了。于是，高桐轩在家里过起了耕读生活。
  闲暇时，高桐轩寄情于丹青，所画人像、动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高桐轩画画不是闭门造车，他有时间就往来于杨柳青的画师之间，向他们请教，同他们切磋。杨柳青年画是有一套秘而不宣、口耳相传的“画诀”的，过去从不见诸于文字。高桐轩在向画师们学习的过程中，将这些“画诀”抄录了下来，后来经其子高翰臣补充修订，整理成一本《墨余索录》，流传于后世。至今，高桐轩整理的“画诀”仍是年画画师们的“秘笈宝典”。
  高桐轩在务农的同时还做自己从小喜欢的木工维生，因此对木工、瓦工匠人中所秘传的“鲁班经”、“匠家镜”等工艺秘诀也都谙熟于心。这对他后来绘制年画中的亭榭楼阁，并很好地处理画中的建筑布局打下了基础。
  同治三年，高桐轩三十岁时，为解决生计问题，在自家院内开一画室，每天除农事外兼以作画为业。谁知他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名气越来越大。甚至有传说，他的一张画着白菜、蝈蝈的“三秋图”“古”（活）了。慈禧太后知道此事后，下诏传见高桐轩，并命其画一幅“仙山渔隐”图，高桐轩很快画就。慈禧太后看了大加赞赏，赏高桐轩白银五百两，并命高桐轩为“如意馆”供奉，高桐轩因此名声大振。此后，他往来于津京，以作画为专业了。这期间，通过与北京及各地画师们的交流，他的画技大长，阅历业越来越丰富了。
  光绪二十年，高桐轩六十岁。此时的他已逐渐看破了世间的喧嚣，不再愿追逐世俗的名利。这一年，高桐轩加入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理”（杨柳青是“在理”的发祥地之一），以求修身养性。从此高桐轩改长袍马褂为宽衿灰色道服，夏着网巾，冬戴飘绫风帽，只出没于乡间，不再奔走豪门了，并发誓不为冠带袍笏之流画像。他书“雪鸿山馆”匾一块，悬挂与居所的西屋书斋。从此闭门谢客，专心修身养性，潜修丹青，并精心执刀刻版。这一阶段，高桐轩为杨柳青年画留下了大量精品。据说，他刻版印制的年画与原画稿的笔意不差分毫，其精美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年画画家。
  光绪三十年，年近古稀的高桐轩感叹时光荏苒，怀恋已逝的乡情，复又携杖出门，遍访乡间旧友，并为他们每人画像一幅，以慰感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高桐轩七十一岁时病逝于经堂庙前街的老宅中。
  杨柳青画神王树村
  盛亚平
  九月二日下午，我在天津电视台参加评论会议，向关金滕老师询问“杨柳青”刊物情况，准备把我的家庭亲历的杨柳青年画变迁情况以后写稿，以便完成作家协会成员每年向大众服务的任务。真像老舍儿子舒乙给我赐画标题那样，《老天有眼》。我刚回到家，邻居转告有几位北京老人来找我，我一见留言名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名片上书“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我没想到老人在百忙之中来看望我这个晚辈，又赶上去电视台开会没能见面款待这位七十年如一日的杨柳青年画守护神，替父亲完成人生中最大遗愿，最没想到的是晚上王树村又来到我家。我代表父亲向王树村致谢，感谢他对我父工作中的倾心相助，感谢他对中国年画工作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外闻名的杨柳青年画的抢救。老人从1959年至今共写成五十五种类型的年画史料书籍，为杨柳青年画在世界各地播下了友谊文化种子。老人因急于去外地讲学，没有久坐。当我望着老人的小车消失在视线后，我拿着父母遗像第一次痛哭。正好四十年了，这些年里我一听杨柳青年画，心头如刀割一样。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画店创世经理，从文革开始阻止造反群众不要烧毁百年以上历史年画画版起，到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关押两年牛棚，又被在画店强迫劳动改造整整四年，我家中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我在十六岁身背黑帮子女的结论去农村下乡插队，在生产队还得接收批判，让我和杨柳青年画划清界线。母亲因为家中被抄，才47岁就患中风一病不起，在床上整躺了二十八年。父亲因护理他几次得肺气胸住院，最后竟先于母亲两年去世。我也落下右臂严重拉伤的后果，这一切是杨柳青年画在文革灾难中造成的直接联带恶果。没想到年画专家王树村前来探望，终于抚平了我心中的创伤，许多人认为王树村只是收藏研究年画的鼻祖，其实他的另一面为国为家乡为朋友的事迹别人不知道，只有亲历他的多年熟知，才能真正知道这位杨柳青好人的心境。
  1956年，父亲担任杨柳青画店前身德裕公画庄公方经理，从此和王树村结下了深厚工作感情。当时画庄的私营老经理胡文瀚专门向父亲介绍了王树村自幼在杨柳青镇长大，少年时代目睹了日本鬼子在镇上的种种滔天罪恶，见到了数以千计浸透着杨柳青人民智慧和血汗的木刻画版被抢到炮楼里当柴烧毁，每年年画和纸张被掠抢到日本，还在日本和中国报纸上无耻宣扬这些物资的品种数量，年仅15岁的王树村冒着危险从赶往鬼子据点的马车上抢下几块画版，用自己的饭钱到农舍中换下了百年画样，从此开始了抢救保护家乡文化的漫漫人生。1957年苏联版画代表团来津访问，苏联版画家对画庄的几百块年久画版产生了浓厚兴趣，是王树村用多年研究整理的年画背景史料为画庄解了围，翻译人员解说中还出了笑话。苏联版画家非常喜欢这些史料，准备到杨柳青参观，看看这村里的各家画坊。父亲说王树村是我们中国美术杂志的记者，在北京专门做搜集整理年画的报道，并拿出美术杂志上王树村署名的文章请苏联老大哥观看，才使翻译摆脱了尴尬局面，此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举办杨柳青年画展，都是王树村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画样及史料，因选展的年画突出了体现杨柳青传统喜庆年画题材，引起了苏联人民特别浓厚的兴趣，直接写信找大使馆索要或购买年画，中苏友协专函给画店扩大出口交流。随着1959年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杨柳青年画王树村专著出版，当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部分国家都对杨柳青这个中国年画之乡有了一定的认识，来华的专家对我国赠送他们的礼品中指名要杨柳青年画，作为回国后的珍藏留念。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准备拍一部反映杨柳青年画的纪录片，父亲到天津市委宣传部送交年画资料，方纪部长认为父亲所写资料介绍太单调，不能反映出杨柳青特色和历史内涵，父亲只好回家中把王树村专著抄了一遍送交。中影导演决定请王树村做艺术指导，父亲和同志们都翘首以盼这部电影问世。方纪部长带队考核后决定缓拍，理由是杨柳青没有多少农户还在作画，体现不了户户染青的效果，又加上镇上房屋破旧，会给国庆10周年抹黑。所以多少年后，方纪部长还惋惜这次原汁原味反应实况的影片没能拍成。父亲一直很理解方部长的苦衷，在解放后，杨柳青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艺人坚持年画生产，其中霍玉棠、韩春荣带着各自女儿在自己家中靠印祖传门神、灶王像勉强渡日。王树村在家乡几十年寻访年画中面对这些以年画维生的老艺人们非常同情，见到画店和出版社领导就反应情况，希望公家组织这些老艺人在工作生活上得到妥善帮助。郭钧社长在1978年病危住院时，对已经调回公安局的父亲讲：“王树村不但关于年画写的书好，人品更好，一直关心自己家乡的年画事业和老艺人生活。在1960年动员部分家属还乡时，就是看在王树村的善心建议上，才没有让老艺人们的家属走出公职队伍。”父亲补充道：“王树村从1956年到1960年两次帮年画老艺人有了公家饭碗，学员们和家属也没动员回乡，可他自己却无辜下放到农村八年，到现在也没落实政策。”由于王树村的相助，老艺人们成为杨柳青画店正式一员，并在杨柳青镇加工车间继续完成年画创作，直到文革开始，他们才撤回市区画店总部。而王树村却在唐山农村一边劳动一边还用晚上时间去整理记录自己对每一张年画考证。周围老乡称他为画迷，因为他可以少吃一顿饭，但必须每天写年画考证文章，从未间断。
  1962年在天津出现了一件全市闻名的政治谣言，说火柴厂出的杨柳青年画娃娃造型火花盒有政治问题，娃娃脚上穿着毛头鞋是想把毛主席踩在脚下，娃娃拿桃祝寿是给蒋介石祝寿，一时搞得人心紧张。身为画店经理的父亲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复杂的局面。公安局介入此事调查，父亲对专业知识欠缺非常着急，母亲一语点破让他请教王树村，这样在王树村权威年画论证的帮助下，使火柴厂避免了一次政治风波。多少年后，父亲在被火花收藏者询问价值时说：“这套火花有价，但王树村帮助这套火花设计者情谊无价”，因为在当时是要担当很大政治风险。
  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之日搞庆典活动，王树村应在特别功臣之列，不是因为他的年画书籍在宝岛普及宣传多年，而是在1960年，父亲特别把王树村捐赠的“庄稼忙”、“吉庆有余”、“家谱画”等传统杨柳青年画老画样加以生产，运到了福建前线，由当地民兵把这不寻常的思乡年画漂流到海峡对岸。当年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如获至宝般地收藏起来，家在北方的老兵更加思乡，从心里盼望祖国统一早日回家。王树村赠献画稿从未要过一分钱，连收据也不要，父亲和画店毛会计想报销他的火车票，都被拒绝，每次王树村到天津办完无偿捐助后，都是啃着凉馒头坐慢车回北京，用他的话讲：“这是为我家乡杨柳青做应该做的事”。
  1960年春节，周总理来到杨柳青视察杨柳青画店加工车间，给予了极大关怀，1964年又委派老舍先生来杨柳青指导工作，父亲参加了对老舍先生的全程接待。老舍先生对年画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方案，使千百古老画版躲过了文革风暴。父亲在临终时专门向天津市委写信，要求把老舍先生和王树村两人功绩陈列在年画博物馆中。我们在病房中打这份报告时，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这两人报恩，不光是王树村几十年抢救年画和老舍先生保护年画的共知丰绩，更重要是在他们帮助下，杨柳青年画出口换取了大量外汇，在国家困难时期，用外汇买了粮食，使中国人渡过了最危险时期。父亲见到最近书籍中介绍河南农村1961年饿死数万人的记实报道时，感慨地说：“当时应该多找王树村再征集一些新画样，扩大出口，让农村不要发生饿死人的悲剧。”其实王树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完成抢救年画工作，从五十年代中期，在王树村多方奔走呼吁下，杨柳青年画老画样及刻版已被列为国家文物，他是率先把自己藏品全部捐给国家经营单位，为祖国艺术宝库增添财富的第一人。
  父亲去世前三个月，在家中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我这辈子谁的也不欠，我就只欠老舍先生和王树村的，他们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无法报答，别人不记着，我让儿孙们永远记着。”根据父亲遗嘱，用他的抚恤金买了上千本纪念册，把鞍山道二楼集邮门市部所有杨柳青年画纪念册买光了，我们分别做了老舍纪念册和王树村祥合画册，由原农学院院长谢宝华刻了四方纪念印章，替我父亲加盖在册子上，分别送给亲朋邻居，表达我父对两位老友的谢意。我儿子准备把王树村为家乡年画奉献一生的感人事迹刻成光盘，来完成父亲的心愿。
  请大家记住我父的两首临终诗文：
  忆老舍
  木版年画方寸中，石家院内思舍公，
  护画壮举情再现，杨柳有情送春风。
  思兄树村
  重回故地杨柳青，久思王兄相助情，
  献身国艺七十载，丰碑永留树村名。
  凡是对杨柳青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楷范，后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为杨柳青骄傲。
  杨柳青年画老艺人韩景贵
  韩岳云
  杨柳青已故年画老艺人韩景贵（1880—1967）天津杨柳青镇人。少有文采，从小作画，独立创作出千余种杨柳青年画，为杨柳青年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曾经在杨柳青与前来挑战的河北省廊坊、东坝台等地的绘画艺人画技比武，切磋技艺，以高超的画艺取胜，为杨柳青这个文化古镇增了光。老艺人韩景贵晚年双目失明，两手变形，于1967年8月份卒于家中。
  1906年老艺人曾去天津开画铺做画卖艺，1908年正月初二生次子。1909年光绪皇帝晏驾，朝廷下圣旨全国上下黎民百姓三年不许贴画，老艺人在天津无法生存，忍痛割爱被迫卖掉画坊，带领妻儿老小，重新回到杨柳青。三年后，老艺人重新开始了做画生涯，老艺人绘画功底雄厚以绘画大型画卷为主，如八扇屏等。他的画卷主要销往天津宫南宫北、大伙巷等。同时也供给现在的杨柳青十五街（当时的运河南草坝）戴廉增一部分。当时去天津送年画全靠乘船水路运输，使用芦苇编织的篓子，里面糊上纸，将年画放在里边，用船送到天津宫南宫北和大伙巷。他们在木箱里面糊上纸，将画装到木箱里。乘船北上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娘娘宫，而后出口到国外。老艺人作画艺术超群，绘画神采各异多种佛像、年画、飞禽走兽画、山水画、戏剧画等。当时，他为杨柳青镇西创作绘画了一套“水路”画，是为刚刚去世的人做祭奠用的，传遍了千家万户，方便了杨柳青人民办丧事。老艺人所有画出的画全部是自己创作出的样子，老艺人为把绘画艺术做到精益求精，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看戏，绘画创作出了梁山一百单八将等神采各异的人物形象，八仙过海、三娘教子、二十四孝、门神、百子图、红楼梦全集等一千余幅。据老艺人的小儿子84岁的韩俊亭介绍说：“当时是需要画的人写一个纸条，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年画并将自己的住址留下，老艺人将画按规定时间画好后给他送过去。在那个时期，做画用的墨不是水，而是三块墨块，分为红、绿、蓝三种，使用中的所有其他色彩全靠自己配。老艺人的次子已于十年前病逝。他的小儿子年幼时，经常看他的父亲做画，对一些年画很好奇，问这问那。在一次他父亲做画时，他问起来，老人笑着告诉他：“在创作《二进宫》，听不听《二进宫》。”
  一次天津一位大客商慕名而来，找韩景贵老人画一种竹帘。据韩俊亭讲，这种帘子是用竹子做的，其细度和大针相似，是客商准备出口于香港用的。老艺人为了不给杨柳青人们丢脸，接下了这批活，由于其难度较大，老艺人夜以继日，用高超的画艺将《单凤朝阳》、《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麻姑献寿》、《洛神》、《四季如春》、《双鹿图》、《双鹤图》、《五福临门》、《姜太公钓鱼》等三十余幅图案绘于上面。客商在取货见到成品时，看到图案活灵活现，对老艺人刮目相看，挑指称赞：“这个活我在天津卫是找了许多画店，没人敢揽。他们都画不了，只有您，您的画技太高超了”。为了答谢老艺人，客商特意送给了老艺人一个画好的帘子，老艺人没有舍得挂这个帘子，送给了现在的张家窝镇董庄子村的一个喜好画画的人。
  在老人20多岁时，在杨柳青南运河南草坝上来了9个能绘画的人，号称是等周围的高人，要与杨柳青年画艺人们比武。当时杨柳青所有做画的艺人都去比武，全部大败，在现场挑战的廊坊地区和东坝台的艺人得意洋洋，开始藐视杨柳青艺人，言到空有虚名。当时戴廉增从草坝比武现场来到当时镇西，找到了在家精心做画的老艺人韩景贵，说明了情况和来意。老艺人听后二话没说，端起自己绘画的笔墨盒，拿起绘画纸张，一路小跑来到了草坝比武场地。大家一见韩景贵来人，都喜出望外。只见东坝台一位艺人用铅笔在纸张上打轮廓，再用毛笔勾轮廓，画了一只鸟在树枝上要腾飞。韩景贵见状，右手拿起三支毛笔，将三支笔一个手指夹一支，左手端起4个绘画的小碗，大母指和二指端一个，中指和二指间夹一个，四指与中指之间夹一个，小指自己端一个，韩景贵三色笔直接就向纸上画，画了一枝树杈、鸟一只爪站在树杈上面、另一只爪蹬开、一只翅膀包着站立爪的上方、另一只翅膀顺爪敞开，好像是用爪子挠翅膀的痒痒，而且脑袋转到身子这边在梳拢自己脖子周围的羽毛。这一绘画只用了几分钟就画成了，东坝台艺人见状连连夸赞好，我们不如您老，我们输了，您才是我们的师傅，为杨柳青人民增了光。
  赵魁梧和他创建的胜舞老会
  白秉刚
  “东有风云，西有胜舞”，是杨柳青人人皆知的两道著名的少林派武术老会。其中胜舞老会会址坐落在利民大街十八手菩萨庙内。这道老会的创始人是赵魁梧，当地人称赵梧爷，1840年生于杨柳青准提庵巷，1919年去世。生前身强力壮，气力过人，据见过他的老人描述，他手指头像擀面棍似的。他生前主要从事石匠，干过砖刻和脚行，曾在子牙河中下游做过二百家商船镖师。
  赵魁梧毕生攻习武术，少年时学习少林拳，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八岁时拜静海独流下圈村的当朝武举，绰号“赛春孝”的牛志忠为师，专学“戳脚”拳，现在胜舞老会的老人们回忆此事时，都能讲出一段段引人入胜且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牛志忠师傅尽心传授下，辗转五年，赵魁梧已精通全套“戳脚”拳。现在，赵魁梧第五世孙胜武老会的会长赵家福家中还珍藏着赵梧爷当年练武时的一批器械。
  胜舞老会的先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在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兵舰火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此后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无辜的百姓遭受蹂躏，面对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赵魁梧的的师弟李登第加入了义和团。当年秋，在杨柳青镇西准堤庵胡同的一棵大椿树下，成立了义和团盟军胜武老会，从那时起便开始了立杆收徒，他们每天披星戴月练功，胜武老会从成立至今，五代戳脚拳师传徒近万人，堪称胜舞弟子满天下了。
  赵魁梧的弟子老一辈代表人物中，有他的三个儿子赵金山、赵金成和赵金玉。在光绪年间赶大营，在伊犁经商，并在那里创建了胜舞老会分会。韩俊义、闫富、杜春、王连胜因武艺超群，于1906年受伊犁将军长庚聘请，当了他的随身保镖。后来回到杨柳青为石家大院尊美堂看家护院。对戳脚拳有创新之举的韩振芝，在五十年传授武艺的过程中，自编、自裁了36场拳术和器械套路。1926年担任抗日名将赵登禹大刀队的教练。1950年春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66军198师步兵教导队中传授戳脚刺枪术，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近战肉搏战中大显神威。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戳脚拳的继承和发展，胜舞老会的弟子中不少人入伍参军，立功受奖，1953年李树林代表天津专区参加了在天津市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赛大会并获第二名。1964年徐国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散手大比武，荣获第一名，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多年来每逢春节、十五元宵灯节和地方重大庆典活动之日，胜舞老会都要出会，与各路民间花会一起走上街头，为群众表演传统套路，如对拳、五人小棍、双钩进枪、三人双枪头、五人三节棍、十步连刀、地躺刀、春秋刀等，一招一式都是技击术，是克敌制胜的精华，又是强身、防身、健体、祛病的延年之术。
  胜舞老会的成员坚持传统的规矩“进了把式房，摘了帽子晾衣裳”、“修德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练功不修德，必定要着魔”，主张强身卫国，济困扶危。为把戳脚拳套路传承下来，老会培训了一批少年队员，在课余时间坚持训练，为弘扬中华民族武术这一国粹再创新业绩。
  保护杨柳青木版年画的见证人
  郭忠萍
  二00四年六月九日，著名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来杨柳青做客，与西青区领导提起了一段当年老舍先生受周总理之托，来杨柳青保护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往事，并转交了一封与年画有关人士的信件。为此，我和李明录、霍庆顺三人，受文化局领导之托，于六月中旬有幸探访了这位杨柳青年画社的老经理，也是当年陪同老舍先生在杨柳青年画社待了三天两夜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者的盛玉洪先生。
  我们来到小区门口问路时，恰巧遇见了盛经理的儿子盛亚平先生，这大概也是缘份吧。走进盛玉洪先生的房间，陈设俭朴；房间有些窄小，与他这位处级老干部的身份和在杨柳青年画界的名望，仿佛有些不符。听说我们是为杨柳青年画的事情而来，这位身患绝症的七旬老人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态。当“玉成号画庄”的第六代传人霍庆顺先生，将其父亲霍玉棠的照片拿给他看时，老人的眼中布满了泪花，激动地说：“你是霍家老大吧？我可又见到杨柳青年画的亲人了”。接着，盛经理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述了印在他脑海的那些往事。
  四十六年前，盛玉洪是天津市“德裕公”的经理。“德裕公”坐落在西北角针市街，是“荣宝斋”和杨柳青年画合作社三家的总部。1960年正月初一晚上，“荣宝斋”的经理刘增瑞，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是专程到这里来考察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在生产车间总理听了汇报，看了杨柳青年画的生产过程。在此逗留两小时之久，临走时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合作社主任马逸先坦诚地说：“缺少一种叫褚黄的染料，在这里买不到。”总理回到北京后，立即托人到南方买到褚黄寄给了杨柳青的年画艺人。盛玉洪老人说到这里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1964年春天，老舍先生受周总理的委托，先到天津针市街年画总部，由盛玉洪、赵奇（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陈怀平（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陪同来到杨柳青与霍玉棠等年画艺人见了面，老舍先生与画师们像朋友一样的攀谈，废寝忘食地记录着杨柳青年画的种类、风格和特点，晚上工作到三四点钟才肯休息。当盛玉洪经理提出要想成立木版年画博物馆时，老舍先生恳切地告诉他，自己是受总理的特别使命来杨柳青的。因为，当时要抓文、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了，为了保护宝贵的杨柳青年画遗产，你们一定要搞新的内容适应潮流。而后，提笔写了四个大字“推陈出新”，老舍先生巧妙地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特殊使命。
  遵照周总理的嘱托，杨柳青的艺人们，搞了一批没有封建残余的杨柳青年画品种，如“山水画”、“红楼梦”，喜庆的民间娃娃画“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等，参加了摩洛哥国际博览会展出，受到了国际友人的赞誉。
  当我们的采访结束时，盛玉洪老人的话仿佛还没有说够，他还沉浸在那些苦辣酸甜的回忆中，恋恋不舍地说：“欢迎你们再来，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给你们，因为，我对杨柳青年画有感情啊！”
  送我们到大院门口的盛亚平先生告诉我们，他父亲今天太高兴了，多少年了从未与家人说过这么多的话。
  心系杨柳青年画的郭建章
  盛亚平
  西青区年画协会李明录会长和郭忠萍、霍庆顺在2004年夏季专程找我父亲盛玉洪采访总理和老舍先生关心杨柳青年画的往事，这是我父亲在离开杨柳青画店后首次接受采访。父亲在给老朋友王树村写的信中，表达了对西青区重视年画工作的欣慰之情和很想再为弘扬年画做贡献的心愿。可是病魔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在几天后他就住进了医院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特别告诉我一定把他的老领导郭建章、郭钧的救画功绩整理出来，对完善杨柳青年画史料文献有个历史交代。
  父亲去世后，我给郭建章伯伯写了封长信，把他从1957年开始筹建杨柳青画店，给杨柳青老艺人安排工作，1960年他和齐燕铭副部长安排周总理到画乡参观，及因杨柳青年画在文革中饱受灾难的郭钧社长首批平反昭雪的往事细述了一遍。因郭伯伯身体不好，不敢登门打扰。几日后郭伯伯让女儿给我捎话讲：“这些事情虽然都是亲自参与，但我作为文化局的领导是应该做的，不用宣扬。”我了解郭伯伯的性格，他从抗日战争初期组建八路军抗日剧社，到组织成立大众美术社（河北美术出版社前身），他从不愿提起这些往事以炫耀自己，我只有默默地继续把他有关保护年画的史料再详细搜集整理。
  2007年郭伯伯走完了他的光辉人生道路，许多老干部及家属在悲痛之余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把郭建章为祖国文化事业的贡献用史料形式留给后人，使大家从中体会到共产党领导下保护发展文化事业的一个具体实例。为了完成大家和我父亲的遗愿，现将郭建章在关心杨柳青年画方面鲜为人知的史料公开发表。
  1957年郭建章担任天津新华书店总经理时，他在把中央交办的抢救古籍图书工作完成后，开始实施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形成的抢救年画总体构想。1948年毛主席和党中央迁到平山县西柏坡后，郭建章筹建了大众美术社。延安鲁艺来的古元、彦涵很支持此项工作，把自己的解放战争题材的木刻版画送来印成宣传画支前。为了贴近人民大众生活，郭建章从武强特别调入了裱画印刻老艺人肖福荣、郝云甫、李长江、韩万年等技术高超的武强年画人才，并用最快的速度印制了迎新春的武强年画。许多老乡向郭建章反映希望能买到杨柳青年画，过年时家中有门神，灶王年画。郭建章很理解老百姓多年养成的民俗习惯，他告诉大家，等全国解放后，一定要把大家的愿望变成现实。为了不让大家失望，他委托靠近杨柳青的青县书店的同志到还是敌占区的杨柳青收购了一些年画，使1948年的年画市场特别丰富。老百姓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并把杨柳青和武强传统年画一同挂在了自家墙上。解放后长期任天津美术出版社长的郭钧当时在石家庄美协工作，这位延安来的版画家和郭建章见到群众喜爱年画的情景，两人同时产生一个愿望，全国解放后，一定要把杨柳青年画抢救出来为大众服务。
  郭建章在1954年由北京调到天津新华书店后，就开始了抢救年画的工作。他见到解放后杨柳青仅剩几名年画老师，生活上也没有保障，他让书店业务部门对杨柳青来的老式年画不要代销改为收购，先解决老艺人的温饱问题。但是他考虑到这不是长久办法，必须组建由资金保障的体制，才能保证杨柳青年画健康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抢救杨柳青年画工作拉开了序幕，新华书店副经理刘增瑞调到荣宝斋，我父亲被调到德裕公画庄，均为公方经理。德裕公画庄以印胶印中堂画为主，兼营杨柳青年画，每年利润都在20万元以上，在整个美术出版界利润最高。1958年的初春，郭建章找我父亲商谈和杨柳青老艺人前期组织的和平年画社合并工作。我父亲以画庄大多数人反对为理由加以反对。郭建章让我父亲同他到杨柳青镇实地考察。两人骑自行车到杨柳青后，第一家到的韩春荣家。韩师傅兄弟俩人祖辈以年画为生，因生活困难韩春旭连婚都没结上。然后又到霍玉棠家，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和霍玉棠见面，霍玉棠老伴很热情，找人借面做的面汤。郭建章和我父亲都是抗日时期在农村工作过的，和老乡们养成一种特殊情感，他们向霍玉棠询问了家境和年画作坊的生产情况。霍玉棠见到郭建章这样的高级领导能亲自到家很过意不去，没有讲困难实情。却是他老伴说了实情，告诉郭建章一个想不到的消息，为了年画不失传，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准备把大女儿霍秀英早点嫁出去换点彩礼。在回天津的路上，郭建章的心情很沉重，他在西站的前广场停住自行车和我父亲讲：“为了年画，霍玉棠这不是变相卖孩子吗！现在解放这么多年了，不能让杨柳青年画毁在我们手上，老盛你回去好好想想。”这次实地考察，我父亲感受很深。
  1958年德裕公、荣宝斋和杨柳青和平画社正式合并成国营杨柳青画店，刘增瑞任经理，盛玉洪任副经理，原书店老科长付涌泉两年后调来任支部书记，领导班子全是从新华书店出来的干部。市委宣传部高度评价了郭建章这种无私地支持杨柳青画店组建工作。杨柳青老艺人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是我父亲送去的，郭建章特别嘱咐转告老艺人们，他们的看病问题也由国家管理起来，让他们安心把年画事业完成好。我父亲向张兴泽等人传达了郭建章问候，霍玉棠代表大家向党和政府表示感谢。为了保留杨柳青画乡特色，专门在霍玉棠、韩春荣两家原地扩建为年画车间，并专门设立贵宾室，为以后参观的来宾休息座谈用，同时也为以后改成年画博物馆筹备办公场所。郭建章让我父亲从新华书店拉来了沙发和办公桌，还专门把红木镜框也一同支援了画店杨柳青车间。
  画店组建后，胶印车间有些人认为杨柳青年画不挣钱。郭建章没有让画店领导做思想工作，而是借去北京开会之际，向国务院齐燕铭副部长反映了杨柳青年画的国内外艺术影响。这在最近查找到原中国大学校友回忆录上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齐燕铭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后，又专门向郭建章询问了杨柳青镇的情况和画店组成人员政治情况。1960年春节正月初一，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在齐燕铭陪同下直接从北京来到杨柳青，没有让天津市任何党政干部陪同，只通知了画店刘增瑞经理向总理汇报，总理在年画车间详细观看了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年画样和原创画样木版，并风趣地向老艺人们询问年画典故。刘增瑞最近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还专门提到霍玉棠和女儿霍秀英在现场的情景。
  郭建章调文化局后，画店也由新华书店改为美术出版社领导。郭钧社长对年画遗产挖掘整理工作非常重视，制定了以粗养细的工作方针，就是郭建章以前用中堂画赚来的钱来扶植杨柳青年画建店做法的深入，为发展木版年画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并组织了采风小组，派出大量人员去抢救年画资料。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收购了百年以上的刻版和画样。在出口年画中又恢复了杨柳青年画贡尖、三裁、中堂、斗方等样式。在莱比锡国际民间美术展中使杨柳青年画享誉海外。
  老舍先生奉总理指示，专程一人来杨柳青指导年画工作。郭建章让文化局办公室赵琪主任和我父亲陪同老舍。他们陪同老舍先生直接来到杨柳青，考察完年画全部画稿后，老舍先生提出了推陈出新的意见，在最短的时间创作出杨柳青新式年画，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郭建章过后找到我父亲，让他尽快落实老舍先生的建议，把杨柳青年画画版和以前收购的名人字画尽快送到博物馆战备仓库保管，以免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专门让我父亲向郭钧社长汇报后写成文件上报。在郭建章、郭钧等领导大力帮助下，将画店里价值极高的画版和名人字画送到了战备仓库，躲过了十年浩劫。
  文革后期，我父是戴着杨柳青画店头号走资派的帽子自己找工作去的公安局精神病人管制所。郭建章当时下放到农场。许多我家老邻居至今还记得，在长达两年里，画店造反组织每个月都在我家门口贴上打倒我父亲和郭建章、郭钧的大标语。我家离文化局才百米之遥，每次造反队在文化局门口贴完大字报后总是在我家接着贴，并在“美术革命”和“战鼓”、“天津新文艺”等造反小报长篇著文批判两位郭叔叔和我父亲，最后在泥人张展室还举办了批判杨柳青年画展览，并把批斗照片放大后放在展室正中。
  1978年郭建章又回到文化局任副局长，主抓落实政策工作，我向他写了要求平反材料。在他家中，我掉下了忍了十年的眼泪。郭建章对我说：“你的材料我看了三遍，情况基本属实，你们全家为了杨柳青年画受的不公正待遇，党组织一定会给一个公正平反意见。但是，现在还轮不上你，因为还有一位老同志必须平反。”后来见到郭钧社长夫人张希龄才知道，郭建章见郭钧社长病危在世时间已经倒计时，首先组织了给郭钧社长平反工作，郭钧是延安鲁艺中最早给毛主席和彭德怀刻制画像的版画家，他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美术事业，尤其他对杨柳青年画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一直把抢救发展杨柳青年画放在工作首位。他在延安时的战友周扬、蔡若虹、华君武等人被他多次邀请到杨柳青画店指导工作。在国外和国内，郭钧曾组织了多次宣传杨柳青年画展览，并由他领导了创作杨柳青新式年画工作。文革前才23岁的青年画家张福龙创作了《毛主席和青年农民》，当年达到了全国年画发行量之最，累计百万余张。与此同时郭钧还组织了年画出口工作。在文革中他因为敢于反对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长期的关押和体罚劳动，使他本来就病残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郭建章在解放战争就熟悉郭钧，许多在文革中莫须有的罪状都被郭建章纠正平反。郭钧是在逝世前听到平反决定的。郭建章和我父亲出席了他的追悼会。郭建章为这位老战友难过，因为他只有58岁，为了保护杨柳青年画付出了生命代价。后来郭建章又为因杨柳青画店遭受文革劫难的老艺人平反，马逸先也在其中，再一次为杨柳青年画事业做出了贡献。
  现在，郭建章在六十年前的年画工作设想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杨柳青古镇成了中国第一画乡。郭建章虽然生前在家中没有一张年画，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名字永远载入了杨柳青年画史册的丰碑里。
  杨柳情深忆郭钧
  盛亚平
  原天津美术出版社郭钧社长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周年了，现在在杨柳青繁荣的古镇又恢复了昔日中国第一画乡的美誉。我陪同中国美术研究所年画课题组在参观了年画一条街后，特为郭钧伯伯在运河岸边虔诚遥奠，因为郭钧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私的献给了杨柳青年画事业。
  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店正式建立，郭钧作为出版社社长继承了原来张映雪社长的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工作方针，组织美术出版社和下属的杨柳青画店拉开了保护抢救年画的序幕。1959年郭钧组织了“抢救遗产，年画采风”活动，为了让编辑和参加采风小组的画师明白抢救杨柳青年画的意义。郭钧在《河北美术》发表文章，文章用通讯体裁设定了来信问答形式，他为文章命题《杨柳青年画创作中的若干问题》，针对抢救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写道：“你来信问道杨柳青年画工作情况，我们今后着重开展这三方面工作，即：采风、整理、复制老板旧稿，创作新杨柳青年画，用挖创整移的工作方法抢救杨柳青年画。”郭钧这篇文章对抢救工作提出了具体方针，当时我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画店经理，开始时对郭钧社长抢救年画的方针理解不深，他认为把胶印中堂画搞上去就行了，搞年画抢救工作太牵扯精力。恰逢1960年开始的三年国家自然灾害，郭钧社长自己拖着带病的身体带队到各地去寻找杨柳青旧画和画版。有一次，父亲到郭钧家中汇报工作，看见郭钧拖着弯曲的身子伏在地上翻看收上来的画样，他这时才理解了老社长的良苦用心。郭钧是1938年到延安鲁艺工作的老干部，在延安时期就喜爱木刻版画，他为了引导职工们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动力，没有用开大会讲话形式，而是用书信问答形式在文章中启发广大同志的积极性。
  1960年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来到杨柳青画店视察，组织上只安排刘增瑞经理一人陪同，郭钧在总理回京后，马上安排杨柳青年画出国到莱比锡参加世界展览。画店选派最得力的外联干部常广波去南方采购以前清朝初期产的宣纸，明末产的印泥和画色。常广波在深山里经常步行百余里才找到宣纸并收购回来。为了还原百年前的年画容貌，郭钧专门让办公室孙克纲主任写了申请报告，中央特批准了五两黄金用于年画勾脸。著名国画大师孙克纲在自己病逝前还讲：“当年我和老盛、老常给公家组装了一台汽车运年画，又为杨柳青恢复了沥金老版年画，在莱比锡拿回的奖杯是郭钧的功劳最大。”为了展现新中国民间美术挖掘成果，郭钧特别邀请中国美协领导蔡若红、华君武、王朝文等人到杨柳青指导工作。在挑选送展画样时，郭钧专门组织张兴泽、潘忠义、霍玉棠、韩春荣等老艺人提意见，对老艺人的建议都进行了认真落实。为了制成传统杨柳青宫廷年画历史原画样，专门请陈林祥画师到故宫学习临摹原画。陈林祥是著名画师陈少梅的弟子，他对年画制样特别认真，多次到北京工作，连商店都没过去，把全部的时间用在创作画样上。我父亲感谢王树村几十年来无私地支持了杨柳青画店的工作，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工资从各地买了很多杨柳青年画样子和原创画版，无偿地捐献给了画店。郭钧在临终前对我父亲说：“王树村是我们这些党员干部中最好的学习榜样，他在美术杂志食堂吃饭连一毛钱的饭菜都舍不得吃，却用三块钱买了一张画样捐给我们。”这次去国外展览的年画中的说明文字材料，大部分都是王树村帮助整理完成的。当文化部领导把杨柳青年画荣获莱比锡国际画展金奖的喜讯传达后，郭钧只说了一句：“这是周总理对我们的关心的结果。”在1962、1963两年的时间里，抢救小组到山西、东北等28个省市去寻找旧杨柳青年画，共收集了旧画1352种，收购费2390.10元，就是这个收购费成了郭钧在文革中的罪状。但在那次抢救工作中，有些画稿，如《十美放风筝》、《童戏蝈蝈》、《运河闹龙舟》等绝版画样木板被抢救回来。《踩高跷》是在农村墙皮上发现，后来连同墙皮被带回天津的，由陈林祥复原成样。郭钧亲自到上海借来“钱慧安年画精品”原稿，并从北京邀请著名画家叶浅予到画店指导。叶浅予对杨柳青年画中出现的唐宋宫廷画院画法给予以肯定。郭钧安排年轻画家跟随叶浅予到杨柳青镇和针市街画店办公楼学习年画画技，突出研究年画典雅、纤细等技法。
  在1962年10月，郭钧组织了杨柳青年画全国巡展，展示新中国挖掘抢救民间年画的成果。在展览中除了传统年画180幅，又增加了35幅新版杨柳青年画。新杨柳青年画都是郭钧和赵泮滨的创举。赵泮滨是一位小八路出身的画家，在延安鲁艺时创作了版画《欢送向前方》和《浇地》等一批作品，周总理曾在1945年把这些鲁艺版画送到苏联展览。苏联人民了解到中国陕北有一批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手法刻绘了抗战组画，其中郭钧和赵泮滨的名字深深印在了苏联人民心中。他们的刻画代表了共产党的文艺水平，在延安那种困难条件下，他们用石头磨平画版，将刺刀改成刻刀，刻绘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真实的写照。郭钧因身体残疾不能上前线，赵泮滨是在部队用笔做枪冲在第一线。由于他们鲁艺学习的同学关系，赵泮滨向郭钧社长在工作中要求坚决不担任领导职务，全心扑在艺术创作上，郭钧把组织创作新杨柳青年画的任务交给了老战友赵泮滨。这时赵泮滨是美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新年画采用了原杨柳青年画彩绘勾描画技和人物传统造型，第一批代表作是《山鹊山鹊别处啼》、《五子爱清洁》、《瑶寨山高亲人来》、《和平幸福》、《连年有余》、《多子多福》等。这批新年画在上海展览了16天。郭钧社长见到上海正在召开华东区供销社会议，指示郑志远背着杨柳青年画样画到会议代表中宣传征订，许多乡镇供销社都订购了很多题材不同的年画。在文革运动中，郭钧为抢救和宣传杨柳青年画被定为美术出版社头号走资派，发行批判郭钧的各种小报散布到全国。
  1964年4月文化部专门发来文件，批评杨柳青年画大多数内容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老舍先生受周总理委托专程到杨柳青年画店指导工作，市文化局郭建章书记和郭钧社长只委派文化局办公室赵琪主任和我父亲陪同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杨柳青年镇画店车间考察三天，向我父亲转达了周总理对年画工作的要求，尤其让把百年历史以上画版建议送到博物馆保管。我父亲特别感谢老舍先生在当时政治气氛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对杨柳青年画的关心，更感谢老领导郭钧在当时复杂环境中挺身保护年画。老舍先生在返京前专门和郭钧社长进行了个别谈话，主要针对当时工作的安排，郭钧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直到病重时才和我父亲讲道，老舍先生让多出新政治内容年画来适应当前形势需要，以保住传统年画。可在当时郭钧对外人讲老舍先生到美术出版社只为了给自己夫人张希龄画集提建议。毛泽东的两个对文艺界的批评文件已经开始传达落实，杨柳青年画在重点整治之列，由于杨柳青年画有出口任务，周总理才委托老舍先生到天津帮助年画渡过难关。郭钧为了保护画店以后生存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杨柳青年画体系，除了按时完成杨柳青年画的出口任务，又开始抓紧新杨柳青年画的组织创作工作。1964年于化锂创作了年画《学习大寨人》，1965年年仅23岁的年轻画家张福龙创作了年画《毛主席和青年农民》，首次发行量17万后又加印50万张，成为文革前发行量最大的年画。由于新年画和连环画适应了当时形势，使杨柳青年画没有成为过早蒙难的对象。
  1966年2月28日北京召开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工作会议，郭钧带于化锂、吕小朋、赵文锦、张福龙等画家参加会议，并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留影。郭钧知道周总理对年画民间艺术的爱护之心和当时的处境，在会议中没有汇报杨柳青年画工作，只是讲了积极创作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的组织工作。我父亲在2004年接受天津电视台采访时讲：“郭钧为了不让传统老年画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冲击，把画版提前送到博物馆保存，又让到北京借李琦《主席走遍全国》原版，印成中堂画向全国发行，就是扩大宣传保住杨柳青年画。”现存在杨柳青年画社仓库中的六千张年画画版中蕴藏着郭钧当年的一份良苦用心。
  在文革初期，郭钧和我父亲经常在批斗会上见面。1967年5月，在天津文艺界批斗会上，郭钧在批斗台上被造反派毒打，我父亲对打人的青年工人讲：“你们如果打死郭钧，我到中央告你们，郭钧在延安是给党中央画领袖像的。”这时打人者才住了手，当时把郭钧和我父亲的衣服撕成了布条条。郭钧是中国美术界领导干部中唯一敢骂江青的，但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马场道出版社地下室受尽了迫害折磨。当年在天津美协工作的王曼恬和郭钧很熟悉，每次到杨柳青检查工作，王曼恬还亲切地叫郭钧“驼背”外号，因为在延安时郭钧就和王曼恬熟悉，王曼恬巴结江青爬上了高位，郭钧骂江青成为阶下囚。四人帮倒后后，郭钧拖着病残身体等到了这一天，但饱受折磨的身体没有再给他发展杨柳青年画的机会。郭钧在一中心住院时，医生规定少会客少讲话。我和父亲盛玉洪见到郭钧后，郭钧在生命最后一刻还挂念杨柳青年画博物馆的建立。原来在1960年张映雪局长积极筹建年画博物馆，土地和资料都准备完毕，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被迫下马。郭钧表扬我父亲在1967年夏季躺在造反派汽车底下用生命阻止他们烧毁年画老画版。郭钧对我讲不要讲文革中群众的过激行为，因为这会成为某个人一生的污点。郭钧作为天津美术家的领导干部，对文革中迫害他的青年人都是宽容的。记得当时外调人员来调查一名工人，这名工人在文革中对郭钧在地下室用拧胳膊手段折磨郭钧，郭钧对外调人员说记不清了，并再三告诉我们父子两人此事不要向外人讲。父亲见到老领导这种慈善心肠深受教育。在他与2004年去世前专门用挂号信给天津市委刘胜玉副书记写去遗书，请求建立最具民间特色杨柳青年画大型博物馆，其中展示周恩来总理对年画关心和郭钧老社长抢救年画的功绩。
  郭钧伯伯虽然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是值得告慰他的喜讯就是画乡巨变。当年郭钧陪文化部徐灵同志到杨柳青考察，年画的老艺人的后代保存并发展了古镇画风。霍玉棠的儿女们使年画重现风采，挖掘了五百余种传统年画。韩春荣的女儿亲手彩绘了三百幅贡尖在汇文斋展览会和百姓见面。西青区政府以年画为文化旅游引领龙头，是外国宾客能够在杨柳青年感受到年画第一名镇的风采。每次我陪电视台的同志到杨柳青拍摄年画节目时，心中总会想起年画权威专家王树村说的一句话：“郭钧，我们想你。”
  杨柳画乡悼功臣
  盛亚平
  王树村在杨柳青众乡亲们的心里，是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含泪送别王树村的朋友们都公认这个评价。王树村把自己的毕生心血献给了保护抢救年画史料工作，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宗师。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杨文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王树村病危，我转天用了最快时间赶到北京协和医院，这几年我经常来这里探望王树村，但这次心里沉甸甸的。因为上个月在这里和天津电视台拍年画宗师的节目，王树村精神还很好，他还能给杨柳青老乡翁芳芳、关金滕赠书留念。在见到《杨柳青》杂志刊载的怀念郭均文章后，王树村深情地回忆起1960年他协助年画采风小组和郭均社长共同工作的时光。在每次我把《杨柳青》杂志送到王树村手中，老人都认真阅读。这几年我在杂志中把抢救年画的郭建章、郭均、赵泮滨等领导干部史料发表后，王树村很支持我这种总结史料态度，但王树村对我在前年写的“杨柳画神王树村”一文却不支持。他说自己虽然为家乡文化做了一些工作，也不要著文立传赞扬我。他让我多把精力放在那些为年画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身上，通过探访这些年为年画辛劳工作的人们亲身经历，来反映杨柳青年画不平凡的漫长历史和多难历程。
  我在医院见到王树村时，他已经进入重度昏迷状态，在这里见到了老人的孙子王进，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小姑娘们一直不愿离开，她们都是流着眼泪陪伴着自己学术研究课题的最高导师。她们在王海霞主任带领下，重新帮助王树村整理了年画原稿，分别进行了登记归类，又到各国各主要年画原生态产地进行实地研究，她们心中就是盼望王树村再多活几年。我心情很不平静，见到王树村在靠吸氧困难地熬时间，知道老人这次真要和我们永别了。前年住院时，我托老艺人霍庆有用白布印刷了古代传统八仙图，送给王树村夫人。王树村在309医院住院期间夜以继日地赶写年画史料文集，医护人员都为之动容，劝王树村好好休息。王树村说自己得肺癌好几年，现在抢时间给国家多留一些自己抢救的年画资料。就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王树村在得病住院的几年时间里共同完成了六部民间美术书籍，还有四部还没来得及出版，他自己回忆人生文章只写到2002年。我书包里还揣着霍庆有刚刚刷完的门神平安画样，央求老天保佑王树村再能闯过这一关，但是夜间值班医生说让我们准备后事。王海霞主任是王树村学生，现为国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她在深夜10点又来到医院，这时各种仪器已经显示病人进入高危状态。王海霞给外地工作的师兄们打电话报告病危后，又亲自到开车到家中去接师母林阿姨。王进和我在病房中观察，凌晨1时，各种仪器突然所有数字都变成了零，值班医生最后检查完毕把死亡时间定在1时15分。我和王进在病房等待林阿姨，这时王进放声痛苦，我没有劝他，因为在这世上只有我父亲最了解其中的缘故。王树村在世时，他不让我写他的救画奉献事迹，现在我可以把自己父亲的心愿完成了，王树村为年画付出了特别代价。
  我父亲是杨柳青画店创始人之一，为首任经理。1958年他任德裕公画庄经理时就熟悉王树村。当时前苏联美术版画代表团来天津访问，德裕公画庄有几百块年画画版，外宾们很欣赏中国四百年民间艺术结晶，详细询问每张画稿的出处和经典。我父亲因不了解年画历史，只得把王树村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照本宣读。最后外宾们把1959年王树村编著的杨柳青画册大部分买走，从中了解到中国杨柳青年画不平凡的艺术精华。后来我父亲把王树村当做了年画救星，专门和郭均社长编写了职工内部学习手册，里面全是王树村对年画的研究重要理论。更让父亲感动的是王树村重大捐献，1960年市文化局筹建年画博物馆，王树村分两次捐献一百叁十多块珍贵原始年画刻版，1963年杨柳青画店的年画目录中有一半是王树村捐献的画版所完成的精品传统年画。其中娃娃类的有长命百岁、闹学玩戏；仕女娃娃类的有题辞琴棋书画、仕女春游、瑞草图、天仙送子等；文相类的有冷宫救昭君、文姬归汉、秦二世宇宙锋、忠义堂、打金枝等；武相类的有张辽威镇逍遥津、梁山泊收关胜、八门阵、长坂坡、狄青招亲、芦花荡等；故事类的有果仙敬月、龙宫招亲、苏小妹等；门画类的龙凤门画、鹤鹿门画等；山水花卉类的有踏雪寻梅、风雨同舟、梨花雪燕、青山古刹、凤凰牡丹等；风俗类的龙舟吉庆图、元宵贺庆、丰收同庆、耕织全图等。我父亲最喜欢王树村捐献的庄稼忙。在这些画版中耗尽了王树村的心血，他没有给当时年幼的孩子买过年的新衣服，自己每天在北京忙于工作连一辆自行车也不舍得买，还得回杨柳青去种解放后分的二亩土地，他连代耕的钱都不舍得花，省下每一块钱，在家乡周围收购老画版。有时收画版把身上带的钱全花光了，他就用窝头井水凑合着吃一顿饭，记得1957年我父亲和书店成国海科长去杨柳青外调时，他们和韩春荣、霍玉棠、马逸先、戴少臣谈话时，这些老艺人异口同声地赞扬王树村十多年抢救年画的功劳。为了搞清一块画版的原始状况，他可以到人家刨根问底。杨柳青街上的老街坊们都不理解，因为王家开着饭馆，大家都叫王树村为少掌柜的，他不喜欢在家经营饭馆，把精力全放在研究年画中。由于自然灾害原因，杨柳青年画博物馆停止建立，但王树村捐献的画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画店老画师陈林祥把这些画版精绘成三才，贡尖并托成精品，由文化部送到莱比锡参加展览，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展览中荣获金奖，并开始由天津美术出版社杨柳青画店向国外出口。但是王树村一分钱回报也没得到。我在近日把王树村去世的消息告诉赵泮滨后，这位在延安为毛主席绘相的老八路画家特别难过。因为他和我父一同在1960年到山东宁津下放劳动，同行的有原杨柳青画业社的马逸先同志，他向大家介绍了王树村家中困难处境，赵泮滨回津后向上级申请给王树村补助，名义是以画稿鉴赏费给王树村，但有一位干部不同意。因此我父和赵泮滨对这位不懂艺术的干部很有意见。在六十年代出口杨柳青年画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这里面王树村功劳最大。赵泮滨曾说：“王树村是舍小家为国家，连一分钱奖励也没得到，用年画换回的粮食救活了多少国人啊！”我父亲唯一能安慰自己的经历，就是在1967年6月，他躺在造反派的汽车轮下，用生命阻止群众去烧毁杨柳青画版。他说这些画版浸透了王树村半个世纪辛酸血汗，如果让无知的群众破坏烧毁，自己以后无脸再和王树村见面。我父觉得很对不起王树村，在1961年我父去农村下放，回来得知在画店工作的王树村儿子已被精简回乡，根据当时政策精简人员一律不能重返单位上班，为此事我父特别和前面提到不给王树村发稿费的干部有意见。当文革结束后，我父亲代表赵泮滨专门在市委门口和这位干部吵了一架，对这个干部处处在杨柳青青年画工作设障碍搞小动作进行了责备。我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他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他原来上级单位的出版社竟拖欠王树村的两部专著的稿费，我曾在去年用挂号信形式向这家出版社去函，信中介绍了王树村为该单位捐献画样，并在北京一直宣传杨柳青年画，并为社里下属的画店义务协助工作十多年无私奉献，在自己身患肺癌的情况下，一直还为这家出版社顾全面子不让曝光，王树村从来和外人不提拖欠稿费的事情。我个人非常难过，王树村在这家出版社文革前就出版了红楼梦年画集。在文革中，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报纸“美术革命”、“战鼓”、“山鹰”，大多数都登载了批判杨柳青年画权威王树村的文章。这些报纸在1968年我曾买过，打倒四人帮后，我父亲全部上交到天津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记得我和我父亲到文化局郭建章书记家中，郭书记对杨柳青年画很熟悉，他在解放前就开始抢救武强年画，我父说“应该给王树村和叶浅予两位专家平反道歉”。王树村曾介绍叶浅予带领中央美院学生来到杨柳青，他们虚心向老艺人请教年画刻绘艺术，文革中叶浅予专门被押到天津批斗，王树村更受到迫害。这里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67年新华书店和杨柳青画店的造反组织准备把所有杨柳青年画史料，画稿，刻版全部拿到杨柳青现场烧毁，并组织大型批斗会议，上有中国美协领导下有天津美术界干部全部现场挂牌批斗。这时我父亲正在画店关押，正是这位郭建章书记拖着打折腰骨的身体，向天津公安局军管会报告，并讲述了周总理对年画文物的指示。天津公安局文保处派干部直接到新华书店大会筹备组阻止了这次未遂的破坏文物活动。后来，我父亲调回了公安局，他特别向文保处同志请求，妥善保存郭建章那份珍贵的保护国家重点文物的报告。正是郭建章这份报告减少了对杨柳青年画的破坏。郭建章书记说的话使我永世不忘，他说：“受王树村牵连的天津亲属都应平反，他们都为年画在文革中付出沉重代价，我们应该为所有因杨柳青年画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记得第一位平反的是郭钧社长，然后向文化部落办去函，为王树村、叶浅予、力群、华君武、蔡若虹等人给以平反，我和父亲也在平反之列。在王树村叔叔在世时，我向叔叔请教，是否可以把文革中因杨柳青年画受到迫害的历史写清楚，王树村叔叔当即寄来了文革中批判年画的报纸。在王树村叔叔的鼓励下，我走访了和年画有关的三十余名当年组织工作人员和部分遗属，并在北京天津文物市场买到了几份珍贵的当时批判年画报纸，从中体会到了叔叔真是抢救年画的元勋。他当年抢救杨柳青年画的许多老朋友都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如何正慈老人，这位如今得病在身的老妈妈，她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年画。1961年她带领年画小组走访了半个中国，从农村征集了很多年画原品，她把王树村当成自己兄长，每年都给王树村去信，讲述自己近况，但是她在文革后没有再调回美术出版社，并且住房很困难，她家中最珍贵的物品就是用了三年时间抢救年画的总结。江泽从来不愿提自己在杨柳青建立年画社创业的经历，他说自己就是挂念王树村。在江泽的讲述中，我们才知道，从1954年开始王树村在天津画报，美术杂志长篇刊发抢救杨柳青年画的文章和年画图片，让社会重视杨柳青这块民间艺术粹集的地方，呼吁抓紧时间去整理研究这份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要求各级组织做为迫切任务去完成。正是在王树村感召下，江泽专门在杨柳青蹲点数年，并在1956年拍摄了霍玉棠、尹青山、张兴泽等老艺人工作照片和文字资料。我不敢告诉王树村去世消息，怕曾和他抢救年画半个世纪的老友们悲伤过度。原天津美术出版社赵泮滨老社长听我说到王树村永别的消息后，难过得吃不下去饭，现在住院靠鼻饲维持生命。1953年，王树村在北京和赵泮滨相识，赵泮滨想出版杨柳青年画集，因所在的华北出版社撤销，未能出版。到了天津后，王树村自费往返京津两地，帮助赵泮滨收购各种文物画稿。因为王树村是画家刘子久的学生，赵泮滨在天津美术出版社专门收购了刘子久的作品，为国家抢救了这些不可多得的艺术品。赵泮滨很佩服王树村的毅力，我转送给他王树村评议集时，这位1938年入伍的小八路画家动情地说：“王树村填补了中国民间美术史的空白，为天津西郊年画原生态产地做了详尽研究，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杨柳青。”他准备让中央电视台拍一部王树村传记片。赵泮滨至今保存着解放后王树村在各报刊杂志发表的年画研究文章，我和天津电台高级记者刘明泉专门为此做了录音报道。我告诉赵老，王树村从来都谢绝上电视和登报纸宣传自己，他就是一门心思研究挖掘年画史料。赵泮滨珍藏了一本天津人美三十年图书选目，他特别告诉我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王树村在1965年编著出版了《红楼梦杨柳青画集》，就是这本画集成为了批判王树村文革中的所谓证据。赵泮滨讲这本画集给的稿费最少，但王树村付出的代价最大，他当时工资不高，为了收集这本画集中的原作，王树村到津郊周边农村进行详细走访，他的儿子在杨柳青车站干重活支援父亲收画样。赵泮滨谈到这段历史很伤心，因为作为国家的出版社没有出资一分钱，完全靠王树村和家人为抢救年画做出了贡献。郭均社长，在1978年临终前还对赵泮滨和我父亲讲嘱，要好好学习王树村这种崇高精神。在以后的几十年工作中，王树村还是为国家舍小家，穿最旧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到农村一块面包也不舍得买，在采访中不用照相机，而是自己当场画速写，在全国年画原始产地，他节省每一分钱，去买散失在民间的年画，他从深度研究完毕后再把这些买来的画样全部捐给国家。王树村在1996年4月3日给大女儿佩华写过一封信，信中讲到“我们人生都要干点对国家有益处的事，我每日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写东西查资料，理发洗澡都是抽空去做。一个老人这样苦干，你们不理解，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一天陪着儿女过日子，中国人被别人瞧不起的时代，哪天才能结束！”王树村就是抢着为国救艺的理念去抢救年画，他在临去世前一天才停下手中的笔。
  王树村去世后，天津美术学院为了纪念他举办了中国年画艺术展，用王树村绝笔《岁时纪胜》做为展览会主题，展会主办人姜彦文老师每天都亲自在展会中向观众们讲述一句话，“王树村的足迹在这里延伸。”我很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小姜老师带领学生们深入到全国各年画主创地，踏着先师王树村的足迹去探索中国民间美术的资料，在山东平度曹州，河南卢氏、汤阴，山西新绛、临汾，湖南滩头、怀化，湖北老河口，重庆梁平，广东新会佛山，安徽徽州，福建福鼎，云南保山、丽江、台湾彰化等38个年画产地，收集了三百余件民间年画作品，我曾陪小姜老师走访了天津地区年画十余位老艺人和从事年画工作的老同志。美院师生都学会了王树村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从来不要求个人名利和经济利益，就是抢在年画文化遗产消亡之前抢救保护，让中国民间文化宗师王树村的事业后继有人。
  王树村告别遗体仪式那天，天津至北京的高速因大雾不能通车，许多西青区的亲朋好友没能及时赶上，霍庆有和西青的年画老艺人焦急寻找能赶到北京的道路，可是大雾临近到中午才散，使很多想最后和受人爱戴的年画宗师绝别的西青画乡的老友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最近到北京看望王树村老伴林阿姨，林阿姨特别为杨柳青没能赶到北京的朋友们准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写的《怀念王树村先生》同时还有王树村最后对家乡的期望。我发现王树村一直关心着杨柳青年画普及工作，他在生前多次告诫家乡的晚辈，不要搞丝网印刷，永远不要忘记木版勾绘传统画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杨柳青快速完成中国木版年画综合艺术标准，让外国友人从中见到四百年传承至今的中国民艺美术，我相信杨柳青不会让王树村失望的。
  吕正操和杨柳青
  张新明口述 关金腾整理
  近日从报上惊悉吕正操将军百年仙逝，引起杨柳青镇上老人们追忆，耄耋老人张新明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我所住的杨柳镇在1935年进驻了宋哲元29军的大刀骑兵连。吕正操正是当时的骑兵连连长，身材魁梧高大相貌堂堂。他们就驻扎在杨柳青西当铺附近紧临我家。每天他们都在加紧操练。一日，由于训练中一匹战马受惊跑上街，不幸把我大爷踢中致死。当时吕正操查明事实后，表示决不能白踢乡民，并积极操办了我大爷的丧事，出的大殡，很是隆重。在镇上百姓眼中，认为他们很规矩，受到称赞。我当时八岁，知道此事。
  解放后约1950年，镇上人们知道吕正操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便相约六人专门去北京看望吕将军，我也是其中一员。在北京铁道部见到吕部长，叙旧后他给每个人都送了纪念品，给我是一套不锈钢餐具。
  仅此追忆吕正操将军并赞诗如下：
  名镇百姓忆名将，
  大刀连长吕部长。
  抗日进驻杨柳青，
  练兵飞驰威名扬。
  爱国志士助乡民，
  误伤行人定厚葬。
  一桩佳话八十年，
  世代流传御河唱。
  杨柳青镇西胜舞老会创始人赵魁梧
  孙玉昆
  在1817年嘉庆年间，赵魁梧出生在杨柳青镇西准提庵胡同。他自幼好动，但不爱讲话，十八岁那年身高1.85米，他凭自己力大无穷，为穷苦老百姓争夺码头，为漕运的商船做过镖师，从事过石匠，也干过脚行。后来听说独流下圈村有个当朝武举，绰号“赛春孝”的牛志忠精通武功及各种拳术、器械套路的对练，他就每天早收工一路打着旋子去练功，练到二更天再打着旋子脚回家。在牛志忠师傅的传授下苦练五年，赵魁梧已精通了所有的拳术及刀、枪、棍等各种器械的对练，武功技艺提高很快，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是杨柳青镇唯一的武术大师了。
  正值赵魁梧成年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英法联军攻破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国门。1860年，天津沦陷。国家危机、民族危难之时，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北京、天津兴起了义和团运动。当年赵魁梧和师弟李登弟加入了义和团。秋季，赵魁梧聚集了三十几名师徒及武术爱好者，在准提痷胡同一棵大树下成立了义和团同盟军胜舞老会。
  赵魁梧次子赵金成带着侄子赵思材于1916年用了一年时间，一路练武卖艺，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赶大营到了新疆，创建了胜舞老会分会，发展了一批弟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推广及普及做出了贡献。
  民国二年，王连顺因武艺超群一把单刀保伊犁长庚将军回到北京，完成任务后来到杨柳青胜舞老会，为该会传授了五锦拳、十锦拳、六合刀。闫富有传授了十奎拳，太祖拳。杜春堂为武术理论指导者，为胜舞老会传教、填补各种武术套路的拳谱及理论的渊源，为胜舞老会的历史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赵魁梧虽已去世多年，但每逢年节及重大庆典活动，胜舞老会都要同其他民间花会一样出会，为街头百姓、群众表演传统道路的对练。以健体，强身，祛病延年之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这道具有170年文化历史传统花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会有更加绚丽多彩的明天。
  古稀老人年画情
  盛亚平
  在天津今晚报庆祝六十年活动中，天津市委张高丽书记亲切地和今晚报干部们合影留念，紧挨着张高丽书记那位九十岁白发老人，就是天津晚报创建人张道梁。这位古稀老人不仅创建了天津晚报，更主要的功绩是用自己工作亲历，编修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出版史料和天津百年美术年画史书，为天津年画史料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9年11月，文化部要求各地开展新年画出版工作。张道梁所在的大众书店和市文化局共同组建了“天津新年画出版社”，在张道梁具体负责下当年出版了新年画43种，发行253万张。1951年春天，在天津新闻出版处领导下，新年画出版社又改组为“华北画业出版社”，张道梁开始了天津年画资料收集总结工作。1954年天津成立美术出版社，当时天津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张映雪兼任社长，张道梁是第一位到美术出版社的干部，从此天津美术出版社把张道梁报到日期做为建社正式纪念日，以后抢救杨柳青年画在张映雪领导下正式拉开了序幕，张道梁把自己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年画工作。
  从1954年8月天津美术出版社初创时期，张映雪在无办公地点、缺少资金和专业人员情况下，把抢救杨柳青年画放在了工作首位，张映雪多次到西郊区和杨柳青实地调研，对杨柳青年画当时衰退破坏的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张道梁帮助单位总结了杨柳青年画几百年来的艺术历史。为了突出杨柳青年画在中国民间艺术的特殊地位，1957年张道梁和后来成为中国国画大师的孙克纲等人到中国其他年画产地调查访问。为杨柳青年画地位做出论证，他们在潍坊杨家埠深入木版年画重要生产乡村，考证了年画生产题材和工艺水平，并把13种新题材进行了年画内容评估，然后又到苏州桃花坞考察了当地年画情况。每到一地，张道梁都用照相机留下了当地木版年画原始产地的照片，这些照片成为了中国木版年画解放后最早的文史资料。通过张道梁和孙克纲等人的详细学术调研论证，确定了杨柳青木版年画是蜚声中外的民间年画最大的生产原生态基地。从1953年创刊的《天津画报》中开始宣传杨柳青年画，并对常年坚持年画创作生产的老艺人霍玉棠、韩春荣、张兴泽等人进行了系统报告。近日，在张道梁的帮助下，我收集到这些老艺人在解放初期的年画创作照片和文学说明，尤其是霍玉棠在创作《白蛇传》传统木版年画彩绘工作照片，张兴泽在1960年参加第三次全国文化会受毛主席接见的报道。当时我父亲盛玉洪是杨柳青年画店经理，专门到天津火车站去接张兴泽，张兴泽向我父高兴地讲述和毛主席握手的激动场面，天津车站工作人员纷纷和这位年画老艺人握手。回到杨柳青后，我父亲组织了会议，请张兴泽讲述全国文代会的盛况，对创作年画的几十位年轻新学员起到了鼓舞作用。
  张道梁特别注意保存抢救杨柳青年画史料工作，他特别保存了天津美术出版社三任社长张映雪、郭均、赵泮滨在不同时期的工作资料，为以后总结历史资料打下了基础。1960年美术出版社专门成立杨柳青年画抢救小组，由何正慈担任组长，用了三年时间去全国收集那些流失在民间的画版和原始年画。张道良于2010年还坚持到何正慈家中探望，两位九十多岁古稀老人的中心话题还是五十年前的杨柳青年画抢救工作。当年抢救小组三访东丰台，见到了许多堆积的木版年画刻版。在岳龙庄有一位老大娘家中存放了《十女放风筝》、《嘻叫哥哥》等原创画版。何正慈将《金玉满堂》的原创画版带回了天津。在山东省收集到的《闹龙舟》、《翠屏山》和四扇屏的《水浒》，这些年画全是套印不是单纯的色彩手绘。这些木版年画对彩绘工艺提供了原始证物，印证了传统杨柳青年画的不同时期彩绘烘染的工艺技法。一种画稿两种彩绘手法是当时年画的不同特点。在东北吉林省范家屯有一位杨柳青老艺人李文义，他刻制的《义和团火烧鸦片》是反帝斗争题材的精品。张道梁认真地记录了这次天津美术出版社抢救民间艺术全程历史，并专门总结了杨柳青木版年画工艺流程全部史料，为几十年后出版年画史书做好了带头准备工作。
  张道梁在前年送我一张珍贵照片，这张1960年2月26日在北京农展馆门前的合影时杨柳青年画抢救历史的见证。照片中有我父亲，他当时照完像后就去文化部落实杨柳青年画去莱比锡参加展览事宜；照片中的江泽同志长年驻在杨柳青，整理年画资料和从事培训年画新学员工作；老画师陈林祥是挖掘年画题材的专家，他从破旧不堪的画版中复原了画的风采，并把破旧的年画旧稿恢复了新貌；邵文锦和戴仁是新杨柳青年画高产画家，创作了不少精品。
  张道梁珍藏的这张成为杨柳青年画历史抢救工作者唯一的宝贵照片。美术出版社在总结陈林祥复原二百余幅杨柳青年画事迹中专门选用了这张照片。当我把这张照片送到江泽手中时，这位抢救年画最早的功臣特别激动。江泽在解放初期长年在杨柳青做抢救年画工作，他的足迹踏遍了津门四郊，他先后三次回忆了十年抢救年画艰苦工作。他如数家珍般地讲起了张耀林、戴邵臣等老艺人的捐画亲历。当我向他介绍霍玉棠两个儿子都在继承父业坚持年画创作时，江泽特别高兴，他说当年的小孩也接过抢救年画的工作值得庆祝，并说当年都是霍玉棠老伴为工作组做饭，全家都支持国家把年画当做重要任务来完成。我理解江泽的心思，解放初期杨柳青只剩下霍玉棠、韩春荣两家坚持，张映雪局长从1950年就登门访问，最后让这些老艺人成为国营单位正式职工，我父亲第一次代表组织为这些老艺人发工资时，老艺人们特别感激政府的关怀。我父亲特别喜欢霍庆有，因为霍庆有与我同岁，当年才6岁，每次到杨柳青画车间，霍庆有都躲在画案下向我父亲扮鬼脸，然后从画案下面钻来钻去，江泽抓住霍庆有送到我父亲怀中，我父亲见到霍庆有顽皮的样子就开玩笑说带他回市里画店总部，霍庆有赶紧从我父亲怀中挣脱跑走。江泽和我父亲一样在文革过后从来不提当年为年画做出的贡献，感觉特别伤心，只是回忆当年杨柳青淘气的小孩霍庆有哥俩。这里面原因张道梁知道的特别清楚，每位参加过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干部在文革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文革前夕杨柳青年画就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4年文化部专门发文件批评杨柳青年画，并在通报中指出杨柳青年画中百分之九十是帝王将相，荒诞迷信的内容。当年6月6日文化部、中国美协派李寸松、方秀桐等人组成调查组到天津调查。外人不知道，当通报刚下发时，敬爱的周总理委托老舍先生先期到达天津、根据当时不正常的文化政治气候，老舍先生很低调，只身一人在我父亲和文化局赵琪主任陪同下来到杨柳青，在杨柳青考查了三天，对杨柳青年画全部内容进行考察。最后老舍先生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了推新出新的工作方针，并告诉不要再从民间收购旧年画，对旧年画做为文物送博物馆保管，用新内容杨柳青年画代替旧年画。老舍先生圆满完成了保护年画任务。
  文革开始后，张道梁被关进马场道美术出版社地下室，因为有一名干部说张道梁在日伪时期到日本被天皇接待。其实张道梁在新生晚报和书店工作情况已经早有结论，我父亲和新华书店保卫科成国海科长在审干工作中对张道梁很负责，从来就没有发现被日本天皇接见的历史问题。张道梁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毒打，但张道梁坚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在关“牛棚”的漫长日子里，张道梁对老社长郭钧特别照顾，他帮助体弱多病的郭钧在危难中度日。郭钧这位延安鲁艺出身的老干部对杨柳青年画用了八年时间进行挖移整改和抢救复原，这些成为了郭钧的最大罪证。每次批斗回来，张道梁总是安慰自己的老社长要坚强下去，正是这种特殊时期所产生的友谊，郭钧社长向张道梁讲述了自己领导的八年扶植杨柳青年画工作，从组织抢救采风小组到各地举办宣传杨柳青年画展览，连以后的工作设想也向张道梁做了交待，使郭钧社长最伤心的是多年扶植的年画工作毁在“破四旧”之中。“文革”中，张道梁冒着危险抢出了几件特别珍贵的资料，如中共华北局宣传部河北省宣传部与文化局对新杨柳青年画批发行的用纸报告原件，关于新杨柳青年画发行目录和1966年2月党中央召开的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工作会议人员赴京出版社党委不同意见的工作记录，这些宝贵资料为张道梁最后总结年画史料做出来强有力的证明。尤其是张映雪、郭钧两位社长用十几年时间抢救年画的“活字典”，能把每位对杨柳青年画做出贡献的干部一一讲述出具体工作成绩。如讲到王树村，张道梁总结了王树村几十年如一日为年画寻踪觅迹，每篇年画文章的史料根据。在王树村病危前夕，张道梁把自费出版的《往事九十年》一书寄给了王树村和他的好友李炳声。张道梁近日和我说王树村在津美社出版的年画书籍，是由他负责校对的。张道梁对王树村严谨著书为年画立传的精神所敬佩。
  粉碎“四人帮”后，张道梁又回到了美术出版社。他为了让年画史料传承下来，用了十年时间在2004年完成出版《天津年画百年》一书。在这十年中，他儿子张谦患病去世，妻子周竹新又卧床五年直到病逝。张道梁克服了家庭困难，先后找几十位与年画有关的老同志核对史料，还到有些老同志家中访问，备用的资料素材超过该书选用的数倍，最后只选用了三分之二用在了这本史书里。
  张道梁在书中大部分围绕着杨柳青年画历史进行学术型总结，从木版年画图版内容到历史兴衰的原因。张道梁都采用了从未见过的木版年画画图，使群众了解木版年画辉煌历史和万种图案，对青年人更起到教育意义。如明朝出版的年画《鱼乐图》，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在书中专门对原创画版征集聚散做了详细介绍。如1959年在杨柳青及附近乡村征集画版4328块，其中老艺人尹青山捐献了358块，霍玉棠捐献了17套，其中有群众熟知的《桃献千年寿》、《延年益寿富贵吉祥》、《桃园问津》、《西施采莲》、《文上访贤》、《文姬归汉》、《孔子周游列国》、《庆赏元宵》、《天女散花》、《春风得意》，霍玉棠的全本《白蛇传》是年画中的精品之作，1960年又从戴廉增画店后人戴少臣处收集到1642块画版，其中《苏小妹三难新郎》、《朱子治家格言》、《西厢记》、《红楼梦》都是年画中难得的精品。后来又将在正定大佛寺存放的河北省文化局保管的1568块画版移交到天津杨柳青画店保管，这些画版在文革中有部分被破毁坏，但大部分还至今在杨柳青画店。1998年我父亲在他平反文件中专门提到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阻止烧画，就是指我父亲在文革中躺在造反派汽车轮下，用死来阻止群众烧毁这些珍贵的年画百年文物。我父亲在2004年去世时还讲这些画版是杨柳青年画艺术的骄傲，是中国第一画乡的活见证。目前这些画版还保存在天津市杨柳青画社。张道梁对这些画版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对杨柳青画店前身德裕公画庄调查的史料最为完整。德裕公画店成立于1912年，已有近百年历史，创始人胡焕章以生产中堂画为主，同时也裱装发行了杨柳青年画，每年发行100万套中堂画。为了全面考证德裕公画庄历史，张道梁不辞辛苦先后找了十几位老同志调查，其中有一位涂宝禄老人已患重病，张道梁专门到家中探望。涂宝禄深为感动，抱病写出了自己亲历的情况，其中把西郊农民画家创新杨柳青木版年画八扇屏、《天河配》、三国演义重要戏出年画记录得特别完善。当我在张道梁家中见到涂宝禄遗稿时，我明白了张道粱老人的良苦用心。他从天津老画庄人手展示了天津年画行销全国和海外的原貌，使后人了解年画对社会的特殊魅力，同时也为杨柳青画店百年老店留下了一份考证。我父亲曾是首任德裕公画庄公方经理，在1963年2月，他在郭钧社长帮助下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为农民服务的画庄》，全面介绍德裕公画庄以中堂画为农民服务的经验。文章登在《美术》杂志后，单位名称才改为杨柳青画店，郭钧社长亲任画店法人代表，开始公开向国外出口杨柳青传统年画。内部职工全知道“以粗养细”的含义。当时张映雪局长和郭钧社长准备在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让杨柳青年画博物馆重新上马。记得1964年底我父亲去市文化局办事，财务处长刘宝仁同志向我父亲道喜，告诉杨柳青画店完成利润80万元。我父亲把喜讯告诉了郭钧社长，郭钧说再有两年就能在杨柳青开工建博物馆了。近日我到美术出版社第三任社长赵泮滨家中拜访，赵泮滨这位1938年入党的小八路画家送我一张照片，照片技术不好，但能看清是郭钧社长在工作中照的，原来是郭钧社长提前为年画博物馆现场设计的工作珍照。赵泮滨说起张道梁年画一书很感慨，他说为了杨柳青年画，国家在解放后有大批人员去挖掘抢救，只怕民间精华在手中流失。赵泮滨曾在1956年为国家收购了1500张如张大千、齐白石等名人字画。他在1980年调走去组建“天津画院时”，特别叮嘱资料室工作人员，在保管好这1500张国宝字画时，也要把以前收集的一千张不同内容的杨柳青年画保管好，为后代子孙做出点实事。赵泮滨老人也90岁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现存在美术出版社的一千张画和存在杨柳青画社的六千块画版早日展现在大众面前。张道梁已经九十二岁了，他还坚持骑自行车经常看望赵泮滨，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希望年画这个美术艺术永远留在百姓之中。
  张道梁在《天津年画百年》出版后，经常征求当年亲历者意见。我对这位古稀老人除了感谢外，同时也提出了建议，就是1996华北区年画版画会议介绍的内容较少，因为现在只有于化锂、张福龙两位画家在世，还有一位当年美协干部在世，郭钧社长和孙克纲等已经去世，因为这是敬爱的周总理最后在文革初期爱护杨柳青年画，也是刘少奇同志最后关心年画工作。当刘少奇和周总理亲切接见会议代表合影留念后，文革运动全面展开，主要考虑一些人的脸面，没有公开这次会议后面特别复杂的争论实情，只是在书中简单地介绍了于化锂和张福龙为杨柳青年画所做的贡献。我这时才理解了张道梁的复杂心情，因为在抢救扶植杨柳青年画工作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苦涩内幕。我和张道梁老人有个约定，因为天津史志《出版卷》中杨柳青年画部分是张道梁用了八年时间完成，我请求他再用八年时间去完成最全面的《杨柳青年画大词典》，为自己百岁生日做一个最完美的贺礼。我相信张道梁伯伯能够完成，因为他有一棵热爱年画的童心。
  一个老字号年画店三位民间艺术传承大师
  徐文路
  天津杨柳青年画被国家确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从事杨柳青年画工作的霍氏三姐弟——霍秀英、霍庆顺、霍庆有同时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大师的光荣称号，这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坚持不懈地从事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工作中的功绩，也确立了他们祖先所创立的老字号画店——玉成号，在天津杨柳青年画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天津杨柳青年画店——玉成号是由霍氏第五代传人霍玉棠与盟兄韩春荣先生，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创立，初名为春玉号画店，后来确定名称为玉成号画店。
  霍玉棠的父亲霍福森于光绪年间携画艺迁居天津杨柳青，初为戴廉增画店做工，深得店主戴少臣赏识。其子霍玉棠自幼聪慧，好学，继承父亲画艺，凭借年少气盛与盟兄韩春荣独自撑起门面，网罗人才，集年画创作、出样儿、翻版、雕刻、印刷、手绘、裱糊工艺，成为杨柳青年画衰败时期最大的画庄之一。建立玉成号年画庄初期甚是艰难，他们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市面混乱，不得不把门铺关闭，另想它法。此时，接到杨柳青镇南义成永画店之邀继续从事年画创作、刷印。抗战时期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危险，为年画他们游走许多地方，曾远赴张家口开店营业，但由于日寇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情的封杀，只得重回到天津杨柳青，在镇内土地庙坚持年画制作。他们一边生产，一边攒钱，解放战争前夕由霍玉棠、韩春荣、韩春柏三人合资购买了老宅（原杨柳青二街河沿大街1号，后改为243号），准备扩大再生产。
  杨柳青刚一解放，霍玉棠、韩春荣就联系了张兴泽老艺人以老宅作店铺重开玉成号年画庄，他们的行动得到杨柳青军管会的大力支持。场地有了，没有资金，大家一起春天种地，到了八月份即制作年画。为了资金，他们卖过茶水，搞过加工，霍秀英、韩秀英两个女儿去运河抬水、卖水，小小年纪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但也幸运出生在艺术世家，从小受父辈指点，早早接受艺术教育。在这期间霍玉棠、韩春荣有意识将自己十几岁女儿霍秀英、韩秀英带在身边，让她们拜在张兴泽（李长泰门弟、李曾是清中期年画业著名画师，因擅长画娃娃得名“娃娃李”）门下，学习张师傅晕染技法，开脸俊俏之绝技。1953年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组织了杨柳青年画行业互助组，在这期间吸收陆思荣、伊青山、王顺安入组，人多事多，更需要资金。此时有一位女同志从杨柳青火车站下车，一进杨柳青就打听天津杨柳青年画，打听画店，几乎从镇西到镇东没发现一家，后来听街上的人说，杨柳青东摆渡口有一家姓霍的开画店，她直奔玉成号而来。
  当霍玉棠听说是中央派人来调查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现状时，他们非常激动，党中央没忘记杨柳青年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忘记老艺人们，高兴得他们把自己家所有的东西都给她看。这位女同志看到老艺人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下制作年画也非常感动，她把自己的钱捐给老艺人，并回到文化部申请了五百块钱给了他们。在她的要求下，霍玉棠与韩春荣等把玉成号画店内的画版以及其它画店封存在一个仓库中的各种画版借出来给她印墨线版。通过这样一次翻印留下好多珍贵的品种、甚至是绝版或孤版。
  这次翻印深深感染了刚刚三、四岁的霍玉棠大儿子霍庆顺。原来杨柳青年画这么多品种！那些优美的图案他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每当提起这件事他都为之感叹不已，要是现在还留有那些画版该有多好啊！由于年画互相组建在自己的家里，霍庆顺每天起来都在父亲、姐姐的跟前转悠，他耳听的是年画，眼看的也是年画，有时他出于好奇就找姐姐要一张墨线板，让姐姐配好颜色自己就开始“抹”，两个姐姐们看了，说他是天生画画的苗子。听了夸奖以后，他非让姐姐给他调好颜色自己手绘《和合献宝图》，令父亲和姐姐们想不到的是他真的成功了。父亲、叔叔、母亲等看了非常高兴，都夸他将来有出息，他把这幅年画装裱起来挂在睡觉的房间内作纪念。霍玉棠小儿子霍庆有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一心学画。霍庆顺、霍庆有哥俩经常听父亲讲些年画的传说，比如《初二迎财神》画中用聚宝盆煮饺子，里边冒着火光而不是热气。父亲告诉他们那冒的是财气，他们听了越发的对年画感兴趣。
  公私合营的浪潮也涌进了杨柳青，老艺人们不甘落后，积极筹备互相组，在五人的基础上又扩大到九人。1956年成立了“静海县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地址设在霍氏老宅，后迁址杨柳青十六街和平大街1号，与霍氏老宅隔南运河而望。虽然年画作坊不在自己家了，但霍庆顺、霍庆有小哥俩依然把合作社看成自己的家，每天跟着姐姐、父亲后面玩耍，闹着与张兴泽师傅学手绘。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霍玉棠、韩春荣白天在合作社上班，夜里回家做加工活，霍秀英、韩秀英负责手绘，赚一点加工费补贴家中生计。这件事因被告发，戴上了“地下工厂”的帽子，退赔了好多钱，霍玉棠对这件事始终想不通。作为十二岁大的霍庆顺，看到父辈、姐姐们辛苦劳作总想帮忙，但又无从下手。一天他趁大人们上班，自己跑到韩春荣画室内，第一次拿起工具翻开纸张，刷印墨线版，第一张刷印完，他把韩春荣刷印的活翻开与之对比，觉得没有差错，他一口气把全部纸张印完，第二天继续偷着干，这次没那么幸运，让大人们发现了，在大人们惊奇的眼神中他哆哆嗦嗦承认了错误。父亲非常高兴，从此父亲手把手地教他，也从偷艺转为学艺。他每天放学后到工场做刷印，从小张印起，到大贡尖，因为个矮够不着案子大人给他找了个凳子垫在脚下。
  霍玉棠与韩春荣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和年画继承的问题，开始着手请名师、招学员，准备举办培训班。1959年请来了创作经验丰富的画师赵景贵、潘忠义（在民国期间就非常著名）两位师傅作讲习教师，同时招学员三十余名。经过一年多筹备“杨柳青年画学习班”正式开课。霍秀英拜在潘忠义（王喜荣之大弟子，王是清末期间著名画师，以细腻闻名画界，称“画儿王家”，而潘在民国末期画界有“潘美人”之称）门下为徒，潘忠义师傅把配色、研色、填色等技巧倾心相教，特别把“画儿王家”的秀美清俊的开脸绝技传授给她。经过霍秀英几十年的吸收、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她对仕女年画颇有心得，她手绘出的仁女年画，不但端庄、俊俏更突出精细、透亮、给人舒适感。
  为了让天津杨柳青年画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1958年在天津市文化局的倡导和支持下，静海县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与天津“荣宝斋”、“德裕公”两家画店合并，共同成立了“天津杨柳青年画社”。
  高小毕业的霍庆顺继续去画社刷版、接版工作，同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了刻版技术。因此他期望画社接纳他，直到画社搬到天津市内，他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却被分配到杨柳青家具厂。因为他会画年画的缘故，厂领导让他当了一名油漆工。在这一岗位上，他没有放弃年画，努力向老师傅学习，把年画的配色调色技法运用到工作中，并且研究它们两者的不同，总结出用油漆绘制年画的技巧。在文革期间用这种方法绘制“主席”人头像，博得同行的一片喝彩，他的配色、调色以及雕刻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于老艺人们来说，由单干变成了年画社的正式职工，能按月拿工资，有福利，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霍玉棠、韩春荣更高兴，他们不愁资金，更不用愁做出的年画卖不出去。有一件事让霍玉棠刻骨铭心，由于他自幼站着作画，两腿患有严重的“连疮腿”（即静脉管溃烂），流脓不止，单位领导亲自带着他去医院，直到病情减轻为止。为此领导还在单位下了个告示，只允许霍师傅一人坐着工作，还亲自找人给他制作了一个木凳子。更让他终生难忘的是，1960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杨柳青年画店视察这件事。潘忠义师傅跪着与周总理说话，周总理赶忙把潘师傅扶起来说：“我们是人民公仆，专为人民服务的”。潘师傅认为总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大人，不能慢待不敢抬头正视，总理笑着与大家取笑“你们说的那是过去，我们新中国不兴这个”。他还给大伙讲天津贡献最大的要数东风手表厂和杨柳青年画社，年画可以给国家换回外汇。老艺人们听了更加兴奋。周总理问大伙还需要什么？霍玉棠大声回答：“槐黄，咱们厂子槐黄最缺”，周总理当场记了下来，不久大批的颜料槐黄进厂。这件事对霍玉棠师傅触动最大，他说还是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拿他这些穷要饭的人当人看，他跟定了共产党。
  在霍玉棠的小儿子霍庆有的记忆中；国家刚解放，他们家经常来口袋插钢笔的干部，他记得他三、四岁时，一群外国人进了他们家门，看着年画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地说着听不懂的话，翻译告诉他父亲，外国人在赞扬杨柳青年画。他好奇，原来他们家这小小的年画还是好东西，这么金贵，连外国人都稀奇。他立志要画出外国人更惊奇的年画。他更勤快跟着父亲、二大爷和姐姐们，看她们画画，听着他们讲关于年画的事，学着他们印刷、上色儿，一直到1966年年画店搬到了市内。
  老艺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刚有些好转，“文革”开始了，目睹了因为有许多旧的东西而遭到游街示众，挨打受欺。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霍庆有深深陷入了苦闷，不能因为这些年画版让父亲遭殃，他忍痛割爱举起斧头。但父亲却用另一种方法躲避这种灾难，他们把年画版藏到房上，结果把房梁都压断了。他们连夜在院中挖了大坑，用塑料把画版包起来埋了。也许老天真的不想保留这些宝物，也许这些宝物因为世道就不想再留在人间，那一年雨特别大，雨水灌溉了大坑，古版竟被泡烂。霍庆有因为劈了古版，心里拧了一个大大结，他愧对祖宗们留给他们的宝物，郁闷的他想着弥补心里的歉疚。
  这一机会终于到来了，1978年的国家的政治气氛使霍庆有似乎嗅到了什么，他从自己的房间旮旯内翻出一张胶印《红楼梦》年画，那淡淡的蓝色线条看起来真是优美，他越看越喜欢，竟情不自禁的萌生了要收集这些古版，自己刷印墨线。他开始再自己房内找，去父兄、二大爷家找，只找到一块残破的《灶王》古版，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大哥霍庆顺，哥俩不谋而合，悄悄鼓捣起来，他们越干越高兴，退休在家的霍玉棠见了手开始痒痒起来，也想一起干。霍玉棠的妻子却在一旁提醒自己的丈夫，别忘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档子事儿。霍玉棠听后默默无言地离开，哥俩断断续续地偷着干。
  此时，街坊领居也时不时得提醒他们把年画拾起来。国内国外的人们开始到杨柳青打听天津杨柳青年画，但因当时杨柳青没有一家年画作坊，他们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看他们叹息的样子，霍庆顺、霍庆有哥俩心里急，只好围着父亲时常说些年画的事情。霍秀英和韩秀英也来把她们所见所闻讲给父亲听。霍玉棠终于同意了，并说自己是霍氏年画第五代传人他们是第六代，希望他们继承下去，否则的话这玉成号就会后继无人。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的拍板定局，这是有关杨柳青年画霍氏世家为开办玉成号而商讨了近两年的话题，终于在老画师霍玉棠的同意下画上了圆满句号。万事开头难，然而对于老画家霍玉棠来说，干了一辈子年画也觉得毫无头绪，毕竟十余年了，所有的工具已经毁了。但他根据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们特点进行了分工．大儿霍庆顺为长子应该顶起门户，负责内外加工活，账目以及手绘，刷版。二儿霍庆有负责收集古版、版线、旧年画以及刻版、补版。两个女儿负责调色、配料、手绘等。大家白天都去上班，晚上或周六、周末聚在一起各自把准备工作汇报给他们的父亲，然后再听父亲的下一步的安排。霍玉棠就是这样一步步的走下去，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霍庆顺先生在准备工作时，突然想起“文革”中藏起来的旧年画墨版，他把它们仔细描绘、整理、收集到档案中，把第四代传人霍福森刷印年画的案子从旧木堆内找出来，重新拼接、装订、油漆，使它重新焕然一新，又从各个角落把旧工具拾腾出来洗刷、修补，另外又置办了一些新的工具。这些应手的工具都凑齐了。但由于科技进步的缘故，旧时所用的原料基本被淘汰，现在必须改革制作年画工艺，来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一步要改革刷版的原料。旧时刷版要用碳黑和板胶，而今，这种板胶早已在社会上被废除，碳黑也不多见了。用什么刷版？现代人书法用墨汁，而墨汁又分十几种，用哪种最好？他买来所有的品种，一个一个品种的试验，达到最满意思为止。再有手绘主要靠颜料，旧时老师傅都用植物制作颜料，这种颜色叫实色，绘在宣纸上永不退色，这也是杨柳青年画的一大特色。他除了寻找过去的颜料，自己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四邻八乡范围内寻觅有关植物自己制作，有的无法做的通过各种渠道买一些颜料，试验代替品，像这样的困难遇到很多，但都被他攻破。
  对于霍庆有先生来说，筹备玉成号年画店的事似乎是上天赐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他把父亲交给他收集年画版的任务作为他六十年代劈年画版得一次补偿，他先从杨柳青四邻八乡开始，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邻穿巷，听到哪家有版，他就和人家软磨硬泡，直到把木版收购到手，然后又把范围扩展到天津附近的东丰台村至到武强、山西、平水、江南桃花坞等，收集了200余个古年画版，这里有仅存于世的绝版，还有世上绝迹多年的年画样稿儿。在收集画版时，他常常遇到，有的画版看上去他非常喜欢，就跟人家说好了然后赶紧想办法筹备资金，等他再回来，人家用高价把画版卖给了外国人。每每遇到这件事他恨自己，却又无奈。在这一过程中，他又被逼出另一个本事，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仔细研究它们，牢牢记住它们，回到家或旅店内操画笔画在纸上，回来后把它们描在宣纸上，拓在木版上，在父亲指导下学着刻版。他听说现在有刻版机，他跑到人家去看，求人家让他试试，回家后他就研究用别的机械改造成比别人要灵巧得多的刻版机。他兴高采烈的再看他用刻版机雕刻出来画版，觉得怎么也没有古年画版的味道。他弃刻版机，改学手刻，从一斧一凿开始，竟练就了线条流畅、细腻、清晰、稳健的刻版风格。
  在收集画版过程中，有一件事让他始终不能忘怀，他认为这件事是杨柳青年画祖师爷们显灵帮助了他：有一邻居拆房，山墙上露出了一张年画，他得知后，恳求人家停工，然后伏在快要倒塌的土墙上，一点点地往下揭，揭下来一张后，他惊喜地发现后面还有一张，揭下第二张，更让他惊喜的是又露出第三张。它们均是100余年以前的古年画，激动得他热泪盈眶。面对这些残破的年画，他却手足无措，还是父亲手把手地教他补残、装裱。以后，他共补残、装裱古年画百余种，至此他又从父亲手中学到了补残、装裱年画技术。
  霍庆有先生是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拼命三郎”式的人物，所以在收集古年画版的过程中，经常透支体力，饥一顿饱一顿，食无定时觉无定时，因此，相继患有肝硬化，腿浮肿、眼疾，现在落下两腿粗细不均，肝硬化等疾病。但他说，现在的条件和老艺人比起来已经是天上地下，老艺人们过去在彩绘时，手里托着的颜色盘，冬天颜料被冻成块，用舌头舔一舔，再舔舔笔头，接着填色，后来有些老艺人不知不觉地死去了，原因就是过去的颜料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有的毒性挺大，他们就是死在这些毒品中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想到此，他不感觉自己有多苦。
  经过霍氏一家六年的艰辛努力、绘制传统年画40多幅。在1986年的春节期间，他们在老宅四合院的外墙上挂满年画，开始了家庭式年画展览。连续5天的时间，吸引了很多观众，在杨柳青反映非常强烈，人们要求再延长展览时间。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整理出部分新样、展期多达半个月。此后，年画展览坚持了十载，品种增至60余个。从内容上大概分五类：民俗类，如《庄稼忙》、《渔家忙》、《大过新年》、《庆元宵》等；娃娃类，如《福寿三多》、《鱼庆欢喜》、《莲生贵子》、《长命百岁》、《富贵长春》等；仕女类，如《麒麟送子》，《天仙送子》，《仕女游春》，《金玉满堂》等；戏剧类：如《打渔杀家》，《长坂坡》，《金沙滩》，《四杰村》，《刘备招亲》，《穆桂英挂帅》等；神话故事类，如《七夕相会》、《喜神借财神》等；神像类，如《灶王》、《财神》、《门神》等。
  霍家四合院成为人们春节、元宵节的文化游乐重要场所之一，在举办家庭式年画展览的基础上，百年老字号“杨柳青年画玉成号画店”面市营销呼之欲出。
  1993年10月，霍氏年画世家在天津市及当地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玉成号画店”终于开张纳客。由于它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杨柳青年画民间作坊，所以倍受主流媒体的追捧，《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中国文化报》、《今晚报》等十三家报社以及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台湾广浦有线电视台等十二家电台都相继从各个角度给予全方位的报道，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美国等国际友人先后来店参观，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店铺开张，老字号牌子也挂出去了，接下来该是什么，大家聚在一起作画、卖画、赚钱？这不是目的，霍氏姐弟们开始了他们比筹建“玉成号画店”难十倍、百倍的工作——传承杨柳青年画。特别是因为市政建设，老宅被拆除，他们依依惜别了老宅，各自又都同时挂出“玉成号画店”的招牌继续他们的年画制作，即从一个玉成号变成四个玉成号分店，这无疑在传承上起到了带动作用。
  霍秀英、韩秀英两位女士退休后，仍不知疲倦地把自己从老艺人手中学到的技法毫无保留的教给徒弟们。九十年代中期她们曾代表天津妇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当场手绘杨柳青年画，她们精湛的技法博得了各国妇女的赞誉。霍庆顺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玉成号画店”的老字号店名该是一个杨柳青年画的名牌，为此，他花了一千余元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玉成号画店”商标，又花钱购买了专用经营权，他这样做就是为保护这个既有传承历史，又有传承人的老字号，保护它不被那些国际、国内别有用心的人冒牌，或欺诈。他还把自己的儿子、女婿留在身边教授他们有关技法。他打破门户之见把技术传授给社会失业青年，让他们不但有吃饭的本领，还要让他们去传授杨柳青年画。他在画界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几次代表杨柳青年画民间艺人出访欧洲、美国、泰国并现场作画，赢得了当地国人民和媒体的赞扬。令他最高兴的是在瑞士做现场表演时，瑞士的中小学教师带领学生们参观观摩，使孩子们领略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博大和深奥，在她们的幼小心灵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年越半百的他现在仍然孜孜以求地整理古版，对那些将要失传的古画刻版保留，不断研究现代年画着色规律、颜料的制作方法，保留更多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如今他们的小孙女在他们的带领下也在一边上学，一边学手绘技法，按他的说法，霍氏年画已有第八代传人了。霍庆顺先生除了作画，他还要还把这些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写成文章、著书，以示后人更好地把杨柳青年画传承下去。他先后撰写了《杨柳青年画工艺流程》、《杨柳青年画的传说》、《制作杨柳青年画的关键问题》、《彩绘工艺、用料技巧、调色及颜料的制作》等年画理论著作。
  霍庆有先生在杨柳青年画的传承方面发挥了他的特长。他认为传承，首先让人们认识杨柳青年画是个嘛东西，因此，他不惜血本在杨柳青繁华区购买了二百余平米的住宅，把它辟为天津市唯一一所家庭式年画展览室，内陈列着400余块年画古版。步入这座装饰一新的展室，随着年画内容的变化，又仿佛穿越了时间的隧道，把人们带入遥远的过去，了解了封建时期的社会、人文的变迁，时代沧桑在瞬息间交替转换，这些充分显示了杨柳青年画的多品种，多层次，多内容的文化包容性，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第二步，他把所收集的旧年画，分门别类地做了整理。对于绝版年画，他亲自刻版，翻版、刷印留作资料，其中《母子图》就是他抢救、挖掘并收藏的世上早已绝版的年画。他根据老艺人们的口传收集了佛教类年画并翻阅有关资料，通过记载的内容，创造和绘刻有关缺失的佛像，形成了一整套佛像类年画，填补了杨柳青年画佛像类的空白，真正成为霍氏佛像年画。他还雕刻杨柳青年画最大版《莲年有余》图（长八尺、宽四尺），专用于大开间会议厅。
  第三步，教授授艺。他把在西青区邮局已经上班八年（邮政部门正式职工）的儿子叫回家，辞去公职，一心一意专门授以他年画的技巧。同时带着七八个无职业的社会青年，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他用各种方法给予他们资助。一批批的学员毕业了，有的自己也撑起了门铺，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种现象，他总是以赞许的口气夸他的学生。
  第四步，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杨柳青年画。霍庆有受天津西青区教育教学研究室之邀，为中小学美术教师教授杨柳青青年画技巧，培养了一大批年画专业教师，并参与了中小学生杨柳青年画绘画技巧教材的编写，使西青区能够顺利地开设杨柳青年画技法课程。他参加多次高级别的有关年画的讲座，并成为主讲人。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学院聘请霍庆有先生为中国木版年画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五步，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改良不符合规律的技术、创造新的技术，达到省工、省力、省材料的目地。比如旧时有的年画由于幅长，而宽度不够，没有适合的版衬，只好拼接，这样既浪费板材又费时费力，他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年画制作到这个份上就必须用巧劲，因此，他勾线时想到怎样给雕版留出省力的地方，在雕版时又会想到刷印的省时，他的改革为年画技术革新打下了基础。
  霍庆有始终坚守着一个准则，那就是在他店铺出去的年画必须是木版手绘年画，并以这种方式来引导市场，引导年画行业，逐步地进入木版年画兴盛期。他对市面运用其他方法制作的年画给予充分的理解。他认为，有的年画作坊本无木版，只有用其它方式代替，这也是无奈的事情，应该帮助他们很好地渡过这一阶段。
  基于霍秀英、霍庆顺、霍庆有三姐弟在杨柳青年画方面的传承贡献，中国文化部在2006年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人的荣誉称号，同时被民间艺术协会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天津杨柳青年画）百名杰出传承人的称号。
  文章写到此，就用霍庆顺大师的话做结束语吧。霍庆顺先生说，杨柳青年画是杨柳青年画师们几百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它不属于某个人的，它属于中华民族的。我努力传承杨柳青年画就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玉成号是传承的基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即使艰辛、付出代价甚至牺牲自己一切也要把这项事业做下去，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父辈，才能很好地接继他们传承给我们的古老技法。
  杨柳青年画师与
  中国近代大事件
  徐文路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北方地区一种带有民间风味的艺术形式。它源于宋代，萌于元代，成于明代，在清代中、晚期，杨柳青年画的发源地——杨柳青，有三百余家制作、销售年画的店铺、作坊，参与创作、刻版、刷印、手绘、装裱等工艺的人员多达几千人。“家家会点染，人人善丹青”是对当时杨柳青年画兴盛情境的真实描绘。他们的老字号画店、作坊还把分号建在北京、山东、河北、东北、山西及西北部分地区等，通过零售、批发又把杨柳青年画贩卖到华北、华南、东北等地区，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在屈辱与抗争、探索与实践中不断觉醒。在这一时期，杨柳青年画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播西方文明思想，鼓动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国，教育民众增强爱国意识，建设富强国家为己任。它成为历次伟大革命运动的特殊宣传工具。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柳青年画走入低谷。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亲自到杨柳青做调研，鼓励老画师们恢复年画生产。随着年画互助组、合作社的成立，杨柳青年画走向复兴。改革开放后，杨柳青年画逐步搞活，全面发展，现在在天津西青界内已有年画作坊、画店五十余个。从业人员两千余人，最近杨柳青年画被国家确定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逐步得到保护、开发、利用。
  一、编织梦幻世界，慰籍空虚的心灵
  华夏民族有一个别于其他民族的习俗，即敬天祭祖，他们无论走到哪，始终不改。敬天祭祖的最严肃和最热闹的仪式就是焚烧神祃和跳摊面舞。跳摊面舞在北方很难见到了，但烧神马我们还是时常见到的，比如，有的地方正月除夕夜供烧《全神全佛像》，正月初二供烧《财神》，还有腊月二十三焚烧旧《灶君》，张贴新《灶神》，这种仪式还有个名堂叫“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里所说的神祃就是杨柳青年画的一个品种。另外，最古老的门神年画《神荼·郁垒》、《钟馗》、《张天师》等，它们是人们在不能理解自然界出现的怪异现象和许多天象时期产生的年画，把它们贴在自家大门上，阻挡妖魔鬼怪进入，并企图用这些“正神”战胜那些“邪恶”，以达到心里安宁之目的。《发财还家》年画是对出远门丈夫、父亲、儿子等一种祈盼，《莲年有余》更是一种精神发财的神话。而炕围年画如《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木兰充军》等均是一代代北方人围坐在炕头讲今涌古，获取社会知识的主要内容和来源。更有《二十四孝图》、《孟母三迁图》、《课子图》等年画，这些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教育。
  以上各类年画，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主题上都反映了年画师们的乐观通达、热情奔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尽管他们实际生活非常窘迫，也许正处在生与死之间，但他们仍然把最美好的想象赋予刀和笔之中，利用超现实的技法，编织出一个个童话般的梦幻世界，以抚平人们心中的创伤。他们还结合人们的精神需求，结合社会变革的需求，不断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梦幻故事，从中让人们体味到适应变革的社会是生活必须的道理，使人们的灵魂得到解脱。当然，年画师们创造的梦幻故事完全建立在他们对社会的体验，对个别实例的理解之上，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加之北方人在思考问题时，往往富于联想，更富于幻想，因此，人们对梦幻故事深信不疑。生活在梦幻世界中人们才觉得生活有滋有味。
  二、殚精竭虑，绘刻时代强音
  一八四零年，英国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出笼，割地赔款越来越多，加深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和民族灭亡危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像摧枯拉朽，直击外国列强和腐败的清王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波波浪潮轰轰烈烈演义了中国近代史，而杨柳青年画师们凭借他们艺术敏锐嗅觉更是主动参战，以手中的刀和笔做刀枪，绘制出时代最强音，对历次大革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年画的宣传教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历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
  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更肆无忌惮地把大批大批的鸦片倾泄到中国，中国烟民急剧增加，国民体质迅速下降。杨柳青年画师们痛心疾首，立刻绘制雕刻大量的有关劝诫国民勿吸烟土的年画，大讲特讲烟土的危害，最著名的有齐健隆画店（明中期——民国）绘刻的《戒食鸦片》、《烟鬼叹》、《洋枪阵捉拿罂粟花》。彻底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泻鸦片的丑恶嘴脸。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当统帅李开芳率领北伐大军开进杨柳青时，年画师们目睹了太平军严明的纪律，秋毫无犯的作风和他们的《天朝田亩》制国纲领，对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于是绘制了很多的有关宣传年画张贴到杨柳青内大街小巷，颂扬北伐军的英明，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李开芳被这一地区古朴的文化现象所震撼，认识到了年画在民间的巨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这一特殊宣传工具的效应，强化宣传天朝的革命主张。他决定在杨柳青及周边地区征集画师绘刻宣传年画。画师闫美人（艺名，公元1821年～1908年）毅然应召，并绘年画《太平军北伐图》，宣传太平天国政治纲领，并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刘提督克复水战得胜全图》（揭贴年画无名号）描述了中法战争，刘永福大败法寇，并击毙匪首李威利，这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开战以来打的第一次全胜战役，对患难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渴望已久的。为了把这个好消息迅速传达到百姓，杨柳青年画师们赶绘这张年画。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百姓，使人们的爱国热情迅速地高涨。
  1870年，天津法国教堂传教士们对中国儿童进行残酷的虐待致死，消息传到市面，愤怒的天津市民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并火烧了教堂望海楼，以惩罚法国洋毛子对中国人民的欺辱，大大打击了法帝国主义气焰。杨柳青年画师们迅速把这一事件绘刻年画《火烧望海楼》（揭贴年画无名号），以示庆祝。卖国贼李鸿章、曾国藩屈从法国强盗，专程赴法国道歉。据曾国藩《宝佩衡尚书》记载“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伤洋人画图刻版，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1874年天津县令专发布公告令杨柳青诸年画坊禁止印售《火烧望海楼》年画，并派专人逐一查封。但这张年画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并把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直隶、江西、福建、四川等地由此先后爆发了反洋斗争。
  杨柳青离京都比较近，不少年画店又在北京设立分店。因此，皇城内发生什么事，杨柳青画师们在第一时间内就能获得消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乘船外逃，戴廉增画店（明永乐年间——民国二十六年）立刻绘刻了《捉拿康有为》一图，从画面上看似乎倒像帮助清廷捉拿维新人士的布告。如果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去分析，就恰恰相反，百姓们可以通过这张年画了解康有为是什么样的人？他干了些什么事？为什么朝廷追捕他？在这些问题的考问下，百姓们迅速了解了“百日维新”的内幕，更激起人们对腐败的清廷憎恨。《万寿无疆》（戴廉增画店）年画以同样的手法反衬出在国难当头时，封建专制的慈禧不惜挪用海军建设款三千六八万两白银建颐和园，用做自己做寿享乐的丑恶嘴脸，另外《裁缝做直线（知县）》（王金甫，生于同治年间）、《剃头做五（武）官》（成三谢约生于同治年间）、《贵妃娘娘新醉酒》（爱竹斋，清咸丰—民国初），特别是《庄家佬做知县官话不通》（戴廉增画店）年画直接用“大米粥（州）、酱豆腐（府）、羊肉馅（县）”等辛辣字眼，把清王朝的官老爷们比喻成一群吃货。
  庚子之变正是清王朝腐败的结果。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市面一片混乱，《北京人抢当铺》（张祝三，生于1848年，卒于1914年）年画是这一场景的实录，它反映了北京人在腐败王朝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过着屈辱生活，终于忍无可忍，他们的愤怒情绪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矛头直指那些盘剥百姓的地方，当铺就是其中之一，把它们彻底打翻，砸它个稀巴烂。通过这幅年画把老百姓敢于在天子脚下造反的大无畏精神传遍中国。杨柳青年画师们在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根据战时的需要绘刻了很多有关内容的年画。这些年画在每一个时期都起了推动和宣传作用。它们大大提高了义和团员们战胜外国列强的信心勇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最著名的年画有《杨村大捷》、《收复天津》、《廊坊大战》、《义和团火烧鸦片》、《捉拿俄·倭奸细》等（注：以上年年均为揭贴年画，就像大家熟悉的传单一样，无画店或画师签名，但发现有极个别的有赞助单位名号）。
  除了上述内容的年画外，在这一时期，杨柳青年画师们还刻印了很多向广大民众宣传洋务思想的年画，如《天津马路》（隆昌画店，建于民国初年）介绍了天津租界内新铺的马路，具有新思想的女子不避男人，自由自在地骑自行车游乐。《天津河北新浮桥》（戴廉增画店）不但介绍了许多西方科学新发明，如像电灯、四轮洋汽车、两轮直行车、东洋车等。《唐山真迹图》介绍机械挖煤，《纺织图》介绍机械纺纱。
  三、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尽匹夫之责
  中国将向何处去？维新不行，改良更不行，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他们在探索，他们在实践。杨柳青年画师们也在苦苦地寻求，在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法，并用年画的形式宣传这些思想。
  年画师王邵田（约生于公元1875年，卒于1930年）从割除封建迷信，净化社会风气，倡导崇尚文明的角度改良刻制新年画七十余种。
  年画师王葆珍（约生于公元1879年，卒于1933年）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绘制年画《荣耀图》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齐心协力建设国家免遭帝国主义掠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年画大师齐健隆的后代齐鼎升、齐鼎震（艺术生涯在光绪末年～民国初年）他们从日本留学归来，主张教育救国，组织劝学所，到处奔走劝捐办学，并刻绘年画《小孩怒》讽刺那些思想顽固的乡绅。
  戴廉增的后代也主张教育救国，并提出了教育子女的问题，男孩女孩一起受教育习文练武以御外敌，绘刻年画《自强传学堂图》。
  齐氏年画师还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并绘刻年画《女子爱国》、《男女平等》宣传西方文明思想。
  还有大批的杨柳青年画师门在国难当头时期，为不给日本帝国主义绘刻一副宣传他们侵略行径的年画，纷纷采取了回家种田，改行经商的实际行动，但他们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绘刻年画技法，以东山再起。
  日本法西斯为了达到奴役灭亡中国，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摧毁中国的文化遗产，他们把大批收集上来的杨柳青年画木版收回或劈掉，几百年留存下来的年画精品就这样葬送在这批强盗手中，而老字号义成永年画店（约建于清道光年间）为保护这些文化精品冒死抢救，并邀来了杨柳青镇内的许多名画师，其中包括韩景贵（约生于公元1890年，卒于1962年）负责彩绘翻刻，霍玉棠（现玉成号年画创始人，约生于1902年卒于1982年）负责印刷，王文华（出生于雕版世家，业内号称“雕版王”，卒于五十年代）负责刻版、开脸、出相等工序，另外雇有丰台、武强等地二十余人做印工，翻刻了老版，使大量的年画精品、孤品得以保存下来，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华文化的阴谋。
  潘忠义画师（约生于公元1960年，卒于1981年）在杨柳青镇内年画店纷纷关闭的情况下，他随画店迁至东北沈阳，他目睹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建立的伪满王朝，更让愤怒的是在东北不能称自己是中国人。他不相信什么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因此，无论日本人用什么方法引诱他，他宁可饿死冻死，也不做出卖祖国的事，不但当日本的奴才。
  杨柳青年画师以这样大无畏的民族气节，赤诚的爱国之心诠释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绘刻了一幅幅壮丽的画卷，然而这些却被封建的史学观斥责为土的掉了渣的东西。正是因为它被人看不起的缘故，在革命党人不断遭到杀戮的血腥环境中，它却把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想传播到京津、江浙一带。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早在大师们为改良中国美术教学方式，引进西方“裸体写生”事件遭到谩骂，遭到围攻之前，那些动摇中国几千年传统道德思想根基的西方文明思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年画像传单一样，随着孙中山游历了大江南北。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那些民族气节刚烈的年画师们更看重老祖宗遗留给他们的年画，而不惜冒生命危险保护它，抢救它，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割断中国人命脉的图谋。
  杨柳青年画师们用这种最通俗，最大众化的美术形式完成了大师们想完成没完成的梦想，想干又无法干成的事情，没人给他们功名，更没有人给他们俸禄，他们这样冒死为什么？尽匹夫之责。仅此而已，更显示他们的伟大。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他们祈盼的祖国强大，人民幸福，今天祖国终于强大起来，人民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历史为杨柳青年画正名，也为杨柳青年画师们正名。
  周总理情系画乡
  冯立
  “寻根大运河”活动伊始，周总理关心杨柳青年画的往事就成为寻根活动的重要选题。经过挖掘、梳理，我们将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周恩来1898年生于运河名城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此后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第一位总理。他与西青文化有着割扯不断的渊源，少年时他不但曾拜师韩慕侠学习武功，建国后更是关心着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并曾亲自视察杨柳青画店。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首，享誉海内外。一般认为杨柳青年画起源于明代（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们听到起源于宋金的说法），兴盛于清乾隆至嘉庆年间。道光至民国时开始衰落，但年画生产规模仍很大，有年产年画两亿张的记录。但日本侵华后，杨柳青年画业遭到重创。画版被劈毁无数，甚至被敌人拿去盖作碉堡、垫道路、堵决口之用。一些珍贵的古版甚至被当作劈柴烧火。杨柳青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精华濒临灭绝。
  刚刚解放时，杨柳青年画的处境没有大的变化，这一艺术形式没有得到地方的足够重视。门神、灶王之类的年画被当作迷信用品，以致很多年画画版被毁，一些个体年画艺人被限制经营。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关爱着杨柳青年画的人士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有关方面，甚至国务院。当时国务院专门就此发文《对于民间艺术，不能粗暴对待，应该说服教育》，这个文件是周总理亲自签发的。
  1952年，中央专门派员调查杨柳青年画的情况。1953年，在有关部门的直接帮助下，由年画老艺人韩春荣、霍玉棠、张兴泽，在已经倒闭的“德盛恒”、“新记”、“景记”年画作坊的基础上，由韩、霍二位老艺人腾出自己的七间房成立了年画生产互助组，并请老艺人陆思荣、尹青山、王顺安参加，收霍秀英、韩秀英为徒。当时任杨柳青镇文化馆馆长的戴敬勋专门从国家征集的杨柳青年画画版中留了111块给互助组做生产年画之用。在此前后，杨柳青的艺人们把众多珍贵的年画画版和画家原作捐献给了国家，国家对此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妥善保护。其中，戴廉增后人戴荣山老先生捐赠尤多。本文作者的父亲年轻时就曾在戴老先生家中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诸多收条，其中有的收条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的。由此，也足见周总理当年对杨柳青年画的重视。
  在镇文化馆的扶持之下，互助组恢复了年画生产。1956年，互助组在杨柳青镇文化馆的协助下成立了“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这期间，各级政府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合作社还在运河岸边的二街河沿大街一号的院内新建房十余间，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1958年天津荣宝斋与“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并于1959年改名杨柳青画店，由原址搬到运河南岸的十六街和平大街一号。据相关人士讲，杨柳青画店在河南的店址院门朝向运河，为两进或三进四合院。
  1960年旧历正月初三，周恩来总理携邓颖超同志亲自来到画乡杨柳青视察杨柳青画店。一进画店，周总理首先问：这里的老艺人画画年头最多的是谁啊？有人介绍说是张兴泽师傅。总理握着张师傅的手问他画了多少年了。张师傅回答说自己十七岁画画，如今已经七十三了。潘忠义老师傅要跪着和总理说话，总理赶忙把他扶起来。潘老师傅说，总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不能怠慢，不敢抬头。总理笑着说，那是过去，我们新中国不兴这个。参观中，周总理关切地询问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解放后的发展状况。画店的同志一一做了介绍。周总理高度评价了杨柳青年画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贡献，对杨柳青年画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周总理平易近人，大家说话一点都不拘束。张兴泽师傅向总理介绍说，杨柳青年画一年“鼓”一张，但不知“鼓”到哪一方，有一年年画上画了一头小马驹，一下跑了。总理听到此风趣跑到哪里去了？张师傅说，跑到山西去了，晚上还在坑里喝水呢，有人见过……惹得周总理、邓颖超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还到印刷、彩绘车间参观，并向同志们问好，问画师们有什么困难。老画师霍玉棠说：“有一种颜料买不到。”周总理问：“什么颜料？”霍玉棠说：“就是藤黄。”周总理说：“我回北京后给你们想办法。”临别时，周总理特别对老画师们说，你们都是年画老艺人，要努力发展这一艺术。随后，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健步走出画店，乘车从镇南驶离杨柳青。不久后，周总理从北京给霍玉棠寄来了藤黄。
  此后，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在总理的关怀下，1960年3月，画店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了杨柳青年画训练班，培养了年画专业技术力量。同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年画资料征集活动。5月，杨柳青画店迁往市内，原址改作“杨柳青年画工厂”。1964年，周总理找到老舍先生，说他十分关心杨柳青年画的发展，特别是杨柳青年画日渐衰落，请老舍先生替他到杨柳青了解一下年画发展的情况。4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老舍先生来到杨柳青做调查，并与画师座谈。画师们向老舍先生详细介绍了杨柳青年画的发展情况，老舍先生做了详细记录。老舍告诉当时杨柳青画店的经理盛玉洪说，周总理了解杨柳青年画，对你们的工作很关心，临来时总理让我帮你们出点主意，我个人意见就是围绕着那四个字“推陈出新”。老舍让盛玉洪多学习，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并让他想办法把画店中的老画版和艺术珍品找个地方保护好，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国家财产。同时让盛玉洪多爱护关心那些老艺人。后来，盛玉洪才认识到，这是总理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杨柳青年画的保护策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柳青年画中的很多作品被当作“四旧”，难以计数的木版被毁。绘画停止了，艺人改行了，“杨柳青画店”的牌子也被摘掉了。直到1973年，在周总理“在发展工艺美术方面，除了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以外，可以生产，并积极组织出口”的指示下，国务院批转了外贸部、轻工业部《关于发展工艺美术生产的报告》，杨柳青年画才得以正名。
  周总理对杨柳青年画的关爱一直温暖着杨柳青人，特别是杨柳青年画从业者的心。1978年，在周总理八十寿辰之际，杨柳青画店职工在《美术》杂志发表文章《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杨柳青年画店》，作为对这段总理对杨柳青年画关爱之情的纪念。1978年9月，杨柳青画店出版了张福龙创作的新年画《杨柳春风》，作为对当年周总理视察杨柳青画店的纪念。
  杨柳青青忆老舍
  盛玉洪
  在2003年春节的中国邮政贺年明信片里，又见到了杨柳青年画的身影。每到春节这个喜庆的日子，杨柳青年画总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吉祥。
  每当大家沉浸在喜悦的节日气氛中，我就想起一位曾经默默帮助过杨柳青年画的老作家，那就是大家都喜爱的老舍先生。
  1964年4月，本人在杨柳青画店当经理，接到天津文化局赵琦主任的电话，他说老舍先生已经来到天津，考察杨柳青年画及当地历史风情，让我负责接待，此时我正在针市街德裕公画店总部办公。我正要安排接待计划，市交际处负责同志又打来电话，商量如何送老舍去杨柳青镇。我让他们把车先开到针市街，然后再从这里去杨柳青。没过多长时间，文化局小汽车就来到了德裕公办公楼前。老舍在赵琦主任陪同下，走下汽车热情地和我握手。老舍先生没有名人的架子，给人一见如故的感觉。赵主任说：“这是杨柳青画店的盛经理，是这里的大老板，这几天由他负责接待，有什么要求只管向他提。”我连忙向老舍说：“我才干了几年经理，对艺术不熟，有关艺术方面请我们老师傅们向您讲解汇报，他们都在杨柳青镇上的那个车间。”随后，我请老舍参观了一下德裕公加工车间，然后就坐车去了杨柳青镇。
  在车上老舍的问话不多，但是对杨柳青年画的悠久历史和形成原因很感兴趣。我告诉老舍，刚才参观的德裕公办公楼是杨柳青画店的一部分，原来是家私营画庄，在清朝光绪年间就自己创作精良的年画作品，画师大都来自杨柳青附近的村里，他们不但自己创作新画，还长年收购杨柳青附近的老版年画，成为杨柳青年画销往国内外的商业中心。老舍很关心公私合营后画工们的状况，我汇报说：“大多数画工都留了下来，现在都成了国营杨柳青画店的职工。”我告诉老舍，在娘娘宫大街和劝业场对面的泰康大楼，都有画店的生产车间，还在劝业场后门长春道上设有荣宝斋门市部，长期零售年画和文房四宝，中国名画家真迹作品同时展卖。老舍说杨柳青年画就是中国人过大年喜庆的标志，这几处车间都处在天津最繁华的地方，以后可以组织青少年集体参观，让他们从小了解祖国的美术艺术是怎样产生的。
  到达杨柳青后，我们请老舍休息。他对工作时间掌握很紧，让赵主任跟小车先回市里，两天后再来接他。赵主任争执不过，只好先回市里，临走时，再三叮嘱我照顾好老舍身体。小汽车刚从院里开走，老舍就想听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制作过程。我让车间主任章克勤把家里的老画师全集合在会议室，其中包括杨柳青画派五世传人霍玉棠等老艺人。首先我向大家介绍老舍先生是中国有名的大作家，专门从北京来这里检查工作。老舍连忙止住了我的开场白，他告诉大家不要客气拘束，他和大家一样，旧社会拿笔养家糊口，只不过一个是画一个是写；现在新社会大家用笔来更好地为大众服务。老舍几句话，就和老师傅们拉近了距离，大家争先恐后地向老舍讲述杨柳青年画的历史。为了让老舍更加深入了解年画发展的漫长过程，大家把单位里存放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杨柳青画样木版拿出来，一一向老舍介绍该画的题材和创作时间，并且重点告诉老舍怎样刻制木版，怎样套墨印刷。老舍很奇怪，他不用笔做记录，只是在听不明白的地方再反复询问一遍。如见到闪着金光的画版，老舍就仔细询问其加工经过，老师傅告诉老舍这是最绝技的杨柳青年画的一种，用纯金粉挤沥印刷成画，价格在年画里最高。当老画工讲起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把杨柳青画木版抢掠修造公路，从那时起杨柳青镇的画坊全部停业改行，饿死了不少以画为生的农村画工时，老舍脸上露出了无比憎恨的表情。在汇报过程中，我们发现，老舍对中国国画历史的知识了解很多，他能讲出南桃北杨不同的创作特点，但他对苏州桃花坞和北方杨柳青各自的评价，都是用精炼的几句话概括，而不是长篇大论发表自己观点，这使得在座的老画师们都心悦诚服。
  在安排晚饭时，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让我单位马逸仙主任一同陪客。但是老舍说什么也不去，坚决要和职工们一同在食堂就餐。章克勤又临时去买小鱼，在食堂里让宋祝山师傅做了贴饽饽熬小鱼。我觉得自己没按照赵主任的布置照顾好老舍，可老舍很满意这种吃饭安排，还夸奖了我。老舍就住办公室里，他不顾一天的劳累，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地写工作日记，这时我才明白老舍在汇报会上不做记录的原因。
  第二天早晨，老舍让我陪同参观石家大院。他问我是否知道石挥的情况，我回答说：“见过石挥演的电影，他把旧警察形象演得不错。1950年我在公安局交通大队工作，为了改造留用警察，专门组织他们在亚洲电影院观看那部电影。后来听说石挥当了右派，投江自杀了。”老舍说石挥是他的朋友，石家大院是石挥老家，这次一定拜访一下老朋友的宅院。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怕和右派沾边，可是老舍去石家大院的心情很迫切，我只得找了一位了解石家大院情况的老画工一同前去。
  石家大院由二百多间房子组成，分成五层院落，中间院落有座大戏楼，从前北京城里唱戏的名角儿都曾经在这里演出过。院落的影壁墙上有许多精美的动物花卉图案砖雕。老舍一边专注地观看，一边仔细聆听老画工的讲解。在一个门墩前，他还反复抚摸那八大仙人造型的雕刻图案，和我讲，这样规模宏大的宅门府院，在全国都不多见，他准备和市里领导反映一下，给那些雕刻石鼓门墩做些保护装置，以免日久天长风吹雨淋造成损坏。老舍告诉我，这里的画栋雕梁、窗口隔扇全是由楠木、樟木等木材制成，这种硬木不但有香味还防虫蛀。他还专门打听看门的老人，询问石姓家族败落的情况，并得知石挥很早就离开了此院，再也没回来。老舍说这个大院结局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很相近。在结束参观时，老舍用手在门上写了几个看不见的字，还画个圆圈。我多年后才理解到，老舍念及电影《我这一辈子》石挥兄弟的情谊，用古老的方法让老友石挥的冤魂回到故里家中。石挥哥哥在改编剧本时，署名用的就是“杨柳青”。
  老舍又让我们陪他去码头转转。在运河岸边，老舍指着船上的渔夫问我，是渔夫辛苦还是过去洋车夫辛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洋车夫最辛苦。老舍以为我恭维他的作品，我边走边告诉老舍，我爸和三个哥哥都拉过洋车。天津管洋车叫“胶皮”，大哥把洋车丢了，自己跑了，下落不明；二哥打了坐车不给钱的恶少，被捕入狱，在狱中入了党，最后跟着成功越狱的同志去了山西参加了一二0师的正规部队，1942年牺牲；三哥也是穷得没法，也参加了八路军，1946年在沧县牺牲。老舍听后很受感动，连说我两个哥哥比他写的骆驼祥子有出息。老舍向我询问了“纪律”两字在地下工作中的概念，我讲给老舍，纪律是在那时残酷斗争中制定的特殊制度，如干党的工作时刻保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被敌人捉住后打死也不讲。以我家为例，我三哥和我同时都做地下工作，互相从不打听对方的事情；老娘负责接送渤海区干部过津浦路去延安，我哥俩也不过问，这就是纪律。老舍听我讲后，让我系统地总结一下自己的家史，去教育别人体会旧社会的穷苦日子。老舍走后，我认真地整理出家史，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向文艺界职工讲述了自己的家史，在场的职工都陪我流了泪。
  由于和老舍说话很投机，我提出了一个工作计划，就是动用大量资金集中收购散落在民间的杨柳青画版，尤其是明朝年间的画版。本想老舍一定会支持我这个想法，没想到老舍很坚决地阻止我搞这项工作，具体原因他也没作解释。我虽然觉得奇怪，也没好意思追问。
  在杨柳青南运河码头，老舍询问我们这里是前码头还是后码头，陪同的老师傅讲，就是这一个码头。老舍非常自信地讲道，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为了便利出行，又重修了一个码头。我们不信老舍的说法，找到河边船上的老头询问，证实了老舍的说法，此地正是前码头。在那位老头指点下，我们又去了一趟后码头。这时我觉得老舍来这里以前，对杨柳青的各种情况都仔细研究过，他提出的问题，连这里的老人都不一定明白，如这两个码头两条河道的问题，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
  晚上，老舍和我们画店骨干分子座谈，中心议题是对杨柳青年画题材创新，我告诉老舍这方面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工作，我到北京借的李琦同志画版《毛主席走遍全国》，印刷成杨柳青年画系列中堂画，两侧还有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条幅，印刷了几万套还供不应求。老舍听后特别高兴，他让我再加大发行量来满足全国的需要，并表扬画店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大家要求下，老舍给杨柳青画店题写了“推陈出新”四个大字，署名我记得是老舍自己的本名“舍予”，而不是“老舍”。
  夜晚，大家散去后，老舍专门和我进行了谈话。他接着白天我在路上所讲要大力收购旧画版的话题说起，根据中央会议的精神，当前工作重点就是紧跟形势，如何为大众去创作新的作品。这时老舍问前年在画店陪周总理的那个八路出身的刘经理现在何处，我说刘增瑞同志已经调到文物公司。老舍说周总理了解杨柳青年画，总理对你们的工作很关心，临来时总理让我帮助你们出点主意，我个人意见就是围绕着那四个字“推陈出新”。老舍让我多学习，深入领会中央文件，做工作要多考虑和中央精神是否一致，并让我想办法把画店里的老画版和艺术珍品找个好地方保管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国家财产，同时让我多爱护关心那些老艺人。我发现老舍还想说点意见，但没有说出来。我虽然只是中层干部，知道总理让老舍帮助我们，肯定中央会有新的文艺方针出台，随着毛主席阶级斗争观点的深入，政治空气已经有点严肃紧张，老舍指导我们工作的重点，肯定总理已和老舍有所交代。我请老舍回去后转告总理，一定淘汰有不健康内容的旧年画，多出些新画，并具体地讲到选派年轻画师去北京观摩，创作自己画店歌颂毛主席和农民在一起的年画，还出一些像王树村收藏的《庄稼忙》等大众喜欢的年画，再准备一些艺术精品，搞好对国外的宣传。老舍听后又告诉我，关于这次杨柳青之行的谈话，不要对外宣传，只做一次体验生活对待，并很严肃地回到白天关于纪律的话题。我当然知道纪律的含义，很庄重地向老舍保证不向别人讲起。
  转天上午，市交际处派小车来接老舍，画店全体职工都出来送行。老舍挨个和大家握手告别，并特别夸奖宋师傅小鱼做得好，老宋请老舍以后再来吃他做的饭。我没有和老舍一同回市，当我最后和老舍握手话别时，老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请他捎话，请周总理以后一定再来杨柳青画店参观，上次因值班没见到总理，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没有见过总理，一直是件憾事。老舍笑着答应了我这个请求。
  老舍走后没有多长时间，在文化局17级干部会议上就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的指示，其中就有不要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宣传阵地、反对厚古薄今等内容。当中央文化部派人来画店检查工作时，有些迷信封建的年画早就送到造纸厂回炉造纸，这里面主要是老舍帮助的结果。尤其感激老舍的是，如果我们把旧板年画不分内容全部收购，我这错误的性质不可低估。1964年，后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组长的康生和陈伯达，到我们画店荣宝斋门市部来过好几次。康生买完砚台玩几天准退，要不就是买砚台不买盖；陈伯达总是买些宣纸和毛纸，抄写一些毛主席诗词，再送到画店裱装。但是他们对于杨柳青年画从不发表意见。1965年，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来到画店，随行的北京陪同人员告诉这是总理特地关照的政治任务。法国大使这次准备在回国时带回一些能反映中国特点的艺术品，最后他和夫人买了三本手绘的《白蛇传》，除他留一本外，其他两本分送戴高乐和总理。我这时更加敬佩周总理，他委托老舍来到画店，是让杨柳青年画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尽量不受很多的政治冲击，使杨柳青年画系列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以后随着杨柳青年画系列艺术品到世界各国参加博览会和中堂画开始出口，更加深了我对总理和老舍先生的感激之情。
  “文革”开始，“破四旧”的疯狂日子来临，画店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准备把老画全部烧光，可还是有大批的木刻画版和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的艺术珍品逃过了这场浩劫。我很早就采纳了老舍的建议，两年前就给文化局打了报告，以适应“战备”的需要，把画店收藏的名人字画送到了“三线”山里的战备库，把杨柳青木刻画版送到了历史博物馆保管。即使这样，在历史博物馆保管的木刻画版还是被我单位的造反派烧毁了一部分。我在“牛棚”关押两年的日子里，一直暗暗相信老舍先生，是老舍用献身精神教育了我，他在1966年用石挥的做法离开人世，除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以外，有许多深妙悬疑正被人们慢慢地解开。如老舍对我所讲纪律的话题，是在许多年后才理解其中内涵。我觉得在十年“文革”中，总有几双凶狠的眼睛在总理身上扫描，寻找下嘴的地方。是老舍给了我榜样作用，无论是和市里领导一同上台被批斗，还是天天在单位体罚挨整，我从没出卖同志。我坚信老舍和总理爱护杨柳青艺术的良苦用心不会白费，历史会证明一切。
  1979年，老舍的著作《骆驼祥子》重新出版。我望着书中老舍的照片，默默地对他讲：如果不是您及时传递总理的意见，宝贵的艺术珍品的收藏及工作安排抢在了政治大风暴来临前面，今天的杨柳青画店只会是一具没有艺术灵性的空壳。在老舍和我们分别36年之际，我决定放弃对先生“纪律”的承诺，打开真实的记录，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现代文学先驱，当年是如何爱惜保护杨柳青年画的。老舍用自己的行动写好了一个最完美的“人”字。正是：
  杨柳青青忆舍公，当年往事记心中。
  善心相助难忘却，永交思念付春风。
  写于2002年
  乾隆皇帝吟杨柳青
  白金
  辛卯谷雨时节，一春霖初霁日，应邀访问千年古镇杨柳青。走在南运河畔，春风习习，垂柳依依，新花朵朵，嫩草盈盈。举目四望，绿洲楼群，画廊河桥，彩旗长堤，舟楫波影，迷人景致，令观者心旷神怡，此时此地，莫说我等平民百姓乐而忘返，就是哪家帝王莅临，也都会凝眸痴望，聚而陶醉，想当年以巡游闻名的乾隆帝，望见杨柳青即连连击掌呼美，诗兴大发，则为明例。后人对其念念不忘，专情在河畔御影亭前立起这位皇帝雕像，那栩栩如生，指指点点的神态，不知是兴奋的在赞赏什么吗，还是在发什么感慨或有哪些期待。
  乾隆四十一年（1776）农历二月初，历时五年多的再战金川之役告捷，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为庆祝胜利，乾隆帝先后拜谒东、西两陵，再东巡泰山，告成岱宗，继之返京为凯旋将士举行郊劳大典，图画功臣于紫光阁。就是东巡途中，杨柳青为帝瞩目，遂有名帝吟名镇史迹留存。
  经查实，乾隆帝于该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在京启东巡，二十八日在宝稼营登舟向德州进发。二十九日驻南仓水营，抵天津界，因缘分所至，于津郊路过杨柳青，观之大喜，动情吟得《过杨柳青村作柳枝词三首》，诗曰：
  【一】
  底论拓枝与竹枝，试听即景杨柳词。
  祖鞭虽属刘和白，胜日巡芳此一时。
  【二】
  拂岸青青窣嫩梢，笼村已欲绿阴交。
  桃关此日多归马，谁复封侯叹悔教？
  【三】
  几番秋还几番春，此间欣戚哪能均！
  徒观袅袅垂丝者，岂少无端折赠人。
  第一首所言“拓枝”，指的是唐代西北少数民族善拓枝舞。“竹枝”，指唐代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早有竹枝词留世，用“祖鞭”二字点出先手、先行之意，引出胜日巡芳情感。
  第二首是帝观到杨柳青青，嫩梢突现，笼染两岸的和平景象，同时想到金川站息，将士凯旋，将严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阴，放牛于桃林之野”（《书·武成》句）。“归马”、“桃林”（“桃观”另名）两词皆出于此。同时，帝亦联想到在庆功封侯时刻，谁还会萦绕在王维诗句“悔教夫婿觅封侯”那样的情绪之中呢？
  第三首较直白，讲的是春秋更迭，欣然忧戚各在。袅袅垂丝之前，帝想到了折柳赠别的习俗，产生另些感慨……
  杨柳青镇和乾隆帝的情缘、诗缘，时光绵长已逾二百三十多年。记载下这段由实，将是多么动人心弦，多么浮想联翩。千年古镇，就是这样永远地留在华夏史册之中，光芒四射。
  为唤起同胞觉醒
  而纵身投海的杨柳青人
  方博
  在平日里与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聊天时，每每谈及他们的童年记忆，我或多或少总能感受到亡国之悲、离别之苦。正如杜甫在《春望》中吟诵的那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情感可能是我们这些八零后难以体会的。今天在翻阅老报纸的过程中，我再一次被这强烈的爱国情怀深深震撼。不同的是，这次的主人公不再是信仰坚定的革命先烈，不再是一腔赤诚的英雄志士，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生活在杨柳青的一位鲜为人知的年轻人。1933年2月26日的《益世报》对此做了报道，题目为“青镇一少年投海自尽遗书劝国人急起救国”，全文如下：
  “杨柳青通讯：本镇有张恩鸿者，年二十五岁，住油房胡同。少年英俊，气度不凡，去岁因事赴青岛，于旧历腊月二十四日到达该市。当赴伊之表兄戴子良家，戴历任海军舰长，为沈鸿烈部属，驻防青岛，该张恩鸿每一谈及东北事变，辄抱恨终日，旧正月初二日，戴子良舰队奉令开拔他调，是日上午六钟，张亦穿好马褂外出竟日未归，初疑失踪，及初三日下午，张之尸身为波浪冲上海滩，始知投海自尽，并在身旁检出遗书四纸，用油纸包好，内有“中国垂亡，日本可恶，望国人团结起来，急速救国”等语，文词散乱，书法甚工，即由戴之弟备棺成殓，并电告张之家属，俾便运柩回里云。”
  文中所言的沈鸿烈，为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干将。亲身参与东北海军的创建工作，是该部队的实际缔造者之一。曾先后担任东北渤海舰队副司令；东北海军第一舰队司令；东北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等职务。相信这样一位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必然深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因此沦陷流亡、国之不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其属下感同身受，国耻家仇自然异常强烈。张恩鸿的表兄戴子良即在其列。正是在此的感染下，才有了这位杨柳青人——张恩鸿的纵身一跃。他的死难道是对生命的轻视吗？不！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也有人说，“宁可苟且偷生的活，不如气宇轩昂的死”。张恩鸿用自己的死来为同胞们敲响不当亡国奴的警世钟。这种死重于鸿毛。
  杨柳青应该为张恩鸿而骄傲，我们更应为张恩鸿而骄傲。最后，让我们记住这位杨柳青的年轻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们留下的诀别，“望国人团结起来，急速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