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普亮宝塔·于五爷的师父·皇姑寺
  冯立
  文化古镇杨柳青有一处著名的历史遗迹——普亮宝塔，是为纪念杨柳青著名传奇人物于五爷而建的，现在有关部门要将其作为文物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绝大部分杨柳青人，乃至一些外地人都知道此塔，甚至能说出几段关于它和它主人于五爷的传说。可是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普亮宝塔的主人于五爷的师父是谁，与北京著名文化遗迹皇姑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据传说，于五爷三十岁左右时曾到宛平县（北京南部）求道，拜高人为师，得到真传，学会了上乘武功，证得六种神通。他的这位师父叫吕皇姑，又叫吕皇圣祖。
  那这位吕皇姑到底是什么人呢？她又是怎么一位“皇姑”呢？她据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记载，“已巳（即正统十四年，1449年）上出紫荆关。陕西尼吕氏迎驾，言出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而去。”不久发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皇帝被瓦剌军队俘虏。明人蒋一葵在其《长安客话》记载，英宗被俘后，“常恍惚见姑阴相呵护，皆有词说。而此时兵部尚书于谦已拥立代宗皇帝，并击退瓦剌。一年后，英宗被释放回京，奉命闲居于南宫。此时，吕尼又劝英宗皇帝“肯闭口，深藏舌，安身得坚牢”，以静观变。直到景泰七年（1456年），英宗乘代宗病重之机发动政变，重登大宝，改元天顺，史称“南宫复辟”。英宗感恩吕尼之恩，封她为御妹，在京西西黄村（今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村西）敕建寺庙，赐额曰“顺天保明寺”，寓意“明保天顺”。从此，吕尼被尊为“吕皇姑”，而“顺天保明寺”则被百姓称为“皇姑寺”了。这段历史看似离奇，但皆见于严肃的历史文献，而经近代史学家考证，建寺历史基本与文献记载相符，吕皇姑也是实有其人。
  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皇姑寺曾兴盛一时。但也正是由于它包含的政治因素，它也成为明皇室政治斗争的一个砝码。据《明实录》等史书记载，在嘉庆年间还曾发生过一场拆庙与保庙的激烈斗争，最后保庙派获胜。尽管如此，二百年后，清康熙年间，皇姑寺毁于大火。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二月再建寺院，康熙五十八年正月落成。康熙帝赐名“显应寺”，寺额“敕建显应寺”，为康熙御笔。但是，民间仍称该寺为“皇姑寺”。
  据记载，“皇姑寺”曾供奉有头戴金色五佛冠，身披红色袈裟的吕皇姑肉胎真身。不过，现在肉身早已无存。虽然如此，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宗教布局更是别具特色，文物众多，是京西重要文化遗迹和旅游景点。解放前，皇姑寺香火极盛，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举办庙会。解放以后，皇姑寺尼姑还俗，庙会停办。庙内有的殿宇曾被占为学校，后被居民占用。1987年，皇姑寺成为石景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民已经迁出，有关单位开始筹款修缮皇姑寺。
  应该说，于五爷与吕皇姑相距三百多年，不可能是吕皇姑的亲传弟子。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民间传说。但是，基本可以肯定，于五爷是吕皇姑门下的传承。普亮宝塔与皇姑寺渊源密切。从于五爷坐缸而化，到旧时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一（传说中吕皇姑的生日）的祭塔活动，都可以看出普亮宝塔与皇姑寺之间的文化传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杨柳青民间文化底蕴之深厚。
  如今，普亮宝塔也已经得到到政府的妥善修葺和保护，它与祖庭皇姑寺遥相辉映，共同反映出政府对民间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关爱。
  杨柳青药王庙的戏楼
  孟宪文
  杨柳青流传一句民间俗语：“杨柳青，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这是和“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相对应的。
  杨柳青的戏楼，是指原在十一街药王庙山门二楼上的戏台。这药王庙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距今已410年。正殿内供桌上摆放的香炉、烛阡、香筒、灯碗、大馨每件上均镌有“大明万历二十二年制”。面对正殿的山门高约6米，是二层建筑。进入山门，两侧各有两个站神，是谓四大天王。身后有个明设的楼梯，通向二楼后台，是演员化妆和放置服装道具的地方。戏楼的前台离地面2米高，一般人都能从台下穿过。前台面积约50平米，一般中小型戏剧均能演出。正面对着大殿，上悬“歌舞丹慈”木匾一方，这正面和左右两面总是敞开的，没有扇门遮挡。我十岁那年药王庙会，就在此看过京剧“鸿鸾禧”，又叫“棒打薄情郎”。人们都站在台下露天看，不花钱买票，随意进出，四周还有小贩叫卖声不绝，很是热闹。用今天的话说，这可称做是公益性的演出。
  可惜，这座戏楼在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队拆毁，用其木料修碉堡，未及建成即告解放。50多年后，我在新疆退休后回到故乡，药王庙正殿及与其相连的药王庙小学完全消失了，变成一片民房，现仅存“药王庙前大街”、“药王庙东大街”和“药王庙后”这三条街及各家的门牌。据“西青文史”记载，杨柳青还曾有过其他庙宇的戏楼，不过早已衰败。再有就是大户人家在自家院内自建的戏台，供喜寿节庆之际唱“堂会”用。现仅存的就是石家大院里的戏台。天津市其它区县有多少戏楼，无从查考。人所共知的，首推鼓楼南广东会馆“戏曲博物馆”里的戏台，真是古朴典雅富丽堂皇啊！再有就是古文化街天后宫对面的那个高高在上的戏楼，这次海河改造中保留了下来。
  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老家杨柳青看花会、看灯展。去年在文化广场前，一位老人用三轮车展示自制的微缩景观—药王庙山门戏楼，使我喜出望外，当即拍了照片，几后天送到他家，这老人是耿永顺，住公议胡同二号。可喜的是，现在杨柳青正在重建戏楼，主体已完工，今即可开戏。可以设想，全市各区县都建些露天的戏楼多好，群众性的戏曲歌舞活动必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杨柳青药王庙和药王庙小学
  孟宪文
  杨柳青的药王庙和药王庙小学是有点名气的，坐落在十一街药王庙东大街2号“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旧址”的西北方向。由于历史变迁，现已毫无踪迹，变成一片民房和市场。
  药王庙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供桌上摆的香炉、灯碗、铜磬，每件上均镌有“大明万历二十二年制”字样。庙前广场左右各有一颗桅杆，每逢春节和四月庙会便挂起一串红灯笼，煞是壮观。庙前大街南头建有牌坊。进入庙门，两侧有四位泥塑站神：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天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有个楼梯通上二楼后台，是演员化妆的地方，戏楼前台五十平米，离地面两米多高，三面敞开，正面对着大殿，上悬“歌舞丹慈”木匾一方。我十岁那年庙会上，就在这里看过京剧“棒打薄情郎”，人们都站着仰头看，没有座位，不花钱买票，来去自由。穿过戏楼走向大殿，是一条青砖砌成的通道，约三米宽，大殿前有宽阔的大月台，高出地面一米，作为庙会时停放辇轿、仪仗、鼓乐等执事之用。大殿共有六扇大门，三楹三进共九大间，上悬“佑我黎民”、“妙手回春”、“万代医宗”三块大匾。迎面北壁正中供奉轩辕黄帝，左右塑唐代二药王孙思邈、韦慈藏。东西两壁是古代十大名医塑像，东壁有岐伯、雷公、扁鹊、淳于意、张仲景，西壁有华佗、王叔和、皇普谧、葛洪、李东垣。进殿门处有长丈余之大供桌，上摆香炉、灯碗、铜磬等，桌后排两大木椅，上坐两位木雕的、四肢能转动的神像，通身贴金、黄袍王冠、玉带朱履，人称药王刘爷，也就是金代名医、河间的刘完素。右边是他弟弟，人称药圣。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庙会时，将木神奉入轿内，由仪仗队前导，八人抬轿出庙巡游，叫“药王出巡”。另外，殿内还有两位站神，有的说是护法神白龙、黑虎，有的说是门神尉迟恭、秦琼。
  我当年的印象只有这一个大殿。其实本来还有东西配殿各三大间。东配殿内供有观音等。后为和尚昭林的卧室，昭林之后是妙航，他又收徒弟二人，其中大咀后来“还俗”了。这卧室旁有个后门通向后大道。东西一排简陋的土平房位有做木枰的、拉洋片的、做簸箕的、算命的、卖针线小百货的等居民。这排民房与砖砌通道之间正够一个篮球场，也是学生上早操场及体育课的操场。
  砖通道西面便是药王庙小学了。原来的西配殿内供增福财神，院内还有石碑四座、僧房、库房、膳房等。清初民末，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周学熙办实业，就在西配殿设立民立第三艺徒学堂，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停办。民国九年（1920年）去新疆贸易返乡的安文忠，捐资万元，将西配殿神像搬出，用木板隔开辟为四个教室，西为教员预备室另又捐出土地一顷余，以地租收入补助经费。我至今保存有初小毕业证书，上写“天津县私立安氏小学校校长安桂潘”。我已将此毕业证书捐赠给“安家大院”。这校长是安文忠的儿子。我父亲孟昭明是主持一切校务的主任，外称孟校长。我从5岁开始便跟父亲去上学，一年级反复念了三年，8岁升入二年级后才不再留级。记得一进校门，有个整容镜，左侧是传达室。打扫卫生、挑水、生炉子、打铃的“堂役”是彭金，后换了我四叔孟惠民。进到前院，迎面是校训“礼、义、廉、耻”四个大字。校训旁就是教员预备室，我父亲靠窗坐，还有戴绩臣、昝星桓、刘毓恭、翟汝昌、陶老师、杜老师等。所聘师资高，且多进步人士，教学认真，学生学习成绩好，颇为社会所称赞。前院东面是一间教室，四个后窗正对着大殿前的月台。南面又是一间教室。传达室后有小院，有一库房存有体育器材、童子军的木枪、单棍、鼓号乐器，还有学生的图画、劳作、试卷。北面的四间教室，中有通道，通向后院，北面又一间教室，总共七间教室，三百五十名学生。我家住西房两间，只有一年。校长的老友王世杰过去给日本人做过事，突然来接管了我父的职务及校方财产。我家搬出学校。此事时间短，社会上鲜为人知。1949年解放后，政府派来杨立江为校长，改为公立第二完全小学。我父迁居城厢区南门里，在西窑小学任教至退休。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拆毁庙门及戏楼，修建防御工事。桅杆及牌坊也先后拆除。解放后大殿中神像搬出。用殿中木料改制成条凳，作为临时礼堂，召开过专区第一次中苏友好协会，后又改演电影。从此药王庙空有其名了。第二完全小学经过扩建，拆除庙中所有建筑。后又迁移，原建筑全部改为民房。药王庙小学也消失了。五十年后的今天，御河边矗立起两座大牌坊，比原有的辉煌壮观。戏楼也在重建之中。
  杨柳青十八手菩萨庙
  戴忠年
  杨柳青十八手菩萨庙坐落在杨柳青镇西十三街利民大街与板桥胡同交口，是当前杨柳青镇内唯一保留当时庙门的庙址，上百年来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此庙原为董家祠堂，后改为董家庙。
  据记载和回忆，金代杨柳青称柳口，元代初年居民相继迁此定居，永乐18年（1420年）朱元璋二子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并由沧州的南运河下游到北运河两岸设立64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燕王扫北”。董姓也随“燕王扫北”第一批迁入杨柳青，成为杨柳青起源姓氏（周、梁、宋、董后继乔、尚）之一。董姓定居在现十二街董家坑，以农为生，至清康熙年间（1662年），因多年创业积蓄了一份家业，开始建立董家祠堂，后改为董家庙。嘉庆6年（1802年）因闹水灾，董姓住宅迁至曹家胡同口，哥俩分为聚德、裕德两家，至光绪初年开始到天津发展，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董家祠堂也逐渐演变成为老百姓公共朝拜的庙宇。光绪26年（1901年），该庙曾作为义和团的联络站，并在庙中习拳练武，当时有义和团团员林广森、刘万吉、赵奎伍等人，也就是胜武老会的前身，胜武老会也就成了当时义和团的同盟军。在抗日战争中，爱国将领赵登高曾在此训练大刀队。在解放战争中，杨柳青各庙宇把旗杆集中到此庙，用于制作浮桥和攻城天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在此训练步兵和教导队，为天津解放立下了功劳。
  十八手菩萨庙山门朝南，面对南运河，门楼磨砖对缝，中间配有两扇朱漆大门，门前一对青石石狮，做工玲珑剔透、栩栩如生。相传，这对石狮每到夜间都到南运河河边喝水，至今60—80岁的镇西老人儿时都在石狮背上坐过，为此石狮背部被磨得精亮，但这对有灵性的石狮未逃过“文革”浩劫，人们用铁锤将石狮的头砸掉，现在石狮身子还保留在庙中。从山门进庙东南角耸立旗杆，高5丈，上挂中幡旗，正中是一大殿，青砖、朱漆格扇门，屋顶雕梁画栋，从院到大殿有三级台阶上到平台，平台方青砖漫地，左右两根红漆大挂，一侧挂有铸铁大钟一口，进到大殿，中间供有三眼十八手菩萨一尊，菩萨手持法器，全身贴金，端坐在莲花台上，身边站有韦陀护法神一尊，佛前供桌上摆放香炉、铜磬、蜡千，每日香烟缭绕，香火十分旺盛。相传，1948年12月30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这时菩萨显灵，就见有两只手将炸弹推到南运河中，使指挥部及当地老百姓免遭遇难。庙院西侧建有4间敞通的西厢房，为胜武会及大同水会旧址，西厢房门口正中供有达摩老祖神像、火神爷神像，屋内西南边放有大同水局水机子三台，水机子是赵奎伍二子赵成玉赶大营从新疆汇款所买，在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消防设施，水机子是最好的灭火器具，每逢年节，人们为了过好祥和的节日，把水机子抬到庙前，左右摆好水筲，以防万一，保护了百姓的安全。十八手菩萨庙虽然规模不大，但建筑精湛，集舞会、水局为一体，上百年来已成为当地老百姓习拳练武、公益安全、烧香拜佛、祈求平安的活动场所。
  柳叶岛
  尔洪琪
  国庆长假，我选游了柳叶岛。她仙境怡人、拂煦乐陶。我乘风柳叶舟，环绕柳叶岛。亲卧在她的暖怀，沁闻着岛苑的芬芳，她的热土温润了我的心潮。
  我挥弄着柳枝做笔，以子牙河为墨，巨砚就是那天赐多情的柳叶岛。朋友们，让我们并肩挥毫，描绘柳叶岛，畅想我们栖身的天高仙巢。
  柳叶岛是魅力名镇杨柳青倩丽璀璨的珠宝。清莹浩淼的子牙河水四周环绕。南水是古韵犹存的船坞码头，北域是整修一新、严关闭流的西河闸道，这是海河水系治洪的枢纽河道。南北串流的河道上架起了两座玉雕大桥，一条笔直的大道又径通了这两座雄伟的大桥。这条大道玉石铺牢，绿茵环抱，金灿辉耀，他是宝岛的中轴线道。行走在大道上，把美景尽赏观眺，这大道是杨柳青连接京冀的万通大道。
  岛上风格各异的建筑更是星坠雅娇。有1958年修建的雕有“和平鸽”的码头闸楼，有警示后人的“刘、张”别墅，穿过密林，是现代化的西青宾馆，岛的东西双肩，还留有坚固森严的“备战碉堡”。
  岛内路旁、河沿航道钧被茂林果苞、花丛鸟巢笼罩，还有那燕队起舞雀群吵，鹰雕盘旋雁鸽翱，这正是：杨柳榆槐春柏浩，百亩森林吸人潮。枣梨杏桃苹果俏，蜜奶葡萄甜舌梢。颅鸭蜓蛙鱼虾跳，燕雀鹰莺鸽雀笑。百鸟朝凤攀枝高，万人品味百果犒。
  叶柳岛的体貌就是千聚万揽，蕴含宝藏的富饶之岛。
  游罢，我依恋不舍的离开柳叶岛，抱着芦花草蒿、花果葡萄，装满了我家的花瓶果盆，扎粗了墙上挂着的中国结的红腰。
  我饱尝喜悦进入梦乡，梦见柳叶岛变成万人成游的金舟，子牙河水也显得更美丽多娇。一会儿，她又变成珍珠玛瑙串成的摇篮，用金丝彩绸吊挂在天宫的玉栏上。玉皇俯身赏瞧，王母携仙女们抓住彩吊也想划舟做摇篮，我梦呓吐笑，口水浸湿了枕包。
  我真想永远栖身于这美丽的柳叶岛，想尽情的欢跳，大声的嬉闹，温情的撒娇，热烈的拥抱。
  天堂虽好，那是虚幻飘渺。苏杭再娇，那是他乡的炫耀。柳叶岛是西青人民用片片柳叶堆积的天高绿洲，是用枚枚柳絮搭建的仙境，柳叶岛才是西青人的骄傲。
  不到天津，就感受不到西青的翔兆。到杨柳青必到柳叶岛。劝君常到柳叶岛，赏尽风光游千遭、心情舒畅健体脑，好运保您天天交。
  高村“菩萨庙”木结构的历史价值
  周健
  天津西青区高村“菩萨庙”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高村，其前殿为“关帝庙”。菩萨庙为三间七架硬山建筑，甃砖台明，墙面青砖糙砌，屋面筒瓦捉节做法，残存半条清水脊。明间圆柱，次间为方柱，明间柱下有櫍，圆柱有收分，石质覆盆式柱础。“抬梁式”构造，梁架采用“偷梁造”，不施“五架梁”，直接用金瓜柱承托金檩，瓜柱间用枋子连接。除前檐檐缘、飞缘采用“一缘一档”外，其余采用“一缘三档”做法。前檐露明部分采用木质望板，室内用苇子代替望板。室内地面用青砖铺墁成“席纹”图案。原建筑门窗缺失，仅存槛框。
  整体建筑风格朴素，如果不是明间腰槛雕刻楷书“佛法无边”字样及东侧墀头砖雕上雕刻“云挥百万慈手过”的话，更像是一座民居。该建筑采用了部分明代的工艺及南方建筑的施工手法，据此笔者判定此庙应为明代晚期的建筑，也是目前西青区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细部结构分析
  一、櫍
  櫍是一种建筑构件，多用于南方潮湿地区，是古代先民为避免木柱受潮糟朽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即在木柱与柱础之间增加一块木制的防潮层，其木制纤维与木柱方向成直角，利用木质沿纤维方向吸水的特性，阻断潮气，从而保护木柱。即使櫍糟朽，也可以将其更换，以减少建筑的维护成本。木质的櫍在宋代《营造法式》就有对其做法的详细描述，由于櫍需要木料较大、出材率较低、制作复杂、成本较高，所以匠人逐步降低櫍的厚度，有的用薄木板代替，甚至不再使用。随着石质柱础的普及和不断的工程实践，古代的匠人发现即使不加櫍仅靠石质柱础也能保证良好的防潮性，故在明代中期以后南方地区很少有建筑再使用櫍，而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干燥使用得更少。目前即使在南方地区现存的明代建筑中使用櫍的建筑也为数不多，而在我区能够发现此种工艺确实令人兴奋。高村“菩萨庙”所用的櫍工艺较简单，仅用数块2厘米厚的木板拼凑而成。尽管其工艺简单，但对建筑的断代和研究我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实物依据。
  二、梁架系统
  该庙的七架梁梁头有明显卷杀，与早期的月梁做法卷杀非常相近。月梁是中国古建筑传统形式，其特征就是梁背及首尾采用卷杀（类似弧形的倒棱工艺），梁首尾均作斜梁，多用于南方建筑，北方采用月梁的建筑极少。宋代《营造法式》将梁分为檐袱、乳袱、平梁、搭牵和厅堂梁袱五类，都是采用月梁形式。单目前尚未发现北方存在采用月梁的早期建筑，而在南方的早期建筑则普遍采用月梁，可见宋代以前似乎就已形成南方用月梁北方用直梁的建筑形式。
  由于月梁制作复杂，至明代即使在南方也逐步采用平梁，形成月梁和平梁同时存在的局面，至清代则大量采用直梁，请雍正年间颁布的《营运则例》甚至把“两架梁”直接称谓为“月梁”。
  此庙“七架梁”及“三架梁”具有“月梁”的部分特征，梁头带有很明显的卷杀，梁背倒棱弧度较大，与清代的直梁做法有很大区别。
  瓜柱
  高村“菩萨庙”的瓜柱规格不一，大体分为两种，承托金檩的瓜柱截面接近圆形，柱头带卷杀；承托“三架梁”的瓜柱截面接近圆形，不带卷杀。瓜柱卷杀源于宋代的棱柱，由于棱柱施工复杂，明代时逐渐改为只在柱头做卷杀，至清代瓜柱截面为方形且不做柱头卷杀。
  明代椽子之间用里口木，至清代改为闸挡板，高村“菩萨庙”采用的形式较特殊，其在檐檩相对檐椽的位置上挖出类似于檩碗的凹槽，用于固定檐椽。
  三、硬山搁檩
  硬山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出现于明代初年，最早应用于民间，由于其相对悬山屋顶具有极强的防火功能，以及低廉的造价，一经出现就广为使用，以至于明代故宫修建中部分宫殿（如钟粹宫后殿、储秀宫西配殿等）也采用了硬山做法，自此硬山做法堂而皇之的列入“官式做法”。随着硬山建筑的大量普及，工匠们发现传统的建筑由于墙体的支撑性能完全满足屋面承重，可以取消靠山墙的梁，从而降低建筑成本，在明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完全依靠山墙承托木檩的建筑方法，称之为“硬山搁檩”。由于传统建筑依靠木结构作为承重结构，墙体只属于维护结构，“硬山搁檩”在民间虽有推广，但并不普及。到了近代，由于水泥和粘土砖的出现，其优越的承重性能和低廉的造价完全代替了传统木结构，甚至逐步取消了传统的梁，完全采用“硬山搁檩”做法。
  高村菩萨庙即使早期采用的典型“硬山搁檩”做法。
  四、偷梁减椽做法
  所谓“偷梁造”是民间传统工艺中常见的做法，在满足结构要求的情况下，通过减少某些构件降低建筑成本。常见“偷梁造”大都通过结构变化缩短五架梁，使其长度缩短，从而降低建筑成本。高村菩萨庙利用瓜柱代替五架梁，直接“偷”了一缝“五架梁”。
  “减椽”就是通过增加椽子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椽子的数量降低建筑成本的一种做法，常见于地方做法中不露明的建筑。高村菩萨庙只有檐椽，飞椽采用传统的“一椽一档”，其余部分采用“一椽三档”。
  高村菩萨庙的历史价值
  （一）通过建筑年代判断村落形成时间。
  根据建筑现有的施工细节，尽管很多地方采用了明代中期的建筑手法，但考虑到古时候信息闭塞以及工艺的传承手段造成的技术、工艺特征滞后于建筑时间的特性，综合建筑基础的风蚀判断，此建筑建成年代应为明代晚期。
  早期修建寺庙此等大事，需要解决财力、人力等诸多问题，应是群体行为。故此，可以判断出在明中期高村似已形成村落，并初具规模。
  而“关帝庙”的修建也说明在清中期以前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到此定居，由于各地移民风俗各异，为缓解矛盾，需要加强民众之间的团结，希望通过宣扬“忠义”达到团结村民的目的，以维护地方稳定。
  （二）高村早期村落村民构成
  1．此建筑的施工手法应为南方工匠人修建。首先是建筑中采用了南方地区使用的梁头卷杀等北方不常用的施工手段；其次，明代以前该地区居民大多为驻扎的官军以及眷属，明代由于国家的移民政策，各地的大量的移民到达此处定居，必然需要大量的建筑匠人为其修建房屋，同时移民当中不乏各种工匠，甚至修建此建筑的工匠也是移民中的一员，尽管建筑外形融合了北方建筑的特点，但在一些施工细节上，由于文化、宗教、民间信仰、经济实力等因素，必将融合了明显的南方做法。
  2．该建筑采用部分南方做法，在北方地区较为少见，故此，早期的高村聚落的先民疑为南方移民。
  （三）见证了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古代的先民出于对神灵的敬仰，所建寺庙大多不计成本，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最高级建筑，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的综合反映。纵观高村“菩萨庙”整个建筑采用大量降低施工造价的施工手法，真实的反映当时的高村经济相对落后。
  高村“菩萨庙”与“关帝庙”从侧面反映了高村自明晚期至清中期村落的发展壮大过程。早期的“菩萨庙”由于经济不发达，大量采用了降低造价的施工手段，而到清明期修建“关帝庙”时，则大量采用精细的砖细做法，甚至在梁架上施以彩绘，可见其经济状况较明晚期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建筑独特的地方做法对研究西青区历史，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弥补了我区史料的不足，是我区重要的文物资源。
  从法藏寺到千尊玉佛寺
  徐文路
  法藏寺坐落于辛口镇大沙窝村南与王家村交界处，当地俗称大佛寺（现名千尊玉佛寺）。它始建于陈隋之间（公元557年——581年），数百年来屡遭荒、旱、兵、火破坏，明弘治15年，有本村岳氏父子两代出资与该寺庙两届主持佛宝法翠带领乡民对该寺进行重建。他们构筑大殿、两侧偏殿及南房殿宇，绘塑法藏和尚佛像，又油漆彩绘，经15年修建，至明正德11年完工，使法藏寺重现旧颜，恢复其往日巍峨之势。
  大约明正德末年、嘉靖初年（公元约1510年——1532年），该村又有信士提出对法藏寺进行扩建，并出资捐物，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建两走廊，分别在两侧加建钟鼓二楼，旁边又跨建出3间禅室，后绘塑历次参加建寺之功臣像供于殿中。法藏寺内亭榭、楼台、泉室错落有致，高低相应，其间又有奇花异草，怪石嶙峋。这样的扩建工程一直延续到明嘉靖3年春完工。信士岳信、岳戎、岳佩、岳仲华等4人为此事请赐进士出身的云南道监察御史皋兰段绩撰文，赐进士第前给事中至楚雄府任丘于溱篆额，金城后学海陵陈杨丹书，明嘉靖3年孟夏立碑记志。
  至此，古代文献及文物中在没有有关法藏寺的记载。据祖居小沙窝村的九旬余老大爷孙百瑞回忆，儿时在此遗址上见到的是一片瓦砾和几块石碑。由此推断，法藏寺坍塌成为一堆废墟的时间约在晚清期亦或是民国初期这段时间内。
  公元20世纪70年代初，该村在法藏寺遗址上建造大沙窝小学校，发现其遗址上遗存有大小石碑各一块。小石碑疑为该寺始建时（即陈隋）的碑记，惜在填埋水塘时一起埋入坑中，而另一块石碑幸被当时时任某厂厂长的孙国民同志保护起来。现此碑已断为3截，存放在千尊玉佛寺院中。
  21世纪初，西青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20余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百业俱兴，政通人和。弘扬历史文化，恢复重建法藏寺已成为众佛教弟子及四方信士共同心愿。2002年天津挂甲寺主持释寅龙大师云游至辛口镇了解此事后，萌生重建法藏寺的心念，又结缘于辛口镇副镇长张士锦先生，经他们牵线，辛口镇与西青区两级政府顺应民意，做出恢复重建法藏寺的决定。于2003年4月报请天津宗教事务管理局审批，同年8月经该局批准，易地当城村建寺，更名千尊玉佛寺。是年8月16日千尊佛寺举行洒净仪式。2004年1月千尊玉佛寺内由四方信士及700居士护卫，隆重举行了七宝如来、88佛大殿安座仪式村。
  千尊玉佛寺坐落于辛口镇当城南，津静公路西侧，子牙河东岸。地形呈平形四边形，占地400余亩，供奉主佛为阿弥陀佛。寺内大小玉佛共合计一万一千余尊，此乃由缅甸佛王捐赠的优质缅甸玉佛，其中最大一尊是卧佛——释迦摩尼佛，卧长7米，高3米，重达25吨，为一块天然玉石雕琢而成，堪称举世无双。最高的佛是铜质阿弥陀佛，立高达48米，连同基座68米高，预计该寺建成后需要3亿8千万人民币。此善款一部分由融资方投资，另一部分由该寺主持释寅龙大师化缘而获，在建设中不断有信土捐资，辛口镇人民捐款捐物，多者上万元，少者两三千元，场面甚是感人。
  千尊玉佛寺四周均由护寺河、河提路、绿化带三重拱卫。该寺由南起入口，进口一座名曰“梵音涛声”四柱七楼立式牌坊，接着是明三暗五牌楼式山门，面阔16米，标高12米，顶为黄色琉璃瓦面配黄色脊饰件，中门上额汉白玉石上用扁园平浮雕镂刻题额——“千尊玉佛寺”五个大金字，铜制仿木质大门，门面排列49颗铜质门钉，油漆彩绘，富丽堂皇。与山门并列两大方形建筑，左为钟楼，右为鼓楼，它们台高4米，台面20平方米，在台上建重檐攒顶式屋顶，内吊钟、鼓二法器。
  过山门有一小桥与第一殿宇——天王殿相连。此殿为5间重檐单层歇山式，面阔24.94米，进深为15.68米，整个大殿采用压乌墨旋子彩画，顶部用黄色琉璃绿剪边瓦以脊饰件，须弥座采用花岗岩砌基，高1.05米，上供奉弥勒佛，殿内四角分别供奉身着白、红、青、绿衣的四大护法神玉石塑像，憨态可掬的弥勒佛与锯齿獠牙、直眉瞪眼的四大护法神成鲜明对比。藏于弥勒佛身后的护法神韦驮法相更为威严。
  出天王殿，有2.1米高月台一个，呈长方形，总面积339.4平方米，花岗岩板铺地，四周由莲花望柱头、净瓶莲花栏板组成的围栏。拾阶上月台，雄伟宏大的千佛殿映入眼帘。
  千佛殿又名七宝如来88佛殿，面阔7间，共39.91米，进深为27.62米，建筑面积1103.14平方米，有地宫，内专供奉千余尊小玉佛。大殿采用重檐歇山式，黄色琉璃瓦殿顶陪脊饰件，其中有形态各异的小兽9只，殿四角分别挂4个风铃。大殿上下屋檐各用七踩斗拱发叠砌，并以金啄墨石碾玉龙棉纺心旋子彩画，殿内供奉如来佛祖及88尊玉佛。千佛殿外东南西北四方建有四大菩萨宝殿，侍卫者如来佛祖，四座大殿殿顶均为墨瓦砌墁。每座殿阔16.5米，进深为12.42米，总面积约为820.05平方米，又有1.5米高的月台，地面花岗岩石板铺砌，面积68.8平方米，分别供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及地藏菩萨。
  千佛大殿后建有卧佛殿，殿内供奉该寺内最大的卧佛和千尊小玉佛，他们慈祥安宁的法相相让人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出地藏宝殿向左拐，有三圣殿一座，其建筑楼阁式，其面积约为650.25平方米，殿内供奉观音菩萨、大势至及阿弥陀佛。
  出三圣殿，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栽有各种奇花异草，怪木丛生的生态园中间有一20余亩的人工湖，湖心有岛屿，上有露天观音菩萨园一处，供奉飘海观音，湖边建主峰高12.8米的罗汉山一座。但见瀑布飞泻，泉水清澈，鱼儿在潺潺流水中优哉游哉，山腰中空设往生洞天，供放仙逝之人的骨灰，山上建有八角七层佛塔，高48米，塔内供奉各种姿态的十八罗汉，构成生动的十八罗汉渡海图，以拱卫观音菩萨安全渡海，园内依山傍水而建红顶四角、八角。五角凉亭点缀其间，水中倒映，甚似天山仙境。
  千尊玉佛寺内还建有种植园，信士及僧人们借此参禅修智，养心护道，再配以花园式的安养院，以备那些佛教道心修持的老龄僧人长居安养，修佛诵经，在长远规划中还将建有千尊玉佛宝塔，高99米，塔顶层安放大钟一口，塔底有地宫，供奉佛舍利子。
  该寺内还有大型佛学院，藏经楼，小乘，密宗研习殿，以及禅堂，僧房，法物流通处、库房等，僧人住房，信士休息间一应俱全，殿与殿之间，廊与廊之间加种各种名贵树木，子牙河畔15公里的植林，4米宽的绿化带构成绿色的海洋，郁郁葱葱间黄、红、黑殿宇顶时隐时现，俨然须弥山色降落人间。
  现初进千尊玉佛寺，此起彼伏的“叮当”响声，显示寺内正在施工，绕寺一圈，主轴线的每个大殿均已起四梁八柱，殿顶已构筑完成。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大殿的玉佛都已安坐完毕，大寺外延的三重屏障早已完工启用，据工地负责人说，完成上述工程项目已用去总投资的三分之一，现在到了待资施工阶段，祝愿千尊玉佛寺早日建成，是所有的人得愿以偿。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幸得辛口镇高祝民先生惠助，三番五次去法藏寺原址大沙窝村走访调查，一同去寻找该寺碑文，在此谨致最诚挚的谢意。
  回忆石家大院的修复
  戴敬勋
  我1927年生于杨柳青镇，从小在杨柳青长大。1948年底，天津解放前夕，大批部队开到杨柳青驻扎，45军把野战临时医院设在我家。受战士们革命精神的感染，在我的说服下，我和弟弟妹妹及三位叔伯兄弟一起参加了革命，加入南下工作团。此后，我加入文工团，参加了渡江战役、广州战役、海南战役、粤桂战役等重要战役。1952年10月，我响应党的号召退伍返乡，任杨柳青镇文化馆馆长。
  我回到杨柳青的时候，杨柳青文化馆在安氏祠堂。安氏祠堂是两道院，给文化馆头一道院，后院百货公司占用了。只一道院，开展业务时不够用。于是，我就找房管站要房。经过多次努力，百货公司把后院让给了文化馆。两道院整整齐齐的，图书室也有了，游艺室也有了，逐步扩展。虽然如此，我仍嫌场地太小，开展文化活动不够用。当时我的心惦记的是石家大院。但当时天津地区专署在那儿，报社也在那儿，后来是杨柳青中学，不可能要过来。虽如此，那个地方我总去看。当时经费紧张，修房都没钱，石家大院已经面目全非了。因为我小时候练毛笔字，常随爷爷到石家大院请在石家当先生的张艳久判仿，所以从小对那里很熟悉。同时，我参加革命后，从天津一直到海南岛，我见过的建筑多了，没有石家大院这么好的。我知道它的价值啊！所以，我再到了那儿，就给那里的干部、教师们讲石家大院的建筑价值，讲保护它的重要性。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到静海杨关淀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我打报告要求回杨柳青老家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从此就成了四街的一个普通农民。回到四街，大队知道我有用，让我先别下地，去画图。这期间，我积累了画图的经验。1979年，我落实政策，回区文化局工作。接下来，我主持修复了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旧址，然后我又主持修建了西郊区图书馆。这期间，我自修了透视学、俯瞰学、工程标准学。图书馆的楼房图纸是我画的，图画了一个礼拜。这个图纸在全国文化工作西南会议上拿了个一等奖。建图书馆，我负责工程质量。藏书室是三层楼，阅览室是两层楼对面，一边的大厅都是600平米。建筑上来说，在全国的中小型图书馆那是相当的好了，拔尖了。经过这些工程，我积累了大量经验。
  经历“文化大革命”石家大院已经被严重糟蹋。上世纪80年代，石家大院又被西郊区教师进修学校和西郊区教研室占用，还在南面盖起了三层小楼。我从恢复工作开始就不断地向有关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建议修复石家大院。当时文化局的局长边世贵非常重视此事，多次与教育局交涉，并向领导汇报。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建筑专家相继来杨柳青考察石家大院。因为它是华北第一宅啊！远近驰名啊！这样一来，西郊区的领导就更加重视起来了。
  1987年7月10日西郊区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上，石家大院被列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管理，决定由市、区主管部门投入资金逐步开始保护性维修复原，并移交给西郊区文化局管理。同年，区文化局在市、区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经招标筛选后，天津市西郊区第二建筑工程队承揽了前期修缮工程。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到石家大院，后来又一直注意、研究石家大院，所以，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虽然经过变迁，但那里的东西后来挪到哪里，以前是什么样子我都知道。所以，修复石家大院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砖瓦都准备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铺平垫稳了。这样，工程干起来就比较顺利。
  我在这期间主要负责工程质量。经过区图书馆等的建设，我的眼睛也毒了，工程差1厘米我都看得出来，靠尺往墙上一靠我就知道质量如何，差一点我就让他们拆了重盖。当年石家大院的建造是按照清朝工部的标准建造的。所以修复时，我要求工程质量得样样拔尖，一点都不能含糊。我想的是干出这个活儿要对得起杨柳青。另外，石家大院的木料都是楠木。丢了一寸都不行啊！所以，我没白没黑地在那里盯着。后来，我离休了，但修复工程还没结束。文化局返聘我担任文化局顾问，继续做石家大院的维修工作。我家离石家大院不远，基本上常驻石家大院，工作起来，让我离开一步我都不愿意。
  后来，大院内部设置、布展我也积极提建议。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石家大院应该还原成地主庄园，显示当年石家的气派。我的意见是应该办成杨柳青的博物馆，把杨柳青的好东西都展示出来。应该说，石家大院后来的定位两种意见都得到了体现。实践证明，两种意见也都有其合理性。于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边修复，边征集文物，边筹备开馆。1990年，初步的维修和石家大院内部布展工作完成，开始接待中外游客，有了卖票的收人。这又为进一步的修复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财力。
  石家大院迎接游客后就有一个导游解说问题。由于我对石家大院的了解，其解说词就都是由我撰写。此后，我还担任了石家大院的义务讲解员。但我的讲解不按照解说词，我对石家大院的任何一处都能直接从肚子里往外掏，这源于我对那里的熟悉。对我来说，那里的一砖一石皆有故事，一什一物都有所典，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人们感受到杨柳青这份文化遗产的魅力。所以，我的讲解很受欢迎。吕正操将军听我讲解后说：“老伙计啊！你要把这些东西带到骨灰盒里可不行啊！”
  我在石家大院当义务解说员，一直干到84岁。我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我实在太爱我的家乡杨柳青了，太爱杨柳青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了，太爱杨柳青的文化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游说、修复和后来的义务解说工作，也算是对保护和宣传杨柳青的文化做了一些事，这让我感到欣慰。
  张家窝疙瘩爷庙千年酸枣树
  尔洪琪
  在京沪高铁天津南站以西600米，西青区张家窝镇张家窝村，有一座明代建筑风格的疙瘩爷庙（原名：杨八郎庙）。三棵酸枣树分别生长在庙后中央一棵，庙前东西各一棵，形成后三角队形，护卫着庙宇。
  庙前那两棵酸枣是最形象的左右将军造型树。庙前东边那棵酸枣树，巨根右伸，树干向左倾斜，腰间的枯枝伸向左上方，就像左腿弓、右腿绷，持兵器的战将；那棵枯枝的顶部很像龙头，龙眼、龙须、龙嘴的逼真造型指引东海潮涌。整体树形又像持拐杖百岁挂帅的佘太君，树帽是佘太君的凤冠，喜鹊窝和那对喜鹊又是佘太君的发卡和盘头针；那棵枯枝又像宝塔和净瓶，整个树形就像托塔李天王和观音菩萨，保佑佘老太君百战百胜。庙前西边那棵酸枣树向右弯曲，就像武士拉弓射箭，又像穆桂英、杨排风舞枪弄棍，还像杨八姐等窈窕淑女，迎接杨家将胜利凯旋的舞姿身影。
  庙后那棵酸枣树，自然雕塑了将帅与神佛的造型、山水甲天下的造影。这棵酸枣树干上的老枝杈均已折断，三棵新枝耸天疯长。空腹的树干，分成18部分紧紧搂抱在一起。树干上雕有如来佛、姜太公、孙悟空、穆桂英、圣诞老人和秦琼的尊容，还有十八罗汉的身影，还有兵器、令箭和雉雉翎；阳面树干上如来佛的头面、下颚、衣襟一眼就能看见，而且那三棵新枝分别是冠纱和佛手。绿期时的这棵酸枣树，就像桂林山水甲天的石林，要比石林更多一些翠叶、珠果和郁枝藤。绿叶红枣挂满枝头时节的这棵酸枣树，就像英姿飒爽的穆桂英，阳面的树根、树身、树雕、树干上部和树枝分别是穆桂英的战靴、战袍、容貌、金枪和雉雉翎，阴面那两棵枝杈就是穆桂英双肩上的令箭，满树的绿叶红枣就是穆桂英的头饰、金枪上的红缨、令箭和雉雉翎上的花纹和斑晶。雨中的这棵树酸枣树，就是花果山水帘洞，上有雨打叶摆荡果、神佛招手，中有孙悟空把守、圣诞老人祝福，下有十八罗汉念佛。说到树干上的孙悟空雕塑，整体树身就像金箍棒、定海针，那数不清的树枝就是孙悟空变化的千颗金箍棒；说到树干上的神佛雕塑，那么，整体树枝更像千手佛挥天的众手；说到树干上圣诞老人雕塑，那么，树上所有神佛、人物雕塑，以及树枝的拟人造型，就像亿人万物欢呼平安之夜。那么，张家窝疙瘩爷庙酸枣树就是全世界最神圣生、最庞大的圣诞树！雪挂时的这棵酸枣树就像万佛玉雕，雪挂的串串冰柱就像玉皇大帝冠帽檐下的珠宝玉帘。2009年11月1日的那场瑞雪，喜临了正值绿期的这棵酸枣树，白玉、碧玉、翡翠、珍珠玛瑙和钻石等万般珍奇，奇迹般地聚雕在这棵最古老的酸枣树上。
  站在地平线上仰望，张家窝疙瘩爷庙与三棵酸枣树，组成巨大的三足香炉和宝鼎，阳光下佛光普照，福祥无量。星月下珠红玉皑，金银锃亮；飞机上俯览，张家窝疙瘩爷庙与三棵酸枣树，雕铸成中华第一铜镜。古铜青玉色的疙瘩爷庙是铜镜，三棵酸枣树是镜架镜托，而且是巧夺天工的佛镜神托。天上的万般神佛都用此镜照亮尊容，了解人间风情，播撒大地的丰收；栖身于张家窝疙瘩爷庙和三棵酸枣树之中，目眺大地、展望天空，疙瘩爷庙就像当代兆亿分贝像素的相机，三棵酸枣树是万向节似的相机架和焦距调节器，以不断调节方向和焦距的特异功能，互相传递着大地与天宇的信息，造福人类；张家窝疙瘩爷庙和三棵酸枣树，又组成奇特的网络发射中心和信号塔，把疙瘩爷庙的佛力神威和枣树神奇，传递给所有的林木和庙宇。同时，以张家窝村、张家窝镇、西青区的宽广大道作网线，以万座楼厦作网点，连通天津——中国——世界，把我们美丽富饶的村、镇、区，尽情地传递。
  那么，张家窝疙瘩爷庙后的这棵酸枣树，究竟有多大年龄？传说中的孟良焦赞、穆桂英、秦琼和曹操是否在这棵树上拴过战马？我的回答是：树龄1800至2000年，以上古人都有可能造访过这棵酸枣树。
  考证古树的年龄不是看年轮，因为古树到了一定的年龄树心就没有了生命力，逐渐出现空洞，靠的是不断更替的新枝新皮而长寿千年。比如，张家窝疙瘩爷庙后的这棵酸枣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空洞；再比如，东北斜、西琉城等村600年以上的古槐树空洞非常明显，只有一些薄薄的树皮和新树枝生长着，您上哪去寻找年轮？那么靠什么方法判断古树的年龄？科学的考证是观、比、考、闻、食、用六个方面。
  所谓观，就是观察古树的根、皮、干、枝的老化程度。常言道：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老皱纹多、发丝少，树老皮开枯断梢。其实人的一生只能见到杨柳树的从小到老，根本见不到枣槐树的衰老，因为30年的杨柳树就开始枯老，300年的枣槐树才开始干梢，500年部分枣槐树开始皮开空巢。酸枣树是枣槐树的寿星老，600百年才出现干梢，800年开始皮裂、枝断，1000余年才开始出现腹空，直径和高度也逐渐缩小，原本树干上的数棵枝杈只留下一二。据我仔细观察，张家窝疙瘩爷庙后的那棵酸枣树原来是5棵主杈，早在几百年前就全部折断，现在只看到直立的那棵残枝。
  所谓比，就是比照其它不同年龄的古树。为考证张家窝镇疙瘩爷庙的酸枣树龄，我对比了西青区上千棵300年的枣林，其结果是，树干无变化，只有部分树梢有些见老。由此比较，疙瘩庙的酸枣树龄远远高于300年。为此，我又到北辰区西赵庄600余年的枣树林寻找参照树。让我惊奇地发现，这片枣林里，只有几棵快枣、二秋、苠枣的树干出现皮裂空洞，而所有的酸枣树都是树干完好，枝叶繁茂，突出地表二三米长的大树根仍然紧抓地下，丝毫没有衰老的踪迹。再量西赵庄600余年的酸枣树最大直径70厘米，而张家窝疙瘩爷庙前、后两棵酸枣树的直径分别是：110厘米、140厘米，未垒高台时庙后酸枣树底部直径2000厘米。我断定：庙前那棵酸枣树龄有800年以上，因为树干早已开裂，原有的五棵主杈只剩两棵，其中一棵主杈留下的树结子早已被树皮包裹，很难辨认。再看庙后的这棵酸枣树，50年前没有垒高土台时，树的地表比今天低一米以上。当时，我看到这棵酸枣树时已经老的面目全非，树上的所有枝杈均已老断。树皮只剩下三分之一，只有三棵小杈生长在仅存的树皮上，树干早已空洞数百年，树洞里可以藏小孩儿，树干空洞南北通透，树上部空洞东西通透。当时，这棵酸枣树十多棵巨大树根突出地表近一米，方圆伸展五米，有些树根早已老死悬离地面。由此比照推断，庙后这棵酸枣树要比那些600余年的枣树年长数倍。从网上照片比照，庙后这酸枣树要比山东德州那棵1500年的酸枣树年长数百年！
  所谓考，就是考古文物。我在张家窝老村台底下，挖掘到宋代至唐代的古瓷片及腐朽的枣木，考证了张家窝村与古枣树的历史。根据我在京沪高铁沿线，挖掘到万年前的丽蚌贝壳判断，流经张家窝镇的古河道至少有三条。同时我在张家窝镇每个村庄，都挖掘到同样的丽蚌贝壳和上千年、上万年前的牲畜骨头，大牙齿长达9厘米、厚4厘米。以上这些足以证明，古时候的张家窝镇：动物肥壮、植物繁茂、水流清澈浩渺、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人烟富足。
  所谓闻，就是闻听张家窝疙瘩爷庙酸枣树的传说，以此作为参考。杨家将造访过这棵酸枣树的传说是可信的，因为当年宋辽在今天的保定、霸州、雄县等地交战时，西青区是宋军的后方腹地，这些有文物和史记。而且，当时这棵酸枣树已经是相当粗壮，是百树之王，是领军盛树。很有可能孟良、焦赞、穆桂英（慕容氏）等北宋名将，在这棵酸枣树上拴过战马、挂过战袍，在树下盟誓、点将。杨家将们一定是拜借这棵树的灵气打胜仗，哪位求胜好强的战将也不会放弃穆铁柱，把马拴在侏儒树上。我听祖上讲：我们尔朱氏的骑军和穆桂英同属鲜卑人的后裔，一同镇守三关。穆桂英的原型是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之妻慕容氏。早在宋代，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旱路必经西青区的沙窝、百万（今：木厂村）、张家窝等村庄。因此就有了老东乡盛名千年的大枣、炒米、画裱。
  有可能唐代战将秦琼也在这棵酸枣树上拴战马，舞刀枪。理由有三条：第一条，山东离西青区只有几个时辰的快马路程，秦琼爱马如子，八百里骏骥寻树王，显赫其战马的威力，这是他的风格。第二条，隋唐征战，战事混乱，出征的路线随时突变，因此，在西青区的地盘上少有记载，即便秦琼来到这棵酸枣树十次，也不会有半次文字记载。第三条，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名人足迹万古留踪。西青人传续的史记，历来有百分之百的可信度，再根据唐代瓷片和这棵酸枣树的老龄程度，1400年前唐代名将拜访这棵酸枣树是很可能的。
  50年前，我还听老人们说，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曹操攻打幽州时，曾经在这棵酸枣树上拴过战马。这个传说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一，当年曹操平定河北征冀州，南皮杀袁谭，又率军攻打幽州时在张家窝住过；第二，我在张家窝村台底下挖掘到汉代陶片，还有数千年以前的牲畜骨头；第三，下辛口村西原来有一座三国时期的刘都督坟；第四，据泊头市志记载，南运河的前身是曹魏时期开挖的白沟渠。当时，南运河的支流流经张家窝镇每个村庄。
  所谓食，就是枣的食用价值。张家窝是闻名千年的枣乡之首，一树多枣的嫁接技术更是首屈一指，我在东硫城村边，就发现硕大的马牙枣和苠枣同长在一棵树上。张家窝的大枣自古以来就是肉厚甘甜、充饥健胃、消疲增劲，而酸枣糠更是食物极品。有句老顺口溜说得好：大梨膏小孩吃了不摔跤，酸枣糠人人吃了打胜仗！我有切身体会：儿时吃了董庄子大姨家的大枣、酸枣糠，跟对河冯高庄揳镖，轻轻一投就是80米。今秋，58岁的我骑一辆旧自行车在张家窝镇考古，每天持续12个小时，吃把大枣浑身有劲。那么，宋、唐、曹魏的将帅军队饱餐张家窝镇的大枣，就像吃了兴奋剂，更是如虎添翼。由此看来，张家窝镇的古枣树是当时军队的灵性草、大粮仓，将帅们都是慕名而来。
  所谓用，就是枣木用具。自古以来张家窝镇的枣树最多，枣木最上等。修造古战车和木制兵器，枣木是首选。我在东硫城村考古到一块枣木的古马车轱辘。当时，百万就是因为给宋军修造船只和兵器，储存木材，而更名为：木厂。
  综述，根据以上科学考证，我判断，张家窝疙瘩庙后的这棵酸枣树龄要有1800年以上，甚至要有2000年！
  我把张家窝疙瘩爷庙的三棵酸枣树，统称为千年古树，是因为同属一棵千年老根生，庙前那两棵是庙后千年酸枣树的根生子孙，靠西边的那棵是1995年萌生。
  我认为张家窝镇张家窝村的疙瘩爷庙前后的这三棵酸枣树，具有八大之最：
  一大之最是树龄最长、生长最快、体积最大、身材最高。具我所知，他乡枣树最大直径只有70厘米，而张家窝疙瘩爷庙前后的这两棵酸枣树的直径分别是110厘米和140厘米，那棵1995年的萌生枣树直径是28厘米，要比其它同龄枣树大10多厘米。在没垒高台以前，在没折干以前，庙后的这棵酸枣树高度是20米，庙前东边这棵高度是16米，我目量了上万棵枣树，最高的只有12米。再看庙前西边这棵酸枣树，上下一样粗的树干高达5米之上，因为高台下还埋有1米大几，这是罕见的同龄枣树之最。
  二大之最是缝合裂缝最快、最完美。绝大部分古枣树皮开空腹后，整个树干就从地表折断，然后死亡或者根生新树。相反，张家窝疙瘩爷庙后这棵空腹可钻小孩的酸枣树，不但未折断树干，而且腰间新长那三棵新枝就像三个木桶箍，更像三条盘龙，把树牢牢抱住，裂缝缩小到只有5厘米，再也不能钻进小孩。我断定：不久的将来，就看不到树干的空洞，被盘龙似的新枝包裹的天衣无缝。请看庙前东边的那棵酸枣树，未等出现空洞，新枝皮就抢先缝合，而且，快速做到尽善尽美。以上这些，堪称世界第一！
  三大之最是活体木雕造型之最。以上我讲过，张家窝疙瘩爷庙的酸枣树，聚集了千百种天然神佛雕像和器物雕塑，这是全球仅有。而且，由于此篇文章文字有限，不能描述此树的众多雕像，再加上我的观察力不强，水平有限，还有更多造型雕塑未能纳入视线。我想，众人观察此树聚焦出来的雕塑造型，那会更加惊天动地。您看此树上：有千手佛保佑张家窝疙瘩爷庙酸枣树无疆万寿！有玉皇大帝举双手高呼：张家窝疙瘩爷庙酸枣树是神雕之最，把我雕琢的淋漓尽致！有如来佛祖惊呼：只有张家窝疙瘩爷庙这面佛镜，才能照满、照清、照亮我的尊容！
  四大之最是造访人多之最。有以上北魏、唐、宋的名人，还有不同时期的众多有志人士，更有拜佛求神的千万普众，享有见证抗战英雄气吞山河的英名！
  五大之最是求愿还愿之最。古代名将拜见张家窝疙瘩爷庙酸枣树，许愿、还愿取胜；当今，心诚的人们求拜疙瘩爷庙酸枣树，全都还愿。传说，辛卯年十一月初一，一位来自于天津市区的王姓老太太，求拜疙瘩爷庙酸枣树，所许愿的老人好健康、儿女好工作、孙子好学优，现都一一还愿。
  六大之最是同根生枣树之最。众所周知，枣树子孙的繁衍全靠根生。下辛口村一棵300年的枣树累计根生300棵新枣树，杨柳青柳叶岛50年的枣树根生100余棵新枣树，我家那棵9年枣树现已根生出30棵新树苗。我在张家窝村考古发现，酸枣树的地表要比村台底层高出1.5米，而且，村台底下的土壤相当肥沃，这足以说明，当时枣树的地势最高且肥沃，非常有利于枣树生长、生根，多子多孙，庙前庙后的酸枣树长得出奇的高大魁梧和长寿，就是这个道理。据说当年，张家窝疙瘩爷庙的酸枣树生出的新树苗有上千棵，就像稻地里的秧苗密密麻麻、枝壮叶绿，有些已经开花结枣，这是世界第一高产根生树。后来，人们选定北面的始祖母树，选定南面两棵粗壮的子孙树，作为镇宝树和宝鼎、香炉的巨足，修建了这座原名杨八郎庙，现名疙瘩爷庙。其他树苗栽入枣树行子，或村庄中，古佛寺那棵古老的酸枣树就是酷像始祖母的子孙树。我越看越激动，越想越奇妙，就在公元1995年春天，就在三月二十三王母娘娘蟠桃会这一天，庙前方西边那棵已经隐身地下多年的千年酸枣树，又萌生出茁壮新苗。今天，这棵新树苗正搀扶、依偎、侍奉、传续、辅佐在始祖母和高祖母暖襟里，共同守护着疙瘩爷庙和天下庙宇，躬身笑迎保佑着前来拜佛的众生，祝福人们还愿到位、如意事成，引领天下枣林，把枣品美食献给人民！
  七大之最是先选树后修庙之最，而且是树龄比庙龄年长数倍，这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之最。相反，其他所有的庙和庙中树木，有同龄、有晚辈。
  八大之最是天津最古老的枣树文物。古树是见证历史最有说服力的文物，最能证明4000余年黄帝陵历史的，就是陵前的古柏树。张家窝疙爷瘩庙是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古庙，疙瘩爷庙酸枣树龄树形、考古史记、名人传奇及验证百种树龄，都是最有考古价值的活文物！
  杨柳青韩氏家族与韩家大院
  孙玉昆
  在杨柳青镇十二街马家胡同十六号，有一道残缺的青砖高墙，追溯这道残缺高墙遗迹，它曾是杨柳青韩氏家族于清咸丰1851年至1861年用10年时间投资修建的一座清代建筑风格的三进四合院遗址。当年该院落古朴典雅，每间房前出长廊，院落门楼前三登青石台阶威严壮观。据韩氏家族后人描述；“韩家之先祖从外地迁来本镇后，落户于杨柳青镇西，世代务农，因忠厚善良，勤劳本分，因此被杨柳青董家看重，常年雇工为董家代租、代管土地，因董家从明代时期在本镇就是大富豪，有大量土地以靠佃租生活，韩氏先祖就担当起承佃土地庄头，代租、代管，后俗称。自韩澄浦的父亲这代起由于吃苦耐劳，自己就选一些土壤肥沃地自种自收，同样向董家交纳租金，收成连年丰厚。后又逐渐经营粮食业、当铺业，在天津又开办了一家肥皂公司，将当铺业发展到了日本，在日本神户开了两家当铺。韩家从此家业兴旺，人口增多，于是就将杨柳青12街马家胡同十六号院落买下，逐步投资修建成一座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特色的三进大宅院，此后将自家的商号命名为“成兴平”号，弟为“成兴德”号，从此韩氏家族在杨柳青镇成为名门旺族。
  韩氏家族延续至韩澄浦这代家业兴旺，财力雄厚，直至民国时期韩澄浦之子谓川由于念过大学才华横溢还曾担任过杨柳青镇镇长，其侄子韩梦符在天津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法院工作，从此韩氏家族发迹到一个鼎盛时期，成为杨柳青镇的八大家之一。
  韩氏家族延续至韩澄浦至韩梦符这代起虽家业兴旺，贸易来往增多，但从未忘记救济镇上的贫困百姓，每年从阴历腊八到春节便陆续进行大量施舍救济贫民，在捐助榜册上从不记名，实在推诿不过就签上无名氏捐助，如：杨柳青镇西十三街大同水会每次为百姓救火赈灾后，韩家都要捐上一包大米或一袋白面从不记名，又因大同水会与十三街胜舞老会是原同一班人马，所以每次救灾募捐后，胜舞老会就让正值青年时期的韩珍芝为韩澄浦打一套拳术以表示对韩家的谢意，韩氏家族延续至韩梦符这代虽已成为本镇的名门旺族，但好事多磨，韩梦符深爱的妻子常年多病，梦符从此发誓弃政学医，从本镇名医王槐卿那得知杨芬港有一张姓中医对妇科医术高超，就前去拜师学医，由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对每位患者病情都记录在案，认真总结探究病例，深得医师厚爱。梦符医术水平也进步很快。后又因自家大院住进一支国军，营长见梦符医德高尚，人又善良，临别时将其家传的手抄医案赠与梦符，使梦符视如珍宝，每日潜心专研，从此丰富了临床经验，最后终于成为杨柳青镇上唯一的妇科名医，从此在家义务为镇上的百姓坐堂看病，镇上有贫困妇女患病分文不取，甚至代为买药煎药，至今杨柳青镇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提起妇科大夫韩梦符的医德医术，仍记忆犹新，赞口不绝，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解放天津做战前准备开进杨柳青，韩氏家族从马家胡同十六号大宅院搬出住进其他院落，主动让给为解放天津的人民解放军居住，此后再也没回这座具有清代典型建筑风格的三进大四合院。
  建国后，政府全面接管该院落做了杨柳青镇第四小学主校园，上世纪60年代初，笔者曾在该校读小学，经当年在校工作多年的教师及同学们回忆描述画出附图以示读者，展示给曾在校工作过的教师及在这座大宅院读书的同窗学友，如今当年小学的同学都已年过半百，但每当回忆起童年读书的小学生时代，仍会对这座大宅院勾起深深的怀念。
  七十年代初，党和政府非常关心镇上教育事业的发展，拨巨款建立了杨柳青镇第四小学新校址。此后韩家大院又临时做了十二街生产队大队部，至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京津唐发生强烈地震后，区教育局为给教师职工解决住房将其改为教育局职工宿舍，从此杨柳青十二街马家胡同十六号韩家大院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道残缺的青砖高墙成为唯一历史见证。
  在探究杨柳青镇八大家发迹史看，无论是石家、董家、安家及韩家都具有艰苦创业，为人为善的传统家风，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推动了杨柳青这座古镇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生产力发展，不难看出勤劳本分是古镇祖辈们质朴的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楷模，这也是这座古镇的八大家大财主与杨柳青镇的百姓多年以来没发生任何民愤和仇视的根源所在。
  古镇的筋骨与灵魂
  方博
  有人说，“古镇因水而兴，大运河铸造了古镇的筋骨与灵魂。”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
  杨柳青是自古就是背山面水，附临平原的风水宝地。而将背后的高山与面前的大海联系起来的，就是这条运河。
  这还要从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说起。其实风水并不是我们单纯理解的封建迷信和招摇撞骗之术。正统的风水原理是古人对城市规划学与景观设计学的深入认识。只是因为风水学的前提和结论多使用一种诗化的语言，多用比喻和象征，而中间的推理过程又难以清晰解释，所以长久以来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据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初，曾把传统风水学看作一种巫术。但当这些外国人亲眼看到依风水学的指导建造的城市后，令他们大为惊讶。因为这些城市的布局丝毫不比西方的差，甚至更美。这种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丽使他们不得不慨叹“中国人的内心一定充满了诗意。”
  2008年5月的《中国国家地理河南专辑》，在杂志社主编单之蔷的文章《中原——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中，他阐述了风水宝地的构成要素，记述如下，“中国风水宝地的简洁模式，可概括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四种神话中的神物其实就是对山的指代。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这样的：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靠山、主山、祖山，是龙脉，是就是所谓的“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也不是一览无余，前面还有像屏风一样的山，叫“案山”、“朝山”，案山如在案前，朝山拱揖相迎，这就是风水中的“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面前环绕流动，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杨柳青的位置大致符合上述风水宝地的论述。因为地处华北平原的海河流域冲积扇上，所以四周缺少高山的环绕，然而背山面水，河流环绕；山顾盼有情，水曲折有致，这种对称均衡产生的直露与含蓄相得益彰。古镇背靠太行山，历史上东北不远处就有三角淀（东淀）的大片水域，下游就是茫茫无际的渤海。这种地形正好符合风水上讲的玄武垂头，朱雀翔舞的态势。而将这一切因素贯穿起来的，就是这条大运河。
  在杨柳青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有一位云游四海的道士路经杨柳青，见这里景色宜人、民风淳朴，便一语道破了此地在风水上的奥妙玄机。他指出“运河穿镇而过，又在镇中弯曲环绕，流向宛如蝙蝠状。再加上这里北堤百里杨柳，南岸千顷良田。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居民可在镇中运河的东、西两端各设一渡口，锁住这只蝙蝠的翅膀。恰巧蝙蝠脊背的位置是全镇地势的最高处，在这里定居生活，日子会越过越和美，镇子也会越来越兴旺。”杨柳青的先民们按照这位道士的说法建起宅院，结果真的应验了。居住在地势最高处的几家通过几代的积累，逐渐成为了当地早期的豪门富商。镇子也因漕运兴盛而繁华起来。
  后来，石家先辈来到杨柳青定居，请了风水先生，选好地建宅，风水先生道指出，脚下这块地，虽然地势是全镇最高点，但处于凸出部位，是蝙蝠的头，是最好的风水宝地，在住宅顶部雕一‘寿’字，就是蝠（福）寿双全之意，你将成为本地领衔之大户。石家大院的先人按风水先生的话建宅定居下来，最终成为富贵一方的大户。
  古镇洋楼
  方博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不知不觉间，小洋楼已经成为天津建筑的典型代表，更成为天津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现如今，很多来天津的朋友，都要去五大道转转，为的就是感受一下天津小洋楼的异国情调。
  据《1907年中国纪行》中的描述：“1907年5月30日，我们乘火车离开北京，很快就到达了天津。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港口城市，有许多租界，同庄严的北京城相比，它的繁华程度让我们吃惊。到处可以看到欧洲人，他们大部分都讲英语。”从这只言片语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20世纪初叶津城的风采。那时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已经发展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于北京千年古都的肃穆气息，天津经济中心的活跃氛围在全国都是无人能及的。说到“国际大都会”首先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在上世纪初期的天津城，就已经是到处可以看到欧洲人，随处可以听到英语了。这样的国际化程度相信在今天都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难以做到的。虽然这样的繁华是建立在列强侵略的基础上的，但不容否认，在遭受屈辱压迫的同时，侵略者也带来了自己的优秀文化，小洋楼就是其中之一。也就在这一时期，天津被划分成九国租界。各个列强在自己的地盘上大兴土木，随之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数十片建筑区。其中既有像维多利亚路金融街那样高大宏伟的的公共建筑，又有像五大道街区那样精巧别致的私人公寓。
  从小生活在天津，是各国风情的建筑伴随我长大。可能是习惯了周围的这些花园洋房，也可能是有些审美疲劳，面对百年前的这许多建筑精华，我不免也有一种熟视无睹的感觉。
  小时候第一次去杨柳青，我就被古镇原汁原味的传统建筑风韵所深深震撼了。欣赏着鳞次栉比的高门大院和古朴别致的青砖灰瓦，我才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底蕴。
  而在杨柳青西北，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座略显残破的洋楼，在诉说着古镇里小洋楼的故事。这就是杨柳青老火车站。
  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记载“杨柳青车站大厅【杨柳青镇西1912年】修建津浦铁路时建造，占地面积575平方米，砖砼结构，上下两层，平面呈“口”字形，攒尖顶，盖红色大筒瓦，陡坡，开天窗，用粗壮的枋桷承挑屋檐。正面三扇大门、两侧边门皆拱券式，为仿日耳曼式建筑。”
  在2007年天津电视台举办的“知家乡文化遗产，爱天津历史传承”大型主题评选活动中，杨柳青老火车站被评选为“十佳不可移动文物”。也正是在这次活动的颁奖晚会上，杨柳青老火车站的文物代表人拿出了建筑屋顶上的一块灰白色老瓦，瓦上清晰地刻印着1912和德文字母。这片小小的老瓦，既为车站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佐证依据，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外国人在施工中精工细作和严谨认真的精神。
  关金滕先生在2007年12月7日的天津日报副刊中撰写了一篇名为《杨柳青老火车站》的文章，其中回忆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住在镇内的百姓还多依靠镇中心的运河做为主要交通，如果必须坐火车时，就得踩着起伏不平疙疙瘩瘩的土路出镇北门，沿着一条两边长满杂草的小路，穿越沟坑约一里多地，奔向看似高高的一座别致、漂亮的洋式小楼火车站。快到近前还要爬一段高坡，那站房、站台都比四周高很多。那时的老火车站被数十棵古杨柳大树包裹着，常有不少孩子爬在树上观看来往的火车，那是一大乐趣。
  我曾在火车站内当过短期服务员。印象最深的是站内候车厅很高，也很宽敞，几排为旅客等车休息的长木椅，白天经常空着。当时穷人们很少买得起火车票，多去买便宜船票出门。候车厅内只有在冬天常有穷困人偎在炉火旁过夜。站台上多有运来的煤块、白灰、石料等物资，装卸工人抢先卸车时，满脸煤黑或满身白灰，令人相怜。每天只有很少几次旅客列车靠站，当站长从铁路专用电话得知要有客车停靠站时，就用力击捣站台上一段掛着的铁轨，发出命令，让服务人员出来接站、检票，放进旅客上站台，每次不过几人到十几人。此时最关键的是一名搬道工需用人力将来车道岔并在进入本站的轨道，以引领列车靠近站台。而当年每逢客车进出站都会由车上和车站上的值班站长举起绿色旗，吹哨发车开动……那时，这座洋建筑很抢眼，是本地最新奇、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说起来有点儿惭愧，这座老火车站应该说是我在杨柳青认识最晚的一座建筑了。早就知道杨柳青有座火车站，但因为新老两座车站不在一地，所以一直没注意过在新站房的不远处，还有一座百年前的老车站。直到2007年的那次“知家乡文化遗产，爱天津历史传承”活动，我才第一次了解这座百年老站的历史。后来，我还专门去车站进行过拍照。在车站的院子中，一位铁路上的师傅跟我说，“赶紧拍拍吧，说不定哪天就拆了。”《西青区志》上有一张二三十年前老站房的照片，我一直想在原来的位置用原来的角度拍摄一张新照片，用新老两张照片进行新旧对比。但这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应该是在火车道上的。现在，这里已经是全封闭电气化设备了，想站在当初的位置上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只好绕道火车站后面的杨柳青货场，扒着铁道的护栏，尽量寻找与老照片相似的角度拍摄了一张角度大致相似的新照片。
  前不久，我在抗战时期日本发行的一本名为《光辉北支战线篇支那事变出征纪念写真帖》的日军宣传册上发现了一张这座车站的老照片。从画面上推测，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939年的天津水灾时期。另外我还发现，那时的车站只有候车大厅的主体建筑，而另外的附属建筑均未建成。
  从2009年开始，因为天津西站改造的缘故，杨柳青站成为了西站的临时客站，小站一下子被客流的喧嚣打破了原本的寂静。我相信当多数乘客都还不知道，当他们在杨柳青新车站上车时，就在不远处，还有一座西洋风格的老车站展现着昔日的辉煌和岁月的沧桑。
  8月初，我去上海出差，在返程途中上我发现列车也在杨柳青站停车，于是便提前在杨柳青下车了。为的就是在新车站的月台上望一眼老车站的模样。因此下车后，我没有跟随人流走上天桥，而是反方西的朝站台最西端走去。还没走出几步，就被铁路的工作人员拦下，理由是站台上不准随意逗留。我说明了原因，这位工作人员吃惊地说，“这里还有老车站，我怎么不知道呢？”听着他的话，我的心里真是有点儿不是滋味，天天在这里工作，竟然对近在咫尺的老车站一无所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最后，我也没有实现再望一眼老车站的远望。
  在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市区，小洋楼真的是千姿百态数不胜数。但是在号称千年古镇的杨柳青，这座德式建筑是唯一的洋楼，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称得上前无古人。
  衷心祝愿这座老车站能永葆安康。
  杨柳青药王庙牌坊
  方博
  对于杨柳青的老人们来说，有一座建筑是烙刻在心中，难以忘怀的。它就是药王庙牌坊。在与老居民的闲谈中，经常能够听到爷爷奶奶们讲起儿时在牌坊下嬉戏玩耍的故事。可能当年的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也不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但是它却与这帮孩子朝夕相伴。以至于时至今日，很多老人回忆起童年往事，首先想起的就是药王庙门前的那座大牌坊。
  由于牌坊毁于1948年，所以当年曾亲眼见过它的居民年龄至少也要如今在70岁左右。我不曾目睹它的雄伟，也不曾见过它的照片，因此一直以来总觉得它有几分神秘、几分传奇。
  多年来，我一直在查找各方资料，希望能尽可能多的还原这座牌坊的历史信息。
  我目前发现有关于此的最早记载，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印的《津门保甲图说》。其中的第二十三图中展现了杨柳青西街的景象。画面正中间，药王庙以南，御河北岸的街道上有一座四柱三间的大牌坊，那就是药王庙牌坊。
  清同治年间的《续天津县志》卷三附坊表中记载，法传素问寿国寿民坊，杨柳青药王庙内。这是第一次对此牌坊名称的记载。
  而在近年来由刘文生、郭忠萍先生发表的《杨柳青庙宇的来历与传说》一文中，对其有更详细的描述。“山门前与戏楼相对的是一座雕梁画柱的3进门牌坊，高约1丈5左右（抱柱台高1丈2）。中间一大门，两个抱柱台上各有一门。牌坊心柱顶花上悬一块匾额：
  正面书：（中）保元寿世
  （左）调元
  （右）赞化
  背面书：（中）寿国寿民
  （左）医宗
  （右）丹圣
  其中“保元寿世”匾额为本镇大户天锡堂石元熙之长子石作云所赠。光绪18年，因其母病重来庙祈祷、许愿。两月后，其母病稍好，便来庙内还愿，除赠匾外，还捐资对该庙大加修缮，将庙内的神像重新塑彩，为10大名医像做了木格扇承尘，并为药王、药圣更换了袍履。大殿内外山门、牌坊、旗杆等也丹塑一新。可惜，戏楼尚未来得及粉刷，其母便寿终正寝了。
  当年，杨柳青一带曾流传过一句民谣：“杨柳青，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三宝之一便是药王庙前的牌坊。据说，牌坊的独特之处在于由10个角构成3个柱，柱的垂头儿是每个小狮子口里含有一个小铃铛，为青铜制作十字摆。无论刮什么风，铃铛都会叮当作响。
  从这里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牌坊正面书“保元寿世”，背面书“寿国寿民”。由此推理应该成为“保元寿世寿国寿民”。这就与《续天津县志》中所说的“法传素问寿国寿民坊”存在出入。
  是《续天津县志》记载有误，还是牌坊正面匾额原为“法传素问”，后来因为石家还愿赠匾“保元寿世”，将原来的“法传素问”替代，这还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古塔沧桑
  冯立
  2007年10月，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到河南洛阳考察下清宫道士塔时曾经讲过，全国目前仅存3座道士塔。然而，在杨柳青，我们曾经拥有过两处，共三座道士塔！
  其中一处是位于玉皇庙东南侧下坡的天泉法师墓塔。玉皇庙是明代末崇祯年间由天泉法师所建，供奉玉皇大帝。天泉法师是此庙的第一任主持。清顺治十七年（1661）年天泉法师坐化，葬于庙东南侧下坡，人们建两座墓塔纪念。《津门保甲图说》中标明了该塔，但其标示的塔的形状数量皆有误。据杨柳青的老人回忆，塔为青砖垒砌六角形阁楼式实心塔，通体两层，高约8米，解放初时，通往南乡的公路从两塔中间穿行而过。1957年修建营建路时塔被拆除。
  天泉法师塔被拆，杨柳青就只有一处道士塔了，即普亮宝塔。普亮宝塔位于杨柳青镇东南，运河之畔。该塔坐北朝南，为密檐式加覆钵式结构。塔高约12.5米，由基座、塔肚、塔身三部分组成。基座为八角形，每边长1.075米，束腰式，高1.03米；塔肚为覆钵形，高2.1米；塔身高9.37米，为七层密檐式，每层边檐有带寿字圆形瓦当。塔肚南面正中有一长方形匾额，书“普亮宝塔”四字。匾额右书“大清嘉庆岁次癸亥年”，左书“甲寅月壬寅日丙午时圆寂”。匾额下及每层塔身皆有一假门。据有关专家讲，这种密檐式加覆钵式结构的塔极为罕见，有极高的建筑美学意义。
  普亮宝塔的主人叫于成功，因排行在五，被尊称为于五爷。他是一位在家道士，同时又是西大乘教，即民间所谓皇姑门的重要传人。据民间传说，于五爷在三十岁左右时去北京宛平县（今北京南部）拜师求法，得道皇姑门下，师吕皇圣祖（南海观世音化身），师赐法号普亮，得到了真传，学会了上乘武功，证得六种神通。此后为百姓治病做好事，并用武功和神通护佑杨柳青地方，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也是由于于五爷生前行善积德，他去世后普亮宝塔逐渐成为代表着杨柳青人乡情和向善心理的一个精神寄托。
  或许有人说，普亮宝塔的精神寄托作用是由于皇姑门的宗教作用吧？其实并非如此。此前，我曾做民间文化调查，对皇姑门与普亮宝塔的关系做了一定研究。据了解，于五爷去世后只有一位于二奶奶继承了皇姑门的传承。此后，皇姑门的传承断绝。直到解放初期，炒米店村的鞋匠侯师傅和杨柳青的鞋匠张师傅又在杨柳青收了三个徒弟，分别是李大先生、吴恩宏、张桂新。而这三人也没有搞传承，所以，随着这三人的离世，皇姑门在杨柳青也就销声匿迹，再无踪影可寻了。如今经常去普亮宝塔拜祭的人群主要是一般群众和部分佛教居士。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于五爷的生前功德使得普亮宝塔成为杨柳青人心目中的一种向善的精神象征，二是杨柳青没有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满足不了目前还存在于很多群众中的寻求宗教上的心灵慰藉的需求，于是普亮宝塔就成为了一个杨柳青人的心灵港湾。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泓在她研究杨柳青的专著《群团与圈层》中曾专门写到普亮宝塔，她认为，于五爷已经成为杨柳青人心目中的乡神，普亮宝塔则起到凝聚地方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普亮宝塔已经成为杨柳青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一个精神支柱了。
  或许，也正是普亮宝塔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才使得它历经沧桑仍屹立不倒。
  据说，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侵略者害怕普亮宝塔凝聚地方人心的作用，形成对殖民文化的对抗，于是派一小队日本兵去拆塔。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人做向导。但向导带着他们转了整整一天，就在塔的附近打转却怎么也找不到塔，乃至日本人也认为这是于五爷显灵，打消了拆塔的想法，并向于五爷忏悔。其实，不管是真找不到也罢，是向导为保塔故意带错路也罢，这个传说充分说明了普亮宝塔在杨柳青人心目中的地位。
  文革中，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为破“四旧”要拆普亮宝塔和附近的文昌阁。十六街的老人们奋起保护，要与他们拼命。普亮宝塔又一次被保护住了。
  20世纪80年代初，历经风雨的普亮宝塔已经开始朽坏。塔座的青砖有的朽烂，有的被掏空，宝塔岌岌可危。
  1986年，由杨柳青十六街居民发起，群众自愿捐款、捐工对普亮宝塔进行修缮，并在墓、塔周围建起花墙，在院内植树。在维修过程中，区文化局主管文物修缮工作的戴敬勋同志多次到现场指导施工。一天，施工现场正在搭建脚手架，十六街的一位年轻义工站在6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接下面传上来的铁管时，不慎碰到了普亮宝塔上方的高压线。现场施工人员和围观群众立刻看到一个火球腾空而起，随即听到一声巨响，高压线瞬间被烧断了。蹊跷的是，在上面手持铁管的年轻人不仅毫发无损，并且丝毫没有异常感觉。直到大家把他叫下来，年轻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再看那根铁管，其中触碰到高压线的一端已经被烧糊了一截。因高压线被烧断，大家感觉出了大事，遂由戴敬勋向文化局汇报，请文化局领导出面与电业局协商解决此事。当文化局有关负责人到达现场时，电业局人员也赶来了。经现场查看，电业局人员首先问道：“人在哪里？”大家把年轻人喊过来，电业局人员惊奇不已，连问：“是你吗？是你吗？”年轻人回答：“没错，就是我！”电业局人员立即说：“那绝不可能！按常规，手持金属物触及高压线的人非死即伤。你怎么却一点事都没有？”当被现场群众一致证实确实无人受伤后，电业局人员立即请示领导，决定对现场施工人员和十六街发起修缮的群众不做任何处罚，且以最快的速度修复了高压线。区文化局领导对此也很受感动，在经费十分紧张的状况下，挤出一个月的办公经费，支持十六街居民修缮普亮宝塔。这件事被百姓越传越神，人们都说，是于五爷显灵保佑。
  2000年，杨柳青的群众为普亮宝塔立碑，魏树今老先生撰写碑文，记录了1986年的这次修塔活动。碑文是这样写的：“普亮塔：是古镇杨柳青景观之一，建于清嘉庆九年，即一八零四年，距今已有近两百年，塔自建成后，从未进行过大的维修，解放后列为保护文物，一九八六年区文化局拨款和群众自筹，又有梁恩玉、曹连发、于树彬等众承办修复，特立此碑，供后人纪迹。”
  此次修缮后，普亮宝塔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状态。
  2013年夏天，墓塔院中的大树由于枝叶太茂密，以至于大风吹来竟扫掉了普亮宝塔的很多瓦当。西青公路局义务出工给修剪了树枝。但扫掉的瓦当怎么办？宝塔是杨柳青人们心中的一宝，是重要的文物，如果不及时修理，恐怕损坏会更严重。于是，由在那里做义工的郭女士牵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老百姓自己动手开始了修缮。
  但修缮伊始便遇到难题，宝塔上的瓦当难配。郭女士找遍了杨柳青的大院区、杨柳青博物馆，都没有一样的瓦当。有内行告诉她，这是明代瓦当的样式，现在很难找到啊！于是，郭女士又四处寻访，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在大悲院找到了相同样式的瓦当。
  配瓦，刷浆，涂色，普亮宝塔得到了很好的修缮。但老百姓们并没有满意。那里的围墙也已经修建将近30年了，多有破损，于是大家又开始修围墙。
  做义工的王师傅说，这围墙就是自己当年在这里建起来的，现在又来修理，希望它能永远完好。我们干活不要工钱，完全是义务，就是希望能把杨柳青的宝贝保护好，我们对这里有感情啊！
  他指着旁边一位师傅说，他家里有7个大棚，一听说这里修缮放下地里的活儿就跑这里帮忙来了。
  整个修缮工程下来总共花了1万多元。老百姓没要政府一分钱，是大家凑的份子。用王师傅的话说，这是杨柳青老百姓的一份感情啊！
  杨柳青的古塔历尽沧桑，这背后隐藏着杨柳青民间的精神寄托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