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自从明末以来，天津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三宗宝相继消失，最后只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一个记忆符号。所以就有了“鼓楼拆、炮台倒、大火烧了铃铛阁”的说法。然而，可能很多天津人还不知道，在津西古镇杨柳青也有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
  这里所说的戏楼和牌坊原本都在镇上的药王庙内，解放前后被毁。所以现在杨柳青三宗宝可以说是“戏楼拆、牌坊倒、只剩下了文昌阁。”早年间，文昌阁外绕朱墙，环水四周，木桥一架，渡人往返。每至入夏多雨之时，在如烟如雾的濛濛细雨中，这里犹如蓬莱仙境，也就有了杨柳青十景中“崇阁濛雨”的赞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昌阁对于杨柳青、对于天津市的价值与意义了。
  根据西青区文物的主管部门西青区文物保护所于2009年编纂的《天津市西青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册》记载：“……建筑为一楼阁式建筑，通高20米，阁下层为砖石砌筑的六角形基座，前出高大的月台。首层以砖墙封护，成封闭型空间，北面设券门，以作出入口，门上方镶有大面石额书‘文昌阁’三字，阁内供奉孔子像。二层略小于首层，正面施格扇，其余各面均为砖墙封护，墙上开圆形和八角形透窗，外设回廊，周施木栏，二、三层的转角斗拱出象鼻，阁内供文昌帝君。三层开敞，内供魁星，六面均开设隔扇门窗，外檐为木构回廊，可登临远眺运河风光。阁顶为天角攒尖式，顶置宝珠，六条垂脊下端安放兽、小兽和仙人，上端与宝珠接合部位均装吞脊兽，结构灵巧、造型别致、飞檐高翘、螭卧架头，檐角各坠铜铃，风吹作响。”
  对于此该阁的始建、被毁和重建的准确年代，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出版的各种资料之间多有出入。历史文献中的记述更是寥寥无几，偶有提及也仅是只言片语。乾隆年间的《天津县志》是我目前发现记录文昌阁时间最早的史料，在卷八“学校志附坛庙寺观”中这样写道：“文昌阁在杨柳青镇，离城三十里。明季建，崇祯七年重修。”道光年间编修的《津门报价图说》中，西南一带村庄图说的第二十二图中画有此阁，但却标注为“娘娘庙”。同治年间的《续天津县志》卷四“学校附祠庙”中有云：“文昌阁二，城西北小伙巷；杨柳青。”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出版，由张江裁撰写的《天津杨柳青小志》也有记述。在“疆域篇”中这样写道：“村东南隅有所谓文昌阁者，阁三层，最上一层悬一铜钟之铸字为‘雍正初年武清县’。”在“神庙篇”中又写道：“文昌阁在卫河南岸，其神为魁星，旧以为文化科名之主。”
  除此之外，一些与其有关的铭文碑记、历史实物也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如在阁顶内的梁架上钉有记载历次修葺时间的6条千秋带，所写字迹分别为：“明峕崇祯七年嵗次壬申柳口士庶梁沛龍等建立”、“大清咸豐十年嵗次庚申秋八月閤镇士庶等重建”、“中华民国三十年歳次辛巳九月安锦亭重建”、“公元一九六五年九月天津市西郊區人民委貟會楊栁青鎮十六街生產大隊重建”、“公元一九八四年七月天津市西郊區文化局重修楊栁青鎮七街建筑隊施工”、“公元一九九九年西青人民政府建委文化局楊栁青鎮政府投资天津市泰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缮葺”。不过经专家研究，除一九八四年七月重修和一九九九年重修，两块是原物以外，其余四块均有后世仿制之嫌。
  在杨柳青博物馆内还收藏有一块石碑，上刻有记述民国三十年重修文昌阁经过的碑文，即《民国文昌阁重修碑记》（以下简称“民国重修碑”），介绍了安锦亭出资重修阁楼的经过，碑文如下：
  蓋聞本鎮文昌閣係明朝崇禎七年由梁沛龍等創建，至清咸豐三年經過一次變亂曾遭受毁壞，後於十年複。經本鎮士庶等重新建造得復舊觀。自民國肇造以來，內亂不已，迭起戰爭。閣內駐紮軍隊破毁至不堪言狀。長此以往，數百年之古跡不久即將湮沒，實屬可惜。
  安君錦亭於是自愿捐資並行勸募鳩工庀材大加修理。用銀達一萬餘圓。費時至一年之久始告塔成。又恐年久失修，莫為之繼仍不能長久保存。吾鎮不乏大慈善家，尤望慷慨好施、見義勇為者異日繼續修葺。永遠保存此古跡焉。
  勸募監修人：張瀚臣
  周季和
  中華民國三十年夏曆九月建立
  另外，在1993年出版的《西青文史》第六册中，谢玉明先生撰写的《清代＜重修文昌阁碑记＞小考》也为我们披露了珍贵的材料。《重修文昌阁碑记》（以下简称咸丰重建碑）已佚失，作者收藏的是碑文的抄本。抄本用纸为旧式红格竖行呈文纸，在页边印有“中华民国”及空白的年月日。由此可知此物并非清代遗存，为民国年间抄录所得。其内容如下：
  重修文昌阁碑记
  咸丰十年秋九月高景先仰山撰
  文昌阁建自前明，载在县志。阁应建在河北柳口东，与三官庙相隔数武，嗣以河势北流恐坍入河内，康熙四十八年梁公沛龙与同乡士庶主议，遂改建斯壤。又恐遗址无存，即于三官庙上建一奎星小阁，迄今犹存焉。自改建以来修葺非一，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虽屡经岁修而年月无考，弗敢详记。至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因阁被风雨凋残，同人不忍坐视，请出阖镇士商合力捐资重修。阁之底座、颠顶、牖户、栏楹、梁柱、檐牙、月台与虔朔神像外，又新建东西配房六楹，大门楼一座，院落砥平，墉垣铜固规模整饬，焕然可观。讵意咸丰三年十月初八被逆匪用火焚烧，当幸大兵云集将贼杀薨，而斯阁俨成巨炉，无可扑灭。至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同人敬起惜字社咸集于此，怅望空阁不胜欷歔，既而群相叹曰：此吾侪讲学之地也，此吾乡向善之区也，而顾若是之倾圮耶！同人数倍遂出厚重老成者数人，先求富者捐资，贫者亦量力捐资于焉。庀材鸠工，择吉兴作。畚挶如云，斧斤雷动董事者不置余力，出资者亦无懈心，及其成也。凡高三层，窗仍六面，下奉朱衣，中奉文昌，上奉奎星。玲珑明洞，丹雘增新。结构均停，轮奂更美，而记事因之雯，观瞻因之肃。自兹以往，犹望后之君子念创造之维艰，思捐资之不易，务期岁岁修除，永远勿替，文风丕振，而圣教弥尊矣，是为志。
  首先应该承认，创作这两篇志文分别是为纪念阁楼在清咸丰年的重建和民国的重修所作。因此就“清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和“民国三十年夏历九月”这两个时间点而言，两篇文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全面翔实的介绍，可以被认为是距事件发生最近、杜撰成分最少的忠实记录。不过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两文中对此阁历史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咸丰三年被毁，咸丰十年重建，两文观点一致，但初建、被毁、重建和重修的其他时间点，二者却是各执一词。
  据“咸丰重建碑”所书，正如《天津县志》记载，文昌阁建于明末。原址位于杨柳青镇东，距离三官庙很近。因为河水北流的趋势，恐怕对阁楼产生影响，甚至造成阁楼坍塌。所以在清康熙四十八年，由梁沛龙和同乡人士商议，将文昌阁异地重建。同时又害怕遗址无存，所以在三官庙上建一小阁楼，直到咸丰十年撰写这片碑文时，此小阁楼仍然存在。新阁自改建以来，时常整修，在道光二十八年又大修扩建过一次。可惜在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毁于太平军的战火。直到咸丰十年才再次重建。而“民国重修碑”则认为文昌阁是明崇祯七年由梁沛龙等人创建，于清咸丰三年在变乱中被毁，后于咸丰十年重建，至民国三十年再次重修。对于初建时间，两文就说法不一，“咸丰重建碑”沿用了《天津县志》的说法，认为阁楼建于明末，崇祯七年重修。而“民国重修碑”则主张是于崇祯七年由梁沛龙等人创建。“咸丰重建碑”中康熙四十八年梁沛龙文昌阁异地重建和道光二十八年大修的情况，“民国重修碑”中并未提及。
  这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梁沛龙其人，在“咸丰重建碑”中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出现，而在“民国重修碑”此人名字见于崇祯七年（1634年）。两个时间相差75年之久。就这点来说，如果此人曾先后两次参与修建，那他的年龄至少要在90岁以上，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的，从而也说明以上两个观点中至少有一个是站不住脚的。
  从两篇碑文的行文措辞和记述内容来看，“咸丰重建碑”据文昌阁初建年代更近，所记内容也更详细，对于原建镇东，康熙年间迁至今址的说法虽罕见于各类文献，但阐述细致、地点明确。同时对于该阁毁于太平军的情况，也有咸丰三年十月初八的准确时间。因此我认为此文对研究文昌阁早期情况，更具参考意义。
  在搜集整理了各种史籍文献及《重修文昌阁碑记》、《民国文昌阁重修碑记》后，经过对比分析和综合梳理，我们对文昌阁的传承沿革与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就此我们对于文昌阁历史也可以得出一个更科学的结论，那就是“文昌阁始建于明末，其后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重修，延续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现存主体建筑重建于清咸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