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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的礼门公所是随着杨柳青人赶大营进入新疆的。
  礼门公所与大乘佛堂都是解放前乌鲁木齐的两个民间宗教团体。虽然他们之间的教义和礼规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弘扬佛法，劝人行善为宗旨，所以在乌鲁木齐的部分汉族居民中曾有过一定影响。
  礼门公所和大乘佛堂虽然都是宗教团体，但是礼门公所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又因为他们都是以信佛行善为宗旨，所以这两个宗教团体基本上是属于佛教范畴。
  礼门公所的创建与活动
  礼门公所始创于明朝末年。当时因为清兵入关，明朝江山覆灭，山东进士杨莱如坚持民族气节，于顺治二年（1645）创礼门公所，取义《礼记》“乐者通伦理者也”，以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斥清朝政府为“不伦不理，失道寡德之异邦”。又因“理”与“礼”同音，故理门公所又称为“礼门公所”。公所以崇奉观世音菩萨为号召，入所门徒，密授“复明灭满清”五字真经，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孙，绝对保守秘密。公所于每年农历2月19日，6月19日和9月19日举行观世音圣诞礼仪。入所门徒分男女聚会，默诵五字“真经”，然后举行礼佛仪式。公所鉴于清朝贵族执政后，社会吸食鸦片、酗酒、腐化之风日盛，为保证“复明灭清”力量，故严禁门徒吸烟饮酒。
  公所主事称为“当家的。杨莱如当家传教时，以河北栾城、歧山I为根据地，传至董光珍当家时，发展到天津杨柳青一带。清朝末年，由赶大营的津邦商人把礼门传入乌鲁木齐，并设立了公所。当时正是革命党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时期，新疆巡抚袁大化将公所“当家的”刘振邦传至衙内，追问五字“真经”的秘密。刘振邦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礼门五字真经为同心保大清。”袁大化又问：“你们礼门公所供的什么神？”刘振邦穆然肃立，面朝南方，合掌打躬，口中念道：“南无大慈大悲的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对此，袁大化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从此后再没有追查过礼门公所的底细。
  刘振邦逝世后，礼门公所“当家的”传给王福瑞（字椿廷）。王福瑞为天津名厨，曾在清宫御膳房为厨师，空闲时间在太医院学习医术，清朝末年应驻清朝将领马玉昆的邀请，应壶出关，曾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军队要员医病。王福瑞晚年谢绝宦游，加入礼门，但经常为求医者治病，在津邦商民中颇有声望。王福瑞当家以后，在礼门大兴佛事，当年“复明灭满清”的政治色彩日益淡薄，公所院内出现了“术精岐黄”、“华陀遗风”之类的匾额。王福瑞逝世后，由礼门大善人刘万庭当家。此人在主持礼门期间，完全按照王福瑞的礼规行事，甚至将王福瑞所题秘方、验方配制成药，广为施舍，社会上曾有刘菩萨之称。辛亥革命后，刘万庭逝世，礼门公所由副当家人岳彩章当家。这时，清朝政府已经垮台，礼门“同心灭满清”的秘密真经已无现实意义，从而礼门公所完全成为一个宗教团体。岳彩章除教导门徒戒烟戒酒、清心寡欲外，还提倡掩埋尸骨，敬惜字纸、化冥钱超度亡灵等活动。岳彩章逝世时，已经是杨增新当政时期。杨为笼络礼门人众，对礼门善道倍加赞扬，并支持原礼门帮头赵光壁为当家人。赵光壁在礼门公所当家近三十年，解放后随着赵光壁的逝世，礼门公所也就解散了。
  大乘佛堂本未
  “大乘”是佛教中的一个流派，以念诵《金刚经》为主，修“明心见性”，求“正等正觉”。信仰大乘佛教的善男信女既可出家修道，也可在家学佛。所以，乌鲁木齐虽然在二百多年前已经修了大佛寺，但从来没有出家当和尚的人。从清末民初以来，在乌鲁木齐居民中大约有二、三百人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除了定期在大佛寺聚礼办佛事外，平时还在家学佛。他们大多都有固定的社会职业。
  大乘佛堂与大乘佛教尚有不同之处。大乘佛堂是明末清初时期有个叫罗玉琼的老者所办。他自称是佛门八祖，在国内各地设教授经，传授自著的“五部六册”，内容为劝善杂谈。杨增新时期有个名叫窦生桂的人，自称八祖再传弟子，在乌鲁木齐设立大乘佛堂，广招门徒，讲授罗玉琼的“五部六册”。当时虽有一些老年男女入门听经，但是大多数佛教徒仍然以佛寺为活动场所。
  盛世才上台后，将乌鲁木齐庙宇古刹几乎全迁出市外，佛门信徒因没有活动场所，于是大都聚集在大乘佛堂举办佛事。窦生桂为把这批佛徒收罗到自己门下，允许前来聚会者在佛堂请诵《金刚经》与《六祖坛经》，他原先所传授的五部六册逐渐无人问津。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乌鲁木齐佛教徒日益渐少，到本世纪40年代初，经常在大乘佛堂聚会者仅四五十人。1945年夏季有一个号称“仙道法师”的内地和尚，自言为“大乘佛门正统”，来乌鲁木齐设坛讲经，讥讽大乘佛堂为歪门邪道。他创设“法幢学会”，本市及附近各县的佛教徒纷纷入会皈依，大乘佛堂无形瓦解。为时不久，“仙道法师”满载而归，“法幢学会”也随之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