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津帮商号“祥泰和”，是奇台工商界较为著名的字号，从清朝光绪中期创业至民国初年，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期间经历三代人的辛勤劳动和艰苦经营，终于使其成为一家比较完整的综合性食品加工企业，为奇台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光绪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日渐衰微，人民无以为生，大批逃难农民不顾路途艰难，纷纷携儿带女，肩挑背驮前来新疆谋生。特别是受害较重的京津地区，铤而走险者更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
  我的祖籍是天津杨柳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我父亲贾宝祥与同乡们挑担子来到新疆。因曾听到过西口外的人说，过了哈密向西走七八站路，越过木垒河，有个奇台，那里粮多，水好，是个养活人的富地方。于是，我父亲就来到古城子。他肩膀上只有一副担子的家当，随身盘缠早已花光用完，落脚后马上遇到了安身吃饭的困难。经老乡介绍推荐，到城西北菜园子赵家帮工下苦。当时菜园子的大部分菜农是杨柳青人，他们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同时把家乡种菜的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带到了奇台，给落后粗放的奇台农业增加了一个新的门类，也直接丰富了古城比较发达的商业。我父亲虽然是给人家下苦做工，但比起老家吃上顿无下顿苦日子真有天渊之别。给赵家种菜，铲渠浇水，刨埂打墒，翻地倒茬，随种随收，待遇也不错，除了一日三餐的白面刀把子外，年终还有比较可观的工钱。在赵家干了大约一年半的粗活，由于父亲干活地道，深受东家的信任。所以，从第二年夏季开始，我父亲一边干地里活，一边代主人卖菜。当时古城子已是百业繁荣人口兴旺的著名商埠，特别是那些作坊、商号、栈房、饭馆每天都需要大量的蔬菜。父亲通过交往，发现在城里做买卖要比地里种菜更容易来钱，加上两年来精打细算，腰里也攒了一些钱，便辞去赵家下苦的差事，置备了一副担子，专门从事零卖蔬菜的生意，挑担子走街串巷叫卖。当时干这行买卖一是本钱少，不积压资金；二是提货随便，损耗少；三是容易流动，方便顾客，也方便自己。但是不好的一方面是随着季节的变化，一年只能做半年的生意。四月底头道韭菜太少，轮不上挑担子的，到阴历五月半椿子罗卜、小白菜下来才能混着过日子。八月十五一过，西北风一刮，场光地净，全年的买卖就结束了，一个冬天就只好干瞪眼吃老包儿了。我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便在淡季把卖菜赚来的钱拿出来，购办一些针头线脑和不起眼的小百货，又向一些卖菜时熟识的商号赊些布匹、针织品之类，挑起货郎担，出城转地，当起了货郎子。因我父亲为人厚道，讲信誉，那时搞批发的商家字号，如南北店等处都能赊出货来。这样跑着挣钱虽然很辛苦，但是买卖却很顺当。这样的流动生意作了大约六七年，脚跟就站稳了。
  当时古城街上的人大部分是来自津、晋、陕、甘等省份的，他们为了活命吃尽苦头，才到了这里。虽然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有两手”的厉害人，但是，要在古城子这个地方立足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经商做生意，更是每天都与各种对手竞争。古城子有这样的俗话：“天上落纱帽，你还得把头伸出去！”这是说在古城这个地方便宜机会到处都有，你不伸头动手是得不到的。我父亲几年来挑担子流动经营除满足家庭费用外，腰包里比过去实在多了。于是，他不失时机地筹集了资金，在满城街中心鼓楼东面的城隍庙附近（现在东风商店西侧）开了两间门面的杂货店，取名为“祥泰源”。我父亲名宝祥，含吉祥之意，因此以祥字命名挂匾。店里经营油、盐、酱、醋及小百货，另外还经营蔬菜、干鲜瓜果等。总之，卖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这样经营的原因，主要是受资金少的限制，所以不能放手大胆从容不迫地做生意。每天都想着减少积压，赶快归还借贷，以便保持信用，继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当时的鼓楼周围，有进城的农民，有上庙的香客，有过往的行人，还有大量定居的旗人后代。所以销售日用杂货虽无大额交易，比较平衡匀称，但每天都有些许收入。铺面开张以来，我父亲日渐忙碌，深感人手不够，势单力薄，于是给老家寄去了盘缠，不久我爷爷和我伯父也来到这里。
  几年后，“祥泰源”生意越来越大，于是我父亲在广泉子（今吉木萨尔县大有乡）开了一处买卖，字号名曰“祥泰成”，委托我伯父贾宝善经营。又在吐鲁番开了一个铺面，由我爷爷照应。广泉子山高路远，为偏村僻壤，吐鲁番与古城天山相隔，常路断人稀。为什么我父亲要到这些地方做买卖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有“白”货生意可做。白货是棉花。我父亲在广泉子开了油坊、磨坊、碾坊，进行粮油加工和小商品买卖。吐鲁番则是盛产芝麻，棉花和干鲜果品的地方，我爷爷在那儿实际上是经营一种收购转运的买卖。当时用地产芝麻为原料加工小磨香油，那是我们家乡的传统产品，销路很好。后来老家有事，伯父回了原籍，广泉子的买卖便由我姑父安大福经营。由于当时的古城在客观上属于待开发地区，各行各业的经营都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我父亲不满足这三处买卖的规模，又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在阿山投资开了门面，聘请河北人芦东山经营，一切购进卖出，银钱交往全由他处理。不久，阿山的生意因芦先生料想父亲远在背后鞭长莫及，于是起了歹心，把资金逐步转入私囊，遂以买卖亏损关门大吉而停业。吐鲁番的生意因我爷爷年迈体衰，精力不支，就委托给“瑞样号”代管。广泉子的生意因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广泉子发洪水，不但把种罂粟花的地冲没，而且冲夸了碾磨房和油坊，便撤了回来。从此，我家的事业就主要落脚在古城子。这一时期，我父亲一个人照应不过来，就又先后雇请了张先生和两个刘先生，还有阿山负责的芦先生及我姑父安大福。这段时间，我家的经营从单一的商业发展为具有一定加工能力的商工结合。
  清宣统元年（1909年），“祥泰成”经营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原来的经营土特产蔬菜之类，发展为百货、食品等多种经营，原来的两间门面已不够用。正巧，福将军的后人因吸鸦片负债累累，其中欠我家的钱数目可观，自愿以家产相抵，父亲选中他家在汉城西门的一处大院（今供销社废品公司东北侧）。父亲在正街闹市上得到这么一块地方，马上大显身手，勤加修缮，引进技术，聘请人才，扩大经营，铺面上主要销售从北山驼道上进来的津、晋商品，兼营当地土特产品。在院内开设旱磨、碾坊、粉坊、加工粮食并进行兑换业务。还运用关内的优良酿造技术，生产酱油、豆酱、面酱和陈醋。这一时期，也就是清宣统年间，“祥泰和”达到了鼎盛时期。
  民国十八年，我父亲病故，家里无人主事，我只好离开乌鲁木齐师范学堂回家，经营这摊子买卖。我从小到大没出过力气，刚从学校出来，深感力不从心，没有胆量独立经营，只好请了另一位芦先生和杨先生、杨师傅3人合资经营。投资分配是，我拿出100两黄金，原底子折40两黄金，共计投资140两黄金，他们三人凑足60两黄金，共计资金200两黄金。资金凑齐了，这位芦先生又节外生枝，他要改我的字号，因他名叫芦登园，他要把他的名子显出来，两家争来议去僵持不下，只好把字号改作“祥泰和园记”。这个字号叫起来极不顺口，人们记不住它。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前后，马仲英闹事，地方不安，人心惶惶，芦登园乘机随意提款到鄯善接亲家，另外两位股东也不稳定，今天要汇款，明天要抽资。我看到这里存在着危机，于是，我主动提出分伙。他们携资去后，我首先恢复了“祥泰和”的名称，然后整顿内部，除原有的醋酱加工业以外，又新开了糕点加工，产品主要是锦八件、红、白、油货和酥类产品。
  1949年，我们的生产没有受到冲击，仍然按部就班地经营着。不同的是，我们雇用的人少了，铺面以自己人为主，工房里只雇用一个工人。在季节性大忙期间如中秋节春节才多请几位技术好的师傅帮工。直到1956年，在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全部加入公私合营的“五星醋酱合作社”。1958年，此合作社转为奇台县地方国营食品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