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民生药房成立于1927年，开办人刘贵瀛，字云卿。原籍天津杨柳青镇，祖业船夫，世代贫寒。其父刘永泰“赶大营”来新疆谋生。刘云卿由祖父供养读书，学过买卖。十七岁时，他和几个同伴挑上担子，带些零星津货、丸散药品，用了一年的功夫徒步到了迪化，投靠给大商号当店员的父亲。在父亲的资助下，刘云卿先是摆摊经商，后来开设了津货店，经营十几年，随后由于种种原因，生意逐年萧条，因亏空而告歇业。刘云卿用商人的眼光观察市场，认定经营药行生意最稳当，而且看到当时市上只有中医中药行，没有西医西药行业。而外国教会如天主堂、福音堂搞西医药，表面上看病搞慈善，实质上是搞西医垄断，收费相当昂贵，百姓不堪重负。刘云卿也亲身尝受过，因此，萌生开西医药房的想法。于是，在商界亲朋的支持下，刘云卿开办起民生药房。
  民生药房是以西成药为主的，也随带中药。直接由内地进货。西药成药主要是上海中西、中法、华美大药房的名牌成药，如痰敌、胃钥、人造自来血、龙虎人丹、果子糖、九一四药膏、眼药水等，还有阿斯匹林、凡拉蒙、罗瓦尔精等等。民生药房是乌鲁木齐经营西药业务最早的一家。三十年代初期陆续开业的几家药房诊所大都是看病给药，不售成品药。四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了以经营西药为主的几家药房。
  为了办好药房，刘云卿带着两个儿子共同研读医药书籍。几年后，他们有了一定的医药水平。刘云卿还搜集验方配制几种成药在门市上销售，大都有效。为维护经营信誉，刘云卿从未轻率地为人看病，并且一贯坚守货真价实的店规。他说行医卖药是慈善行道，绝不能卖假药骗人，更不能敲诈勒索顾主。有时碰到病家有困难时，他就减收或免收药费。由于他多年经营作风正派，民生药房在群众中名声很好。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早期执行亲苏政策，由苏联进口大批医疗药品和器材，整顿了省医院又成立了官药房，西药房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内地交通隔绝，以经营西药成品药为主的民生药房货源断绝，坐食山空。到四十年代兴起的磺胺药早发大安、早发夕安、抗菌素青、链霉素和其他一些新药在本市陆续上市，又出现了不少新的西药房诊所，这对民生药房的经营转机是一个刺激。当年的迪化城正是伤寒、麻疹、肺炎、猩红热、脑膜炎、痢疾等各种传染病猖狂流行的时期，民生药房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刘云卿之子刘竹溪改组成专营西药和附设诊所的。刘竹溪原在教育部门工作，因受盛匪迫害饱受冤狱之苦，出狱后不愿去国民党统治的机关工作，打算自谋生计。他与小儿科医生张嘉斌等合伙，在民生药房的铺底上，增添西医门诊业务。张是留苏学医的，精通西医。张负责医疗，老同学王以为出部分资金添购原料药，刘竹溪任经理兼调剂，于1946年秋，开始门诊业务。后来王、张二人另设寿康药房，民生药房便由刘家父子经营了。民生药房曾先后聘请西医知名大夫张健生、李郁、杨维钧等坐堂接诊。由于关系融洽，紧密配合，又充实设备，力求为病患者周到服务，门诊业务不断扩大。并直接由上海、天津采购各种西药和医疗器械，扩充了营业范围。重点开展门诊外，还经营各类西药，如片剂、粉剂、酊剂、流膏剂等原料药、注射药以及名牌成药，并批零兼营。
  刘竹溪弟兄三人在医生们帮助下，都能钻研医药知识，积极改进，坚持按医疗常规办事。其经营方式和特点是：
  一、尽量选购名厂产品。如注射药主要是“新亚”、“信谊”或“海普”及上海大药厂的，原料药则在上海及有信誉的药房采购原装的原料药以保证质量。
  二、极力推广新药并先用于门诊治疗上。如四十年代的消炎抗菌药物，早发夕安、早发大安、大健凰、盘尼西林、链霉素等以及P,A·S和T·B,I等抗结核药。
  三、在医疗上实行诊断和调剂分家的医院常规制度。门诊部诊室，由医生诊病开处方，由调剂室专人负责调配发药。
  四、门诊收费采取当时医院通行的计价方法，普通处方按日服量计价。凡处方中有贵重药品时则按市销售价计算，因此门诊收费是比较低廉的，病患者也比较满意。
  五、增设药品检验和门诊化验业务，以提高疗效。力争保证药品质量，在当时的诊所中是独一无二的。
  六、以传播医药知识为宗旨，兼营医药图书，均按定价供应。
  其业务经营方法叙述如下：
  诊疗部分按常规办事，先挂号、诊断、再配方发药。有门诊也有出诊。由于当时药房的药物种类多，新药齐全，调配处方认真，为医生治疗提供了方便的条件，门诊病号逐年增加。如1947年至1948年，乌鲁木齐各种传染病流行，冬春季肺炎、脑膜炎，夏季肠炎、痢疾，患者很多，尤以小儿为重，经门诊医治大都很快见效。由于医德好，收费低，遇到病家带钱少就少收，有困难的就免收医药费，因此，病号日增，每天六、七十号，最多达到一百余号。
  除门诊还可出诊。遇到危重病人则到家去打针。例如常在夜间去南梁宁夏湾等处给重症小儿去打针。还有一次一位妇女产后大出血病情危急，他们同医生终夜守在病家，进行输液急救，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而输液（打盐水）在当时的诊所中是少有的。
  他们对医疗的认真态度和处处为病家周到服务的作风，深得病家称赞，所以当年的民生药房诊所业务是非常兴旺的。
  对于医生的待遇是合作性质的，沿用座堂医生的旧规。由处方收费中给医生划拨一定的提成，因此医生的收入是由门诊号的多少决定的。不收挂号费，由病家随意给医生一些诊费，不给也可以。
  一般洗眼、洗耳或小手术是医生自己操作的，打针、换药另外有人负责。消毒则严格进行，注射器都是每次煮沸消毒后使用，其他外科器械也用时消毒。测量体温一律用“腋表”，不用“口表”或“肛表”，以防传染。当时注射九一四或抗菌素时，因为还没有安培装的蒸馏水，所以都是用蒸馏水器制取的，用时再煮沸消毒。
  当时的处方都是“合剂方”没有“协定方”。所谓合剂方是医生按照病症临时开的处方，一般是5—6味药，调制时要逐一秤量，如果是水剂要装瓶混匀，贴瓶笺注明用法。如果是散剂还要混合研磨分成六小包，便于病家服用。为了便于小孩服用，当时都是用散剂，每天一个人调配百、八十个方子，工作量极大，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常备调剂用药有二百余种。为了保证药效，是通过精选的，对于某些重要药品还要进行化学鉴定后再用。调剂用设备也较完善，凡散剂、水剂、酊剂、膏剂等都能调配。除调配本所处方外，还承接外来处方。
  门诊有简易病历，医生看病时先记录病情，再开处方。病家拿病历去取药或打针，调剂接此病历发药后存留，每晚分类归档以便复诊时查阅。
  接受外来处方时，则先将处方中药品抄写于药袋或瓶贴上，而将原处方保留存档。这样做是表示药房对病家负责，也便于医生复查，病家需要再配时拿来药袋就可以了。
  由于他们能坚持正规操作，所以自开业以来从未发生过因调剂失误而造成医疗责任事故。因为调制处方严格，得到各界的信任。有些著名医生如五十年代初的儿科医师张桐寿，经他诊治开的处方一律写明去民生药房调配。当时乌市卫生局也指定由民生药房接受外来处方的调配任务，可见该药房调剂部的声誉了。
  调剂部还能制备部分制剂。例如，当年交通运输条件差，路途遥远，由内地采购的流剂原料药往往中途破碎漏失，以至市上这类药品很缺，特别影响门诊医疗。为应急需，他们根据《中华药典》制取某些制剂，如苦味酊、远志酊、氨制茴香醑等等以供市销。为便利病家还配制碘酊、红汞水、樟脑酒擦剂、硫磺软膏、磺胺软膏等作成小包装出售。早在四十年代青霉素问世不久就制成青霉素眼膏用于门诊，收效甚大。
  刘氏兄弟中有通晓化学的，因此在药品检验和门诊化验方面，民生药房做得也不错。药房改组之初，他们就将化学实验仪器挪作医药品检查之用。为了开展药品的鉴定还特地由上海购置一批试剂和仪器。解放前常发现伪劣商品，所以对药品在用前都要通过化学试验来鉴别。曾发现上海友谊药厂出品的“消炎片”中参杂淀粉高达50％以上。对于某些用量甚小的剧药，如可待因、颠茄浸膏等都先讲行定量分析，合格再用。因为这种药品如含量不足，医生在处方中开上0.01或0.015克，就会无效了。
  当时医院用于钡餐透视的硫酸钡，市上常常缺货。民生药房曾由上海购进一批，由于该药用量大，每次要吞服150克，为慎重起见，按照《中华药典》的鉴定方法进行了检查，证实完全合格后才在门市部发售。北门医院凡开处方外购时都注明到民生药房购买，病家买至后，医生还要检视有民生药房开付的发票后才使用。
  解放后，卫生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民生药房开展门诊化验业务。请来陈义昶技师作指导，专门从上海采购了一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以及离心机、血球计等仪器和各种重要试剂。除了作血、尿、粪、痰四大常规外，还作了其他一些检验，如疟原虫、阿米巴、结核菌的检出等等。并制订一系列的操作规程。检验设备和操作技术，在当时说来也达到相当水平，并在门诊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乌市新医药同业公会组成联营“和平医药社”后，民生药房就将其全部的化验设备投入，为该社的化验室打下基础。
  刘氏兄弟是好学的，在改组药房之初就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医药书籍攻读，还考虑到当时乌鲁木齐没有经营医学书籍的书店，购书非常困难，他们从上海采购药品的同时购进一些医学书。如《邱氏内科学》等等，以后又和杭州新医书局联系，采购很多新出版图书：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药物学、制剂学和药物分析等。还有视力表、药房配伍禁忌挂图等等。这些书籍都是按原价供应给同业，对提高西医同业的医疗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
  解放后，乌鲁木齐的西药从业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积极作用，组成“西药同业公会”，由姜振丰任主任，刘竹溪任副主任。他们为了提高同业成员的水平，于1950年组成了新医药进修班，利用晚间上课。当时的开业医生虽然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基础有限，经过一年的学习，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以后的合作化打下了基础。
  1952年，杨柳青人刘竹溪与同人们研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民生药房加入了和平医药社（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市西医第一门诊部）。至此，民生药房的从业人员都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