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清道光至民国年间（1821—1948），杨柳青年画业逐渐走向衰落。
  道光年间（1821—1850），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画店，为了扩大竞争能力，先后析产，分立门户，戴氏分出了“美丽”、“廉增利”，齐氏分出了“惠隆”、“健惠隆”，时有“廉增、美丽、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之说。富裕人家见到年画行业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开办年画作坊，竞争日趋激烈，但好景不长，随着清廷之势渐衰，尤其鸦片战争后，内外兵事节生，年画销路年年有减无增，年画行业渐入困境。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兵驻静海、杨柳青，兵势强盛，此间年画作品有了改革，增添了歌颂和适应太平天国画幅，但销路受阻，利润大减。
  同治年间（1862—1874），随着清廷日趋衰落，兵连祸接，年画业已步入艰难的运作时期，不得不开发新品种占领市场，爱竹斋、戴廉增画店推出了“洋林”、“格锦”新画种，运销新疆、内蒙等地，艰难地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两种画没有人物、动物，皆园林、古建之类，深受少数民族喜爱，但在内地则不适销。这时画店作坊大减，据考尚存戴廉增、美丽、廉增利、齐健隆、惠隆、忠兴、增华斋、杨正记、福成、三益斋、义和东、双义厚、振记、德记、和贸怡、玉盛、庆德厚、张义源、忠义厚、李盛兴、义盛合、义盛永等34家，依靠传统销路，仍可断续的销往河北、东北、绥蒙等地。
  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了讥弹腐败官僚的讽刺画和抗御外国侵略题材的年画。自鸦片战争后，政治腐败，割地赔款，苛捐杂税，日甚一日，河流水利无钱治理，自然灾害频发，农民购买力普遍下降，因之年画销路日窄，部分画店为打开销路，降低成本，采取压低人工描绘的工价、使用日本进口的“洋粉连”，远不如国产的“锦连”柔软耐用，切易泛黄，颜料也采用进口的“普鲁士兰”和“禅绿”，一经遇潮即行褪色，而压价加工费导致面画粗糙，使年画失去了淳朴富丽的特色。也有几家仍用国产纸张和颜料，又因成本高，无利可图。两种做法，最终导致失去市场。使年画行业纷纷倒闭，所剩无几。
  清末至民国年间（1909—1948），辛亥革命后，创建了民国，政权把持者仍然是逊清的旧官僚、旧军阀，他们对本来风雨飘摇的年画业，借维护旧风俗、旧道德为名进行“甄审”，当时通过画店行贿，才勉强批准了王绍田画师的历史故事画数十张，不久直奉交战，政局动荡，不了了之，同时直隶教育司社会科石印了部分年画，称“改良年画”。因艺术性降低，群众不愿购买。
  民国初年，艺博林画店改为德利生印刷局，专印“改良年画”，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欧战以后，天津市场上有了进口油墨，由张钰甡（已故，南开区政协副主席）创办了富华印刷局，从炒米店等村买去遗存的年画，研究画面特点，聘请画师重绘样稿，后由石印改为胶印，使营业蒸蒸日上，对比之下，杨柳青木版年画，逐渐失去竞争力，画店由大改小，有的成为家庭副业，或每年只印些门神、灶王之类维持生活，迫使最后一批画店齐帐收市，只有新记、德盛恒、永增利三家因东北尚有一些传统关系，断断续续地接受订货，如此维持数年，到1930年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政府后，因交通中断，即告停业。至此，杨柳青镇再无一家画店，年画艺人改谋它业。
  尤其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在敌人的兵燹马祸践踏下，年画画版劈毁无计，或被敌人用来搭盖碉堡，用来铺路、堵决口，到处是散乱的画版；杨柳青年画的一些珍贵古版，被当做劈材，卖给饮食摊点，焚于炉火，几百年的艺术精华，濒临灭绝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