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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原因
  一、地方治安恶化：
  地方治安恶化，始自民国十七年（1928），是天津商帮由盛转变的起点。
  是年，新疆第一任省主席杨增新于七月七日被政务厅长樊耀南刺杀。杨曾是镇迪道道员，他在任期间，一直把新疆看作是世外桃源，一贯锁关自守，他从政一生，积40年之经验，凡有异已者，皆设法除掉，或软困省城，决不放入内地，对天津商帮风云人物更是严加控制，迪化商会会长杨绍洲等均在“软禁”之例，时杨绍洲已被委任银钱局总办，继因查他有挪用公款之嫌，虽作假蒙混过关，但被杨增新视为心腹之患，始终软困杨绍洲于迪化，不准回津，给天津商帮精神上带来很大压力；镇迪道员樊耀南因积怨对杨增新不满，他私自放一批人出境，杨增新立即手谕额敏知县在塔城路口盘查，额敏知县预略事关紧要，便把当地“商总”韩乐三（津帮商会会长）请出来参加盘查，结果查出秘密夹带的字条，有“省军不堪一击，若有劲旅一师，可席卷全省”。上下款全是暗字，但字迹可认定为樊所写，事关重大，以致事态发展到樊寻机刺杀了杨增新，但很快被金树仁制服，金原为政务厅长，一举当了省主席。从此，人心慌慌，导致了新疆政局不稳，地方治安严重恶化，以致烽烟四起。
  民国二十年（1931），驻哈密小堡的省军连长张某，强娶维族少女为妻，导致哈密回民暴动，以和尼牙孜聚首指挥，屡败省军，和某又把“甘宁新联军司令”马仲英引出玉门关，以助声威，省军分守哈密新旧两城，久攻不克转攻巴里坤，为解哈密之围，省军由迪化指挥部派军来援，省军屡败、而后由“归化军”（苏联十月革命期间，溃逃新疆境内，后被收编的白俄部队）解了哈密之围。
  和尼牙孜的叛军在撤退时，劫持了白俄富商格米林肯400驮金银细软及货物，又遇同伙尧乐博斯的队伍，因分脏不均而分道扬镳，尧乐博斯父子的队伍，屡次打劫客商，适曹万子骆驼队认为哈密解围，已经平安无事，被迂回的尧乐博斯队伍撞上，骆驼队藏有天津商帮的上千驮回货，先期劫了20驮，以为只是棉花，足够做棉衣使用（先劫的格米林肯货物中分得了一些布匹），打开棉包一看，里面夹藏黄金，马上又叫队伍追至猩猩峡附近，再次打劫了大批回货，过了猩猩峡经盘点共捐失货物300多驮，都是天津帮祥记、裕昌源、复昌隆、福泰成、德泰公等商号的回津物品，共损失黄金足有20000两之多，从此骆驼队的运输开始败落，同时天津商帮也因受到大损失而不敢冒险，以致切断了大批货源进出新疆。
  民国二十一年（1932），相继引起吐鲁番事变，在省军撤离时，有八百多商民随行（主要是津帮商人及眷属），俟至迪化时只剩下二百多人，余者多死于战乱，不久战火扩大到鄯善、托克逊、库车等城，使西路各县先后暴动，南疆道阻，全疆大乱。
  同年，由马仲英引起的西北疆民族仇杀，伊犁的天津商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户和汉民横遭焚杀，十室九空，许多商户逼得关上大门放火自焚，致使伊犁商户一厥不振。
  相继民国二十二年（1933）发生了叛军包围省城迪化的战役，各商户关门停业，由商会组织“商团”轮流上城防守，各商户也在收拾细软、藏匿金银，以防万一。四月十二日，驻迪化的“归化军”200余人叛变，由商会出面调停，幸未酿成大祸。此后连续三年间又有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等城发生事变，从南到北使新疆的局势动荡不安，天津商帮已无法正常的经营，竟连生命财产也无保障，天津商帮在新疆各地的经营，骤然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二、军阀杀人如麻
  民国二十二年（1933）被叛军轰下台的金树仁在逃往塔城的路上，通电下野，由盛世才当了省主席。盛趁“九．一八”事变后政局动荡，在新疆倒戈，劫夺了在新疆的军政大权，用恐怖镇压手段统治新疆，到抗战胜利前共杀5万余人，刻于1945年的《冤骨同归碑》，记录了这一史实：“…辽宁开原盛氏世才乘乱倒戈，劫取政权，军民两政，掌于一握，残酷横暴，…无辜逮系者十数万人，杀伤五万余，三十一年（1942）五月二十七日，同时惨戮弃髐者三百六十四人，类斯难尽举，抄没民财万万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天津商帮一批有资望的人士也未得幸免，先后有石寅甫、董耀三、董树棠、王子卿、戴敬泉、尚聘卿、韩君璧、任明吾、蔡金铎、周海东等，皆借故入狱，除董树棠不久被保释外，余多害死、病死，或一直关押到盛世才下台才得释放。
  其中德兴和的闫应午，因早年拒绝盛的赊账，被扣上长枷，带上脚镣，打入死牢折磨而死；同盛和的曹余三，突然在夜间从家里被锁走，他入狱的借口是白俄富商胡赛音有牵连，胡赛音的罪状之一是：在民国九年（1920）白俄军队溃入新疆时，替白军接受了日本人的一大笔援助款，交接该款是在吐鲁番同盛和葡萄园经周耀亭经手办的。这纯系无中生有，因在杨增新时期，尤其对外国人入境监视很严，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接近，显然曹余山做了周耀亭的“替罪羊”。
  民国三十三年（1944）盛世才在奉调重庆时，故意托延时间，趁机把在新疆省府和各部门供职的中共党员（早些时候已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多次严刑拷问后秘密杀害。
  在同期被杀害的还有天津商帮的石寅甫等十多人，据乌鲁木齐市政协于1986年9月17日的证词中提到“前迪化总商会副会长石寅甫，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力抗战活动，后被盛世才捕杀狱中，此人在全疆工商界中颇有影响……”
  在盛世才军阀独裁恐怖的统治下，人人自危，是天津商帮经历的最残苦的统治时期，惨遭其杀害的津帮商人100余人，同时受到封门、抄没家产等的非法待遇，受株连迫害的不计其数。
  三、日寇强行阻劫
  （一）“七七事变”以来，华北内地大部沦陷，天津商帮在京津一带主要货源地落入敌手，大宗商品被控制、禁运、查封、或被没收，各大商号津庄的业务往来陷于停顿，南货断庄，不再北来，新疆的回货趋减，偶有向新疆的去货，要冒极大的风险，日寇和汉奸的各种关卡层层阻劫，通信联系也受到限制。
  （二）交通中断：去往新疆的几条通路被隔断：1．自苏联发生“十月革命”，俄台运输逐渐停顿，缘于日寇侵占东三省，控制了北宁铁路、南满铁路，北去苏联的货物，根本不能通过铁路运输；2．骆驼队已不去新疆，仅绥新汽车公司的汽车，尚可艰难的运行，约需一星期才有二、三辆汽车运行一个班次，日寇日趋逼近，屡被劫持，百灵庙附近日寇经常出没，见车就劫，被迫停运。
  第二节 结局
  一、商帮败落
  自光绪十年（1884）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辉煌了70多年的“赶大营”，由于新疆地方治安恶化、军阀独裁专制和“七七事变”日军侵华的影响，使天津商帮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和打击，营业逐渐萧条，由于货源断绝，回货受阻，资金大量积压，尤以各大批发商损失惨重，纷纷抽走资金，主要去向是转移天津，另谋别业。数十户巨富，独资或合资在津开设了银号、钱庄、麻袋厂等大型企业；另一部分则把资金转移到家乡，在杨柳青开办了数十家规模不等的工商企业；天津商帮在新疆开始分化和重组，由大化小，店铺接兑易人，规模缩小，造成大量人员闲置，最终导致减员，失业者多改操小手工艺匠、服务行业、勉强维持生计或辗转回乡它就；各大商号设于外地外埠的分号、货庄在“七七事变”后短短的二、三年内均于撤销，多余人员就地资迁。多数店铺，因天灾人祸，被迫倒闭曾受军阀打击的商户，则家破人亡。
  “八大家”在新疆的营业，只剩下空壳应付局面；然伊犁安文忠开设的文丰泰京货店，早于宣统元年（1909）即密作撤离准备，至民国十年（1921）齐账收市，完全撤离新疆。安当年预见新疆形势日益恶化，虽即抽走巨额资金，在天津投资银钱业，落个“家财万贯，衣锦还乡”，他是最早到达新疆，又是最早撤离新疆的，也是唯一未受损失的一户。
  二、艰难守业
  新疆和津京内地交通阻隔，货源断绝、京货售罄，大部分商户，只能座地购销，仅能从俄商手中进货，但品种有限，代以土产充柜，多持小本经营，维持现状，利润大跌，时有破产者，关张倒闭。
  众多的失职者，打破行业界限，各自寻找出路，有一技之长者，因以为业。各地以饮食服务行业取代了“京货”行业的兴旺，重新出现了一批本小利薄的肩挑、推车、摆摊经营的小商贩，虽获利甚微，但无风险，仅能糊口而已。
  轰轰烈烈的“赶大营”风光不再，完全转入低谷时期，这样持续了十多年，迎来了全国解放。
  三、重获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逐渐复苏。经过各时期的动乱和变革，仅剩乌鲁木齐一地尚属繁华，津帮商户，仅剩大小四百多户，其中小商小贩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余各城的商户总共有二百来家，大户也只有十几家，原本保留下来的商号，至1956年大部分实行了公私合营，重新获得生机，著名店铺成为中华老号，其它归并到相关行业。
  新中国建立初期，赶大营最早的商户，多已传代四、五，因历史上曾有一段辉煌，其子弟重视学习，自聘或在本店兼聘塾师授课，故其皆通文墨，文化素养相应提高，新中国建立后其子弟多参加到各项建设中去，不唯从商。而后的第六、七代人，有了深造机会，如今赶大营的后裔不乏知识分子，获得教授、工程师、研究员等中高级职称的大有人在，成为祖国有用人材，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