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光绪十年（1884）前后，随军进疆的第一代杨柳青人，多数改营了座商，从此“赶大营”进入了持续发展的经营盛期。直到民国廿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受其影响，经营受阻，“赶大营”难以为继，由盛而衰。
  “赶大营”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峰，每次持续二、三年，三、五年不等，出现高峰的诱因，都是天津杨柳青一带遭受了特大水旱灾害。
  首次高峰出现在光绪元年（1875），属随军时期；其后两次高峰都发生在“赶大营”的盛期，分别在光绪八年（1882）、光绪十六年（1890）。
  “赶大营”出现三次高峰的特点是：第一次是在征战年代，从肩挑小篓发展为座商，在新疆历史上破天荒的出现津京风貌的店铺；第二次，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天津商帮”，构成全疆的经营网络；第三次，工商分流，发展到“百艺进疆”和多种经营的格局。连续出现在盛期的两次高峰，是“天津商帮”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新疆境内分布
  自光绪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六十多年里，天津商帮在新疆开办的店铺，先后有两千多家，号称“三千户”。商帮店铺最密集的地区是在北疆，且多集中在当年清军进兵的沿线大城。
  迪化是津帮店铺最多的城市，到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在迪化“大十字街”（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几乎全部是津帮商户，“酒肆茶寮，鳞次栉比，其繁盛之状，尤似京华”，时人把杨柳青人集居的街区，称“杨柳青”，迪化城又有“小杨柳青”的别称。
  源源不断进疆的杨柳青人，使迪化“人满为患”，便向南北疆的边城外县扩散，先向迪化的原有大户进货，仍做肩挑生意，经历一年半载，或者数年，待积累了一定资金，便在外县落地改营座商，但实力难与老城大户竞争，便在偏远地区落户，流传有“要想富，上南路”、“要发家、上北丫（北丫，即塔城）”的说法，这些地区向来缺少商业，仍然是发财的好地方。
  “北疆”津帮店铺的较集中的地区有伊犁、古城子（奇台）、哈密、塔城等地。“北疆”商户密集的原因是：依靠省城为政治中心，各方面信息灵通，便于和家乡内地联系，易于掌握商机和行情态态，清军守备力量较强，富有安全感，满汉人口相称集中，消费需求大，而且地近关内，有进退之便。
  “南疆”共有八城，地域偏远，生意好做，津帮店铺较集中的城市是喀什噶尔、阿克苏（温宿）、喀喇沙尔（焉耆）、库车、和阗等城，受地理、交通因素的制约，不如北疆繁华。
  二、河西走廊的分布
  当年清军进军新疆之际，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南面是绵亘两千多里的祁连山，北面毗邻外蒙古的马鬃山，这一狭长地带，宽处数十里，窄处仅里许，故称“走廊”）曾滞留了不少的杨柳青商贩，其后若干年间陆续改营店铺。进入新疆以后成为大字号的商户，如伊犁的文丰泰、迪化的同盛和等，为运转方便，反向“河西走廊”沿线城市设立分号或货栈，开展仓储、中转和批发业务。
  “河西走廊”是进入新的主要交通路线，是杨柳青商人出入新疆的一条热线，在这一带经商，习惯上也叫“赶大营”。
  “河西走廊”店铺较多的城市有肃州（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这里是历史上的贫困地区，一些字号都与新疆密切往来，依赖和借助新疆的关系，如春茂和等字号，终成巨富。
  三、其它分布
  津帮“八大家”除在新疆的网络外，多数在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设有货庄，组织货源、销售回货和融通资金，开办子店、联营店、设立钱庄、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