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西青区的考古发现及古代面貌
  李刚
  西青区一带地方，有文字记载的史实，仅可以推溯到金代武清县设柳口镇巡检。有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文字记述是在明代。明代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南北大运河浚通，遭运逐年发展，便给杨柳青带来繁荣，很快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各地移民纷至沓来，在此占田安家，行旅商贾日渐增多，使一个普通小镇逐步发展成中国北方的文化名镇。
  然而，对于西青区古代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元代之前究竟面貌如何，本文仅从历代出土文物考证的角度，并且结合相关历史典藉,肤浅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供作研究西青区古代面貌的参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冬，在东郊区张贵庄发现战国时期的墓葬，从而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了为扭转天津地区“无古可考”的印象，填补天津古代史的空白，天津市文物考古工作者从1956年开始在渤海西海岸，全长150余公里，宽约80公里的狭长地区内，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古代文化遗址调查。由天津市考古工作者和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联合组成的调查小组，先后在1957年、1958年、1960年三次深入到当时的西郊区、南开区农村地带（I960年2月至1962年2月，西郊区一度合并到南开区）。经过几年的艰辛调查、试掘，在境域之内的张家窝，当城红土岗、大任庄、梨园头四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另外，在梨园头、邓店、王兰庄，独流减河岸还陆续发现了鹿角。
  1958年3月，西郊区文教科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宣传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切实保护好座落在当时区域内，具有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的南八里台、十八岭子两处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特做出“要保护遗址原貌.不得私自挖掘”、“发现出土文物不准破坏、抛弃、或归私人所有”、“并责成古遗址所在乡、社负责保护”等若干规定。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之后，从1985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西郊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天津市有关领导部门的部署，在1987年，1992年开展了两次文物普查，在普查过程中，又相继发现了多处清代之前的文化遗址。即将面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卷》中载有西郊区的文物史迹遗存为47处，属于天津市文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县之一，前述西郊区的几处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以大任庄，张家窝两处遗址的出土文物种类最齐全，对此特作以下简要介绍。
  大任庄战国文化遗址，是于1959年冬进行发掘的，经鉴定属居住遗址。主要出土文物有粗红陶釜、泥质灰陶浅盘豆、灰陶罐，、筒瓦等，其中尚有一件完整的虎纹半瓦当，尺寸为直径18厘米、高9厘米、通长15厘米，纹饰为一只昂首翘尾似高声吼叫的猛虎，造型十分生动。出土的一件完整的筒板瓦，长47厘米、宽23厘米，瓦的端部装饰横弦纹10条，背部密布竖绳纹。半瓦当呈半圆状，即筒瓦之头。战国时期的建筑物多使用半瓦当作装饰之用。秦汉以后筒瓦的端头采用圆型瓦当装饰，直至现在。上述出土的虎纹半瓦当与考古工作者在武清县城上村（即古泉州）遗址发现的虎纹半瓦当、筒板瓦，无论是型制，或纹饰，如出-辙。证明当时大任庄一带存在高等级住宅的可能性。
  据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韩嘉谷研究员（已退休）回忆.张家离战国时期文化遗址是在1959年发现，1960年试掘的，此时，西郊区行政建置，根据天津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需要，已被撤销，井入南开区。这样，考古试掘工作，曾得到当时南开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助。这里应当说明一点的就是，文物考古方面的学术文章，从送稿到发表周期较作，张家窝战国文化遗址的发掘学术报告直到1965年才被《考古》杂志发表，1962年后，天津市四个郊区已经恢复建置。学术报告笈称为西郊区张家窝战国遗址。原位于西郊区境域内的南八里台，十八岭子两处战国遗址，随区划调整，1958年划入河西区，62年后又改属南郊区。“文化大革命”前，学术报告发表时，则改称南郊区南八里台，十八岭子战国文化遗址。
  张家窝战国遗址，位于该村东，面积有三千二百平方米，经试掘出土文物有粗红陶釜、泥质灰陶罐、浅盘豆、纺轮等。其中有一件完整的“燕国鬲”，鬲为古代先民使用的陶制蒸煮器，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炊具，这件陶鬲，三只袋状足、敛口卷沿，深腹圆鼓，器型表面施绳纹饰图案，无论从型制或纹饰上观察，皆与蓟县出土的陶鬲制作工艺近似。张家窝战国遗址仍为居住遗址。
  1984年，在李七庄乡大倪庄村附近，距地表层3米的深处，出土了战国时期属于燕国的货币——“明”字刀币，每枚通长15厘米，柄部和身部曲折如磬，故亦称“磬折刀”。这种货币大致铸行于公元前284年前221年。
  燕国鬲，明字刀币的发现，为我们理清战国时期，西青地区的行政归属提供了可靠的佐证资料。
  通过以上出土文物，有力地证明了早在二千四百馀年前，在西青区这块土地上，已经星星点点出现了我们的先民，在此劳作生息。此外，随着铁质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西青地域也随着广阔的天津平原一样，进入了全面■的文明开发时期。
  与西青区毗邻的津南区八里台镇巨葛庄村（该村庄1953年5月一1956年2月曾一度隶属当时的津西郊区），在一处方圆仅十里的范围内，就发掘出战国遗址9处，其中有一批铜制兵器及铁制农具出土。若用“村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来描述这里的情景是不会过分的。
  西青区的汉代出土文物，主要是陶器（残）、五铢钱币等。秦汉时期以泥质灰陶器皿的使用最为广泛。硬度高，不渗漏的泥质灰陶器。是时，逐渐替代了战国时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松散的、各类加砂红陶器。五铢钱是汉代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的一种记重货币，园型方孔。一铢约合13.92克。五铢钱是当时唯一通用的法币。沿用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行通（元）宝钱币制，准行七百年余。期间，虽然历经中国多次的分裂状态，但各封建割据势力仍按五铢钱的规范铸造货币，只不过钱币表面的名称有所变化罢了。西青区汉代分别隶属于渤海郡的章武县，东平舒县（县是我国最古老的目前仍使用的行政建置，它最早出现在春称时期南方的楚国）。
  史载，汉代渤海郡太守龚遂在全郡内实行的一系列安抚民心，勤事农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各项措施，被后世所传颂。龚遂为官清正廉明，赴任之时，渤海郡衙门闻遂将至，出兵迎迓。被龚遂斥止，单骑到达渤海郡府浮阳城（今河北省沧州市旧州镇）。龚遂劝课农家，提出每人要植榆一株，〓五十株（俗称“亶不辣），种菲菜一畦。每户农家必须养鸡五只，养猪两头。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利地促进了全郡农业发展。特别是到了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吏民皆富，全郡多有积蓄”。因为“比丰年”，竟然出现“谷石五钱”的情况。据说，这是因为“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石至五钱”。是历史上粮价的最低值。后人为缅怀龚遂功不可没的政绩，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为其立传，永载史册。清代著名的史志学家祖泽潜称赞龚遂“自古言吏治者，皆以龚渤海为最”。总之，龚遂在渤海郡实施的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为我们研究本地域农业生产发展史提供了具体的史实。
  公元9年，王莽篡政；为摆脱统治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托古改制措施。是时，渤海郡称迎河郡，章武县称桓章县。刘秀复汉之后，郡县恢复原称。
  在两汉时期，多次发生过渤海水溢的灾害，海水随溢随却，渤海沿岸的片片盐戚土壤，就是海水退却后的产物。今西青地区也当然受到波及。
  东汉末年，曹操为平定盘据在河北一带的割据势力，北上攻打乌桓。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始，征调民夫，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以利军需。平虏渠南起今河北黄骅市境内，经青县、静海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青县至静海县独流镇之间的南运河段。平虏渠进入西青区境域后，与原有的泒河汇合为一流，流经西青地区，向东在今东丽区军粮城一带又与泉州渠交汇，向北流经今宁河县境，在今宝抵县又与新河渠交汇。因此，沟通了华北平原北部以往独立入海的诸河道，而合流于今天津市东部入海，发展了农田水利灌溉，并初步形成海河水系航运网络。
  公元四世纪，西晋王朝灭亡之后，王室成员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史称“东晋”时期，中国北方陷入少数民族混战的局面，这就是习称的“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西青区先属于赵领有、后赵青龙元年（公元350年），新兴的鲜卑族势力，遣大将军慕容隽、慕容评率倾国之力，燕兵廿余万，自其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南下取赵地。得无终县（今蓟县）。旋经到处是沼泽的今西青、津南、大港地区，往南攻打章武郡。援据史料，章武太守贾坚自高成（今河北盐山县）率兵向北迎战燕兵，自高成以北150里处，与燕兵激战，坚败。章武、河间二郡旋归前燕占有。公元352年，前燕兵克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前燕占据约为今河北省一带十八年。
  南北朝时期，西青境域先后隶属北魏，北齐的章武郡平舒县（今河北大城县，东平舒县在北魏太和十一年去“东”字）。北齐时期，高齐的势力占据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此时，农书《齐民耍术〉问世，对于改良和发展耕作技术起了一定作用。因而给社会带来了短暂的昇平景象。西青地区周边的河北黄骅、青县、盐山县出土了多方北齐墓志铭、墓主人有许多是庶民百姓，刻石志墓盛行说明当时民间生活的富裕。1973年，大寺镇芦北口村出土一件青瓷盘口四系注壶，经鉴定，即属于前述南北朝时期的遗物。
  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鼎盛阶段。将秦代实行的郡县行政建置改为府、州、县三级行政建置。西青地区，隋代改属鲁城县，唐代乾符元年（公元874年），鲁城更名乾符县。据考，鲁城县更名因当时当时遍生野稻、水谷、救活十余万靡集此地的河北省流民，当地吏员视为吉兆，上奏朝廷，以年号“乾符”更名（注：古代城郊的范围相当大，约合现在百里或百二十里左右）。这样，西青区南部乡镇的一部分境域应当在此范围之内。乾符县故址今存河北省黄骅市与静海县、大港区的结合部，属黄骅市齐务乡。
  五代十国时期，乾符降为寨，其地方行政机构移驻乾宁军。是时，西青地区隶属于乾宁军。乾宁军为唐昭宗乾宁年间置、治所在今河北省青县清州镇（军为唐代防戍机构名，一种军政合…的政权体制。五代开始，到宋代曾为正式的行政建置名，相当于州或相当于县的两级，乾宁军当时相当于县）。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石敬璃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乾宁军亦含在其内。这个时期，辽尚未有正式国号，用契丹族称代国号。俟国势壮大之后，定国号曰“辽”。辽出自于契丹语，代表白色之意。
  乾宁军入契丹疆域之后，升为宁州。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周世宗亲征伐辽，同年四月，宁州刺史王洪纳城出降，宁州收复后降为县，更名永安。北宋又复称乾宁。实际上乾宁军、宁州、永安县、乾宁县是一个地方。只不过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名称上发生变化罢了。
  北宋，改乾宁军为乾宁县，今西青区中南部地域仍然隶属于此。之后，一百余年时间内，乾宁县时省时置，北宋时期的地理全书〈太平寰宇记〉载：乾宁军南北五十九里。〈武经总要〉谓：沧州，北至乾宁军九十里。
  西青区唐、宋时期的出土文物主要有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海马葡萄”铜镜等。海马葡萄镜亦称海兽葡萄镜。葡萄原产在西域、中亚一带，由出使西域的西汉张骞等人带回中原。海马指古波斯帝国（今伊朗）的一种瑞兽，葡萄，海马等纹饰与中国古老的铸镜行业结合在一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宋代出土文物颇多，陇大量宋代各式钱币之外，较著名的具有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的是扬柳青镇西河闸出土的宋汝窑灰瓷大盘，西营门乡杨庄子村出土的宋代白釉刻花碗。这两件珍贵文物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陈列部。
  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自开国初年，便屡遭契丹贵族势力的侵略。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凡二十六年，辽对宋的大规模袭扰入寇共九次,其中第六次，咸平二年十二月（公元999年），.辽的精锐骑兵万余人，自雄州附近入侵宋境，经河间，棣州，深入到淄州（今山东淄博市）、齐州（今济南市）进行剽掠。虏获大批壮丁，鞍马兵仗宋真宗赵恒驻跸大名，督师将辽兵击败，辽兵因势单力薄，未敢造次。只好北归，回程之时，便途经今西青地区，驻屯泥沽，翌年退回北方。为了防范辽军犯边，达到限辽的目的，其实宋代朝廷自太平兴国元年开始，沿界河（今海河）以南的宋地置寨堡（音：铺）若干。这些寨堡实际上就是较大的军事据点，基本上建立在原有的民居村落，北宋朝廷派兵驻屯，寨隶属于县。每个寨朝廷皆派驻行政官员。是时，在西青地区内设有当城、沙窝、百万、小南河诸寨。有些寨堡的名称一起沿用至今，成为村庄名称。可见当时的西青地区已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和村落的分布。据史料显示，每一处寨堡的人口由二百余人至千余人不等；户数由百余户到五百户不等。宋代的寨堡除当城寨有一定规模（援据《方舆记要〉），其它的皆较小。西青地区的几处寨堡，在军事方面直接由沧州横海军经略，行政方面，当城、百万、沙窝三寨隶属乾宁县，小南河寨隶属清池县（今沧州市）。横海军为军事机构名称，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置后废。五代后唐复置。宋代因之。金初废。横海军节度使驻沧州清池县。今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董林村有首任横海军节度使程日华及其子程怀信墓葬。
  公元1005年，宋辽渲渊之盟订立之后，双方紧张的军事对时状态有所松弛。寨堡便失去了它本身具有的军事意义，这样，有些较大的寨堡则改为县。此后百余年当中，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加之远离宋都开封，供给给养难以筹措，宋驻沧州地方官吏一方面在水网地区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另一方面秉承宋廷旨意,’开放禁令，置榷场，与辽方进行贸易，补充生活日常用品。宋朝廷派出吏员对榷场进行管理。宋输出辽境的货物主要是茶叶、布匹、大米、瓷器、漆器等。输入的主要为银、羊、马、骆驼、毛毡等。
  辽商将货物卖到宋境内各寨堡之后，大多携铜钱北返，久而久之，便扰乱了宋的金融秩序，故而长期严禁铜钱北流。然而虽有严刑峻法，并未遏止住铜钱走私北流，直到辽代的末叶。
  金灭辽、北宋之后，西青地区的一部分境域隶属武清县，并于柳口镇设巡检。1991年出版的《武清县志•政权〉则称之为：宋流口镇。可以推断今杨柳青镇的出现不迟于宋代。
  1984年在上辛口乡当城村出土的现藏于杨柳青博物馆的金代双鱼铜镜。是一件铸工精湛、纹饰逼真、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占代文化艺术品。是当时曾经为金所辖的佐证。
  1973年，天津市的考古工作者在小甸子村附近发掘出一处,元代军电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一件磁州窑产的“双风”纹罐，属国家一级文物。具有艺术价值的古代铜镜四件。余者大部分属铁质农具，如，犁锋、楼铧、耙齿、钏刀、铁牵引等，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印证了《元史》有关在天津地区进行屯田的记载。援引史料，西青地区元代的军屯隶属枢密院左右钦察卫（驻清州）屯田，其建制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根据天津市史学家研究认为，在大都（今北京市）附近实行屯田是缓解从江南运来的漕粮，因途远路艰，损耗过高，减少对漕粮的依赖。小甸子元代军事屯田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元代的生产关系，农业生产状况及那时我区先民的生活面貌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明代之后，因非考古研究范畴，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