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954年汛期，天津专区专员公署在驻地杨柳青和专区所属的各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选派代表，组成专区慰问团，分别前往永定河系及子牙河系的区属沿河各处，慰问防汛民工。八月上旬一天上午，我和另一位教师及三名同学代表小学同军分区领导及邮局、银行等单位的领导，组成专区永定河系防汛慰问团。山曹汉章副专员任团长，带领我们去安次，水清、固安等县慰问，从杨柳青乘火车到京津线的廊坊站下车，步行至落垡稍歇。就奔向永定河沿河村庄的河工集结处，召开慰问l大会，表彰防汛抗洪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晚上还要放映电影开展慰问活动。每天我都被各村干部群众齐心抗洪的事迹激励着，特别是曹汉章副专员的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爱护我们师生的事迹。更使我铭记心中。
  当时永定河水，含沙很多，且汹涌湍急，稍遇障碍，就转移流向。在讯期中，洪水冲向堤岸时，极易造成决口。所以防汛的民工，夜以继日地防守在河堤上。民工们自上堤以来，一直都不上防线，更不能回家看一看。很多干部，群众还把自己家里的房檩芦苇、柳树枝条等防汛材料，自动送到防汛前线，下定了坚次要制服永定河水的决心。每当慰问团进行慰问活动时，曹汉章副专员叫我打着慰问团的旗帜作前导，进入河工驻地的村庄，休息和吃饭时，就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一样的饭，有时吃小米面做的馍和咸菜，有时只能以山芋充饥。尽管所吃的饭就是这样简单，而曹副专员总是叫我们师生和他在同一桌吃饭，很是关怀和亲近。每当召开慰问大会时，事先要张贴标语，曹副专员就吩咐写标语的人，把标语原稿，交给我看一遍，要求我给予指导，当时我心里想：自己是一个普通群众，不但在文化上没有多高，在政治上也感到自己的水平还低。但使我对曹副专员的谦虚谨慎和尊重教师的态度，深有感触。
  在慰问团需要渡过永定河，到对岸去的时候。曹副专员曾多方面向当时农民打听应注意什么事项。如乘船人在河滩上等候上船时，不能持久站立不动，应时时移动脚步，以免两只脚陷入泥中，不能自拔。在乘船中要注意河水流向的变化。如遇渡船随河水流向突然改变而摇摆颠簸时，人在船上站立不稳，容易掉入河里，发生危险。这些应注意事项，曹副专员都再三向师生叮嘱后，才带我们到河滩上乘船过河。
  一天中午饭后，我们正在一户农家休息，忽然天降大雨，时间一久，雨水就把所住的房基冲掉不少泥土，有房屋倒塌的危险。曹副专员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叫我们和房东一起动手砍柳树枝条，又抱来柴草，横向埋在房基四周，填实泥土，保护房基不受损失。住房保住了，大家都成了水人泥人，曹副专员也是一身泥水。房东对大家连声致谢，他只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从中亲切地体会到了鱼水般的干群关系和党的优良传统，深受教育。
  因为当时阴雨连绵，田间和道路一片汪洋。一次，我们慰问团在进入村庄时，要经过一段涉水行走的路。曹副专员就事先一面向农民借用大簸箩，让小同学坐在簸箩里，由慰问团的其他成员推着前进；一面又安排慰问团里军分区的解放军同志，跟随我一同涉水，我头顶背包在右方，解放军同志在左方，一起趟着没过腰部的洪水，慢慢探索行走。我不慎迈入水下路旁的壕沟里，全身被淹没，眼前立刻一片漆黑，不知所措。幸亏有在我左面的解放军同志，马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水下提上来站稳，又把我掉在水里的背包托出水面，我才避免了一场生命危险。当时我对这位解放军同志，以及时刻关心我们的曹副专员感激万分，直到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还记忆犹新。
  慰问活动结束后，在返回杨柳青时，永清、固安两县的许多农田和道路都被雨水浸漫，使我们行路极为不便。当时曹副专员决定，自己与其他慰问团成员，都手拄拐杖涉水步行。唯独安排我们师生五人，乘坐农民的马车，绕道而行。因为有一段路要经过一大片苇塘，曹副专员怕我们师生不安全，又安排解放军同志，携带手枪，沿途作保护，然后规定了集合地点杨村镇，才分别各自上路。当我们师生平安到达集合地见到了曹副专员时，他才放了心，并对我们安慰，然后同乘火车回到杨柳青。
  我从参加慰问团的活动中，在曹副专员身上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小学教师的尊重，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抚是很深刻的。不免使我连想到在旧社会里，流传着“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把做小学教师工作，当作贫贱的职业。我在日伪时期开始做小学教师工作，我们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面前，是亡国奴。我们的生命是在日本人手心里攥着。日伪官吏对我们小学教师、污辱、打骂是经常的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正在学校给学生上课，突然伪保长和国民党士兵来了，告诉我马上“拨夫”，去修杨柳青外围的土围子，当我被迫到“北门”附近劳动时，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头目，拿着手枪，硬说我不好好干活，带头怠工。接着大喊大叫：“不老老实实的干活，就枪毙了你！”这与我如今感受到的情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怎么不使我感激共产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