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忆在土改运动时期参加宣传演出
  李顺平
  杨柳青镇解放后的第二年冬天，当地开展了土改运动，镇政府在土改开始后，为调动农民土改积极性，首先进行宣传工作。当时我正在杨柳青第二完小读书，学校按照上级指示，为配合土改宣传任务，决定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1949年的冬天，学校曾组织我们六年级的学生排演，那时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学生，也是解放后由原来的私立安氏小学改建为第二完全小学校的第一届高小毕业班，每天除正常上课外，还得背台词、学歌曲，晚上课外时间排练，在校长杨立江，音乐老师王承惠、唐永祥、美术老师陶松年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整整一个冬天到年底前赶排。在排练的冬天里，师生们都很积极，很刻苦，很团结，每天晚上都得10点多钟排练才结束，同学们互相照顾着结伴回家。那时学校的设备很差，剧本由老师或学生自己刻印，学唱歌曲只有一架风琴伴奏，老师们为了把歌剧演好，自己动手制造板胡、二胡、低音胡，提高音乐伴奏效果。演出时的布景、道具也是老师们绘制的，刮风、下风、打雷、下雨等拟音效果，是用铁片、木板、纸屑等自己弄，服装都是向同学家里借用的。在排练中，校长和教师集体导演，由于同学们的理解能力还很低，他们一段段地说戏、教唱，后来学校还请了当时驻在二街的专区文工团的李正同志给导演，一遍遍地教导，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排练成的。
  上演歌剧《白毛女》的主要演员：饰喜儿的是王庆友，饰杨白劳的是李金隆，黄世仁由张庆年饰，穆仁智由王树湛饰，黄母由任成明饰、王大婶由张兆锐饰、赵大叔由韩正敏饰、大春由李顺平饰、大锁由陈以树饰，参加演出的还有陈永年、王炳堂、王孟泽、朱大森等同学。
  1950年元旦，首场演出在药王庙前搭起戏台，轰动了整个杨柳青，看戏的群众人山人海，师生们全力以赴的演出博得了群众的喝彩。我记得演＜年关＞一场时，杨白劳的死看戏的群众跟着流泪；演喜儿到黄家受苦被奸污后逃到深山，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几场戏时，引起群众对地主深深的仇恨；演到开斗争大会时，群众跟着台上一起呼口号。杨柳青解放后第一次首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获得成功。
  不久，又在杨柳青大会场与文工团部分人员联台演出，土改运动的宣传达到高潮，从此街头巷尾男女老少，喜欢看《白毛女》，也喜欢传唱《白毛女》的歌曲，这对当时开展土改运动是一个很好的配合，对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发挥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杨柳青解放初期教师的社会活动
  张荣山
  1948年12月20日，杨柳青刚刚解放，就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杨柳青市管制委员会。
  一天上午，杨柳青军管会委派梁固同志和孙寒晨同志，召开名校教师会议。会上宣布各个学校由军管会接收，所有教师由军管会领导进行工作。因为学校已经停课，教师们在孙寒晨同志组织领导下，为支援解放天津市区，在教师队伍中，建立了宣传组，开始是做高房广播活动，即是每到晚上，宣传小组的教师，有几人站在房下，举着小油灯，将解放战争的战况及群众应做的事，向站在房顶的教师，一句一句地念；房顶上手持白铁做成的喊话筒再向四周大声喊话，让居民各户都能听到。在白天，就用白灰浆，在各街道上书写大型的标语口号，让过路行人观看，为了使各个居民住户，都能够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组的教师还分片入户宣传，到一个胡同某一住户里，动员全胡同的居民，都到某一户去集合，听教师讲述解放军攻占村庄的消息和党的政策，以及人民获得解放的情景。
  在解放军攻打天津外围和市区时，由前线送下来的伤员，就在杨柳青运河南岸现在的十六街农户人家抢救和治疗。除医生负责医疗外，还需要有人为伤员的生活服务。因此杨柳青军管会就组织大部分教师，分住在有伤员的农户家，日以继夜随时照顾伤员们的生活。伤员一到杨柳青住处，先由教师把伤员的姓名、籍贯和所属队伍番号等分别登记入册，再接受治疗。在给伤员开饭的时候，服务的教师把每份饭送到伤员的面前，每天早晨到各个住伤员的房间打扫卫生，晚上给住伤员的土炕烧火。
  军管会为了初步掌握杨柳青市内地主资本家的不动产情况，别分配一少部分教师做调查工作，把较大的地主兼资本家的耕地，柳地及商号等情况，逐项调查登记，上报军管会。杨柳青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用飞机，不断飞到杨柳青上空盘旋，用机枪向下扫射或投炸弹轰炸。一天下午，当我去运河西渡口以北做调查时，一架国民党的轰炸机飞临上空，即刻投下炸弹，落在经堂庙以南民宅院内爆炸，一声巨响之后，该院的房屋全部炸毁。天上弥漫着一大片烟尘，久不消失。我们躲过了敌机的轰炸，仍照常进行调查工作，后来我听说，我的一名初小学生，被炸死去。另有一名同学，正当走过运河木桥时，也被敌机扫射，中弹而亡。对此，我更增加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
  1949年2月，军管会召开了小学教师座谈会，会上大家学习了有关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会后改组各校的领导班子，改变了各小学的名称，调整了各校教师队伍，就开学上课了。有些小学的领导和教师，利用下午课后的时间，自发地组织高年级的部分同学组成腰鼓队，秧歌队，歌剧队等。到排练成熟时，就由校领导和部分教师率领这部分文艺队，到杨柳青的三不管、药王庙前，白衣庙前等处作街头宣传。当时我们带领的学生文艺宣传队，在宣传时，先由学生打腰鼓或表演《兄妹开荒》歌剧用以吸引观众，然后再由我们教师，对四周的观众，就把事先参考党报的消息和资料，编写成讲稿，用大声宣讲。我们为使更多的群众，都听到宣传，还带领学生文艺队，打着彩旗，到碾坨嘴村、桑园村，马庄村等处，用同样方法作宣传，以唤起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
  在杨柳青解放初期，小学教师们政治热情很高，在上级领导的组织下，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和参加支前活动，对于教师本身政治觉悟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建国初期杨柳青镇的农民夜校
  李顺平
  建国以后，杨柳青土地改革结束不久，由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因为解放前上不起学，文盲多，识字的少，为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政府着手进行扫除文盲的工作，开始组织了农民夜校，成立了农民识字班。在组织夜校时，首先召开农民群众的动员会，由街长和支书讲话，宣传翻身农民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宣传旧社会农民不识字的原因和危害，有力地启发了参加会议的男女青壮年，他们都渴望学习文化，热情很高，基干民兵，妇救会干部带头报名，很快就组织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农民识字班，借用白衣庙第四完小的教室开课，老师由本街的私塾先生张鸿年担任。1952年，当时我辍学在家，被十四街政府推荐、镇政府文教科聘用，担任了十四街农民夜校的老师，接替了张老先生的工作，并对近百名学生进行了分班调整，把有些文化基础的和刚入学识字的划分为两个班，一班为文化补习班，二班为识字班，同在一个教室内学习，一班学语文、算术，二班学识字。学唱歌的时候合在一起。每天吃完晚饭按时到校，虽然学员们下地劳累了一天，但从不耽误上课，因此夜校办的很红火，很有吸引力，夜校形成了当时青壮年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园地，这个班一直坚持到1954年达到初小文化程度结束。
  1953年夏天，镇政府文教科根据全国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经验，扩大了扫盲教师队伍，在第三完小组织集训，迅速在杨柳青镇掀起了速成识字的热潮。镇内从一街到十六街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少，凡不识字的几乎都参加速成识字班。镇内五所小学校的教室全部借用开班，到处都是“勹攵冂匚”注音识字的读书声。再加上镇文化馆有线广播站设在各街道扩音喇叭的广播宣传，《夫妻识字》等歌曲的流行，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达到高潮。扫盲运动解决了一代文盲的实际问题，把旧社会造成的“睁眼瞎”培养成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冬季，镇文教科调我到15街夜校接替盖老师主教的典型班，这个班的学员基础好，已进行到初小以上的文化课程，我又教了一年多的时间结束，后来这个班的不少学员包括十四街夜校的部份学员，担任了街干部或后来农业社的领导干部。扫盲运动不仅扫除了大部农民文盲，也培养了部份街道或农业生产战线的人才。
  使我铭记心中的一段往事
  张荣山
  1954年汛期，天津专区专员公署在驻地杨柳青和专区所属的各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选派代表，组成专区慰问团，分别前往永定河系及子牙河系的区属沿河各处，慰问防汛民工。八月上旬一天上午，我和另一位教师及三名同学代表小学同军分区领导及邮局、银行等单位的领导，组成专区永定河系防汛慰问团。山曹汉章副专员任团长，带领我们去安次，水清、固安等县慰问，从杨柳青乘火车到京津线的廊坊站下车，步行至落垡稍歇。就奔向永定河沿河村庄的河工集结处，召开慰问l大会，表彰防汛抗洪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晚上还要放映电影开展慰问活动。每天我都被各村干部群众齐心抗洪的事迹激励着，特别是曹汉章副专员的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爱护我们师生的事迹。更使我铭记心中。
  当时永定河水，含沙很多，且汹涌湍急，稍遇障碍，就转移流向。在讯期中，洪水冲向堤岸时，极易造成决口。所以防汛的民工，夜以继日地防守在河堤上。民工们自上堤以来，一直都不上防线，更不能回家看一看。很多干部，群众还把自己家里的房檩芦苇、柳树枝条等防汛材料，自动送到防汛前线，下定了坚次要制服永定河水的决心。每当慰问团进行慰问活动时，曹汉章副专员叫我打着慰问团的旗帜作前导，进入河工驻地的村庄，休息和吃饭时，就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一样的饭，有时吃小米面做的馍和咸菜，有时只能以山芋充饥。尽管所吃的饭就是这样简单，而曹副专员总是叫我们师生和他在同一桌吃饭，很是关怀和亲近。每当召开慰问大会时，事先要张贴标语，曹副专员就吩咐写标语的人，把标语原稿，交给我看一遍，要求我给予指导，当时我心里想：自己是一个普通群众，不但在文化上没有多高，在政治上也感到自己的水平还低。但使我对曹副专员的谦虚谨慎和尊重教师的态度，深有感触。
  在慰问团需要渡过永定河，到对岸去的时候。曹副专员曾多方面向当时农民打听应注意什么事项。如乘船人在河滩上等候上船时，不能持久站立不动，应时时移动脚步，以免两只脚陷入泥中，不能自拔。在乘船中要注意河水流向的变化。如遇渡船随河水流向突然改变而摇摆颠簸时，人在船上站立不稳，容易掉入河里，发生危险。这些应注意事项，曹副专员都再三向师生叮嘱后，才带我们到河滩上乘船过河。
  一天中午饭后，我们正在一户农家休息，忽然天降大雨，时间一久，雨水就把所住的房基冲掉不少泥土，有房屋倒塌的危险。曹副专员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叫我们和房东一起动手砍柳树枝条，又抱来柴草，横向埋在房基四周，填实泥土，保护房基不受损失。住房保住了，大家都成了水人泥人，曹副专员也是一身泥水。房东对大家连声致谢，他只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从中亲切地体会到了鱼水般的干群关系和党的优良传统，深受教育。
  因为当时阴雨连绵，田间和道路一片汪洋。一次，我们慰问团在进入村庄时，要经过一段涉水行走的路。曹副专员就事先一面向农民借用大簸箩，让小同学坐在簸箩里，由慰问团的其他成员推着前进；一面又安排慰问团里军分区的解放军同志，跟随我一同涉水，我头顶背包在右方，解放军同志在左方，一起趟着没过腰部的洪水，慢慢探索行走。我不慎迈入水下路旁的壕沟里，全身被淹没，眼前立刻一片漆黑，不知所措。幸亏有在我左面的解放军同志，马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水下提上来站稳，又把我掉在水里的背包托出水面，我才避免了一场生命危险。当时我对这位解放军同志，以及时刻关心我们的曹副专员感激万分，直到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还记忆犹新。
  慰问活动结束后，在返回杨柳青时，永清、固安两县的许多农田和道路都被雨水浸漫，使我们行路极为不便。当时曹副专员决定，自己与其他慰问团成员，都手拄拐杖涉水步行。唯独安排我们师生五人，乘坐农民的马车，绕道而行。因为有一段路要经过一大片苇塘，曹副专员怕我们师生不安全，又安排解放军同志，携带手枪，沿途作保护，然后规定了集合地点杨村镇，才分别各自上路。当我们师生平安到达集合地见到了曹副专员时，他才放了心，并对我们安慰，然后同乘火车回到杨柳青。
  我从参加慰问团的活动中，在曹副专员身上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小学教师的尊重，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抚是很深刻的。不免使我连想到在旧社会里，流传着“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把做小学教师工作，当作贫贱的职业。我在日伪时期开始做小学教师工作，我们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面前，是亡国奴。我们的生命是在日本人手心里攥着。日伪官吏对我们小学教师、污辱、打骂是经常的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正在学校给学生上课，突然伪保长和国民党士兵来了，告诉我马上“拨夫”，去修杨柳青外围的土围子，当我被迫到“北门”附近劳动时，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头目，拿着手枪，硬说我不好好干活，带头怠工。接着大喊大叫：“不老老实实的干活，就枪毙了你！”这与我如今感受到的情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怎么不使我感激共产党呢。
  天津县中苏友好协会的建立
  李中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承认了我中国人民政府，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央由刘少奇同志负责做“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增强与巩固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于1949年10月5日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设在新的人民首都北京。并号召各省、市地、县、村都设立总分会、分会和支会。当时，苏联的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同志，带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到我国，先在1949年10月1日参加了我们的开国大典，2日和3日出席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又于10月5日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成立大会。苏联是我们开国时期最好的国际朋友。此后不久曾提出“中苏友好，无敌于天下”的口号。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后，各省市都先后成立总分会。河北省是1951年3月份成立的。天津县委决定：派我（当时我是小站区区长）和刘庆德（当时小站商会会长）两人代表天津县参加了河北省召开成立“总分会”的千人大会，当时河北省会在保定。大会开了五天，河北省委林铁、省长金城和省军区的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北京驻中国苏联大使馆也派人参加了开幕式。首先河北省长讲话、继之苏联大使馆代表讲话，并由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讲了“赴苏观感”，时而被掌声打断讲话会议开的热烈、严肃、活泼，盛况尤在记忆之中。
  我们带着大会精神，回来先找天津县委书记刘铭西同志和县长张镜同志做了汇报，经县委决定进行县友协支会的筹备工作。由我暂时代理天津县中苏友好协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天津县支会的成立大会和开展全县中苏友好的工作。（今西青区部分乡村曾隶属天津县。大体上不包括今杨柳青镇，及其后由静海县划过来的乡村）因我一个人太单，又经县委批准，把五区（大稍子口区）的文化教员王炳生调县友协工作。当时天津县七个区、共36万人口，通知下达后，很快就有人要求加入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批就批准三万农民入会。每个会员交一角钱的会费，当时发给一个会员证，还收壹毛钱发给一枚全国统一制作的会（胸）章（上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的头像和中、苏两国国旗）。第二批又批准五万农民入会。
  经过儿个月的宣传和工作，筹备工作已经成熟，于1951年10月下旬在天津县驻地（灰堆）召开中苏友好协会天津县代表大会，经过选举产生成立支会。会议共开了三天。出席大会的代表754人，特约县各单位领导和知名人士74人，天津专区友协分会派来总干事王大成和干部吕晓前来参加。大会首先由我介绍大会的筹备工作。县长张镜做开幕式的报告讲话。第二天由天专友协干部吕晓传达“赴苏观感”。第三天选举会长、付会长、常务理事17人县长张镜是会长、我和刘庆德两人是付会长。由我负责常务工作。还把自编的一本“参考资料”作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学习文件发给各代表。其中第一篇是刘少奇会长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第二篇是大连车家村友协工作的经验；第三篇是“苏联介绍”等几篇文章。大会期间放映了苏联电影“卡道夫斯基”。会后，各位代表都按大会要求在本单位召开了群众大会。因为有材料，各村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同时把结束土改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作紧密结合，推动会务发展。此后，又批准了十一万会员入会。
  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中会员们都起到了带头的作用。 小站区老左营村张振铎带头捐献3000斤稻谷，在他的带动下，全村120户，仅两天就捐献稻谷156000斤。当时在全河北省来说，也是比较突出的事例。
  天津市西郊区文化馆的成立
  孙凤鸣
  1953年5月14日，天津县建制撤销，成立津西等四个郊区。天津县原有的咸水沽、葛沽、小站三个镇的文化馆，随着四个郊区的成立，将三个文化馆划分到四个郊区文化馆。
  1953年5月底，由原葛沽镇文化馆长曹木森和小站镇文化馆的刘长柱同被分配到津西郊区文化馆。随后由津西郊区人民政府调李七庄业校教员李淑敏任图书管理员，9月份又调原区业校总校长孙凤鸣，到区文化馆任馆员。
  1953年5月底，津西郊区建立后，区政府暂设在灰堆，区机关各单位也设在灰堆村几个民宅大院内。区文化馆因需要开展阵地活动，就选定在南运河中心地带大稍直口村中原“章氏小学”旧址的北房六间旧校舍内（此处解放后为驻津电台处，1953年5月迁走），西郊文化馆进入，做为文化馆址。
  1953年9月正式开馆，共有工作人员4人。馆长曹木森下设社会文化股、群众文艺股和阵地活动。除阵地活动由集体共同组织外，图书阅览由李淑敏负责，社会活动由孙凤鸣负责，群众文艺由刘长柱负责。
  社会文化股：主要是配合中心工作开展社会宣传，当时主要是宣传互助合作为内容的提供黑板报和高房广播材料、农业科普知识和时事政治宣传。辅导各村图书室，开展流动图书箱借阅。举办专项讲座和图片展览等。
  群众文艺股：馆内设阵地活动，棋类活动室，组织各村剧团观摩调演。当时为配合互助合作运动，婚姻法的宣传，各村剧团和文艺宣传队都很活跃。如大卞庄评剧团的《刘巧儿》、小稍口村的曲艺剧《技术员来了》、大稍口村评剧《小女婿》、张家窝村评剧《小二黑结婚》、王顶堤村歌剧《王秀鸾》、赵庄子的《刘胡兰》、东北斜村越剧团等，都有一定的演出水平。经常互相观摩取长补短。通过宣传活动，对于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组织电影放映：市电影队每月在本区巡迥放映，在全区组织了大稍口、小稍口、李楼、张家窝、梨园头、大任庄、巨葛庄、三合村、南八里台等十几个放映点，每月巡迥放映两次。除故事片外，还增加农业生活科普知识片，新闻片、幻灯片的放映。既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又配合了中心工作。
  随着全区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设在大稍口的文化馆址，颇感不便，经申请西郊区人民政府批准。于1954年6月将馆址迁至纪庄子村中一个四合院内，四间北房办公和西房三间做图书室，以开展阵地胡动。至1956年2月，因受“反胡风运动”的影响全馆人员调整到其他单位，西郊区文化馆初期的工作即告一段落。此后调入赵以贞、梁建章等同志，继续开展工作。
  全国洼改治碱会议在杨柳青召开的前前后后
  田荣春
  1957年12月25日到1958年1月8日，由中央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洼改治碱会议，在原天津地委、天津专员公署的驻地——静海县的杨柳青召开。会议由水利部副部长何基沣和农业部副部长李菁玉主持，山东、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和北京共十一个省（市）的省、地、县负责人共二百一十三人参加。会议采取现场参观、实地考察与汇报、议论相结合的办法，先后对12个洼地改造典型一一进行了观摩。现属于西青区管辖范围内的有莲花淀洼地改造工程和“一步登天”的王稳庄富民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国性的会议，而且由中央两部联合在基层召开，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根据当时传达回忆，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倡议，是毛主席点了头的。尽管这次会议的举行，没有造什么声势。但是，会后所产生的影响，确是十分重大的。
  天津地区是1949年8月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区当时辖青县、静海县、任丘、文安、大城、永清、霸县、安次，固安和现在划入天津市管辖的宁河、宝坻、武清、静海和汉沽等共十四个县（区）。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每年汛期有5900平方公里的洪沥水到此汇集，有二十四条河道串插）“十年九涝”，在历史上是个多灾贫困的地域。据文安县调查，从1868—1951年的八十四年中，就有72年闹水灾，据10个县统计，1939年被淹土地占75％。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党和政府全力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整修河道，加固堤防，首先争取有个好的生存条件。当时，40％的男劳力终年投入挖河，筑堤，到1954年底累计完成土方工程量9500万立米，到头来仍然是年年有灾。1949—1954的六年中，被灾土地3500万畝，其中四年被灾面积占耕地均达50％以上（1954年最重达60％），减产粮食40亿斤以上，国家每年要发放救济粮四、五百万元，调入救济粮四、五亿斤。群众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生产极其被动。
  1954年灾后，地委抽调1000余名干部，结合救灾，深入调查，总结群众抗灾经验，研究新的措施。在当时不具备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的情况下，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1955年2月17日经过上下反复酝酿后，地委正式作出决定，进行洼地改造。这种把“兴修水利工程、改良土壤和实行农作物改种三者相结合”的办法，收到良好效果。当年改种210万畝，秋季洪涝灾害仍然威胁，但是，受灾面积锐减，洼地喜获丰收，大灾之年产粮4.8亿斤。区域性的生产改革，是群众生产方式的转变，它具有生产上的革命性。就在这一年的10月11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就洼地改造情况进行了汇报发言，受到党中央和与会同志的认定。
  领导的信心更足了，群众感到发展生产有了奔头，洼地改造的积极性更高。1956年一下子改造了400万畝，这一年的水灾比1954年更严重，但是，粮食收获6.6亿斤。1957年，更大规模地进行洼地改造，共改造洼地500万畝，粮食产量跃增到8.8亿斤，天津地区第一次由缺粮区（每年缺粮5—6亿斤）而一跃变成了余粮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两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在杨柳青召开的前提。
  二
  1958年3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赵克“依靠群众、改造洼地”的重要文章，3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进行刊载，并把中共中央的按语刊登。按语指示：这是“一篇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报告，一项农业耕作制度的巨大改革”，并指示：“望各有关的省、市、地、县的同志们仔细阅读……用以改造所用低洼易涝地区，大大的提高那里的生产”。
  在这以后，杨柳青几乎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各省＜市＞，中央各部、委，国际友人到这里来的络绎不绝。当时，为了应付日益繁忙的接待工作，地委决定在昔日的杨柳青公园（今杨柳青文化路到区图出馆一带）和地委党校（今杨柳青镇政府所在地）兴办展览馆。
  我记得当时的党校礼堂主要展出十二个典型（包括静海团泊洼、莲花淀、武清夹道洼、筐儿港以北地区、霸县煎茶堡洼、宝坻大中庄洼、青县运河以东地区和洼地改造改变了富民社的贫困面貌），以及工程布置和不同洼淀和不同治理方法。展览的中央是巨幅的天津地区的模型和蓄水规划。这个电控制的模型，当时也是非常少见的。在“杨柳青公园”，四周的环水渠道上，安装着有小型风力发电、水轮发电、抽水机、倒虹吸等设备，高大、宽敞，明亮的几间展宝中，有丰收的水稻，淀稻的名贵品种，和水生动、植物等实物。
  据了解，从各地来此参观的达十三万人之多，中央首长也不少。人们私下告诉我，贺龙，陈毅，聂荣臻都到过。中科院院长竺可祯带中科院参观团来，还送了一面大锦旗。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使者也来此参观。以后又听到，毛主席到杨柳青农场和赵克一起査看水稻生长情况，当时手头就有几张照片，不幸的是文革当中遣失。据讲，区档案馆还能査找到。以后，在杨柳背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对筐儿港以北地区水稻丰收进行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