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八路军的钢铁堡垒村青凝侯
魏国璋
历史的选择
新中国建立前的青凝侯村，北距天津市区24华里，处于静海县和天津县的边沿，不靠交通要道，鲜为人知。因此处大洼，村庄很稀，又历来在大洼地里都种高梁，所以每逢夏、秋季节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村庄恰似茫茫绿海中的座座孤岛。
该村在建国前共138户．大部分为佃农和半自耕农。由于土地盐碱低洼，十年九涝。再加上旱蝗兵匪之灾，农民生活很苦，因此，这里的群众极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为我党我军所关注，成为津西和津南地区的重要革命发祥地之一。
早在1943年初，我冀中区第八军分区派出的一支津南游击队进驻青凝侯，并以该村为根据地，在周围一带村庄开展武装抗日活动，极大地震动和触怒了伪天津县和伪静海县当局。天津县知事王景山于1943年7月12日亲率警备队及地方自卫团数百人到青凝侯围剿，游击队的刘指导员将王景山的帽子打飞了，自己也中弹牺牲。敌人将刘指导员的头颅砍下，带到峰山庙处的津盐公路上挂了木笼。后静海县知事王德春也派特务队包围潘楼村，游击队突围后，被迫撤离了本地区。
1944年底，中共津南工作委员会第六工作组的高木地、徐根元来到青凝侯，与该村的孙文池建立了联系，先后在孙茂通家和刘玉丰家住了几个月，一般是在晚上到周围各村活动，夜间返回。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建立村政权等。
1945年5月，津南县七区区委书记张良、区干部郝科和津南县敌工部干部徐根元来到该村。此时孙文池已任村长。张良亲自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群众挖地道。这一期地道工程历时三个月。同时动员了该村的王士才（烈士）、王士岭、刘金玉（烈士）等两批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1945年8月间，徐根元带领青凝侯及其它村的群众到王兰庄抢日本的牛，每次都赶回六、七头来，一次还赶回一匹大马，马身两侧的毛色象雄鹰的两只翅膀，故群众都称它为“鹰膀子马”。一次带领该村的张廷行等人到王兰庄窑厂抢日本的物资，撤离时张嘴上叼着一包袱纸币，仰泳急行，徐根元为掩护大家撤离，于水中手扶船帮向敌开枪射击时，不幸中弹牺牲。同月，七区区长刘志仁的交通员刘金玉在牛坨子村被赵德谦和经焕文的匪兵抓住枪杀，死时年仅18岁。同年10月，张良也壮烈牺牲。这给青凝侯人带来很大的悲愤，他们的英勇形象使该村的老年人至今不忘，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日本宣布投降后，驻津日伪军以蒋匪命令他们“切实维护地方治安”为名，拒不向我党交械投降，中共接管天津处于僵持局面。天津工作委员会指示第三市分委全体干部向小站进发，以待形势发展。1945年8月底，第三市分委书记刘镜心率干部近50人，在警卫班保护下乘船向小站进发。从李七庄行至纪庄子大桥附近时，与日军船遭遇。经双方交战，日军伤10余人。第三市分委决定撤到青凝侯。经与津南县联系，答复小站有敌重兵把守，不能到那里去。于是，第三市分委就以青凝侯为基地，向北面的大、小南河，程村，大、小倪庄及向东面的芦北口，大任庄、三合、咸水沽一带推进。同年9月，经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批准，以第三市分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津沽县委员会和津沽县人民政府。刘镜心任县委书记，任志远任县长。津沽县成立大会是在青凝侯召开的。当时的村长孙文池只认为是这一带地区八路军的一次大分工，但不知底里。
这时间的青凝侯村已成为津郊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各区的干部，区小队及津沽支队的指战员，无不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很多干部睡过这里老乡的热炕头儿。此间，一区（也称青凝侯区）区委书记崔玉堂在该村发展了马仁俊、周国旺、刘金元、张凤鸣等4人入党。建立了村党支部，并且成为津郊地区党组织力量较强的三个村支部之一（另两个支部是王兰庄和梨园头）。党员中张凤鸣为调查员，只与一区区委组织委员张裕普保持单线联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50年公开党。当时这一带地区村村建立了村政权、农会组织和武装组织，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和除奸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后来老百姓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
1945年12月30日，津沽县因环境日趋恶化而被撤销，与津南县合并。此时人员尚未全部撤走。天津县六区区长张镜，因六区工作遭敌严重破坏，带交通员董文深，踏着积雪，途经小南河来到青凝侯。进村后才知道这里住着津沽县的领导人。任县长同张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此后，刘镜心调任中共津南县县委书记，崔玉堂调任津南县委副书记，张镜任津南县七区区长。范松云副区长带领区公所的同志驻梨园头，张镜、张裕普驻青凝侯。所谓美军侵越解放区的“小南河事件”①发生后，同美军代表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谈判时有村长孙文池参加。张镜在该村驻了4个多月，面对美国帮助蒋介石加紧内战的形势，七区以青凝侯和梨园头为重点村发动群众挖地道。青凝侯挖地道由张镜、万庆林、魏鹤年等人主持。张镜还负责主持了天津县解放区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于1946年4月调任津南县县长。临走时将自己的一一顶新毡帽头儿赠送给房东孙文福，以表示对房东的谢意。津沽县人民政府的大印有两枚，一枚是方的，一枚是长的任县长走时交给张镜保存，张镜走时交给了财粮先生王士奎，让他埋起来“文革”期间，王家从地里挖了出来，交给了村革命委员会。
1947年2月，津南县在马厂减河北建立了津郊区和津沽区。天津以南，津盐公路以西为津郊区；天津以南，津盐公路以东，直到葛沽、咸水沽、泥沽、塘沽等地均属津沽区。这两个区是敌占区，国民党天津当局大力在天津外围建立第二道防线。至1947年夏季，已在小站、咸水沽、大孙庄、小金庄、团泊、芦北口，往西直到唐官屯都进驻了国民党正规军。其它村庄也都建立了伪自卫团。马厂减河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每隔1.5华里建设起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驻守一个班。这两个区，对我方来说是游击区，老百姓叫“敌我拉锯地区”。我方在这一带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般是当夜来当夜返回到解放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津郊区区委副书记、津郊武工队副政委张裕普带领胡全、徐英、高奎华等武工队政治工作队员重返青凝侯。并以青凝侯为据点重新恢复和开辟津郊地区的工作，逐步在青凝侯至梨园头沿线各村建立了联络，为迎接天津解放做了很多工作。
群众的拥戴
张镜在他写的回忆录（手稿，下同）中说：“青凝侯村村长叫孙文池，这个村是我们的根据地。这个村群众基础好，又有很完整的地道网，日本投降后，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第三市分委和后来成立的津沽县，都在这里办公。”该村群众历来对共产党干部是倍加爱护的。在第三市分委和津沽县时期，群众为方便我党活动，在秋收时只把高梁穗掐掉，高梁秆一律留在地里，这样整个大洼就由夏秋季节的青纱帐变为冬季的“黄纱帐”，以掩护我党的对敌斗争。
张良和张镜在该村主持挖地道时期，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把整个村子的地道挖得纵横交错，妙趣横生。对此，张镜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段详尽的描述：
“自美帝帮助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以来，我们这个区为了应付局面，积极发动群众挖地道。青凝侯、梨园头是重点。青凝侯群众基础好，在村支部书记马仁俊和村长孙文池等同志领导下，地道挖得比较好。梨园头挖地道由区长范松云和胡全负责。挖得整个村地道如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把街上的厕所都修成地道的地面堡垒，可以顺街射击敌人。再就是以院落为堡垒，房内的四壁挖有射击孔，可以在室内射击敌人。在房的外壁埋上手榴弹，拉线设在室内，当敌人逼近时，可以在室内拉火炸死敌人。房顶上也埋有的手榴弹，院内埋上地雷。不论敌人怎么进攻，我们也有法对付。实在没法时，在地道内修有暗堡，这种暗堡，进口是个翻眼，进去后可以用土堵死。它单独有自己的通气孔，这种通气孔有两个作用，一是通气，所以必须同时设两个通气孔；二是在暗堡里可以知道白天与黑夜。即使是整个地道遭到破坏，我们也可以隐蔽在内坚持几天。”
七区所挖的地道，曾在青凝侯、梨园头和陈台子所发生的地道战中，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1946年农历五月一日，顽匪万连玉纠集了四、五百人将张裕普、沈金钟等六位区干部包围在青凝侯，我方人员全部钻入地道。敌人发现了一个洞口后放火用烟薰，烟从别处冒，用水灌，水打别处流，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区干部的影子。
从1946年夏季津南县撤离本地区至天津解放，该村有4名共产党员和村干部5次遭敌人逮捕，敌人惨无人道地对他们施以毒打，压杠子等重刑，百般折磨审问，但都未能使他们屈服，始终未暴露我党任何一点情况。被捕的同志有村长孙文池，地下党员刘金元，孙万诚和村干部兼我军侦察员施凤章（施两次被捕）。对孙文池的被捕情况张镜未得亲知，但后来从原四区郭法科同志的回忆中，作了如下记述：
“1946年1月10日，减河南的大庄子惨案发生后，在减河北的四、五、六、七、八、九等六个区，敌人活动更加猖狂，不断扫荡、清抄、逮捕、杀害我区、村干部。地方反动势力肆意妄为。七区青凝侯村长孙文池遭敌逮捕后，敌人逼问村的组织、地道情况和区干部的活动情况，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4点，打得他死去活来，始终坚贞不屈，一字未讲。匪首万连玉下令将他带回王稳庄据点，敌人拖着孙的双腿，头朝地拉出村，直拉得头破血流。回到王稳庄，又吊在房梁上继续拷打审问。打得他左腿骨折，右臂脱节，牙齿脱落，腰部受伤，但誓死未暴露我党的任何情况和机密。”
1947年2月张裕普带武工队员进青凝侯时，该村的党员已发展到5人，马仁俊仍任村支部书记。村政权则有了新的变化，原保长周国仁已于1946年举家迁往天津，原共方村长孙文池不再公开担任职务而转做其它秘密工作了。新组建的村政权挂着伪村公所的牌子，其办公人员全部顶着伪头衔。47岁的贫农魏朝选称之为“老保长”，26岁的施凤章是魏的内侄，称之为“小保长”。张裕普当年24岁，他们驻该村，而且进进出出地开展工作，可以说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村东近在咫尺的芦北口驻有国民党军队一个营，还驻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国防部二厅特务八连和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局天津经济调查站。峰山庙乡自卫还乡团，芦北口、大泊、小孙庄的伪自卫团，独流保安二中队等常来该村讨伐。顽匪万连玉部、赵德谦部、新海队及其他很多杂牌军也常到此搔扰。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难于估计的危险后果。因此，掩护和保护武工队员就成为该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一项重要任务。
武工队员开始住在赵凤亭家的夹皮墙内，施凤章等人还挖了一条地道通往村外。有村上的积极分子董玉龙、董万祥等人就近随时观察敌情，通风报信。后来迁到施凤章家的夹皮墙内。敌人来了，施的老母亲领着孩子在外面应酬。魏朝选利用他的“保长”头衔与南来北往各式各样的敌人周旋，为掩护区、村干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1947年至天津解放，敌人曾多次变着法地来捉拿张裕普等人，都被魏识破而掩护过去了。
1947年秋末的一天夜里，有10余名身着便装的持枪人来到青凝侯村公所，见到魏后自称是八路军武工队，奉上级的命令前来接张裕普去开一个紧急会议。魏见这些人没有一个眼熟的，又无通知之类的凭证，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通过殷勤招待将这些人稳住，又赶紧找到张裕普。张听了情况后说：“不能见，我们联络不是这样的。”因那些人手上的家伙很硬，此时武工队就一人在村上，魏急忙将张领到村东场的一个秫秸垛里隐蔽起来。魏的次子魏国来就在场房子里睡觉，竟也全然不知。事后张与上级联系，上级答复根本没有紧急会议一事，证实了这是敌人诱捕我党干部的阴谋。
1948年初，小甸子伪自卫团头子谢晓光带数十人来到青凝侯，命魏带领他们找张恩堂家。魏不禁暗自一惊，因此时施凤章的夹皮墙内正住着武工队员。而施家的夹皮墙实际在张恩堂家的南房里，只是进出口设在施家。于是就否认该村有这么户人。可是敌人一口咬定说有，魏被逼无奈说“我们村只有个叫周恩堂的。”敌在无望中找到了希望，就顺口答音地说：“对，对，就是周恩堂。”魏将他们领到周恩堂家，结果一无所获，便懊丧地走了。
一次芦北口伪团中队长李学清率队到青凝侯。此时张裕普、魏朝选和财粮先生王士奎正在村公所研究事，突然有人报告说：“讨伐队”已从东街口进到村里来了。由于情况火急，急需就近找户可靠人家把张掩藏起来。魏和王就急忙把张领到与村公所隔街斜对门的魏得信家。魏德信刚吃过早饭要去放牲口，见此情景把张裕普等人让进家，立即将大门闩插上。
魏德信家的西屋有个套里间，也叫夹皮墙。套里间的山墙下有个地道洞口，洞口外面放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三面用布帘遮着。魏朝选撩开布帘让张钻了进去，刚放下布帘外面就响起敲大门的声音。魏德信之妻郎家富将大门开开后，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是“村公所”派了王士彬领着李学清一伙人到这里休息吃饭。由于王不了解刚才发生的情况，伪军们闯进来就占据了西屋。这真是冤家路窄，此时敌我只有一张布帘之隔。李学清一伙人在屋里吃吃喝喝折腾了大半天，张在套里间委屈了大半天。事后大家一致向张致谦，说工作安排不严密，要接受教训。但张却说：“我感谢老乡们，没有老乡的保护就是有十个张裕普也是不行的。”
在施凤章家里张裕普也和敌人遭遇了一次。驻芦北口的天津经济调查站是个经济特务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封锁由天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他们在津盐公路上设卡，以搜查“私货”为名肆意抢夺过往车辆和行人的财物。迫使解放区的行人和车辆不得不绕道青凝侯往来天津。在1947年至1948年内，驻芦北口谍报八连的组长朱景焕常到青凝侯来。谍报八连是军事情报组织，专门从事搜集我党我军军事情报的活动。朱到该村来，一者为了搜集军事情报，二者在这里设卡捞外块。只要他到了青凝侯，施凤章就紧紧缠住他，形影不离、表面上是维护他，实际是监视他的一切行踪，做反侦察工作。
一日中午，朱硬要到施凤章家喝酒吃饭不可，施没办法，只好把他领到家中。一进门，正碰见身着便装的张裕普。朱惊疑地问：“这位是谁？”施的妻子笑答：“这是我们孩子的舅舅。”因施的妻子是沧县的娘家，朱对张裕普的口音也没有起疑。待酒菜上齐之后，敌我双方便同桌共饮。此时双方身上都有手枪，只不过一个是明挎着，一个是别在腰间。施也暗将当侦察员发给他的13联手枪别于腰中以防万一。张副政委虽然年青，但却是位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政工干部，深知此时此地将这家伙逮捕或打死是不策略的，会影响我方大事。于是便谈笑自若，让这小子吃饱喝足后走了。
这里的群众保护村干部的事例也很多。1948年夏季的一天，该村来了一群讨伐队，在大街上抓住了村民刘金荣，硬逼着他领着去找马仁俊。刘从小患嗜睡症，人称外号“睡不醒”。一次到杂货铺买麻酱回家，端着碗就睡着了。把碗摔了个粉碎。此时刘百般说不知马在哪里，可是不领敌兵就用枪托打他，他被逼无奈就只好领他们瞎转悠。当走进一条胡同时，正碰上马仁俊迎面走来。此时马的腰中还揣着上级党组织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刘一见，心里起急了，想了一会就自言自语地大声说：“你们硬逼着我找马仁俊，我到哪里去找他呀！”马听到他的话就明白了，与敌人擦肩而过，赶紧找地方躲了起来。
就这样在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多年来我党来村的各级干部从未发生过闪失，这是青凝侯人至今引以为荣的。
1946年至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为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在天津外围各交通要道层层设卡，对出市人员盘查极严，对妇女身上最隐秘的地方都不放过。这一时期青凝侯村根据张镜县长和张裕普的指示，由孙文池负责组织人力，从天津市内为解放区购买运送物资。少量的身背肩担，整宗的由津南支队派员护送。开始本村参加者有刘金元、孙茂江、孙文照、孙文建、傅恩桐、王德明、马效良、王士瑞等人，后由本村发展扩大到外村、外地。有北里八口的、灰堆的、黑牛城的、市区南市的、杨庄子的。最多时达70余人。城内的集结点是李善人花园南路前端的西楼万隆马号（柴禾场）。此马号是本区陈台子村刘凤楼开办的，当时刘在西楼一带颇有社会势力。将物资买好后，先集结到这里，然后再利用柴草或其它形式伪装出城。城外青凝侯是个集结点。由青凝侯再运往马厂减河南的解放区。这项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从城内到城外要过纪庄子、李七庄等好几道卡子口。从青凝侯送出也是于夜间择荒路而行，避开敌人很多据点。到了马厂减河，还要从敌人的空隙中偷渡过去。这当中发生过很多险事。
一次，孙文池在南市通过关系买到苦磺10公斤，用自行车带着出城。他边走心里边嘀咕，因为这苦磺是一种烈性炸药，外号叫“炸药精”。前边要通过纪庄子和李七庄两道卡子口，一旦被敌人发现了有死无活。
快到纪庄子卡子口时，孙不敢再向前走了，磨磨蹭蹭地拿主意。正在他左右为难苦无良策之际，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娘拎着一篮子野菜向他这边走来。孙灵机一动就主动与大娘答讪，看出这位大娘是贫苦善良之人，就求她把装苦磺的盒子带过卡子口。大娘答应了，并说她天天挖野菜从这里经过，卡子口的人从不过问她。于是孙就把苦磺用野菜埋在篮子底下。当大娘安全地运过卡子口后，孙感动地从衣袋中抓出一迭钞票送给大娘，大娘不要，孙扔到大娘的篮子里蹬车跑了。然后避开李七庄卡子口，在纪庄子村西走荒路上了废铁道，返回了青凝侯。
又一次孙在东楼同济商店买大板纸和道林纸共500领，几经周折于夜间运到青凝侯。因为在路途中部分纸经了点雨，到家后就摊放在院子里，准备天亮后晒晒。可是天刚亮外边就响起枪声，独流保安二中队进了村。孙和他的家属齐动手，用柴草将纸盖上。此时洽巧有几个敌兵闯进了院子，见孙衣着不凡，硬说孙是八路军。孙说“我是在天津做工的，现在回家探亲，不信我跟你们走，到外边或到村公所找人给我证明。”孙就这样把敌兵引出院子。到了房后的街上，闹闹嚷嚷，敌兵揪住孙的衣领要打。此时魏朝选闻声赶来（魏与孙是前后邻），大声问敌兵说：“你们把他放开，他是在天津做工的，不是八路！”一敌兵问：“你是十什么的？”魏说：“我是本村保长，你们有话朝我说，出了问题我负责。敌兵这才将孙放开。敌走后，孙连夜将纸运往解放区。
两年间购买、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有盐箔、苦磺、道林纸、大板纸、机器零件、轮胎、染色精、黄油、西药、钢锉等数十种解放区急需的物资。施凤章还从敌人手中为我军购买大枪1支，子弹5000发，受我党干部佟泽民委托买汽灯罩20打。此外，他还通过周同章（青凝侯人）在天津开设的凤林银楼为津南县县委订《国民日报》1份，每周送一次，面交中共津南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刘铭西。
在1946年底至1948年，施凤章为获取敌人情报，常以伪保长身份和办伪事为名到国民党军驻地联系，利用各种办法取得敌人信任，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到小王庄汇报给渤海军区一分区侦察科二站站长冯瑞。冯瑞的上级领导人是侦察科科长迟林照和侦察科队长孙和修。冯瑞原名冯克江，河北省沧县望海寺乡前枣园村人。1947年26岁，号称津南县的“第二个冯三”。
1947年底，施在老君堂伪大乡得知了保安队到小王庄讨伐的情报，便立即到小王庄报告给冯瑞。我军由储国恩团长率领21团千余人，提前埋伏在四党口。当夜11时左右，在四党口一举歼灭敌军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小炮1门，机关枪3挺。
1948年7月的一天，施到大芦北口。因这里驻有国民党林伟畴的62军的95师一个营，所以这里一直是他侦察的重点。施见到芦北口伪团中队长李学清时说：“我看见你们村边上停放着很多大车，看样子又要修工事？”李说：“兄弟，不瞒你说，明天由二营来换防，三营借此机会明天去攻打小王庄。”施当夜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住在五美城的冯瑞之手。侦察科向一分区司令员傅吉泽作了汇报。部队首长们开始还不太确信。因为别的线上没有情报。但傅司令员仍下令做好一切应战准备工作。
翌日上午10时许，驻大芦北口的敌军三营500余众果然来到小王庄。他们妄想攻克之后，抢劫和捣毁小王庄银行（解放区和敌战区的货币兑换所）。开始很多敌兵趴在桥北的地雷区，我守桥部队拉响了桥北的地雷，敌死伤无数。余敌顺桥向南猛冲，我守桥部队又拉响了桥上的地雷。同时我军封锁南桥口的一个排用轻机枪向敌猛烈射击，敌兵又死伤很多。余敌退到北岸，凭借一个土房子负隅顽抗。我军提前埋伏在北岸村庄的一支部队冲了出来，将敌包围，并发起多次冲锋，敌军惨败。残敌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活捉了一敌军连队军官，大获全胜。
解放天津战役前夕，施奉命经常到天津外围和杨柳青镇一带侦察国民党驻军的城防设施及火力装备情况。并画出简易阵地图交给冯瑞站长。
因为有这样一个钢铁堡垒村，上级领导机关，其它区的干部和武工队到市区执行任务时，也多以青凝侯为站点。如津郊武工队夜掏梨园头恶霸地主郭七父子，就首先到青凝侯，是由马仁俊当向导完成此项任务的。津郊武工队智救王村于德春家属后，也是先奔青凝侯，由马仁俊派大车接应的。这一时期常常有一些“八路”驻青凝侯，人员不等，驻的时间不一。据村民董万青说他家曾住过一位叫刘白的人，此人很不简单，常到市区干大事。
这段时期内，芦北口隔三差五的天天打仗，大仗由我军大部队去打，平时则是于夜间去两三个武工队员，在村外放阵枪，扔几颗手榴弹之后转头就撤。这样就引得敌人枪声大作，经久不息。以此扰乱、消耗和麻痹敌人，为我军打大仗创造有利条件。这些去扰敌的武工队员多数是以青凝侯为基地。
1948年10月，伪静海县政府向该村要强行征兵13名，该村硬是抗着不给，伪县府将施凤章扣压起来，剃光眼眉在静海县城游街示众。魏朝选邀出老君堂乡伪大乡长牛星甫将其保释出来。接着又向该村征粮40万斤，结果只交了1000余斤就应付过去了。相反，在解放天津的支前工作中，以马仁俊、孙文池为首的支前委员会全体干部，在20多天内不分昼夜，动员出全村所有可用的木料，家家都把门板摘下来，运往天津城南的护城河，供攻城部队使用。并出粮17万斤，高梁秸秆4万斤，干草20万斤。
对于青凝侯村这段工作，原区委书记张裕普和区长范松云合写的回忆录中评价说：“青凝侯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干伪事，敌人要兵不去，征粮不给。就这样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
青凝侯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个坚强钢铁堡垒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该村在解放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当我们朝着新的宏伟目标跨向新世纪的时候，在我们为西青区二次创业需要努力奋斗的情况下，重温一下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及我党的优良传统，定会激发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我们建设事业更大的发展。注：①美军官兵侵越解放区“小南河事件”：
1946年3月23日，张镜在青凝侯接到内线（在天津美军司令部当传役的倪广举）一份情报，内容是：“在3月24日上午9时许，将有美军5辆吉普车，10名美军官兵，沿李七庄南废铁道向西到小南河一带。”张镜经与支队长储国恩商议后，从津南支队抽出一个连，配合七小队于第二天在小南河村北，对空鸣枪示警，将美军官兵全部俘获，张镜对他们提出了抗议，然后放回4辆车8个人，留2人一车带回青凝侯。责令放回的美国官兵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让驻津美军明日派代表来出事地点谈判。
25日上午10时，美军代表如约准时来到。由张镜派出的12名战士把他们接到青凝侯。谈判地点就设在孙茂合家的东院。中共谈判代表是张镜和村长孙文池。倪广兴任翻译。（倪是大倪庄人，能言善辩，因过去在英国跑马场工作，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驻津美军司令部录用为传役，整日吃住在美军司令部，负责办公室的清洁卫生、送茶送水等项工作，取得了美军的信任。经我方做工作，使他成为我们的内线。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判开始时，张镜让孙文池首先发言。
孙问：“你们出市到解放区来干什么？”
美军代表答：“我们是出来打猎的。”
孙问：“你们打猎为什么带重武器？”（他们带有自动步枪、美国橹子，每人1支双筒猎枪）
美军答：“因为你们中国有土匪，我们为了自卫。”
孙问：“你们到解放区来为什么不挂号登记？”
美军答：“你们共产党没挂牌子，我们不知到哪里去联系。”又说：“你们国共闹家务没有我们的事。”
孙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行动是错误的。你们必须写出书面保证，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着张镜又义正词严地据理明辩，美方不得不向中共表示道歉。4月8日，美军驻天津最高统帅塞恩，写出由他签字的书面保证书交给张镜，同时我方将美军二人一车放还。
我所知道的“天津县——西郊区”电话通信的发展情况
张仁德供稿
张峻嵘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部电话排的电话员。天津市解放后，我一直在当时的津南县，以后的天津县、西郊区的电话站、电话局、邮电局等单位工作。现就我回忆所及谈一谈“天津县——西郊区”电话通信的发展情况。
天津县电话站的建立
天津战役打响之前，我军正在部署对天津的战略包围之际，于1948年11月间，我奉命从沧县杜林电话站到冀中八分区司令部（在青县塔寺庄）接受新的任务：我和另一名战士押运两马车电话线于次日赶到津南县刘岗庄子。这时，我军正向甜水井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据点进攻。首长命令我们由刘岗庄子架设电话线路到甜水井子，这段线路需驾船穿越大港积水区，任务异常艰巨。随后，我们电话班又奉命转移到津南县机关驻地齐家务。再由齐家务开始沿津盐公路向北架设线路。时值严冬，冰天雪地，而我们以每天六七公里的速度，用了近一周时间，将线路架设到大芦北口，当即在大芦北口建了一个电话站。我们马不停蹄地又向咸水沽方向架线，当我们将线路通往咸水沽时，津南县党政机关已先期到达。经与县政府取得联系后，我们接管了原咸水沽电话站，修复了葛沽电话站，恢复了与小站、葛沽的通话。
当时，咸水沽站有15门交换机1台，3名工作人员；葛沽站有30门交换机1台，工作人员2人。这样，一条线路以咸水沽为中心至齐家务转沧州（第八分区所在地）与后方领导机关联系；再一条线路由沧州沿津浦铁路至杨柳青。这津浦、津盐两条干线电话畅通，为支援我军解放天津提供了方便。
1948年12月，津南县改称天津县。
1949年1月15日，天津市解放。5月天津县党政机关迁至灰堆，修复了咸水沽至灰堆的电话线路，在灰堆建天津县电话站。并保留了咸水沽电话站。
1949年10月1日，电话站由军队转交给地方管理。原部队工作人员张仁德、赵清范、金景智、程绍言（已故）留地方工作。
1950年县电话站改装50门磁石交换机，除在县直属机关装设电话外，以灰堆为中心架设起通往全县各区公所的电话线。一区咸水沽，二区张贵庄，三区小甸子，四区双港，五区大稍直口，六区小站，七区葛沽。一区、六区、七区由咸水沽电话站转接，二区、三区、四区直通县电话站。其中二、三、五区穿越天津市市区；二区由中山门架线到张贵庄，三区由宜兴埠附近架线至小甸子，五区山西营门附近架线至大稍直口。县电话站另设有通市内的两条中继线。
至此，天津县电话站有50门交换机1台，装电话40多部，工作人员5名；咸水沽电话站有15门交换机1台，装电话10多部，工作人员3名。
天津西郊区电话站的建立
1953年5月14日，天津县人民政府建制撤销，成立津东、津南、津西、津北4个郊区人民政府，由天津市领导。在通信方面，相应建立各郊区电话站。原电话站也由地方电信改为国营电信，由天津电信指挥局市话处接管，并实行通话缴费制。当时西郊驻地定为李七庄，因初无办公地点，曾暂驻灰堆，电话通信亦暂由灰堆电话站（原天津县电话站）负责。
1954年，西郊区政府迁至李七庄村，遂即建成西郊电话站，装有50门供电交换机1台，通市内中继线两条，工作人员3名，由天津电信局市话处二分局领导。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电话通信事业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天津市提出“乡乡通电话，户户听广播”的口号，为四个郊区发展电话通信投资80万元，并从部队抽调一个通信连协助地方投入电话通信建设。在西郊区，以李七庄为中心扩建200门复式磁石交换机1台，连通市内架设电缆4公里，通往各乡线路分南西两大干线。南线由李七庄向南经梨园头、大任庄、南口、北口、新桥、巨各庄，南八里台、大韩庄到小孙庄。从门道口向南经大寺到大芦北口为南干支线。西线由李七庄向西经傅村、高村、张家窝、炒米店、古佛寺至东碾坨嘴。由郭村附近向北顺工农联盟大堤至中北斜，东折至大稍直口一带，为西干支线。这样基本上完成了西郊电话网的建设。
天津市西郊区电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956年，邮电合并，成立西郊区邮电局。至1957年，安装电话120多部，市话电缆4皮长公里，杆路140杆程公里，架空明线600多对公里，按电话业务的发展和要求，西郊电话站改为立体接续中继台28局（简称28局），工作人员增至26人。
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销郊区建制，原西郊区成立卫南公社和津西公社，每一公社各自成立一个邮电支局。津西公社投资3万元，安装30门供电交换机（后改为50门）1台，电话线路作了部分调整。原属西郊区的马集、新桥、巨各庄、南八里台、大孙庄、大韩庄划入南郊区。线路虽有些改动，邮电管理并未完全随行政变动而改动。
1958年10月杨柳青公社、1960年王稳庄公社划归天津市。这时，郊区建置撤消，西郊区各公社分属于和平、南开、红桥等市区。天津接管了王稳庄电话站和小甸子电话站（后迁至木厂），但未并入28局，通话凡经杨柳青，按长途电话业务进行联系。原西郊邮电局改为李七庄邮电局，并代管中北斜邮电支局。后增设郭村公社电话站，与王稳庄公社电话站中继线路通李七庄；而木厂公社电话站（小甸子站撤消）仍需经杨柳青局接转，按长途电话计费。3个电话站各装有50门磁石交换机1台，属集体所有制性质（国营不作统计），线路由各电话站安装维修。当年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提前完成市里交给的任务。
1962年恢复郊区建制，西郊区政府仍设在李七庄。开始，西郊区设15个公社，后调整为9个公社。每个公社要有两条中继线路。李七庄局要负责李七庄、王稳庄、大寺、傅村、张家窝、木厂、大稍直口等公社的电话业务，已达到最大负荷。只有西营门公社地处市区的边缘，直接使用市局电话，杨柳青公社由杨柳青局负责。因此，一部分农村电话分流给中北斜支局承担。
这时，以王稳庄与木厂两公社通信线路最为紧张，线路质量又差，保证不了市内电话通信的要求。1963年，由西郊区投资5万元，重点解决这两个公社的电话通信问题。至此，西郊区这片地区的线路布局是：由梨园头沿旧津盐公路到大芦北口，再延伸到小孙庄，解决王稳庄电话站的两条中继线；西干线由张家窝重新立杆挂线，解决木厂的两条中继线；为保证区领导机关通信联络的方便，又调整了由李七庄至杨柳青的专线1条。
到1963年底，李七庄局装机数量达150多部，中北斜支局40多部，杆路增架20公里，总长约160杆程公里，架空明线约800对公里，电缆皮长增至17皮长公里。这样，200门磁石交换机已达最大负荷，不能再安装新电话。曾在1963年的防汛和1964年的防疫等工作中，因电话通信力量的不足，而造成“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
从1958年起，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并为河北省省会。以天津市郊区的电话通信与河北省各县局比较，设备、线路都优越得多，故邮电投资多以解决河北省各地区为主，天津市郊区在短期内很难继续发展。由于邮电是国营企业，天津市无权支配其资金使用。要解决郊区邮电发展问题，投资是个大难题。为此，将天津市四郊区邮电局电话通信部分改为地方国营，由天津市自已投资发展。
1965年，天津市成立了郊区电话管理处，各郊区成立了区电话局（邮电分开设局），天津市当即拨款200万元，对各郊区电话通信增容扩建，而且此后每年还能提留十七八万元技术措施费，使郊区电话通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次扩建，西郊区完成了以下项目：（一）在李七庄新建局房1幢；安装300门供电式交换机1台；扩建调整李七庄至市内中继线。（二）新建永红电话站，安装200门供电交换机1台，新架设永红镇（今南河镇）内电话线路，增设李七庄至永红中继线。以上各项共使用资金60多万元。
这项建设在进行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尽管当时形势复杂，思想混乱，但市领导确定的重点项目，还是基本上按时完成了任务。
1967年，天津市复改为中央直辖市。
1969年1月1日零点，300门复式供电交换机开通，新机房楼360m²，生活用房80m²建成，扩建市话电缆17皮长公里，李七庄至市内中继线出入35对，李七庄至永红镇线路8条，立杆217根（10.8杆程公里），架空明线86.4对公里（4.0镀锌铁线），设计性能能开通四路戴波机。至此，缓解了西郊区李七庄电话局界内电话通信的紧张状况，用供电式交换机取代了手摇磁石交换机，安装电话的紧张情况也得到了缓解。但，人工接线比较缓慢，仍满足不了机关团体及其它用户的通信要求。
实现电话交换机的自动化
1971年，西郊区革命委员会驻地迁至杨柳青。就在这年年初，区革命委员会批准了在李七庄局当年改扩建自动交换机的申请。3月份，西郊区投资6万元，电话局投资1万5千元，开始进行改装自动交换机并增容200门的工程。由于全局总动员和市话二分局的大力协助，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工，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于7月1日零时500门步进制式自动交换机开通了。同时开通了李七庄至市内中继线80对。这样，西郊区在四郊区中第二个实现了电话交换的自动化。
1980年，李七庄局自动电话又增容至900门，但仍远远满足不了继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需要。
现在李七庄局已经实现程控电话光缆技术，总机容量已达两万门，同时正在兴建3个分局。
以上是我的回忆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因年老体弱，疾病缠身，1980年以后，我又离休在家，手头无原始材料，仅凭记忆，不见得准确，算是抛砖引玉，请了解情况的同志补充作纠正。
1994年9月24日
我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
钱根来
我在本世纪50年代，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至1955年11月8日，回国驻杨柳青中国人民解放军9375部队卫生营。1963年6月10日，转业到杨柳青卫生院（现西青区中医医院）。回顾抗美援朝这段历史，对于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是很有益的。
一、赴朝千里徒步行军
1952年春节前我们部队由上海乘火车北上，到达东北通化目的地。在通化休整一个星期，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等候上级的命令。大家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陌生的、特殊的、艰苦的、同时又是光荣的战斗。
1952年3月7日，我军奉命从夜晚开始，全军指战员，由通化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奋勇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我们部队跨过鸭绿江之后，以强行军速度向志愿军司令部指定的位置阳德、元山开进。部队徒步千里行军所见，鸭绿江南岸一派空旷，路过的城镇乡村，遍地战火硝烟。所有的城镇乡村都是残垣断壁，一片瓦砾，到处可见被屠杀的和平居民的尸骸，被强奸致死的姑娘陈尸荒野，染血的幼儿呼嚎在母亲的尸体旁，令人惨不忍睹。
部队徒步行军到达目的是，要通过100多个封锁线。敌机则三五成群地来往不断，将成吨的炸弹一批又一批地投到铁路、公路和城镇乡村地面上，已经反复轰炸过的目标，到处是燃烧的火光。为了防空，部队夜行晓宿。入夜后，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在四处山沟树林里隐蔽了一天的部队和运输车队以及火炮牵引的车队纷纷拥上公路，挤挤挨挨向南涌动着。在一些岔路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马车驭手的吆喝声，甩鞭声以及部队行进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朝鲜战地夜行公路上特有的交响曲。
我们走过10个县没有见到一座完整的民房，部队只得在寒冷的野外露营，14天要走完近700公里路程，其艰难困苦情况是在国内每次行军所少见的。尤其过长津以后，敌机更加疯狂，每夜都轮番不停地轰炸。部队既要防空，又要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时值冬末春初，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实在难走，特别是下雨给部队的行进带来巨大的困难。森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我们有的几个人撑起一块雨布避雨，有的坐在泥水里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这样大的困难，没有一个人叫苦。同志们说：“只要我们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目的地。
我们野战医院，在大部队的后边，徒步行军，担负着收容伤病员医疗救护任务。轻伤病员，留院治疗归队；重伤病员，转回祖国。
在徒步行军中，有时在遭到敌机空袭轰炸后，我院全体医护人员在烈火中抢救军民或军用物资。在千里徒步行军中，我有时背双背包，大家你争我抢，互相照顾，全院出现了不少模范，积极分子。部队情绪很好，使不少带病的、脚打泡的同志坚持行军不掉队。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走路，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天天在增加。我亲眼看到首长的吉普车一到宿营地，就开回去接有病或行走困难的战士。
二、配合秋季战术反击战救护伤员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大战役。也是我院接收野战医疗救护人次最多的一次。当时野战医院设在五圣山以北的太阳里。这里条件简陋，我院医药服装粮食供应，全部依赖国内运输，但因敌机昼夜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得不到及时补充。朝鲜北部的城镇村庄道路桥梁，经过敌机轮番轰炸，所有物资、经济作物，几乎全部被毁。因此，我院所需粮、药物资、生活用品很难到供应，断炊现象经常发生。医护人员宁肯自己挨饿，也尽可能保证伤病员的温饱。
这次战役我院接收了大批伤病员，其中有很多特重伤员需要输血，光依靠本院医护人员献血，满足不了需要。于是，院长郭万毅向军后勤部长彭道清打报告请示。彭部长立即动员后勤部各机关、单位全体干部、战士，报名献血抢救伤员。同志们，都争先恐后报名献血，我曾经献过两次。
我野战医院，由朝鲜东线元山，转战到中线金化和五圣山等主战阵地的后方，是在第二线。
到前线抢救伤病员时，抬提架的全部是朝鲜老百姓。因运输道路被破坏，往后方运送伤员行动十分艰难。朝鲜人民为了支援志愿军打败美国侵略者，冒着敌机轰炸和炮击的危险，不怕牺牲，奋力抢救伤病员。途径大小公路都是敌机和炮击的封锁线，封锁时间昼夜不断，大约每隔40分钟轰炸炮击一次。
通过封锁线时：抬担架的朝鲜老百姓和志愿军伤员，有时会被敌机炸伤或被敌炮击中，有的伤员竟身负二次重伤。我们救护人员亲临现场救护，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尽力保护伤员。
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志愿军英雄模范层出不穷，各种技术人才应有尽有。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前后方，生活应用灯光火烟，都是敌机轰炸扫射的军事目标。因此，为了做好对敌防空工作，志愿军创造发明了“无烟灶”。从而，使敌机失去了轰炸的目标，减少了损失。
自从有了无烟灶，伤病员能够喝到温开水，改善了生活，提高了伤病员的治愈率。当时，天气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居住伤病员的坑道口，没有门。院领导发动群众，想办法克服困难，组织自办木匠，打制坑道口双层封门，在坑道里点灯照明，坑道外边不透光，这是战地最好的防寒防空的设施。
外科手术室没有手术台，野战医院自办铁匠炉，就地取材自制手术台，克服了设备不足的困难，保证了野战外科医疗手术顺利进行。有的轻伤员行动困难，需要柱着木棍和双拐支持行动。就又自己动手制做双拐和木棍，供伤员使用。
四、高粱炒面压缩饼干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以前粮食供应，全部是高粱炒面和压缩饼干，是祖国生产的最适合志愿军作战食用。压缩饼干的营养丰富，味道可口。每天吃上2-3块，能保持一天不饿。因特别坚硬，用牙咬不动，我们就用铁锤砸碎，用温开水溶化开，专门供给伤病员食用。本院医护人员的供给以高粱炒面为主。无烟灶的开水需求量，只能维持供应伤病员饮用，全院医护人员饮用生凉水，生活上先伤病员、后自已，白衣战士全心全意、救死扶伤、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五、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1952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日。此间，祖国人民派遣赴朝慰问闭，国内许多知名人士和著名演员都是慰问团的成员，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直接深入到志愿军前线阵地和野战医院慰问演出。为伤病员演出的节目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清唱、快板书、山东快书、相声等。受到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伤病员们纷纷表示：要安心养伤治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奋勇杀敌，报答祖国人民的关怀！
赴朝慰问团演出的节目最受欢迎的是歌颂志愿军战士的快板书：“志愿军高高山上安了家，有楼上、有楼下、楼上楼下通电话，这个洞、那个洞、洞洞里面出英雄，志愿军真能干、个个都是铁打的汉，美国鬼子照明弹不管用，好比瞎子打灯笼，改善生活有大豆腐、小豆腐、油炸豆腐、烩豆腐，豆腐渣炸丸子，豆腐浆洗衣服……”这段快板书很快在志愿军中流传起来，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六、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赞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赴朝慰问团，给志愿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慰问品。赠给志愿军的慰问品每人都有：特制茶杯一个，茶杯上题词：“赠给最可爱的人”，含85.8％赤金的金笔一支，毛巾一条，手帕一个，高级香烟一条，还有各种食品糖果等。
赴朝慰问团的同志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奋不顾身的，把慰问品亲手送到野战医院伤病员手中。同时，还帮助伤病员，拆被、洗衣、缝补。使伤病员深受感动，伤病员们纷纷表示感谢，放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七、志愿军战俘营
志愿军设立的战俘营，距离野战医院大约3公里。美国飞机对着涂有战俘营鲜明标志的、他们被俘官兵疯狂投弹、扫射，一次就炸死伤美军俘虏30多人。正在这时，战俘营里我们的卫生队，给我院打来紧急电话，叫我们赶紧派医护人员到战俘营来抢救受伤的战俘。我志愿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由我院副院长任志率领21名医护人员，携带着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及时赴到战俘营。当时敌机还在低空盘旋扫射，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投入抢救受伤的战俘工作，这种行动使美军俘虏深受感动。翻译官说：“他们说，中国人民宽大，公正，爱好和平”。“这里是一个学校，简直不像战俘营”。许多战俘在我们返回野战医院时，同我们医护人员紧紧拥抱，再三道谢，发誓永远不对中国作战。
我们志愿军对待战俘始终坚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我们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不杀不辱不搜腰包，还发给他们新衣服、毯子、鞋袜和日用品，和我们的战士吃一样标准的伙食。在敌机狂轰滥炸造成供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军管理战俘的工作人员宁肯自己挨冻受饿，也尽可能保证战俘的温饱。
八、接收遣返我方战俘伤病员
1953年7月28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于8月20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交换伤病战俘。我院全体医护人员担负医疗救护任务。
这是一个令人不忍目睹的场面：板门店的一块空场上，中间用石灰粉划了一道白线。白线两边站着交战双方警卫人员，排着一辆辆画着红十字的救护车。记者们端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都在“抢占”最有利的拍摄位置。空场上人很多，但都出奇地安静。人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双方空地上的动静。
终于，在我方人员的视线中，出现了美军的一队救护车和带篷卡车，车队在白线前停下来。车门打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战俘手中挥舞着。
愤怒的我方伤病战俘把他们身上的美式军装，脱下来，扔在美军警卫的脚下，他们只穿着短裤走下了汽车。
战俘们扑在我院医护人员怀抱里失声痛哭。我院全体医护人员望着那归来的悲惨的行列，哭成一片。
面黄肌瘦的轻伤员拄着木棍跌跌撞撞地走过来……
失去四肢的重伤员被抬过来……
双目失明的瞎子被人领过来……
神经病患者被人搀扶着走过来……
许多伤员身上留着一条条、一道道、隆起的、凹下的伤疤，有的伤疤刚刚长粉红色的嫩肉，有的伤口被污染还在流血，一滴滴洒在那条白线上，那是战俘营里的暴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证。
许多二十多岁战俘，头发已经脱落得一根不剩，有的已经变得疯疯癫癫，那是战俘营里的电刑留给他们的终身痛苦。
二十一名残废战俘被抬过来了，被俘时他们只是负了点轻伤，在战俘营里他们被砍掉四十多条腿。
一个瞎子指着自己臂上剌的“反共抗俄“四个字，在控诉美军实行血腥镇压，他那空空的眼眶里流下一滴滴泪珠。
一个失去双臂的战俘被抬过白线时，他一轱辘滚下了担架，大声呼喊“我回来了，祖国亲娘！”
志愿军首长在收容所里迎接他们。文工团前来慰问他们。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员们，看着这些备受摧残的战俘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说出了“祖国……”这两个字，就已泣不成声。
195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召开了控诉和声讨美军当局迫害和屠杀志愿军战俘的罪行大会。会场设在一个新支起来的帐篷中，由于物资条件有限，布置简单而庄严。拼在一起的五张桌上铺着军毯，周围摆满了两排长凳。大会主席宣布开会，战俘伤病员，他们列举了确凿的事实，控诉了美方怎样迫害，屠杀战俘，战俘们越揭发越悲愤，声泪俱下。愤怒和仇恨剧烈地燃烧着战俘们的心！
美方对中国战俘进行的肉体催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手段首先通过生活的虐待，使战俘长期处于饥寒疾病交迫的苦境，再加强迫劳役对战俘进行体力折磨。施“电刑”、关“水牢”，水牢是在“浴室”内以高压水抢给予“淋浴”，更为恶毒的是强行在战俘身上用墨汁写字，然后用针刺刻下永久洗不掉的反动字样及反动图案（如国民党徽和国旗）。开始是刻在手臂上，以后则刻在前胸后背，最后竞刻在额头上！
九、朝鲜停战后重建家园
1954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进行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建设，参加农业生产。这时，我们野战医院的任务是：“接收帮助朝鲜老百姓重建家园和参加农业生产的志愿军工伤疾病的医疗保健”。这项任务艰巨繁重，十分艰苦。施工初期，正当严冬季节，不仅天寒地冻，施工作业也缺乏器材。当时朝鲜城乡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施工现场很多废墟里，有敌机扔的定时炸弹，施工战士有的被炸身亡，有的被炸受伤，有的被寒冷冻伤，有的积劳成疾而病倒。
经过1年多的施工，朝鲜城乡建设面貌换然一新。朝鲜老百姓喜气洋洋的由山洞坑道里陆续搬进新房，赞不绝口的赞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好的军队。朝鲜老百姓，都衷心的祝愿毛主席万岁！金日成元帅万岁！
停战后，被敌机炸毁的铁路、公路、重新修复。由祖国运往朝鲜的物资通行无阻。志愿军的生活得到改善，能够吃上大米白面、肉食品和熟菜，军需日用物资，获得及时供应。志愿军为帮助朝鲜人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调动大批部队，先把敌机轰炸的累累弹坑垫平，然后，重新播种稻谷。从而，农业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做出了积极贡献。红旗招展
在朝鲜的日日夜夜
赵学敏
我曾以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过一段抗美援朝的战斗，虽然并没建立过什么显著功绩，但总算青春没有虚度。
一、义愤填膺
1949年5,6月间，我们部队在结束太原战役、和平解放大同市后，就奉命卫戍京津，乘火车来到了扬柳青，下车后穿越西河以北柳林地带驻札在王庆坨镇，这里是军司、政两部。后勤部和一个师部在杨柳青。我们除了繁忙地下各团队巡迥演出外，还参加了双口的抢修堤坝和小站的垦殖种稻，到1950年夏垦殖小站苇湖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又回到王庆坨进行休整时，美帝国主义就在朝鲜38线挑起了战火，我们对时局非常关注，除军政委做报告外，天天由协理员传达形势，组织各班组讨论。
那时虽还没明确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当美军在仁川登陆事态急转直下后，同志们个个磨拳擦掌怒不可遏，尤其是听到敌方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把炸弹直接投向鸭绿江北，炸死炸伤我国和平边民时，更是义愤填膺誓抗强暴。我们团里有一半是刚刚从东北独立165师文工团合编过来的同志，他们又大都是宽甸、凤城等地鸭绿江畔的家乡，饱受过日本法西斯的残醅统治和国民党内战进攻的折磨，更是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和沸腾的热血，保家戍边乃至渡过鸭绿江把强敌推到海里去的愿望真是一天比一天强烈。
10月中旬，盼望的一天终天来到了，上级下达命令开赴边防，我们文工团除留下几位有病的同志留守外，便随同大部队一起在杨柳青登上军列，经天津等地，一直到了安东（现丹东市），驻在了紧靠鸭绿江边的一排丘陵前的村庄里。这里已不再是欢庆建国的喜庆气氛；而是人们忙着挖洞穴，搭掩体，把家中必备什物向山根转移的紧张状态，因为每天总会有十几架次甚至几十架次美国的“小油挑”或“黑寡妇”（F86或海军用战斗机）围着鸭绿江大铁桥投弹扫射，或放火箭炮，爆炸声不绝于耳。
在一个睛朗的中午，我们正聚集在一个大院里准备开午饭，突然间声如雷鸣持续不断，一群群美制B-29重型轰炸机飞临丹东对岸新义州市的上空，数来将近百架，它们从高空投下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顿时浓烟蔽日火光冲天，美丽的新义州化成了一片火海，强烈的气浪直接冲击到北岸丹东，使我们的饭堂落满了灰烬，天空漆黑一团，记得我们这顿饭是大米饭熬带鱼，这时谁也吃不下去了每个人都瞪红了眼，撂起了袖管怒不可遏。
两个小时后敌机滚蛋了，在灰蒙蒙的烟雾中看到了成群结队逃来江北的身穿白衣的朝鲜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忍睹，好端端的一座和平城市，在侵略者的淫威下顿时化成了一片灰烬。
此后，请战书、决心书，大把大把地递在协理员的手里，有的同志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无奈，作为军人，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几道请战书递上去了，只好安心等待分配任务。
二、侵略者的狼狈像
任务明确了，我们开至鸭绿江边，就是要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文工团化整为零，组成了不同的小分队分别担任不同的任务：一部分业务娴熟的同志继续做宣传鼓动工作并随时战地演出，余下的女同志到战地医院去做护理员，还有的男同志去带民工担架队，担架队员都是支前的老百姓，我们同志当的“官”还真不“小”，以“教导员”名义每人带500多人，负责解决食宿和尽量保证他们安全的事项。我和林旭日、黄俊两同志因为相对地会说几口英语，被分配到战俘营去准备接收俘虏。当然，我们也有老师，一位年近50岁的外贸专家随我们同行，行军途中及到驻地后我们随时向他请教战场喊话和处俘用语，虽是口传心受，学得还真比课堂上快得多，至今我还会说：“缴枪不杀，忐愿军宽待服虏”呢，只是因为环境艰苦，天天历险，我们也要随时给老专家做思想工作，因为虽然配备给他一个驮骡和一名揹夫，但老专家的承受力毕竟不如我们年青人，我们是10月底过的江，到指定地点时已经是第二战役结束了。
打扫战场后，我们收到的“李承晚”（称南朝鲜军）不少，所幸彼此都通日语（他们曾受日本长期统治），登记、造册、转送给人民军还能应付，我在盘问一个李伪下级军官时，发现他在一本手册上写有“打到白头山（即长白山）去饮庆功酒”字样，不禁勃然大怒（当时理解长白山在中国，其实是中朝界山），把张股长交给我的二把盒子往朝鲜老乡的炕桌上一拍，吓得他面如土色立即结巴起来，张股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野心还真不小！”股长说：“要耐心教育，好好掌握政策！”这事就过去了。
至于“洋鬼子”我们只在附近草垛里“拾”来一个，向他讲英语，他不懂，只是跪坐在炕头上用手比划脖子，我明白了，是“不要砍他的头”的意思，原来是被志愿军歼灭的土耳其旅的一个散兵，我也向他比划：“不杀头、管饭吃、保安全”，在我们营里住了两天后可能是实际感化了他，再见到我们时脸上有了笑容也不装傻充楞了，我们把他按手续转送到上级部门。
第三战役是我们部队率先突破的“三八线”，我们接收了李俘三、四百人、美俘还是不多，仅20多个，在分别登记造册后，任务主要是押转。为了他们的安全，一次夜间把他们向后转移了40多里地。我向他们讲：“Don'tmakeblaze！”（不要制造火光）和“Carecraft！”（防空）时，都很听话，叫他们Walking时就走，叫他们stop就停，尤其是防空时那个“认真”样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不得把头扎在地里屁股却蹶得老高，我暗想：“你们把朝鲜炸得稀里哗啦，原来你们更怕飞机”我们当时配备的武器仅是一人一支“三八式”马枪，押解人员有多少？仅是我们三个“翻译”，一人领路，一个督尾，我在当中来回巡视，三个“文弱书生”就押解了好几百名解除了武装的“强敌”，真是兵败气微如鼠，胜者豪气冲天。事后回想，真要俘虏中有人暗算预谋，兼以语言并不很通，结果了我们三个人还是费不了多大力气的。
随后休整过春节，我们文工团又集结到了下甘岭军部，演出了几次小节目，我还以“虱人”名义给大家讲了小故事，徐部长说我：“长虱子不光荣，还是要讲点卫生”有什么办法呢？他还不知道我是入朝几个月来第一次有空刷牙漱口呢！可恨四架“野马式”把祖国人民千辛万苦运来的四卡车慰问品给打光了，既便如此，大家喝着朝鲜老乡送来的米酒，和他们一起跳着“哆拉基”舞蹈，那种“雄纠纠、气昂昂”的劲头，别看《志愿军战歌》此时还没面世，真使我至今还在心驰神往呢！
三、一口炒面一口雪
最艰苦的时期要属第四战役打阻击战这一阶段了。我们的部队一直突击到37°线以南，在横城一带顽强地阻止敌军的反扑，最辉煌的战例是我们594团的一个营在五音山阻击敌人近两个师兵力的进攻，白天敌人占领了前沿山包，夜里又组织小分队靠手榴弹刺刀把它夺回来，反覆多次坚持五天五夜硬没让敌人前进一步，为后面部队的部署和构筑工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于战线过长和人员物资补给困难，军司、政两部号召机关人员支援前线，我当时举手站了出来，和刘枫（转业后曾任天津市“八一礼堂”经理离休）、谷天禄、邓乃昌一起被派往588团后勤处，并当时宣布我和谷天禄被批准为青年团员，编入以刘枫为小组长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这也该算是“火线入团”吧！
给我们的任务是向前沿运送弹药并向后方抬运伤员。送弹药要上钻敌机扫射轰炸封锁的空子，下看横七竖八逃敌布下的地雷拉线，看到敌机俯冲完一蹶屁股就拾起弹药箱往山上跑，如果一不小心绊上铜丝铁线也许就当场“光荣”；抬担架则是一定要遵守“不让战友二次负伤”的原则去冲敌炮的封锁线，任务多在下午和晚间进行，执行这样任务虽总共只有十来天，但却得到不怕艰难险阻的锻炼。尤其是夜晚抬担架时听到炮弹溜子就平稳地放下担架爬在伤员近旁，听到爆炸声抬起担架就跑（听到声音就证明没事）的经验，也给我日后做工作说干就干遇变不惊提示了宝贵的启迪。
至于待命期间，便是找束松枝夹捆稻草，找个避风向阳处，扫扫积雪，盖上掩护性的松枝便在石板上和衣而卧了。至于饮食，根本谈不上按点集中开饭，只是从山沟隐蔽地中一人背起一袋炒面（杂粮炒制，由祖国运来），大约有七、八斤重，饿了就抓一把塞到嘴里，咽不下去，就顺手抓一把比较洁净的积雪，和着就好吞了，这样一天也不知道吃几饨，至于排便，则未免有些困难，反正这样过了十七、八个昼夜，人也没算饿坏，直到宣布任务完成在山沟里小憩时，有的战友奉献出舍不得用的几两大米，熬了一大锅稀米汤，一百多人每人盛了一碗，哎呀！喝米汤吃炒面原来比下饭馆吃会餐还要香甜呀！有的同志曾问过我，“回到祖国去你想吃点什么？”我说：“我就想喝王庆坨那红豆小米粥”。
这一阶段是有房子也不能住的，初到前沿时没有经验，我们20多人挤进了一所山坡上的空房子，半夜三更一阵榴炮弹就把我们给削出去了，原来这是敌人靠“老病号”（敌炮校正飞机）测定房子位置后，到夜晚来顿突然袭击，组长刘枫头部楔进弹片，幸有栽绒帽沿掩护扎得不深，他去了后方医院，一位姓孟的油印员被打断大腿，抬往医院途中闭上了双眼，只有我和谷天禄顺势滚到山沟里，算是幸免于难。
下团任务完成了，我们又归队去文工团，正碰上文工团上来的二梯队，这时谁也没顾及男女之别，见了面就是又搂又抱又跳，头一句就是槌着胸、拍着背问：“你还没死呀！”舞蹈组组长柳溪说：“听说你让飞机打死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写祭文呢！”我说：“我倒是很想‘光荣’一下，可惜没有挨上个儿”。战友们的血肉情谊，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后来打听清楚了，在前方牺牲的不是我而是吹大号的“革大”参军的青年团员邓乃昌，经回忆确实有四架“黑寡妇”轮番地袭击了一条山沟，和我们掩蔽的山沟是叉腿形的，知道这一信息后不禁使我凄伤。
事经多年，每当我在语文课上讲授魏巍同志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听过课的师生都评议说：“感情充沛、生动深刻”。原来这就是亲身经历体会的实践效应呀！
四、怀念战友
除四战役时牺牲了战友邓乃昌外，最使我怀念的便是天津人沈德林了。他与我一起入伍，49年1月文工团从基层挑人办班集训，我被指定为四班长，叫他做班副，小沈热情开朗，好说好笑，能吹一手好口琴，因为长相很像朴克牌中的“小鬼”，所以大家一直叫他“小Joker”，几乎淹没了他的大名，到文工团后他分在音乐队，我分配在戏剧队。
入朝四战役开始，他被分配下连做战场鼓动工作，见到我背的东西只剩孙铮借给我的一条毛毯，长期滚防空洞已是又脏又烂。便动员我说：“扔了吧，背着怪沉的，这次我下连回来一定给你拾一到新美国毛毯来。”我的毯子是战友借给的舍不得扔，他夺过来就给丢到河沟里去了，边说：“包在我身上了，还他一条新的不比这个强！”说完就扬手告别了。我只好默默地等候他的“战利品”。
四战役结束，我因长期虱子叮咬和缺乏维生素，患了伤寒病和夜盲症，经兵站转送发着高烧到了佳木斯以北的集贤卫生院，四个月的休养治疗后基本康复，这时听说部队已回国在沧州休整便急着归队，院方把我们军的十多个痊愈伤病员编了一个班，还叫我协助一位党员老班长带队一起乘火车来到沧州，我向军组织部报到回团后不觉“五雷轰顶”，原来沈德林和另外三个战友在归国途中，在济川因敌机的轰炸一起牺牲了。我悲痛惆怅，到不是因为没有毯子不能向孙铮同志交帐，而是难过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长眠在异国他乡。同时牺牲的还有活泼可爱，十五岁就主演了“小红帽”的刘铁岭，也有与我同时入伍，新婚不久就去入朝的厚炳臣，另一个战友记不清了，此外，还有因患病留在锦州治疗未愈而逝的“小蜜蜂”闵祥明，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只要一想起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我就会陷入一种难以控制的凄伤和不安。
有人说：“你从20岁就投身革命，并且打过仗上过火线，到了60多岁不过以一个普通教师而离休，不觉得“亏”了点吗？我可以坚定的说：“比起他们来我‘亏’什么？我‘亏’的只是奉献的太少而生活日益优厚而已。”
从来不想讲这一段“过五关”的经历，怕别人说自己自夸功德，实在也没什么功绩可言。因为想到今已古稀之年，抖落出来多少会对后人有点教益，所以在政协文史会议的启发和督促下，写出了如上回忆，不当之处请指正。
魏国璋
历史的选择
新中国建立前的青凝侯村，北距天津市区24华里，处于静海县和天津县的边沿，不靠交通要道，鲜为人知。因此处大洼，村庄很稀，又历来在大洼地里都种高梁，所以每逢夏、秋季节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村庄恰似茫茫绿海中的座座孤岛。
该村在建国前共138户．大部分为佃农和半自耕农。由于土地盐碱低洼，十年九涝。再加上旱蝗兵匪之灾，农民生活很苦，因此，这里的群众极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为我党我军所关注，成为津西和津南地区的重要革命发祥地之一。
早在1943年初，我冀中区第八军分区派出的一支津南游击队进驻青凝侯，并以该村为根据地，在周围一带村庄开展武装抗日活动，极大地震动和触怒了伪天津县和伪静海县当局。天津县知事王景山于1943年7月12日亲率警备队及地方自卫团数百人到青凝侯围剿，游击队的刘指导员将王景山的帽子打飞了，自己也中弹牺牲。敌人将刘指导员的头颅砍下，带到峰山庙处的津盐公路上挂了木笼。后静海县知事王德春也派特务队包围潘楼村，游击队突围后，被迫撤离了本地区。
1944年底，中共津南工作委员会第六工作组的高木地、徐根元来到青凝侯，与该村的孙文池建立了联系，先后在孙茂通家和刘玉丰家住了几个月，一般是在晚上到周围各村活动，夜间返回。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建立村政权等。
1945年5月，津南县七区区委书记张良、区干部郝科和津南县敌工部干部徐根元来到该村。此时孙文池已任村长。张良亲自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动员群众挖地道。这一期地道工程历时三个月。同时动员了该村的王士才（烈士）、王士岭、刘金玉（烈士）等两批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1945年8月间，徐根元带领青凝侯及其它村的群众到王兰庄抢日本的牛，每次都赶回六、七头来，一次还赶回一匹大马，马身两侧的毛色象雄鹰的两只翅膀，故群众都称它为“鹰膀子马”。一次带领该村的张廷行等人到王兰庄窑厂抢日本的物资，撤离时张嘴上叼着一包袱纸币，仰泳急行，徐根元为掩护大家撤离，于水中手扶船帮向敌开枪射击时，不幸中弹牺牲。同月，七区区长刘志仁的交通员刘金玉在牛坨子村被赵德谦和经焕文的匪兵抓住枪杀，死时年仅18岁。同年10月，张良也壮烈牺牲。这给青凝侯人带来很大的悲愤，他们的英勇形象使该村的老年人至今不忘，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日本宣布投降后，驻津日伪军以蒋匪命令他们“切实维护地方治安”为名，拒不向我党交械投降，中共接管天津处于僵持局面。天津工作委员会指示第三市分委全体干部向小站进发，以待形势发展。1945年8月底，第三市分委书记刘镜心率干部近50人，在警卫班保护下乘船向小站进发。从李七庄行至纪庄子大桥附近时，与日军船遭遇。经双方交战，日军伤10余人。第三市分委决定撤到青凝侯。经与津南县联系，答复小站有敌重兵把守，不能到那里去。于是，第三市分委就以青凝侯为基地，向北面的大、小南河，程村，大、小倪庄及向东面的芦北口，大任庄、三合、咸水沽一带推进。同年9月，经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批准，以第三市分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津沽县委员会和津沽县人民政府。刘镜心任县委书记，任志远任县长。津沽县成立大会是在青凝侯召开的。当时的村长孙文池只认为是这一带地区八路军的一次大分工，但不知底里。
这时间的青凝侯村已成为津郊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各区的干部，区小队及津沽支队的指战员，无不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很多干部睡过这里老乡的热炕头儿。此间，一区（也称青凝侯区）区委书记崔玉堂在该村发展了马仁俊、周国旺、刘金元、张凤鸣等4人入党。建立了村党支部，并且成为津郊地区党组织力量较强的三个村支部之一（另两个支部是王兰庄和梨园头）。党员中张凤鸣为调查员，只与一区区委组织委员张裕普保持单线联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50年公开党。当时这一带地区村村建立了村政权、农会组织和武装组织，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和除奸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后来老百姓称这段时间为“小解放”。
1945年12月30日，津沽县因环境日趋恶化而被撤销，与津南县合并。此时人员尚未全部撤走。天津县六区区长张镜，因六区工作遭敌严重破坏，带交通员董文深，踏着积雪，途经小南河来到青凝侯。进村后才知道这里住着津沽县的领导人。任县长同张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此后，刘镜心调任中共津南县县委书记，崔玉堂调任津南县委副书记，张镜任津南县七区区长。范松云副区长带领区公所的同志驻梨园头，张镜、张裕普驻青凝侯。所谓美军侵越解放区的“小南河事件”①发生后，同美军代表谈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谈判时有村长孙文池参加。张镜在该村驻了4个多月，面对美国帮助蒋介石加紧内战的形势，七区以青凝侯和梨园头为重点村发动群众挖地道。青凝侯挖地道由张镜、万庆林、魏鹤年等人主持。张镜还负责主持了天津县解放区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于1946年4月调任津南县县长。临走时将自己的一一顶新毡帽头儿赠送给房东孙文福，以表示对房东的谢意。津沽县人民政府的大印有两枚，一枚是方的，一枚是长的任县长走时交给张镜保存，张镜走时交给了财粮先生王士奎，让他埋起来“文革”期间，王家从地里挖了出来，交给了村革命委员会。
1947年2月，津南县在马厂减河北建立了津郊区和津沽区。天津以南，津盐公路以西为津郊区；天津以南，津盐公路以东，直到葛沽、咸水沽、泥沽、塘沽等地均属津沽区。这两个区是敌占区，国民党天津当局大力在天津外围建立第二道防线。至1947年夏季，已在小站、咸水沽、大孙庄、小金庄、团泊、芦北口，往西直到唐官屯都进驻了国民党正规军。其它村庄也都建立了伪自卫团。马厂减河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每隔1.5华里建设起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驻守一个班。这两个区，对我方来说是游击区，老百姓叫“敌我拉锯地区”。我方在这一带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般是当夜来当夜返回到解放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津郊区区委副书记、津郊武工队副政委张裕普带领胡全、徐英、高奎华等武工队政治工作队员重返青凝侯。并以青凝侯为据点重新恢复和开辟津郊地区的工作，逐步在青凝侯至梨园头沿线各村建立了联络，为迎接天津解放做了很多工作。
群众的拥戴
张镜在他写的回忆录（手稿，下同）中说：“青凝侯村村长叫孙文池，这个村是我们的根据地。这个村群众基础好，又有很完整的地道网，日本投降后，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第三市分委和后来成立的津沽县，都在这里办公。”该村群众历来对共产党干部是倍加爱护的。在第三市分委和津沽县时期，群众为方便我党活动，在秋收时只把高梁穗掐掉，高梁秆一律留在地里，这样整个大洼就由夏秋季节的青纱帐变为冬季的“黄纱帐”，以掩护我党的对敌斗争。
张良和张镜在该村主持挖地道时期，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把整个村子的地道挖得纵横交错，妙趣横生。对此，张镜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段详尽的描述：
“自美帝帮助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以来，我们这个区为了应付局面，积极发动群众挖地道。青凝侯、梨园头是重点。青凝侯群众基础好，在村支部书记马仁俊和村长孙文池等同志领导下，地道挖得比较好。梨园头挖地道由区长范松云和胡全负责。挖得整个村地道如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把街上的厕所都修成地道的地面堡垒，可以顺街射击敌人。再就是以院落为堡垒，房内的四壁挖有射击孔，可以在室内射击敌人。在房的外壁埋上手榴弹，拉线设在室内，当敌人逼近时，可以在室内拉火炸死敌人。房顶上也埋有的手榴弹，院内埋上地雷。不论敌人怎么进攻，我们也有法对付。实在没法时，在地道内修有暗堡，这种暗堡，进口是个翻眼，进去后可以用土堵死。它单独有自己的通气孔，这种通气孔有两个作用，一是通气，所以必须同时设两个通气孔；二是在暗堡里可以知道白天与黑夜。即使是整个地道遭到破坏，我们也可以隐蔽在内坚持几天。”
七区所挖的地道，曾在青凝侯、梨园头和陈台子所发生的地道战中，充分显示了它的威力。1946年农历五月一日，顽匪万连玉纠集了四、五百人将张裕普、沈金钟等六位区干部包围在青凝侯，我方人员全部钻入地道。敌人发现了一个洞口后放火用烟薰，烟从别处冒，用水灌，水打别处流，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区干部的影子。
从1946年夏季津南县撤离本地区至天津解放，该村有4名共产党员和村干部5次遭敌人逮捕，敌人惨无人道地对他们施以毒打，压杠子等重刑，百般折磨审问，但都未能使他们屈服，始终未暴露我党任何一点情况。被捕的同志有村长孙文池，地下党员刘金元，孙万诚和村干部兼我军侦察员施凤章（施两次被捕）。对孙文池的被捕情况张镜未得亲知，但后来从原四区郭法科同志的回忆中，作了如下记述：
“1946年1月10日，减河南的大庄子惨案发生后，在减河北的四、五、六、七、八、九等六个区，敌人活动更加猖狂，不断扫荡、清抄、逮捕、杀害我区、村干部。地方反动势力肆意妄为。七区青凝侯村长孙文池遭敌逮捕后，敌人逼问村的组织、地道情况和区干部的活动情况，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4点，打得他死去活来，始终坚贞不屈，一字未讲。匪首万连玉下令将他带回王稳庄据点，敌人拖着孙的双腿，头朝地拉出村，直拉得头破血流。回到王稳庄，又吊在房梁上继续拷打审问。打得他左腿骨折，右臂脱节，牙齿脱落，腰部受伤，但誓死未暴露我党的任何情况和机密。”
1947年2月张裕普带武工队员进青凝侯时，该村的党员已发展到5人，马仁俊仍任村支部书记。村政权则有了新的变化，原保长周国仁已于1946年举家迁往天津，原共方村长孙文池不再公开担任职务而转做其它秘密工作了。新组建的村政权挂着伪村公所的牌子，其办公人员全部顶着伪头衔。47岁的贫农魏朝选称之为“老保长”，26岁的施凤章是魏的内侄，称之为“小保长”。张裕普当年24岁，他们驻该村，而且进进出出地开展工作，可以说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村东近在咫尺的芦北口驻有国民党军队一个营，还驻有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国防部二厅特务八连和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局天津经济调查站。峰山庙乡自卫还乡团，芦北口、大泊、小孙庄的伪自卫团，独流保安二中队等常来该村讨伐。顽匪万连玉部、赵德谦部、新海队及其他很多杂牌军也常到此搔扰。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难于估计的危险后果。因此，掩护和保护武工队员就成为该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一项重要任务。
武工队员开始住在赵凤亭家的夹皮墙内，施凤章等人还挖了一条地道通往村外。有村上的积极分子董玉龙、董万祥等人就近随时观察敌情，通风报信。后来迁到施凤章家的夹皮墙内。敌人来了，施的老母亲领着孩子在外面应酬。魏朝选利用他的“保长”头衔与南来北往各式各样的敌人周旋，为掩护区、村干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1947年至天津解放，敌人曾多次变着法地来捉拿张裕普等人，都被魏识破而掩护过去了。
1947年秋末的一天夜里，有10余名身着便装的持枪人来到青凝侯村公所，见到魏后自称是八路军武工队，奉上级的命令前来接张裕普去开一个紧急会议。魏见这些人没有一个眼熟的，又无通知之类的凭证，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通过殷勤招待将这些人稳住，又赶紧找到张裕普。张听了情况后说：“不能见，我们联络不是这样的。”因那些人手上的家伙很硬，此时武工队就一人在村上，魏急忙将张领到村东场的一个秫秸垛里隐蔽起来。魏的次子魏国来就在场房子里睡觉，竟也全然不知。事后张与上级联系，上级答复根本没有紧急会议一事，证实了这是敌人诱捕我党干部的阴谋。
1948年初，小甸子伪自卫团头子谢晓光带数十人来到青凝侯，命魏带领他们找张恩堂家。魏不禁暗自一惊，因此时施凤章的夹皮墙内正住着武工队员。而施家的夹皮墙实际在张恩堂家的南房里，只是进出口设在施家。于是就否认该村有这么户人。可是敌人一口咬定说有，魏被逼无奈说“我们村只有个叫周恩堂的。”敌在无望中找到了希望，就顺口答音地说：“对，对，就是周恩堂。”魏将他们领到周恩堂家，结果一无所获，便懊丧地走了。
一次芦北口伪团中队长李学清率队到青凝侯。此时张裕普、魏朝选和财粮先生王士奎正在村公所研究事，突然有人报告说：“讨伐队”已从东街口进到村里来了。由于情况火急，急需就近找户可靠人家把张掩藏起来。魏和王就急忙把张领到与村公所隔街斜对门的魏得信家。魏德信刚吃过早饭要去放牲口，见此情景把张裕普等人让进家，立即将大门闩插上。
魏德信家的西屋有个套里间，也叫夹皮墙。套里间的山墙下有个地道洞口，洞口外面放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三面用布帘遮着。魏朝选撩开布帘让张钻了进去，刚放下布帘外面就响起敲大门的声音。魏德信之妻郎家富将大门开开后，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是“村公所”派了王士彬领着李学清一伙人到这里休息吃饭。由于王不了解刚才发生的情况，伪军们闯进来就占据了西屋。这真是冤家路窄，此时敌我只有一张布帘之隔。李学清一伙人在屋里吃吃喝喝折腾了大半天，张在套里间委屈了大半天。事后大家一致向张致谦，说工作安排不严密，要接受教训。但张却说：“我感谢老乡们，没有老乡的保护就是有十个张裕普也是不行的。”
在施凤章家里张裕普也和敌人遭遇了一次。驻芦北口的天津经济调查站是个经济特务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封锁由天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他们在津盐公路上设卡，以搜查“私货”为名肆意抢夺过往车辆和行人的财物。迫使解放区的行人和车辆不得不绕道青凝侯往来天津。在1947年至1948年内，驻芦北口谍报八连的组长朱景焕常到青凝侯来。谍报八连是军事情报组织，专门从事搜集我党我军军事情报的活动。朱到该村来，一者为了搜集军事情报，二者在这里设卡捞外块。只要他到了青凝侯，施凤章就紧紧缠住他，形影不离、表面上是维护他，实际是监视他的一切行踪，做反侦察工作。
一日中午，朱硬要到施凤章家喝酒吃饭不可，施没办法，只好把他领到家中。一进门，正碰见身着便装的张裕普。朱惊疑地问：“这位是谁？”施的妻子笑答：“这是我们孩子的舅舅。”因施的妻子是沧县的娘家，朱对张裕普的口音也没有起疑。待酒菜上齐之后，敌我双方便同桌共饮。此时双方身上都有手枪，只不过一个是明挎着，一个是别在腰间。施也暗将当侦察员发给他的13联手枪别于腰中以防万一。张副政委虽然年青，但却是位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政工干部，深知此时此地将这家伙逮捕或打死是不策略的，会影响我方大事。于是便谈笑自若，让这小子吃饱喝足后走了。
这里的群众保护村干部的事例也很多。1948年夏季的一天，该村来了一群讨伐队，在大街上抓住了村民刘金荣，硬逼着他领着去找马仁俊。刘从小患嗜睡症，人称外号“睡不醒”。一次到杂货铺买麻酱回家，端着碗就睡着了。把碗摔了个粉碎。此时刘百般说不知马在哪里，可是不领敌兵就用枪托打他，他被逼无奈就只好领他们瞎转悠。当走进一条胡同时，正碰上马仁俊迎面走来。此时马的腰中还揣着上级党组织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刘一见，心里起急了，想了一会就自言自语地大声说：“你们硬逼着我找马仁俊，我到哪里去找他呀！”马听到他的话就明白了，与敌人擦肩而过，赶紧找地方躲了起来。
就这样在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多年来我党来村的各级干部从未发生过闪失，这是青凝侯人至今引以为荣的。
1946年至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为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在天津外围各交通要道层层设卡，对出市人员盘查极严，对妇女身上最隐秘的地方都不放过。这一时期青凝侯村根据张镜县长和张裕普的指示，由孙文池负责组织人力，从天津市内为解放区购买运送物资。少量的身背肩担，整宗的由津南支队派员护送。开始本村参加者有刘金元、孙茂江、孙文照、孙文建、傅恩桐、王德明、马效良、王士瑞等人，后由本村发展扩大到外村、外地。有北里八口的、灰堆的、黑牛城的、市区南市的、杨庄子的。最多时达70余人。城内的集结点是李善人花园南路前端的西楼万隆马号（柴禾场）。此马号是本区陈台子村刘凤楼开办的，当时刘在西楼一带颇有社会势力。将物资买好后，先集结到这里，然后再利用柴草或其它形式伪装出城。城外青凝侯是个集结点。由青凝侯再运往马厂减河南的解放区。这项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从城内到城外要过纪庄子、李七庄等好几道卡子口。从青凝侯送出也是于夜间择荒路而行，避开敌人很多据点。到了马厂减河，还要从敌人的空隙中偷渡过去。这当中发生过很多险事。
一次，孙文池在南市通过关系买到苦磺10公斤，用自行车带着出城。他边走心里边嘀咕，因为这苦磺是一种烈性炸药，外号叫“炸药精”。前边要通过纪庄子和李七庄两道卡子口，一旦被敌人发现了有死无活。
快到纪庄子卡子口时，孙不敢再向前走了，磨磨蹭蹭地拿主意。正在他左右为难苦无良策之际，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娘拎着一篮子野菜向他这边走来。孙灵机一动就主动与大娘答讪，看出这位大娘是贫苦善良之人，就求她把装苦磺的盒子带过卡子口。大娘答应了，并说她天天挖野菜从这里经过，卡子口的人从不过问她。于是孙就把苦磺用野菜埋在篮子底下。当大娘安全地运过卡子口后，孙感动地从衣袋中抓出一迭钞票送给大娘，大娘不要，孙扔到大娘的篮子里蹬车跑了。然后避开李七庄卡子口，在纪庄子村西走荒路上了废铁道，返回了青凝侯。
又一次孙在东楼同济商店买大板纸和道林纸共500领，几经周折于夜间运到青凝侯。因为在路途中部分纸经了点雨，到家后就摊放在院子里，准备天亮后晒晒。可是天刚亮外边就响起枪声，独流保安二中队进了村。孙和他的家属齐动手，用柴草将纸盖上。此时洽巧有几个敌兵闯进了院子，见孙衣着不凡，硬说孙是八路军。孙说“我是在天津做工的，现在回家探亲，不信我跟你们走，到外边或到村公所找人给我证明。”孙就这样把敌兵引出院子。到了房后的街上，闹闹嚷嚷，敌兵揪住孙的衣领要打。此时魏朝选闻声赶来（魏与孙是前后邻），大声问敌兵说：“你们把他放开，他是在天津做工的，不是八路！”一敌兵问：“你是十什么的？”魏说：“我是本村保长，你们有话朝我说，出了问题我负责。敌兵这才将孙放开。敌走后，孙连夜将纸运往解放区。
两年间购买、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有盐箔、苦磺、道林纸、大板纸、机器零件、轮胎、染色精、黄油、西药、钢锉等数十种解放区急需的物资。施凤章还从敌人手中为我军购买大枪1支，子弹5000发，受我党干部佟泽民委托买汽灯罩20打。此外，他还通过周同章（青凝侯人）在天津开设的凤林银楼为津南县县委订《国民日报》1份，每周送一次，面交中共津南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刘铭西。
在1946年底至1948年，施凤章为获取敌人情报，常以伪保长身份和办伪事为名到国民党军驻地联系，利用各种办法取得敌人信任，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到小王庄汇报给渤海军区一分区侦察科二站站长冯瑞。冯瑞的上级领导人是侦察科科长迟林照和侦察科队长孙和修。冯瑞原名冯克江，河北省沧县望海寺乡前枣园村人。1947年26岁，号称津南县的“第二个冯三”。
1947年底，施在老君堂伪大乡得知了保安队到小王庄讨伐的情报，便立即到小王庄报告给冯瑞。我军由储国恩团长率领21团千余人，提前埋伏在四党口。当夜11时左右，在四党口一举歼灭敌军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小炮1门，机关枪3挺。
1948年7月的一天，施到大芦北口。因这里驻有国民党林伟畴的62军的95师一个营，所以这里一直是他侦察的重点。施见到芦北口伪团中队长李学清时说：“我看见你们村边上停放着很多大车，看样子又要修工事？”李说：“兄弟，不瞒你说，明天由二营来换防，三营借此机会明天去攻打小王庄。”施当夜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住在五美城的冯瑞之手。侦察科向一分区司令员傅吉泽作了汇报。部队首长们开始还不太确信。因为别的线上没有情报。但傅司令员仍下令做好一切应战准备工作。
翌日上午10时许，驻大芦北口的敌军三营500余众果然来到小王庄。他们妄想攻克之后，抢劫和捣毁小王庄银行（解放区和敌战区的货币兑换所）。开始很多敌兵趴在桥北的地雷区，我守桥部队拉响了桥北的地雷，敌死伤无数。余敌顺桥向南猛冲，我守桥部队又拉响了桥上的地雷。同时我军封锁南桥口的一个排用轻机枪向敌猛烈射击，敌兵又死伤很多。余敌退到北岸，凭借一个土房子负隅顽抗。我军提前埋伏在北岸村庄的一支部队冲了出来，将敌包围，并发起多次冲锋，敌军惨败。残敌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活捉了一敌军连队军官，大获全胜。
解放天津战役前夕，施奉命经常到天津外围和杨柳青镇一带侦察国民党驻军的城防设施及火力装备情况。并画出简易阵地图交给冯瑞站长。
因为有这样一个钢铁堡垒村，上级领导机关，其它区的干部和武工队到市区执行任务时，也多以青凝侯为站点。如津郊武工队夜掏梨园头恶霸地主郭七父子，就首先到青凝侯，是由马仁俊当向导完成此项任务的。津郊武工队智救王村于德春家属后，也是先奔青凝侯，由马仁俊派大车接应的。这一时期常常有一些“八路”驻青凝侯，人员不等，驻的时间不一。据村民董万青说他家曾住过一位叫刘白的人，此人很不简单，常到市区干大事。
这段时期内，芦北口隔三差五的天天打仗，大仗由我军大部队去打，平时则是于夜间去两三个武工队员，在村外放阵枪，扔几颗手榴弹之后转头就撤。这样就引得敌人枪声大作，经久不息。以此扰乱、消耗和麻痹敌人，为我军打大仗创造有利条件。这些去扰敌的武工队员多数是以青凝侯为基地。
1948年10月，伪静海县政府向该村要强行征兵13名，该村硬是抗着不给，伪县府将施凤章扣压起来，剃光眼眉在静海县城游街示众。魏朝选邀出老君堂乡伪大乡长牛星甫将其保释出来。接着又向该村征粮40万斤，结果只交了1000余斤就应付过去了。相反，在解放天津的支前工作中，以马仁俊、孙文池为首的支前委员会全体干部，在20多天内不分昼夜，动员出全村所有可用的木料，家家都把门板摘下来，运往天津城南的护城河，供攻城部队使用。并出粮17万斤，高梁秸秆4万斤，干草20万斤。
对于青凝侯村这段工作，原区委书记张裕普和区长范松云合写的回忆录中评价说：“青凝侯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干伪事，敌人要兵不去，征粮不给。就这样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
青凝侯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个坚强钢铁堡垒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该村在解放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当我们朝着新的宏伟目标跨向新世纪的时候，在我们为西青区二次创业需要努力奋斗的情况下，重温一下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及我党的优良传统，定会激发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我们建设事业更大的发展。注：①美军官兵侵越解放区“小南河事件”：
1946年3月23日，张镜在青凝侯接到内线（在天津美军司令部当传役的倪广举）一份情报，内容是：“在3月24日上午9时许，将有美军5辆吉普车，10名美军官兵，沿李七庄南废铁道向西到小南河一带。”张镜经与支队长储国恩商议后，从津南支队抽出一个连，配合七小队于第二天在小南河村北，对空鸣枪示警，将美军官兵全部俘获，张镜对他们提出了抗议，然后放回4辆车8个人，留2人一车带回青凝侯。责令放回的美国官兵向他们的长官报告，让驻津美军明日派代表来出事地点谈判。
25日上午10时，美军代表如约准时来到。由张镜派出的12名战士把他们接到青凝侯。谈判地点就设在孙茂合家的东院。中共谈判代表是张镜和村长孙文池。倪广兴任翻译。（倪是大倪庄人，能言善辩，因过去在英国跑马场工作，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驻津美军司令部录用为传役，整日吃住在美军司令部，负责办公室的清洁卫生、送茶送水等项工作，取得了美军的信任。经我方做工作，使他成为我们的内线。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判开始时，张镜让孙文池首先发言。
孙问：“你们出市到解放区来干什么？”
美军代表答：“我们是出来打猎的。”
孙问：“你们打猎为什么带重武器？”（他们带有自动步枪、美国橹子，每人1支双筒猎枪）
美军答：“因为你们中国有土匪，我们为了自卫。”
孙问：“你们到解放区来为什么不挂号登记？”
美军答：“你们共产党没挂牌子，我们不知到哪里去联系。”又说：“你们国共闹家务没有我们的事。”
孙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行动是错误的。你们必须写出书面保证，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着张镜又义正词严地据理明辩，美方不得不向中共表示道歉。4月8日，美军驻天津最高统帅塞恩，写出由他签字的书面保证书交给张镜，同时我方将美军二人一车放还。
我所知道的“天津县——西郊区”电话通信的发展情况
张仁德供稿
张峻嵘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冀中第八军分区司令部电话排的电话员。天津市解放后，我一直在当时的津南县，以后的天津县、西郊区的电话站、电话局、邮电局等单位工作。现就我回忆所及谈一谈“天津县——西郊区”电话通信的发展情况。
天津县电话站的建立
天津战役打响之前，我军正在部署对天津的战略包围之际，于1948年11月间，我奉命从沧县杜林电话站到冀中八分区司令部（在青县塔寺庄）接受新的任务：我和另一名战士押运两马车电话线于次日赶到津南县刘岗庄子。这时，我军正向甜水井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据点进攻。首长命令我们由刘岗庄子架设电话线路到甜水井子，这段线路需驾船穿越大港积水区，任务异常艰巨。随后，我们电话班又奉命转移到津南县机关驻地齐家务。再由齐家务开始沿津盐公路向北架设线路。时值严冬，冰天雪地，而我们以每天六七公里的速度，用了近一周时间，将线路架设到大芦北口，当即在大芦北口建了一个电话站。我们马不停蹄地又向咸水沽方向架线，当我们将线路通往咸水沽时，津南县党政机关已先期到达。经与县政府取得联系后，我们接管了原咸水沽电话站，修复了葛沽电话站，恢复了与小站、葛沽的通话。
当时，咸水沽站有15门交换机1台，3名工作人员；葛沽站有30门交换机1台，工作人员2人。这样，一条线路以咸水沽为中心至齐家务转沧州（第八分区所在地）与后方领导机关联系；再一条线路由沧州沿津浦铁路至杨柳青。这津浦、津盐两条干线电话畅通，为支援我军解放天津提供了方便。
1948年12月，津南县改称天津县。
1949年1月15日，天津市解放。5月天津县党政机关迁至灰堆，修复了咸水沽至灰堆的电话线路，在灰堆建天津县电话站。并保留了咸水沽电话站。
1949年10月1日，电话站由军队转交给地方管理。原部队工作人员张仁德、赵清范、金景智、程绍言（已故）留地方工作。
1950年县电话站改装50门磁石交换机，除在县直属机关装设电话外，以灰堆为中心架设起通往全县各区公所的电话线。一区咸水沽，二区张贵庄，三区小甸子，四区双港，五区大稍直口，六区小站，七区葛沽。一区、六区、七区由咸水沽电话站转接，二区、三区、四区直通县电话站。其中二、三、五区穿越天津市市区；二区由中山门架线到张贵庄，三区由宜兴埠附近架线至小甸子，五区山西营门附近架线至大稍直口。县电话站另设有通市内的两条中继线。
至此，天津县电话站有50门交换机1台，装电话40多部，工作人员5名；咸水沽电话站有15门交换机1台，装电话10多部，工作人员3名。
天津西郊区电话站的建立
1953年5月14日，天津县人民政府建制撤销，成立津东、津南、津西、津北4个郊区人民政府，由天津市领导。在通信方面，相应建立各郊区电话站。原电话站也由地方电信改为国营电信，由天津电信指挥局市话处接管，并实行通话缴费制。当时西郊驻地定为李七庄，因初无办公地点，曾暂驻灰堆，电话通信亦暂由灰堆电话站（原天津县电话站）负责。
1954年，西郊区政府迁至李七庄村，遂即建成西郊电话站，装有50门供电交换机1台，通市内中继线两条，工作人员3名，由天津电信局市话处二分局领导。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电话通信事业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天津市提出“乡乡通电话，户户听广播”的口号，为四个郊区发展电话通信投资80万元，并从部队抽调一个通信连协助地方投入电话通信建设。在西郊区，以李七庄为中心扩建200门复式磁石交换机1台，连通市内架设电缆4公里，通往各乡线路分南西两大干线。南线由李七庄向南经梨园头、大任庄、南口、北口、新桥、巨各庄，南八里台、大韩庄到小孙庄。从门道口向南经大寺到大芦北口为南干支线。西线由李七庄向西经傅村、高村、张家窝、炒米店、古佛寺至东碾坨嘴。由郭村附近向北顺工农联盟大堤至中北斜，东折至大稍直口一带，为西干支线。这样基本上完成了西郊电话网的建设。
天津市西郊区电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956年，邮电合并，成立西郊区邮电局。至1957年，安装电话120多部，市话电缆4皮长公里，杆路140杆程公里，架空明线600多对公里，按电话业务的发展和要求，西郊电话站改为立体接续中继台28局（简称28局），工作人员增至26人。
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销郊区建制，原西郊区成立卫南公社和津西公社，每一公社各自成立一个邮电支局。津西公社投资3万元，安装30门供电交换机（后改为50门）1台，电话线路作了部分调整。原属西郊区的马集、新桥、巨各庄、南八里台、大孙庄、大韩庄划入南郊区。线路虽有些改动，邮电管理并未完全随行政变动而改动。
1958年10月杨柳青公社、1960年王稳庄公社划归天津市。这时，郊区建置撤消，西郊区各公社分属于和平、南开、红桥等市区。天津接管了王稳庄电话站和小甸子电话站（后迁至木厂），但未并入28局，通话凡经杨柳青，按长途电话业务进行联系。原西郊邮电局改为李七庄邮电局，并代管中北斜邮电支局。后增设郭村公社电话站，与王稳庄公社电话站中继线路通李七庄；而木厂公社电话站（小甸子站撤消）仍需经杨柳青局接转，按长途电话计费。3个电话站各装有50门磁石交换机1台，属集体所有制性质（国营不作统计），线路由各电话站安装维修。当年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提前完成市里交给的任务。
1962年恢复郊区建制，西郊区政府仍设在李七庄。开始，西郊区设15个公社，后调整为9个公社。每个公社要有两条中继线路。李七庄局要负责李七庄、王稳庄、大寺、傅村、张家窝、木厂、大稍直口等公社的电话业务，已达到最大负荷。只有西营门公社地处市区的边缘，直接使用市局电话，杨柳青公社由杨柳青局负责。因此，一部分农村电话分流给中北斜支局承担。
这时，以王稳庄与木厂两公社通信线路最为紧张，线路质量又差，保证不了市内电话通信的要求。1963年，由西郊区投资5万元，重点解决这两个公社的电话通信问题。至此，西郊区这片地区的线路布局是：由梨园头沿旧津盐公路到大芦北口，再延伸到小孙庄，解决王稳庄电话站的两条中继线；西干线由张家窝重新立杆挂线，解决木厂的两条中继线；为保证区领导机关通信联络的方便，又调整了由李七庄至杨柳青的专线1条。
到1963年底，李七庄局装机数量达150多部，中北斜支局40多部，杆路增架20公里，总长约160杆程公里，架空明线约800对公里，电缆皮长增至17皮长公里。这样，200门磁石交换机已达最大负荷，不能再安装新电话。曾在1963年的防汛和1964年的防疫等工作中，因电话通信力量的不足，而造成“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
从1958年起，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并为河北省省会。以天津市郊区的电话通信与河北省各县局比较，设备、线路都优越得多，故邮电投资多以解决河北省各地区为主，天津市郊区在短期内很难继续发展。由于邮电是国营企业，天津市无权支配其资金使用。要解决郊区邮电发展问题，投资是个大难题。为此，将天津市四郊区邮电局电话通信部分改为地方国营，由天津市自已投资发展。
1965年，天津市成立了郊区电话管理处，各郊区成立了区电话局（邮电分开设局），天津市当即拨款200万元，对各郊区电话通信增容扩建，而且此后每年还能提留十七八万元技术措施费，使郊区电话通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次扩建，西郊区完成了以下项目：（一）在李七庄新建局房1幢；安装300门供电式交换机1台；扩建调整李七庄至市内中继线。（二）新建永红电话站，安装200门供电交换机1台，新架设永红镇（今南河镇）内电话线路，增设李七庄至永红中继线。以上各项共使用资金60多万元。
这项建设在进行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尽管当时形势复杂，思想混乱，但市领导确定的重点项目，还是基本上按时完成了任务。
1967年，天津市复改为中央直辖市。
1969年1月1日零点，300门复式供电交换机开通，新机房楼360m²，生活用房80m²建成，扩建市话电缆17皮长公里，李七庄至市内中继线出入35对，李七庄至永红镇线路8条，立杆217根（10.8杆程公里），架空明线86.4对公里（4.0镀锌铁线），设计性能能开通四路戴波机。至此，缓解了西郊区李七庄电话局界内电话通信的紧张状况，用供电式交换机取代了手摇磁石交换机，安装电话的紧张情况也得到了缓解。但，人工接线比较缓慢，仍满足不了机关团体及其它用户的通信要求。
实现电话交换机的自动化
1971年，西郊区革命委员会驻地迁至杨柳青。就在这年年初，区革命委员会批准了在李七庄局当年改扩建自动交换机的申请。3月份，西郊区投资6万元，电话局投资1万5千元，开始进行改装自动交换机并增容200门的工程。由于全局总动员和市话二分局的大力协助，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工，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于7月1日零时500门步进制式自动交换机开通了。同时开通了李七庄至市内中继线80对。这样，西郊区在四郊区中第二个实现了电话交换的自动化。
1980年，李七庄局自动电话又增容至900门，但仍远远满足不了继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需要。
现在李七庄局已经实现程控电话光缆技术，总机容量已达两万门，同时正在兴建3个分局。
以上是我的回忆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因年老体弱，疾病缠身，1980年以后，我又离休在家，手头无原始材料，仅凭记忆，不见得准确，算是抛砖引玉，请了解情况的同志补充作纠正。
1994年9月24日
我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
钱根来
我在本世纪50年代，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至1955年11月8日，回国驻杨柳青中国人民解放军9375部队卫生营。1963年6月10日，转业到杨柳青卫生院（现西青区中医医院）。回顾抗美援朝这段历史，对于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是很有益的。
一、赴朝千里徒步行军
1952年春节前我们部队由上海乘火车北上，到达东北通化目的地。在通化休整一个星期，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等候上级的命令。大家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陌生的、特殊的、艰苦的、同时又是光荣的战斗。
1952年3月7日，我军奉命从夜晚开始，全军指战员，由通化出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奋勇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我们部队跨过鸭绿江之后，以强行军速度向志愿军司令部指定的位置阳德、元山开进。部队徒步千里行军所见，鸭绿江南岸一派空旷，路过的城镇乡村，遍地战火硝烟。所有的城镇乡村都是残垣断壁，一片瓦砾，到处可见被屠杀的和平居民的尸骸，被强奸致死的姑娘陈尸荒野，染血的幼儿呼嚎在母亲的尸体旁，令人惨不忍睹。
部队徒步行军到达目的是，要通过100多个封锁线。敌机则三五成群地来往不断，将成吨的炸弹一批又一批地投到铁路、公路和城镇乡村地面上，已经反复轰炸过的目标，到处是燃烧的火光。为了防空，部队夜行晓宿。入夜后，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在四处山沟树林里隐蔽了一天的部队和运输车队以及火炮牵引的车队纷纷拥上公路，挤挤挨挨向南涌动着。在一些岔路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马车驭手的吆喝声，甩鞭声以及部队行进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朝鲜战地夜行公路上特有的交响曲。
我们走过10个县没有见到一座完整的民房，部队只得在寒冷的野外露营，14天要走完近700公里路程，其艰难困苦情况是在国内每次行军所少见的。尤其过长津以后，敌机更加疯狂，每夜都轮番不停地轰炸。部队既要防空，又要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时值冬末春初，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实在难走，特别是下雨给部队的行进带来巨大的困难。森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我们有的几个人撑起一块雨布避雨，有的坐在泥水里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这样大的困难，没有一个人叫苦。同志们说：“只要我们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目的地。
我们野战医院，在大部队的后边，徒步行军，担负着收容伤病员医疗救护任务。轻伤病员，留院治疗归队；重伤病员，转回祖国。
在徒步行军中，有时在遭到敌机空袭轰炸后，我院全体医护人员在烈火中抢救军民或军用物资。在千里徒步行军中，我有时背双背包，大家你争我抢，互相照顾，全院出现了不少模范，积极分子。部队情绪很好，使不少带病的、脚打泡的同志坚持行军不掉队。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走路，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天天在增加。我亲眼看到首长的吉普车一到宿营地，就开回去接有病或行走困难的战士。
二、配合秋季战术反击战救护伤员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大战役。也是我院接收野战医疗救护人次最多的一次。当时野战医院设在五圣山以北的太阳里。这里条件简陋，我院医药服装粮食供应，全部依赖国内运输，但因敌机昼夜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得不到及时补充。朝鲜北部的城镇村庄道路桥梁，经过敌机轮番轰炸，所有物资、经济作物，几乎全部被毁。因此，我院所需粮、药物资、生活用品很难到供应，断炊现象经常发生。医护人员宁肯自己挨饿，也尽可能保证伤病员的温饱。
这次战役我院接收了大批伤病员，其中有很多特重伤员需要输血，光依靠本院医护人员献血，满足不了需要。于是，院长郭万毅向军后勤部长彭道清打报告请示。彭部长立即动员后勤部各机关、单位全体干部、战士，报名献血抢救伤员。同志们，都争先恐后报名献血，我曾经献过两次。
我野战医院，由朝鲜东线元山，转战到中线金化和五圣山等主战阵地的后方，是在第二线。
到前线抢救伤病员时，抬提架的全部是朝鲜老百姓。因运输道路被破坏，往后方运送伤员行动十分艰难。朝鲜人民为了支援志愿军打败美国侵略者，冒着敌机轰炸和炮击的危险，不怕牺牲，奋力抢救伤病员。途径大小公路都是敌机和炮击的封锁线，封锁时间昼夜不断，大约每隔40分钟轰炸炮击一次。
通过封锁线时：抬担架的朝鲜老百姓和志愿军伤员，有时会被敌机炸伤或被敌炮击中，有的伤员竟身负二次重伤。我们救护人员亲临现场救护，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尽力保护伤员。
三、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志愿军英雄模范层出不穷，各种技术人才应有尽有。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前后方，生活应用灯光火烟，都是敌机轰炸扫射的军事目标。因此，为了做好对敌防空工作，志愿军创造发明了“无烟灶”。从而，使敌机失去了轰炸的目标，减少了损失。
自从有了无烟灶，伤病员能够喝到温开水，改善了生活，提高了伤病员的治愈率。当时，天气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居住伤病员的坑道口，没有门。院领导发动群众，想办法克服困难，组织自办木匠，打制坑道口双层封门，在坑道里点灯照明，坑道外边不透光，这是战地最好的防寒防空的设施。
外科手术室没有手术台，野战医院自办铁匠炉，就地取材自制手术台，克服了设备不足的困难，保证了野战外科医疗手术顺利进行。有的轻伤员行动困难，需要柱着木棍和双拐支持行动。就又自己动手制做双拐和木棍，供伤员使用。
四、高粱炒面压缩饼干
中国人民志愿军，自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以前粮食供应，全部是高粱炒面和压缩饼干，是祖国生产的最适合志愿军作战食用。压缩饼干的营养丰富，味道可口。每天吃上2-3块，能保持一天不饿。因特别坚硬，用牙咬不动，我们就用铁锤砸碎，用温开水溶化开，专门供给伤病员食用。本院医护人员的供给以高粱炒面为主。无烟灶的开水需求量，只能维持供应伤病员饮用，全院医护人员饮用生凉水，生活上先伤病员、后自已，白衣战士全心全意、救死扶伤、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五、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1952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日。此间，祖国人民派遣赴朝慰问闭，国内许多知名人士和著名演员都是慰问团的成员，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直接深入到志愿军前线阵地和野战医院慰问演出。为伤病员演出的节目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清唱、快板书、山东快书、相声等。受到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伤病员们纷纷表示：要安心养伤治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奋勇杀敌，报答祖国人民的关怀！
赴朝慰问团演出的节目最受欢迎的是歌颂志愿军战士的快板书：“志愿军高高山上安了家，有楼上、有楼下、楼上楼下通电话，这个洞、那个洞、洞洞里面出英雄，志愿军真能干、个个都是铁打的汉，美国鬼子照明弹不管用，好比瞎子打灯笼，改善生活有大豆腐、小豆腐、油炸豆腐、烩豆腐，豆腐渣炸丸子，豆腐浆洗衣服……”这段快板书很快在志愿军中流传起来，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六、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赞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赴朝慰问团，给志愿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慰问品。赠给志愿军的慰问品每人都有：特制茶杯一个，茶杯上题词：“赠给最可爱的人”，含85.8％赤金的金笔一支，毛巾一条，手帕一个，高级香烟一条，还有各种食品糖果等。
赴朝慰问团的同志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奋不顾身的，把慰问品亲手送到野战医院伤病员手中。同时，还帮助伤病员，拆被、洗衣、缝补。使伤病员深受感动，伤病员们纷纷表示感谢，放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七、志愿军战俘营
志愿军设立的战俘营，距离野战医院大约3公里。美国飞机对着涂有战俘营鲜明标志的、他们被俘官兵疯狂投弹、扫射，一次就炸死伤美军俘虏30多人。正在这时，战俘营里我们的卫生队，给我院打来紧急电话，叫我们赶紧派医护人员到战俘营来抢救受伤的战俘。我志愿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由我院副院长任志率领21名医护人员，携带着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及时赴到战俘营。当时敌机还在低空盘旋扫射，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投入抢救受伤的战俘工作，这种行动使美军俘虏深受感动。翻译官说：“他们说，中国人民宽大，公正，爱好和平”。“这里是一个学校，简直不像战俘营”。许多战俘在我们返回野战医院时，同我们医护人员紧紧拥抱，再三道谢，发誓永远不对中国作战。
我们志愿军对待战俘始终坚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我们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不杀不辱不搜腰包，还发给他们新衣服、毯子、鞋袜和日用品，和我们的战士吃一样标准的伙食。在敌机狂轰滥炸造成供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军管理战俘的工作人员宁肯自己挨冻受饿，也尽可能保证战俘的温饱。
八、接收遣返我方战俘伤病员
1953年7月28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于8月20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交换伤病战俘。我院全体医护人员担负医疗救护任务。
这是一个令人不忍目睹的场面：板门店的一块空场上，中间用石灰粉划了一道白线。白线两边站着交战双方警卫人员，排着一辆辆画着红十字的救护车。记者们端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都在“抢占”最有利的拍摄位置。空场上人很多，但都出奇地安静。人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双方空地上的动静。
终于，在我方人员的视线中，出现了美军的一队救护车和带篷卡车，车队在白线前停下来。车门打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战俘手中挥舞着。
愤怒的我方伤病战俘把他们身上的美式军装，脱下来，扔在美军警卫的脚下，他们只穿着短裤走下了汽车。
战俘们扑在我院医护人员怀抱里失声痛哭。我院全体医护人员望着那归来的悲惨的行列，哭成一片。
面黄肌瘦的轻伤员拄着木棍跌跌撞撞地走过来……
失去四肢的重伤员被抬过来……
双目失明的瞎子被人领过来……
神经病患者被人搀扶着走过来……
许多伤员身上留着一条条、一道道、隆起的、凹下的伤疤，有的伤疤刚刚长粉红色的嫩肉，有的伤口被污染还在流血，一滴滴洒在那条白线上，那是战俘营里的暴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证。
许多二十多岁战俘，头发已经脱落得一根不剩，有的已经变得疯疯癫癫，那是战俘营里的电刑留给他们的终身痛苦。
二十一名残废战俘被抬过来了，被俘时他们只是负了点轻伤，在战俘营里他们被砍掉四十多条腿。
一个瞎子指着自己臂上剌的“反共抗俄“四个字，在控诉美军实行血腥镇压，他那空空的眼眶里流下一滴滴泪珠。
一个失去双臂的战俘被抬过白线时，他一轱辘滚下了担架，大声呼喊“我回来了，祖国亲娘！”
志愿军首长在收容所里迎接他们。文工团前来慰问他们。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员们，看着这些备受摧残的战俘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说出了“祖国……”这两个字，就已泣不成声。
1959年9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召开了控诉和声讨美军当局迫害和屠杀志愿军战俘的罪行大会。会场设在一个新支起来的帐篷中，由于物资条件有限，布置简单而庄严。拼在一起的五张桌上铺着军毯，周围摆满了两排长凳。大会主席宣布开会，战俘伤病员，他们列举了确凿的事实，控诉了美方怎样迫害，屠杀战俘，战俘们越揭发越悲愤，声泪俱下。愤怒和仇恨剧烈地燃烧着战俘们的心！
美方对中国战俘进行的肉体催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手段首先通过生活的虐待，使战俘长期处于饥寒疾病交迫的苦境，再加强迫劳役对战俘进行体力折磨。施“电刑”、关“水牢”，水牢是在“浴室”内以高压水抢给予“淋浴”，更为恶毒的是强行在战俘身上用墨汁写字，然后用针刺刻下永久洗不掉的反动字样及反动图案（如国民党徽和国旗）。开始是刻在手臂上，以后则刻在前胸后背，最后竞刻在额头上！
九、朝鲜停战后重建家园
1954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进行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建设，参加农业生产。这时，我们野战医院的任务是：“接收帮助朝鲜老百姓重建家园和参加农业生产的志愿军工伤疾病的医疗保健”。这项任务艰巨繁重，十分艰苦。施工初期，正当严冬季节，不仅天寒地冻，施工作业也缺乏器材。当时朝鲜城乡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施工现场很多废墟里，有敌机扔的定时炸弹，施工战士有的被炸身亡，有的被炸受伤，有的被寒冷冻伤，有的积劳成疾而病倒。
经过1年多的施工，朝鲜城乡建设面貌换然一新。朝鲜老百姓喜气洋洋的由山洞坑道里陆续搬进新房，赞不绝口的赞誉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好的军队。朝鲜老百姓，都衷心的祝愿毛主席万岁！金日成元帅万岁！
停战后，被敌机炸毁的铁路、公路、重新修复。由祖国运往朝鲜的物资通行无阻。志愿军的生活得到改善，能够吃上大米白面、肉食品和熟菜，军需日用物资，获得及时供应。志愿军为帮助朝鲜人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调动大批部队，先把敌机轰炸的累累弹坑垫平，然后，重新播种稻谷。从而，农业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做出了积极贡献。红旗招展
在朝鲜的日日夜夜
赵学敏
我曾以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过一段抗美援朝的战斗，虽然并没建立过什么显著功绩，但总算青春没有虚度。
一、义愤填膺
1949年5,6月间，我们部队在结束太原战役、和平解放大同市后，就奉命卫戍京津，乘火车来到了扬柳青，下车后穿越西河以北柳林地带驻札在王庆坨镇，这里是军司、政两部。后勤部和一个师部在杨柳青。我们除了繁忙地下各团队巡迥演出外，还参加了双口的抢修堤坝和小站的垦殖种稻，到1950年夏垦殖小站苇湖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又回到王庆坨进行休整时，美帝国主义就在朝鲜38线挑起了战火，我们对时局非常关注，除军政委做报告外，天天由协理员传达形势，组织各班组讨论。
那时虽还没明确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当美军在仁川登陆事态急转直下后，同志们个个磨拳擦掌怒不可遏，尤其是听到敌方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把炸弹直接投向鸭绿江北，炸死炸伤我国和平边民时，更是义愤填膺誓抗强暴。我们团里有一半是刚刚从东北独立165师文工团合编过来的同志，他们又大都是宽甸、凤城等地鸭绿江畔的家乡，饱受过日本法西斯的残醅统治和国民党内战进攻的折磨，更是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和沸腾的热血，保家戍边乃至渡过鸭绿江把强敌推到海里去的愿望真是一天比一天强烈。
10月中旬，盼望的一天终天来到了，上级下达命令开赴边防，我们文工团除留下几位有病的同志留守外，便随同大部队一起在杨柳青登上军列，经天津等地，一直到了安东（现丹东市），驻在了紧靠鸭绿江边的一排丘陵前的村庄里。这里已不再是欢庆建国的喜庆气氛；而是人们忙着挖洞穴，搭掩体，把家中必备什物向山根转移的紧张状态，因为每天总会有十几架次甚至几十架次美国的“小油挑”或“黑寡妇”（F86或海军用战斗机）围着鸭绿江大铁桥投弹扫射，或放火箭炮，爆炸声不绝于耳。
在一个睛朗的中午，我们正聚集在一个大院里准备开午饭，突然间声如雷鸣持续不断，一群群美制B-29重型轰炸机飞临丹东对岸新义州市的上空，数来将近百架，它们从高空投下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顿时浓烟蔽日火光冲天，美丽的新义州化成了一片火海，强烈的气浪直接冲击到北岸丹东，使我们的饭堂落满了灰烬，天空漆黑一团，记得我们这顿饭是大米饭熬带鱼，这时谁也吃不下去了每个人都瞪红了眼，撂起了袖管怒不可遏。
两个小时后敌机滚蛋了，在灰蒙蒙的烟雾中看到了成群结队逃来江北的身穿白衣的朝鲜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忍睹，好端端的一座和平城市，在侵略者的淫威下顿时化成了一片灰烬。
此后，请战书、决心书，大把大把地递在协理员的手里，有的同志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无奈，作为军人，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几道请战书递上去了，只好安心等待分配任务。
二、侵略者的狼狈像
任务明确了，我们开至鸭绿江边，就是要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文工团化整为零，组成了不同的小分队分别担任不同的任务：一部分业务娴熟的同志继续做宣传鼓动工作并随时战地演出，余下的女同志到战地医院去做护理员，还有的男同志去带民工担架队，担架队员都是支前的老百姓，我们同志当的“官”还真不“小”，以“教导员”名义每人带500多人，负责解决食宿和尽量保证他们安全的事项。我和林旭日、黄俊两同志因为相对地会说几口英语，被分配到战俘营去准备接收俘虏。当然，我们也有老师，一位年近50岁的外贸专家随我们同行，行军途中及到驻地后我们随时向他请教战场喊话和处俘用语，虽是口传心受，学得还真比课堂上快得多，至今我还会说：“缴枪不杀，忐愿军宽待服虏”呢，只是因为环境艰苦，天天历险，我们也要随时给老专家做思想工作，因为虽然配备给他一个驮骡和一名揹夫，但老专家的承受力毕竟不如我们年青人，我们是10月底过的江，到指定地点时已经是第二战役结束了。
打扫战场后，我们收到的“李承晚”（称南朝鲜军）不少，所幸彼此都通日语（他们曾受日本长期统治），登记、造册、转送给人民军还能应付，我在盘问一个李伪下级军官时，发现他在一本手册上写有“打到白头山（即长白山）去饮庆功酒”字样，不禁勃然大怒（当时理解长白山在中国，其实是中朝界山），把张股长交给我的二把盒子往朝鲜老乡的炕桌上一拍，吓得他面如土色立即结巴起来，张股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野心还真不小！”股长说：“要耐心教育，好好掌握政策！”这事就过去了。
至于“洋鬼子”我们只在附近草垛里“拾”来一个，向他讲英语，他不懂，只是跪坐在炕头上用手比划脖子，我明白了，是“不要砍他的头”的意思，原来是被志愿军歼灭的土耳其旅的一个散兵，我也向他比划：“不杀头、管饭吃、保安全”，在我们营里住了两天后可能是实际感化了他，再见到我们时脸上有了笑容也不装傻充楞了，我们把他按手续转送到上级部门。
第三战役是我们部队率先突破的“三八线”，我们接收了李俘三、四百人、美俘还是不多，仅20多个，在分别登记造册后，任务主要是押转。为了他们的安全，一次夜间把他们向后转移了40多里地。我向他们讲：“Don'tmakeblaze！”（不要制造火光）和“Carecraft！”（防空）时，都很听话，叫他们Walking时就走，叫他们stop就停，尤其是防空时那个“认真”样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不得把头扎在地里屁股却蹶得老高，我暗想：“你们把朝鲜炸得稀里哗啦，原来你们更怕飞机”我们当时配备的武器仅是一人一支“三八式”马枪，押解人员有多少？仅是我们三个“翻译”，一人领路，一个督尾，我在当中来回巡视，三个“文弱书生”就押解了好几百名解除了武装的“强敌”，真是兵败气微如鼠，胜者豪气冲天。事后回想，真要俘虏中有人暗算预谋，兼以语言并不很通，结果了我们三个人还是费不了多大力气的。
随后休整过春节，我们文工团又集结到了下甘岭军部，演出了几次小节目，我还以“虱人”名义给大家讲了小故事，徐部长说我：“长虱子不光荣，还是要讲点卫生”有什么办法呢？他还不知道我是入朝几个月来第一次有空刷牙漱口呢！可恨四架“野马式”把祖国人民千辛万苦运来的四卡车慰问品给打光了，既便如此，大家喝着朝鲜老乡送来的米酒，和他们一起跳着“哆拉基”舞蹈，那种“雄纠纠、气昂昂”的劲头，别看《志愿军战歌》此时还没面世，真使我至今还在心驰神往呢！
三、一口炒面一口雪
最艰苦的时期要属第四战役打阻击战这一阶段了。我们的部队一直突击到37°线以南，在横城一带顽强地阻止敌军的反扑，最辉煌的战例是我们594团的一个营在五音山阻击敌人近两个师兵力的进攻，白天敌人占领了前沿山包，夜里又组织小分队靠手榴弹刺刀把它夺回来，反覆多次坚持五天五夜硬没让敌人前进一步，为后面部队的部署和构筑工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于战线过长和人员物资补给困难，军司、政两部号召机关人员支援前线，我当时举手站了出来，和刘枫（转业后曾任天津市“八一礼堂”经理离休）、谷天禄、邓乃昌一起被派往588团后勤处，并当时宣布我和谷天禄被批准为青年团员，编入以刘枫为小组长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这也该算是“火线入团”吧！
给我们的任务是向前沿运送弹药并向后方抬运伤员。送弹药要上钻敌机扫射轰炸封锁的空子，下看横七竖八逃敌布下的地雷拉线，看到敌机俯冲完一蹶屁股就拾起弹药箱往山上跑，如果一不小心绊上铜丝铁线也许就当场“光荣”；抬担架则是一定要遵守“不让战友二次负伤”的原则去冲敌炮的封锁线，任务多在下午和晚间进行，执行这样任务虽总共只有十来天，但却得到不怕艰难险阻的锻炼。尤其是夜晚抬担架时听到炮弹溜子就平稳地放下担架爬在伤员近旁，听到爆炸声抬起担架就跑（听到声音就证明没事）的经验，也给我日后做工作说干就干遇变不惊提示了宝贵的启迪。
至于待命期间，便是找束松枝夹捆稻草，找个避风向阳处，扫扫积雪，盖上掩护性的松枝便在石板上和衣而卧了。至于饮食，根本谈不上按点集中开饭，只是从山沟隐蔽地中一人背起一袋炒面（杂粮炒制，由祖国运来），大约有七、八斤重，饿了就抓一把塞到嘴里，咽不下去，就顺手抓一把比较洁净的积雪，和着就好吞了，这样一天也不知道吃几饨，至于排便，则未免有些困难，反正这样过了十七、八个昼夜，人也没算饿坏，直到宣布任务完成在山沟里小憩时，有的战友奉献出舍不得用的几两大米，熬了一大锅稀米汤，一百多人每人盛了一碗，哎呀！喝米汤吃炒面原来比下饭馆吃会餐还要香甜呀！有的同志曾问过我，“回到祖国去你想吃点什么？”我说：“我就想喝王庆坨那红豆小米粥”。
这一阶段是有房子也不能住的，初到前沿时没有经验，我们20多人挤进了一所山坡上的空房子，半夜三更一阵榴炮弹就把我们给削出去了，原来这是敌人靠“老病号”（敌炮校正飞机）测定房子位置后，到夜晚来顿突然袭击，组长刘枫头部楔进弹片，幸有栽绒帽沿掩护扎得不深，他去了后方医院，一位姓孟的油印员被打断大腿，抬往医院途中闭上了双眼，只有我和谷天禄顺势滚到山沟里，算是幸免于难。
下团任务完成了，我们又归队去文工团，正碰上文工团上来的二梯队，这时谁也没顾及男女之别，见了面就是又搂又抱又跳，头一句就是槌着胸、拍着背问：“你还没死呀！”舞蹈组组长柳溪说：“听说你让飞机打死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写祭文呢！”我说：“我倒是很想‘光荣’一下，可惜没有挨上个儿”。战友们的血肉情谊，至今使我不能忘怀。
后来打听清楚了，在前方牺牲的不是我而是吹大号的“革大”参军的青年团员邓乃昌，经回忆确实有四架“黑寡妇”轮番地袭击了一条山沟，和我们掩蔽的山沟是叉腿形的，知道这一信息后不禁使我凄伤。
事经多年，每当我在语文课上讲授魏巍同志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听过课的师生都评议说：“感情充沛、生动深刻”。原来这就是亲身经历体会的实践效应呀！
四、怀念战友
除四战役时牺牲了战友邓乃昌外，最使我怀念的便是天津人沈德林了。他与我一起入伍，49年1月文工团从基层挑人办班集训，我被指定为四班长，叫他做班副，小沈热情开朗，好说好笑，能吹一手好口琴，因为长相很像朴克牌中的“小鬼”，所以大家一直叫他“小Joker”，几乎淹没了他的大名，到文工团后他分在音乐队，我分配在戏剧队。
入朝四战役开始，他被分配下连做战场鼓动工作，见到我背的东西只剩孙铮借给我的一条毛毯，长期滚防空洞已是又脏又烂。便动员我说：“扔了吧，背着怪沉的，这次我下连回来一定给你拾一到新美国毛毯来。”我的毯子是战友借给的舍不得扔，他夺过来就给丢到河沟里去了，边说：“包在我身上了，还他一条新的不比这个强！”说完就扬手告别了。我只好默默地等候他的“战利品”。
四战役结束，我因长期虱子叮咬和缺乏维生素，患了伤寒病和夜盲症，经兵站转送发着高烧到了佳木斯以北的集贤卫生院，四个月的休养治疗后基本康复，这时听说部队已回国在沧州休整便急着归队，院方把我们军的十多个痊愈伤病员编了一个班，还叫我协助一位党员老班长带队一起乘火车来到沧州，我向军组织部报到回团后不觉“五雷轰顶”，原来沈德林和另外三个战友在归国途中，在济川因敌机的轰炸一起牺牲了。我悲痛惆怅，到不是因为没有毯子不能向孙铮同志交帐，而是难过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长眠在异国他乡。同时牺牲的还有活泼可爱，十五岁就主演了“小红帽”的刘铁岭，也有与我同时入伍，新婚不久就去入朝的厚炳臣，另一个战友记不清了，此外，还有因患病留在锦州治疗未愈而逝的“小蜜蜂”闵祥明，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只要一想起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我就会陷入一种难以控制的凄伤和不安。
有人说：“你从20岁就投身革命，并且打过仗上过火线，到了60多岁不过以一个普通教师而离休，不觉得“亏”了点吗？我可以坚定的说：“比起他们来我‘亏’什么？我‘亏’的只是奉献的太少而生活日益优厚而已。”
从来不想讲这一段“过五关”的经历，怕别人说自己自夸功德，实在也没什么功绩可言。因为想到今已古稀之年，抖落出来多少会对后人有点教益，所以在政协文史会议的启发和督促下，写出了如上回忆，不当之处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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