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所知道的“天津教案”对人民群众的迫害情况及社会反响
  王仲义
  清同治元年（1862），法国侵略者，根据《北京条约》在天津市河东无偿强征了十五亩地的永租权，强迫附近住户迁移，搭盖望海楼教堂，吸收莠民入教，拐骗人口，招致人民愤慨。又在东门外建立一座以慈善为名的仁慈堂，收养孤儿幼女。同治九年（1870）农历五月，因天旱少雨，传染病流行，仁慈堂婴幼儿数十人病夭，群众认为系该堂虐待致死，同时传闻天津附近各地出现了拍花犯，县衙抓获了拐犯武兰珍、安三等，在审讯中供词又牵连了望海楼教堂，从而引起了仕绅在文庙集会，书院罢课，揭贴（大字报）写满街头，群众聚成两千人队伍，到教堂抗议示威。法国领事丰大业与他的秘书西蒙二人，携带枪枝到北洋通商衙门找大臣崇厚，要求派兵镇压并开枪恫吓，在返回途中，正遇天津县令刘杰，丰大业即开枪射击，打伤随从高升，在场群众怒不可遏，揪住丰大业与西蒙二人，乱拳打死，接着又奔向望海楼教堂，杀死传教士谢福音，纵火焚毁望海楼、法国领事馆及英美基督教堂；乘兴再去东门外仁慈堂，到浮桥河边时，桥板已被崇厚下令吊起。正好提督陈国瑞骑马路过，他同情群众，令士兵拽下吊板，大家一拥而进，入堂救出了儿童一百余名，将仁慈堂内作恶多端的传教士修女全部杀光，再放火焚毁。事后法国使馆向清政府提出强列抗议，要求抓捕凶手三至四百人、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提督陈国瑞一并抵命，并赔偿死者恤金数百万，赔修教堂、领事馆，还要驻兵天津，驻屯所需军费全部由中国负担等等。法侵略者军舰在大沽口外又炮击我沿海各村庄，其他英、美、俄等公使也在一边支持法国，各国军舰也向大沽口外和烟台方面集中，进行恫吓。清政府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到津办理此案，曾国藩按照清政府的意图，执行了杀民媚外的策略，到津后首先释放了武兰珍、安三、王三等拐骗犯，把被救出的一百多名儿童送还，最后拟以杀害爱国百姓二十名，流放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送刑部治罪，赔偿抚恤、建筑等银五十余万两作结。但使曾国藩最头痛的是，他虽然下令“缉拿凶手”逮捕了群众八十余人，经过严刑逼供，被迫招认的不足十分之，其余的都坚不承认，又没有旁证可依，曾国藩认为只杀这几人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就仍严令加紧搜捕。当初我有一姑祖母尚老太太（1862-1940）不止一次的谈说天津教案往事，说她有一堂表哥叫“懒龙”，是天津有名的闸口赵家的族裔，自幼父母双L靠伯父收养，没上过学，也没有名子，依靠走街串巷卖糖果为生，当时不到三十岁，在五月二十三的那天，他在天后宫南沿途叫卖，见东边烟云滚滚，有人说河楼（指望海楼）失火了，他想去河边看看，刚走到浮桥边，正和冲过桥焚杀仁慈堂的群众撞了个满怀，盛糖果的提盒摔破了，糖果洒了一地，一看来的有一千多人，拿着刀斧棍棒，懒龙吓的也没有敢捡，就赶紧跑回家，他的伯父正在门口站着，见那摔破的提盒问明情况，申斥他遇上事为什么不快躲开，不料爷俩的几句对话，却被乡甲局的人听见了，引起一场祸事，当地方上再次搜捕时，“捕快”们就把他做为知情不举捉到了县衙牢里，晚间狱头把他叫到跟前，动员他承认烧杀教堂洋人事，如在供词上私下划押可免皮肉之苦，还能得五百银子的安家费，不然哪一天过堂打个皮开肉绽，也得照样招供。懒龙知道杀人偿命，事非小可，他回绝了狱头的诈唬，因此在狱中受了许多非人的折磨，羁押了三个多月，才被糊里糊涂的放了出来。原来曾国藩天天催拿正犯，最后下了一个手令，如果到期还不能拿获凶犯，定以玩忽职守罪把知府、镇台、知县等参奏革职查办。有一位管理城四门的门官绰号叫张七饼子的与县里李师爷很要好，他们就合谋从县官那里把每拿获一凶犯发给银五百两的奖赏承包下来，张七饼子原也是天津杂八地出身，熟悉本地混混团伙的内幕情况，他与团伙头子们商量，用哄骗、旁激、利诱的等等手段，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补齐了所谓“凶犯二十名”的缺额，他们用先给每人五十两的安家费，换取了招供的签押，县官也摒弃了过去的三推六问的司法程序，草草的依供定案。消息一透露，京津朝野，舆论大哗，北京湖南同乡砸毁了曾国藩手书的“湖南会馆”匾额，远亲近友也纷纷来信指责，而外国侵略者对他投降媚外的办法并不值情，仍以办案迟缓，很不满意，就给清政府发出了一个“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只好把这个弄得里外不够人的曾国藩调走，由李鸿章接办此案，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意见也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把原定处斩二十名凶犯的决定，改为十六名，其他四名判处永远监禁。农历九月二十五日是这十六名“凶犯”英勇就义的日子，这天从西门里去西关街沿途商店、会所、住宅，不顾中外反动派的恐吓，家家摆设香案、供奉糕果、酒水，为这些遭难的义士送行。杨柳青的画店也开始把这火烧望海楼的壮烈场面，绘图制版，赶在春节前摆进年画棚子叫卖，转年春季又以这题材印制了几万把小扇子，在四月庙会上销售，很快的销售一空，对於天津人的这些举动，正如《宝佩〓尚书》文中所载：“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伤洋人画图刻版。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而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写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批扇子是为了迎合人民情绪而制作的，这种图案得获畅销，是因为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在人民对此次暴乱的结果一点也没有惋惜或悲伤的心情。毫无疑义，在天津，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赞成这次暴乱的。”（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71》）。同时文化界也很快编写了快版书，对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倍加歌颂赞扬，另外在杨柳青的传统曲目“画扇面”中，也填写了有关教案唱词，抗战前我还曾听过瞽师卢汉章的演唱。现将“画扇面”的唱词部分抄录如下：
  “……三座城池画上天津，能人造下算盘城，盐关紧对衙门口，单街子，娘娘宫，估衣街的买卖画不清，四门的鼓楼修在当中。
  扇面上画西芥园，望海楼画在三岔口前，再画紫竹林一座，往上海，三五天，外洋开来火轮船，来来往往赚我中国钱。
  外国人进京要夺权，天津卫又把买卖添，海口定计去赴宴，又来了两个文武官，也有忠来也有奸，卖国贼就叫曾国藩。
  外国人定计混乱我江山，天主、耶稣是外国人传，拐去了童男与童女，八九岁，十二三，个个摘心把眼剜，杀害了性命照成像片。
  大乱就在同治九年，拐子安三供出王三，众人教堂来质问，丰大业把脸翻，差点儿枪杀了刘县官，洋鬼子被打命染黄泉。
  为儿童去打鬼门关，那才是外国人报应循环，又来了大帅陈国瑞，领黎民到河边，放下吊桥过了关，火烧望海楼五月二十三。
  可叹这老英雄被了参，西太后无主意又把旨来传，醇亲王力保了陈大帅，十六个百姓下了监，九月二十五被刀餐，斩人的时候阴了天。
  好汉站在十字街口，各位乡亲细听根由，一不响马二不是贼寇，外国人逼的紧，挤的奸臣把本修，拿我们砍了头保住他的头。
  ……”。
  轰轰烈烈人民自发的抗教斗争，受到内外反动派残酷镇压而被扼杀了，但天津人民没有被这一事件所吓倒，他们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不甘屈服的顽强意志。一九〇〇年，伟大的义合拳运动之所以在天津暴发，应该说就是这种斗争精神的继续。
  新疆历史上的“津帮八大家”
  石丽莹
  凡熟悉新疆近代历史的人们，尤其在乌鲁木齐生活的不少耆老，均把“津帮八大家”视为乌鲁木齐市早期商业繁荣的象征。史家们也不无认为，津帮商界推动发展起来的新疆早期商业经济不仅支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使乌鲁木齐由原始草原过渡到城市起了有力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于1767年（清乾隆三十二年）建成的乌鲁木齐新城始具商业气氛。当时谪戍乌鲁木齐的著名文人纪晓岚诗云：“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抎繁华”。《新疆纪略》书中记叙乌鲁木齐“……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但是，这种早期的商业经济仅持续了百年之久，就被1870年入侵新疆乌鲁木齐的阿古柏侵略势力破坏殆尽。
  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为捍卫祖国领土，驱逐外侵势力，授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遵命率七、八十营军力连同整编的清军竞达百营长驱西征。因当时西征军征途遥远、军需供应艰难，政府动员京津两地商界支援。京津的富商巨贾不肯效力，只有天津杨柳青地区的流动货郎愿随军队西征。于是一批拥有二百多名肩挑货担、沿路叫卖，随军西征的津帮商贩，竞伴随着历经艰险的征尘岁月，发展成后来一支浩浩荡荡的天津商帮。
  1876年（清光绪二年），以刘锦棠为统帅的百营湘军共六万人进入新疆，击溃阿古柏政权，生擒阿古柏副将，以安抚各族民众。清兵收复乌鲁木齐以后，这批“赶大营”的津帮货郎便在塞外边城乌鲁木齐定居下来。因他们都是渗淡经营、靠苦力谋生的劳动者，都能勤奋创业，专心经营，并善积累资金，从而形成了新疆乌鲁木齐历史上颇具影响的津帮商户。
  津帮商户在乌鲁木齐近代商业史上是一支举足轻重颇有影响的势力。虽然，继“津帮”商户之后出现过所谓的“八帮商户”，即燕、晋、鄂、湘、豫、秦、陇、津。但除津帮外，其他均未能形成足以与津帮商户抗衡的势力。在清朝末年，“八帮商户”中以津帮所经营的津广百货、绸缎呢绒资本最为雄厚。同时天津的一些富户巨商，也见新疆商界有利可图，纷纷出资给乌鲁木齐的津帮作东、或者出货联手经营，逐渐形成了清朝末年的新疆乌鲁木齐“津帮八大家”。据《新疆图志》所载：“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甚至，八大家的分支已涉及天津、北京、上海等地，随着津帮商户的发展壮大，迪化市（即乌鲁木齐）总商会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成立，第一任会长是津帮“八大家”之一的永裕德百货商店经理杨绍周。当时，省城迪化共有工商业户1134家，商店764家，手工业作坊370家。津帮“八大家”的黄金时代是“共和革命”风起云涌的政治大变革时期，这种繁荣局面被后来边陲的兵荒马乱、商派纷争所破坏，津帮商民经历了颇多的坎坷和磨难。
  1937年9月，新疆督办盛世才下令查封了津帮的同泰兴、同盛和与德兴合三家商号，给工商界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三家商号在新疆历史悠久，信誉昭著，是乌鲁木齐的“八大家”名号。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捐款支前，对地方各项公益事业都曾作过贡献。横遭查封后，其经理人有的遭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被无辜定为“通敌罪”；有的被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折磨致死；有的被驱出城市、谪居农村、含冤泯没。
  1909年农历四月初八在乌鲁木齐红山庙会上“陕甘游民”与津帮商人发生冲突，酿成械斗。1910年夏天“哥老会”党人王高升纠集一伙“陕甘游民”，在津帮商号集中的乌鲁木齐商业中心大十字街一带纵火骚乱，几小时内，街道烈火四起，沿街商店损失严重，津帮商号惨遭洗劫，这便是乌鲁木齐历史上令人震惊的“火烧八大家”事件。
  王高升放火从现象上看，似乎是“陕甘游民”对津帮商人的挑衅，实质上是革命党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示威。所以事件发生后，代表清王朝的新疆巡抚联魁便积极招兵买马，充实军队，妄想维护末代清朝皇帝的宝座。另方面责成下属调查纵火案受损情况，并从省库内调出30多万两纹银，向津帮受害商民进行赔偿，以安抚商民，收买人心。
  王高升纵火案使“八大家”和其他富商巨贾受到打击和震动，许多商号分化改组，有的东家抽回资本，呈现由大化小，分散经营的局面。因此历史上人们将“纵火案”以前的津帮八大家称作“老八大家”。“纵火案”以后的八大家称为“新八大家”。辛亥革命后新疆津帮“八大家”的情况大致变化如下：
  （1）永裕德：开设于1906年，地址在乌鲁木齐城东，资本为25000银元，经理杨绍周，系津帮的头面人物，新疆乌鲁木齐商会首届会长。此号主要经营津广杂货、绸缎布匹，兼营药材、鸦片。栈房伙计主要有郭秀山、郭玉清、韩培清、王祝三等人。到盛世才统治时期经营败落、栈房出租他人开办医院，新疆解放后店址卖给军直合作社。
  （2）同盛和：老号开设于1885年，东家为周玉丰、周耀亭父子，也有本地其他股东加入，经理为柳士清，资本约25000银元，雇员20余人。京、津、沪均有其分店，新疆奇台、伊犁、吐鲁番均有分号，南疆各地设有推销站，主营京广杂货。
  （3）聚兴水：老号开设于1909年，“王高升纵火案”后，商店分化。辛亥革命后由肖春芳继续经营，地址在乌市东大街，资本约15000银元，1913年停业。
  （4）升聚永：老号设于1908年，辛亥革命后由李铸卿经营，资本为23000银元，于1918年宣告停业。
  （5）复泉涌：原为周姓父子种菜起家，1886年开设酱园，后由周家二子周保定在乌鲁木齐闹市区大十字路口开设经营糕点、醋酱、海味、茶叶及百货，解放前夕因纸币毛荒，业务不振，将店址卖给他人。1950年以新币2万元赎回铺房，继续经营到1956年。
  （6）公聚成：老号开设于1909年，店址在乌市南大街。王静堂任经理，资金约银元15000元，经营京津杂货，1923年停业。
  （7）德恒泰：老号开设于1900年，店址在乌市东大街。辛亥革命后由王铸卿经营，资本约银元17000元，店员十余人。杨增新统治时期，德恒泰停业，由开染房起家的崔善祥将其铺房接收，改为德昌源，继续经营百货绸缎。解放初因遭暴徒抢劫，被迫停业。
  （8）新盛和：开设于1910年，“纵火案”后一度萧条。1920年由赵玉堂出资任经理，资金约12000元，专营津广百货，店员数人。后由赵玉堂内弟总理全店业务，因此人不务正业，不善经营，几年内资金荡尽，店业亏空。．
  我们从“津帮八大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透视了天津杨柳青人兴起的“赶大营”壮举，对渤海之滨与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沟通，对国家的统一富强，对各民族感情的融合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如今山河一新，物换星移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人们仍难以忘怀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给予后世的启迪和激励是极其宝贵的。
  （本文写作中曾参考《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六辑有关文章特此感谢。）
  1996年4月2日于北京
  作者：石丽莹 女 1940年生于乌鲁木齐市，天津杨柳青石寅莆带之长孙女，为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疆帮“天迪商行”轶事
  宋义民
  天迪商行，是赶大营的第三代人经营的，总号在乌鲁木齐南关大街，分号在天津市估衣街。
  资东是韩伯超和韩宗耀，是堂兄弟，杨柳青人。宗耀生在杨柳青，长在新疆。伯超住本镇三街东盐店胡同，后迁居天津市旧法租界29号路老天祥里，其父韩少堂早年去新疆经商，结识了新疆省财政厅长刘文龙，交往甚厚。在刘的支持下，在塔城开设了盈丰裕京货店，积累了雄厚的资金。韩少堂只此一子，爱如掌上明珠，非常关心伯超的成长，认为不能让孩子继先辈事业，长途跋涉的去新疆。近在咫尺的天津市乃文邦之地，可以出息人，於是把伯超安排在天津市针市街益善银号学生意，几年后被提升上客房（即走街），后来刘文龙到天津公干，见了伯超，倍加喜爱，只见他仪表凡非，举止稳重，因此情愿出巨资提拔向上。1928年裕源银号宣告成立。伯超此时年仅30来岁，在天津市银钱业的知名度不高，自然号召乏力，因此聘请钱行业前辈杨少武为正经理，伯超为副经理，经营到解放前夕歇业。
  吕希曾，字绳武，杨柳青人，自幼家庭赤贫，立志读书。但因经济逼人终於辍学。由亲友推荐，在杨柳青估衣街延生堂中药店学徒，以图维持生活，它勤学苦练，几年间掌握一般的饮片加工和简单的制药炒药技术。后来提升到门市部，负责抓药。该药店系行医卖药的模式，有座堂的中医两人，其中有一位老中医纪大夫，都称为纪二爷，纪老德高望重，医学渊博，绳武十分尊重，立志要和纪老学医。纪老见绳武真诚实意，便悉心相教。
  绳武在延生堂干了八年，此时他已结婚，增加了负担，在延生堂实在干不下去了，辞职后另谋职业。在此赋闲时间，医道有用了，它热心的给朋友们义务看病，虽然医道不高，一般浮灾浮病的一看就好，真是名医不如时医。他以医交友，给谋职添了活力。有一位友人叫吴乃宾（人称吴四）他是天津市东马路孚中鞋店的东家掌柜，它的鞋店在东马路几十家同业中，业务是首屈一指的。由吴四出资，在东门里二道街予成立了昶远百货批发店，聘请绳武为经理，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从而又结识了韩伯超，此时韩已加入了一贯道。
  希曾自从结交了韩伯超，对韩十分恭维，韩对吕也十分赏识。后来经伯超的堂兄韩慎斋保举，伯超把吕调到天迪商行，为驻津老板，一步登天。天迪是扬脸的买卖，只是采购，花钱买货，厂家和商号的推货员闻风而来，每天到天迪联系业务的络绎不绝，大有人满之患。此时请宴的、送礼的、陪同玩玩闹闹地接踵而至，有的根本挨不上号。现在的吕希曾已经是飘飘然，有点转向，在风月场中，留下了足迹，但还是脚面水、不太深，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的资深推销员，老谋深算，奸狡非常；为了对吕更密切，为达到多销货的目的，施展阴险手段，什么嫖娼、舞女、女招待等等一齐上，初露角色的吕希曾如何能够承受这些妖魔鬼怪的迷魂汤，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脱身，终於把吕拖了下来。
  希曾在解放前夕已经失业，有点积蓄，已将告磬。到了新社会，一贯道的压力，经济的困难，贫怕交加，於五七年病逝，终年五十岁。
  1928年以朱炳为首的成立了新绥汽车运输公司，由绥远到新疆的专业运输客货。它有一个外柜叫伯达书馆，负责人叫张善修，宁晋人，一贯道徒。伯达书馆不经营书籍，也是经营各种物资，新疆帮各号在津采购货物，先运到绥远通圣转运货栈，再由该栈转到新绥公司装车运往新疆。通圣栈的经理叫孔宪章（人称孔麻子），杨柳青人，孔虽经理主不了事（它不是一贯道），通圣栈的业务人员都是一贯道把持着各个环节的业务，和新绥的人员勾搭连环，因此客货没有先来后到，它把先后倒置了。凡是天迪、伯达、复兴永、广兴和等号的货物随到随运，一般户的货物一压再压，形成凑车凑载的东西。“七七”事变后，新绥的运转已临停滞边缘，把所积存的货物集中运出，不料汽车行至百灵庙被日寇抢劫一空，客货损失惨重，但没有一件是一贯道的。
  在杨柳青八街河沿大街，路南有一家刘记水铺，掌柜刘玉明。这家水铺在民国十五年（1926）由玉明继其父刘仁经营的，当时他是五口之家，上有老父，一妻二子，竟指着这个水铺生活着，刘玉明的担子太重了。既苦又累，度日如年。刘玉明生来的精明强干，还能写一笔好字，学习潘苓皋。它对穷是非常不甘心，总想关了水铺另谋他业，奈因老父执意不肯，怕他一旦跳槽，如不成功，丢了饭碗。玉明非常孝顺，只好服从。转年，老父病故，玉明认为时机已到。当时赶大营的非常火爆，你来他往，买房置地。玉明对此现象早已垂涎三尺。於是全家四口离开了杨柳青，走上了梦寐以求去新疆赶大营的途径。
  到了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大失所望，所期望投奔的两家亲朋发生了变化：一家吃了官司，一家不知去向。刘玉明傻了眼，这怎么办，好歹找了个安身之处，奈因腰中空乏，决不能坐以待毙，急中生智，暂且以卖字为生，玉明写潘体几乎可以乱真，潘体字，在新疆省很受欢迎，潘当过甘肃省省长，新疆是甘肃划出来的，因此群众有些印象。
  事有凑巧，这一天韩宗耀路过字摊，一看字写的很好，非常惊喜。又和刘玉明接触，经过漫谈，因是家乡人，更加亲近。此时宗耀正在物色适宜人选，增加自己实力，此刻发现了刘玉明正中下怀，於是二人越谈越投机，交了朋友。宗耀要求玉明入号协助经营，玉明久旱逢甘雨，那有推拖之理。入号后，玉明兢兢业业，积极经营，从而使天迪商行的面貌一新，宗耀非常高兴，倍加赞许。终於拜了把兄弟，在金兰谱上又加许多亲密无间的内容。宗耀有些失控了，话说的也过了头，一方无心说，一方有心听。刘玉明是机灵鬼，点子特别多，何不借此东风，大干一场。干对了则名利兼收，错了不就是只身一人吗！机会不能错过，向宗耀提出许多建议，在津大批进货。此时正是新绥汽车畅通无阻，只要在津装上货，七天到新疆，货到钱回。
  例如，当时天津、北京等一九〇兰布正在时髦，男女都穿，新疆省也见了这种货，因群众不太习惯，销路不畅。玉明提议可以采购一批一九○兰布，加强宣传，造成热潮，定可获取厚利。宗耀起初怀疑不定，经玉明陈述情况终於默许，当即给津拍电买货，不久货到，按天津的宣传方法：用几个大盆放水泡布，以示色真。果然凑效，获得了厚利。宗耀对玉明是心服口服，但不知他二人已是同床异梦，玉明是看出殡的不嫌殡大。此时天迪商行的经营大权完全掌握在玉明一人之手，当时天迪已拥有几十万元的资财。任何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七七”事变日寇侵占了华北，新绥汽车覆没了，各种运输已完全隔绝，天迪业务自然停滞了，刘玉明一看，火口到了，便提出辞职，宗耀大惊，反复挽留，刘意已决，没有协商余地，只好清算财产。彼此条件大相径庭，终于番脸。后经多方调解，结果把天迪大部财产算给了刘玉明。宗耀为人憨厚自认倒霉。这正是“交浅莫言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百年寻根杨柳青
  ——记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石氏家族后代
  石丽莹
  按：在我区历史上兴起的天津商帮“赶大营”，使成千上万的杨柳青人植根新疆，百年之间，多已传代六七，虽因岁月风雨和万水千山的隔离，至今他们仍然怀念故乡、情系津门。
  去年初夏，杨柳青镇石氏后裔石丽莹女士与李林生先生伉俪相偕，归访了故里，受到区政协领导热情接待，并参观了石家大院。她满怀激情的连夜为《西青文史》写了这篇很有意义并有研究价值的文稿。他们均系《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
  自祖辈算起，石氏家族在新疆繁衍生息的历史已近百年。百年的历史长河，激起过多少惊涛骇浪、潺波浊流！正如诗圣杜甫所感叹的：“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石氏家族在新疆的百年史亦交织着颇多的升沉荣辱、沧桑磨难。尽管如此，寻根觅祖，一直是新疆代代石氏后辈梦牵魂萦的夙愿。如今山河一新，物换星移，寻根杨柳青的百年梦想能在我辈实现，实为幸事。
  去年中秋时节，堂弟石卫国偶从朋友处得到一帧介绍杨柳青石宅戏楼的画页，我们用放大镜仔细辩认“石宅戏楼”柱廊上的那幅楹联，欣赏着世祖留给历史的这宗文化瑰宝，心情甚是惊喜。今年的隆冬，又是堂弟，冒着凛冽风雪，无不激动地把一本《津西古今采珍》送到我手。当晚，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上面的文章。有关石氏家族兴衰史的篇章，更是仔细研读。我由衷地感激天津津西史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为史志研究作出了如此具有价值的成果。
  我根据文中所提供的石氏世祖成员的名、号和生卒年份草拟了一份石氏家族祖谱。后经仔细分析石氏诸代更迭的情况之后，方知文中所叙石氏祖谱恰到我祖父石寅甫时期截然中断。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自“七七”抗战爆发后，战事迭起、世事纷乱而隔断了西部边陲和渤海之滨的联系所造成的。
  乌鲁木齐石氏家族的祖谱，当从我祖父石寅甫起始。祖父名石作桐，字寅甫，天津杨柳青人。生於1898年，于1943年被新疆督办盛世才捕杀狱中。祖父在世涉足商界后，除与他人合伙经营商号福泰成外，大部分精力是参与乌鲁木齐商会活动，偶赴天津和内地办货或去苏境通商。祖父45岁的人世生涯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穿着苏式西装、礼帽，手持文明棍在苏联拍照的，后来在文革中被劫失。据史料记载，祖父在民国杨增新统治时期任乌鲁木齐商会会长。由于往返通商的缘故，接触广泛、见闻较多，接受了颇多内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而成为新疆这片“世外桃园”的愚昧世界的启蒙者。祖父被盛世才反动势力杀害前，在新疆杨柳青人的心目中一直威望很高，颇有知名度。1986年9月17日新疆乌鲁木齐政协委员会为祖父的历史情况出示的一份证明材料写道：“前迪化总商会副会长石寅甫，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力抗战活动，后被盛世才捕杀狱中，此人在全疆工商界中颇有影响……”这段证词基本概括了祖父生前的情况，是对祖父人生历史的中肯评价。
  据家母回忆，祖父不善理财，经商常有疏漏。在《津西古今采珍》一书中写《石寅甫大意失黄金》一事，想来当是事实。祖父也不善持家。由于他一心操劳商会活动，对家人疏于关照，发妻石李氏患病延误，于1925年亡故。当时祖父27岁，长子石文郁6岁，长女石月琴仅3岁。次年，已故祖母之胞妹继嫁祖父，后生一子石文辅。但未过几年，二祖母也染病身亡。父辈曾将二位祖母的遗骨和祖父合葬一墓。祖父的第三位夫人是石徐氏，也是天津杨柳青人后代。据母亲回忆，此人性情暴戾，心肠狠毒，嫁进石家后没多久，便虐待家人，聚敛家财。甚至将长子、长媳和未成年的子女逐出家门，由同族亲戚收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有姥家，而对祖母的印象十分淡漠。
  1933年，新疆历史上爆发了“四·一二”政变。野心勃勃的军阀盛世才窃取政权后，逐渐暴露了他仇恨革命的本质。从1937年开始，便捏造罪名先后逮捕了当时任总商会会长的祖父石寅甫及其他成员韩君壁、曹余三、崔善祥、周海东等人。还查封了同盛合、同泰兴和德兴合三家津帮商号。继1943年，新疆的优秀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惨酷杀害后，我祖父也被杀害狱中。事隔数月，当局令我父石文郁前去认领祖父遗骨。我母亲张英霞、姑姑石月琴随同前往，他们发现领到的尸首头戴一顶穆斯林白帽，怀疑有误，要求重新辩认。当局不允，强令让家人抬走这具遗骸，这是父亲生前最为伤心的事情。父母为安抚先辈亡灵，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值钱之物，为祖父铸造了一尊银像，以示缅怀。祖父被盛世才杀害一事，在1983年乌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出版的《乌鲁木齐市文史资料》第六辑和《新疆风暴70年》等书刊中均有记载。
  祖父去世后，三祖母石徐氏独吞家产后携几箱财物、细软与一湘军军官私奔。汽车行至星星峡一带，湘军军官乘夜色劫物弃她而去，徐氏后来贫病交加，含愤而殁。
  在新疆有关石氏家庭历史的口头传闻中说，祖父石寅甫有弟兄三人，他排行为二。其兄名号及生率年月无从查考。对其下落有两种说法：一说“石大爷”早年出洋英国谋生；一说他早年隐居山东开矿办实业。此两说法，均无从查证。祖父的胞弟，名石作雯，生于1902年，卒于1960年，杨柳青人氏。解放前在旧军队作过军需。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所在部队收编为新疆军区后勤部队，他仍操旧业，从事军区后勤副业加工厂的管理工作。年迈后解甲归田，1960年在新疆沙湾县病故。
  祖父石寅甫及其胞弟石作雯的子、孙辈、现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已有28户约90多人。
  祖父石寅甫同结发夫人生长子石文郁、长女石月琴。石文郁在青年时代因喜爱参与进步的社会活动曾遭逮捕，后以钱财保出。在新疆学院读书时，参与编辑出版高校进步刊物《新芒》学刊，后被盛世才当局查禁，毕业后任过伪市政府科员、科长等职，新疆解放前夕受排挤失业，积郁成疾，含怨而殁，时年29岁。
  石文郁同杨柳青后代张英霞结婚，生有三女二子。长女石丽莹、生长于乌鲁木齐，1960年至1965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新疆大学中文专业副教授；长子石立华，现为新疆轻工技校高级技师；次女石丽庆，现为医师；三女石丽荣，现为新疆美亚牛仔布有限公司服装厂副厂长；次子石立祥，毕业于西安交大机械系，现为工程师。祖父长女石月琴同新疆杨柳青后代李文元结婚，生有三女。长女李红彩夫妇均为退休技术工人；次女李瑛在自治区物价局工作，其夫为新疆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三女李秀凤夫妇为技术工人。
  祖父与续弦石李氏生有一子石文辅，生前为新疆畜牧厅技工，于1979年去世，时年58岁。石文辅与湖北籍人李天秀结婚生有三女，现均在乌鲁木齐市工作。
  祖父的长媳张英霞，现年78岁。长女石月琴，现年71岁。均健在于乌鲁木齐市，现都是儿孙绕膝的耄耋老人。祖父石寅甫胞弟石作雯同新疆本土一女性结婚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石文魁，解放前为新疆被服厂工人，后退职务农。石文魁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石卫国，早年参军新疆边防、通讯部队，提干复转。现在新疆电信局任政工干部；长女石玉勤，现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十部；次子、三子均搞个体运输；小女为技术工人。五子女均已完婚生子。
  石作雯次子石文华、生有三子一女均从事农副业经营和技术工作。三子石文荣，生有一子二女，均在乌鲁木齐市生活就业。
  据熟悉石氏家史的人口述，祖父石寅甫早年离别故士杨柳青时，除携一弟石作雯外，还携有一妹石作兰（?）。但此妹未进入新疆，行至兰州时，将妹嫁与天津杨柳青齐氏人家作妻，此家数口仍在兰州生活工作，后代之间偶有联系。
  此次赴杨柳青寻根问祖前夕，适逢清明祭日。我同两位胞弟并携两子，驱车近百里，冒着霏霏雨雪去凭吊祖墓，并拍下几张绌照，以志纪念。
  追溯百年族史，领受绵绵乡情，心头不禁涌起悲壮苍茫的历史感。诗圣杜甫咏叹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正是此时心绪的写照。任凭天山远阻，岁月悠然，塞外赤子的绵绵乡情是永远割不断的。
  1996年5月7日凌晨写于津西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