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肆意屠杀无辜百姓
在日军占领杨柳青的当年秋季，杨柳青的农民每到铁路两侧收庄稼，武装日军乘坐“汽驴子”（机动铁路巡逻车）沿铁路横冲直撞，见到铁路附近有三五成群的中国人干活，举枪瞄准人群就射击，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时常有人被击中身亡。
一位家住西街姓李的农民曾对我讲过：1937年秋收时节，有三位西街的农民，一位姓张，另两位姓王。一天他们在地里收庄稼，傍晚回家时路过杨柳青火车站西面的搬道房，守卫车站附近的日军看见这三位农民赤着上身，一个人在腰间系着皮带，一个人系着“腰里硬”，另一人上身露着兜肚。日军见了顿起疑心，即用刺刀把这三人活活刺死。将尸体扔在铁路旁的小河沟里，直到转年春天才由三人的家属把死者的尸骨掩埋了。
一次，我在万字会胡同行走，看到几名日本兵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拥着一被绑的中国人（这人穿黑色衣服，约有40多岁）从日军驻地（今第一小学）出来向南运河方向走去。后来据我的邻居说，这几个日本兵把这位中国人押到运河南面空地上，几人齐上前用刺刀将这人杀死。
一天，一位姓赵的妇女回水高庄娘家，不料路遇几个拿枪的日本兵，他们将这妇女轮奸后，又用刺刀剖开她的腹部，其惨状令人发指。
当时，我曾在“福音堂”美国传教士的住室中见到一本由传教士代别人保存的杂志，上面刊登了三幅日军在沦陷区屠杀中国人的照片。其中一幅是摆成一行被杀的中国人的头颅；一幅是日军活埋中国人的场景，他们把被捆绑的中国人放在土坑里，把土埋没了全身只留头部在外；一幅是日本军官正用军刀向中国人头部砍去，我看了之后心如刀绞。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无形地杀害中国人。当时杨柳青镇上有人公开设立鸦片烟馆（在乔家疙瘩北头），贩卖鸦片烟和提供吸食场所。还在猪市大街（今25号院）开设妓女检治所，实际是给妓院的妓女提供卖淫的方便，引诱不走正路的人去嫖娼，传染性病。
随处侮辱毒打群众
我听居住十四保（保甲情况后面详谈）的农民李德年说，在1937年秋收季节，他和同保的共八位农民一起到子牙河南岸田地摘棉花，看到日军乘坐把杆木船在河上航行，船的前方有两名日本兵持枪在沿河南堤上步行做先导。这两名日军看见这些农民，就示意农民到他们面前来。当时八位农民各个拿着棉花举到日军面前，一面说话一面打手势，以表示自己是农民，正在摘棉花。其中一名日军大声呵斥，让农民排成一行，立刻举起步枪把子弹压入枪膛，对准排成一行的农民就要开枪射击。当时吓得这些农民脸色苍白，另一名日军见此情景放声大笑，才不让这个日军开枪，并说声“开路”。八位农民一听，顾不上再收庄稼，赶紧回家了。
武汉陷落后，驻杨柳青的日伪官员组织各阶层的人开庆祝会并游行。会后日伪官员聚在镇立小学院内（即今一小南院）围坐桌前饮酒吃日本盒饭。这时有日本妓女侍候劝酒，也有中国妓女身披白色绶带，上书“支那妇女奉仕队”，为日伪官吏斟酒。日伪官员对这些女人肆意进行下流活动。杨柳青人见此情景愤慨非常。在列队游行时这些中日妓女手持膏药旗也到队中，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议论：“这算哪一道？！”
一次假日，我去运河南岸，路过运河桥时一名伪自卫团士兵要检查。因我当时没拿下近视镜就说话，而惹恼了这个汉奸，他把我的近视镜扔在地上并罚我站立，过了好长时间才放我走。
一日，我从天津西站回杨柳青，在站台上候车时，见到一日本兵拿起扫帚就向排队上车的乘客乱打，一位上年岁的妇女躲闪不及竟被打倒，险些掉下站台丧生。
推行奴化教育
当时杨柳青的居民路过日军驻地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行90度鞠躬礼，否则不是遭毒打，就是被刺刀捅伤。在校师生行路时遇上日本兵也要行90度鞠躬礼，师生迎日伪官员时要行90度鞠躬礼，还得等他们走过去方能直起身体。
各小学除一、二年级的学生外，各年级都要上日语课，经常组织各年级学生举行日语考试，以推行奴化教育。就连各火车站报站名也均用日语。
每当日军占领中国某个大城市时，都要集合日本人和中国人一道举行所谓“皇居遥拜式”，面向东方（日本天皇所在地）三鞠躬，用日语唱日本国歌《君の代》。中国人对日军只许称“皇军”，不许有半点不恭。
杨柳青沦陷之后，不论是伪皇协军还是当地的伪自卫团或伪铁路警、新民会的成员，平时都穿日本式制服、戴日本战斗帽，就是在小学工作的教师，逢开会和迎送日伪官吏时也无例外。
在日军驻地有不少中国人做杂役，为日本人服务。各保甲的居民还经常被拨夫给日军干活，我就曾被拨到北门同伪军值岗，检查出入行人，当伪军不注意时，我就佯装检查，其实不查就放行。还有一次我被拨夫去修土围子，我不断怠工，还动员别人也怠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飞机不时飞临华北铁路沿线上空，遇到日本军用列车就用机枪扫射，机车被打漏气不能行驶，所以日军让居民去铁路线上修筑防空墙。火车站的日军对铁路沿线各村镇都建立爱路村，杨柳青也不例外，日军规定每个爱路村之间对铁路随时派百姓作接力式巡查，遇有情况随时报告。
以华治华奴役百姓
为便于统治中国人，日军在杨柳青镇上把居民每十余户组织一甲，一个居民区内有几个甲组成一保，几个保联合组成联保，甲有甲长，保有保长，联保有主任。他们除代日军收敛捐税、拨夫或传达日伪政府的政令外，还命各居民户之间成立“连座”，让各户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一家有事株连几家。
在杨柳青建立新民会，替日军作宣传，基层建新民支会，强迫从业人员都参加该组织。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圣战”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逢每月的8号这天要组织本系统人员纪念“八达日”（“八达”为日语），各小学师生，都要在新民会的组织下停课参加所谓“八达日”纪念活动。
杨柳青有天津县伪警察局第三所，内有武装伪警若干人，镇上又成立伪武装自卫团。他们相互勾结在杨柳青土围子北门及运河桥口设立检查口，盘查、刁难行人。乡亲们去天津上火车经杨柳青镇北门时要受检查。居住运河两岸的居民过运河桥（今杨柳青公园的老年园与青年园之间）时也要受检查。我家住运河北岸，因在南岸养蜂，每次途经运河桥时都要受到盘查。一年秋天我去蜂场收蜜，傍晚将蜜装入铁桶中与孩子抬回家。当路过运河桥时，伪自卫团不让过，我说我是杨柳青人，和孩子回家。他们不但不理睬，反用枪上的刺刀把盛蜜的铁桶捅漏，使我几个月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
凡杨柳青的人们去天津市区都要在杨柳青火车站上火车，车站上有日军、伪铁路警检查上下车的乘客，路警盘查，日军持枪监视。乘客上车前和下车后都要排成一行，由乘客本人解开衣扣敞怀，并打开自己的行李、包裹等待检查，如果路警看到新奇的物品时，乘客须马上将物品送上，否则就叫乘客站到日军一旁接受处治。检查完毕路警将乘客的东西一踢，乘客要马上收拾东西快走，不然定会遭到打骂。因此乘客往往将所带的物品忘掉，我就曾被伪路警要走过蜂蜜等物，慌忙中还丢下了眼镜盒、钢笔等物品。
铁路警在杨柳青镇内，把在校的小学生和不在校的少年儿童组成“爱路少年队”，这些幼稚的孩子在伪路警的怂恿、支持下到处滋扰。小学的教师不好管理这部分学生，只好放手。火车站的伪路警宋某等经常到小学来，学校教师见到他们还得毕恭毕敬、好生招待。
日军还把南乡的土匪们纠集在一起编成“皇协军”，发给枪支、弹药。跨地区的伪治安军也经常到杨柳青驻防，他们人多，就占住小学教室，师生们只得停课。
横征暴敛压榨人民
伪保甲人员向各居民户按月收取自卫团捐、保甲费、拨夫费等。日军对华进行侵略战争，耗尽国内资源，因此就向中国沦陷区疯狂掠夺粮食、铜、铁，从军用到生活一切物资无不搜刮。1943年，他们以献铜铁为名，向杨柳青各家各户强迫索要铜、铁器。日伪当局组织各联保、保甲人员并联合其他伪组织，挨家挨户搜查，把成件的铜盆、铜壶、铜勺等器具砸毁、拿走，连箱箱柜柜上的铜环铁钉都起下来拿走，有的保甲人员借机向居民敲诈、勒索，闹得家家户
户鸡犬不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时日军对中国人的口粮横加限制。中国人种的稻米不准中国人食用。在检查行人中，日军强迫行人喝下一种药，使其立即呕吐，如发现呕吐物里有稻米粒，轻则打骂，重则丧生。到第五次强化治安时期，杨柳青的一般居民，就只能吃混合面窝头，后来只能吃日军喂军马的豆饼、花生饼，吃后肚子发胀，大便不通，我家就是在吃豆饼、花生饼中度日的。
宣扬封建迷信 愚弄中国人民
日军在各小学大肆宣扬“王道”、“忠君”等一系列封建思想，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修身课，强迫各校张贴强化治安信条的大标语，绘制日军占领中国及太平洋上各国的地图。强迫所有小学生背诵每次强化治安的各个信条。主要内容为“反共”、“中日满提携”、“大东亚战争”、“王道乐土”等等。
一次伪天津县县长带领日本顾问及其他日伪官吏，在我给学生上课时闯入教室，逐个查看学生课本，当伪县长走到一女生面前，就指令其起立背诵第五次强化治安的信条，当时我很担心，结果这名女生还是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否则我将受到处罚。
过春节时，杨柳青家家户户供奉灶王爷像，当时的灶王爷像是日伪当局印刷的卖给各户，在神像两旁印有“中日提携”、“王道乐土”。强化日军的政治宣传。
1942年春末，天旱不雨，伪县长带各科伪官吏及地方伪村长等，赤着脚，绑着红腿带，手拿柳树枝蘸水向四周甩着，并让人抬着泥制龙王及关羽像，在各街上游行，以祈求老天爷降雨，但从不兴修水利。
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述情景不仅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今后几代人都不该忘记。应该看到现今日本国的靖国神社里仍保留着日本战犯的骨灰，并被当作“护国功臣”供奉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不时到那里参拜。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经常以这段被侵略的历史激发自己的斗志，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致力改革开放，力争把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在日军占领杨柳青的当年秋季，杨柳青的农民每到铁路两侧收庄稼，武装日军乘坐“汽驴子”（机动铁路巡逻车）沿铁路横冲直撞，见到铁路附近有三五成群的中国人干活，举枪瞄准人群就射击，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时常有人被击中身亡。
一位家住西街姓李的农民曾对我讲过：1937年秋收时节，有三位西街的农民，一位姓张，另两位姓王。一天他们在地里收庄稼，傍晚回家时路过杨柳青火车站西面的搬道房，守卫车站附近的日军看见这三位农民赤着上身，一个人在腰间系着皮带，一个人系着“腰里硬”，另一人上身露着兜肚。日军见了顿起疑心，即用刺刀把这三人活活刺死。将尸体扔在铁路旁的小河沟里，直到转年春天才由三人的家属把死者的尸骨掩埋了。
一次，我在万字会胡同行走，看到几名日本兵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拥着一被绑的中国人（这人穿黑色衣服，约有40多岁）从日军驻地（今第一小学）出来向南运河方向走去。后来据我的邻居说，这几个日本兵把这位中国人押到运河南面空地上，几人齐上前用刺刀将这人杀死。
一天，一位姓赵的妇女回水高庄娘家，不料路遇几个拿枪的日本兵，他们将这妇女轮奸后，又用刺刀剖开她的腹部，其惨状令人发指。
当时，我曾在“福音堂”美国传教士的住室中见到一本由传教士代别人保存的杂志，上面刊登了三幅日军在沦陷区屠杀中国人的照片。其中一幅是摆成一行被杀的中国人的头颅；一幅是日军活埋中国人的场景，他们把被捆绑的中国人放在土坑里，把土埋没了全身只留头部在外；一幅是日本军官正用军刀向中国人头部砍去，我看了之后心如刀绞。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无形地杀害中国人。当时杨柳青镇上有人公开设立鸦片烟馆（在乔家疙瘩北头），贩卖鸦片烟和提供吸食场所。还在猪市大街（今25号院）开设妓女检治所，实际是给妓院的妓女提供卖淫的方便，引诱不走正路的人去嫖娼，传染性病。
随处侮辱毒打群众
我听居住十四保（保甲情况后面详谈）的农民李德年说，在1937年秋收季节，他和同保的共八位农民一起到子牙河南岸田地摘棉花，看到日军乘坐把杆木船在河上航行，船的前方有两名日本兵持枪在沿河南堤上步行做先导。这两名日军看见这些农民，就示意农民到他们面前来。当时八位农民各个拿着棉花举到日军面前，一面说话一面打手势，以表示自己是农民，正在摘棉花。其中一名日军大声呵斥，让农民排成一行，立刻举起步枪把子弹压入枪膛，对准排成一行的农民就要开枪射击。当时吓得这些农民脸色苍白，另一名日军见此情景放声大笑，才不让这个日军开枪，并说声“开路”。八位农民一听，顾不上再收庄稼，赶紧回家了。
武汉陷落后，驻杨柳青的日伪官员组织各阶层的人开庆祝会并游行。会后日伪官员聚在镇立小学院内（即今一小南院）围坐桌前饮酒吃日本盒饭。这时有日本妓女侍候劝酒，也有中国妓女身披白色绶带，上书“支那妇女奉仕队”，为日伪官吏斟酒。日伪官员对这些女人肆意进行下流活动。杨柳青人见此情景愤慨非常。在列队游行时这些中日妓女手持膏药旗也到队中，看热闹的人们纷纷议论：“这算哪一道？！”
一次假日，我去运河南岸，路过运河桥时一名伪自卫团士兵要检查。因我当时没拿下近视镜就说话，而惹恼了这个汉奸，他把我的近视镜扔在地上并罚我站立，过了好长时间才放我走。
一日，我从天津西站回杨柳青，在站台上候车时，见到一日本兵拿起扫帚就向排队上车的乘客乱打，一位上年岁的妇女躲闪不及竟被打倒，险些掉下站台丧生。
推行奴化教育
当时杨柳青的居民路过日军驻地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行90度鞠躬礼，否则不是遭毒打，就是被刺刀捅伤。在校师生行路时遇上日本兵也要行90度鞠躬礼，师生迎日伪官员时要行90度鞠躬礼，还得等他们走过去方能直起身体。
各小学除一、二年级的学生外，各年级都要上日语课，经常组织各年级学生举行日语考试，以推行奴化教育。就连各火车站报站名也均用日语。
每当日军占领中国某个大城市时，都要集合日本人和中国人一道举行所谓“皇居遥拜式”，面向东方（日本天皇所在地）三鞠躬，用日语唱日本国歌《君の代》。中国人对日军只许称“皇军”，不许有半点不恭。
杨柳青沦陷之后，不论是伪皇协军还是当地的伪自卫团或伪铁路警、新民会的成员，平时都穿日本式制服、戴日本战斗帽，就是在小学工作的教师，逢开会和迎送日伪官吏时也无例外。
在日军驻地有不少中国人做杂役，为日本人服务。各保甲的居民还经常被拨夫给日军干活，我就曾被拨到北门同伪军值岗，检查出入行人，当伪军不注意时，我就佯装检查，其实不查就放行。还有一次我被拨夫去修土围子，我不断怠工，还动员别人也怠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飞机不时飞临华北铁路沿线上空，遇到日本军用列车就用机枪扫射，机车被打漏气不能行驶，所以日军让居民去铁路线上修筑防空墙。火车站的日军对铁路沿线各村镇都建立爱路村，杨柳青也不例外，日军规定每个爱路村之间对铁路随时派百姓作接力式巡查，遇有情况随时报告。
以华治华奴役百姓
为便于统治中国人，日军在杨柳青镇上把居民每十余户组织一甲，一个居民区内有几个甲组成一保，几个保联合组成联保，甲有甲长，保有保长，联保有主任。他们除代日军收敛捐税、拨夫或传达日伪政府的政令外，还命各居民户之间成立“连座”，让各户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一家有事株连几家。
在杨柳青建立新民会，替日军作宣传，基层建新民支会，强迫从业人员都参加该组织。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圣战”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逢每月的8号这天要组织本系统人员纪念“八达日”（“八达”为日语），各小学师生，都要在新民会的组织下停课参加所谓“八达日”纪念活动。
杨柳青有天津县伪警察局第三所，内有武装伪警若干人，镇上又成立伪武装自卫团。他们相互勾结在杨柳青土围子北门及运河桥口设立检查口，盘查、刁难行人。乡亲们去天津上火车经杨柳青镇北门时要受检查。居住运河两岸的居民过运河桥（今杨柳青公园的老年园与青年园之间）时也要受检查。我家住运河北岸，因在南岸养蜂，每次途经运河桥时都要受到盘查。一年秋天我去蜂场收蜜，傍晚将蜜装入铁桶中与孩子抬回家。当路过运河桥时，伪自卫团不让过，我说我是杨柳青人，和孩子回家。他们不但不理睬，反用枪上的刺刀把盛蜜的铁桶捅漏，使我几个月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
凡杨柳青的人们去天津市区都要在杨柳青火车站上火车，车站上有日军、伪铁路警检查上下车的乘客，路警盘查，日军持枪监视。乘客上车前和下车后都要排成一行，由乘客本人解开衣扣敞怀，并打开自己的行李、包裹等待检查，如果路警看到新奇的物品时，乘客须马上将物品送上，否则就叫乘客站到日军一旁接受处治。检查完毕路警将乘客的东西一踢，乘客要马上收拾东西快走，不然定会遭到打骂。因此乘客往往将所带的物品忘掉，我就曾被伪路警要走过蜂蜜等物，慌忙中还丢下了眼镜盒、钢笔等物品。
铁路警在杨柳青镇内，把在校的小学生和不在校的少年儿童组成“爱路少年队”，这些幼稚的孩子在伪路警的怂恿、支持下到处滋扰。小学的教师不好管理这部分学生，只好放手。火车站的伪路警宋某等经常到小学来，学校教师见到他们还得毕恭毕敬、好生招待。
日军还把南乡的土匪们纠集在一起编成“皇协军”，发给枪支、弹药。跨地区的伪治安军也经常到杨柳青驻防，他们人多，就占住小学教室，师生们只得停课。
横征暴敛压榨人民
伪保甲人员向各居民户按月收取自卫团捐、保甲费、拨夫费等。日军对华进行侵略战争，耗尽国内资源，因此就向中国沦陷区疯狂掠夺粮食、铜、铁，从军用到生活一切物资无不搜刮。1943年，他们以献铜铁为名，向杨柳青各家各户强迫索要铜、铁器。日伪当局组织各联保、保甲人员并联合其他伪组织，挨家挨户搜查，把成件的铜盆、铜壶、铜勺等器具砸毁、拿走，连箱箱柜柜上的铜环铁钉都起下来拿走，有的保甲人员借机向居民敲诈、勒索，闹得家家户
户鸡犬不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时日军对中国人的口粮横加限制。中国人种的稻米不准中国人食用。在检查行人中，日军强迫行人喝下一种药，使其立即呕吐，如发现呕吐物里有稻米粒，轻则打骂，重则丧生。到第五次强化治安时期，杨柳青的一般居民，就只能吃混合面窝头，后来只能吃日军喂军马的豆饼、花生饼，吃后肚子发胀，大便不通，我家就是在吃豆饼、花生饼中度日的。
宣扬封建迷信 愚弄中国人民
日军在各小学大肆宣扬“王道”、“忠君”等一系列封建思想，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修身课，强迫各校张贴强化治安信条的大标语，绘制日军占领中国及太平洋上各国的地图。强迫所有小学生背诵每次强化治安的各个信条。主要内容为“反共”、“中日满提携”、“大东亚战争”、“王道乐土”等等。
一次伪天津县县长带领日本顾问及其他日伪官吏，在我给学生上课时闯入教室，逐个查看学生课本，当伪县长走到一女生面前，就指令其起立背诵第五次强化治安的信条，当时我很担心，结果这名女生还是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否则我将受到处罚。
过春节时，杨柳青家家户户供奉灶王爷像，当时的灶王爷像是日伪当局印刷的卖给各户，在神像两旁印有“中日提携”、“王道乐土”。强化日军的政治宣传。
1942年春末，天旱不雨，伪县长带各科伪官吏及地方伪村长等，赤着脚，绑着红腿带，手拿柳树枝蘸水向四周甩着，并让人抬着泥制龙王及关羽像，在各街上游行，以祈求老天爷降雨，但从不兴修水利。
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述情景不仅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今后几代人都不该忘记。应该看到现今日本国的靖国神社里仍保留着日本战犯的骨灰，并被当作“护国功臣”供奉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不时到那里参拜。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经常以这段被侵略的历史激发自己的斗志，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致力改革开放，力争把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