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1910年（清宣统二年）杨柳青开明绅士齐鼎升、刘学瀛等人支持王学泮创建了天津县公立第一小学堂（亦称天齐庙小学，今杨柳青第三小学），这是杨柳青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洋学堂”。从此以后，尽管有袁世凯称帝倡导文化复古，北洋各系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蒋记国民党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屈辱乞降，以及帝国主义各种形式的文化侵略和封建文化的顽固抵制，但是文化教育的革新之风伴随着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势不可挡。杨柳青的教育历尽坎坷，备尝艰辛。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以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小学阶段的结构已基本形成。当时的公立小学计有公立第八小学、公立六十小学、公立六十一小学、公立七十一小学、民立三十小学、民立三十一小学、民立五十六小学、民立七十八小学、民立八十七小学、民立第八安氏小学。另外还有民立第五女子小学、公立五十女子小学和天津县立第一女子小学。这些公、民立小学尽管仍属草创时期，规模大一点的学校学生不过上百人，学校规模小的仅二、三十人。全镇各学校教师总数不过三十多人，学生不足五百人。在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与以前的清一色的封建教育相比较不能不说是可观的发展和可喜的进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袭卢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初日本宪兵进驻杨柳青。从此全镇人民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达八年之久。随之杨柳青的教育也沦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血儿，民族教育备受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每攻占一个地区之后，就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加强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和掠夺。1937年12月13日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伪临时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为“国旗”，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京（即北平）为首都，下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京、天津两个市政府。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占领区建立各种伪民众团体，配合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其中臭名昭著的当属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操纵的“新民会”。这个伪组织可以说是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暴力镇压的帮凶和鹰犬。
当时的杨柳青就是在这个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统治之下。全镇的教育建制尽管暂时没作大的变动，但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奴化教育的烙印。学校每天早晨要举行“五色旗”的升旗仪式，师生要唱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内容的所谓“国歌”《卿云歌》。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国歌研究会根据章太炎的建议，决定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为国歌，由萧友梅作曲，1921年3月31日颁行。歌词是“卿云烂兮，糾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由此可见，这个华北伪政权和北洋政府的承继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对沦陷区的统治，在1938年7月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的文化教育规定：“尊重汉民族国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化中国的方针。日本侵略者最为重视初等教育，向中国儿童灌输奴化思想。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从根本上灭亡中国的最毒辣的手段。他们在师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上严加控制，经常派人到学校巡视，甚至每周一次，发现有抗日思想者即予停职或惩罚。他们极力宣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日伪当局还经常举办师资训练班、补习班，举办“临时教员养成所”等，培养奴役中国青少年的奴仆。日伪强令各学校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认为这是考验伪政权实行“中日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的重要问题。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的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心的内容尽行删去。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师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难。课本和教学中除宣传“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之外，还提倡尊孔读经，竭力利用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维护日伪的统治。当时的伪华北教育总署把“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思想趋于正轨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定为教育方针。一时间杨柳青的封建复古教育又死灰复燃，在公、民立的各个洋学堂复古之风大炽。孔夫子挂像高悬教室，师生对之顶礼膜拜，四书、五经重新进入课堂。与此同时，旧私塾又挂牌营业，许多有点名气的老先生又旧业重操，以讲授古文为主的杨柳青育德小学应运而生。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华北伪临时政权派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汪伪政权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华北伪临时政府的头目王克敏任汪伪政府下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的“汪伪教育”，仍然是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其军事、政治的进攻以及在经济上的掠夺，在中国内地各沦陷区所实行的奴化教育。汪伪政权用反动的“建国精神”教育学生，具体内容是“日汪提携”、“东亚联盟”、“和平、反共、建国”等。其手法经常变换，曾盗用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口号为汪精卫的“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言论作掩饰。日本侵略者还提出“新民族观”“新国家观”以“黄种人的共同意识”制造“超国家集团”，妄想把法西斯意识灌输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去，以便在思想上毒害奴役他们，为日本侵略者服务。1943年，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要求在学生中组织建立“新青团”并规定了“新青团”的活动内容：
1、日语为必修课，必须学好，日语评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毕业。
2、由教育局指定地点，各校学生均须参加“勤劳奉仕”（无酬劳动）的活动。
3、各科教学、要增添“新民”教育的内容；课外文体活动也要和“新民”教育结合起来。体育课内有“新民操”，音乐课内有以“新民”为内容的歌曲，语文课中有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课文，特别是修身课中，更是塞满了奴化教育的内容。
1942年，在日伪统治当局推行“强化治安”的运动中，对学校控制也随之强化。同年8月伪当局宣布改组杨柳青全镇小学，取消各校原有建制，成立杨柳青镇立小学（即今杨柳青一小），下设三个分校即天齐庙分校（即今杨柳青三小）、大王庙分校（即今杨柳青四小）、文昌阁分校（即今杨柳青五小）。首任校长王学泮、二任校长张荣潭、三任校长张宝智。学校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各设主任。各分校也设主任，分别掌管具体事务。除这所公立小学之外，私立安氏小学、育德小学依然存在，几处旧式私塾依旧苟延残喘。这一时期张荣潭还在东关帝庙内办起了仅有十八名学生的“杨柳青镇立小学附设初中班，不足一年即难以为继。1944年，董绍良、董绍康兄弟支持，赞助王学泮创建了私立杨柳青育青商职学校，王学泮任事务主任、代理校长，两年后改为私立育青初级中学（即今杨柳青一中的前身）。这些中小学校从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无一不受日伪当局的控制，日伪教育当局要求学校对学生强化奴化教育，特别强调加强反共宣传。汪伪政权建立以后，各校师生又亲历了变换国旗、国歌的闹剧。华北伪临时政府的“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加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的汪伪政府的“国旗”。“国歌”由《卿云歌》改为1930年的《国民党党歌》（歌词为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由程懋筠作曲）。更有甚者，有时日伪当局竟强迫各校师生唱日本国歌《君王的朝代》（即《君之代》），以此进行殖民主义教育，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经过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时杨柳青计有公立小学一所（下设分校），私立小学一所，私立杨柳青育青商职学校一所。在校学生一千二百多人，教职员工八十多名。这三所学校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管。
杨柳青教育又经过了三年多的磨难，终于在1948年12月20日伴随着家乡的解放迎来了曙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袭卢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初日本宪兵进驻杨柳青。从此全镇人民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达八年之久。随之杨柳青的教育也沦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血儿，民族教育备受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每攻占一个地区之后，就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加强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和掠夺。1937年12月13日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伪临时政府以红黄蓝白黑五色为“国旗”，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京（即北平）为首都，下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京、天津两个市政府。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占领区建立各种伪民众团体，配合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其中臭名昭著的当属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操纵的“新民会”。这个伪组织可以说是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暴力镇压的帮凶和鹰犬。
当时的杨柳青就是在这个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统治之下。全镇的教育建制尽管暂时没作大的变动，但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奴化教育的烙印。学校每天早晨要举行“五色旗”的升旗仪式，师生要唱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内容的所谓“国歌”《卿云歌》。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国歌研究会根据章太炎的建议，决定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为国歌，由萧友梅作曲，1921年3月31日颁行。歌词是“卿云烂兮，糾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由此可见，这个华北伪政权和北洋政府的承继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对沦陷区的统治，在1938年7月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的文化教育规定：“尊重汉民族国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化中国的方针。日本侵略者最为重视初等教育，向中国儿童灌输奴化思想。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从根本上灭亡中国的最毒辣的手段。他们在师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上严加控制，经常派人到学校巡视，甚至每周一次，发现有抗日思想者即予停职或惩罚。他们极力宣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日伪当局还经常举办师资训练班、补习班，举办“临时教员养成所”等，培养奴役中国青少年的奴仆。日伪强令各学校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认为这是考验伪政权实行“中日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的重要问题。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的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心的内容尽行删去。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师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难。课本和教学中除宣传“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之外，还提倡尊孔读经，竭力利用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维护日伪的统治。当时的伪华北教育总署把“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思想趋于正轨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定为教育方针。一时间杨柳青的封建复古教育又死灰复燃，在公、民立的各个洋学堂复古之风大炽。孔夫子挂像高悬教室，师生对之顶礼膜拜，四书、五经重新进入课堂。与此同时，旧私塾又挂牌营业，许多有点名气的老先生又旧业重操，以讲授古文为主的杨柳青育德小学应运而生。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华北伪临时政权派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汪伪政权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华北伪临时政府的头目王克敏任汪伪政府下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的“汪伪教育”，仍然是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其军事、政治的进攻以及在经济上的掠夺，在中国内地各沦陷区所实行的奴化教育。汪伪政权用反动的“建国精神”教育学生，具体内容是“日汪提携”、“东亚联盟”、“和平、反共、建国”等。其手法经常变换，曾盗用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口号为汪精卫的“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言论作掩饰。日本侵略者还提出“新民族观”“新国家观”以“黄种人的共同意识”制造“超国家集团”，妄想把法西斯意识灌输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去，以便在思想上毒害奴役他们，为日本侵略者服务。1943年，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要求在学生中组织建立“新青团”并规定了“新青团”的活动内容：
1、日语为必修课，必须学好，日语评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毕业。
2、由教育局指定地点，各校学生均须参加“勤劳奉仕”（无酬劳动）的活动。
3、各科教学、要增添“新民”教育的内容；课外文体活动也要和“新民”教育结合起来。体育课内有“新民操”，音乐课内有以“新民”为内容的歌曲，语文课中有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课文，特别是修身课中，更是塞满了奴化教育的内容。
1942年，在日伪统治当局推行“强化治安”的运动中，对学校控制也随之强化。同年8月伪当局宣布改组杨柳青全镇小学，取消各校原有建制，成立杨柳青镇立小学（即今杨柳青一小），下设三个分校即天齐庙分校（即今杨柳青三小）、大王庙分校（即今杨柳青四小）、文昌阁分校（即今杨柳青五小）。首任校长王学泮、二任校长张荣潭、三任校长张宝智。学校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各设主任。各分校也设主任，分别掌管具体事务。除这所公立小学之外，私立安氏小学、育德小学依然存在，几处旧式私塾依旧苟延残喘。这一时期张荣潭还在东关帝庙内办起了仅有十八名学生的“杨柳青镇立小学附设初中班，不足一年即难以为继。1944年，董绍良、董绍康兄弟支持，赞助王学泮创建了私立杨柳青育青商职学校，王学泮任事务主任、代理校长，两年后改为私立育青初级中学（即今杨柳青一中的前身）。这些中小学校从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无一不受日伪当局的控制，日伪教育当局要求学校对学生强化奴化教育，特别强调加强反共宣传。汪伪政权建立以后，各校师生又亲历了变换国旗、国歌的闹剧。华北伪临时政府的“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加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的汪伪政府的“国旗”。“国歌”由《卿云歌》改为1930年的《国民党党歌》（歌词为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由程懋筠作曲）。更有甚者，有时日伪当局竟强迫各校师生唱日本国歌《君王的朝代》（即《君之代》），以此进行殖民主义教育，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经过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时杨柳青计有公立小学一所（下设分校），私立小学一所，私立杨柳青育青商职学校一所。在校学生一千二百多人，教职员工八十多名。这三所学校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接管。
杨柳青教育又经过了三年多的磨难，终于在1948年12月20日伴随着家乡的解放迎来了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