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这已经是55年前的事了！我曾经把这比作抗日大风暴到来前的一个小浪花。话应从“一二·九”运动说起，1936年我们党领导和组织了北京学生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天津的同学们，立即响应。在12月16日也组织了全市的大示威游行，一时抗日救亡的空气空前高涨，很快就组成“平津学联”，由学联发起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原来决定北京组织3个团，天津组织1个团，预定这4个团分别从京津出发在固安县会师，天津的第四团，全是北洋的同学组成的，共250人左右，法商学院只来了4位同学参加。
  由北京出发的3个团，其中2个在中途受阻，只有第3团和天津的4团在固安县会合了。然后这两个团合在一起，继续南下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到保定市，受到了阻挠，被地方军警强行解散。押解回北京。在离开保定的前夕，两个团开了最后的一次会，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在各学校的抗日积极分子当中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很快在平津各学校有了迅猛的发展，事实上取代了CY组织，它就是有名的“民先”，为1937年的全面抗日战争在广大的学生中做了较充分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6年夏，天津的党组织，号召在学运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利用暑假到农村去向农民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工作，而出面进行组织工作的则是学联和“民先”。王兰庄这个天津市南部的村子，就成为北洋和三八女中民先同学们的义教点。记得当时我们常去的有丁仲文、林心贤、徐达本、曲珪田、于齐、傅景洪、孙景芳、刘讷、陈志远等同志，三八女中则有刘秀珊和徐克立两位，法商学院的郝金贵，南开大学的李哲人、程宏毅有时去。这里当时实际上成了抗日的积极分子的俱乐部，大家来去自由，自己动手做饭吃，一个大炕上睡觉，有黑板、有课桌，在白天大家自己看书，也可以自由讨论问题。
  同志们都很热情，见国家如此多难，心情都很不安，都想学点革命的道理，当时只有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最吸引人。为什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们始料所不及的，他们拼命反共这就从反面向人们证明共产党是最可信赖的了。我们读大众哲学，学政治经济学，我自己还弄到一本旧英文的“马克思主义入门”。大家白天自己学习、讨论，晚间就给村民们上课，有的教汉字，有的教新文字，有的教唱歌，有的讲时事，有的讲日本侵华史，讲21条，自然也组织演剧唱歌等。
  暑假结束后，同学们要回学校去，学联派了一位同志来接替我们，他是慕湘同志，是我把他接到王兰庄的。我从市里骑自行车送慕湘到王兰庄，他坐在人力车上，我在路上说：“王兰庄是个穷苦的农村，在那里生活是很苦的。”慕回答说：“要革命，还怕苦吗？”这就是当年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很有典型性。以后，听说“七·七”事变前，王兰庄有了“农民救国会”，有了共产党的组织，那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