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赤龙河畔的抗日斗争
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北伐战争虽然使北洋军阀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北伐战争未能进行到底，华北地区依旧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军阀统治之下。蒋介石反动派与北洋军阀的余孽迅速合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着着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政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被蒋介石拱手送与日军。1933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1935年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党部从华北撤退，冀东出现了日军策划的汉奸伪政权，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反动派的“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卖国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梨元头人民记得，那时天津街头，日本兵的刺刀闪闪发光，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华北的天空轰鸣示威，在距梨元头不远的八里台一带，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掠夺农民的土地；在日本租界，专以拐卖华工为业的“三井公司”也成立了。1936年9月初，驻扎天津的日军公然布告武装演习三日，9月3日，日军演习路线从八里台出发，经李七庄、凌家口、门道口直抵大任庄。日本军队猖狂的向中国人民示威了。
国难当头，梨元头人民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威胁。他们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回答却是“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一二·九”运动的种子，在梨元头、王兰庄开花结实
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表了严正的抗日声明。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这个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也表达了梨元头人民的愿望。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在党组织领导下，于12月18日举行了全市大游行。运动以后，在党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号召下，许多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
1936年春，党组织通过天津学联发动了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部分同学，在梨元头一带，以演剧，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暑假期间，又组织了“义务教学团”在梨元头开展更广泛的活动。当时的口号是：“农民大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讨伐冀东、收复东北”等等。“教学团”把沦陷后的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告诉给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罪行。“国土在沦陷”、“同胞被杀戳”、“姐妹被污辱”……低沉悲壮的歌声激动着群众的心，东北人民的灾难与梨元头人民身受的灾难很快地联系了起来。“教学团”更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剥削是农民受痛苦、受压迫的根源，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
那一年的7月，共产党员慕湘等一批学生就留在王兰庄办了小学和识字班。不久，党又派来了路平等四位同志。他们在天津市内募集了300多元捐款，亲自动手盖了四间瓦房，白天是小学，晚上是成人识字班，免费上学，发给文具。王兰庄的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校。文化学习密切结合政治，每三两天就出一期大字报，报导国内民族危机，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活动。他们教农民们唱革命歌曲，“救亡进行曲”、“九·一八”、“打回老家去”、“红五月”、“中华民国二十年”、“西方有个安乐园”（苏武牧羊谱，描写苏联幸福生活）……抗日革命歌声很快就在田野到处扬播。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就组织农民演剧。1937年4月，著名演员陈波儿、崔嵬等同志路过天津时，特别到王兰庄，亲自帮助农民排演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农民看到剧中主角小姑娘的悲惨遭遇时，想到自己的遭遇，都流下了眼泪，有的老大娘泣不成声。
当时，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经常有一二百名学生课余结队到王兰庄西大坟地熟习野外生活，并与当地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瞄准、射击，随时准备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老乡们看待这些青年象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望。每当操练结束，农民们就把自己很不容易赊借来的玉米面做成饽饽送给学生们吃。有的同志回忆，当时王兰庄有个李大娘（李恩汉母亲），一面捧着热呼呼的玉米面饼子招呼学生们吃，一面说：“吃饱了好好练，说什么也别让洋鬼子到咱这儿来！”学生也帮助老乡担水、烧火、抱孩子、拉家常话，亲如一家。
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知识青年与苦难深重的农民，在思想感情上逐步融为一体。
就是这样，革命工作迅速开展。识字班成立后约一个月，建立了“农民救国会”。接着，一批成分好、觉悟高的当地农民刘振奎、何文彬、郭金伦、刘振和等同志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其中有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的秋天，王兰庄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和当地群众力量的支持下，党的活动更红火了。人们回忆，有时晚饭后，群众就排成队，扛着路平等同志亲手制作的两面党旗，敲起锣鼓，到四周各村游行、演剧，活动范围直达20里外的蜂窝庙。附近的村庄如于台子（梨元头西8余里）也逐渐建立了革命组织。党支部遵循上级指示，在蔡台子、炒米店（各在梨元头西5里、25里）等地的警察所中进行了分化、争取工作，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1937年春，群众和蔡台子村的小学生一起结队在该村警察所门口游行、演剧。后来，索性大队人马乘着船，到李七庄、八里台，公开扛着党的旗帜，面对着日本兵的刺刀，高唱抗日歌曲，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活动完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禁令和日寇刺刀的威胁。
就是这样，“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种子在梨元头、王兰庄生根、发芽、开花。从此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这里人民的革命斗争，更英勇、更坚定，目标更鲜明，策略更灵活，对反动派的打击也更沉重了。
打盐警和反奸商
在梨元头一带，许多农民在解放前靠“熬硝”来维持一部或全部生活。“熬硝盐”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常要刮好几筐土，淋出一大锅卤，才能出一斤盐。遇到天气不好，就不能熬盐。在旧社会，盐是由政府和指定的盐商垄断专卖的，他们通过盐的专卖，从必须吃盐的每一个人身上刮取巨额的盐税和盐利。为了保持这种巨额利润，他们禁止私人制造和贩卖食盐，否则就是“私盐贩子”，是犯“法”的。他们设置了庞大的“盐警”“缉私队”，专门逮捕、勒索以“熬硝”为生的贫苦农民，甚至借此进行拐卖人口的罪恶活动。除了农民王金铸的母亲和郭致训的前妻外，农民张义明的母亲、农民刘洪文的母亲都曾因熬硝被盐警逮走，拐卖到很远的地方，家里撇下一大堆孩子，无依无靠。为了躲避“盐警”，农民们只能起早摸黑偷着“熬盐”。对这些万恶的“盐警”，农民极为仇恨。
王兰庄的地下党支部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就组织农民进行了反盐警的斗争。支部通过“农救会”和“民先”把青年农民组织起来，每人准备一根“齐眉短棍”，专打盐警和坏蛋。1937年4月，王兰庄贫农许宝海在村中刮盐土，被盐警发觉，气势汹汹要把他抓走，许宝海前几天爷爷刚饿死，家里又没有一点口粮，满腔都是仇恨，就抡起拳头，把盐警打得满嘴流血，跑回了家。盐警狗腿子吕俊卿向缉私队告密，来了五六个盐警，把许宝海、刘长清（贫农）二人捕走，砸了熬盐的铁锅。农民刘振和知道后，一面设法接济营救被捕农民，一面联合青年农民把狗腿子吕俊卿痛打了一顿，警告他以后再不许为非做歹。被捕的农民也很快就获得释放。小倪庄有个盐警狗腿子华大麻子是活动比较猖狂的一个。5月间，农民们把这个狗腿子吊在王兰庄树上痛打。他以后再不敢活动了。就这样“惩一儆百”，盐警们都知道“王兰庄的人真厉害”，收敛了反动气焰，从此不敢到王兰庄“缉私”了。
扒铁路，截粮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人民的全面进攻。日军集中十余万兵力，大举进攻平津一带。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要求国民党的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①。要求全国人民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二十九军部分爱国将士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奋起抗击日军。二十九军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党组织指示王兰庄支部立即组织群众切实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在党支部和党员的组织与带动下，梨元头的农民，冒着枪林弹雨，跑到八里台等地抢救伤员，为他们烧水做饭，募集了大量鸡蛋和食品。当时国民党政府根本不管伤员死活，许多伤员只是由于群众的护理和治疗才免死亡。他们感动地说：“你们救了我们的命，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是，他们又伤心地说：“我们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了，蒋介石来了命令，不许我们抗日，我们就要撤走了。”群众要求二十九军兵士把枪留下，回答则是：“不行啊，蒋介石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
7月29日，国民党的军队纷纷南撤，30日，天津完全沦陷。国民党留下的军政人员，原来就是隐蔽的亲日派，至此公开叛国，组织伪政权，与日军结成一体，残害中国人民。
梨元头的人民再次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他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要求党组织领导他们抗击日军，保卫国土，保卫家乡。
党组织指示：立即组织群众，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阻止日军南进，相机消灭零散的日军。王兰庄党支部根据这一指示，召集了支部会议，会议根据群众的反映，认为当时津浦路陈塘庄至西站支线，敌人尚未来得及布置岗哨，这条铁路目前正是敌人运兵南进的交通线。
“扒铁路！”支部作了正确的决定。“用铁镐也要截断敌人的筋骨！”群众斩钉截铁的回答。
9月初的一个夜晚，郊野一片漆黑，当时王兰庄党支部负责人路平同志带领了王兰庄、于台子等村大批群众，扛着铁镐、“冰镩”（凿冰用的工具），来到“四号房”，四面布下了岗哨，立即动手扒路，群众一边扒路，一边说：“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跟鬼子还没照面就跑了。他还不如我们老百姓哩！”有的说：“提蒋介石干什么，明天咱再去扒。”“扒路”斗争进行了3次，从“四号房”（梨元头西北7里）直扒到牛坨子（梨元头西20余里），路轨全被推到河沟里，阻滞了敌人运兵。
要抗日，但没有枪，支部决定截夺日军的武器。一天午后，刚下过雨，道路还很泥泞，七八个日军押着几大车粮食弹药从小站来到梨元头村东，在津盐公路上休息吃饭。群众给支部送了信，支部就组织了三四个党员装作行路人，大家决定：如果日军警戒严，就假装过路；如果不严，就狠狠敲他一下。由于路不好走，日军又困又累，撇下大车，睡得像死猪。领队的路平同志见此情况，将手一挥，大家立即行动，把车上稻米推下河沟，背走了几百发子弹。还缴获了日军军官留在大车上的佩刀，把预先写好的字条：“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放在日军身边，随即钻进了高粱地。
在艰苦的岁月里，王兰庄的党支部一直和群众在一起。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振奎、何文彬等经常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在八里台、西营门等地散传单，有一次竟把传单散发到日本兵营里。敌人在王兰庄加强了特务活动，由于汉奸告密，路平同志被敌人发觉了。在群众掩护下，路平同志迅速转移到市内隐蔽，刚从平西根据地学习回来的刘振奎同志接替了路平同志的工作。王兰庄党支部依然屹立在密布如麻的特务网中，通过各种线索，取得党组织的指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梨元头人民记得，那时天津街头，日本兵的刺刀闪闪发光，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华北的天空轰鸣示威，在距梨元头不远的八里台一带，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掠夺农民的土地；在日本租界，专以拐卖华工为业的“三井公司”也成立了。1936年9月初，驻扎天津的日军公然布告武装演习三日，9月3日，日军演习路线从八里台出发，经李七庄、凌家口、门道口直抵大任庄。日本军队猖狂的向中国人民示威了。
国难当头，梨元头人民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威胁。他们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回答却是“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一二·九”运动的种子，在梨元头、王兰庄开花结实
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表了严正的抗日声明。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这个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也表达了梨元头人民的愿望。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在党组织领导下，于12月18日举行了全市大游行。运动以后，在党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号召下，许多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
1936年春，党组织通过天津学联发动了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部分同学，在梨元头一带，以演剧，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暑假期间，又组织了“义务教学团”在梨元头开展更广泛的活动。当时的口号是：“农民大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讨伐冀东、收复东北”等等。“教学团”把沦陷后的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告诉给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罪行。“国土在沦陷”、“同胞被杀戳”、“姐妹被污辱”……低沉悲壮的歌声激动着群众的心，东北人民的灾难与梨元头人民身受的灾难很快地联系了起来。“教学团”更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剥削是农民受痛苦、受压迫的根源，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
那一年的7月，共产党员慕湘等一批学生就留在王兰庄办了小学和识字班。不久，党又派来了路平等四位同志。他们在天津市内募集了300多元捐款，亲自动手盖了四间瓦房，白天是小学，晚上是成人识字班，免费上学，发给文具。王兰庄的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校。文化学习密切结合政治，每三两天就出一期大字报，报导国内民族危机，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活动。他们教农民们唱革命歌曲，“救亡进行曲”、“九·一八”、“打回老家去”、“红五月”、“中华民国二十年”、“西方有个安乐园”（苏武牧羊谱，描写苏联幸福生活）……抗日革命歌声很快就在田野到处扬播。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就组织农民演剧。1937年4月，著名演员陈波儿、崔嵬等同志路过天津时，特别到王兰庄，亲自帮助农民排演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农民看到剧中主角小姑娘的悲惨遭遇时，想到自己的遭遇，都流下了眼泪，有的老大娘泣不成声。
当时，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经常有一二百名学生课余结队到王兰庄西大坟地熟习野外生活，并与当地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瞄准、射击，随时准备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老乡们看待这些青年象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望。每当操练结束，农民们就把自己很不容易赊借来的玉米面做成饽饽送给学生们吃。有的同志回忆，当时王兰庄有个李大娘（李恩汉母亲），一面捧着热呼呼的玉米面饼子招呼学生们吃，一面说：“吃饱了好好练，说什么也别让洋鬼子到咱这儿来！”学生也帮助老乡担水、烧火、抱孩子、拉家常话，亲如一家。
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知识青年与苦难深重的农民，在思想感情上逐步融为一体。
就是这样，革命工作迅速开展。识字班成立后约一个月，建立了“农民救国会”。接着，一批成分好、觉悟高的当地农民刘振奎、何文彬、郭金伦、刘振和等同志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其中有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的秋天，王兰庄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和当地群众力量的支持下，党的活动更红火了。人们回忆，有时晚饭后，群众就排成队，扛着路平等同志亲手制作的两面党旗，敲起锣鼓，到四周各村游行、演剧，活动范围直达20里外的蜂窝庙。附近的村庄如于台子（梨元头西8余里）也逐渐建立了革命组织。党支部遵循上级指示，在蔡台子、炒米店（各在梨元头西5里、25里）等地的警察所中进行了分化、争取工作，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1937年春，群众和蔡台子村的小学生一起结队在该村警察所门口游行、演剧。后来，索性大队人马乘着船，到李七庄、八里台，公开扛着党的旗帜，面对着日本兵的刺刀，高唱抗日歌曲，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活动完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禁令和日寇刺刀的威胁。
就是这样，“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种子在梨元头、王兰庄生根、发芽、开花。从此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这里人民的革命斗争，更英勇、更坚定，目标更鲜明，策略更灵活，对反动派的打击也更沉重了。
打盐警和反奸商
在梨元头一带，许多农民在解放前靠“熬硝”来维持一部或全部生活。“熬硝盐”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常要刮好几筐土，淋出一大锅卤，才能出一斤盐。遇到天气不好，就不能熬盐。在旧社会，盐是由政府和指定的盐商垄断专卖的，他们通过盐的专卖，从必须吃盐的每一个人身上刮取巨额的盐税和盐利。为了保持这种巨额利润，他们禁止私人制造和贩卖食盐，否则就是“私盐贩子”，是犯“法”的。他们设置了庞大的“盐警”“缉私队”，专门逮捕、勒索以“熬硝”为生的贫苦农民，甚至借此进行拐卖人口的罪恶活动。除了农民王金铸的母亲和郭致训的前妻外，农民张义明的母亲、农民刘洪文的母亲都曾因熬硝被盐警逮走，拐卖到很远的地方，家里撇下一大堆孩子，无依无靠。为了躲避“盐警”，农民们只能起早摸黑偷着“熬盐”。对这些万恶的“盐警”，农民极为仇恨。
王兰庄的地下党支部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就组织农民进行了反盐警的斗争。支部通过“农救会”和“民先”把青年农民组织起来，每人准备一根“齐眉短棍”，专打盐警和坏蛋。1937年4月，王兰庄贫农许宝海在村中刮盐土，被盐警发觉，气势汹汹要把他抓走，许宝海前几天爷爷刚饿死，家里又没有一点口粮，满腔都是仇恨，就抡起拳头，把盐警打得满嘴流血，跑回了家。盐警狗腿子吕俊卿向缉私队告密，来了五六个盐警，把许宝海、刘长清（贫农）二人捕走，砸了熬盐的铁锅。农民刘振和知道后，一面设法接济营救被捕农民，一面联合青年农民把狗腿子吕俊卿痛打了一顿，警告他以后再不许为非做歹。被捕的农民也很快就获得释放。小倪庄有个盐警狗腿子华大麻子是活动比较猖狂的一个。5月间，农民们把这个狗腿子吊在王兰庄树上痛打。他以后再不敢活动了。就这样“惩一儆百”，盐警们都知道“王兰庄的人真厉害”，收敛了反动气焰，从此不敢到王兰庄“缉私”了。
扒铁路，截粮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人民的全面进攻。日军集中十余万兵力，大举进攻平津一带。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要求国民党的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①。要求全国人民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二十九军部分爱国将士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奋起抗击日军。二十九军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党组织指示王兰庄支部立即组织群众切实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在党支部和党员的组织与带动下，梨元头的农民，冒着枪林弹雨，跑到八里台等地抢救伤员，为他们烧水做饭，募集了大量鸡蛋和食品。当时国民党政府根本不管伤员死活，许多伤员只是由于群众的护理和治疗才免死亡。他们感动地说：“你们救了我们的命，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是，他们又伤心地说：“我们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了，蒋介石来了命令，不许我们抗日，我们就要撤走了。”群众要求二十九军兵士把枪留下，回答则是：“不行啊，蒋介石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
7月29日，国民党的军队纷纷南撤，30日，天津完全沦陷。国民党留下的军政人员，原来就是隐蔽的亲日派，至此公开叛国，组织伪政权，与日军结成一体，残害中国人民。
梨元头的人民再次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他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要求党组织领导他们抗击日军，保卫国土，保卫家乡。
党组织指示：立即组织群众，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阻止日军南进，相机消灭零散的日军。王兰庄党支部根据这一指示，召集了支部会议，会议根据群众的反映，认为当时津浦路陈塘庄至西站支线，敌人尚未来得及布置岗哨，这条铁路目前正是敌人运兵南进的交通线。
“扒铁路！”支部作了正确的决定。“用铁镐也要截断敌人的筋骨！”群众斩钉截铁的回答。
9月初的一个夜晚，郊野一片漆黑，当时王兰庄党支部负责人路平同志带领了王兰庄、于台子等村大批群众，扛着铁镐、“冰镩”（凿冰用的工具），来到“四号房”，四面布下了岗哨，立即动手扒路，群众一边扒路，一边说：“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跟鬼子还没照面就跑了。他还不如我们老百姓哩！”有的说：“提蒋介石干什么，明天咱再去扒。”“扒路”斗争进行了3次，从“四号房”（梨元头西北7里）直扒到牛坨子（梨元头西20余里），路轨全被推到河沟里，阻滞了敌人运兵。
要抗日，但没有枪，支部决定截夺日军的武器。一天午后，刚下过雨，道路还很泥泞，七八个日军押着几大车粮食弹药从小站来到梨元头村东，在津盐公路上休息吃饭。群众给支部送了信，支部就组织了三四个党员装作行路人，大家决定：如果日军警戒严，就假装过路；如果不严，就狠狠敲他一下。由于路不好走，日军又困又累，撇下大车，睡得像死猪。领队的路平同志见此情况，将手一挥，大家立即行动，把车上稻米推下河沟，背走了几百发子弹。还缴获了日军军官留在大车上的佩刀，把预先写好的字条：“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放在日军身边，随即钻进了高粱地。
在艰苦的岁月里，王兰庄的党支部一直和群众在一起。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振奎、何文彬等经常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在八里台、西营门等地散传单，有一次竟把传单散发到日本兵营里。敌人在王兰庄加强了特务活动，由于汉奸告密，路平同志被敌人发觉了。在群众掩护下，路平同志迅速转移到市内隐蔽，刚从平西根据地学习回来的刘振奎同志接替了路平同志的工作。王兰庄党支部依然屹立在密布如麻的特务网中，通过各种线索，取得党组织的指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附注
①第二十九军是原来冯玉祥所部国民党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当时驻在河北和察哈尔一带。宋哲元是该军军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