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天津市区的学生运动与市郊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开展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是很有益的。
  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我国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消息传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于12月18日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胁迫冀察当局与其签订《华北反共协定》，同时增兵平、津，在天津杀害为其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中国工人、农民，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华北形势岌岌可危。
  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从、陕北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
  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中共天津市委决定组织学生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28日，天津人民怒吼了！这一天，天津学生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南北两路游行队伍会师官银号，并召开了群众大会。这一震动津门之举，大大提高了党在学生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中的威信，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到农村去宣传抗日
  学生运动的巨浪，使国内外敌人十分害怕。国民党反动政府匆匆下令各学校提前放暑假，并指使北洋大学等学校无理开除进步学生，调动军警、特务包围南开中学等学校，到处搜捕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反动派的镇压，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
  针对当时的情况，市委对暑假期间的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及时做出了安排。市委明确提出，要巩固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斗争阵地，同时要求学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利用暑假走向社会，到工农群众中深入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继续沿着同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前进。根据市委指示，市学联于6月中旬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成立了由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的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7个学校，内有女子中学2个，每个学校3至8人不等，决定利用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合法的形式，结合文化教育，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进一步扩大爱国阵线。这一号召，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选择市郊的王兰庄、小园和姜井等村庄（一种说法为4个村，有大蒋庄）作为开展乡村义务教育的活动地点，并作了具体分工。
  王兰庄“义教”点：负责人是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张多疆（丁仲文）。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北洋大学的刘讷、于奇、傅景洪（傅江）、孙景芳、王从善、林心贤、张沛（童铣）、曲珪田（曲介甫）、陈尧德（陈志远）、徐瑞恩（徐达本）、黄沙、朱光天；法商学院的郝金贵；三八女中的徐克壮（徐克立）、刘岫珊（田冀）、王爱贞（薛明）等。
  小园“义教”点：负责人是南开中学的吴祖贻。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程人士（程宏毅）、霍世章；法商学院的阮务德；女子师范的王玉玲（安琳）；南开中学的王桐（陈涛）；扶轮中学的张琪（杜文敏）；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
  姜井“义教”点：负责人是汇文中学的马毓臻（纪波）。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女子师范的吕贤棻（于瑞英）；中西女中的杨钧、杨若余；觉民中学的杨希龄；汇文中学的张文展等。
  参加“义教”工作的还有丁一岚、庄致等。
  当时，学生们到农村参加“义教”，首先要有一颗为革命而奋斗的决心，要有不怕艰难困苦的自我牺牲精神。许多学生都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各种实际困难，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有的四处募捐，筹措经费。刘岫珊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援“义教”。杨若余通过她父亲，并发动父亲的同事们捐款25元钱，做为参加“义教”同学的生活费。市学联委派程人士、秦雨屏等紧密结合形势编写新教材。新教材分社会常识、时事常识、救国知识、国文读本、国耻小史等部分。由叶笃庄开设的知识书店代为印刷，由中西女中民先队员杨钧、杨若余、刘嘉臻等装订成册，分发到各个义教点。
  学生们进村后，开始是办夜校，附设妇女和儿童识字班。由于农民们不了解学生，把他们当“外来人”，只是叫小孩来学唱歌，大人在旁看热闹。后来通过做工作，彼此了解了，参加的农民才逐渐多了起来。各校的学生人数不等，约40至70人。在王兰庄、小园村还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在小园村，安琳办的妇女识字班，吸引了很多青年妇女，这在当时封建势力统治着的农村，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义教”工作的局面打开了，学生们结合人们熟知的事例，讲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天津怎样收买便衣队搞暴乱，以及日本人走私的危害等等。在姜井村，学生们还用算帐的方法，向群众讲述日本侵略者压价收购农民的棉花，然后又高价在中国市场倾销布匹，并且不纳关税，变着法的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的罪恶。同时，还向广大村民介绍了惊心动魄的海河浮尸案，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操纵汉奸制造暴乱事件的罪行。通过这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的事实，激起了群众的满腔怒火。一些青壮年农民表示：“和日本鬼子干，我也算一个！”通过教唱革命歌曲，激发了农民的爱国热情，许多农民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抗日打牙牌歌》等歌曲。在各义教点及附近村庄，经常响起嘹亮的歌声，这歌声唤起了农民的觉悟，震荡着农村大地！直到现在，王兰庄、姜井、小园等村一些六七十岁的农民还不时唱这些歌曲。王兰庄郭金伦老大爷能唱出近20首歌曲；教农民识字紧密结合抗日救亡宣传，在识字班上教汉字，也教拉丁文，以便让农民尽快掌握阅读工具，讲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等简单的社会科学常识，宣传爱国思想。如教妇女学念“乡间的妇女们也应当抗日救国”等，既学会念，也懂得了道理。各“义教”点除照例的工作外，还主持筹办乡民大会，在会上有乡民讲话，有学生们唱歌和演剧。此外，每周出壁报一次，用浅明的文字和图画，告诉农民一些时事知识，对不识字的，则由学生们解释给农民听。参加“义教”的同学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先后在各个“义教”点和附近村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学生，在“民先”队员的带动下，经常自编自演抗日救亡短剧，并请了市里的青玲剧团、八一救亡剧团来演出。每次演出，农民们都踊跃观看，有时达数百人，台上台下高呼抗日口号，气氛非常热烈。
  学生们教识字，教唱歌，讲演和演剧，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了“农民大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园”的号召，这个号召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赞同。农民和学生朝夕相处，逐步加深了了解，也就向学生倾吐积压在心里多年的血泪苦情。例如，王兰庄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佃农，地瘠租重，生活困苦不堪，为了活命，大都熬硝盐卖，这在旧社会是犯“法”的，一经查获，就要遭到毒打和罚款，农民饱受欺凌，蕴育着极大的反抗情绪。特别是一些青年农民，接受革命道理快，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表示极大的愤慨，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刘振奎、何文彬、郭金伦等人。他们和学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一次，市里的剧团来演出，在蔡台村受到警察的阻挠，王兰庄的青年群众和学生们一起，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警察们同意演出。参加“义演”的同学们对贫苦农民的困境十分同情，通过个别座谈，启发农民组织起来，保护熬硝盐，同国民党保安队和盐警队进行斗争，还掀起了抵制日货及反走私活动。
  在短短的暑期里，“义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三个义教点，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播下了革命种子，为近郊农民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在农村建党做了思想准备。天津学生到农村进行“义教”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同年8月30日，上海《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主编）第一卷第十三号刊登了天津学生暑期到王兰庄等农村进行“义教”活动的6幅照片。这些照片成为反映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8月底，市内各学校陆续开学，同学们和农民依依惜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村，但“义教”工作并没有结束。
  进步学生在斗争中成长
  天津市郊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生活极端困苦。日本的侵略，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更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党号召“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在参加“义教”活动中，首先要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发挥南下扩大宣传的光荣传统，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与农民建立感情。参加“义教”的同学初次到农村，住的是小土屋，屋里到处有苍蝇、蚊子、跳蚤、老鼠。在姜井村的两位女同学住在牲口棚旁边喂牲口住的土屋里。吃的是玉米面饽饽和咸菜，喝的是池子里的水。还要自己做饭，生活习惯的改变，的确是对同学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艰苦的环境里，同学们以“向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来互相鼓励，顺利地闯过了生活关。许多同学感到，这样的生活虽苦，但非常有意义，十分愉快，经过与农民的接触，由生疏到熟悉，从农民口中知道了过去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加之亲眼看到农民的贫困和身受的压迫剥削，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
  在实践中，进步学生都迫切地追求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有的同学第一次学习了列宁的《远方来信》和《两个策略》；有的同学从上海英文版《密勒氏评论报》上读到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许多同学看《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以及《萍踪寄语》、《庶联见闻录》、《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铁流》、《士敏土》等刊物。党员中秘密传阅党刊《火线》。通过学习、思考、讨论，加上亲眼看到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觉悟有了新的飞跃，由只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进而认识到，不仅民族要解放，还要推翻罪恶的剥削制度，建立新社会，才能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这就是说，由爱国主义觉悟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觉悟了。
  暑期“义教”工作是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进行的。党十分注意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的组织，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直接负责，并派郝金贵到王兰庄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地下党员张多疆、程人士、徐克壮、杨希龄等人均以“民先”队员或普通学生的面目出现，他们积极热情，认真工作，带头过艰苦生活，经常与进步同学谈心，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如王玉玲、吕贤棻、陈尧德、徐瑞恩等都是在“义教”活动中先后入党的。他们刚到农村时还是一个比较幼稚的青年，回去已经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通过开展“义教”工作，王兰庄、姜井、小园等村庄已成为学生运动中骨干分子互相联系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暑假后，北洋、南开等大中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练习打游击战，逢假期，组织剧团来村进行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市学联、“民先”队成员常在这里开会。南开大学党支部组织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王兰庄开座谈会。
  王兰庄党支部的诞生
  学生们的“义教”活动唤起了农民觉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王兰庄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暑假后期，天津市委通过学联，以义教促进会的名义，相继派慕湘、路平、余力步、崔建华等人常驻王兰庄，以“义教”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他们在村长和群众的支持下，正式办起了民校，并推举慕湘为校长。为了建校舍，慕湘起草了一份捐启，经市学联同意，即向市内各校学生募捐，很快募集大洋300元。全村男女老幼十分高兴，买来了砖瓦木料，大家一齐动手，没花一个工钱，就盖成了4间有玻璃门窗的瓦房。白天小学上课，晚上成人识字，免费上学，发给文具。王兰庄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学校，在附近村庄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校的建成，使我党的工作人员有了合法身份和栖身之地，同时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基地。
  为了维护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经过慕湘、路平等与刘振奎商量，秘密组织起几个熬盐小组，巧妙地与盐警进行斗争。农民们在实践中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慕湘就因势利导，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发展秘密会员，开始由十几个人逐步达到四五十人，农民救国会成为王兰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力量。
  王兰庄农民运动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非常困苦，与旧势力斗争坚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受到了很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支持学生办“义教”，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拥护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路平等经过考察了解，从1936年9月起，先后发展刘振奎、何文彬等人入党。同时，在王兰庄建立了党支部，路平任党支部书记，直接受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与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联系。到是年底，党员发展到10人。
  1937年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王兰庄党支部遵照上级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启发农民群众的爱国心，并对蔡台、炒米店等地的警察所进行分化争取工作，还组织群众和小学生到警察所门前游行、演剧，到李七庄、八里台等村进行抗日游行。同年2月，在于台村建立了义教点，余力步去该村工作。5月，党支部又领导群众开展了反走私斗争，教育群众不买日本人的私货，打击替日本人贩运私货的奸商。为此，路平教大家唱了一首歌曲：“走私货，真便宜，奸商人，图小利。可是我问你，走了一车货，赚了几分几，要知敌人拿了你的钱，带来炸弹炸死你！”群众很快学会了这首歌，遇到运私货的汽车就包围起来，吓得奸商们不敢运日本货了。反走私斗争，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938年以后，由于形势不断恶化，王兰庄党支部进入艰苦的秘密工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