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一）杨柳青五大建筑作概述
  早年间，杨柳青没有建筑行业这一说。当初人们，搭盖房屋，都是以互助形式，待房主把建筑材料准备充足后，召请邻居亲友帮助施工，主家只需要按时供应茶、饭就可以了。这种乡俗直到如今尚有故影。
  在明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五方所聚，市场繁荣，外来的官僚、商贾，到此定居的逐年增多，这样被雇做泥瓦工的人，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几乎全是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赚些工钱填补生活，后来有些较大建筑工程，需招雇大批工人从事作业，雇主从众多的工人中，选派出一人当为领作，被选的领作者，必须熟知工作程序，能预算工料，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特长。既能按雇主的意图，建成称心如意的宅院，又能根据工人的特长，安排活计，这样日久天长，领作人就具有了权威性，成了不竖牌匾的建筑作。如有雇主打算修建房子，就直接找领作人具体商量，准备物料，订期施工，从而给劳、雇双方带来方便。清代中期以后，大船户，工商业户、官僚、地主户增多，他们互相炫耀财富，争强斗胜，新的豪华住宅，相继而起，有的大工程工期竟长达两、三年。到清末杨柳青就有五家较大的建筑作先后形成，他们也各有主顾，不但每年要建新的住宅，且对已为各家建成的房屋进行维修和拆改，这样五家建筑作就扎下了根基。
  甲、贾家作
  贾家作成立於明代末年，据后期领作人贾耀和介绍．在明末重修文昌阁，建玉皇庙，以及清代建紫竹庵，全是他家领作承修的。住北岸的多经营商业，有的还进入仕途，并盖有家祠。住南岸的则大部分为建筑工，多是生活上比较困难户。贾家作在道光年间曾一度解散，后为贾耀和的高祖又重新组织起来，传到贾耀和已经五世了，到民国时期，从事建筑的除贾耀和与其弟贾耀田外，还有叔伯兄弟贾耀海与贾耀清共四人。他家领作的最后一批活，雇主是安文忠，安文忠是在新疆伊犁经营文丰泰京货店发财还乡的百万富翁，置买了估衣街施医局胡同西侧的四所宅院，拟将临街的一所四合院推倒改建家祠，因原房底建筑、维修都是贾家作一手承办的，所以这项工程又给了贾耀和。后来因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富室多外迁避难，每年只有些零活，从事建筑业的人们生活时陷困境，解放后贾耀清改营蔬菜，贾耀和、贾耀田与贾耀海三人参加了建筑社。贾耀田年仅三十，他感到过去自己从父兄处只学会搭墙抹灰的活计，挣钱有限，日子很苦，现在按月能领到工资，生活上很满足，他潜心钻研钢筋水泥等新工艺，四处拜师求教，他所负责领做的各种水泥构件，或大型浇灌等，从未发生过质量问题，现老人已退休在家，当笔者前去访问时，见老人仍在研究一些古建筑，他用一些废旧木料、石膏、水泥等，制成了旧药王庙戏楼、牌坊和现存的文昌阁等模型，其中两个牌坊，一个是水泥和石膏做成的，一个是木制的，都高约四十厘米。贾耀田说：“我做这个一方面是为锻炼恼力、指力，使之不致僵化，同时也是为着让下一代人知道杨柳青过去的三宗宝。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没有党我怎能有这样安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乙、吴家作吴家作成立也很早，地址在后大道关帝庙前，成作之初，大小活都揽，主顾颇多，东起小梁庄，西至改善街，南至运河沿，百分之八十是他家的主顾，人们对他家的评价是；基础扎实，坚固实用。他家夯的地基坚实，在灰土打实后，领作人要在夯上上面走两趟，凭经验认可后，才能铺砖搭盖，所以经他家施工的房子多少年来，很少有裂缝、倾斜等现象，因此历传十馀世而不衰。光绪十年（1884）后，新疆红庙子（迪化）初建省会，杨柳青人兴起了“赶大营”的第二次高峰，当时领作人吴顺栋也想去趟新疆，正当他筹措路费时，有专营湖州漕粮船户聚源号李家，打算在东当铺胡同与天泰大街拐角处一侧翻盖新房，叫他暂时留下，等完工后再走，这样他又延迟了一年。他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领作，把各项的活计都严格把关。完工后，除工资外又酬谢他一百元钱，次年把领作业交给儿子，自己就西去了。聚源李家的这所房子历时八十馀年，在六十年代建设光明路拆除吋，房屋衣然完好，没有一点潮碱斜裂现象。民国后其孙吴金松管业，此人技艺灵巧，一改其祖父墨守成规的作风，首先釆用钢筋水泥、水磨石等新技艺，解放后他参加了建筑社，被推选为社长，管理各处施工，经他建有天津地委党校（镇政府现大楼北院）及专员公署、对解放后各项建设，很岀一把力，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故。
  丙、周家作
  周氏家族来杨柳青落户，约在明永乐十年（1412）左右。其光祖周缙，湖北武昌人，在洪武末年来河北，任永清典史，代理悬知事，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起兵南下，附近各地官吏都闻风迎降，惟周缙独自组织抵抗。后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周缙被捕抄尽家财，并充军兴州卫，以罪臣家属，由信安迁来杨柳青莲花淀边，隐名定居过着贫苦的劳动生活，五世后始遇大赦，将居住地定名为周家庄（今场柳青镇西头十三街），以后族支繁衍，部分外迁落户，滞留者多为贫雇农，周家作成立后从业者，多为本族人，他们都能担负重体力劳动，尤以做条石工见长，经周家作修盖的典型住房至今尚存者，为猪市大街乔家疙?北口东侧之石姓宅，宅主石蕴轩在光绪间做过扬州知府，其子石秋潭即在此建府第，由周家作承担施工，建成两个大四合院。厅房宽敞，气宇不凡，特别是大门外石阶五级，两边又加护阶条石，街心东侧设上马石，更显得一派豪门气派。民国后石秋潭外迁定居，将全部房产与家俱陈设、尚有部分土地做价十万元。卖与新疆同盛和归客周玉丰。周原为周家作成员之一，其父周乾义为石工，后去新疆发迹的。所以周玉丰不无感慨地说：“想当初我还在这里提过泥兜呢（建筑小工）！但他买后仅十馀年，因“七七事变”全家迁往天津，此房即闲置起来，而今虽年久失修，阶石残破，但其工艺特色，仍可见一斑。
  丁、杨家作
  杨家作地址在今八街盘香胡同，他家成作较晚，仅传三世。光绪间，领作人杨如金赴新疆谋生，由人称二掌作的杨如春承接，该人心灵手巧，技艺娴熟，其雕刻艺术，尤为同行所钦佩，在他手下的工人有许多能手，如民国二十年代修盖裕盛董宅时，桂三师夫一日能垒砖一千馀块，很受雇主赞赏，还有一位叫李老黑师夫，夯土号子唱的悠扬顿挫，娓娓动听，他会几十段词曲，能够根据施工场合及雇主家庭门第爱好，选唱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词曲，博得群众喜爱。同时他铺瓦、勾灰的手艺也比别人既快又好。因此、他家的业务也不断扩大，就连距离较远的十三街、十四街几家宅门的房屋修缮，如乐一堂张家等等的工活，也都被他们所承揽。后来杨如春也去了新疆，由其弟杨如和接手领作，解放后杨如和等参加了建筑社。
  戊、白家作
  白家作兴起年代不详，但应不晚於道光末年，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军之役，文昌阁被焚毁，五年后（1858）重修时，就是由白、贾两家从业工人合作修复的。同治末年，由白永泰与其弟白永和接管领作，兄弟二人均聪颖过人，且好学肯钻，许多高难工技，都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尤擅砖雕，能做大型拼接、镶嵌等工艺，因此深受本地富户石氏家族所称许，在前大街天锡堂和其他老宅各堂号所有建筑的拆改维修等活计，几乎全被他独揽，他手下有很多从业工人，也颇富有才干，可惜兄弟二人在清末民初时，都相继去世了。
  民国之后，在杨柳青又有一些从业工人，自己领作，另立新号，如赵家作、于家作、高家作、徐家作、何家作等。但存在时间都比较短，没什么可供记载的。
  （二）杨柳青建筑业的兴衰
  这里的建筑业是在明王朝时期，随着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广修庙宇之风逐步兴起的，据查仅杨柳青镇内，在明代新建和扩建的大小庙宇二十五座，其中有最大的五座，这五座大型庙宇，每座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其他一些典当、商号乃至一般官僚、大户，如石马张家、继和董家，绍兴黄家等，虽有深宅大院，但均无任何砖木石雕等华丽装饰，而墙体也多里生外熟（土坯外包砖皮）的传统建筑，到乾隆末年（约1795年前后），大粮运商石万程到这里开张落户，家族日举，才有了甲第连云的建筑群。在嘉庆二十年代（约1815），天津县衙门开始对辖区城乡，以村镇为单位，绘制了地貌示意图，绘成后，特在杨柳青图内石家老宅地段上，划了一个方框框，表示了庄园大户区这个地貌示意图、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附入《津门保甲图说》出版。从这地貌图出现后，地方上的绅衿富户也不惜投入巨资，互相攀比，互相炫耀。其特点是门楼深邃，台基培高，墙面采用磨砖对缝干摆法（用糯米汁拌灰浆压缝从表面不见灰线），戗檐做方砖浮雕，下用长方、三角、八宝流苏等等配套，从而不仅增大了工程造价，也促进了建筑工艺的提高和从业人员的发展，这是杨柳青建筑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到同治年间（1862—187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断了十五年的京杭大运河恢复通航，杨柳青许多粮商、船户都重交好运，又出现了不少绅衿富户，他们为炫耀财富又大兴土木，修建宅第，从而把建筑业又推向第二高峰期，当时天锡、尊美两家石姓堂号，还特请来北京能工巧匠参加修造、而杨柳青五大作的竞争，也形成了优胜劣败之势。其中以白家作后来居上，领作人白永泰兄弟技艺高超，成为建筑业的能手，如是纵横三十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外国轮船日甚一日的在中国沿海口岸横冲直闯，加之津浦、京汉铁路的陆续建成，代替了内河航运，杨柳青市面迅速衰落，建筑业也随之衰落，民国后虽有些当年“赶大营”的老客，腰缠巨万，先后还乡。如郭相甫、王德云、牛少奎，以及后来的安文忠、张润田等，他们也曾大兴土木，但毕竟是少数，而后来1917、1924年两次大水灾，再加之军阀混战，动乱无常，不但新疆归客，站脚不稳，竟连许多厚有的大户，也多外迁僦居，当年所谓的五大建筑作，也就名存实亡了。
  （三）从业工人的生活概况
  当时领作人对正式从业工人与壮工，不存在剥削关系，从业工人在领作人指导下，以自己的工作特长干活，雇主根据当时工种行情发给工钱，个人收入与领作人无关。按当时工费行情，如在三十年代初期，熟练工（也称大工）师夫，每日每人工资六角，壮工（包括淋灰、合泥、搬砖、携瓦、搭架子等重体力活，也称小工）每日每人工资四角，领作人有时夹部分童工，结算时也按壮工计酬，最后私扣一至两角归已。领作人同搭房盖顶的熟练工一样，也是日领六角，所不同的是计期较长，还有一些细活，如磨砖、雕刻等，亦属其专利，另外各种建筑材料，除雇主自己预先购进者外，凡由领作人代购的灰、砂、石、砖、瓦、木料等，卖方都要付给领作人一点微薄的回扣，（每元约二至三分）名曰扣“小水”。至於完工后，雇主付不付酬赏，或多或少，那就不一定了。另外关於熟练工、壮工，他们都属於季节性的临时工，一般都是农历春分节到九月的霜降节这段时间，应招上工，干一天给一天钱，到冬天则另谋生财之道，所以必须身兼二艺，才能维持生活，这些人最常见的是：卖糖胡芦或其它小食品，为糕点铺加工五碗蜜供（用炸好长二公分、厚五毫米的小套环麻花，醮蜜糖垒成四寸见方，高尺馀，四面坡形封顶，每五个为一套，春节时做为供品，手快的每天能做成一套，可得工钱五角，解放前津、京尚有生产），撑拖床（河道上客运），拉大爬（卷野草卖），扫雪道（受雇清理冰上积雪）等等。生活没有保障，记得少年时，每值新年除夕，街市上悬灯结彩，巷内壁灯高挂，家家大门敞开，院内灯火辉煌；而从西头平安路北行到周家庄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了。有很多家院门紧闭，声息全无。还有的人家是篱笆墙，向里望去，窗上挂着破草帘，显然连一张窗户纸也买不起，其中困状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个别生活较好的，如杨家作杨如春的弟弟杨如和，平日即买些竹篾子，利用晚间扎花灯架子，冬闲时赶糊花灯，由家人涂油彩，每进腊月还在娘娘庙西边画市上，摆摊趸卖年画，直到除夕夜晚收市。转年正月初二日花灯即又上市卖到元宵节，这样一冬一春就温饱有馀了。解放后土改时，部分工人分得土地成了农民，部分工人参加了建筑社，所有的人都告别了劳苦饥寒的日子。
  （四）尊美堂筹建始末
  甲、大兴土木念头的萌生
  尊美堂石宝珩在道光初年与他的三个哥哥分家后，各立门户，他有三子，长子石元俊，字筑岩；二子元仕、字次卿；三子元杰、字蓬仙。元俊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在咸丰十一年（1861）考中辛酉科举人。此前，他这一直住在老宅区内，因其父忙於理财，他自己又勤於学业，家中人口日增，虽感住处窄小，也无暇考虑建房问题，中举后，他拜会了在保定、北京、天津的许多同年，（同科中举的称同年）见到很多建筑宏丽的庭院，才意识到自己家中也当有接待贵宾的厅堂，怡悦性惰的馆舍，他很爱北京式的大四合院。这时姻亲张之万（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状元）正在北京任礼部侍郎，兼辖工部。石元俊就夤缘得到一个“工部郎中”的挂名差使，从而接近了许多桅厂（为皇室王府等处的大型建筑作）的管事人，而后在杨柳青购买了南由河沿街，北至估衣街的一片宅基地，拿着弓口四至的平面图纸，到北京与桅厂的两位设计师夫研究规划草图，按照石元俊的想法，宅基地尚嫌不足，这块房基地西邻还有相当於石元俊所购基地的三分之一为本族长门九思堂与馀顺平李姓两家所有，经托人说合，九思堂裁让了一大部分，仅馀西侧一个小院，盖了个澡堂出租（估衣街聚华澡塘）。其西南一角，经过往覆协商李家坚决不卖，因此去掉原来设想的小花园、书房，重新制图，准备物料兴工。按照北京师夫的设计图纸，一切砖、瓦、灰、石及木料等等，都需到外地采购，要从四川、湖南等地买进松、杨、楸、黎、檀等各种元木，从苏州买进用澄浆烧制的瓦片与灰白砖，从顺德、阳曲等地买进条石、石鼓门墩．从房山买进青石石鼓、护阶石、护栏，从易州等地买进青灰、石灰等等，在同治年间的前期，正是太平军、东西捻，一再撼动朝廷宝座之际，运河两岸，峰火连天，这时到南方购置，运输砖、瓦、木料，都很困难，所以直到同治十年（1871）以后，才置办完毕，开始启运。木料运来后，在上辛口对河上岸，圈出一块土地存放，由冯高庄佃户李氏负责看守，所以木厂村的村名，也就从那时留了下来。砖、瓦、石料运时工地，才算万事俱备，只待施工了。
  乙、“五大作”冬季施工
  同治十二年农历八月，大运河由南到北，堤岸数处溃决，幸水情较晚，秋粮大部已收，但受邻区灾情影响，粮价依然上升一倍多，转年春初，五家建筑业领作人，争相到尊美堂接活，同时北京的设计人员，也来到杨柳青，验看了准备的物料，建议再在本地制砖四十万块，并商定戏楼、鸳鸯厅、暖厅，以及各垂花门楼，院排水线，均由北京派技工与本地工人合作修建，其馀按照图纸，完全由本地瓦木匠施工，要求年内做好准备，次年春季动工，据此当时把五大作的青壮工全部派往运河南三里处盘了三座砖窑，制坯烧砖，把瓦、木石工人留在工地上进行磨砖，片木、凿石、雕刻……。历时半年，眼看天气渐凉，在露天干活，已感不便，於是五大作便按照图纸，开始分段挖沟夯土，先筑起围墙房屋，到上冻时房屋苫好了上盖，只是没有上瓦。早晚间各屋生了炭火盆，有的进行了内装修，有的磨制构件雕刻，有的打制门窗等等。一直干到旧历除夕，才算告一段落。在这一段时间里，五大作的总负责人是白家作的白永泰，石家派出的是账房的一位王先生，他俩除每天发放工资外，还负责其它事项的沟通。到除夕这一天，工人们很早来到施工现场，打扫了场地，又把一些凌乱散放的东西归置起来，还不到中午，一切安排就绪，专等候领工资回家过年了，这时账房王先生由五位领作人陪着，来到工地围场转了一圈，然后对大家说：“昨天主家发下话来，叫我查一查今年开工后一共下了几天雨，大家没能上工？我查了一遍回了话，总共是十二天，我和五位掌作的核对过了没有错，现在就发给大家领走，回家包顿饺子吃。”说完，由各领作人连本日的工资一起发给了工人。
  丙、来自北京的师夫
  转年农历二月初，北京的两位设计师夫来到这里，就在工地上新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账房王先生每日相陪，酒饭款待，他二人勘查了鸳鸯厅、戏楼、和暖厅等地方的划线，又与图纸核对了尺寸，决定开槽，拌土兴夯。本地的青壮工全力以赴，一层灰土夯实后，泼一层江米汤，再夯第二层，就这样层层夯实，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去北京的大船接来了四十名工匠，又从本地的熟练工中挑选了六十名技艺较强的工人配伍，立即投入建筑施工。白永泰也参加在内，与二位设计师连络指导。来的这四十名工匠，确实身手不凡，他们垒砌的底碱既快又好，特别是每层砖砌好，还要灌一次灰浆，都是自己接过来浇灌，（本地浇灌都由壮工干，活计粗糙）然后刮下浮浆，再垒第二层。他们在工地上干活，寡言少语，目不斜视，除了设计人员用建筑术语指点外，无论何人与他们谈话，均不理睬。起初使本地师夫们对此很反感，认为他们太傲慢，摆臭架子，后来才明白，北京与外地不同，他们经常承修皇家宫室、园林和王公府邸，在去工地干活前，先由桅厂四角立上桅杆，搭好架子，用席上下封严，留一个出入口，工匠们只能在这工地的小圈子里低头干活，就是这样内务府的官员和管事太监，还要到场监视，不准四下张望或交头接耳。每天上、下班，必须由官员们领进领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有尺寸的地方”。他们收工后到宿舍，也照样有说有笑，日子长了，大家也逐渐融恰起来。有心的师夫，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高难技求。如吴家作的吴顺栋，白家作的白永泰，在诸如施工程序等方面，得到了不少教益和启发。吴顺栋对北京师夫浇灰灌浆，亲手自垒自灌，深感兴趣。在垒砖时，砖的横面楞角处，都轻轻的抹上一层灰膏挤住，这样浇灰时，灰浆就全部进入缝隙，没有跑漏现象，既保持了墙面里外整洁，又使墙身粘连在一起，增加了强度：本来吴家作以前就有“基础扎实，坚固实用”的美称，再经他吸取了人家的长处，精益求精，就更为人称赞了。这里收获最大的还得说白永泰，他在与北京师夫们共同操作中，不但掌握了戏楼与鸳鸯厅的木架结构尺寸，还洞悉了垂花门这一复杂工艺的奥秘，并能加以改进运用。垂花门不但杨柳青先前没有过，即外地也很少见，尊美堂却一气建了三处。一处是戏楼外的大门，另两处都建在中轴线通往后门的甬路上。它是前重后轻的一种木结构，前面主要靠镶嵌在大门框柱间的撑拱，以承托枋梁和垂花吊柱，后面是依靠扛捍原理牵制拉押，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前倾现象。后来他给天德王家（本镇富绅，石氏家族姻亲）修盖大门楼时，在门后试建了垂花门，曾使石元俊惊叹不已。后来石氏家宅每年维修拆改等活计，几乎全为白家作所承揽，成为五大建筑作的首席。
  本年度从农历二月，北京桅厂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中秋节后，历时七个月，几项大型建筑和排水工程，大部完成，他们认为其馀的一些工活，本地的建筑作都能胜任完成了，就全部撤离回了北京。其实也并非如此，内外装修，还有许多细活要做。真正的原因，是本地的木工用楠木打制门窗，使他们很后怕，按清朝的封建制度，除皇宫、王府、坛庙以外，是不能用楠木来做建筑材料的。当年大学士和绅被参刻的二十条大罪中的第十三条就是：“私盖楠木房屋，潜移逾制……”，到清代晚期，许多禁令虽已渐废驰，但做为常年受工部衙门趋使的桅厂工人，还是不敢担此沉重。
  清光绪三年（1877）尊美堂主人全家开始进住，以后仍经常不断地雇用瓦木工人，进行修建、改建、装饰，经五十度春秋，到民国十二年（1923）全家迁往天津市止，才具有了当时那样的规模。
  以上材料是木工王春（十五街人）老师夫当年向我提供的，至解放时他老人家，年纪已经八旬开外，他自幼随同师夫在尊美堂干木匠活长达四十馀年之久，尊美堂全家迁往天津时，才被解雇。
  （五）精美的砖雕艺术
  甲、砖雕的兴起时代与年画艺术的渊源
  我国砖雕艺术，历史悠久，它是从古代制陶工艺及秦砖汉瓦而逐渐影响演变兴起的，近代各地出土文物中，曾有东汉时期的很多“画像砖”，这说明远在两千年前，这种工艺就初具规模了，不过那时的砖刻，都是放进墓室、祠庙、园林里。做为精致的房屋装饰，在杨柳青还是清代中期近二百年的事情。
  进入十八世纪末期，杨柳青镇，有些居民以经营漕船、粮食、杂货等工商业发家致富以后，也有的科考了功名，做了官，古语说：“富润屋、德润身”。他们大都建筑了豪华的宅第，这其中最绚丽的标准，就是高大的门楼。这项工程的墙体很讲究，从“淌白”（两面磨砖）到“撕缝”（五面磨砖），进而到“干摆”（六面磨砖，每块大小尺寸划一，不能有丝毫误差，只用江米汁、灰膏做浆糊用，外表看不到砖缝。到上面装上“戗檐方砖”，这方砖也须磨平刻上各种图案，在下边的托砖板及以下做成与戗檐砖相称的长方形、三角形和流苏坠头浮雕。最初的建筑工人没有这种手艺，必须请绘画年画的画师设计稿样，再由刻画版的师夫去雕刻。最初的样子显得朴拙呆板，现在还能看到的有前大街石家老宅门楼残存的两块蝙蝠雕，就是那时的代表作。刀法如刻图章，立上立下，很像年画作坊的腊花纸韵味，没有一点立体感。后来建筑作的师夫们，从各处的刻石如石鼓、门墩、碑额等处的刀法运用处研究、构思，也出了几位雕刻能手。他们在艺术上不断钻研改进，可以说一代比一代更为精美。清画师们出的稿样，如王少亭的一对方砖稿，索价才两元钱，若再加砖托板，长方、三角和流苏坠头等镶雕画样，总共也不过五元左右。但大多数的瓦木作师夫也能自出稿样、自己雕刻了。杨柳青在解放前有些中等户的三合院、小四合院也有这种带砖雕的门楼，据统计大约有二百家以上。当然在花样上有繁有简，有细有粗，但除刻有大福”字者外（共五户），其它如花鸟、鹤鹿、山水、案头清供、琴棋书画、明暗八仙或吉祥喻意等图案，千变万化，无一雷同。惟人物图案很少，仅尊美常估衣街的两个后门，雕有和合二圣、与王子求仙两幅，据说他处还有，我未及见过。戗檐砖也有双层套刻的（现存杨柳青博物馆内），是河沿街建隆胡同南口怀德堂石氏故宅的旧物。还有两个门楼很讲究，一家是尊美堂的河沿街正门，大门两边用干摆法垒砌上去，房檐不外伸，没有“戗檐砖”装饰，改用额枋平砖贴齐，额上用双层方砖共二十四块压檐，长两米，高六十公分，上有不同刀法镌刻的“牡丹富贵图，其中有平刻、镂空、镶嵌，使花叶疏密相间，玲珑剔透。两边的山檐墙上虽没有戗檐砖，但下面仍有托砖版，版头上也镶有浮雕“荷叶莲花”，其下的长方形与三角形等镌有“丹凤朝阳”与“麟吐玉书”也颇为精采。第二家是大寺胡同中间路东的裕德堂石筱亭的宅第，石筱亭是石家二大门的正廉堂分支，一个宽大的四合院落，在全镇砖雕艺术中，他家的门楼最为精绝。从南向北观看，高大的南厅山墙，脊头下镶着三叠式的扶缝板，下有为通气装饰的砖雕蜃楼，四周衬托着福寿连云，下坠八宝流苏，这一雕饰全高两米，中间宽处六十公分，蜃楼镶入山墙十二公分。扶缝版的两角各雕有“双钱如意”，其角下又镶嵌着浮雕的“卧凤朝阳”。门楼两旁各砌短墙，磨砖干摆，与房山连接，上雕护栏柱，二栏版各呈长方形，中雕“松鼠葡萄”，环配万字回文。正门上额镶嵌着“海马”、“狻猊”、“飞豹”、“辟邪”、“麒麟”等等吉祥神兽。在上额与前檐之间又有三道雕刻的联珠花卉。这门楼是歇山顶，在桃檐处是刻有镂空的花头，下面这门楼的扶缝版还镶着一个金狮。再往北看一切对称花样完全与南半部相同，只是北房山没有蜃楼，而是一个园形的篆寿字，上、下、左、右雕刻了五只蝙蝠。综合起来，共有雕刻、镶嵌竟十五个组套，真是令人眼花了乱，这些高贵华丽的艺术品装饰在院外，能给人以院外尚如此，院内更非凡之感。四面山墙，也都有各种雕饰，特别是东西配房南面，修起一条内外有别的二道门，在这二道门上也用方砖二十四块，建起了与尊美堂前门相同的“富贵牡丹图”，样子不差分毫。可惜的是这个费尽心血修建起来毫华的院落房主人并没有享受几时，到民国初年，就卖给新疆归客高孝臣了。在1945年，又转让给了聚德董家。解放后为全民所有，被分配为教师宿舍。
  近些年来许多门楼失於维护，风雨侵蚀、再加十年动乱中的横扫，所有各处砖雕，大部残破不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人们才开始对前辈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重估了它的价值。
  乙、几位晚清时期的砖雕艺人
  这里的砖雕工艺从乾隆末年兴起以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推陈出新，钻研改进，到清末同治至光绪（1862—1908）年间，已日臻成熟。可悲的是，当时很多雕刻艺术家在一般富绅士大夫眼里，均属雕虫小技，百工之流，故而使这些民间艺人湮没无闻了，笔者自幼对雕刻艺术深为景仰，对几位造诣较深的砖雕艺术家及其代表作略知一二：
  首先是白永泰、白永和兄弟二人，他们出身於建筑工人世家，是首屈一指的名艺师，不但技术全面，尤精砖雕。杨柳青石氏家族在同治王朝以后所建住宅的砖雕装饰，大部出自他们之手。尊美堂正门上的“富贵牡丹图”，用方砖二十四块双层套刻，前层采用浮雕技法，使花叶枝干镂空外伸，后层用透雕镶嵌，给人以枝叶繁茂，疏密相间，栩栩如生之感。全图共有牡丹四十朵，大的盛开如手掌，小的含苞欲放，花朵有向有背，有的压枝低垂，有的朝阳怒放。两边还雕有护栏板柱，拼接之处，全无隙缝，宛如一块摩崖深雕，曾有“牡丹大王”之誉。
  关於我国北方建筑风格还有两个特点，给砖雕派上了用场：一个是从前家家皆有火炕，为冬季采暖，虽大宅门也不例外。不过在燃料上有烧柴草或烧木炭之分而已。所以在房顶上都设有烟囱。白永泰所承修的烟囱上装饰也很讲究．有的雕成群卉争芳的花篮，有的雕成刻花宝瓶．有的刻一卧象上背驮宝瓶，称之“卧象下安”，祝愿主人睡卧安神，还有的瓶中插有三戟，谐为“平升三级”。更有雕成四方凉亭、蓬莱仙阁，或七层宝塔，奇巧华楼，聚宝盆和鲤鱼跳龙门等等。远望玲珑剔透，是外地少见的艺术品。此外还有一种名曰“胡仙楼”的小建筑，是供奉五大家仙的“（黄—黄鼠狼、白—刺猬、胡—狐狸、柳—蛇、灰—鼠。）在镇内一般中等以上人家，都在院内僻静处，盖有这种小胡仙楼。其中以白氏兄弟用砖雕细活建筑，天锡堂所建的胡仙楼最为精美，因为堂主石元熙的夫人很迷信，加之儿子石作云为祈求他所开设的几处当铺的库房不被鼠扰等缘由，而不惜重金於此道，他家的胡仙楼是重檐两层，高约五尺，下用方砖垒成月台，前刻五级台阶，在抱柱上刻有对联一付：
  兴家立业财源主，
  治国安帮福禄神。
  楼上并排八付阁扇，开启自如。屋内为敞厅式，前有平台，栏杆环绕，内设书卷式长供桌，摆有香炉、腊阡、灯碗、香筒、手罄等。楼下有帘架及六扇阁扇，左右开六角窗，里边格断分成一明两暗三间。楼梯在北间，南间设有罗汉床，堂屋里花几桌椅，排列整齐。屋顶梁、檩、椽、檐及覆瓦等，一切尺寸全按营造法式缩微，以砖料磨雕而成。并在墙体檐下，浮雕各种花卉图案，真可谓鬼斧神工。可惜在光绪二十年代，天锡堂第一次东院大火，在惊乱之中被人们践踏毁坏了。后因该建筑图纸落在了尊美堂账房崔丹圃之亲族手中，使笔者能窥其全貌，与天锡堂看祠人张明所说当年的实物，完全符合。
  还有李家兄弟，老大李竟原名李竟波，人称大李竟，（二李竟早死）三李竟名李竟源，他们在早全是白家作的泥瓦工，李竟源后改行，拜木器作刘师夫为师，出师后又回白家干木工活。兄弟二人心灵手巧，掌握了多种技能，木雕、砖雕、泥塑、纸扎、花灯、庙画等等，无一不精。遇旱年求雨，塑制丈许泥龙，丧事祭席中的“四走、四飞”，都是他家的专利。各宅门的房屋维修，其中木雕、砖雕破损处，也非他补修不可，李竟源与王春师夫合作，为尊美堂戏楼前垂花门拱木的空档处，用黄杨木雕刻了八仙人镶填其间，深为石元仕赞赏。解放后一度参加瓦业社，后去津为本镇邵作斌经营之隆聚面粉厂做木型，合营后体力日衰回家终老。
  再是杨如春，人称二掌作的，他自幼好砖雕工艺，其作品以神采逼真细腻著称。民国十年后，裕盛董家翻盖第二道院旧房，掘地兴夯时，挖出一条小蛇，主人迷信，决定在工地西侧，盖一小胡仙楼，由杨如春划图建造。建成后，高约四尺，楼二层，一脊四坡，风檐瓦陇，画栋雕梁，门窗阁扇，全以砖雕工艺砌成。栏杆上下槛可拆可装，门窗阁扇可开可关，枢纽灵活，仿佛木制。檐下悬铃，边薄如纸，风吹摆动，其轻可知。其内设有红漆金字牌位，上书“金丝老盘爷之神位”。此小楼至解放后镇委会进驻时尚存。后又经该宅少主人董式勋介绍，为天津某买办作长四尺、宽二尺六寸之砖雕横幅一件，杨按当年齐健隆年画摹仿刻出“十八学士登瀛州”，计有虞世南、杜如晦、孔颖达等唐代学士十八个，人物或下棋，或赏画、抚琴、读书、神态各异，闲散潇洒。另有三童子，一个用竹管吹火炉烧水，一个奉茶与下棋者，一个抱着大酒坛，背景刻以楼阁花木，远山流水、湖石小桥，茅亭酒帘等，其境幽雅如世外桃源。边框并配以竹、梅、兰、菊等连环浮雕，更为画面增色，据说此物已运出国外。
  其他吴家作之吴顺栋、孙吴金松、周家作之周乾，贾家作之贾耀海等，也都善雕刻。
  设于石家大院的杨柳青博物馆，已收集残存的许多砖雕供人观赏，从中可以领略当年建筑艺术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