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天津杨柳青小志》概说
谢玉明
《天津杨柳青小志》作者张江裁，字次溪，广东省东莞（今为市）人。擅善文史，熟于旧京掌故之学。民国二十七年，专来杨柳青采风，将其见闻撰成《天津杨柳青小志》概记杨柳青的社会风情及历史遗迹。后将这篇《小志》入其所撰《京津风土丛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出版问世，是以“中华风土学会”名义所刊之专集。该书收文十九章，《小志》是其一，《津门百咏》也是其一，余为京都旧貌及其轶闻。原拟书名“燕都风土丛书”，后因纳入津门数篇，故改为《京津风土丛书》，时有周作人等为该书“奉题”。
《小志》涵有疆域、河流、产业、民气、风俗、神庙、诗徵等七个方面，从中略可窥知旧时杨柳青地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社会形态及人文状况，并涉猎许多风物门类，是一篇难得的珍贵史料，也是历史上唯一专门记叙杨柳青的志文。该书题记之一，桐城吴北江称：“此篇以为考古者之先导，世之君子以通古连今为务者，其必有所于斯。”
《小志》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史情记实，至今已近六十年的差异，因之既有积极有益的内容，也会夹杂消极落后的东西。但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参考借鉴和教育意义，当有保存和流传价值。
《小志》中确有封建迷信、愚昧陋俗之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虽是写真，也是揭露，由于社会进步，相信今人不会效尤其弊，则必选其精华而加弘扬。如是，又可为学术领域提供研究与参考，如：民俗、宗教、文化、艺术、考古等学科皆是。以“兴利除弊”、“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借以或可发现杨柳青的自然优势，人文优势，以利于开发经济、培植民间艺术，或借以发展旅游项目，提高古镇杨柳青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该文存有较多的潜在信息，尚待发现、论证和利用。
《小志》当属“稗史”之类，即俗称“野史”。凡此，根据作者的阅历、观念、背景、动机与好恶，撰文时会有不同角度和取舍，甚有偏执之处，因此难以“准、信、全、精”，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写出与现代人观念相同、而又全都认可的史料，且对撰者之论断，不可盲从，仍应科学的辩证，因这仍属“一家之言”，并非天经地义。但在当年有人能够为杨柳青留下一篇《小志》，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
近年，由于史志工作相继展开，或因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对于乡土史料的需求渐多，因此，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小志》渐被人们发现和欢迎，竟至辗转传抄或翻印，由于传抄的疏误和改动，难免舛错，甚至有悖于原作，如“皆非杨柳青人”误为“皆杨柳青人”之类，虽一字之差，则天渊之别，甚而将所标注的原书名称也搞错了，致使一般读者和后人将“不识庐山真面目”。
为尊重原著，求实存真，以利存史，尤为避免因循误传，并为社会各界提供妥善的史料，兹按1964年春抄于天津市图书馆之手本，重加校对，力求准确，附于文后。
因原著无断句，不便阅读，今试加标点，如有不宜，尚请指正。且原文的词语有的与今不同，用字也异，甚至谴词用字也有不妥之处，凡此不再注明，但可用简化字者，则予简化。为保存史料之原貌，文内出现的别字，或疑为误字者均未更改，以留研考之余地。
附：天津杨柳青小志
东莞张江裁次溪撰
疆域
汉为渤海郡章武县地，后属静海、武清二县。《畿辅通志》：“柳口在静海县，即杨柳青。”《长安客话》云：“杨柳青地近丁字沽，四面多植杨柳故名。”于文定慎行，诗：“鸣榔凌海月，捩舵破江烟，杨柳青垂驿，蘼芜绿到船。”潘舍人季纬，诗：“客路蘼芜绿，人家杨柳青。”按杨柳青之名，当是柳口之变称而美丽之也。
清雍正九年，分顺天、河间两府之地设立天津府、天津县，杨柳青遂属天津管辖。杨柳青中央一大通衢，曰大寺胡同，其东设一盐店，人民食津武口岸之盐。武：即武清也。其西人民食静海口岸之盐。近日盐法尚平分杨柳青为武清、静海二县地。村之东南隅有所谓文昌阁者，阁三层，最上一层悬一铜钟之铸字为“雍正初年武清县。”
杨柳青东抵天津三十里，西抵独流三十里，西北抵王庆坨二十里。
杨柳青、王庆坨中间有大柳滩新村也，才五十余年骤至数百户，皆济南人。此间耕樵利益济南人趋之若鹜．将来或连为一大埠也。
河流
卫河由静海属之独流，东来抵杨柳青西边之碾锤（坨）嘴地方作一弯曲，始东直行，划村为南北。东边有口子门地名，河又作一小曲而南、而东，由天津入海河。大概禹之九河故道卫河亦其一支也。盐河在村北三里，一名子牙河，一名大清河。滹沱水、漳水、琉璃河、太行山脉东流诸水之所会归，东行入海之尾闾也。
卫河既在村中，有大船渡人曰“义渡”，凡二处以通南北。义渡者由仁人义士捐款造船以渡行人也。村之商市在河北，于是河南之人晨夕络绎以渡河为寻常，有渡夫日夜司之不取值，渡夫一人持篙不能司舵，则由渡者代推舵，虽妇人孺子皆娴为之。卫河水性平缓．大风亦无危险。
盐河在村北，有二渡口以通北乡。东曰白滩寺，西口曰官厅儿，又曰乔山。乔姓者专其利，渡者人取一钱，车马五倍之。盐河之北一里有堤曰中堂堤，李文忠督直时筑故名，有光绪年石碑一。盐河众水所归，波涛险急，帆船之遇大风而覆者常溺人死。
清代由道光以前，卫河自山东之临清县西南承接卫河，故杨柳青为运河所经过。元、明、清三代之运粮，由江、浙来者颇有经过之故，实父老传闻称粮船人员曰“粮船蛮子”，船人就便带南方土产物如瓷器、竹器等消售于北人，因曰“南货蛮子”。南人有留心于金石古物者，出高价或多方谋取之，北人视为无用之骨董，每曰此货可候南货蛮子，以南货蛮子为能认识宝物也。
盐河上流既多商贩，运输亦交通便利，琉璃河之石，顺德、广平之陶，获鹿之冶，文安、胜芳三角淀之鱼虾菱藕等，卖谷者、商旅者皆取道于此以赴天津。而杨柳青人每有西方地名在口角上，如：王家口、白沟河等，村人类常道之，因盐河之上流交通也。
卫河水流浑浊，当是浊漳水及黄河参合之故，其泥色红黄，胶粘性。多沿岸为屋者，半垂于河滨而不坠，则土性之美也。
盐河水清性又急，每年立秋时例为涨溢淹禾稼，又不遽退，为害甚烈。
产业
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咸同以后往新疆者曰赶大营，左文襄定新疆之驻兵所在也。其始也多畏其远，而往者少、得利易。其后往者渐多，而得利较难。杨柳青村人往新疆者日积繁多，于是乌鲁木齐之傍有新村曰“杨柳青”，杨柳青人之所聚居也。农业者率为客商之副业，投资以牟利非农性也，故农性人绝无而仅有，惟圃者沾体涂足胼胝于梏槔之间者，实有老圃性，能以工，地近天津无可发展。
豆油公司作豆饼销售于船运，废纸重捞颇见于土屋墙壁之加垩而晒也，女工以针黹、磕瓜子等，勤苦耐劳为数亦少，出产物除豆饼、豆油外，惟园圃之白菘菜、青萝菔为有名。子牙河渔船皆非杨柳青人．有蛤蚌可做饰器，鳖甲可入药饵，杨柳青人不屑为之。
旧例年画是板印而重加描色者，杨柳青出产最名，销售西北方亦多，杨柳青南乡有炒米店者，亦其亚也。近日石印法出，而此业遂凋。尚有灶王、门神像之余波。炒米店雇人写对联，每联一铜钱，穷措大无聊者自磨墨写，捆载相继裱背后，运售西北方。
民气
杨柳青夹居两河间，得其流通畅豁之气，而活泼流动以为性，至其语言声音亦随之多曲折而明亮，商业之获也丰，故其用之也奢华则轻财，轻财则不吝于义举，不难于慈善，民国前数十年即有备济社施种牛痘，恤嫠会周助寡妇，善事义学三塾，塾各三四十人，贫寒之儿童赖以成就，通文能司帐簿者不可胜数。光绪庚子之乱，富绅石次卿者，首倡毁家纾难，杨柳青秋毫无损失，于是风气豪爽，相继捐资公益者接踵相属也。惟趋商谋利之风既兴，读书文学之道遂败，科考废而学校行，尤一致同归于利途，而高尚之士人风化早已无形消歇矣。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益颇为昌大，妇女多入之，谓之“二众”，此他处所不及。又天主教堂始终不容成立，亦他处所不及。务商者多则从幼服店法不饮酒，以故杨柳青人饮酒者少，杨柳青以北之村乡则十之八九皆沈湎也，石绅名元寺，以庚子之乱护乡里功，朝廷奖以四品卿衔异数也，有大会议与袁项城分廷抗礼。其乡科名亦盛，闻有杜子丹太史彤曾放学差，与赵幼梅师同为尹澄甫孝廉弟子，又刘益斋太史名学谦，曾放试差，与严范老及幼师友善，又郑大令联鹏为幼师弟子，曾在新疆任县知事多年。
风俗
杨柳青既以商为会归，于是男子趋鹜而为客，年月不一旋里。妇人操家则女权重，且夫妻反目之事少，女权重则传统在女，女嫁而母家每日送食物以为常，送物者馈舅姑外私送于女者，亦公也直送女室，女之贤者，分献舅姑，其不分献而独饮啖者，人也不谓之不贤也，人家私厚其女借贷质库，而家庭之傍人无异言者。甲乙丙丁家家之女相转递，各享受母家之馈成定例不怪也。
结婚由小媒或大冰草创之嫌，大冰之音舛谓“大宾”，其小媒则媒婆之流，为之女家认可，小媒立即跪地磕头，谓之“磕准头”，一言为定。如此其真凿者小媒图谢仪也，小媒每撮合一婚，男家称家有无一谢之，在迎娶前一日狡黠者至，争吵撒泼滚地不起，经大家调处增其仪。始已甚之女之寿、女生孩，小媒介以祝往取赠也。婚议初定，两家换贴，由男家卖两份“龙凤红启”，男家写“敬求金诺”之字样送去，女家答以“谨遵玉音”之字样是也。其仪式则男家具簪珥花朵为聘仪，置红漆长盒中，其盒必以双物盛，多则成列几双，前导者执金花排比而行，托盒者一手托盒一手扶之，皆礼帽长衫乌靴，以红绸束胸背作斜十字形而垂其余，女家厚赏诸役，取盒中花朵插女满头，集亲朋为庆。迎娶前一日，女家搭席棚于庭院，列妆奁为两行，亲朋参观之，然后舁送男家，每二人舁高案列物其上过于市，观者如堵，翌晨迎娶之彩舆，红锦绣花流苏垂四隅，羊角灯荡红花，舁者八人，扶者二人，皆礼帽长衫，舆前擎芝盖，擎者锦衣乌靴。玻璃灯提者、擎者列长排，皆礼帽长衫。爇檀香于宝鸭，提者垂地、擎者平肩，分两队仙童饰之。檀香炉前为云幡，缀珠铺绣，光彩跃目，仙童两髻，绣衣朱履。稍前为乐队，也童子充之，击节相和而歌，鼓吹乐师分两三班，其笙笛钟磬之铿锵如闻韶濩也。笙饰之凤凰形，笛饰以龙头尾，皆金碧闪烁颤动如生，其大鼓冒革皆涂金画花，四周作框悬鼓于其中，框皆漆金雕琢悬花灯，四人舁之，小鼓提之者也垂饰绚烂，其余器亦饰如法，乐师礼帽红衣胸背方补画马如清制服，其灯笼、牌伞、旗锣、执事繁盛者至百数十人，其彩舆灯饰皆炫耀新鲜，光夺人目，稍旧则退黜为他乡用之，故娶妇之家虽中下也华美，为他乡所不及。而富豪有名姓者尝自造新舆，饰以金碧翡翠，娶妇一次即以赠赁货铺，谓之旧也。女家雇赁十数童子锦衣持金瓜、朝天凳，如銮仪卫式，以拥护彩舆至。其袭用古礼遗志有鸡鸣敛席之义，则于彩舆前一人抱雄鸡，以红绢束凉席负之至，女家届女冠簪曰“上头”，以鸡鸣为节，鸡不鸣则打鸡使之鸣。鸡若自鸣以为大吉也。女嫁三日，女之姑姨外婆衿氏诸
戚畹馈送茶食点心，皆盘盛高矗，红帖子具姑姨等称乎款式。妇女向无名，则以姓姓，则故意以古郡名代，如王则琅琊郡，张则清河郡，类是也。是取古有餪馈之礼。清咸同以前，女之戚畹姑姨等，皆盛服至男家筵宴曰：“娘家客”，男家簿记其姓名馈仪，以为将来酬酢。如女之某戚未到者，遇有婚丧舅姑得禁媳之往庆吊也。女嫁四日或六日，翁以帖邀婿，俗曰“回门”，盛设食馔，陪坐者择五人皆同行辈不须差，翁行酒为初，献辄退。至中食，翁又一至筵前，手一摸碗为馈食礼，而退不入席也。娶妇者亲戚少年辈得以滑稽式闹新房，嬉笑百端，以博新娘一笑为的，家法肃者或不许，然颇鲜至其间往来之。男女仆役沿例取赀至一事可数十百金。妇媪乡俗细琐之规例不可胜记也。
丧家人初死，悬纸钱于门，男左女右，其竿则沿用古礼之杖，父杖竹、母杖桐也，葬而出殡多数在寅夜舁埋不盛铺张，中人产以下者皆夜埋。其旦昼出殡者必须仪式完美，大费而夸耀足为街市观瞻也。富豪之大出丧仪式，甚有帝王家所不及处，发引之日先由扫垫会人员持帚锸洒水垫土于所丧所经过之市，途观者预有搭席棚邀亲友排坐者，可知其动人。丧主筵吊客以珍，错三数日，其瓷器皆兰花以别于喜寿典之红花，皆有堂名，自造于江西，吊客数百千人皆给白布长褂。纸偶人、纸车马类其物数均照真实物之数，无虑数千万。卤簿材官骑马负黄绢裹旨式、黄绢裹印式，执旗者咿唔喝道于前驱，其诰封及木主画影等有亭舁之，诰封亭黄色锦绣，舁者八人，扶者二人，亦黄色锦绣朝衣，清制马蹄袖戴朝冠，亦黄色冠，上竖直羽。其余各亭之锦绣颜色与舁人之冠服之颜色或白、或红、或青，皆如诰封亭一致而纯也。清制肩舆上红下红者为一品官，八人舁之，曰：“八抬大轿”，葬仪用之以示贵。每轿前一马曰：“仗马”，养之有素，毛泽而光，饰马以金银朱碧，光彩夺目，二马童夹执之装如戏台演戏之马童也。举此一二可例其余，以故杨柳青之婚丧仪仗，有惟天津略似之，他处皆不及也。
可谓世所罕杨柳青人，惑于鬼神，占候风水。旧俗死而不葬者多停柩，以俟干支、或俟远人、或俟赀财、或俟茔地以故破庙古寺中或其旁纵横错杂皆攒柩也。泥涂者、灰垩者，坍坏露骨习以为惯。寺僧取看护之资于柩主以年计。近日地方卫生关系，驱迫葬埋已无此景像矣。
神庙
文昌阁在卫河南岸，其神为奎星，旧以为文化科名之主，设书院月课以文，生童数十人延山长甲乙之，其膏火奖金出于斗厘，与三义塾合办。
佛爷庙在文昌阁北数十步，殿额曰“大雄”，铜佛三尊大如人，傍立泥塑神有操蛇者。
玉皇庙在文昌阁西南久圮。
菩萨庙在文昌阁西，有古槐一株，不知其年代，烧空而枯，枯而不朽，尚有孽枝生叶，土人以其空也有神寓焉，而祀之，悬红布为颂匾，旧说树旁有金蟾蜍之异，粮船经此“南货蛮子”设法取其宝而去也。
卫河北东偏天齐庙，有尼住之。十殿阎罗五列，两庑小鬼夜叉持刀锯屠形皆用活机，蹴之而群动。相传一外乡人蹴之，鬼神活动，乡人遂惊吓死也。
天齐庙西又有关公祠，求雨时出其像以巡于市途，用绿色锦帷大桥大抬鼓乐导之，又前为旱魃以人饰为神状，一人以铁索系其颈而牵之。凡二魃，又前为水怪。集群儿数十，裸而文其身为鱼鳖虾蛤蚌状，以粉及颜色通身画之极趣。编柳枝为帽圈，持柳枝蘸水向空洒之，沿街湿如雨状，妇女窥于门，辄遭水洒淋漓缩首退。
又偏又一关公祠，道咸兵燹殿焚，仅余柱黜布于地。前有演戏楼台，光绪间亦毁于火。祠之偏有财神殿附焉，寺僧于冬初为财神生日，村人醵金食汤饼以为募。
又西为玄帝观有道士住之。
又西为火神庙，神面赤紫，金冠无须。上元灯火以彩舆舁其像出巡，换新衣绿锦袍，灯烛围簇面赤而袍绿，极绚烂威烈之状，有龙灯歌舞角抵各游戏会辙夜喧阗。
又西为药王庙，旧四月二十八日为塞神日，先期五天便有歌舞各会沿街拜客，凡七八十会喧动远近，杨柳青人以为大典，乡绅清制服顶戴而执旗排伍步于街村，靓妆新衣曰“夜观游”，凡百俱废。药王有外家，在村之西端某姓，先舁之到外家“洗脸”，还庙殿。二十六日之夜由黄昏起各会依次由庙起行为先导向东行，预排列各会名为表不得乱越。沿途有接会者设茶点为招待，歌舞相递而前，过后街由西而东抵于口子门之神棚神之驻跸处则将晓矣。二十七日上午稍息，至下午又由庙排各会如昨日之盛过前街，近卫河北岸之街也。是夜药王乘轿黄色，刘爷，俗云“疙疸刘爷，”当指刘河间也，轿绿色，皆由天津来舁夫亦津人，各会以次相送东行，至会之尾者已距离百步之外，然后神轿起程便作跑步行，曰“跑落”，读“劳”去声，十人舁轿一人荷盍前导．一气急趋如飞燕，逐及会之尾而驻，会前移久之有百步隙，则又作一次跑，渐次而东仍抵口子门神棚，则廿八日东方既白矣。会之尾是拜香会，病家祷神誓愿者，是夜披发、跣足、红裹腿，颡以红绳束神纸、手一束香火向神磕头，以头触地，回转而行，十步又向神磕头如前，两人、并肩为一耦，列为长队或数十百耦也。会之中有“重阁”者，人之上饰一人至二人，故曰重也。其法以铁捆长三尺余者缚于肩，背上端缚坐小儿八九岁瘦而慧者，饰为美女形，隐其铁捆化装作一假手托茶盘盍碗，美女翘足凤鞋而立其上，婆娑团扇以舞也。或立于乌笼之钩上、或立于瑟琶弦子轴上，其衣饰装缀之美秀奢丽，为各方所不及。又每会有一茶食挑子，非以茶食乃示美也。其担之两端嵌铜龙凤，担中一铜壶镀黄金耀目，壶喙以金丝颤胡蝶或鸟形，其座则雕花金漆，以玻璃为厨，厨分四阁，玲珑细致，备极美观。担者衣绸衫，垂丝带，摇臂而行，作俏态。乡人甜嬉太平举国若狂，亦自一时之盛，而世变沧桑无复此乐矣。
药王庙有戏楼台，光绪间戏班游艺于乡村者，颇有妙伶人，伶人有所谓“小茶壶者”，饰须生与“凉健子”齐名，演秦腔“输华山”一出其声大而远，数里外皆闻之，今亦无复此者。药王庙之偏又有“蚂蚱神”，俗为蚂蚱神是姜太公之妻，庙额为“吹豳饮蜡”尚雅且也。
又西为白衣庙，谓之白衣菩萨舛而女神，女神司孩儿之痘，曰“痘哥哥”曰“痘姐姐”，村俗之妄世界略同．不独杨柳青也。
诗徵
谢迁《杨柳青》诗：“直沽南头杨柳青，昔时杨柳今凋零，霜枫满地散黄叶，河边寂寞双邮亭。人道垂杨管离别，北往南来竞攀折，我来袖手怜枯枝，踯躅临河驻旌节。五云回首怀汉宫，丹枫转眼经霜空，李梅冬实岂佳味，垂涎奔走嗤狂童。阳回万物自生色，斡旋造化渐无力，百年心迹岁寒同，却意南山旧松柏。”
高承埏过杨柳青作《柳梢春词》：“春事今年，山桃无恙，花朵依然，细雨沾沙，归云逗日，浅碧罗天。青青杨柳堤边，且系住乌蓬小船，荻笋新芽，河豚欲上，拚醉垆前。”
赵秋谷《海沤小谱》：天津之西有村名杨柳青者，临沟河人家皆曲折随水比屋如绣、树色郁然，风景可恋，中多狭斜。而金钱真珠者为其尤，此地诸姬以金玉珠宝名者十七八，盖其俗也。真珠貌及中人齿亦不卑然，恬雅无嚣凌气，故人多称之，余始至即得姬意不甚属，而姬乘余于醉故，余赠词有无计，支吾病身陡顿，春梦模糊乱惹闲愁，惊开倦眼，斗帐红珠，醉浓不省欢娱，晓镜里临窥画图，闻道门前烟波淡沲，杨柳萧疏之句后，不再至，其妹玉珠则劣矣。
清成哲亲王《杨柳青柳枝词》：“家家绿柳在（植）门前，门外乌蓬小小船，黄鱼雪白随潮上，切作银丝不值钱。杨柳阴阴似画图，春波满岸长春蒲，蒲帘编好江南卖，家在当时（城）小直沽。闻说沧州酒蜜甜，垂杨深处有青帘，行人不向青帘去，只隔垂杨待卷帘。柳条垂岸一千家，丁字沽头飞白花，化作浮萍青点点，顺风流去水三叉。”
崔旭《杨柳青》诗：“满釜鱼羹气味腥，小船偶傍树阴停，侬炊香饭郎沽酒，两岸春风杨柳青，织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红袄浅兰，小轿一乘船载过，郎家河北妾河南。”
梅宝璐小树《杨柳青》诗：“丁家（字）沽边柳万条，青青一带锁红桥，帆樯纵借东风力，消息全恁子午潮。桃花寺外桃花口，杨柳青边杨柳青，七十二沽沽水阔，半飞晴絮半飘萍。”
杨柳青为天津一大重镇，其地风景酷似江南，故颇艳传人口。日下旧闻《畿辅通志》尝以及之，向无专志也。次溪世兄喜研朔方风物，未弱冠即负重声，近客天津曾往一游，以数日之力成此一篇。文字简洁有法度，志事真确不愧史才，允为必传之作，顾余所知之事，愿为我次溪陈之，同治朝某甲，只身往新疆谋生致富，嗣是往者日众。光绪中叶遂有八大行运售百货为新疆巨商。其第一家有骆驼万头，一呼可集数万人，袁贞毅中丞抚新疆曾言其事，钟中书镛戍新疆更名广者亦详知之，惜余近健忘不能记忆，此与吉林之韩边外、新加坡之黄、陈、郭三富人相伯仲，是镇之特色也，幸询访得实，以著穷民远业之艰苦，即以鼓午来者，质之次溪以为如何？
戊寅夏四月七十八叟章梫一山氏跋于天津
中华民国廿七年九月双肇楼校刊
津浦铁路的修建与杨柳青站
韩淦才
一、津浦铁路的修建
杨柳青火车站是津浦线（1968年10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津浦线与沪宁线连通后改称京沪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当我们说起杨柳青站的时候，不能不回顾一下津浦路的建路史。
在清朝末年，一些洋务派的人，如李鸿章、刘传铭等都曾向清延建议修筑从北京到镇江的铁路。但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均未获准。直到甲午战败后，痛定思痛，才感到修筑铁路的重要性。1898年江苏候补道容闳认为当时德国即将在山东省修建胶济铁路，恐其修至济南后再向西延伸。遂向清廷建议修筑由天津经济南到镇江的铁路，以扼制其自济南西进，此建议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修路虽经批准，但筑路资金何来？当时国库空虚无力出资，拟向英国借款时，德国以修建津镇铁路影响其胶济铁路的利益而横加阻挠。为避免引起与德国的纠纷，想将此路西移离开山东省境。而俄、法两国又以距京汉路太近影响其利益起而反对。由于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诸列强正虎视耽耽，妄图瓜分中国，由于主权不整，虽在本土上修建铁路，也要听受外国人的干涉，真是可悲可叹！
以后英、德两国勾结密商，胁迫清政府由英、德两国贷款，以便通过贷款达到控制此路的目的。但贷款条件苛刻，清政府无法接受，未能达成协议。此时朝野人士纷纷主张由该路可经之省份筹款自建。而英、德两国得悉后，唯恐失去高额贷款利息，特别是怕失掉对该路之控制。因此在贷款条件上稍作让步，终于在1908年初签订了五百万英镑的贷款合同。年息五厘，并附加若干条件，如借款五百万英镑，实得四百六十七万英镑；以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税收为担保；在施工期间须任用英、德两国总工程师各一人；建成后在借款期（三十年）内，全路总工程师须任用欧洲人；施工时，凡需购置外国的器材，均需由贷款银行代办，并按买价收取百分之五的佣金；另由借款中提取二十万英镑作为贷款银行的酬劳金。在修建中途，因贷款用尽，又于1910年9月28日续借四百八十万英镑，条件与第一次相同。
因当时沪宁路也正在兴建，故接受了路经各省的建议，并将该路的起迄点改为天津至浦口，故此定名为津浦路。原设计为1013公里，现为1018公里。
筑路时分两段进行，北段自天津至韩庄（在山东省峄县，距徐州43公里），由德国工程师领导施工。南段由浦口至韩庄由英国工程师领导修建。北段于1908年7月在天津，南段于1909年1月在浦口，分别举行了开工典礼，但天津起点站的选址受当时官方、商民及外国势力的干涉莫衷一是，故北段先从良王庄起向南修建。开工后，因贷款合同规定“凡需购置的外国器材，须由贷款银行代为办理”，需从海上经海河船运至陈塘庄卸下。为就近运至施工现场，所以从该年8月起先修一条由陈塘庄至良王庄的专用铁路支线供施工运料用。此支线于七七抗战爆发后拆除（在五十年代初修建独流减河进洪闸时，还曾利用良王庄车站北端站外的一段该支线的原路基卸过料）。至于良王庄至天津段，后经与京奉路（现京山线）交涉，于1910年10月开工与京奉路在天津北站接轨。南北两段虽于1911年8月及10月分别建成通车，但北段因受黄河大桥控制，不能全路贯通，直到1912年11月28日黄河大桥建成，全路才算正式通车。于1913年3月底开始对外营业。
津浦路自1912年建成通车后，由于受到军阀割据、北阀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连年战火，迭遭破坏，时断时通，到天津解放前夕仅能通车至陈官屯。
二、天津解放时津浦铁路之现状
天津解放当时，天津北站到德州之间的235公里铁路、除了陈官屯以北仅有13公里的线路遭受轻微的破坏以外，从陈官屯到德州的180公里线路，钢轨、枕木大部份失散，桥梁破坏了约百分之四十，甚至不少地段的路基已变成了耕地，站房除天津西站、杨柳青、独流、静海等少数车站尚存外，其余大部毁于战火。
为使津浦线尽快通车，以支援解放大军南下，49年1月15日天津刚刚解放，对津浦线的抢修工作就开始了。铁路职工立即抢修通了天津北站到陈官屯间的线路。同时铁道兵团也开始抢修陈官屯以南的线路。至3月26日就已修通到了济南，当年的5月17日津浦线全线就已通车了。当时的抢修工作十分艰巨，时值天寒地冻，线路等于新建，所需的钢材（如钢轨、桥梁等）大部份是经地方政府动员群众自百里之外用大车拉运来的“破袭”时拆卸后隐藏保存起来的；枕木则是由东北运来的新枕木。破坏的桥梁一时修复不了，就搭便桥暂时维持通车。施工人员干劲之大，效率之高，充分表现了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所作的努力。
三、建国后的津浦铁路
建国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铁路运输日益增长的需要，扩大运输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已势在必行。
津浦线与全国铁路一样，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提高。解放前津浦线的线路质量较差，允许列车运行的速度每小时不到50公里，经过整修后到49年建国时提高到每小时65公里，经过几次的大修改造，到今天已经提高到每小时可以运行120公里了，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多。原来使用的是每米37或41公斤重的轻钢轨，到56年已全部换成每米50公斤重的国产钢轨，而今天则已换成60公斤重的长钢轨了。枕木原来是木枕，使用年限少，而且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而今已换成既经济，使用年限又长的水泥轨枕了。因为只有线路基础好了，钢轨重量大了，才能提高列车的牵引重量和运行速度。线路质量提高了，没有能多拉快跑的机车（火车头）也不行，因为机车是列车的动力。旧的津浦路使用的是外国制造的蒸汽机车，拉得少，跑得慢。从50年代初开始逐渐改换成国产的大马力蒸汽机车，已经由原来每列车只能拉一千吨提高到现在的三千五百吨，如今正在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过渡，在不久的将来将实现电气化了。列车跑的快了，还需要有一套保证行车安全的信号设备。如信号机，过去使用的是机械式的臂板信号机（俗称扬旗），是一种比较落后的设备，安全效率低，夜间使用油灯。由于全国的电力大发展，有了可靠的电源、到79年已全部改换成安全效率比较高的色灯信号机了。既不用人力每天爬杆挂油灯，也提高了列车运行的速度。再有大家所熟悉的“路牌”，人们都看到过，在列车经过车站时，司机要用手“抄牌”。这叫闭塞设备，路牌这种设备，效率很低，且只适用于运量不大的单线铁路。因此，从60年代初就改成半自动闭塞，取消了路牌，提高了效率。但今天又改成了一种更先进的自动闭塞了。原来一天24小时从天津到沧州只能运行34对（68趟）列车，而今天光是客车就已达到37对（74趟），一天一夜客货列车可以运行至100对（200趟）了。在58年大跃进年代曾经开展过“全民修铁路”的活动。教以万计的民工在津浦沿线铺垫路基修双线，有的已经铺轨，如天津西站到杨柳青，独流到静海，唐官屯到马厂等。但在62年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时，暂时停建，直到75年再度上马，到77年全线开通了双线，运量比以前提高了一倍多。
总之，经过多年对设备的改善，使津浦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解放前津浦路的特别快车（当时所谓的兰钢皮车），从天津到德州需要运行8个小时，而今天从北京到上海的直达特快列车，从北京到上海1460公里仅运行17个小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杨柳青火车站
1．解放前的杨柳青站
如上所述，杨柳青火车站是津浦路的一个小站，距天津站约25公里。车站约建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当时的车站设备简陋，只有三股半道（一道是接不停车通过列车用的，二道是接去天津方向的上行列车用的，三道是接下行列车用的，四道是仅长百米的装卸货物用的，是一条“死线”，仅西端与三道连通）。当时三股道各长约300米，使用的是每米41公斤（一道）和37公斤（二、三、四道）重的钢轨。枕木用的是美国松或美国橡木枕。道砟用的是碎砖头（因河北省境内沿津浦线附近不生产石砟，由外地运来，价格过高，故在陈塘庄、良王庄附近建窑烧砖，以碎砖代替石砟铺路，后逐渐换成石砟）。车站的站房是德国式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是今天天津西站到德州仅存的五座原建筑之一，建筑面积为375平方米。设有办公室、售票处，行李房，候车室及行车室等，后院是站长的住宅。车站设有两座旅客站台（一座与候车室连通，另一座在二、三道之间为岛式站台）。每年上下车旅客约五万人次，货运量年不足一千吨。
2．建国后杨柳青站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杨柳青站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说设施的改善：
①货运设备：1950年天津专区煤建、木材、石油、棉麻等十大公司和粮库等相继建立。杨柳青站货物到发量骤增，原有设备远远不能适应，遂将原四道货物线延长并与三道接通。除在四道装卸货车外，并在三道内外两侧卸车，在第二旅客站台上也装卸货物。1955年又在原四道外侧增铺一股货物线（定名五道），外侧由原地方搬运工会修建装卸货物用的高站台一座及低货位等设施。
由于到达的货物太多，特别是元木、煤、砂、石、粮、棉等。当时只有马车拉运搬出，站内秩序混乱，时常造成列车停车事故和撞坏车马。对旅客上下车的安全也有威胁。为减轻车站压力及混乱秩序，于1956年经北京铁路局批准，在车站东端增铺调车用的线路一条，有两股货物线的货场一座，向北一直通向河堤（原址在今廊坊汽车二队院内）。57年修建西河闸时，将该货场迁建于车站对面现在货场位置。因建西河闸时大批物资需要到达，故仍先铺两股道，以便接卸物资。1958年为方便货主提货且距西河闸工地就近，车站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将源四道货物线拆迁到货场（此线于1982年扩建时拆除），此后迭经改善、增建，至77年津浦复线及货场改造完成，又增加了四股货物线。至今已形成有十六万余平方米的货场，六股货物线，并拥有三座仓库，四座货物站台，能办理装卸各种物资和集装箱业务，已达中型货场的规模。
②装卸机械化：从1958年起就着手对装卸工具的改进，屡有成果。特别是杨柳青镇地方搬运工会在车站投资了十六万元，按装了从车站货场到后河码头长约1500米的“高空索道”用以运输煤等散装货物，可以说是首创，吸引全国各地不少单位前来参观，又在货场内按装了电动扒杆（简易吊车）输送带及汽车吊等装卸设备。既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装卸效率。对加速铁路货车的周转（这在全国铁路来说是一项重要指标）和及时腾空货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按装了两台C型吊车和四台卸煤机，实现了装卸机械化。
③客运设施：解放后由于客流激增，原有的候车室已不敷应用。曾于1958年在原候车室东侧增建了候车室及行李房（行李房76年修建复线时拆除）。1976年修建津浦复线及站场改造时曾三迁临建房屋。至1985年一座总面积达1100平方米的新客运站房建成使用。同时为了旅客安全通过线路，还修建了一座地下旅客通道，方便了旅客。
④行车设备：车站的一些行车设备经过几次的改造有了很大的改善。解放后机车全部更换为国产大马力机车，拉的多了，列车长了。可原来车站的线路容纳不下这么长的列车（现在的一列货车长约800米），在车站不能交会（错车），就得延长车站的线路，经过1956年和1965年两次延长使原来仅长300米的线路延长到850米。1977年津浦复线全部建成，车站的线路从解放初期的三股半道，增加到了六股道，还不包括货场的六股，同时大家所熟悉的人工“扳道岔”改成了电动“扳道岔”，只要一按电钮，道岔就“扳”过来了，既节约了人力，也提高了效率。
再说所担负的任务
①客运：早年公共汽车尚未畅通之际，杨柳青及附近的旅客，多利用火车往来。自从公共汽车通到杨柳青后，方便了去市里的旅客，所以乘坐火车的人员相对减少。但近两年每年客运量仍达25万人次之多。
②货运：杨柳青站除了担负本地区的货物到发外，还吸引着霸州、文安、永清各县及安次、武清、大城、任邱、雄县的部份物资。所以从解放初期起，车站的货运量即已猛增。在过去的年代里，还有几次大的高潮。如大跃进时期，各厂矿争放“卫星”，以至车站的货运量骤增。“大炼钢铁”时用的煤、铁矿石等的到达。
在农业方面、大量的运进山芋秧，除用货车及冷藏车运来外，竟连旅客列车的行李车也被占用。由于运输距离远，时间长，有的在车内就已腐烂，大批的卸车后，又不能及时搬出，有的就在车站挑选好的、烂的随手一扔，以致造成车站臭气薰天。另在修建西河闸时，大量的片石、水泥、砂子、钢材等物资大量的到达。特别是1963年抗洪时，静海、独流车站是前线，杨柳青则是抗洪抢险物资集散的后方基地。所有到达的桩木、片石、草袋等抗洪抢险的物资都要在杨柳青车站卸车后，再转运前方。最多时一天要卸三百七十多车皮。以当时车站货场的简单设备，完成上述的大运量，确实是经过了超常的努力才完成的。特别是货场改造后，货位多了，搬出快了（汽车代替了马车）到达的也平衡了。但货运量还是逐年增长。如“五五”计划期间平均年吞吐量为57万吨，“六五”期间为65万吨，“七五”期间为77万吨，比解放前年吞吐不足一千吨增长3770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车站职工在上级党委及车站党、政领导的带领下，以忘我的精神，除安全地接发列车（已十年以上无任何行车事故了）此外，及时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运输任务。并多次被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天津铁路分局命名为“红旗车站”。
最后说职工生活及福利设施：
解放前的铁路，一般不考虑职工家属住房问题，虽建有极少数的家属住宅，也大多数为工程师、段长、站长而建。如津浦路全路仅有“员司宿舍”336间。在筑路时北段由德国工程师领导施工，所以在良王庄车站建有德国工程师及工务人员的住宅，柳青站根本没有职工家属宿舍。解放后自55年起，首先建了三十户约600平方米的平房职工宿舍。1960年又增建了十四户约300平方米平房。66年又在老车站附近（现轴瓦厂后门外），建了三十四户约650平米干打垒式平房。后因1955年及1960年所建平房因地势低洼，职工自己平垫，以致与马路形成三级跳坑式。于1979年新建了铁路一号楼、二号楼，共安置48户，约2400平米，拆除了原低洼平房。1984年又增建三号、四号两栋宿舍楼，仍为48户2400平米。至此已有正式职工住宅130户约5500平米。另外在“老车站”尚有十余户职工居住。
由于铁路工作的特点．在车站有六、七种班制，其中两班制职工需24小时工作，三班制需12小时工作。故在工作间隙时都需要休息（有工作时，立即起来工作）。因此设有调休室。每人都有单人床铺。冬天有暖气、毛毯、棉被、褥，夏天有电风扇、凉席、凉枕、毛巾被、还有蚊帐、拖鞋。车站还设有职工食堂、浴室各两处。旧社会那种一件破棉袄当被盖，一块砖头当枕头、饿了啃凉窝头、渴了喝凉水的悲惨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笔者今年又届古稀，在铁路工作了几十年，谨将自己亲见亲历情况及汇集了津浦路建路有关资料撰成此稿，奉献广大读者。尚请指正。
（按：本文作者自1939年入路，退休前为杨柳青车站值班站长）
杨柳青邮政通信史话
娄刚
杨柳青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著名城镇。杨柳青早期的通信邮驿，和近代邮政的起源发展同样是古镇历史文化源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杨柳青古镇曾设杨柳青水驿、杨青马驿进行寄递。到十九世纪初期清政府裁驿归邮。邮驿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曾几度兴衰变化。在通信形式上，通信手段和寄递方式上都有不少发明创造。象击鼓传声、峰火报警、飞书驰檄、驿传口信、物信置邮传命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口信物信还为人们所采用，但几千年的中国邮驿史，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官办官用，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民间通信则被排斥在外。
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日，起初说法不一，经邮政专家们从大量的史料中考证，把1878年3月23日定为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日。因为这一天按照史料记载系清光绪四年（1878）清总理衙门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并发布公告，由总税务司赫德（英）主持，派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人德璀林在天津海关书信公馆试办邮政。正式开始收寄华人洋人公众邮件，开办了信函、新闻纸、刊物和贸易契等业务。同时还组织了以天津为枢钮的北京、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海运和陆运邮路。同年七月，又公开发行了我国第一套“神龙戏珠图”的三枚邮票（即天龙邮票）。在这套邮资凭证的票面上印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面值和大清邮政局字样。1878年3月23日这一天，中华民族正式向世界宣称中国邮政这颗幼苗已破土而出。此后几年中，又不断地扩大网点建设，开辟新邮路，继续发行邮票，逐步普及全国，这表明中国近代邮政象一株新生的幼苗，逐渐具备了近代邮政应有的各种基本条件，标志着中国的通信事业已由古老的驿站、官局的落后状态，开始步入近代邮政的行列。
我从事邮政通信工作近三十五年，在长期的通信实践中，掌握和积累了一些杨柳青早期通信史料和近代邮政邮务活动资料，加以汇总整理，以供存史和借鉴；使邮政通信在改革开放中更好地服务于津西人民，下面分三部分作以介绍。
一、杨柳青的早期通信
（一）古道驿递
驿站建于周、秦时代，原为军事而设。自隋至清，隶属兵部，日久沿用，逐渐成为今日邮政前身。据《中国邮驿发达史》记载：杨青水驿，在天津府城外，旧在武清县南一百五十里杨柳青，明嘉靖十九年（1520）移置于此。杨青马驿，亦在天津府城外，有驿丞掌之。据《大清——统志》记载，杨青驿原属静海县。雍正八年（1731）正疆域，归天津县辖。据《县志》记载，天津卫城杨青驿南至静海县七十里，水行百里。东至宝抵县梁城所（即今宁河县）百四十里，水行百七十里。北至武清县杨村驿六十里，水行七十里。西北至顺天府二百五十里，水行四百里。驿站设有分铺，有炒米店铺、稍直口铺。据《方舆纪要》记载，杨青驿额设驿马二十匹，马夫十二各，驿递夫十四名。递马每匹日支草料银七分八厘四毫，递马夫每名日支工食银六分。另马匹需用煮料柴薪。还有纲头、买办、探事、送牌夫和灯油、药、鞍、屉、绳、凳等项月给银不等。及四月修盖马凉棚，九月修盖马暖棚、应付过往差使、雇车、添补等银，均由官府按规定从民间征税中支付。经考证，月银随着朝代逐年在减少。驿夫生活逐年艰苦贫困。
（二）驿弊与裁驿归邮
马匹、木船是古代通信和交通的主要工具，也是驿站的重要资产。清代对驿马管理要求非常严格。驿站有号头、喂马夫、行差马夫、兽医和马经济等。分工很细。据记载，要求马夫必先戒其吃酒。喂马夫好酒必懒惰偷料。行差马夫好酒必跑伤马匹，必须在马回来之时验马无汗方可免责。驿站工作非常紧张繁忙，有上站传来的紧急公文、奏折，需昼夜飞驰，急檄飞递，不得误时限。清朝末代在《驿事纪略》中记录了清代驿站衰落情形，驿夫的生活非常贫困，收入微薄，他们连续充当无穷的劳役，食不得饱衣不得暖，还要经常遭受辱骂鞭打。主管驿务的“驿幕”工作更是相当紧张，每天需要接应差事，处理纠纷，管理帐目，上集收税，应付往来。此外，还有很多琐碎事务要做。如“传棚匠，裱糊住房”，“督令棚匠，修理马棚”，“打篱笆围墙”，“饬木匠，修理收税桌子”，“塞鼠洞，修门窗”，“上街买火箸，煤炉使用”，“买官布，扯马兜，包袱皮”。驿务工作十分琐碎平庸，紧张繁忙，艰苦贫困。但贪官污吏横行，他们依仗权势，经常骚扰驿递，造成文报稽延，通信梗阻。驿站房屋长期得不到维修，破烂不堪，食料不足使驿马疲惫瘦弱，驿夫冬无寒衣饱食。光绪三年（1877）在京津古驿道上，出现了德璀琳开办的骑差邮路。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中国社会在急剧变化，作为“国家命脉”的通信和交通更是首当其冲，轮船、铁路、邮政相继而起，官民使用方便，使古驿站制度开始没落，也反映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于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批准上疏奏请“裁汰驿站，开办邮政”。这一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驿站的作用日渐消失，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杨青驿站在何年撤销尚未发现确切记载。
二、杨柳青近代邮政
（一）邮局的建立
根据《天津市档案馆河北邮政管理局全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署理津海关税务司兼管天津邮政的副邮政司申玛思在送呈北京邮政总办2月份月报中指出：“在距离天津三十华里的杨柳青，我认为应开设一邮局。待税务司批准后，我将着手这项工作。”在申玛思送呈邮政总办1902年3月份月报中指出：“三月二十四日，在杨柳青开办了一所邮局。杨柳青坐落于大运河畔，离天津大约四十华里。高级汉文供事杜运奎负责该局开办前后的工作。汉文供事杨寿增自一月份开始在天津受训三个月，现被指派为该局的管局供事。杨柳青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我预计该局很快就可做到收支平衡。杨柳青邮局与针市街的津城分局间有每日班往来跑行。”
在申玛思送呈邮政总办1902年9月份月报中指出：“杨柳青的供事已被召回总局，由陈朝〓接替他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搞清楚该局不景气状况是否由于供事的原因造成的。”
在申玛思送呈邮政总办1902年12月的月报中指出：“经您批准，杨柳青邮局已经关闭，在那里开设了代办铺商。在本月底之前，原供事应留在杨柳青，指导该代办铺商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1月18日），天津邮政总局向上海造册处请领杨柳青代办邮政分局铺户日戳，当时代办人王心甫。宣统三年（1911年8月2日）杨柳青代办铺商改设内地支局。
（二）邮史沿革
杨柳青内地支局在1912年至1928年间是旧中国邮政在古镇发展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内，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内地支局的发展。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同时京奉铁路延至沈阳。当时天津邮政成为由沈阳至沪杭南北邮运大干线的枢纽。1914年我国加入了万国邮联后，天津邮局汇同北京、沈阳邮局，直接对邮联成员国办理进出口邮件。这年一月，杨柳青内地支局升为二等邮局。
1917年，天津邮政局在市内开始使用汽车，机器脚踏车传送邮件。1921年天津邮政局开办航空邮件业务，这一年，杨柳青二等邮局增加了快递邮件，保险信函和储金业务。1924年10月1日杨柳青二等邮局关闭储金业务。1928年11月1日北京邮政总局第165/2233号备忘录中，批准了河北邮区天津邮政局所等级调整的决定，文中把杨柳青二等邮局更降为三等甲级邮局。
1929年至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二十年，其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几个历史阶段。“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饱尝丧权辱国之苦，邮政屡遭动劫难。“七·七”事变以前中华邮政的经营管理比较活跃。据1937年4月19日代理河北邮政管理局局长黄永德致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河北省兼察哈尔省办事处第166号公函附件记载：杨柳青三等甲级邮局设乙等邮务员1人，邮务佐1人，信差5人，邮差1人，合计8人。当时邮局月收入500元以上，每月挂号、快递信收寄件数在300件左右，开发兑付汇票100张之多。“七·七”事变以后，1938年，伪邮政总局建立，1942年改称华北邮政总局，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华北地区邮政事业基本由伪政权控制。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边区、渤海行署人民政权，创办了人民邮政，并对解放地区的日伪邮政、中华邮政进行了接管和改组。中华邮政日益萎缩，至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杨柳青邮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三、建国后杨柳青邮政状况
（一）邮政机构的变化
1948年12月20日杨柳青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杨柳青军事管制委员会临时接管了杨柳青邮局。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通管理处的统一领导下，组成由军代表刘长垣任组长的77人邮政接管组，于当日分两路进住河北邮政管理局，和当时邮局地下党胜利会师，接管了天津市内16个支局，12个邮亭，共1378人。以及东至塘沽北塘，南至唐官屯，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的16处内地邮局共130人。1月16日，邮政接管组遵照“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和接管与复业并进的方针，正式接管了杨柳青三等甲级邮局。其中，邮务员1人，邮务佐1人，信差5人，邮差1人，听差1人，共8人，并恢复了邮政业务。8月1日实行整编，新编制为局长、把邮务员和邮务佐改称副局长。1950年2月26日，根据邮政总局通令，改变原中华邮政各级人员称谓，把信差改称邮递员，邮差改称邮运员，听差改称邮助员，机匠改称机务员，司机改称驾驶员，当时邮政、电话为一体。1952年1月1日，杨柳青邮电局划归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1954年9月1日，李七庄邮电局开业，直属天津邮局领导。1956年，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成立。天津市邮局隶属天津市邮电管理局领导。1958年4月1日，河北省邮电管理局迁津办公，天津市邮电管理局与河北省邮电管理局合并，天津市邮局隶属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1960年2月1日，原河北省静海县邮电局所属杨柳邮电局划归天津市邮局领导。同年3月1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成立。天津市邮局属天津市邮电管理局领导。5月25日按市管局通知，天津市邮局郊区工程队与杨柳青长途线路工程队合并成立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线路工程队。1961年9月1日，杨柳青邮电局、李七庄邮电局、中北斜邮电局，均属西郊区邮电局，划归天津市邮电管理局领导。1963年8月9日，天津至新镇汽车邮路，因受大清河及子牙河洪水影响被阻断发往文安、新镇、胜芳等地的邮件，自8月10日起临时组班用汽车运至杨柳青堤岸，利用防讯木船、汽车船联运和委办汽船托运等方法运输邮件。8月20日，邮局职工为防汛大军服务上堤。在小卞庄、万家码头和杨柳青设立三个临时服务点，开辟九个投递段，累计全长270公里，安装信籍十二个，延长邮路一条20里，增加邮路一条三十里。
1964年1月1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撤销，杨柳青邮电局划归市邮局直接领导。
1965年1月1日，将市邮局领导的杨柳青邮局的电话部分划归市属地方国营，成立郊区电话管理处，由天津市电信局代管。
同年4月5日，中北斜邮电局迁往黄河道红旗路口新址办公，定名为“黄河道邮电支局”仍属西郊区邮电局领导。1966年3月，编为43支局改属市邮局领导。
1973年10月1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复成立。杨柳青邮局又属市管局领导。
1979年9月21日，杨柳青邮电局的邮电、电话两部分分别划归天津市邮局和天津市话局撤销西郊区邮电局，分别成立杨柳青邮电支局和杨柳青电话分局。
杨柳青邮电支局设正、付局长和党支部书记两名，下设办公室、会计室、营业组、投递组、发行组、电信组和机要组，全局职工47人。
1984年9月1日，市邮局对现行的邮电支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原杨柳青邮电支局改为西郊区邮电局，当时全局职工75人。
1986年4月20日，西郊区邮电局迁至新华路二经路口新址办公。同年六月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1991年1月1日，又更名为“西青区邮电局”，直属市邮局领导。
1992年1月1日，市邮局又成立市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中五个区局，西青区邮电局又属市西区邮局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杨柳青邮局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虽隶属关系和领导机构几次变化，但在市邮局党政领导和西青区委、区政府关怀下，杨柳青邮局成功地走过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各项业务发展迅速，较好地完成了历年通信任务。自79年以来曾十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并涌现出象李学智那样的全国邮政优秀投递员、市劳动模范、全国邮电劳动模范。为振兴西青经济，满足各行业通信联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杨柳青邮政业务的发展。
1949年10月1日邮电部成立。杨柳青邮政局按照邮电部确定的：“为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邮电部、邮政总局的领导下，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发展邮政业务，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能，增加收入，为达到邮政经济逐步自给自足而奋斗”的经营方针，逐步恢复办理了函件、包裹、汇兑、报刊发行、机要、储蓄、集邮等业务。邮路不断增加，邮电业务总量和邮电业务收入日益增长。1992年，杨柳青局邮政业务总量年完成130多万元。邮电业务收入完成120多万元。是解放初期的十倍。
1．函件
解放前，只办理平信及单、双挂号业务，数量甚微。
解放后，1950年杨柳青局年出口函件已超过一万件。1953年，又增设了估依街邮电所、驻青部队内三个邮电所。办理国内、国际信函．国内挂号、保价业务和装钞保价信函业务。1958年开办了保价印刷品业务。1960年开办了特种挂号业务，1961年停办了装钞保价业务，1966年停办了双挂号函件业务。1980年恢复了挂号回执业务，增办了代收货价、代发广告业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飞跃发展，各行业重视信息交流和反馈，函件交寄量明显增加，1988年我局又增加了邮政快件和特快专递业务，1992年杨柳青局年出口函件达72.1万件，是解放初期的70倍。
2．包裹
解放前，包裹交寄量年仅千件，建国以来，包裹交寄量不断增加，根据邮电部对寄递包裹执行限寄、禁寄、鉴封检查处理规定，1951年停办了代收货价包裹业务。1978年对企事业单位交寄的大宗商品包裹实行自购封装专用邮袋交寄的办法，1979年又恢复了代收货价包裹业务。1981年，增办了乙类保价包裹业务。1985年，对交寄大宗商品包裹用户实行签订免验交寄合同书制度，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1992年出口包裹达23337件，是解放前的20倍。
3．汇兑
1950年，杨柳青邮局只限办理小额汇款业务，最高限额为100元，因汇款业务极少，被称为兑超局。
1953年，部规定“邮政汇款以个人汇兑为发展方向”的原则后，最高限额为300元。1959年，票汇改成信汇，把普通汇款额提高为1000元。1966年，增办了电报汇款业务。1981年增办了高额汇款业务，最高限额为5000元，邮电公事汇款不限。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1990年，杨柳青邮局已成为汇超局，汇出款大大增加，1992年，全年开发出口汇票24307张。
4．报刊发行
1950年6月实行“邮发合一”办理报刊发行业务。杨柳青邮电局主要发行《天津日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新晚报》和天津《支部生活》、《宣传手册》等十几种报刊。以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订阅为主，农村订阅甚少，故发行数量不多。自六十年代，报刊种类不断增加，达到800多种。界内的企事业单位、驻青部队、商业、学校、工厂、乡村大队均订阅报刊，订阅数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全区农业人口订阅《天津日报》、和《天津日报农村版》数万份，平均8人一份报纸。1982年杨柳青邮电局增设了报刊零售亭3个。1985年《天津日报》自办发行，我区内出现了少量的个体零售报刊摊点。全区报刊发行零售种类达两千种以上。1992年，杨柳青局报刊订阅年度期发份数达3397520份。
5．机要通信
机要通信原称“军邮”，解放初，军邮属天津军分区司令部和天津地委双重领导。负责传递天津地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的机要文件，设机要通信员40名。1956年天津地委将机要业务及所属人员交杨柳青邮局直属，负责邮运接发转发和投递机要文件业务，并按规定收取资费。1958年，改设机要组，由2名机要员负责收发本局界内的县团级以上（包括驻军）单位的机要文件业务。并实行由局长（党员）和机要员双人眼同封发，开拆勾挑验收制度和回局复检制度较好地落实了保密安全、迅速、准确”八字方针，确保了机要质量。1992年本区机要文件进出口交换量达8516件。
6．集邮业务
1982年6月天津市邮票公司在杨柳青邮电局设兼职集邮台，主要出售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小型张邮票和小全张邮票。为贯彻“为集邮者服务，对集邮者负责，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的方针，1990年改设专职集邮台。先后增添了集邮册、放大镜、镊子等集邮工具。业务范围业务量逐年增加，到1992年年售票20万枚。
7．邮政储蓄
1986年6月杨柳青邮局正式开办储蓄业务种类分：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活期存取、活期异地存取、定额定期市内通取、定额定期有奖储蓄、零存整取有奖储蓄、中小学生储蓄、储汇互转、代发工资转储蓄等十种储蓄业务。1989年局内成立了储蓄组，1992年底邮政储蓄余额达1740万元。
8．邮路
1950年至1959年，杨柳青邮电局进出口邮件靠委办汽车、铁路邮车。镇内和乡村投递靠自行车。全局共有自行车投递道段八条。东由马庄村至南赵庄村50公里；西由桑园村至东碾嘴村51公里；北由火车站至线河村55公里；南由电业所至曹庄班道17公里。机要投递33公里，镇内一、二、三、十五、十六街为一段15公里。四街至八街为一段14公里：九街至十四街15公里。合计邮路为250公里。
1960年天津市邮政局自办天津——霸县汽车邮运。杨柳青邮电局结束了委办汽车和火车邮运历史。1969年至1973年，杨柳青邮局用摩托车到天津东站邮局自取《天津自报》《人民日报》等报刊，送出口邮件，使用户既能见到当天报纸，又能及时收到邮件，加快了报刊邮件的传递速度。1974年乡村投递和机要通信全部改用摩托车投递。1982年为解决投递员负重量过大问题，又增划投递道段，共有道路22条。1985年《天津日报》自办发行后，邮局又压缩邮路五条。1992年4月，因传统业务滑坡，又压缩邮路三条，现有邮路14条。邮路全长560公里。
9．电报
解放前，局内办理公众电报业务，因民用电报费用昂贵，一般群众很少使用，电报量甚微。解放初期，局内设电信营业台办理电报业务。电报传递采用人工译电，使用人工手发报机，通过专用线路发送“莫尔斯”讯号。1949年去报量仅数百份。1966年增办电报汇款业务。1971年换装《55》型电传机，单功能收发电报。年去报量超万份。是年局内电报室增设人防无线与“7011”台联络。翌年撤消，划归西青区政府管理，设区人防办公室。1988年开办礼仪电报。1991年改装翰林《JK》系列智能型终端全电子微机传递明码汉字电报。1992年去报量43288份。
10．电话
解放前，局内办理民用电话业务，业务量极少。
解放后，公众电话业务量由年仅百张增到年千张以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全区由磁石交换机改装纵横交换机，目前（1993年）又改装程控交换机。公众办理公用电话和长途电话业务逐年增长。1992年公用电话548次，长途电话2567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正沿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杨柳青邮电局全体干部职工以振兴西青经济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为动力，加速邮电经营机制的改革，启动内部活力，为西青经济的腾飞做出更大贡献。我相信邮政职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在振兴西青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能改变邮政落后面貌，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1993.9.18）
（本文作者系西青区邮电局局长）
杨柳青建筑业及其工艺精华轶闻
石经
（一）杨柳青五大建筑作概述
早年间，杨柳青没有建筑行业这一说。当初人们，搭盖房屋，都是以互助形式，待房主把建筑材料准备充足后，召请邻居亲友帮助施工，主家只需要按时供应茶、饭就可以了。这种乡俗直到如今尚有故影。
在明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五方所聚，市场繁荣，外来的官僚、商贾，到此定居的逐年增多，这样被雇做泥瓦工的人，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几乎全是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赚些工钱填补生活，后来有些较大建筑工程，需招雇大批工人从事作业，雇主从众多的工人中，选派出一人当为领作，被选的领作者，必须熟知工作程序，能预算工料，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特长。既能按雇主的意图，建成称心如意的宅院，又能根据工人的特长，安排活计，这样日久天长，领作人就具有了权威性，成了不竖牌匾的建筑作。如有雇主打算修建房子，就直接找领作人具体商量，准备物料，订期施工，从而给劳、雇双方带来方便。清代中期以后，大船户，工商业户、官僚、地主户增多，他们互相炫耀财富，争强斗胜，新的豪华住宅，相继而起，有的大工程工期竟长达两、三年。到清末杨柳青就有五家较大的建筑作先后形成，他们也各有主顾，不但每年要建新的住宅，且对已为各家建成的房屋进行维修和拆改，这样五家建筑作就扎下了根基。
甲、贾家作
贾家作成立於明代末年，据后期领作人贾耀和介绍．在明末重修文昌阁，建玉皇庙，以及清代建紫竹庵，全是他家领作承修的。住北岸的多经营商业，有的还进入仕途，并盖有家祠。住南岸的则大部分为建筑工，多是生活上比较困难户。贾家作在道光年间曾一度解散，后为贾耀和的高祖又重新组织起来，传到贾耀和已经五世了，到民国时期，从事建筑的除贾耀和与其弟贾耀田外，还有叔伯兄弟贾耀海与贾耀清共四人。他家领作的最后一批活，雇主是安文忠，安文忠是在新疆伊犁经营文丰泰京货店发财还乡的百万富翁，置买了估衣街施医局胡同西侧的四所宅院，拟将临街的一所四合院推倒改建家祠，因原房底建筑、维修都是贾家作一手承办的，所以这项工程又给了贾耀和。后来因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富室多外迁避难，每年只有些零活，从事建筑业的人们生活时陷困境，解放后贾耀清改营蔬菜，贾耀和、贾耀田与贾耀海三人参加了建筑社。贾耀田年仅三十，他感到过去自己从父兄处只学会搭墙抹灰的活计，挣钱有限，日子很苦，现在按月能领到工资，生活上很满足，他潜心钻研钢筋水泥等新工艺，四处拜师求教，他所负责领做的各种水泥构件，或大型浇灌等，从未发生过质量问题，现老人已退休在家，当笔者前去访问时，见老人仍在研究一些古建筑，他用一些废旧木料、石膏、水泥等，制成了旧药王庙戏楼、牌坊和现存的文昌阁等模型，其中两个牌坊，一个是水泥和石膏做成的，一个是木制的，都高约四十厘米。贾耀田说：“我做这个一方面是为锻炼恼力、指力，使之不致僵化，同时也是为着让下一代人知道杨柳青过去的三宗宝。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没有党我怎能有这样安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乙、吴家作吴家作成立也很早，地址在后大道关帝庙前，成作之初，大小活都揽，主顾颇多，东起小梁庄，西至改善街，南至运河沿，百分之八十是他家的主顾，人们对他家的评价是；基础扎实，坚固实用。他家夯的地基坚实，在灰土打实后，领作人要在夯上上面走两趟，凭经验认可后，才能铺砖搭盖，所以经他家施工的房子多少年来，很少有裂缝、倾斜等现象，因此历传十馀世而不衰。光绪十年（1884）后，新疆红庙子（迪化）初建省会，杨柳青人兴起了“赶大营”的第二次高峰，当时领作人吴顺栋也想去趟新疆，正当他筹措路费时，有专营湖州漕粮船户聚源号李家，打算在东当铺胡同与天泰大街拐角处一侧翻盖新房，叫他暂时留下，等完工后再走，这样他又延迟了一年。他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领作，把各项的活计都严格把关。完工后，除工资外又酬谢他一百元钱，次年把领作业交给儿子，自己就西去了。聚源李家的这所房子历时八十馀年，在六十年代建设光明路拆除吋，房屋衣然完好，没有一点潮碱斜裂现象。民国后其孙吴金松管业，此人技艺灵巧，一改其祖父墨守成规的作风，首先釆用钢筋水泥、水磨石等新技艺，解放后他参加了建筑社，被推选为社长，管理各处施工，经他建有天津地委党校（镇政府现大楼北院）及专员公署、对解放后各项建设，很岀一把力，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故。
丙、周家作
周氏家族来杨柳青落户，约在明永乐十年（1412）左右。其光祖周缙，湖北武昌人，在洪武末年来河北，任永清典史，代理悬知事，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起兵南下，附近各地官吏都闻风迎降，惟周缙独自组织抵抗。后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周缙被捕抄尽家财，并充军兴州卫，以罪臣家属，由信安迁来杨柳青莲花淀边，隐名定居过着贫苦的劳动生活，五世后始遇大赦，将居住地定名为周家庄（今场柳青镇西头十三街），以后族支繁衍，部分外迁落户，滞留者多为贫雇农，周家作成立后从业者，多为本族人，他们都能担负重体力劳动，尤以做条石工见长，经周家作修盖的典型住房至今尚存者，为猪市大街乔家疙?北口东侧之石姓宅，宅主石蕴轩在光绪间做过扬州知府，其子石秋潭即在此建府第，由周家作承担施工，建成两个大四合院。厅房宽敞，气宇不凡，特别是大门外石阶五级，两边又加护阶条石，街心东侧设上马石，更显得一派豪门气派。民国后石秋潭外迁定居，将全部房产与家俱陈设、尚有部分土地做价十万元。卖与新疆同盛和归客周玉丰。周原为周家作成员之一，其父周乾义为石工，后去新疆发迹的。所以周玉丰不无感慨地说：“想当初我还在这里提过泥兜呢（建筑小工）！但他买后仅十馀年，因“七七事变”全家迁往天津，此房即闲置起来，而今虽年久失修，阶石残破，但其工艺特色，仍可见一斑。
丁、杨家作
杨家作地址在今八街盘香胡同，他家成作较晚，仅传三世。光绪间，领作人杨如金赴新疆谋生，由人称二掌作的杨如春承接，该人心灵手巧，技艺娴熟，其雕刻艺术，尤为同行所钦佩，在他手下的工人有许多能手，如民国二十年代修盖裕盛董宅时，桂三师夫一日能垒砖一千馀块，很受雇主赞赏，还有一位叫李老黑师夫，夯土号子唱的悠扬顿挫，娓娓动听，他会几十段词曲，能够根据施工场合及雇主家庭门第爱好，选唱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词曲，博得群众喜爱。同时他铺瓦、勾灰的手艺也比别人既快又好。因此、他家的业务也不断扩大，就连距离较远的十三街、十四街几家宅门的房屋修缮，如乐一堂张家等等的工活，也都被他们所承揽。后来杨如春也去了新疆，由其弟杨如和接手领作，解放后杨如和等参加了建筑社。
戊、白家作
白家作兴起年代不详，但应不晚於道光末年，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军之役，文昌阁被焚毁，五年后（1858）重修时，就是由白、贾两家从业工人合作修复的。同治末年，由白永泰与其弟白永和接管领作，兄弟二人均聪颖过人，且好学肯钻，许多高难工技，都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尤擅砖雕，能做大型拼接、镶嵌等工艺，因此深受本地富户石氏家族所称许，在前大街天锡堂和其他老宅各堂号所有建筑的拆改维修等活计，几乎全被他独揽，他手下有很多从业工人，也颇富有才干，可惜兄弟二人在清末民初时，都相继去世了。
民国之后，在杨柳青又有一些从业工人，自己领作，另立新号，如赵家作、于家作、高家作、徐家作、何家作等。但存在时间都比较短，没什么可供记载的。
（二）杨柳青建筑业的兴衰
这里的建筑业是在明王朝时期，随着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广修庙宇之风逐步兴起的，据查仅杨柳青镇内，在明代新建和扩建的大小庙宇二十五座，其中有最大的五座，这五座大型庙宇，每座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其他一些典当、商号乃至一般官僚、大户，如石马张家、继和董家，绍兴黄家等，虽有深宅大院，但均无任何砖木石雕等华丽装饰，而墙体也多里生外熟（土坯外包砖皮）的传统建筑，到乾隆末年（约1795年前后），大粮运商石万程到这里开张落户，家族日举，才有了甲第连云的建筑群。在嘉庆二十年代（约1815），天津县衙门开始对辖区城乡，以村镇为单位，绘制了地貌示意图，绘成后，特在杨柳青图内石家老宅地段上，划了一个方框框，表示了庄园大户区这个地貌示意图、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附入《津门保甲图说》出版。从这地貌图出现后，地方上的绅衿富户也不惜投入巨资，互相攀比，互相炫耀。其特点是门楼深邃，台基培高，墙面采用磨砖对缝干摆法（用糯米汁拌灰浆压缝从表面不见灰线），戗檐做方砖浮雕，下用长方、三角、八宝流苏等等配套，从而不仅增大了工程造价，也促进了建筑工艺的提高和从业人员的发展，这是杨柳青建筑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到同治年间（1862—187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断了十五年的京杭大运河恢复通航，杨柳青许多粮商、船户都重交好运，又出现了不少绅衿富户，他们为炫耀财富又大兴土木，修建宅第，从而把建筑业又推向第二高峰期，当时天锡、尊美两家石姓堂号，还特请来北京能工巧匠参加修造、而杨柳青五大作的竞争，也形成了优胜劣败之势。其中以白家作后来居上，领作人白永泰兄弟技艺高超，成为建筑业的能手，如是纵横三十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外国轮船日甚一日的在中国沿海口岸横冲直闯，加之津浦、京汉铁路的陆续建成，代替了内河航运，杨柳青市面迅速衰落，建筑业也随之衰落，民国后虽有些当年“赶大营”的老客，腰缠巨万，先后还乡。如郭相甫、王德云、牛少奎，以及后来的安文忠、张润田等，他们也曾大兴土木，但毕竟是少数，而后来1917、1924年两次大水灾，再加之军阀混战，动乱无常，不但新疆归客，站脚不稳，竟连许多厚有的大户，也多外迁僦居，当年所谓的五大建筑作，也就名存实亡了。
（三）从业工人的生活概况
当时领作人对正式从业工人与壮工，不存在剥削关系，从业工人在领作人指导下，以自己的工作特长干活，雇主根据当时工种行情发给工钱，个人收入与领作人无关。按当时工费行情，如在三十年代初期，熟练工（也称大工）师夫，每日每人工资六角，壮工（包括淋灰、合泥、搬砖、携瓦、搭架子等重体力活，也称小工）每日每人工资四角，领作人有时夹部分童工，结算时也按壮工计酬，最后私扣一至两角归已。领作人同搭房盖顶的熟练工一样，也是日领六角，所不同的是计期较长，还有一些细活，如磨砖、雕刻等，亦属其专利，另外各种建筑材料，除雇主自己预先购进者外，凡由领作人代购的灰、砂、石、砖、瓦、木料等，卖方都要付给领作人一点微薄的回扣，（每元约二至三分）名曰扣“小水”。至於完工后，雇主付不付酬赏，或多或少，那就不一定了。另外关於熟练工、壮工，他们都属於季节性的临时工，一般都是农历春分节到九月的霜降节这段时间，应招上工，干一天给一天钱，到冬天则另谋生财之道，所以必须身兼二艺，才能维持生活，这些人最常见的是：卖糖胡芦或其它小食品，为糕点铺加工五碗蜜供（用炸好长二公分、厚五毫米的小套环麻花，醮蜜糖垒成四寸见方，高尺馀，四面坡形封顶，每五个为一套，春节时做为供品，手快的每天能做成一套，可得工钱五角，解放前津、京尚有生产），撑拖床（河道上客运），拉大爬（卷野草卖），扫雪道（受雇清理冰上积雪）等等。生活没有保障，记得少年时，每值新年除夕，街市上悬灯结彩，巷内壁灯高挂，家家大门敞开，院内灯火辉煌；而从西头平安路北行到周家庄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了。有很多家院门紧闭，声息全无。还有的人家是篱笆墙，向里望去，窗上挂着破草帘，显然连一张窗户纸也买不起，其中困状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个别生活较好的，如杨家作杨如春的弟弟杨如和，平日即买些竹篾子，利用晚间扎花灯架子，冬闲时赶糊花灯，由家人涂油彩，每进腊月还在娘娘庙西边画市上，摆摊趸卖年画，直到除夕夜晚收市。转年正月初二日花灯即又上市卖到元宵节，这样一冬一春就温饱有馀了。解放后土改时，部分工人分得土地成了农民，部分工人参加了建筑社，所有的人都告别了劳苦饥寒的日子。
（四）尊美堂筹建始末
甲、大兴土木念头的萌生
尊美堂石宝珩在道光初年与他的三个哥哥分家后，各立门户，他有三子，长子石元俊，字筑岩；二子元仕、字次卿；三子元杰、字蓬仙。元俊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在咸丰十一年（1861）考中辛酉科举人。此前，他这一直住在老宅区内，因其父忙於理财，他自己又勤於学业，家中人口日增，虽感住处窄小，也无暇考虑建房问题，中举后，他拜会了在保定、北京、天津的许多同年，（同科中举的称同年）见到很多建筑宏丽的庭院，才意识到自己家中也当有接待贵宾的厅堂，怡悦性惰的馆舍，他很爱北京式的大四合院。这时姻亲张之万（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状元）正在北京任礼部侍郎，兼辖工部。石元俊就夤缘得到一个“工部郎中”的挂名差使，从而接近了许多桅厂（为皇室王府等处的大型建筑作）的管事人，而后在杨柳青购买了南由河沿街，北至估衣街的一片宅基地，拿着弓口四至的平面图纸，到北京与桅厂的两位设计师夫研究规划草图，按照石元俊的想法，宅基地尚嫌不足，这块房基地西邻还有相当於石元俊所购基地的三分之一为本族长门九思堂与馀顺平李姓两家所有，经托人说合，九思堂裁让了一大部分，仅馀西侧一个小院，盖了个澡堂出租（估衣街聚华澡塘）。其西南一角，经过往覆协商李家坚决不卖，因此去掉原来设想的小花园、书房，重新制图，准备物料兴工。按照北京师夫的设计图纸，一切砖、瓦、灰、石及木料等等，都需到外地采购，要从四川、湖南等地买进松、杨、楸、黎、檀等各种元木，从苏州买进用澄浆烧制的瓦片与灰白砖，从顺德、阳曲等地买进条石、石鼓门墩．从房山买进青石石鼓、护阶石、护栏，从易州等地买进青灰、石灰等等，在同治年间的前期，正是太平军、东西捻，一再撼动朝廷宝座之际，运河两岸，峰火连天，这时到南方购置，运输砖、瓦、木料，都很困难，所以直到同治十年（1871）以后，才置办完毕，开始启运。木料运来后，在上辛口对河上岸，圈出一块土地存放，由冯高庄佃户李氏负责看守，所以木厂村的村名，也就从那时留了下来。砖、瓦、石料运时工地，才算万事俱备，只待施工了。
乙、“五大作”冬季施工
同治十二年农历八月，大运河由南到北，堤岸数处溃决，幸水情较晚，秋粮大部已收，但受邻区灾情影响，粮价依然上升一倍多，转年春初，五家建筑业领作人，争相到尊美堂接活，同时北京的设计人员，也来到杨柳青，验看了准备的物料，建议再在本地制砖四十万块，并商定戏楼、鸳鸯厅、暖厅，以及各垂花门楼，院排水线，均由北京派技工与本地工人合作修建，其馀按照图纸，完全由本地瓦木匠施工，要求年内做好准备，次年春季动工，据此当时把五大作的青壮工全部派往运河南三里处盘了三座砖窑，制坯烧砖，把瓦、木石工人留在工地上进行磨砖，片木、凿石、雕刻……。历时半年，眼看天气渐凉，在露天干活，已感不便，於是五大作便按照图纸，开始分段挖沟夯土，先筑起围墙房屋，到上冻时房屋苫好了上盖，只是没有上瓦。早晚间各屋生了炭火盆，有的进行了内装修，有的磨制构件雕刻，有的打制门窗等等。一直干到旧历除夕，才算告一段落。在这一段时间里，五大作的总负责人是白家作的白永泰，石家派出的是账房的一位王先生，他俩除每天发放工资外，还负责其它事项的沟通。到除夕这一天，工人们很早来到施工现场，打扫了场地，又把一些凌乱散放的东西归置起来，还不到中午，一切安排就绪，专等候领工资回家过年了，这时账房王先生由五位领作人陪着，来到工地围场转了一圈，然后对大家说：“昨天主家发下话来，叫我查一查今年开工后一共下了几天雨，大家没能上工？我查了一遍回了话，总共是十二天，我和五位掌作的核对过了没有错，现在就发给大家领走，回家包顿饺子吃。”说完，由各领作人连本日的工资一起发给了工人。
丙、来自北京的师夫
转年农历二月初，北京的两位设计师夫来到这里，就在工地上新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账房王先生每日相陪，酒饭款待，他二人勘查了鸳鸯厅、戏楼、和暖厅等地方的划线，又与图纸核对了尺寸，决定开槽，拌土兴夯。本地的青壮工全力以赴，一层灰土夯实后，泼一层江米汤，再夯第二层，就这样层层夯实，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去北京的大船接来了四十名工匠，又从本地的熟练工中挑选了六十名技艺较强的工人配伍，立即投入建筑施工。白永泰也参加在内，与二位设计师连络指导。来的这四十名工匠，确实身手不凡，他们垒砌的底碱既快又好，特别是每层砖砌好，还要灌一次灰浆，都是自己接过来浇灌，（本地浇灌都由壮工干，活计粗糙）然后刮下浮浆，再垒第二层。他们在工地上干活，寡言少语，目不斜视，除了设计人员用建筑术语指点外，无论何人与他们谈话，均不理睬。起初使本地师夫们对此很反感，认为他们太傲慢，摆臭架子，后来才明白，北京与外地不同，他们经常承修皇家宫室、园林和王公府邸，在去工地干活前，先由桅厂四角立上桅杆，搭好架子，用席上下封严，留一个出入口，工匠们只能在这工地的小圈子里低头干活，就是这样内务府的官员和管事太监，还要到场监视，不准四下张望或交头接耳。每天上、下班，必须由官员们领进领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有尺寸的地方”。他们收工后到宿舍，也照样有说有笑，日子长了，大家也逐渐融恰起来。有心的师夫，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高难技求。如吴家作的吴顺栋，白家作的白永泰，在诸如施工程序等方面，得到了不少教益和启发。吴顺栋对北京师夫浇灰灌浆，亲手自垒自灌，深感兴趣。在垒砖时，砖的横面楞角处，都轻轻的抹上一层灰膏挤住，这样浇灰时，灰浆就全部进入缝隙，没有跑漏现象，既保持了墙面里外整洁，又使墙身粘连在一起，增加了强度：本来吴家作以前就有“基础扎实，坚固实用”的美称，再经他吸取了人家的长处，精益求精，就更为人称赞了。这里收获最大的还得说白永泰，他在与北京师夫们共同操作中，不但掌握了戏楼与鸳鸯厅的木架结构尺寸，还洞悉了垂花门这一复杂工艺的奥秘，并能加以改进运用。垂花门不但杨柳青先前没有过，即外地也很少见，尊美堂却一气建了三处。一处是戏楼外的大门，另两处都建在中轴线通往后门的甬路上。它是前重后轻的一种木结构，前面主要靠镶嵌在大门框柱间的撑拱，以承托枋梁和垂花吊柱，后面是依靠扛捍原理牵制拉押，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前倾现象。后来他给天德王家（本镇富绅，石氏家族姻亲）修盖大门楼时，在门后试建了垂花门，曾使石元俊惊叹不已。后来石氏家宅每年维修拆改等活计，几乎全为白家作所承揽，成为五大建筑作的首席。
本年度从农历二月，北京桅厂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中秋节后，历时七个月，几项大型建筑和排水工程，大部完成，他们认为其馀的一些工活，本地的建筑作都能胜任完成了，就全部撤离回了北京。其实也并非如此，内外装修，还有许多细活要做。真正的原因，是本地的木工用楠木打制门窗，使他们很后怕，按清朝的封建制度，除皇宫、王府、坛庙以外，是不能用楠木来做建筑材料的。当年大学士和绅被参刻的二十条大罪中的第十三条就是：“私盖楠木房屋，潜移逾制……”，到清代晚期，许多禁令虽已渐废驰，但做为常年受工部衙门趋使的桅厂工人，还是不敢担此沉重。
清光绪三年（1877）尊美堂主人全家开始进住，以后仍经常不断地雇用瓦木工人，进行修建、改建、装饰，经五十度春秋，到民国十二年（1923）全家迁往天津市止，才具有了当时那样的规模。
以上材料是木工王春（十五街人）老师夫当年向我提供的，至解放时他老人家，年纪已经八旬开外，他自幼随同师夫在尊美堂干木匠活长达四十馀年之久，尊美堂全家迁往天津时，才被解雇。
（五）精美的砖雕艺术
甲、砖雕的兴起时代与年画艺术的渊源
我国砖雕艺术，历史悠久，它是从古代制陶工艺及秦砖汉瓦而逐渐影响演变兴起的，近代各地出土文物中，曾有东汉时期的很多“画像砖”，这说明远在两千年前，这种工艺就初具规模了，不过那时的砖刻，都是放进墓室、祠庙、园林里。做为精致的房屋装饰，在杨柳青还是清代中期近二百年的事情。
进入十八世纪末期，杨柳青镇，有些居民以经营漕船、粮食、杂货等工商业发家致富以后，也有的科考了功名，做了官，古语说：“富润屋、德润身”。他们大都建筑了豪华的宅第，这其中最绚丽的标准，就是高大的门楼。这项工程的墙体很讲究，从“淌白”（两面磨砖）到“撕缝”（五面磨砖），进而到“干摆”（六面磨砖，每块大小尺寸划一，不能有丝毫误差，只用江米汁、灰膏做浆糊用，外表看不到砖缝。到上面装上“戗檐方砖”，这方砖也须磨平刻上各种图案，在下边的托砖板及以下做成与戗檐砖相称的长方形、三角形和流苏坠头浮雕。最初的建筑工人没有这种手艺，必须请绘画年画的画师设计稿样，再由刻画版的师夫去雕刻。最初的样子显得朴拙呆板，现在还能看到的有前大街石家老宅门楼残存的两块蝙蝠雕，就是那时的代表作。刀法如刻图章，立上立下，很像年画作坊的腊花纸韵味，没有一点立体感。后来建筑作的师夫们，从各处的刻石如石鼓、门墩、碑额等处的刀法运用处研究、构思，也出了几位雕刻能手。他们在艺术上不断钻研改进，可以说一代比一代更为精美。清画师们出的稿样，如王少亭的一对方砖稿，索价才两元钱，若再加砖托板，长方、三角和流苏坠头等镶雕画样，总共也不过五元左右。但大多数的瓦木作师夫也能自出稿样、自己雕刻了。杨柳青在解放前有些中等户的三合院、小四合院也有这种带砖雕的门楼，据统计大约有二百家以上。当然在花样上有繁有简，有细有粗，但除刻有大福”字者外（共五户），其它如花鸟、鹤鹿、山水、案头清供、琴棋书画、明暗八仙或吉祥喻意等图案，千变万化，无一雷同。惟人物图案很少，仅尊美常估衣街的两个后门，雕有和合二圣、与王子求仙两幅，据说他处还有，我未及见过。戗檐砖也有双层套刻的（现存杨柳青博物馆内），是河沿街建隆胡同南口怀德堂石氏故宅的旧物。还有两个门楼很讲究，一家是尊美堂的河沿街正门，大门两边用干摆法垒砌上去，房檐不外伸，没有“戗檐砖”装饰，改用额枋平砖贴齐，额上用双层方砖共二十四块压檐，长两米，高六十公分，上有不同刀法镌刻的“牡丹富贵图，其中有平刻、镂空、镶嵌，使花叶疏密相间，玲珑剔透。两边的山檐墙上虽没有戗檐砖，但下面仍有托砖版，版头上也镶有浮雕“荷叶莲花”，其下的长方形与三角形等镌有“丹凤朝阳”与“麟吐玉书”也颇为精采。第二家是大寺胡同中间路东的裕德堂石筱亭的宅第，石筱亭是石家二大门的正廉堂分支，一个宽大的四合院落，在全镇砖雕艺术中，他家的门楼最为精绝。从南向北观看，高大的南厅山墙，脊头下镶着三叠式的扶缝板，下有为通气装饰的砖雕蜃楼，四周衬托着福寿连云，下坠八宝流苏，这一雕饰全高两米，中间宽处六十公分，蜃楼镶入山墙十二公分。扶缝版的两角各雕有“双钱如意”，其角下又镶嵌着浮雕的“卧凤朝阳”。门楼两旁各砌短墙，磨砖干摆，与房山连接，上雕护栏柱，二栏版各呈长方形，中雕“松鼠葡萄”，环配万字回文。正门上额镶嵌着“海马”、“狻猊”、“飞豹”、“辟邪”、“麒麟”等等吉祥神兽。在上额与前檐之间又有三道雕刻的联珠花卉。这门楼是歇山顶，在桃檐处是刻有镂空的花头，下面这门楼的扶缝版还镶着一个金狮。再往北看一切对称花样完全与南半部相同，只是北房山没有蜃楼，而是一个园形的篆寿字，上、下、左、右雕刻了五只蝙蝠。综合起来，共有雕刻、镶嵌竟十五个组套，真是令人眼花了乱，这些高贵华丽的艺术品装饰在院外，能给人以院外尚如此，院内更非凡之感。四面山墙，也都有各种雕饰，特别是东西配房南面，修起一条内外有别的二道门，在这二道门上也用方砖二十四块，建起了与尊美堂前门相同的“富贵牡丹图”，样子不差分毫。可惜的是这个费尽心血修建起来毫华的院落房主人并没有享受几时，到民国初年，就卖给新疆归客高孝臣了。在1945年，又转让给了聚德董家。解放后为全民所有，被分配为教师宿舍。
近些年来许多门楼失於维护，风雨侵蚀、再加十年动乱中的横扫，所有各处砖雕，大部残破不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人们才开始对前辈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重估了它的价值。
乙、几位晚清时期的砖雕艺人
这里的砖雕工艺从乾隆末年兴起以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推陈出新，钻研改进，到清末同治至光绪（1862—1908）年间，已日臻成熟。可悲的是，当时很多雕刻艺术家在一般富绅士大夫眼里，均属雕虫小技，百工之流，故而使这些民间艺人湮没无闻了，笔者自幼对雕刻艺术深为景仰，对几位造诣较深的砖雕艺术家及其代表作略知一二：
首先是白永泰、白永和兄弟二人，他们出身於建筑工人世家，是首屈一指的名艺师，不但技术全面，尤精砖雕。杨柳青石氏家族在同治王朝以后所建住宅的砖雕装饰，大部出自他们之手。尊美堂正门上的“富贵牡丹图”，用方砖二十四块双层套刻，前层采用浮雕技法，使花叶枝干镂空外伸，后层用透雕镶嵌，给人以枝叶繁茂，疏密相间，栩栩如生之感。全图共有牡丹四十朵，大的盛开如手掌，小的含苞欲放，花朵有向有背，有的压枝低垂，有的朝阳怒放。两边还雕有护栏板柱，拼接之处，全无隙缝，宛如一块摩崖深雕，曾有“牡丹大王”之誉。
关於我国北方建筑风格还有两个特点，给砖雕派上了用场：一个是从前家家皆有火炕，为冬季采暖，虽大宅门也不例外。不过在燃料上有烧柴草或烧木炭之分而已。所以在房顶上都设有烟囱。白永泰所承修的烟囱上装饰也很讲究．有的雕成群卉争芳的花篮，有的雕成刻花宝瓶．有的刻一卧象上背驮宝瓶，称之“卧象下安”，祝愿主人睡卧安神，还有的瓶中插有三戟，谐为“平升三级”。更有雕成四方凉亭、蓬莱仙阁，或七层宝塔，奇巧华楼，聚宝盆和鲤鱼跳龙门等等。远望玲珑剔透，是外地少见的艺术品。此外还有一种名曰“胡仙楼”的小建筑，是供奉五大家仙的“（黄—黄鼠狼、白—刺猬、胡—狐狸、柳—蛇、灰—鼠。）在镇内一般中等以上人家，都在院内僻静处，盖有这种小胡仙楼。其中以白氏兄弟用砖雕细活建筑，天锡堂所建的胡仙楼最为精美，因为堂主石元熙的夫人很迷信，加之儿子石作云为祈求他所开设的几处当铺的库房不被鼠扰等缘由，而不惜重金於此道，他家的胡仙楼是重檐两层，高约五尺，下用方砖垒成月台，前刻五级台阶，在抱柱上刻有对联一付：
兴家立业财源主，
治国安帮福禄神。
楼上并排八付阁扇，开启自如。屋内为敞厅式，前有平台，栏杆环绕，内设书卷式长供桌，摆有香炉、腊阡、灯碗、香筒、手罄等。楼下有帘架及六扇阁扇，左右开六角窗，里边格断分成一明两暗三间。楼梯在北间，南间设有罗汉床，堂屋里花几桌椅，排列整齐。屋顶梁、檩、椽、檐及覆瓦等，一切尺寸全按营造法式缩微，以砖料磨雕而成。并在墙体檐下，浮雕各种花卉图案，真可谓鬼斧神工。可惜在光绪二十年代，天锡堂第一次东院大火，在惊乱之中被人们践踏毁坏了。后因该建筑图纸落在了尊美堂账房崔丹圃之亲族手中，使笔者能窥其全貌，与天锡堂看祠人张明所说当年的实物，完全符合。
还有李家兄弟，老大李竟原名李竟波，人称大李竟，（二李竟早死）三李竟名李竟源，他们在早全是白家作的泥瓦工，李竟源后改行，拜木器作刘师夫为师，出师后又回白家干木工活。兄弟二人心灵手巧，掌握了多种技能，木雕、砖雕、泥塑、纸扎、花灯、庙画等等，无一不精。遇旱年求雨，塑制丈许泥龙，丧事祭席中的“四走、四飞”，都是他家的专利。各宅门的房屋维修，其中木雕、砖雕破损处，也非他补修不可，李竟源与王春师夫合作，为尊美堂戏楼前垂花门拱木的空档处，用黄杨木雕刻了八仙人镶填其间，深为石元仕赞赏。解放后一度参加瓦业社，后去津为本镇邵作斌经营之隆聚面粉厂做木型，合营后体力日衰回家终老。
再是杨如春，人称二掌作的，他自幼好砖雕工艺，其作品以神采逼真细腻著称。民国十年后，裕盛董家翻盖第二道院旧房，掘地兴夯时，挖出一条小蛇，主人迷信，决定在工地西侧，盖一小胡仙楼，由杨如春划图建造。建成后，高约四尺，楼二层，一脊四坡，风檐瓦陇，画栋雕梁，门窗阁扇，全以砖雕工艺砌成。栏杆上下槛可拆可装，门窗阁扇可开可关，枢纽灵活，仿佛木制。檐下悬铃，边薄如纸，风吹摆动，其轻可知。其内设有红漆金字牌位，上书“金丝老盘爷之神位”。此小楼至解放后镇委会进驻时尚存。后又经该宅少主人董式勋介绍，为天津某买办作长四尺、宽二尺六寸之砖雕横幅一件，杨按当年齐健隆年画摹仿刻出“十八学士登瀛州”，计有虞世南、杜如晦、孔颖达等唐代学士十八个，人物或下棋，或赏画、抚琴、读书、神态各异，闲散潇洒。另有三童子，一个用竹管吹火炉烧水，一个奉茶与下棋者，一个抱着大酒坛，背景刻以楼阁花木，远山流水、湖石小桥，茅亭酒帘等，其境幽雅如世外桃源。边框并配以竹、梅、兰、菊等连环浮雕，更为画面增色，据说此物已运出国外。
其他吴家作之吴顺栋、孙吴金松、周家作之周乾，贾家作之贾耀海等，也都善雕刻。
设于石家大院的杨柳青博物馆，已收集残存的许多砖雕供人观赏，从中可以领略当年建筑艺术的风采。
杨柳青麻行业产销史话
许伯年
（一）
麻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品类很多，有青麻、黄麻、洋麻、亚麻等。自清代以来，在津西一带利用低洼之地种麻已渐兴盛。如西青区的杨柳青、当城、水高庄、第六埠、静海县的二堡、三堡、王口，以及霸县的杨芬港、蔡家堡、肖家堡。沿子牙河、大清河、中亭河西岸东淀、莲花淀等地很适合种麻。特别是种植青麻。
自清朝末年直到解放后，百余年来种麻相沿成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常获丰产，被人们称为“麻窝子”。东淀是天津市麻纺工业和制绳生产的主要原料基地。
往昔沿子牙河的莲花淀、东淀，地势低洼，每年雨季排水不畅而造成沥涝、别的庄稼受灾淹死、唯青麻耐涝、不怕水泡、且以生长较快，管理简单，还能就加地工沤洗成麻、可以说是成本低，价值高、收益大的一种植物。
在旧社会，这地区除种小麦、吉豆外、大都种植青麻。杨柳青的八大家，如同盛和、聚德、玉盛、鼎兴、成兴平和有名的戴华堂、肖万成等，还有当城的高占发、高占林、高广庆、高广平等大户，都有大面积的土地，雇工种麻。当城高虎文种麻发财后，在杨柳青置的大瓦房，在天津市内投资开买卖、成了巨富。
有地不多的自耕农、也大都种麻。在解放后，翻身农民分得土地，解放了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种麻积极性，在五十年代，津西一带及东淀种麻多达二万余亩，每亩平均产150市斤，总产达四百多万市斤。
青麻的收获，拔下来是连根代杆的麻棵，须经沤洗、剥皮、方能成为商品和工业原料。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经过拔麻、沤洗、剥麻，晾晒成捆四道工序。由于工序多，占用劳动力多，在收麻季节里，有不少贫农卖短（打短工），干拔沤洗捆等农活，为种麻大户劳作。
临时卖短的季节工，拔一天麻累的腰酸腿痛，手臂和背部、经过麻棵的磨擦，有了血道子，在剥麻时、整天站在水中泡着，闻着麻胶臭味，在脏水中剥麻，更是难以忍受。
地主老财为表示慰劳，对麻工管吃，准备的一般都是细粮，吃熟菜，工资也比其他农活多些。
（二）
在青麻的收获季节，亦是上市旺季，麻的销路，主要是天津市内，以麻袋厂为主，其次是麻绳业。
当城、水高庄、第六埠在四十年前，原属静海县。在旧社会由当村有钱有势的人把持收购运输销售。
杨柳青经营麻行的有：
一、姜记麻行
经理是姜树荣（原是脚行头）有伙计十余人，每年夏秋之交，经营三十万斤左右。
二、诚记麻栈
资东是新疆发财户穆春弟，代理东亚麻袋厂收购青麻，地址在东当铺内，每年经营约计有四十万斤。
三、永顺德棉花栈
该栈是冯玉华集资办的，在棉花淡季时，经管一段时间，主要主顾是杨芬港、肖家堡的种麻户，每年大约能收二十万斤。
四、德和货栈
是冯德出资经营，有五个同事帮忙，他家原以经营花生葵花等乾货为主，兼理青麻，每年代客成交十五万斤左右。
五、顺德绳铺
亦是冯德出资开的，由陈宝昆任经理，以产销各种麻绳为主，有八个伙计摇绳，自收自用，每年需十万斤左右。有时也倒买倒卖青麻，等行市好时再出售。
其他如王记绳铺，杨家四顺铁铺等经营数量就微不足道了。
天津东亚麻袋厂是最大的用麻厂家，它是由天津市有名的资本家宋斐卿开设的，杨柳青绅商单聘三在该厂有很多股份，于一九四〇年开工生产，那时正是日本统治时期，麻袋不能进口，市场很缺。该厂开工后，需用大批原料，近郊县产的青麻，由厂子派人直接组织收购，或委托商号代购，杨柳青有的商号就是通过单聘三介绍而直交东亚麻袋厂的。
单聘三原是新疆赶大营的，其父辈曾在新疆文丰泰京货庄塔城分号任经理，以后发了财，回家置房置地，并投资企业，单聘三在杨柳青镇承办过慈善事业，一度是万字会的负责人，因此在镇上很有名气，他曾留一口的长白胡子，人们背后都称他单大胡子，解放后死在北京。那时东亚麻袋厂每天生产麻袋5000到7000条，用麻三万余斤，年需一千多万斤，在津西能解决四百万斤，其余在河北省各地解决。
解放前，天津市麻绳行业有一百多家，主要集中在东浮桥附近，即现在金汤桥西岸，他们购麻组织麻绳生产，在上市旺季时收麻大部存在贷栈，同时货栈亦组织青麻购销业务，代客成交，吞吐量很大。
但有些商人为了谋暴利有掺水作假的现象，往往影响经营信誉。
（三）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麻行工业蓬勃发展，促进了青麻面积的扩大、农业部门推广了优良品种和科学种田。水利部门进行了洼地改造，使洼地涝能排，旱能灌，给青麻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贸易部门特别是供销社在郊县产地建立了收购站，受国家委托，对青麻实行派购包销，在市内由华北区原麻联合采购处，河北省供销社、天津专区供销社分别培训了原麻检验技术人员，实现了青麻购销标准化，并调正了麻粮比例，等级单价和季节差价，据一九五二年资料见附表。
当年西郊区供销社的各收购站，对青麻收购加强了质量检验。严格按标准办事，执行了“优麻优价、劣麻低价”的物价政策，杜绝了旧社会遗留的掺水作假等不法行为。给国家麻纺工业提供了良好工业原料。并对麻绳行业原料用麻纳入计划，由国家统一安排。
在市内宋斐卿开的麻袋厂，已改为地方国营天津市东亚企业公司麻袋厂。由于原料质量提高和工人觉悟的提高，从日产7000条增产到日产15000条，满足了市场需要，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所需。
杨柳青、当城及其他收购站，在收购旺季，农民都积极把好麻交售给国家、每日大车小辆、人潮似海，随收购、随调运，日达十万斤。一个季节下来，收购总量达四百五十多万斤，其中当城站290万斤，占65％，杨柳青站135万斤，占30％，其它站数量就很小了。
一九六三年罕见的大水侵袭了天津市，方圆百数十里的东淀成了大水库。当时正是青麻收获季节，大批的青麻正在沤洗期间，大水的突发，来不及抢救的青麻，都被冲走了，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当城、水高庄、第六埠有少数农民，顶急流，架小船冒险抢回了不少麻排，获得了可观的收入。那年月当城收购站边防汛、边收购，大灾之年竟然收青麻80多万斤。
经过根治海河，大洼改成了粮田，有的改造成了园田，因之，青麻种植也就微乎其微了。
（1991.9）
差杨柳青勤行史话
李顺平
“勤行”是饮食业的旧称，它包括饭馆、早点和地方风味小吃的经营者、制售者和叫卖者，旧社会操此业的人，除高级饭店属有产阶级外，绝大部份都属小商小贩，他们起五更睡半夜，辛勤劳动，故称勤行。杨柳青古镇因地处津郊又是水陆交通要道，饮食业的形成与发展历尽沧桑、几度兴衰。笔者是勤行世家出身，祖辈父辈都操此业，所以对饮食业的历史状况略知一二，并据王洪逵老先生为区供销社提供的资料整理此文，如有谬误，敬请指正。
一、饮食业的形成
1368年明太祖灭元建立明王朝，古柳口渐称杨柳青。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由杭州到通州的京杭大运河开通，加强了南北土特产品的流通。永乐十八年（1420）燕王扫北从南京迁都北京、官员和商贾们来往频繁，因水路交通便利，多以乘船往返，杨柳青逐渐成为商埠码头，服务业也就随之产生，开始有了沿河旅客投宿的起伙店，兼为旅客点火做饭或卖饭，以后又有在河沿两岸卖烧饼馒头和简单菜肴的摊贩，但有的过往行船不在当地停泊，个别摊贩又添备了小船，代着吃食跟随载运旅客的大船叫卖，渐渐地又有了小酒馆、小饭馆。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赴京挂选，从淮安老家动身乘船北上，过杨柳青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高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血，落梅愁觉醉中听”。莲花白是当时杨柳青名酒，酿酒主人姓陈，酒坊地址在今新华路电话局院内南面上坡，旧称“后烧锅”，这首诗谈的是一个打着酒幌子的酒店，还卖些炸熏、酥的鱼味下酒小菜。今十五街有条街道叫饭店子，虽然不一定是明朝就有的那家饭店，但可说饭店子的名称是由来已久了。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内，地方承平日久，南来北往的行商大贾、官僚进京陛见或授职外出，乘船途经杨柳青，因此沿岸也有了些高档次的饭馆。
二、清末民初饮食业的发展
据当年杨柳青复兴园饭店王永成老先生谈，到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杨柳青鲜货市西，有一个较大的饭铺“五云居”，坐北朝南，是一位江苏杨州人干的。那时候河沿街南面还没有房屋，河道比现在填土改建公园的运河旧址宽一倍多，河边纤道就在五云居门前，从楼上南望，长堤烟柳，风帆往来，隔岸园圃风景殊佳，这家字号以烹制本地鱼、虾、蟹及海鲜等出名，来往的大商人、大官员们，大都在这里停船用饭，登楼聚饮，或点菜上船，足慰旅途寂寞。道光中期，五云居曾为王永成老先生的先祖接办，所以他的家族中有名的厨师很多。不久因太平天国北伐近津，又闹了几年大水，地面萧条而停业。市面上只有一些小本经营的饮食摊饭和代客加工性质的小饭铺。直到光绪初年（1875年），以粮商起家的富户与各地的商贾以及官僚政客交往活跃，特别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许多津门富豪到杨柳青避难，寄居于当地大户人家，虽然宅院中雇有精艺厨师，但远远不能承应日日的大宗宴席，因此．大的包办酒席饭馆又复中兴，先后相继开业的就有十多家，比较著名的有美成德、获兴居、永顺居、万顺居、复兴园、玉顺馆、万和居等，他们的菜品制做各有专长，亦各有主顾。
美成德“（同治三年至民国初年）经理当初是“石家大院”石献庭时期的一位雇佣的茶房，后来与歇业的五云居王氏家族联络上合伙经营。杨柳青很有名气的厨师外号叫“烟鬼王”的曾一度在该处献艺。
获兴居：（光绪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七年）经理姓张，其先人也在本镇巨户天德王家、恩绶堂石家当过佣工。最后把字号兑给其徒潘氏接办。
永顺居：（光绪十五年至民初）由于厨师一般，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只能卖些零星酒席。
万顺居：（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初）系由本地财主石姓投资，但因技艺一般，在石姓几大家中迂有喜寿红白事时，托情搭卖几桌女筵。
玉顺馆：（光绪十年至民国二十七年）吴姓所办，最大主顾为估衣街尊美堂，雇用厨师“烟鬼王”掌灶，深得石元士欢心，仅石家的业务每年约占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例如：1918年农历11月，石元士大办寿辰，第二年又死后出丧，两次酒席承应所赚净利就购置了大量的田地，为饮食业中翘楚人，后来又与从新疆回杨柳青的大营客们搭上关系，生意总是兴旺于其他同业。
复兴园：（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十年）经理王永成，起初成立时，本人没有从少资金，家具、炊具除旧存原五云居的一些残余外．大部份是向天锡堂石家所借，自己只修了门面、垒了灶台、补充了碗筷，即行开业，因为本人技艺高超，能真假巧做，石氏家祠每年祭祖素席全由他承应，席面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均以香菇、豆粉、面筋、豆腐、豆皮等制做而成，其花样味道与真品相仿，价格却比荤品贵的多。自从天锡堂败落以后，勉强维持了几年，后又招股经营，终因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生意萧条而歇业。
万和居：（民国初年至解放）经理姓房，所以万字起名其原因是，最早石姓投资，未及开业而投资中断，又靠粮商董氏资助而成，从民国初年至沦陷前，明盛、同盛和周家，聚德、裕盛董家及久连甫等当地财绅都是该号的大主顾，但厨师技艺比复兴园、玉顺馆为次。
杨柳青这些有名的饮食业老字号，因其服务对象都是有钱的财主家，随着时代的变迁，民国十年（1921年）后，社会动乱，有钱的财主家逐步外迁，到日寇侵华时期，大的酒席饭店相继停业，街面上便饭馆脱颖而出。
便饭馆因系小商小贩经营，资本少、档次低、服务对象面向劳苦大众，在明清两代的几百年中，一直保持着卖些大饼馒头等主食和简单的菜肴，没有大的变化。到了清末民初，由于酒席饭馆萎缩，小型饭馆逐渐地发展壮大，如：同合居、起顺居、义顺馆、茂盛居、宾乐园、天顺和、一立坊等十余家，其中同合居在群众心目中名气较大。
同合居：主人姓王，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天津芦庄子来杨柳青定居，起先在河沿街王记大茶铺对过的运河河坡上烙大饼，后来又逐步地增添一些焖烩饼、炒面、炒饭、水饺、素菜等方便饭菜，因用料制法技艺好而赢得顾客，以后又添了冷荤热炒，尤以烹虾烧鱼为同行之冠，更因其在津亲友大多从事饮食业，经营方式，操作技术不断交流，所以久盛不衰，老掌柜年迈又有其后人王洪恩兄弟三人接办，前后经营近六十年至解放后合营。
起顺居：宣统元年开业至民国十年歇业，主家姓杜，座落在今河沿街小渡口。
义顺馆：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主家姓刘，地点也在小渡口。
茂盛居：光绪二十五年开业至解放前一年停业，主家姓李，座落地点在河沿街，尊美堂正门对过。
宾乐园：民国十七年开业至解放后，主家姓李，地址在运河南岸中渡口。
天顺和：清末至解放后，主人李万和，座落在河沿街牌坊南傍。
一立坊：民国二年开业至解放后，主家姓井。地点在河沿街玄帝庙前。
其他还有曹家、潘家、黄家、安家、王家、孙家诸多的食堂饭铺就不一一表列。所有这些小型便饭铺多以供应四乡农民到杨柳青赶集或运河船只旅客为主，维持生计。
三、各具特色的传统小吃
杨柳青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与天津市内无甚差异，市内有的杨柳青基本也有，解放前有“小天津卫”的称号，所以在饮食文化上也形成一定的特色，小吃食品种类繁多，又各具风味。经营者有开门面的座铺，有定点摆摊的，沿街叫卖的，有常年经营的、也有随着季节变化更换的，这些经营者大都是藉以求生的劳动人民，本小利微、养家糊口。但他们所制售的食品工艺考究，深受广大群众的赞誉。
饱子：分肉饱、素饱两类，两类饱子的外形基本一样，而味道各异。杨柳青饱子铺有四五处，比较出名的有三家，西渡口黎记饱子铺，老掌柜黎广、少掌柜黎玉华，因其投料真实，技艺超群，每逢杨柳青集日，周围乡村赶集的人，都想去吃一顿，生意很兴隆。“三不管”耿记饱子铺，由耿永盛、耿永起三兄弟开办，杨柳青的“三不管”在旧社会是个低层次吃喝娱乐的小市场，所以耿记饱子铺年久不衰。大寺胡同与猪市大街交口处的邢记饱子铺，主人邢宝庆，因其座落于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买卖越干越好，后来由此变富。干素饱的只有梁姓一家，在河沿街小渡口，生意一般。
炸糕：用江米面或黄米面发酵作皮，红小豆加糖、桂花作馅、温火油炸，酥脆可口。操此业者以任记炸糕和王记炸糕为首，最出名的当属任永玉、任万才两代“任炸糕”，其质量，味道不亚天津“耳朵眼”。王记炸糕虽然也属上乘；但与任记相比为次。
卷圈儿：使豆腐皮作皮，用绿豆菜、香菜、菠菜、焖子、调料做馅，以皮裹馅、切块，再用粉浆糊两端，热油炸制，色美味香，群众喜食。卷圈儿王记老掌柜叫王起，后人王兆祥、王兆忠等兄弟几个，子承父业，直至解放前后。
果子：分两类，一是油案软面果子，二是面案硬面果子，它是群众早点离不开的小吃品种，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清末到民国半个世纪中杨柳青古镇有30多家果子铺，李记、邵记、王记、杜记、赵记、候记、史记、崔记、邢记、张记、高记、廉记、刘记、宋记、商记、曹记、冯记等等，在众多的果子铺中，李记果子铺从清朝咸丰末年干到解放后，三代传世，其后人李万银、李万贵、李万俊、李万顺技艺都很高，所炸果子花样繁多。杜家果子铺从原藉独流迁来杨柳青落户，杜学荣、杜学富、杜学升弟兄几个都操此业，在杨柳青勤行中小有名气。口直门的崔庆果子妇幼皆知，运河南太平大街的邵作仁、邵作义哥俩的果子，群众也很喜欢。炸硬面果子的独有永兴利胡同张家，后人叫张德贵，他家的硬面套环果子别具风味。
烧饼：主要指吊炉烧饼和油叉火烧两类。吊炉烧饼是用吊炉（用铁链吊起的烧柴炉）烧制而成，有死面油盐芝麻烧饼、发面花卷芝麻烧饼、发面半芝麻代馅烧饼等。油叉火烧是用铁铛、叉子烧烤的油酥烧饼。两种不同方法制作的烧饼，造形不一，口味各异，也是杨柳青地方风味的佳品。有许多果子铺也兼营烧饼，但技艺高、质量好、远近闻名的当属西渡口皮记烧饼铺，皮广顺两代经营，后迁移外地。解放前运河沿李恩忠的油酥火烧名列前茅，人称“不用嚼、老头乐”。
花糕：有面粉蒸制的长形开花糕、园形的蒸饼、糖馅、豆沙馅、枣泥馅、造形品种很多。有糜子米面蒸制的大园形花糕，夹馅或混糖两种，另售时用刀切成三角块，这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的面食。在花糕的大类中有一种黄米面加豆馅用铁铛油煎的条糕，善通此业的首户是乔记，老一辈乔文金、乔文银、乔文凯，晚辈乔恩惠、乔恩源。还有两家花糕铺一是三义庙前徐德、徐宝父子，二是镇西头的徐广才，他们的制售技术高超，尤其用糜子米面、小米面发酵蒸制的花糕，松软的像蜂窝，堪称一绝。
切糕、凉果、江料藕：这是杨柳青后大街取灯胡同口“大来永刘记”经营的独具特色的小吃。花样有：
夹馅切糕：糯米蒸熟中间夹放豆馅，洒上清红丝、青梅、京糕条即成。
条切糕：糯米粉加水蒸熟，赶开加馅，卷好拉长即成。
枣切糕：小枣去核蒸好与蒸熟的糯米粉用小盆放一层粉团加一层枣，共五层按实扣出即成。
凉果：蒸好糯米粉团，揪成小剂子，赶成饺子皮样，盛容器内备用，卖时现卖现包内裹小豆馅、红果馅、白糖馅，有饺子形、银锭形、鸡鸭兔等各种小动物形。
江米藕：用鲜藕掏好内孔、放糯米蒸熟，卖时切片抹馅。
刘家制做的这些小吃，属消夏清凉食品，从端午节上市到中秋节止，每天午后上街，用一辆大漆镶嵌着铜活图案、四支竹杆布帐遮凉的小摊车，吆喝叫卖，主要顾客多是街内大宅门的。当年有诗一首：“白耜江米入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搓，味似汤元不用煮，凉沁心脾解睡魔”。
面茶：用糜子米做主料，水磨后加碱熬制的一种早点食品，吃时用酱油、糖色、盐调合咸卤，浮面撒上熟芝麻、淋上麻酱。干这行的都得三更早起推水磨，拂晓挑担上市，担子内有炭火，必须热着喝，清香利口。卖面茶的有吴记、曹记、鲍记、王记、张记，干的时间长而兴旺，并有后人接替的当属十三街王家哥仨，大王玉、二王玉（玉泉）三王玉（玉堂），现在王玉泉之子王作甫在本镇可算独掌此艺。但是做此营生的尽管这么辛劳而收入较微，因此他们又按不同季节兼营其他，夏天卖玉米，冬天卖煎焖子，秋夏卖饸饹。
饸饹是用荞麦面轧制的面条，煮熟后冷水泡凉，调以素卤、醋蒜、黄瓜等菜码搅拌而食，凉饸饹面清爽适口，当地群众很喜欢在炎热的夏天当“晌午点心”吃。
茶汤：是传统的小吃，流传年代很远，它用粘秫米面为主料，用铜制炉壶冲熟，拌糖而食，味道香甜。最早始于什么人经营无从查考，民国以后到解放这一时期，杨柳青只有张宝发（习称张扎蓬）独家经营，其子虽习此艺，但中途转业。
杏仁茶：杏仁捣碎与糯米粉熬成粥状，上洒白糖桂花，煮粥时用铜锅、卖时锅下放碳火保温，经营者刘吉庆。
此外还有大米面的乾糕干、水糕干，技艺不同的豆腐浆，别具风味的芦记（芦登山）锅巴菜，酥脆细甜的李记麻花，韩记大面，赵记、聂记的元霄，赶庙会的熟梨糕等等，也都各有特色。这些地方风味小吃，丰富了杨柳青古镇的饮食文化。
四、解放初期的复兴
饮食业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历史的沉浮几度兴衰，特别是日本统治时期到解放前的十几年间，由于物价飞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多数饭馆已濒临破产，饮食小摊小店也难于维持生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杨柳青解放以后，古镇成为天津专区首府，在新中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饮食业也如雨后春笋相继增多，过去干过勤行的人家又重操旧业，全镇饮食业达到126户，从业人员233人。此间，先后又有王天帮开办的三顺馆，高步莲开办的进步食堂，刘北泰开办的东方食堂，陈岫生开办的陈家食堂等，更增添了杨柳青解放后经济繁荣的景象。
一九五四年杨柳青供销合作社开办了本地历史上第一家公营饭馆叫合作食堂，地址在今猪市大街，站灶厨师是过去玉顺馆出师的王国栋、李庭贵，由于他们技艺高超，又是公家干的，吸引了众多顾客，与当时私营饭馆并立于市场。
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早点铺和摊贩都组织起合营，较大一点的饭馆、包子铺等成立公私合营，全部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自此，杨柳青的饮食业只有四家较有名气的饭馆，即合作食堂、大众食堂、回民食堂、群力食堂。其他建华食堂、利民食堂都属一般。
合作食堂：经理张志远、灶上厨师袁景华、韩良和、梁友忠，经常光顾的对象多是机关干部、来青演出的剧团和招待性质的宴会。
大众食堂：经理曹凤和、掌灶厨师刘兆泰及其子侄刘增华、刘增伟，顾客多为过往行人。
回民食堂：经理白小申、厨师刘某，主要服务于回民。
群力食堂：经理王正开，厨师王洪志、徐云书，因其经营有方，增添了高档菜肴，吸引了当时收入较高的搬运工人，生意很红火了一阵。
五、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市场体制逐渐地步入计划经济模式，因此，杨柳青饮食业旧有的饭馆、食堂到七十年代初期，烹调炒菜业务萎缩，全部变成主营早点的门市部，经营计划粮油指标的食品。一九七四年修建了西郊饭店，一九七六年改建了工农兵食堂，这是当时镇上唯一的两家饭馆，维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运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十多年改革的成效使国民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计划经济变成商品经济，市场开放搞活形成新的商品流通体制，饮食业也由此而获新生，目前，国营、集体、个体开办的酒楼、餐馆、早点部及断档多年的地方风味小吃，鳞次栉比，摆满街头，使杨柳青古镇饮食市场再度兴旺发达起来。
杨柳青农付产品经营史话
许伯年
杨柳青在北宋早期还是一片沼泽、洼、淀水乡，由于不断的淤积，到北宋末年逐渐干枯形成村落，直至清朝仍有不少的坑、塘、洼、淀。
这些坑、洼、塘、淀盛产芦苇，蒲草，特别是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两岸河滩地，芦苇蒲草绵延丛生数十里。在子牙河北则是杨柳青青，一望无际的另一番景象了。
如元朝文学家揭俟斯在杨柳青谣中写到：
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
日日相迎苇篱下，朝朝相送苇篱旁。
清朝乾隆皇帝之子哲亲王永瑆驻杨柳青驿诗四首中有一首：
杨柳阴阴似画图，春波满岸长春蒲；
蒲帘编好江南卖，家在当城小直沽。
又如清朝乾隆年间进士、天津人查彬在晚行杨柳青道中写到：
一水苍茫众水流，畿南回望使人愁；
遥看杨柳疑为岸，行到芦花不见洲。
以上著名诗人墨客写的诗中充分说明在元、明、清杨柳青盛产芦苇、蒲草、柳树。
到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大水灾过后，各河堤岸加高，坑、塘、洼、淀，逐渐淤积成田。
老人们还记得，现在的杨柳青北门粮库往东工农兵食堂迄至东门外，北门粮库往西姚家村，直至十三街赵家大场西，皆是水坑。河南15街玉皇庙、草埧南、义和庄，安离二局后，东至文昌阁、小刘庄大小水坑连片，这些水坑，随着建设的需要，至七十年代逐渐填平，盖起了新房，修了马路，彻底消灭了旧社会的陈迹，旧貌换了新颜。
当年由于盛产苇、蒲、柳。资源丰富，给农民生产苇制品、蒲制品、垛杆子编筐等柳制品，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原料。
一、苇制品
苇制品包括苇席，各种篓子等。清朝时，杨柳青西边各街农民大都织席，编篓自产自销。各乡生产的苇制品在集市上摆满了一条街。为此在十一街牌坊往东至西渡口，称为苇市大街。可见当年织席之盛。因为织席杨柳青一街专门还有一道辘轴会，辘轴会虽然演的青年妇女出嫁后，受婆婆的气，深刻的揭露批判了旧社会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但通过辘轴轧苇子，也充分反映了当年苇席生产情况。
当城、水高庄、第六埠、辛口等村农民不只在旧社会织席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还从事织席生产，当时本地虽已经不产苇子了，杨柳青供销社为支持此项付业生产，还千方百计由各地调运苇子，大约每年曾向新疆、宁夏调大苇60万斤，由东郊范庄子、李明庄调苇子150万斤，这些能生产苇席十万余片。
二、蒲制品
蒲制品包括各种型号的蒲包、蒲席、蒲坛、蒲垫、蒲圈、各号草鞋等，大沙沃、小沙沃、大杜庄、小杜庄、王村、当城、水高庄、第六埠、小甸子等十余个村农民的产业历史已有二百多年，在旧社会就地取材，自产自销，有的在杨柳青集散，有的运至天津城西芥园销售，那里靠南运河有个蒲包码头，大宗成交，称为蒲包店。小甸子村专门生产蒲圈，家庭厕所用，生产的蒲垫，过年时磕头铺地用；生产的蒲鞋，亦称草鞋，寒冬季节当棉鞋穿，即经济又暖和。那时候，给儿子说媳妇，向媒人婆或介绍人先问闺女会织蒲包吗？如果会织，说明姑娘心灵手巧，会过日子。
清朝道光年间天津文学家崔旭所写的“津门百咏”中写到：
织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红袄浅蓝，
小轿一乘船载过，郎家河北妾河南。
在暗无天日的日本统治时期，有一家织了不少的蒲包，兄妹三人用自家的小船运天津去卖。半路上遇见岸上日本巡逻兵，以查八路为名，强令靠岸检查，上船后发现有个闺女，日本兵兽性大发，大嚷大叫花姑娘的有，四个日本兵施行非礼，意欲强奸，两个哥哥急了，用砍蒲刀和日本兵拼了，日本兵的三八大盖枪在船上打交手战就不管事了，结果都被砍死，尸首扔河了，缴获了四支大枪。兄妹三人怀着国仇家恨去静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解放后蒲草原料地产不多了，但生产需要量很大，供销社组织人员由内蒙古和大港等地调入大批原料，年生产蒲300万个，蒲席50万张，由供销社收购，销往全国各地。
三、柳制品
在杨柳青子牙河北，有一望无边的柳树，都是一行一行的生长，大约距离五米左右，人们称为柳行子，有的在地四周种有柳树，中间是耕地，人们称为风水柳子，这些柳树树干较细是丛生，一墩一墩的。有人说，杨柳青地名就是因为有成片的杨柳树起的，这说法有道理，这里杨柳种植已有五百年历史了。
明朝永乐年间官居王府长史的瞿祜，诗云：
昔闻杨柳青，今见杨柳黄。三秋即近暮，
午夜仍飞霜。黄时辞旧枝，青根有生意。
秋待春阳回，又见柔黄翠。……
在生产上讲，这些柳树，生长三年即长成材，本地叫三年一茬，三年一砍，砍净留根重新生长，砍柳子过去称为点柳子，这是一水好生意，由经纪人或二地东经营，组织人员加工，将生长直立无弯的按粗细、长短分别加工成为大行杆、小行杆、镐把杆、扁担杆、条帚把杆、墩布杆等十余种，生长弯曲的送交镟木厂镟成各种小把，如勺把锅把等。再次有疤拉疙答的就烧炭用，也有用好材料烧炭的，那是高级炭，称为杆子炭，有钱的人家做赔嫁用。
在明清两代漫长的岁月里，居民冬季取暖以烧木炭为主，因为那时候烧煤还不普及，木炭取暖无烟无味，温度适中，室内如春，所以居民都用木炭取暖，以后烧煤逐渐推行，还是拿木炭引火烧煤，再则还销售给天津大饭庄大酒楼涮锅用，所以炭的需要量很大。
随着加工柳干削下来的柳细条除烧火外，有些则用来编筐子，土篮子，背筐子等农业生产用具，在解放前每年平均产一万余捆柳杆，二万斤木炭。
解放后，杨柳青供销社为扶持贫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组织了大柳滩、白滩寺、一街、二街、五街、十三街等村街300余人投入生产。每年生产各种包装筐80万件，在六十年代，由于木材紧张，推行以条代木，用条筐代替木箱，为天津搪瓷厂、自行车厂、衡器厂、新生玻璃厂、小型电机厂，变压器厂等五十多家工厂生产包装筐．为他们解决了包装大问题。
解放后柳树行子逐年减少，但编筐需要大批原料、供销社派出人员去东北调运稍条，湖北调来荆条，本地运调槐条，每年组织250万斤条子。
四、草制品
草制品包括稻草帘子、草苫子、草绳、草袋子、草套等，草制品生产是六十年代的事，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不发达，农民生活有困难，供销社是农民组织，义不容辞的扶持贫村贫队，组织生产寻找销路，曾组织全镇十六个街队六千多户投入生产，每年生产瓶子草套500万套，打大草帘子5万片，草套销往北京农药厂，天津试剂厂等五个大厂家，小草帘子买给砖厂用，在原料上就地取材，不足时在本地稻田调剂，这项付业生产当时对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起了良好作用。
五、嗑瓜子
杨柳青嗑瓜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大清朝光绪年间，天津城内著名的点心铺祥德斋和胜兰斋为解决瓜仁货源，曾组织城里居民嗑，但城里居民不嗑，只好向郊区找加工户，那时杨柳青第一家是范家，老范爷组织附近的20家居民嗑，当时认为还可以，一不影响家务劳动，二是多少有些收入填补生活，因此陆续扩大了嗑瓜子户，嗣后又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胡同宋家和天齐庙前姜老卫等五家经营，这样居民嗑瓜子成了习惯，那时生产主要是家庭妇女，大部用牙嗑，很少用夹子夹、年长日久，门牙有了豁口，到各地城市内看见牙有豁口的就知道是杨柳青人。
解放后由供销社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全镇居民生产，由50年代至70年代，每年经营瓜仁20万斤，有7000多户嗑瓜子50万斤。
嗑瓜子大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十余年来，有二街、五街、六街、八街、十五街等七个街村办了综合加工厂或经营部，他们去各地采购瓜子，并由镇内居民生产发展到镇外大柳滩、东西马庄等村庄，所生产的瓜仁销售全国各地。以六街综合加工厂为例，他们有8000多户加工，生产的瓜仁除青海、西藏、新疆外，曾销售到东北、华北、西北、江南直达上海、广州等28个省市，年经营瓜子150万斤，加上其他六个厂部加工全镇可达250万市斤。
以上是杨柳青过来的付业生产简况，是笔者根据在供销社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的。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昔日的农家付业大都自然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型工业企业，不少的农民已成为工业管理行家、商业经营能手，基本形成了一个千军万马奔小康的气候。
1992.4.30
谢玉明
《天津杨柳青小志》作者张江裁，字次溪，广东省东莞（今为市）人。擅善文史，熟于旧京掌故之学。民国二十七年，专来杨柳青采风，将其见闻撰成《天津杨柳青小志》概记杨柳青的社会风情及历史遗迹。后将这篇《小志》入其所撰《京津风土丛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出版问世，是以“中华风土学会”名义所刊之专集。该书收文十九章，《小志》是其一，《津门百咏》也是其一，余为京都旧貌及其轶闻。原拟书名“燕都风土丛书”，后因纳入津门数篇，故改为《京津风土丛书》，时有周作人等为该书“奉题”。
《小志》涵有疆域、河流、产业、民气、风俗、神庙、诗徵等七个方面，从中略可窥知旧时杨柳青地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社会形态及人文状况，并涉猎许多风物门类，是一篇难得的珍贵史料，也是历史上唯一专门记叙杨柳青的志文。该书题记之一，桐城吴北江称：“此篇以为考古者之先导，世之君子以通古连今为务者，其必有所于斯。”
《小志》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史情记实，至今已近六十年的差异，因之既有积极有益的内容，也会夹杂消极落后的东西。但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参考借鉴和教育意义，当有保存和流传价值。
《小志》中确有封建迷信、愚昧陋俗之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虽是写真，也是揭露，由于社会进步，相信今人不会效尤其弊，则必选其精华而加弘扬。如是，又可为学术领域提供研究与参考，如：民俗、宗教、文化、艺术、考古等学科皆是。以“兴利除弊”、“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借以或可发现杨柳青的自然优势，人文优势，以利于开发经济、培植民间艺术，或借以发展旅游项目，提高古镇杨柳青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该文存有较多的潜在信息，尚待发现、论证和利用。
《小志》当属“稗史”之类，即俗称“野史”。凡此，根据作者的阅历、观念、背景、动机与好恶，撰文时会有不同角度和取舍，甚有偏执之处，因此难以“准、信、全、精”，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写出与现代人观念相同、而又全都认可的史料，且对撰者之论断，不可盲从，仍应科学的辩证，因这仍属“一家之言”，并非天经地义。但在当年有人能够为杨柳青留下一篇《小志》，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
近年，由于史志工作相继展开，或因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对于乡土史料的需求渐多，因此，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小志》渐被人们发现和欢迎，竟至辗转传抄或翻印，由于传抄的疏误和改动，难免舛错，甚至有悖于原作，如“皆非杨柳青人”误为“皆杨柳青人”之类，虽一字之差，则天渊之别，甚而将所标注的原书名称也搞错了，致使一般读者和后人将“不识庐山真面目”。
为尊重原著，求实存真，以利存史，尤为避免因循误传，并为社会各界提供妥善的史料，兹按1964年春抄于天津市图书馆之手本，重加校对，力求准确，附于文后。
因原著无断句，不便阅读，今试加标点，如有不宜，尚请指正。且原文的词语有的与今不同，用字也异，甚至谴词用字也有不妥之处，凡此不再注明，但可用简化字者，则予简化。为保存史料之原貌，文内出现的别字，或疑为误字者均未更改，以留研考之余地。
附：天津杨柳青小志
东莞张江裁次溪撰
疆域
汉为渤海郡章武县地，后属静海、武清二县。《畿辅通志》：“柳口在静海县，即杨柳青。”《长安客话》云：“杨柳青地近丁字沽，四面多植杨柳故名。”于文定慎行，诗：“鸣榔凌海月，捩舵破江烟，杨柳青垂驿，蘼芜绿到船。”潘舍人季纬，诗：“客路蘼芜绿，人家杨柳青。”按杨柳青之名，当是柳口之变称而美丽之也。
清雍正九年，分顺天、河间两府之地设立天津府、天津县，杨柳青遂属天津管辖。杨柳青中央一大通衢，曰大寺胡同，其东设一盐店，人民食津武口岸之盐。武：即武清也。其西人民食静海口岸之盐。近日盐法尚平分杨柳青为武清、静海二县地。村之东南隅有所谓文昌阁者，阁三层，最上一层悬一铜钟之铸字为“雍正初年武清县。”
杨柳青东抵天津三十里，西抵独流三十里，西北抵王庆坨二十里。
杨柳青、王庆坨中间有大柳滩新村也，才五十余年骤至数百户，皆济南人。此间耕樵利益济南人趋之若鹜．将来或连为一大埠也。
河流
卫河由静海属之独流，东来抵杨柳青西边之碾锤（坨）嘴地方作一弯曲，始东直行，划村为南北。东边有口子门地名，河又作一小曲而南、而东，由天津入海河。大概禹之九河故道卫河亦其一支也。盐河在村北三里，一名子牙河，一名大清河。滹沱水、漳水、琉璃河、太行山脉东流诸水之所会归，东行入海之尾闾也。
卫河既在村中，有大船渡人曰“义渡”，凡二处以通南北。义渡者由仁人义士捐款造船以渡行人也。村之商市在河北，于是河南之人晨夕络绎以渡河为寻常，有渡夫日夜司之不取值，渡夫一人持篙不能司舵，则由渡者代推舵，虽妇人孺子皆娴为之。卫河水性平缓．大风亦无危险。
盐河在村北，有二渡口以通北乡。东曰白滩寺，西口曰官厅儿，又曰乔山。乔姓者专其利，渡者人取一钱，车马五倍之。盐河之北一里有堤曰中堂堤，李文忠督直时筑故名，有光绪年石碑一。盐河众水所归，波涛险急，帆船之遇大风而覆者常溺人死。
清代由道光以前，卫河自山东之临清县西南承接卫河，故杨柳青为运河所经过。元、明、清三代之运粮，由江、浙来者颇有经过之故，实父老传闻称粮船人员曰“粮船蛮子”，船人就便带南方土产物如瓷器、竹器等消售于北人，因曰“南货蛮子”。南人有留心于金石古物者，出高价或多方谋取之，北人视为无用之骨董，每曰此货可候南货蛮子，以南货蛮子为能认识宝物也。
盐河上流既多商贩，运输亦交通便利，琉璃河之石，顺德、广平之陶，获鹿之冶，文安、胜芳三角淀之鱼虾菱藕等，卖谷者、商旅者皆取道于此以赴天津。而杨柳青人每有西方地名在口角上，如：王家口、白沟河等，村人类常道之，因盐河之上流交通也。
卫河水流浑浊，当是浊漳水及黄河参合之故，其泥色红黄，胶粘性。多沿岸为屋者，半垂于河滨而不坠，则土性之美也。
盐河水清性又急，每年立秋时例为涨溢淹禾稼，又不遽退，为害甚烈。
产业
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咸同以后往新疆者曰赶大营，左文襄定新疆之驻兵所在也。其始也多畏其远，而往者少、得利易。其后往者渐多，而得利较难。杨柳青村人往新疆者日积繁多，于是乌鲁木齐之傍有新村曰“杨柳青”，杨柳青人之所聚居也。农业者率为客商之副业，投资以牟利非农性也，故农性人绝无而仅有，惟圃者沾体涂足胼胝于梏槔之间者，实有老圃性，能以工，地近天津无可发展。
豆油公司作豆饼销售于船运，废纸重捞颇见于土屋墙壁之加垩而晒也，女工以针黹、磕瓜子等，勤苦耐劳为数亦少，出产物除豆饼、豆油外，惟园圃之白菘菜、青萝菔为有名。子牙河渔船皆非杨柳青人．有蛤蚌可做饰器，鳖甲可入药饵，杨柳青人不屑为之。
旧例年画是板印而重加描色者，杨柳青出产最名，销售西北方亦多，杨柳青南乡有炒米店者，亦其亚也。近日石印法出，而此业遂凋。尚有灶王、门神像之余波。炒米店雇人写对联，每联一铜钱，穷措大无聊者自磨墨写，捆载相继裱背后，运售西北方。
民气
杨柳青夹居两河间，得其流通畅豁之气，而活泼流动以为性，至其语言声音亦随之多曲折而明亮，商业之获也丰，故其用之也奢华则轻财，轻财则不吝于义举，不难于慈善，民国前数十年即有备济社施种牛痘，恤嫠会周助寡妇，善事义学三塾，塾各三四十人，贫寒之儿童赖以成就，通文能司帐簿者不可胜数。光绪庚子之乱，富绅石次卿者，首倡毁家纾难，杨柳青秋毫无损失，于是风气豪爽，相继捐资公益者接踵相属也。惟趋商谋利之风既兴，读书文学之道遂败，科考废而学校行，尤一致同归于利途，而高尚之士人风化早已无形消歇矣。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益颇为昌大，妇女多入之，谓之“二众”，此他处所不及。又天主教堂始终不容成立，亦他处所不及。务商者多则从幼服店法不饮酒，以故杨柳青人饮酒者少，杨柳青以北之村乡则十之八九皆沈湎也，石绅名元寺，以庚子之乱护乡里功，朝廷奖以四品卿衔异数也，有大会议与袁项城分廷抗礼。其乡科名亦盛，闻有杜子丹太史彤曾放学差，与赵幼梅师同为尹澄甫孝廉弟子，又刘益斋太史名学谦，曾放试差，与严范老及幼师友善，又郑大令联鹏为幼师弟子，曾在新疆任县知事多年。
风俗
杨柳青既以商为会归，于是男子趋鹜而为客，年月不一旋里。妇人操家则女权重，且夫妻反目之事少，女权重则传统在女，女嫁而母家每日送食物以为常，送物者馈舅姑外私送于女者，亦公也直送女室，女之贤者，分献舅姑，其不分献而独饮啖者，人也不谓之不贤也，人家私厚其女借贷质库，而家庭之傍人无异言者。甲乙丙丁家家之女相转递，各享受母家之馈成定例不怪也。
结婚由小媒或大冰草创之嫌，大冰之音舛谓“大宾”，其小媒则媒婆之流，为之女家认可，小媒立即跪地磕头，谓之“磕准头”，一言为定。如此其真凿者小媒图谢仪也，小媒每撮合一婚，男家称家有无一谢之，在迎娶前一日狡黠者至，争吵撒泼滚地不起，经大家调处增其仪。始已甚之女之寿、女生孩，小媒介以祝往取赠也。婚议初定，两家换贴，由男家卖两份“龙凤红启”，男家写“敬求金诺”之字样送去，女家答以“谨遵玉音”之字样是也。其仪式则男家具簪珥花朵为聘仪，置红漆长盒中，其盒必以双物盛，多则成列几双，前导者执金花排比而行，托盒者一手托盒一手扶之，皆礼帽长衫乌靴，以红绸束胸背作斜十字形而垂其余，女家厚赏诸役，取盒中花朵插女满头，集亲朋为庆。迎娶前一日，女家搭席棚于庭院，列妆奁为两行，亲朋参观之，然后舁送男家，每二人舁高案列物其上过于市，观者如堵，翌晨迎娶之彩舆，红锦绣花流苏垂四隅，羊角灯荡红花，舁者八人，扶者二人，皆礼帽长衫，舆前擎芝盖，擎者锦衣乌靴。玻璃灯提者、擎者列长排，皆礼帽长衫。爇檀香于宝鸭，提者垂地、擎者平肩，分两队仙童饰之。檀香炉前为云幡，缀珠铺绣，光彩跃目，仙童两髻，绣衣朱履。稍前为乐队，也童子充之，击节相和而歌，鼓吹乐师分两三班，其笙笛钟磬之铿锵如闻韶濩也。笙饰之凤凰形，笛饰以龙头尾，皆金碧闪烁颤动如生，其大鼓冒革皆涂金画花，四周作框悬鼓于其中，框皆漆金雕琢悬花灯，四人舁之，小鼓提之者也垂饰绚烂，其余器亦饰如法，乐师礼帽红衣胸背方补画马如清制服，其灯笼、牌伞、旗锣、执事繁盛者至百数十人，其彩舆灯饰皆炫耀新鲜，光夺人目，稍旧则退黜为他乡用之，故娶妇之家虽中下也华美，为他乡所不及。而富豪有名姓者尝自造新舆，饰以金碧翡翠，娶妇一次即以赠赁货铺，谓之旧也。女家雇赁十数童子锦衣持金瓜、朝天凳，如銮仪卫式，以拥护彩舆至。其袭用古礼遗志有鸡鸣敛席之义，则于彩舆前一人抱雄鸡，以红绢束凉席负之至，女家届女冠簪曰“上头”，以鸡鸣为节，鸡不鸣则打鸡使之鸣。鸡若自鸣以为大吉也。女嫁三日，女之姑姨外婆衿氏诸
戚畹馈送茶食点心，皆盘盛高矗，红帖子具姑姨等称乎款式。妇女向无名，则以姓姓，则故意以古郡名代，如王则琅琊郡，张则清河郡，类是也。是取古有餪馈之礼。清咸同以前，女之戚畹姑姨等，皆盛服至男家筵宴曰：“娘家客”，男家簿记其姓名馈仪，以为将来酬酢。如女之某戚未到者，遇有婚丧舅姑得禁媳之往庆吊也。女嫁四日或六日，翁以帖邀婿，俗曰“回门”，盛设食馔，陪坐者择五人皆同行辈不须差，翁行酒为初，献辄退。至中食，翁又一至筵前，手一摸碗为馈食礼，而退不入席也。娶妇者亲戚少年辈得以滑稽式闹新房，嬉笑百端，以博新娘一笑为的，家法肃者或不许，然颇鲜至其间往来之。男女仆役沿例取赀至一事可数十百金。妇媪乡俗细琐之规例不可胜记也。
丧家人初死，悬纸钱于门，男左女右，其竿则沿用古礼之杖，父杖竹、母杖桐也，葬而出殡多数在寅夜舁埋不盛铺张，中人产以下者皆夜埋。其旦昼出殡者必须仪式完美，大费而夸耀足为街市观瞻也。富豪之大出丧仪式，甚有帝王家所不及处，发引之日先由扫垫会人员持帚锸洒水垫土于所丧所经过之市，途观者预有搭席棚邀亲友排坐者，可知其动人。丧主筵吊客以珍，错三数日，其瓷器皆兰花以别于喜寿典之红花，皆有堂名，自造于江西，吊客数百千人皆给白布长褂。纸偶人、纸车马类其物数均照真实物之数，无虑数千万。卤簿材官骑马负黄绢裹旨式、黄绢裹印式，执旗者咿唔喝道于前驱，其诰封及木主画影等有亭舁之，诰封亭黄色锦绣，舁者八人，扶者二人，亦黄色锦绣朝衣，清制马蹄袖戴朝冠，亦黄色冠，上竖直羽。其余各亭之锦绣颜色与舁人之冠服之颜色或白、或红、或青，皆如诰封亭一致而纯也。清制肩舆上红下红者为一品官，八人舁之，曰：“八抬大轿”，葬仪用之以示贵。每轿前一马曰：“仗马”，养之有素，毛泽而光，饰马以金银朱碧，光彩夺目，二马童夹执之装如戏台演戏之马童也。举此一二可例其余，以故杨柳青之婚丧仪仗，有惟天津略似之，他处皆不及也。
可谓世所罕杨柳青人，惑于鬼神，占候风水。旧俗死而不葬者多停柩，以俟干支、或俟远人、或俟赀财、或俟茔地以故破庙古寺中或其旁纵横错杂皆攒柩也。泥涂者、灰垩者，坍坏露骨习以为惯。寺僧取看护之资于柩主以年计。近日地方卫生关系，驱迫葬埋已无此景像矣。
神庙
文昌阁在卫河南岸，其神为奎星，旧以为文化科名之主，设书院月课以文，生童数十人延山长甲乙之，其膏火奖金出于斗厘，与三义塾合办。
佛爷庙在文昌阁北数十步，殿额曰“大雄”，铜佛三尊大如人，傍立泥塑神有操蛇者。
玉皇庙在文昌阁西南久圮。
菩萨庙在文昌阁西，有古槐一株，不知其年代，烧空而枯，枯而不朽，尚有孽枝生叶，土人以其空也有神寓焉，而祀之，悬红布为颂匾，旧说树旁有金蟾蜍之异，粮船经此“南货蛮子”设法取其宝而去也。
卫河北东偏天齐庙，有尼住之。十殿阎罗五列，两庑小鬼夜叉持刀锯屠形皆用活机，蹴之而群动。相传一外乡人蹴之，鬼神活动，乡人遂惊吓死也。
天齐庙西又有关公祠，求雨时出其像以巡于市途，用绿色锦帷大桥大抬鼓乐导之，又前为旱魃以人饰为神状，一人以铁索系其颈而牵之。凡二魃，又前为水怪。集群儿数十，裸而文其身为鱼鳖虾蛤蚌状，以粉及颜色通身画之极趣。编柳枝为帽圈，持柳枝蘸水向空洒之，沿街湿如雨状，妇女窥于门，辄遭水洒淋漓缩首退。
又偏又一关公祠，道咸兵燹殿焚，仅余柱黜布于地。前有演戏楼台，光绪间亦毁于火。祠之偏有财神殿附焉，寺僧于冬初为财神生日，村人醵金食汤饼以为募。
又西为玄帝观有道士住之。
又西为火神庙，神面赤紫，金冠无须。上元灯火以彩舆舁其像出巡，换新衣绿锦袍，灯烛围簇面赤而袍绿，极绚烂威烈之状，有龙灯歌舞角抵各游戏会辙夜喧阗。
又西为药王庙，旧四月二十八日为塞神日，先期五天便有歌舞各会沿街拜客，凡七八十会喧动远近，杨柳青人以为大典，乡绅清制服顶戴而执旗排伍步于街村，靓妆新衣曰“夜观游”，凡百俱废。药王有外家，在村之西端某姓，先舁之到外家“洗脸”，还庙殿。二十六日之夜由黄昏起各会依次由庙起行为先导向东行，预排列各会名为表不得乱越。沿途有接会者设茶点为招待，歌舞相递而前，过后街由西而东抵于口子门之神棚神之驻跸处则将晓矣。二十七日上午稍息，至下午又由庙排各会如昨日之盛过前街，近卫河北岸之街也。是夜药王乘轿黄色，刘爷，俗云“疙疸刘爷，”当指刘河间也，轿绿色，皆由天津来舁夫亦津人，各会以次相送东行，至会之尾者已距离百步之外，然后神轿起程便作跑步行，曰“跑落”，读“劳”去声，十人舁轿一人荷盍前导．一气急趋如飞燕，逐及会之尾而驻，会前移久之有百步隙，则又作一次跑，渐次而东仍抵口子门神棚，则廿八日东方既白矣。会之尾是拜香会，病家祷神誓愿者，是夜披发、跣足、红裹腿，颡以红绳束神纸、手一束香火向神磕头，以头触地，回转而行，十步又向神磕头如前，两人、并肩为一耦，列为长队或数十百耦也。会之中有“重阁”者，人之上饰一人至二人，故曰重也。其法以铁捆长三尺余者缚于肩，背上端缚坐小儿八九岁瘦而慧者，饰为美女形，隐其铁捆化装作一假手托茶盘盍碗，美女翘足凤鞋而立其上，婆娑团扇以舞也。或立于乌笼之钩上、或立于瑟琶弦子轴上，其衣饰装缀之美秀奢丽，为各方所不及。又每会有一茶食挑子，非以茶食乃示美也。其担之两端嵌铜龙凤，担中一铜壶镀黄金耀目，壶喙以金丝颤胡蝶或鸟形，其座则雕花金漆，以玻璃为厨，厨分四阁，玲珑细致，备极美观。担者衣绸衫，垂丝带，摇臂而行，作俏态。乡人甜嬉太平举国若狂，亦自一时之盛，而世变沧桑无复此乐矣。
药王庙有戏楼台，光绪间戏班游艺于乡村者，颇有妙伶人，伶人有所谓“小茶壶者”，饰须生与“凉健子”齐名，演秦腔“输华山”一出其声大而远，数里外皆闻之，今亦无复此者。药王庙之偏又有“蚂蚱神”，俗为蚂蚱神是姜太公之妻，庙额为“吹豳饮蜡”尚雅且也。
又西为白衣庙，谓之白衣菩萨舛而女神，女神司孩儿之痘，曰“痘哥哥”曰“痘姐姐”，村俗之妄世界略同．不独杨柳青也。
诗徵
谢迁《杨柳青》诗：“直沽南头杨柳青，昔时杨柳今凋零，霜枫满地散黄叶，河边寂寞双邮亭。人道垂杨管离别，北往南来竞攀折，我来袖手怜枯枝，踯躅临河驻旌节。五云回首怀汉宫，丹枫转眼经霜空，李梅冬实岂佳味，垂涎奔走嗤狂童。阳回万物自生色，斡旋造化渐无力，百年心迹岁寒同，却意南山旧松柏。”
高承埏过杨柳青作《柳梢春词》：“春事今年，山桃无恙，花朵依然，细雨沾沙，归云逗日，浅碧罗天。青青杨柳堤边，且系住乌蓬小船，荻笋新芽，河豚欲上，拚醉垆前。”
赵秋谷《海沤小谱》：天津之西有村名杨柳青者，临沟河人家皆曲折随水比屋如绣、树色郁然，风景可恋，中多狭斜。而金钱真珠者为其尤，此地诸姬以金玉珠宝名者十七八，盖其俗也。真珠貌及中人齿亦不卑然，恬雅无嚣凌气，故人多称之，余始至即得姬意不甚属，而姬乘余于醉故，余赠词有无计，支吾病身陡顿，春梦模糊乱惹闲愁，惊开倦眼，斗帐红珠，醉浓不省欢娱，晓镜里临窥画图，闻道门前烟波淡沲，杨柳萧疏之句后，不再至，其妹玉珠则劣矣。
清成哲亲王《杨柳青柳枝词》：“家家绿柳在（植）门前，门外乌蓬小小船，黄鱼雪白随潮上，切作银丝不值钱。杨柳阴阴似画图，春波满岸长春蒲，蒲帘编好江南卖，家在当时（城）小直沽。闻说沧州酒蜜甜，垂杨深处有青帘，行人不向青帘去，只隔垂杨待卷帘。柳条垂岸一千家，丁字沽头飞白花，化作浮萍青点点，顺风流去水三叉。”
崔旭《杨柳青》诗：“满釜鱼羹气味腥，小船偶傍树阴停，侬炊香饭郎沽酒，两岸春风杨柳青，织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红袄浅兰，小轿一乘船载过，郎家河北妾河南。”
梅宝璐小树《杨柳青》诗：“丁家（字）沽边柳万条，青青一带锁红桥，帆樯纵借东风力，消息全恁子午潮。桃花寺外桃花口，杨柳青边杨柳青，七十二沽沽水阔，半飞晴絮半飘萍。”
杨柳青为天津一大重镇，其地风景酷似江南，故颇艳传人口。日下旧闻《畿辅通志》尝以及之，向无专志也。次溪世兄喜研朔方风物，未弱冠即负重声，近客天津曾往一游，以数日之力成此一篇。文字简洁有法度，志事真确不愧史才，允为必传之作，顾余所知之事，愿为我次溪陈之，同治朝某甲，只身往新疆谋生致富，嗣是往者日众。光绪中叶遂有八大行运售百货为新疆巨商。其第一家有骆驼万头，一呼可集数万人，袁贞毅中丞抚新疆曾言其事，钟中书镛戍新疆更名广者亦详知之，惜余近健忘不能记忆，此与吉林之韩边外、新加坡之黄、陈、郭三富人相伯仲，是镇之特色也，幸询访得实，以著穷民远业之艰苦，即以鼓午来者，质之次溪以为如何？
戊寅夏四月七十八叟章梫一山氏跋于天津
中华民国廿七年九月双肇楼校刊
津浦铁路的修建与杨柳青站
韩淦才
一、津浦铁路的修建
杨柳青火车站是津浦线（1968年10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津浦线与沪宁线连通后改称京沪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当我们说起杨柳青站的时候，不能不回顾一下津浦路的建路史。
在清朝末年，一些洋务派的人，如李鸿章、刘传铭等都曾向清延建议修筑从北京到镇江的铁路。但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均未获准。直到甲午战败后，痛定思痛，才感到修筑铁路的重要性。1898年江苏候补道容闳认为当时德国即将在山东省修建胶济铁路，恐其修至济南后再向西延伸。遂向清廷建议修筑由天津经济南到镇江的铁路，以扼制其自济南西进，此建议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修路虽经批准，但筑路资金何来？当时国库空虚无力出资，拟向英国借款时，德国以修建津镇铁路影响其胶济铁路的利益而横加阻挠。为避免引起与德国的纠纷，想将此路西移离开山东省境。而俄、法两国又以距京汉路太近影响其利益起而反对。由于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诸列强正虎视耽耽，妄图瓜分中国，由于主权不整，虽在本土上修建铁路，也要听受外国人的干涉，真是可悲可叹！
以后英、德两国勾结密商，胁迫清政府由英、德两国贷款，以便通过贷款达到控制此路的目的。但贷款条件苛刻，清政府无法接受，未能达成协议。此时朝野人士纷纷主张由该路可经之省份筹款自建。而英、德两国得悉后，唯恐失去高额贷款利息，特别是怕失掉对该路之控制。因此在贷款条件上稍作让步，终于在1908年初签订了五百万英镑的贷款合同。年息五厘，并附加若干条件，如借款五百万英镑，实得四百六十七万英镑；以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税收为担保；在施工期间须任用英、德两国总工程师各一人；建成后在借款期（三十年）内，全路总工程师须任用欧洲人；施工时，凡需购置外国的器材，均需由贷款银行代办，并按买价收取百分之五的佣金；另由借款中提取二十万英镑作为贷款银行的酬劳金。在修建中途，因贷款用尽，又于1910年9月28日续借四百八十万英镑，条件与第一次相同。
因当时沪宁路也正在兴建，故接受了路经各省的建议，并将该路的起迄点改为天津至浦口，故此定名为津浦路。原设计为1013公里，现为1018公里。
筑路时分两段进行，北段自天津至韩庄（在山东省峄县，距徐州43公里），由德国工程师领导施工。南段由浦口至韩庄由英国工程师领导修建。北段于1908年7月在天津，南段于1909年1月在浦口，分别举行了开工典礼，但天津起点站的选址受当时官方、商民及外国势力的干涉莫衷一是，故北段先从良王庄起向南修建。开工后，因贷款合同规定“凡需购置的外国器材，须由贷款银行代为办理”，需从海上经海河船运至陈塘庄卸下。为就近运至施工现场，所以从该年8月起先修一条由陈塘庄至良王庄的专用铁路支线供施工运料用。此支线于七七抗战爆发后拆除（在五十年代初修建独流减河进洪闸时，还曾利用良王庄车站北端站外的一段该支线的原路基卸过料）。至于良王庄至天津段，后经与京奉路（现京山线）交涉，于1910年10月开工与京奉路在天津北站接轨。南北两段虽于1911年8月及10月分别建成通车，但北段因受黄河大桥控制，不能全路贯通，直到1912年11月28日黄河大桥建成，全路才算正式通车。于1913年3月底开始对外营业。
津浦路自1912年建成通车后，由于受到军阀割据、北阀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连年战火，迭遭破坏，时断时通，到天津解放前夕仅能通车至陈官屯。
二、天津解放时津浦铁路之现状
天津解放当时，天津北站到德州之间的235公里铁路、除了陈官屯以北仅有13公里的线路遭受轻微的破坏以外，从陈官屯到德州的180公里线路，钢轨、枕木大部份失散，桥梁破坏了约百分之四十，甚至不少地段的路基已变成了耕地，站房除天津西站、杨柳青、独流、静海等少数车站尚存外，其余大部毁于战火。
为使津浦线尽快通车，以支援解放大军南下，49年1月15日天津刚刚解放，对津浦线的抢修工作就开始了。铁路职工立即抢修通了天津北站到陈官屯间的线路。同时铁道兵团也开始抢修陈官屯以南的线路。至3月26日就已修通到了济南，当年的5月17日津浦线全线就已通车了。当时的抢修工作十分艰巨，时值天寒地冻，线路等于新建，所需的钢材（如钢轨、桥梁等）大部份是经地方政府动员群众自百里之外用大车拉运来的“破袭”时拆卸后隐藏保存起来的；枕木则是由东北运来的新枕木。破坏的桥梁一时修复不了，就搭便桥暂时维持通车。施工人员干劲之大，效率之高，充分表现了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所作的努力。
三、建国后的津浦铁路
建国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铁路运输日益增长的需要，扩大运输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已势在必行。
津浦线与全国铁路一样，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提高。解放前津浦线的线路质量较差，允许列车运行的速度每小时不到50公里，经过整修后到49年建国时提高到每小时65公里，经过几次的大修改造，到今天已经提高到每小时可以运行120公里了，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多。原来使用的是每米37或41公斤重的轻钢轨，到56年已全部换成每米50公斤重的国产钢轨，而今天则已换成60公斤重的长钢轨了。枕木原来是木枕，使用年限少，而且需要大量的优质木材，而今已换成既经济，使用年限又长的水泥轨枕了。因为只有线路基础好了，钢轨重量大了，才能提高列车的牵引重量和运行速度。线路质量提高了，没有能多拉快跑的机车（火车头）也不行，因为机车是列车的动力。旧的津浦路使用的是外国制造的蒸汽机车，拉得少，跑得慢。从50年代初开始逐渐改换成国产的大马力蒸汽机车，已经由原来每列车只能拉一千吨提高到现在的三千五百吨，如今正在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过渡，在不久的将来将实现电气化了。列车跑的快了，还需要有一套保证行车安全的信号设备。如信号机，过去使用的是机械式的臂板信号机（俗称扬旗），是一种比较落后的设备，安全效率低，夜间使用油灯。由于全国的电力大发展，有了可靠的电源、到79年已全部改换成安全效率比较高的色灯信号机了。既不用人力每天爬杆挂油灯，也提高了列车运行的速度。再有大家所熟悉的“路牌”，人们都看到过，在列车经过车站时，司机要用手“抄牌”。这叫闭塞设备，路牌这种设备，效率很低，且只适用于运量不大的单线铁路。因此，从60年代初就改成半自动闭塞，取消了路牌，提高了效率。但今天又改成了一种更先进的自动闭塞了。原来一天24小时从天津到沧州只能运行34对（68趟）列车，而今天光是客车就已达到37对（74趟），一天一夜客货列车可以运行至100对（200趟）了。在58年大跃进年代曾经开展过“全民修铁路”的活动。教以万计的民工在津浦沿线铺垫路基修双线，有的已经铺轨，如天津西站到杨柳青，独流到静海，唐官屯到马厂等。但在62年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时，暂时停建，直到75年再度上马，到77年全线开通了双线，运量比以前提高了一倍多。
总之，经过多年对设备的改善，使津浦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解放前津浦路的特别快车（当时所谓的兰钢皮车），从天津到德州需要运行8个小时，而今天从北京到上海的直达特快列车，从北京到上海1460公里仅运行17个小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杨柳青火车站
1．解放前的杨柳青站
如上所述，杨柳青火车站是津浦路的一个小站，距天津站约25公里。车站约建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当时的车站设备简陋，只有三股半道（一道是接不停车通过列车用的，二道是接去天津方向的上行列车用的，三道是接下行列车用的，四道是仅长百米的装卸货物用的，是一条“死线”，仅西端与三道连通）。当时三股道各长约300米，使用的是每米41公斤（一道）和37公斤（二、三、四道）重的钢轨。枕木用的是美国松或美国橡木枕。道砟用的是碎砖头（因河北省境内沿津浦线附近不生产石砟，由外地运来，价格过高，故在陈塘庄、良王庄附近建窑烧砖，以碎砖代替石砟铺路，后逐渐换成石砟）。车站的站房是德国式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是今天天津西站到德州仅存的五座原建筑之一，建筑面积为375平方米。设有办公室、售票处，行李房，候车室及行车室等，后院是站长的住宅。车站设有两座旅客站台（一座与候车室连通，另一座在二、三道之间为岛式站台）。每年上下车旅客约五万人次，货运量年不足一千吨。
2．建国后杨柳青站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杨柳青站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说设施的改善：
①货运设备：1950年天津专区煤建、木材、石油、棉麻等十大公司和粮库等相继建立。杨柳青站货物到发量骤增，原有设备远远不能适应，遂将原四道货物线延长并与三道接通。除在四道装卸货车外，并在三道内外两侧卸车，在第二旅客站台上也装卸货物。1955年又在原四道外侧增铺一股货物线（定名五道），外侧由原地方搬运工会修建装卸货物用的高站台一座及低货位等设施。
由于到达的货物太多，特别是元木、煤、砂、石、粮、棉等。当时只有马车拉运搬出，站内秩序混乱，时常造成列车停车事故和撞坏车马。对旅客上下车的安全也有威胁。为减轻车站压力及混乱秩序，于1956年经北京铁路局批准，在车站东端增铺调车用的线路一条，有两股货物线的货场一座，向北一直通向河堤（原址在今廊坊汽车二队院内）。57年修建西河闸时，将该货场迁建于车站对面现在货场位置。因建西河闸时大批物资需要到达，故仍先铺两股道，以便接卸物资。1958年为方便货主提货且距西河闸工地就近，车站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将源四道货物线拆迁到货场（此线于1982年扩建时拆除），此后迭经改善、增建，至77年津浦复线及货场改造完成，又增加了四股货物线。至今已形成有十六万余平方米的货场，六股货物线，并拥有三座仓库，四座货物站台，能办理装卸各种物资和集装箱业务，已达中型货场的规模。
②装卸机械化：从1958年起就着手对装卸工具的改进，屡有成果。特别是杨柳青镇地方搬运工会在车站投资了十六万元，按装了从车站货场到后河码头长约1500米的“高空索道”用以运输煤等散装货物，可以说是首创，吸引全国各地不少单位前来参观，又在货场内按装了电动扒杆（简易吊车）输送带及汽车吊等装卸设备。既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装卸效率。对加速铁路货车的周转（这在全国铁路来说是一项重要指标）和及时腾空货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按装了两台C型吊车和四台卸煤机，实现了装卸机械化。
③客运设施：解放后由于客流激增，原有的候车室已不敷应用。曾于1958年在原候车室东侧增建了候车室及行李房（行李房76年修建复线时拆除）。1976年修建津浦复线及站场改造时曾三迁临建房屋。至1985年一座总面积达1100平方米的新客运站房建成使用。同时为了旅客安全通过线路，还修建了一座地下旅客通道，方便了旅客。
④行车设备：车站的一些行车设备经过几次的改造有了很大的改善。解放后机车全部更换为国产大马力机车，拉的多了，列车长了。可原来车站的线路容纳不下这么长的列车（现在的一列货车长约800米），在车站不能交会（错车），就得延长车站的线路，经过1956年和1965年两次延长使原来仅长300米的线路延长到850米。1977年津浦复线全部建成，车站的线路从解放初期的三股半道，增加到了六股道，还不包括货场的六股，同时大家所熟悉的人工“扳道岔”改成了电动“扳道岔”，只要一按电钮，道岔就“扳”过来了，既节约了人力，也提高了效率。
再说所担负的任务
①客运：早年公共汽车尚未畅通之际，杨柳青及附近的旅客，多利用火车往来。自从公共汽车通到杨柳青后，方便了去市里的旅客，所以乘坐火车的人员相对减少。但近两年每年客运量仍达25万人次之多。
②货运：杨柳青站除了担负本地区的货物到发外，还吸引着霸州、文安、永清各县及安次、武清、大城、任邱、雄县的部份物资。所以从解放初期起，车站的货运量即已猛增。在过去的年代里，还有几次大的高潮。如大跃进时期，各厂矿争放“卫星”，以至车站的货运量骤增。“大炼钢铁”时用的煤、铁矿石等的到达。
在农业方面、大量的运进山芋秧，除用货车及冷藏车运来外，竟连旅客列车的行李车也被占用。由于运输距离远，时间长，有的在车内就已腐烂，大批的卸车后，又不能及时搬出，有的就在车站挑选好的、烂的随手一扔，以致造成车站臭气薰天。另在修建西河闸时，大量的片石、水泥、砂子、钢材等物资大量的到达。特别是1963年抗洪时，静海、独流车站是前线，杨柳青则是抗洪抢险物资集散的后方基地。所有到达的桩木、片石、草袋等抗洪抢险的物资都要在杨柳青车站卸车后，再转运前方。最多时一天要卸三百七十多车皮。以当时车站货场的简单设备，完成上述的大运量，确实是经过了超常的努力才完成的。特别是货场改造后，货位多了，搬出快了（汽车代替了马车）到达的也平衡了。但货运量还是逐年增长。如“五五”计划期间平均年吞吐量为57万吨，“六五”期间为65万吨，“七五”期间为77万吨，比解放前年吞吐不足一千吨增长3770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车站职工在上级党委及车站党、政领导的带领下，以忘我的精神，除安全地接发列车（已十年以上无任何行车事故了）此外，及时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运输任务。并多次被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天津铁路分局命名为“红旗车站”。
最后说职工生活及福利设施：
解放前的铁路，一般不考虑职工家属住房问题，虽建有极少数的家属住宅，也大多数为工程师、段长、站长而建。如津浦路全路仅有“员司宿舍”336间。在筑路时北段由德国工程师领导施工，所以在良王庄车站建有德国工程师及工务人员的住宅，柳青站根本没有职工家属宿舍。解放后自55年起，首先建了三十户约600平方米的平房职工宿舍。1960年又增建了十四户约300平方米平房。66年又在老车站附近（现轴瓦厂后门外），建了三十四户约650平米干打垒式平房。后因1955年及1960年所建平房因地势低洼，职工自己平垫，以致与马路形成三级跳坑式。于1979年新建了铁路一号楼、二号楼，共安置48户，约2400平米，拆除了原低洼平房。1984年又增建三号、四号两栋宿舍楼，仍为48户2400平米。至此已有正式职工住宅130户约5500平米。另外在“老车站”尚有十余户职工居住。
由于铁路工作的特点．在车站有六、七种班制，其中两班制职工需24小时工作，三班制需12小时工作。故在工作间隙时都需要休息（有工作时，立即起来工作）。因此设有调休室。每人都有单人床铺。冬天有暖气、毛毯、棉被、褥，夏天有电风扇、凉席、凉枕、毛巾被、还有蚊帐、拖鞋。车站还设有职工食堂、浴室各两处。旧社会那种一件破棉袄当被盖，一块砖头当枕头、饿了啃凉窝头、渴了喝凉水的悲惨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笔者今年又届古稀，在铁路工作了几十年，谨将自己亲见亲历情况及汇集了津浦路建路有关资料撰成此稿，奉献广大读者。尚请指正。
（按：本文作者自1939年入路，退休前为杨柳青车站值班站长）
杨柳青邮政通信史话
娄刚
杨柳青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著名城镇。杨柳青早期的通信邮驿，和近代邮政的起源发展同样是古镇历史文化源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杨柳青古镇曾设杨柳青水驿、杨青马驿进行寄递。到十九世纪初期清政府裁驿归邮。邮驿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曾几度兴衰变化。在通信形式上，通信手段和寄递方式上都有不少发明创造。象击鼓传声、峰火报警、飞书驰檄、驿传口信、物信置邮传命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口信物信还为人们所采用，但几千年的中国邮驿史，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官办官用，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民间通信则被排斥在外。
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日，起初说法不一，经邮政专家们从大量的史料中考证，把1878年3月23日定为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日。因为这一天按照史料记载系清光绪四年（1878）清总理衙门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并发布公告，由总税务司赫德（英）主持，派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人德璀林在天津海关书信公馆试办邮政。正式开始收寄华人洋人公众邮件，开办了信函、新闻纸、刊物和贸易契等业务。同时还组织了以天津为枢钮的北京、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海运和陆运邮路。同年七月，又公开发行了我国第一套“神龙戏珠图”的三枚邮票（即天龙邮票）。在这套邮资凭证的票面上印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面值和大清邮政局字样。1878年3月23日这一天，中华民族正式向世界宣称中国邮政这颗幼苗已破土而出。此后几年中，又不断地扩大网点建设，开辟新邮路，继续发行邮票，逐步普及全国，这表明中国近代邮政象一株新生的幼苗，逐渐具备了近代邮政应有的各种基本条件，标志着中国的通信事业已由古老的驿站、官局的落后状态，开始步入近代邮政的行列。
我从事邮政通信工作近三十五年，在长期的通信实践中，掌握和积累了一些杨柳青早期通信史料和近代邮政邮务活动资料，加以汇总整理，以供存史和借鉴；使邮政通信在改革开放中更好地服务于津西人民，下面分三部分作以介绍。
一、杨柳青的早期通信
（一）古道驿递
驿站建于周、秦时代，原为军事而设。自隋至清，隶属兵部，日久沿用，逐渐成为今日邮政前身。据《中国邮驿发达史》记载：杨青水驿，在天津府城外，旧在武清县南一百五十里杨柳青，明嘉靖十九年（1520）移置于此。杨青马驿，亦在天津府城外，有驿丞掌之。据《大清——统志》记载，杨青驿原属静海县。雍正八年（1731）正疆域，归天津县辖。据《县志》记载，天津卫城杨青驿南至静海县七十里，水行百里。东至宝抵县梁城所（即今宁河县）百四十里，水行百七十里。北至武清县杨村驿六十里，水行七十里。西北至顺天府二百五十里，水行四百里。驿站设有分铺，有炒米店铺、稍直口铺。据《方舆纪要》记载，杨青驿额设驿马二十匹，马夫十二各，驿递夫十四名。递马每匹日支草料银七分八厘四毫，递马夫每名日支工食银六分。另马匹需用煮料柴薪。还有纲头、买办、探事、送牌夫和灯油、药、鞍、屉、绳、凳等项月给银不等。及四月修盖马凉棚，九月修盖马暖棚、应付过往差使、雇车、添补等银，均由官府按规定从民间征税中支付。经考证，月银随着朝代逐年在减少。驿夫生活逐年艰苦贫困。
（二）驿弊与裁驿归邮
马匹、木船是古代通信和交通的主要工具，也是驿站的重要资产。清代对驿马管理要求非常严格。驿站有号头、喂马夫、行差马夫、兽医和马经济等。分工很细。据记载，要求马夫必先戒其吃酒。喂马夫好酒必懒惰偷料。行差马夫好酒必跑伤马匹，必须在马回来之时验马无汗方可免责。驿站工作非常紧张繁忙，有上站传来的紧急公文、奏折，需昼夜飞驰，急檄飞递，不得误时限。清朝末代在《驿事纪略》中记录了清代驿站衰落情形，驿夫的生活非常贫困，收入微薄，他们连续充当无穷的劳役，食不得饱衣不得暖，还要经常遭受辱骂鞭打。主管驿务的“驿幕”工作更是相当紧张，每天需要接应差事，处理纠纷，管理帐目，上集收税，应付往来。此外，还有很多琐碎事务要做。如“传棚匠，裱糊住房”，“督令棚匠，修理马棚”，“打篱笆围墙”，“饬木匠，修理收税桌子”，“塞鼠洞，修门窗”，“上街买火箸，煤炉使用”，“买官布，扯马兜，包袱皮”。驿务工作十分琐碎平庸，紧张繁忙，艰苦贫困。但贪官污吏横行，他们依仗权势，经常骚扰驿递，造成文报稽延，通信梗阻。驿站房屋长期得不到维修，破烂不堪，食料不足使驿马疲惫瘦弱，驿夫冬无寒衣饱食。光绪三年（1877）在京津古驿道上，出现了德璀琳开办的骑差邮路。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中国社会在急剧变化，作为“国家命脉”的通信和交通更是首当其冲，轮船、铁路、邮政相继而起，官民使用方便，使古驿站制度开始没落，也反映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于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批准上疏奏请“裁汰驿站，开办邮政”。这一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驿站的作用日渐消失，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杨青驿站在何年撤销尚未发现确切记载。
二、杨柳青近代邮政
（一）邮局的建立
根据《天津市档案馆河北邮政管理局全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署理津海关税务司兼管天津邮政的副邮政司申玛思在送呈北京邮政总办2月份月报中指出：“在距离天津三十华里的杨柳青，我认为应开设一邮局。待税务司批准后，我将着手这项工作。”在申玛思送呈邮政总办1902年3月份月报中指出：“三月二十四日，在杨柳青开办了一所邮局。杨柳青坐落于大运河畔，离天津大约四十华里。高级汉文供事杜运奎负责该局开办前后的工作。汉文供事杨寿增自一月份开始在天津受训三个月，现被指派为该局的管局供事。杨柳青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我预计该局很快就可做到收支平衡。杨柳青邮局与针市街的津城分局间有每日班往来跑行。”
在申玛思送呈邮政总办1902年9月份月报中指出：“杨柳青的供事已被召回总局，由陈朝〓接替他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搞清楚该局不景气状况是否由于供事的原因造成的。”
在申玛思送呈邮政总办1902年12月的月报中指出：“经您批准，杨柳青邮局已经关闭，在那里开设了代办铺商。在本月底之前，原供事应留在杨柳青，指导该代办铺商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1月18日），天津邮政总局向上海造册处请领杨柳青代办邮政分局铺户日戳，当时代办人王心甫。宣统三年（1911年8月2日）杨柳青代办铺商改设内地支局。
（二）邮史沿革
杨柳青内地支局在1912年至1928年间是旧中国邮政在古镇发展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内，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内地支局的发展。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同时京奉铁路延至沈阳。当时天津邮政成为由沈阳至沪杭南北邮运大干线的枢纽。1914年我国加入了万国邮联后，天津邮局汇同北京、沈阳邮局，直接对邮联成员国办理进出口邮件。这年一月，杨柳青内地支局升为二等邮局。
1917年，天津邮政局在市内开始使用汽车，机器脚踏车传送邮件。1921年天津邮政局开办航空邮件业务，这一年，杨柳青二等邮局增加了快递邮件，保险信函和储金业务。1924年10月1日杨柳青二等邮局关闭储金业务。1928年11月1日北京邮政总局第165/2233号备忘录中，批准了河北邮区天津邮政局所等级调整的决定，文中把杨柳青二等邮局更降为三等甲级邮局。
1929年至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二十年，其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几个历史阶段。“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饱尝丧权辱国之苦，邮政屡遭动劫难。“七·七”事变以前中华邮政的经营管理比较活跃。据1937年4月19日代理河北邮政管理局局长黄永德致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河北省兼察哈尔省办事处第166号公函附件记载：杨柳青三等甲级邮局设乙等邮务员1人，邮务佐1人，信差5人，邮差1人，合计8人。当时邮局月收入500元以上，每月挂号、快递信收寄件数在300件左右，开发兑付汇票100张之多。“七·七”事变以后，1938年，伪邮政总局建立，1942年改称华北邮政总局，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华北地区邮政事业基本由伪政权控制。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边区、渤海行署人民政权，创办了人民邮政，并对解放地区的日伪邮政、中华邮政进行了接管和改组。中华邮政日益萎缩，至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杨柳青邮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三、建国后杨柳青邮政状况
（一）邮政机构的变化
1948年12月20日杨柳青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杨柳青军事管制委员会临时接管了杨柳青邮局。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通管理处的统一领导下，组成由军代表刘长垣任组长的77人邮政接管组，于当日分两路进住河北邮政管理局，和当时邮局地下党胜利会师，接管了天津市内16个支局，12个邮亭，共1378人。以及东至塘沽北塘，南至唐官屯，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的16处内地邮局共130人。1月16日，邮政接管组遵照“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和接管与复业并进的方针，正式接管了杨柳青三等甲级邮局。其中，邮务员1人，邮务佐1人，信差5人，邮差1人，听差1人，共8人，并恢复了邮政业务。8月1日实行整编，新编制为局长、把邮务员和邮务佐改称副局长。1950年2月26日，根据邮政总局通令，改变原中华邮政各级人员称谓，把信差改称邮递员，邮差改称邮运员，听差改称邮助员，机匠改称机务员，司机改称驾驶员，当时邮政、电话为一体。1952年1月1日，杨柳青邮电局划归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1954年9月1日，李七庄邮电局开业，直属天津邮局领导。1956年，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成立。天津市邮局隶属天津市邮电管理局领导。1958年4月1日，河北省邮电管理局迁津办公，天津市邮电管理局与河北省邮电管理局合并，天津市邮局隶属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1960年2月1日，原河北省静海县邮电局所属杨柳邮电局划归天津市邮局领导。同年3月1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成立。天津市邮局属天津市邮电管理局领导。5月25日按市管局通知，天津市邮局郊区工程队与杨柳青长途线路工程队合并成立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线路工程队。1961年9月1日，杨柳青邮电局、李七庄邮电局、中北斜邮电局，均属西郊区邮电局，划归天津市邮电管理局领导。1963年8月9日，天津至新镇汽车邮路，因受大清河及子牙河洪水影响被阻断发往文安、新镇、胜芳等地的邮件，自8月10日起临时组班用汽车运至杨柳青堤岸，利用防讯木船、汽车船联运和委办汽船托运等方法运输邮件。8月20日，邮局职工为防汛大军服务上堤。在小卞庄、万家码头和杨柳青设立三个临时服务点，开辟九个投递段，累计全长270公里，安装信籍十二个，延长邮路一条20里，增加邮路一条三十里。
1964年1月1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撤销，杨柳青邮电局划归市邮局直接领导。
1965年1月1日，将市邮局领导的杨柳青邮局的电话部分划归市属地方国营，成立郊区电话管理处，由天津市电信局代管。
同年4月5日，中北斜邮电局迁往黄河道红旗路口新址办公，定名为“黄河道邮电支局”仍属西郊区邮电局领导。1966年3月，编为43支局改属市邮局领导。
1973年10月1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复成立。杨柳青邮局又属市管局领导。
1979年9月21日，杨柳青邮电局的邮电、电话两部分分别划归天津市邮局和天津市话局撤销西郊区邮电局，分别成立杨柳青邮电支局和杨柳青电话分局。
杨柳青邮电支局设正、付局长和党支部书记两名，下设办公室、会计室、营业组、投递组、发行组、电信组和机要组，全局职工47人。
1984年9月1日，市邮局对现行的邮电支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原杨柳青邮电支局改为西郊区邮电局，当时全局职工75人。
1986年4月20日，西郊区邮电局迁至新华路二经路口新址办公。同年六月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1991年1月1日，又更名为“西青区邮电局”，直属市邮局领导。
1992年1月1日，市邮局又成立市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中五个区局，西青区邮电局又属市西区邮局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杨柳青邮局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虽隶属关系和领导机构几次变化，但在市邮局党政领导和西青区委、区政府关怀下，杨柳青邮局成功地走过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各项业务发展迅速，较好地完成了历年通信任务。自79年以来曾十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并涌现出象李学智那样的全国邮政优秀投递员、市劳动模范、全国邮电劳动模范。为振兴西青经济，满足各行业通信联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杨柳青邮政业务的发展。
1949年10月1日邮电部成立。杨柳青邮政局按照邮电部确定的：“为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邮电部、邮政总局的领导下，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发展邮政业务，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能，增加收入，为达到邮政经济逐步自给自足而奋斗”的经营方针，逐步恢复办理了函件、包裹、汇兑、报刊发行、机要、储蓄、集邮等业务。邮路不断增加，邮电业务总量和邮电业务收入日益增长。1992年，杨柳青局邮政业务总量年完成130多万元。邮电业务收入完成120多万元。是解放初期的十倍。
1．函件
解放前，只办理平信及单、双挂号业务，数量甚微。
解放后，1950年杨柳青局年出口函件已超过一万件。1953年，又增设了估依街邮电所、驻青部队内三个邮电所。办理国内、国际信函．国内挂号、保价业务和装钞保价信函业务。1958年开办了保价印刷品业务。1960年开办了特种挂号业务，1961年停办了装钞保价业务，1966年停办了双挂号函件业务。1980年恢复了挂号回执业务，增办了代收货价、代发广告业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飞跃发展，各行业重视信息交流和反馈，函件交寄量明显增加，1988年我局又增加了邮政快件和特快专递业务，1992年杨柳青局年出口函件达72.1万件，是解放初期的70倍。
2．包裹
解放前，包裹交寄量年仅千件，建国以来，包裹交寄量不断增加，根据邮电部对寄递包裹执行限寄、禁寄、鉴封检查处理规定，1951年停办了代收货价包裹业务。1978年对企事业单位交寄的大宗商品包裹实行自购封装专用邮袋交寄的办法，1979年又恢复了代收货价包裹业务。1981年，增办了乙类保价包裹业务。1985年，对交寄大宗商品包裹用户实行签订免验交寄合同书制度，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1992年出口包裹达23337件，是解放前的20倍。
3．汇兑
1950年，杨柳青邮局只限办理小额汇款业务，最高限额为100元，因汇款业务极少，被称为兑超局。
1953年，部规定“邮政汇款以个人汇兑为发展方向”的原则后，最高限额为300元。1959年，票汇改成信汇，把普通汇款额提高为1000元。1966年，增办了电报汇款业务。1981年增办了高额汇款业务，最高限额为5000元，邮电公事汇款不限。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1990年，杨柳青邮局已成为汇超局，汇出款大大增加，1992年，全年开发出口汇票24307张。
4．报刊发行
1950年6月实行“邮发合一”办理报刊发行业务。杨柳青邮电局主要发行《天津日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新晚报》和天津《支部生活》、《宣传手册》等十几种报刊。以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订阅为主，农村订阅甚少，故发行数量不多。自六十年代，报刊种类不断增加，达到800多种。界内的企事业单位、驻青部队、商业、学校、工厂、乡村大队均订阅报刊，订阅数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全区农业人口订阅《天津日报》、和《天津日报农村版》数万份，平均8人一份报纸。1982年杨柳青邮电局增设了报刊零售亭3个。1985年《天津日报》自办发行，我区内出现了少量的个体零售报刊摊点。全区报刊发行零售种类达两千种以上。1992年，杨柳青局报刊订阅年度期发份数达3397520份。
5．机要通信
机要通信原称“军邮”，解放初，军邮属天津军分区司令部和天津地委双重领导。负责传递天津地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的机要文件，设机要通信员40名。1956年天津地委将机要业务及所属人员交杨柳青邮局直属，负责邮运接发转发和投递机要文件业务，并按规定收取资费。1958年，改设机要组，由2名机要员负责收发本局界内的县团级以上（包括驻军）单位的机要文件业务。并实行由局长（党员）和机要员双人眼同封发，开拆勾挑验收制度和回局复检制度较好地落实了保密安全、迅速、准确”八字方针，确保了机要质量。1992年本区机要文件进出口交换量达8516件。
6．集邮业务
1982年6月天津市邮票公司在杨柳青邮电局设兼职集邮台，主要出售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小型张邮票和小全张邮票。为贯彻“为集邮者服务，对集邮者负责，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的方针，1990年改设专职集邮台。先后增添了集邮册、放大镜、镊子等集邮工具。业务范围业务量逐年增加，到1992年年售票20万枚。
7．邮政储蓄
1986年6月杨柳青邮局正式开办储蓄业务种类分：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活期存取、活期异地存取、定额定期市内通取、定额定期有奖储蓄、零存整取有奖储蓄、中小学生储蓄、储汇互转、代发工资转储蓄等十种储蓄业务。1989年局内成立了储蓄组，1992年底邮政储蓄余额达1740万元。
8．邮路
1950年至1959年，杨柳青邮电局进出口邮件靠委办汽车、铁路邮车。镇内和乡村投递靠自行车。全局共有自行车投递道段八条。东由马庄村至南赵庄村50公里；西由桑园村至东碾嘴村51公里；北由火车站至线河村55公里；南由电业所至曹庄班道17公里。机要投递33公里，镇内一、二、三、十五、十六街为一段15公里。四街至八街为一段14公里：九街至十四街15公里。合计邮路为250公里。
1960年天津市邮政局自办天津——霸县汽车邮运。杨柳青邮电局结束了委办汽车和火车邮运历史。1969年至1973年，杨柳青邮局用摩托车到天津东站邮局自取《天津自报》《人民日报》等报刊，送出口邮件，使用户既能见到当天报纸，又能及时收到邮件，加快了报刊邮件的传递速度。1974年乡村投递和机要通信全部改用摩托车投递。1982年为解决投递员负重量过大问题，又增划投递道段，共有道路22条。1985年《天津日报》自办发行后，邮局又压缩邮路五条。1992年4月，因传统业务滑坡，又压缩邮路三条，现有邮路14条。邮路全长560公里。
9．电报
解放前，局内办理公众电报业务，因民用电报费用昂贵，一般群众很少使用，电报量甚微。解放初期，局内设电信营业台办理电报业务。电报传递采用人工译电，使用人工手发报机，通过专用线路发送“莫尔斯”讯号。1949年去报量仅数百份。1966年增办电报汇款业务。1971年换装《55》型电传机，单功能收发电报。年去报量超万份。是年局内电报室增设人防无线与“7011”台联络。翌年撤消，划归西青区政府管理，设区人防办公室。1988年开办礼仪电报。1991年改装翰林《JK》系列智能型终端全电子微机传递明码汉字电报。1992年去报量43288份。
10．电话
解放前，局内办理民用电话业务，业务量极少。
解放后，公众电话业务量由年仅百张增到年千张以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全区由磁石交换机改装纵横交换机，目前（1993年）又改装程控交换机。公众办理公用电话和长途电话业务逐年增长。1992年公用电话548次，长途电话2567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正沿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杨柳青邮电局全体干部职工以振兴西青经济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为动力，加速邮电经营机制的改革，启动内部活力，为西青经济的腾飞做出更大贡献。我相信邮政职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在振兴西青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能改变邮政落后面貌，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1993.9.18）
（本文作者系西青区邮电局局长）
杨柳青建筑业及其工艺精华轶闻
石经
（一）杨柳青五大建筑作概述
早年间，杨柳青没有建筑行业这一说。当初人们，搭盖房屋，都是以互助形式，待房主把建筑材料准备充足后，召请邻居亲友帮助施工，主家只需要按时供应茶、饭就可以了。这种乡俗直到如今尚有故影。
在明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五方所聚，市场繁荣，外来的官僚、商贾，到此定居的逐年增多，这样被雇做泥瓦工的人，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几乎全是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赚些工钱填补生活，后来有些较大建筑工程，需招雇大批工人从事作业，雇主从众多的工人中，选派出一人当为领作，被选的领作者，必须熟知工作程序，能预算工料，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特长。既能按雇主的意图，建成称心如意的宅院，又能根据工人的特长，安排活计，这样日久天长，领作人就具有了权威性，成了不竖牌匾的建筑作。如有雇主打算修建房子，就直接找领作人具体商量，准备物料，订期施工，从而给劳、雇双方带来方便。清代中期以后，大船户，工商业户、官僚、地主户增多，他们互相炫耀财富，争强斗胜，新的豪华住宅，相继而起，有的大工程工期竟长达两、三年。到清末杨柳青就有五家较大的建筑作先后形成，他们也各有主顾，不但每年要建新的住宅，且对已为各家建成的房屋进行维修和拆改，这样五家建筑作就扎下了根基。
甲、贾家作
贾家作成立於明代末年，据后期领作人贾耀和介绍．在明末重修文昌阁，建玉皇庙，以及清代建紫竹庵，全是他家领作承修的。住北岸的多经营商业，有的还进入仕途，并盖有家祠。住南岸的则大部分为建筑工，多是生活上比较困难户。贾家作在道光年间曾一度解散，后为贾耀和的高祖又重新组织起来，传到贾耀和已经五世了，到民国时期，从事建筑的除贾耀和与其弟贾耀田外，还有叔伯兄弟贾耀海与贾耀清共四人。他家领作的最后一批活，雇主是安文忠，安文忠是在新疆伊犁经营文丰泰京货店发财还乡的百万富翁，置买了估衣街施医局胡同西侧的四所宅院，拟将临街的一所四合院推倒改建家祠，因原房底建筑、维修都是贾家作一手承办的，所以这项工程又给了贾耀和。后来因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富室多外迁避难，每年只有些零活，从事建筑业的人们生活时陷困境，解放后贾耀清改营蔬菜，贾耀和、贾耀田与贾耀海三人参加了建筑社。贾耀田年仅三十，他感到过去自己从父兄处只学会搭墙抹灰的活计，挣钱有限，日子很苦，现在按月能领到工资，生活上很满足，他潜心钻研钢筋水泥等新工艺，四处拜师求教，他所负责领做的各种水泥构件，或大型浇灌等，从未发生过质量问题，现老人已退休在家，当笔者前去访问时，见老人仍在研究一些古建筑，他用一些废旧木料、石膏、水泥等，制成了旧药王庙戏楼、牌坊和现存的文昌阁等模型，其中两个牌坊，一个是水泥和石膏做成的，一个是木制的，都高约四十厘米。贾耀田说：“我做这个一方面是为锻炼恼力、指力，使之不致僵化，同时也是为着让下一代人知道杨柳青过去的三宗宝。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没有党我怎能有这样安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乙、吴家作吴家作成立也很早，地址在后大道关帝庙前，成作之初，大小活都揽，主顾颇多，东起小梁庄，西至改善街，南至运河沿，百分之八十是他家的主顾，人们对他家的评价是；基础扎实，坚固实用。他家夯的地基坚实，在灰土打实后，领作人要在夯上上面走两趟，凭经验认可后，才能铺砖搭盖，所以经他家施工的房子多少年来，很少有裂缝、倾斜等现象，因此历传十馀世而不衰。光绪十年（1884）后，新疆红庙子（迪化）初建省会，杨柳青人兴起了“赶大营”的第二次高峰，当时领作人吴顺栋也想去趟新疆，正当他筹措路费时，有专营湖州漕粮船户聚源号李家，打算在东当铺胡同与天泰大街拐角处一侧翻盖新房，叫他暂时留下，等完工后再走，这样他又延迟了一年。他认为这是最后的一次领作，把各项的活计都严格把关。完工后，除工资外又酬谢他一百元钱，次年把领作业交给儿子，自己就西去了。聚源李家的这所房子历时八十馀年，在六十年代建设光明路拆除吋，房屋衣然完好，没有一点潮碱斜裂现象。民国后其孙吴金松管业，此人技艺灵巧，一改其祖父墨守成规的作风，首先釆用钢筋水泥、水磨石等新技艺，解放后他参加了建筑社，被推选为社长，管理各处施工，经他建有天津地委党校（镇政府现大楼北院）及专员公署、对解放后各项建设，很岀一把力，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故。
丙、周家作
周氏家族来杨柳青落户，约在明永乐十年（1412）左右。其光祖周缙，湖北武昌人，在洪武末年来河北，任永清典史，代理悬知事，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起兵南下，附近各地官吏都闻风迎降，惟周缙独自组织抵抗。后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周缙被捕抄尽家财，并充军兴州卫，以罪臣家属，由信安迁来杨柳青莲花淀边，隐名定居过着贫苦的劳动生活，五世后始遇大赦，将居住地定名为周家庄（今场柳青镇西头十三街），以后族支繁衍，部分外迁落户，滞留者多为贫雇农，周家作成立后从业者，多为本族人，他们都能担负重体力劳动，尤以做条石工见长，经周家作修盖的典型住房至今尚存者，为猪市大街乔家疙?北口东侧之石姓宅，宅主石蕴轩在光绪间做过扬州知府，其子石秋潭即在此建府第，由周家作承担施工，建成两个大四合院。厅房宽敞，气宇不凡，特别是大门外石阶五级，两边又加护阶条石，街心东侧设上马石，更显得一派豪门气派。民国后石秋潭外迁定居，将全部房产与家俱陈设、尚有部分土地做价十万元。卖与新疆同盛和归客周玉丰。周原为周家作成员之一，其父周乾义为石工，后去新疆发迹的。所以周玉丰不无感慨地说：“想当初我还在这里提过泥兜呢（建筑小工）！但他买后仅十馀年，因“七七事变”全家迁往天津，此房即闲置起来，而今虽年久失修，阶石残破，但其工艺特色，仍可见一斑。
丁、杨家作
杨家作地址在今八街盘香胡同，他家成作较晚，仅传三世。光绪间，领作人杨如金赴新疆谋生，由人称二掌作的杨如春承接，该人心灵手巧，技艺娴熟，其雕刻艺术，尤为同行所钦佩，在他手下的工人有许多能手，如民国二十年代修盖裕盛董宅时，桂三师夫一日能垒砖一千馀块，很受雇主赞赏，还有一位叫李老黑师夫，夯土号子唱的悠扬顿挫，娓娓动听，他会几十段词曲，能够根据施工场合及雇主家庭门第爱好，选唱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词曲，博得群众喜爱。同时他铺瓦、勾灰的手艺也比别人既快又好。因此、他家的业务也不断扩大，就连距离较远的十三街、十四街几家宅门的房屋修缮，如乐一堂张家等等的工活，也都被他们所承揽。后来杨如春也去了新疆，由其弟杨如和接手领作，解放后杨如和等参加了建筑社。
戊、白家作
白家作兴起年代不详，但应不晚於道光末年，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军之役，文昌阁被焚毁，五年后（1858）重修时，就是由白、贾两家从业工人合作修复的。同治末年，由白永泰与其弟白永和接管领作，兄弟二人均聪颖过人，且好学肯钻，许多高难工技，都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尤擅砖雕，能做大型拼接、镶嵌等工艺，因此深受本地富户石氏家族所称许，在前大街天锡堂和其他老宅各堂号所有建筑的拆改维修等活计，几乎全被他独揽，他手下有很多从业工人，也颇富有才干，可惜兄弟二人在清末民初时，都相继去世了。
民国之后，在杨柳青又有一些从业工人，自己领作，另立新号，如赵家作、于家作、高家作、徐家作、何家作等。但存在时间都比较短，没什么可供记载的。
（二）杨柳青建筑业的兴衰
这里的建筑业是在明王朝时期，随着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广修庙宇之风逐步兴起的，据查仅杨柳青镇内，在明代新建和扩建的大小庙宇二十五座，其中有最大的五座，这五座大型庙宇，每座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其他一些典当、商号乃至一般官僚、大户，如石马张家、继和董家，绍兴黄家等，虽有深宅大院，但均无任何砖木石雕等华丽装饰，而墙体也多里生外熟（土坯外包砖皮）的传统建筑，到乾隆末年（约1795年前后），大粮运商石万程到这里开张落户，家族日举，才有了甲第连云的建筑群。在嘉庆二十年代（约1815），天津县衙门开始对辖区城乡，以村镇为单位，绘制了地貌示意图，绘成后，特在杨柳青图内石家老宅地段上，划了一个方框框，表示了庄园大户区这个地貌示意图、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附入《津门保甲图说》出版。从这地貌图出现后，地方上的绅衿富户也不惜投入巨资，互相攀比，互相炫耀。其特点是门楼深邃，台基培高，墙面采用磨砖对缝干摆法（用糯米汁拌灰浆压缝从表面不见灰线），戗檐做方砖浮雕，下用长方、三角、八宝流苏等等配套，从而不仅增大了工程造价，也促进了建筑工艺的提高和从业人员的发展，这是杨柳青建筑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到同治年间（1862—187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断了十五年的京杭大运河恢复通航，杨柳青许多粮商、船户都重交好运，又出现了不少绅衿富户，他们为炫耀财富又大兴土木，修建宅第，从而把建筑业又推向第二高峰期，当时天锡、尊美两家石姓堂号，还特请来北京能工巧匠参加修造、而杨柳青五大作的竞争，也形成了优胜劣败之势。其中以白家作后来居上，领作人白永泰兄弟技艺高超，成为建筑业的能手，如是纵横三十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外国轮船日甚一日的在中国沿海口岸横冲直闯，加之津浦、京汉铁路的陆续建成，代替了内河航运，杨柳青市面迅速衰落，建筑业也随之衰落，民国后虽有些当年“赶大营”的老客，腰缠巨万，先后还乡。如郭相甫、王德云、牛少奎，以及后来的安文忠、张润田等，他们也曾大兴土木，但毕竟是少数，而后来1917、1924年两次大水灾，再加之军阀混战，动乱无常，不但新疆归客，站脚不稳，竟连许多厚有的大户，也多外迁僦居，当年所谓的五大建筑作，也就名存实亡了。
（三）从业工人的生活概况
当时领作人对正式从业工人与壮工，不存在剥削关系，从业工人在领作人指导下，以自己的工作特长干活，雇主根据当时工种行情发给工钱，个人收入与领作人无关。按当时工费行情，如在三十年代初期，熟练工（也称大工）师夫，每日每人工资六角，壮工（包括淋灰、合泥、搬砖、携瓦、搭架子等重体力活，也称小工）每日每人工资四角，领作人有时夹部分童工，结算时也按壮工计酬，最后私扣一至两角归已。领作人同搭房盖顶的熟练工一样，也是日领六角，所不同的是计期较长，还有一些细活，如磨砖、雕刻等，亦属其专利，另外各种建筑材料，除雇主自己预先购进者外，凡由领作人代购的灰、砂、石、砖、瓦、木料等，卖方都要付给领作人一点微薄的回扣，（每元约二至三分）名曰扣“小水”。至於完工后，雇主付不付酬赏，或多或少，那就不一定了。另外关於熟练工、壮工，他们都属於季节性的临时工，一般都是农历春分节到九月的霜降节这段时间，应招上工，干一天给一天钱，到冬天则另谋生财之道，所以必须身兼二艺，才能维持生活，这些人最常见的是：卖糖胡芦或其它小食品，为糕点铺加工五碗蜜供（用炸好长二公分、厚五毫米的小套环麻花，醮蜜糖垒成四寸见方，高尺馀，四面坡形封顶，每五个为一套，春节时做为供品，手快的每天能做成一套，可得工钱五角，解放前津、京尚有生产），撑拖床（河道上客运），拉大爬（卷野草卖），扫雪道（受雇清理冰上积雪）等等。生活没有保障，记得少年时，每值新年除夕，街市上悬灯结彩，巷内壁灯高挂，家家大门敞开，院内灯火辉煌；而从西头平安路北行到周家庄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了。有很多家院门紧闭，声息全无。还有的人家是篱笆墙，向里望去，窗上挂着破草帘，显然连一张窗户纸也买不起，其中困状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个别生活较好的，如杨家作杨如春的弟弟杨如和，平日即买些竹篾子，利用晚间扎花灯架子，冬闲时赶糊花灯，由家人涂油彩，每进腊月还在娘娘庙西边画市上，摆摊趸卖年画，直到除夕夜晚收市。转年正月初二日花灯即又上市卖到元宵节，这样一冬一春就温饱有馀了。解放后土改时，部分工人分得土地成了农民，部分工人参加了建筑社，所有的人都告别了劳苦饥寒的日子。
（四）尊美堂筹建始末
甲、大兴土木念头的萌生
尊美堂石宝珩在道光初年与他的三个哥哥分家后，各立门户，他有三子，长子石元俊，字筑岩；二子元仕、字次卿；三子元杰、字蓬仙。元俊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在咸丰十一年（1861）考中辛酉科举人。此前，他这一直住在老宅区内，因其父忙於理财，他自己又勤於学业，家中人口日增，虽感住处窄小，也无暇考虑建房问题，中举后，他拜会了在保定、北京、天津的许多同年，（同科中举的称同年）见到很多建筑宏丽的庭院，才意识到自己家中也当有接待贵宾的厅堂，怡悦性惰的馆舍，他很爱北京式的大四合院。这时姻亲张之万（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状元）正在北京任礼部侍郎，兼辖工部。石元俊就夤缘得到一个“工部郎中”的挂名差使，从而接近了许多桅厂（为皇室王府等处的大型建筑作）的管事人，而后在杨柳青购买了南由河沿街，北至估衣街的一片宅基地，拿着弓口四至的平面图纸，到北京与桅厂的两位设计师夫研究规划草图，按照石元俊的想法，宅基地尚嫌不足，这块房基地西邻还有相当於石元俊所购基地的三分之一为本族长门九思堂与馀顺平李姓两家所有，经托人说合，九思堂裁让了一大部分，仅馀西侧一个小院，盖了个澡堂出租（估衣街聚华澡塘）。其西南一角，经过往覆协商李家坚决不卖，因此去掉原来设想的小花园、书房，重新制图，准备物料兴工。按照北京师夫的设计图纸，一切砖、瓦、灰、石及木料等等，都需到外地采购，要从四川、湖南等地买进松、杨、楸、黎、檀等各种元木，从苏州买进用澄浆烧制的瓦片与灰白砖，从顺德、阳曲等地买进条石、石鼓门墩．从房山买进青石石鼓、护阶石、护栏，从易州等地买进青灰、石灰等等，在同治年间的前期，正是太平军、东西捻，一再撼动朝廷宝座之际，运河两岸，峰火连天，这时到南方购置，运输砖、瓦、木料，都很困难，所以直到同治十年（1871）以后，才置办完毕，开始启运。木料运来后，在上辛口对河上岸，圈出一块土地存放，由冯高庄佃户李氏负责看守，所以木厂村的村名，也就从那时留了下来。砖、瓦、石料运时工地，才算万事俱备，只待施工了。
乙、“五大作”冬季施工
同治十二年农历八月，大运河由南到北，堤岸数处溃决，幸水情较晚，秋粮大部已收，但受邻区灾情影响，粮价依然上升一倍多，转年春初，五家建筑业领作人，争相到尊美堂接活，同时北京的设计人员，也来到杨柳青，验看了准备的物料，建议再在本地制砖四十万块，并商定戏楼、鸳鸯厅、暖厅，以及各垂花门楼，院排水线，均由北京派技工与本地工人合作修建，其馀按照图纸，完全由本地瓦木匠施工，要求年内做好准备，次年春季动工，据此当时把五大作的青壮工全部派往运河南三里处盘了三座砖窑，制坯烧砖，把瓦、木石工人留在工地上进行磨砖，片木、凿石、雕刻……。历时半年，眼看天气渐凉，在露天干活，已感不便，於是五大作便按照图纸，开始分段挖沟夯土，先筑起围墙房屋，到上冻时房屋苫好了上盖，只是没有上瓦。早晚间各屋生了炭火盆，有的进行了内装修，有的磨制构件雕刻，有的打制门窗等等。一直干到旧历除夕，才算告一段落。在这一段时间里，五大作的总负责人是白家作的白永泰，石家派出的是账房的一位王先生，他俩除每天发放工资外，还负责其它事项的沟通。到除夕这一天，工人们很早来到施工现场，打扫了场地，又把一些凌乱散放的东西归置起来，还不到中午，一切安排就绪，专等候领工资回家过年了，这时账房王先生由五位领作人陪着，来到工地围场转了一圈，然后对大家说：“昨天主家发下话来，叫我查一查今年开工后一共下了几天雨，大家没能上工？我查了一遍回了话，总共是十二天，我和五位掌作的核对过了没有错，现在就发给大家领走，回家包顿饺子吃。”说完，由各领作人连本日的工资一起发给了工人。
丙、来自北京的师夫
转年农历二月初，北京的两位设计师夫来到这里，就在工地上新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账房王先生每日相陪，酒饭款待，他二人勘查了鸳鸯厅、戏楼、和暖厅等地方的划线，又与图纸核对了尺寸，决定开槽，拌土兴夯。本地的青壮工全力以赴，一层灰土夯实后，泼一层江米汤，再夯第二层，就这样层层夯实，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去北京的大船接来了四十名工匠，又从本地的熟练工中挑选了六十名技艺较强的工人配伍，立即投入建筑施工。白永泰也参加在内，与二位设计师连络指导。来的这四十名工匠，确实身手不凡，他们垒砌的底碱既快又好，特别是每层砖砌好，还要灌一次灰浆，都是自己接过来浇灌，（本地浇灌都由壮工干，活计粗糙）然后刮下浮浆，再垒第二层。他们在工地上干活，寡言少语，目不斜视，除了设计人员用建筑术语指点外，无论何人与他们谈话，均不理睬。起初使本地师夫们对此很反感，认为他们太傲慢，摆臭架子，后来才明白，北京与外地不同，他们经常承修皇家宫室、园林和王公府邸，在去工地干活前，先由桅厂四角立上桅杆，搭好架子，用席上下封严，留一个出入口，工匠们只能在这工地的小圈子里低头干活，就是这样内务府的官员和管事太监，还要到场监视，不准四下张望或交头接耳。每天上、下班，必须由官员们领进领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有尺寸的地方”。他们收工后到宿舍，也照样有说有笑，日子长了，大家也逐渐融恰起来。有心的师夫，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高难技求。如吴家作的吴顺栋，白家作的白永泰，在诸如施工程序等方面，得到了不少教益和启发。吴顺栋对北京师夫浇灰灌浆，亲手自垒自灌，深感兴趣。在垒砖时，砖的横面楞角处，都轻轻的抹上一层灰膏挤住，这样浇灰时，灰浆就全部进入缝隙，没有跑漏现象，既保持了墙面里外整洁，又使墙身粘连在一起，增加了强度：本来吴家作以前就有“基础扎实，坚固实用”的美称，再经他吸取了人家的长处，精益求精，就更为人称赞了。这里收获最大的还得说白永泰，他在与北京师夫们共同操作中，不但掌握了戏楼与鸳鸯厅的木架结构尺寸，还洞悉了垂花门这一复杂工艺的奥秘，并能加以改进运用。垂花门不但杨柳青先前没有过，即外地也很少见，尊美堂却一气建了三处。一处是戏楼外的大门，另两处都建在中轴线通往后门的甬路上。它是前重后轻的一种木结构，前面主要靠镶嵌在大门框柱间的撑拱，以承托枋梁和垂花吊柱，后面是依靠扛捍原理牵制拉押，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前倾现象。后来他给天德王家（本镇富绅，石氏家族姻亲）修盖大门楼时，在门后试建了垂花门，曾使石元俊惊叹不已。后来石氏家宅每年维修拆改等活计，几乎全为白家作所承揽，成为五大建筑作的首席。
本年度从农历二月，北京桅厂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中秋节后，历时七个月，几项大型建筑和排水工程，大部完成，他们认为其馀的一些工活，本地的建筑作都能胜任完成了，就全部撤离回了北京。其实也并非如此，内外装修，还有许多细活要做。真正的原因，是本地的木工用楠木打制门窗，使他们很后怕，按清朝的封建制度，除皇宫、王府、坛庙以外，是不能用楠木来做建筑材料的。当年大学士和绅被参刻的二十条大罪中的第十三条就是：“私盖楠木房屋，潜移逾制……”，到清代晚期，许多禁令虽已渐废驰，但做为常年受工部衙门趋使的桅厂工人，还是不敢担此沉重。
清光绪三年（1877）尊美堂主人全家开始进住，以后仍经常不断地雇用瓦木工人，进行修建、改建、装饰，经五十度春秋，到民国十二年（1923）全家迁往天津市止，才具有了当时那样的规模。
以上材料是木工王春（十五街人）老师夫当年向我提供的，至解放时他老人家，年纪已经八旬开外，他自幼随同师夫在尊美堂干木匠活长达四十馀年之久，尊美堂全家迁往天津时，才被解雇。
（五）精美的砖雕艺术
甲、砖雕的兴起时代与年画艺术的渊源
我国砖雕艺术，历史悠久，它是从古代制陶工艺及秦砖汉瓦而逐渐影响演变兴起的，近代各地出土文物中，曾有东汉时期的很多“画像砖”，这说明远在两千年前，这种工艺就初具规模了，不过那时的砖刻，都是放进墓室、祠庙、园林里。做为精致的房屋装饰，在杨柳青还是清代中期近二百年的事情。
进入十八世纪末期，杨柳青镇，有些居民以经营漕船、粮食、杂货等工商业发家致富以后，也有的科考了功名，做了官，古语说：“富润屋、德润身”。他们大都建筑了豪华的宅第，这其中最绚丽的标准，就是高大的门楼。这项工程的墙体很讲究，从“淌白”（两面磨砖）到“撕缝”（五面磨砖），进而到“干摆”（六面磨砖，每块大小尺寸划一，不能有丝毫误差，只用江米汁、灰膏做浆糊用，外表看不到砖缝。到上面装上“戗檐方砖”，这方砖也须磨平刻上各种图案，在下边的托砖板及以下做成与戗檐砖相称的长方形、三角形和流苏坠头浮雕。最初的建筑工人没有这种手艺，必须请绘画年画的画师设计稿样，再由刻画版的师夫去雕刻。最初的样子显得朴拙呆板，现在还能看到的有前大街石家老宅门楼残存的两块蝙蝠雕，就是那时的代表作。刀法如刻图章，立上立下，很像年画作坊的腊花纸韵味，没有一点立体感。后来建筑作的师夫们，从各处的刻石如石鼓、门墩、碑额等处的刀法运用处研究、构思，也出了几位雕刻能手。他们在艺术上不断钻研改进，可以说一代比一代更为精美。清画师们出的稿样，如王少亭的一对方砖稿，索价才两元钱，若再加砖托板，长方、三角和流苏坠头等镶雕画样，总共也不过五元左右。但大多数的瓦木作师夫也能自出稿样、自己雕刻了。杨柳青在解放前有些中等户的三合院、小四合院也有这种带砖雕的门楼，据统计大约有二百家以上。当然在花样上有繁有简，有细有粗，但除刻有大福”字者外（共五户），其它如花鸟、鹤鹿、山水、案头清供、琴棋书画、明暗八仙或吉祥喻意等图案，千变万化，无一雷同。惟人物图案很少，仅尊美常估衣街的两个后门，雕有和合二圣、与王子求仙两幅，据说他处还有，我未及见过。戗檐砖也有双层套刻的（现存杨柳青博物馆内），是河沿街建隆胡同南口怀德堂石氏故宅的旧物。还有两个门楼很讲究，一家是尊美堂的河沿街正门，大门两边用干摆法垒砌上去，房檐不外伸，没有“戗檐砖”装饰，改用额枋平砖贴齐，额上用双层方砖共二十四块压檐，长两米，高六十公分，上有不同刀法镌刻的“牡丹富贵图，其中有平刻、镂空、镶嵌，使花叶疏密相间，玲珑剔透。两边的山檐墙上虽没有戗檐砖，但下面仍有托砖版，版头上也镶有浮雕“荷叶莲花”，其下的长方形与三角形等镌有“丹凤朝阳”与“麟吐玉书”也颇为精采。第二家是大寺胡同中间路东的裕德堂石筱亭的宅第，石筱亭是石家二大门的正廉堂分支，一个宽大的四合院落，在全镇砖雕艺术中，他家的门楼最为精绝。从南向北观看，高大的南厅山墙，脊头下镶着三叠式的扶缝板，下有为通气装饰的砖雕蜃楼，四周衬托着福寿连云，下坠八宝流苏，这一雕饰全高两米，中间宽处六十公分，蜃楼镶入山墙十二公分。扶缝版的两角各雕有“双钱如意”，其角下又镶嵌着浮雕的“卧凤朝阳”。门楼两旁各砌短墙，磨砖干摆，与房山连接，上雕护栏柱，二栏版各呈长方形，中雕“松鼠葡萄”，环配万字回文。正门上额镶嵌着“海马”、“狻猊”、“飞豹”、“辟邪”、“麒麟”等等吉祥神兽。在上额与前檐之间又有三道雕刻的联珠花卉。这门楼是歇山顶，在桃檐处是刻有镂空的花头，下面这门楼的扶缝版还镶着一个金狮。再往北看一切对称花样完全与南半部相同，只是北房山没有蜃楼，而是一个园形的篆寿字，上、下、左、右雕刻了五只蝙蝠。综合起来，共有雕刻、镶嵌竟十五个组套，真是令人眼花了乱，这些高贵华丽的艺术品装饰在院外，能给人以院外尚如此，院内更非凡之感。四面山墙，也都有各种雕饰，特别是东西配房南面，修起一条内外有别的二道门，在这二道门上也用方砖二十四块，建起了与尊美堂前门相同的“富贵牡丹图”，样子不差分毫。可惜的是这个费尽心血修建起来毫华的院落房主人并没有享受几时，到民国初年，就卖给新疆归客高孝臣了。在1945年，又转让给了聚德董家。解放后为全民所有，被分配为教师宿舍。
近些年来许多门楼失於维护，风雨侵蚀、再加十年动乱中的横扫，所有各处砖雕，大部残破不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人们才开始对前辈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重估了它的价值。
乙、几位晚清时期的砖雕艺人
这里的砖雕工艺从乾隆末年兴起以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推陈出新，钻研改进，到清末同治至光绪（1862—1908）年间，已日臻成熟。可悲的是，当时很多雕刻艺术家在一般富绅士大夫眼里，均属雕虫小技，百工之流，故而使这些民间艺人湮没无闻了，笔者自幼对雕刻艺术深为景仰，对几位造诣较深的砖雕艺术家及其代表作略知一二：
首先是白永泰、白永和兄弟二人，他们出身於建筑工人世家，是首屈一指的名艺师，不但技术全面，尤精砖雕。杨柳青石氏家族在同治王朝以后所建住宅的砖雕装饰，大部出自他们之手。尊美堂正门上的“富贵牡丹图”，用方砖二十四块双层套刻，前层采用浮雕技法，使花叶枝干镂空外伸，后层用透雕镶嵌，给人以枝叶繁茂，疏密相间，栩栩如生之感。全图共有牡丹四十朵，大的盛开如手掌，小的含苞欲放，花朵有向有背，有的压枝低垂，有的朝阳怒放。两边还雕有护栏板柱，拼接之处，全无隙缝，宛如一块摩崖深雕，曾有“牡丹大王”之誉。
关於我国北方建筑风格还有两个特点，给砖雕派上了用场：一个是从前家家皆有火炕，为冬季采暖，虽大宅门也不例外。不过在燃料上有烧柴草或烧木炭之分而已。所以在房顶上都设有烟囱。白永泰所承修的烟囱上装饰也很讲究．有的雕成群卉争芳的花篮，有的雕成刻花宝瓶．有的刻一卧象上背驮宝瓶，称之“卧象下安”，祝愿主人睡卧安神，还有的瓶中插有三戟，谐为“平升三级”。更有雕成四方凉亭、蓬莱仙阁，或七层宝塔，奇巧华楼，聚宝盆和鲤鱼跳龙门等等。远望玲珑剔透，是外地少见的艺术品。此外还有一种名曰“胡仙楼”的小建筑，是供奉五大家仙的“（黄—黄鼠狼、白—刺猬、胡—狐狸、柳—蛇、灰—鼠。）在镇内一般中等以上人家，都在院内僻静处，盖有这种小胡仙楼。其中以白氏兄弟用砖雕细活建筑，天锡堂所建的胡仙楼最为精美，因为堂主石元熙的夫人很迷信，加之儿子石作云为祈求他所开设的几处当铺的库房不被鼠扰等缘由，而不惜重金於此道，他家的胡仙楼是重檐两层，高约五尺，下用方砖垒成月台，前刻五级台阶，在抱柱上刻有对联一付：
兴家立业财源主，
治国安帮福禄神。
楼上并排八付阁扇，开启自如。屋内为敞厅式，前有平台，栏杆环绕，内设书卷式长供桌，摆有香炉、腊阡、灯碗、香筒、手罄等。楼下有帘架及六扇阁扇，左右开六角窗，里边格断分成一明两暗三间。楼梯在北间，南间设有罗汉床，堂屋里花几桌椅，排列整齐。屋顶梁、檩、椽、檐及覆瓦等，一切尺寸全按营造法式缩微，以砖料磨雕而成。并在墙体檐下，浮雕各种花卉图案，真可谓鬼斧神工。可惜在光绪二十年代，天锡堂第一次东院大火，在惊乱之中被人们践踏毁坏了。后因该建筑图纸落在了尊美堂账房崔丹圃之亲族手中，使笔者能窥其全貌，与天锡堂看祠人张明所说当年的实物，完全符合。
还有李家兄弟，老大李竟原名李竟波，人称大李竟，（二李竟早死）三李竟名李竟源，他们在早全是白家作的泥瓦工，李竟源后改行，拜木器作刘师夫为师，出师后又回白家干木工活。兄弟二人心灵手巧，掌握了多种技能，木雕、砖雕、泥塑、纸扎、花灯、庙画等等，无一不精。遇旱年求雨，塑制丈许泥龙，丧事祭席中的“四走、四飞”，都是他家的专利。各宅门的房屋维修，其中木雕、砖雕破损处，也非他补修不可，李竟源与王春师夫合作，为尊美堂戏楼前垂花门拱木的空档处，用黄杨木雕刻了八仙人镶填其间，深为石元仕赞赏。解放后一度参加瓦业社，后去津为本镇邵作斌经营之隆聚面粉厂做木型，合营后体力日衰回家终老。
再是杨如春，人称二掌作的，他自幼好砖雕工艺，其作品以神采逼真细腻著称。民国十年后，裕盛董家翻盖第二道院旧房，掘地兴夯时，挖出一条小蛇，主人迷信，决定在工地西侧，盖一小胡仙楼，由杨如春划图建造。建成后，高约四尺，楼二层，一脊四坡，风檐瓦陇，画栋雕梁，门窗阁扇，全以砖雕工艺砌成。栏杆上下槛可拆可装，门窗阁扇可开可关，枢纽灵活，仿佛木制。檐下悬铃，边薄如纸，风吹摆动，其轻可知。其内设有红漆金字牌位，上书“金丝老盘爷之神位”。此小楼至解放后镇委会进驻时尚存。后又经该宅少主人董式勋介绍，为天津某买办作长四尺、宽二尺六寸之砖雕横幅一件，杨按当年齐健隆年画摹仿刻出“十八学士登瀛州”，计有虞世南、杜如晦、孔颖达等唐代学士十八个，人物或下棋，或赏画、抚琴、读书、神态各异，闲散潇洒。另有三童子，一个用竹管吹火炉烧水，一个奉茶与下棋者，一个抱着大酒坛，背景刻以楼阁花木，远山流水、湖石小桥，茅亭酒帘等，其境幽雅如世外桃源。边框并配以竹、梅、兰、菊等连环浮雕，更为画面增色，据说此物已运出国外。
其他吴家作之吴顺栋、孙吴金松、周家作之周乾，贾家作之贾耀海等，也都善雕刻。
设于石家大院的杨柳青博物馆，已收集残存的许多砖雕供人观赏，从中可以领略当年建筑艺术的风采。
杨柳青麻行业产销史话
许伯年
（一）
麻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品类很多，有青麻、黄麻、洋麻、亚麻等。自清代以来，在津西一带利用低洼之地种麻已渐兴盛。如西青区的杨柳青、当城、水高庄、第六埠、静海县的二堡、三堡、王口，以及霸县的杨芬港、蔡家堡、肖家堡。沿子牙河、大清河、中亭河西岸东淀、莲花淀等地很适合种麻。特别是种植青麻。
自清朝末年直到解放后，百余年来种麻相沿成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常获丰产，被人们称为“麻窝子”。东淀是天津市麻纺工业和制绳生产的主要原料基地。
往昔沿子牙河的莲花淀、东淀，地势低洼，每年雨季排水不畅而造成沥涝、别的庄稼受灾淹死、唯青麻耐涝、不怕水泡、且以生长较快，管理简单，还能就加地工沤洗成麻、可以说是成本低，价值高、收益大的一种植物。
在旧社会，这地区除种小麦、吉豆外、大都种植青麻。杨柳青的八大家，如同盛和、聚德、玉盛、鼎兴、成兴平和有名的戴华堂、肖万成等，还有当城的高占发、高占林、高广庆、高广平等大户，都有大面积的土地，雇工种麻。当城高虎文种麻发财后，在杨柳青置的大瓦房，在天津市内投资开买卖、成了巨富。
有地不多的自耕农、也大都种麻。在解放后，翻身农民分得土地，解放了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种麻积极性，在五十年代，津西一带及东淀种麻多达二万余亩，每亩平均产150市斤，总产达四百多万市斤。
青麻的收获，拔下来是连根代杆的麻棵，须经沤洗、剥皮、方能成为商品和工业原料。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经过拔麻、沤洗、剥麻，晾晒成捆四道工序。由于工序多，占用劳动力多，在收麻季节里，有不少贫农卖短（打短工），干拔沤洗捆等农活，为种麻大户劳作。
临时卖短的季节工，拔一天麻累的腰酸腿痛，手臂和背部、经过麻棵的磨擦，有了血道子，在剥麻时、整天站在水中泡着，闻着麻胶臭味，在脏水中剥麻，更是难以忍受。
地主老财为表示慰劳，对麻工管吃，准备的一般都是细粮，吃熟菜，工资也比其他农活多些。
（二）
在青麻的收获季节，亦是上市旺季，麻的销路，主要是天津市内，以麻袋厂为主，其次是麻绳业。
当城、水高庄、第六埠在四十年前，原属静海县。在旧社会由当村有钱有势的人把持收购运输销售。
杨柳青经营麻行的有：
一、姜记麻行
经理是姜树荣（原是脚行头）有伙计十余人，每年夏秋之交，经营三十万斤左右。
二、诚记麻栈
资东是新疆发财户穆春弟，代理东亚麻袋厂收购青麻，地址在东当铺内，每年经营约计有四十万斤。
三、永顺德棉花栈
该栈是冯玉华集资办的，在棉花淡季时，经管一段时间，主要主顾是杨芬港、肖家堡的种麻户，每年大约能收二十万斤。
四、德和货栈
是冯德出资经营，有五个同事帮忙，他家原以经营花生葵花等乾货为主，兼理青麻，每年代客成交十五万斤左右。
五、顺德绳铺
亦是冯德出资开的，由陈宝昆任经理，以产销各种麻绳为主，有八个伙计摇绳，自收自用，每年需十万斤左右。有时也倒买倒卖青麻，等行市好时再出售。
其他如王记绳铺，杨家四顺铁铺等经营数量就微不足道了。
天津东亚麻袋厂是最大的用麻厂家，它是由天津市有名的资本家宋斐卿开设的，杨柳青绅商单聘三在该厂有很多股份，于一九四〇年开工生产，那时正是日本统治时期，麻袋不能进口，市场很缺。该厂开工后，需用大批原料，近郊县产的青麻，由厂子派人直接组织收购，或委托商号代购，杨柳青有的商号就是通过单聘三介绍而直交东亚麻袋厂的。
单聘三原是新疆赶大营的，其父辈曾在新疆文丰泰京货庄塔城分号任经理，以后发了财，回家置房置地，并投资企业，单聘三在杨柳青镇承办过慈善事业，一度是万字会的负责人，因此在镇上很有名气，他曾留一口的长白胡子，人们背后都称他单大胡子，解放后死在北京。那时东亚麻袋厂每天生产麻袋5000到7000条，用麻三万余斤，年需一千多万斤，在津西能解决四百万斤，其余在河北省各地解决。
解放前，天津市麻绳行业有一百多家，主要集中在东浮桥附近，即现在金汤桥西岸，他们购麻组织麻绳生产，在上市旺季时收麻大部存在贷栈，同时货栈亦组织青麻购销业务，代客成交，吞吐量很大。
但有些商人为了谋暴利有掺水作假的现象，往往影响经营信誉。
（三）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麻行工业蓬勃发展，促进了青麻面积的扩大、农业部门推广了优良品种和科学种田。水利部门进行了洼地改造，使洼地涝能排，旱能灌，给青麻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贸易部门特别是供销社在郊县产地建立了收购站，受国家委托，对青麻实行派购包销，在市内由华北区原麻联合采购处，河北省供销社、天津专区供销社分别培训了原麻检验技术人员，实现了青麻购销标准化，并调正了麻粮比例，等级单价和季节差价，据一九五二年资料见附表。
当年西郊区供销社的各收购站，对青麻收购加强了质量检验。严格按标准办事，执行了“优麻优价、劣麻低价”的物价政策，杜绝了旧社会遗留的掺水作假等不法行为。给国家麻纺工业提供了良好工业原料。并对麻绳行业原料用麻纳入计划，由国家统一安排。
在市内宋斐卿开的麻袋厂，已改为地方国营天津市东亚企业公司麻袋厂。由于原料质量提高和工人觉悟的提高，从日产7000条增产到日产15000条，满足了市场需要，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所需。
杨柳青、当城及其他收购站，在收购旺季，农民都积极把好麻交售给国家、每日大车小辆、人潮似海，随收购、随调运，日达十万斤。一个季节下来，收购总量达四百五十多万斤，其中当城站290万斤，占65％，杨柳青站135万斤，占30％，其它站数量就很小了。
一九六三年罕见的大水侵袭了天津市，方圆百数十里的东淀成了大水库。当时正是青麻收获季节，大批的青麻正在沤洗期间，大水的突发，来不及抢救的青麻，都被冲走了，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当时当城、水高庄、第六埠有少数农民，顶急流，架小船冒险抢回了不少麻排，获得了可观的收入。那年月当城收购站边防汛、边收购，大灾之年竟然收青麻80多万斤。
经过根治海河，大洼改成了粮田，有的改造成了园田，因之，青麻种植也就微乎其微了。
（1991.9）
差杨柳青勤行史话
李顺平
“勤行”是饮食业的旧称，它包括饭馆、早点和地方风味小吃的经营者、制售者和叫卖者，旧社会操此业的人，除高级饭店属有产阶级外，绝大部份都属小商小贩，他们起五更睡半夜，辛勤劳动，故称勤行。杨柳青古镇因地处津郊又是水陆交通要道，饮食业的形成与发展历尽沧桑、几度兴衰。笔者是勤行世家出身，祖辈父辈都操此业，所以对饮食业的历史状况略知一二，并据王洪逵老先生为区供销社提供的资料整理此文，如有谬误，敬请指正。
一、饮食业的形成
1368年明太祖灭元建立明王朝，古柳口渐称杨柳青。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由杭州到通州的京杭大运河开通，加强了南北土特产品的流通。永乐十八年（1420）燕王扫北从南京迁都北京、官员和商贾们来往频繁，因水路交通便利，多以乘船往返，杨柳青逐渐成为商埠码头，服务业也就随之产生，开始有了沿河旅客投宿的起伙店，兼为旅客点火做饭或卖饭，以后又有在河沿两岸卖烧饼馒头和简单菜肴的摊贩，但有的过往行船不在当地停泊，个别摊贩又添备了小船，代着吃食跟随载运旅客的大船叫卖，渐渐地又有了小酒馆、小饭馆。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赴京挂选，从淮安老家动身乘船北上，过杨柳青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高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血，落梅愁觉醉中听”。莲花白是当时杨柳青名酒，酿酒主人姓陈，酒坊地址在今新华路电话局院内南面上坡，旧称“后烧锅”，这首诗谈的是一个打着酒幌子的酒店，还卖些炸熏、酥的鱼味下酒小菜。今十五街有条街道叫饭店子，虽然不一定是明朝就有的那家饭店，但可说饭店子的名称是由来已久了。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内，地方承平日久，南来北往的行商大贾、官僚进京陛见或授职外出，乘船途经杨柳青，因此沿岸也有了些高档次的饭馆。
二、清末民初饮食业的发展
据当年杨柳青复兴园饭店王永成老先生谈，到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杨柳青鲜货市西，有一个较大的饭铺“五云居”，坐北朝南，是一位江苏杨州人干的。那时候河沿街南面还没有房屋，河道比现在填土改建公园的运河旧址宽一倍多，河边纤道就在五云居门前，从楼上南望，长堤烟柳，风帆往来，隔岸园圃风景殊佳，这家字号以烹制本地鱼、虾、蟹及海鲜等出名，来往的大商人、大官员们，大都在这里停船用饭，登楼聚饮，或点菜上船，足慰旅途寂寞。道光中期，五云居曾为王永成老先生的先祖接办，所以他的家族中有名的厨师很多。不久因太平天国北伐近津，又闹了几年大水，地面萧条而停业。市面上只有一些小本经营的饮食摊饭和代客加工性质的小饭铺。直到光绪初年（1875年），以粮商起家的富户与各地的商贾以及官僚政客交往活跃，特别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许多津门富豪到杨柳青避难，寄居于当地大户人家，虽然宅院中雇有精艺厨师，但远远不能承应日日的大宗宴席，因此．大的包办酒席饭馆又复中兴，先后相继开业的就有十多家，比较著名的有美成德、获兴居、永顺居、万顺居、复兴园、玉顺馆、万和居等，他们的菜品制做各有专长，亦各有主顾。
美成德“（同治三年至民国初年）经理当初是“石家大院”石献庭时期的一位雇佣的茶房，后来与歇业的五云居王氏家族联络上合伙经营。杨柳青很有名气的厨师外号叫“烟鬼王”的曾一度在该处献艺。
获兴居：（光绪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七年）经理姓张，其先人也在本镇巨户天德王家、恩绶堂石家当过佣工。最后把字号兑给其徒潘氏接办。
永顺居：（光绪十五年至民初）由于厨师一般，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只能卖些零星酒席。
万顺居：（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初）系由本地财主石姓投资，但因技艺一般，在石姓几大家中迂有喜寿红白事时，托情搭卖几桌女筵。
玉顺馆：（光绪十年至民国二十七年）吴姓所办，最大主顾为估衣街尊美堂，雇用厨师“烟鬼王”掌灶，深得石元士欢心，仅石家的业务每年约占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例如：1918年农历11月，石元士大办寿辰，第二年又死后出丧，两次酒席承应所赚净利就购置了大量的田地，为饮食业中翘楚人，后来又与从新疆回杨柳青的大营客们搭上关系，生意总是兴旺于其他同业。
复兴园：（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十年）经理王永成，起初成立时，本人没有从少资金，家具、炊具除旧存原五云居的一些残余外．大部份是向天锡堂石家所借，自己只修了门面、垒了灶台、补充了碗筷，即行开业，因为本人技艺高超，能真假巧做，石氏家祠每年祭祖素席全由他承应，席面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均以香菇、豆粉、面筋、豆腐、豆皮等制做而成，其花样味道与真品相仿，价格却比荤品贵的多。自从天锡堂败落以后，勉强维持了几年，后又招股经营，终因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生意萧条而歇业。
万和居：（民国初年至解放）经理姓房，所以万字起名其原因是，最早石姓投资，未及开业而投资中断，又靠粮商董氏资助而成，从民国初年至沦陷前，明盛、同盛和周家，聚德、裕盛董家及久连甫等当地财绅都是该号的大主顾，但厨师技艺比复兴园、玉顺馆为次。
杨柳青这些有名的饮食业老字号，因其服务对象都是有钱的财主家，随着时代的变迁，民国十年（1921年）后，社会动乱，有钱的财主家逐步外迁，到日寇侵华时期，大的酒席饭店相继停业，街面上便饭馆脱颖而出。
便饭馆因系小商小贩经营，资本少、档次低、服务对象面向劳苦大众，在明清两代的几百年中，一直保持着卖些大饼馒头等主食和简单的菜肴，没有大的变化。到了清末民初，由于酒席饭馆萎缩，小型饭馆逐渐地发展壮大，如：同合居、起顺居、义顺馆、茂盛居、宾乐园、天顺和、一立坊等十余家，其中同合居在群众心目中名气较大。
同合居：主人姓王，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天津芦庄子来杨柳青定居，起先在河沿街王记大茶铺对过的运河河坡上烙大饼，后来又逐步地增添一些焖烩饼、炒面、炒饭、水饺、素菜等方便饭菜，因用料制法技艺好而赢得顾客，以后又添了冷荤热炒，尤以烹虾烧鱼为同行之冠，更因其在津亲友大多从事饮食业，经营方式，操作技术不断交流，所以久盛不衰，老掌柜年迈又有其后人王洪恩兄弟三人接办，前后经营近六十年至解放后合营。
起顺居：宣统元年开业至民国十年歇业，主家姓杜，座落在今河沿街小渡口。
义顺馆：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主家姓刘，地点也在小渡口。
茂盛居：光绪二十五年开业至解放前一年停业，主家姓李，座落地点在河沿街，尊美堂正门对过。
宾乐园：民国十七年开业至解放后，主家姓李，地址在运河南岸中渡口。
天顺和：清末至解放后，主人李万和，座落在河沿街牌坊南傍。
一立坊：民国二年开业至解放后，主家姓井。地点在河沿街玄帝庙前。
其他还有曹家、潘家、黄家、安家、王家、孙家诸多的食堂饭铺就不一一表列。所有这些小型便饭铺多以供应四乡农民到杨柳青赶集或运河船只旅客为主，维持生计。
三、各具特色的传统小吃
杨柳青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与天津市内无甚差异，市内有的杨柳青基本也有，解放前有“小天津卫”的称号，所以在饮食文化上也形成一定的特色，小吃食品种类繁多，又各具风味。经营者有开门面的座铺，有定点摆摊的，沿街叫卖的，有常年经营的、也有随着季节变化更换的，这些经营者大都是藉以求生的劳动人民，本小利微、养家糊口。但他们所制售的食品工艺考究，深受广大群众的赞誉。
饱子：分肉饱、素饱两类，两类饱子的外形基本一样，而味道各异。杨柳青饱子铺有四五处，比较出名的有三家，西渡口黎记饱子铺，老掌柜黎广、少掌柜黎玉华，因其投料真实，技艺超群，每逢杨柳青集日，周围乡村赶集的人，都想去吃一顿，生意很兴隆。“三不管”耿记饱子铺，由耿永盛、耿永起三兄弟开办，杨柳青的“三不管”在旧社会是个低层次吃喝娱乐的小市场，所以耿记饱子铺年久不衰。大寺胡同与猪市大街交口处的邢记饱子铺，主人邢宝庆，因其座落于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买卖越干越好，后来由此变富。干素饱的只有梁姓一家，在河沿街小渡口，生意一般。
炸糕：用江米面或黄米面发酵作皮，红小豆加糖、桂花作馅、温火油炸，酥脆可口。操此业者以任记炸糕和王记炸糕为首，最出名的当属任永玉、任万才两代“任炸糕”，其质量，味道不亚天津“耳朵眼”。王记炸糕虽然也属上乘；但与任记相比为次。
卷圈儿：使豆腐皮作皮，用绿豆菜、香菜、菠菜、焖子、调料做馅，以皮裹馅、切块，再用粉浆糊两端，热油炸制，色美味香，群众喜食。卷圈儿王记老掌柜叫王起，后人王兆祥、王兆忠等兄弟几个，子承父业，直至解放前后。
果子：分两类，一是油案软面果子，二是面案硬面果子，它是群众早点离不开的小吃品种，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清末到民国半个世纪中杨柳青古镇有30多家果子铺，李记、邵记、王记、杜记、赵记、候记、史记、崔记、邢记、张记、高记、廉记、刘记、宋记、商记、曹记、冯记等等，在众多的果子铺中，李记果子铺从清朝咸丰末年干到解放后，三代传世，其后人李万银、李万贵、李万俊、李万顺技艺都很高，所炸果子花样繁多。杜家果子铺从原藉独流迁来杨柳青落户，杜学荣、杜学富、杜学升弟兄几个都操此业，在杨柳青勤行中小有名气。口直门的崔庆果子妇幼皆知，运河南太平大街的邵作仁、邵作义哥俩的果子，群众也很喜欢。炸硬面果子的独有永兴利胡同张家，后人叫张德贵，他家的硬面套环果子别具风味。
烧饼：主要指吊炉烧饼和油叉火烧两类。吊炉烧饼是用吊炉（用铁链吊起的烧柴炉）烧制而成，有死面油盐芝麻烧饼、发面花卷芝麻烧饼、发面半芝麻代馅烧饼等。油叉火烧是用铁铛、叉子烧烤的油酥烧饼。两种不同方法制作的烧饼，造形不一，口味各异，也是杨柳青地方风味的佳品。有许多果子铺也兼营烧饼，但技艺高、质量好、远近闻名的当属西渡口皮记烧饼铺，皮广顺两代经营，后迁移外地。解放前运河沿李恩忠的油酥火烧名列前茅，人称“不用嚼、老头乐”。
花糕：有面粉蒸制的长形开花糕、园形的蒸饼、糖馅、豆沙馅、枣泥馅、造形品种很多。有糜子米面蒸制的大园形花糕，夹馅或混糖两种，另售时用刀切成三角块，这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的面食。在花糕的大类中有一种黄米面加豆馅用铁铛油煎的条糕，善通此业的首户是乔记，老一辈乔文金、乔文银、乔文凯，晚辈乔恩惠、乔恩源。还有两家花糕铺一是三义庙前徐德、徐宝父子，二是镇西头的徐广才，他们的制售技术高超，尤其用糜子米面、小米面发酵蒸制的花糕，松软的像蜂窝，堪称一绝。
切糕、凉果、江料藕：这是杨柳青后大街取灯胡同口“大来永刘记”经营的独具特色的小吃。花样有：
夹馅切糕：糯米蒸熟中间夹放豆馅，洒上清红丝、青梅、京糕条即成。
条切糕：糯米粉加水蒸熟，赶开加馅，卷好拉长即成。
枣切糕：小枣去核蒸好与蒸熟的糯米粉用小盆放一层粉团加一层枣，共五层按实扣出即成。
凉果：蒸好糯米粉团，揪成小剂子，赶成饺子皮样，盛容器内备用，卖时现卖现包内裹小豆馅、红果馅、白糖馅，有饺子形、银锭形、鸡鸭兔等各种小动物形。
江米藕：用鲜藕掏好内孔、放糯米蒸熟，卖时切片抹馅。
刘家制做的这些小吃，属消夏清凉食品，从端午节上市到中秋节止，每天午后上街，用一辆大漆镶嵌着铜活图案、四支竹杆布帐遮凉的小摊车，吆喝叫卖，主要顾客多是街内大宅门的。当年有诗一首：“白耜江米入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搓，味似汤元不用煮，凉沁心脾解睡魔”。
面茶：用糜子米做主料，水磨后加碱熬制的一种早点食品，吃时用酱油、糖色、盐调合咸卤，浮面撒上熟芝麻、淋上麻酱。干这行的都得三更早起推水磨，拂晓挑担上市，担子内有炭火，必须热着喝，清香利口。卖面茶的有吴记、曹记、鲍记、王记、张记，干的时间长而兴旺，并有后人接替的当属十三街王家哥仨，大王玉、二王玉（玉泉）三王玉（玉堂），现在王玉泉之子王作甫在本镇可算独掌此艺。但是做此营生的尽管这么辛劳而收入较微，因此他们又按不同季节兼营其他，夏天卖玉米，冬天卖煎焖子，秋夏卖饸饹。
饸饹是用荞麦面轧制的面条，煮熟后冷水泡凉，调以素卤、醋蒜、黄瓜等菜码搅拌而食，凉饸饹面清爽适口，当地群众很喜欢在炎热的夏天当“晌午点心”吃。
茶汤：是传统的小吃，流传年代很远，它用粘秫米面为主料，用铜制炉壶冲熟，拌糖而食，味道香甜。最早始于什么人经营无从查考，民国以后到解放这一时期，杨柳青只有张宝发（习称张扎蓬）独家经营，其子虽习此艺，但中途转业。
杏仁茶：杏仁捣碎与糯米粉熬成粥状，上洒白糖桂花，煮粥时用铜锅、卖时锅下放碳火保温，经营者刘吉庆。
此外还有大米面的乾糕干、水糕干，技艺不同的豆腐浆，别具风味的芦记（芦登山）锅巴菜，酥脆细甜的李记麻花，韩记大面，赵记、聂记的元霄，赶庙会的熟梨糕等等，也都各有特色。这些地方风味小吃，丰富了杨柳青古镇的饮食文化。
四、解放初期的复兴
饮食业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历史的沉浮几度兴衰，特别是日本统治时期到解放前的十几年间，由于物价飞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多数饭馆已濒临破产，饮食小摊小店也难于维持生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杨柳青解放以后，古镇成为天津专区首府，在新中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饮食业也如雨后春笋相继增多，过去干过勤行的人家又重操旧业，全镇饮食业达到126户，从业人员233人。此间，先后又有王天帮开办的三顺馆，高步莲开办的进步食堂，刘北泰开办的东方食堂，陈岫生开办的陈家食堂等，更增添了杨柳青解放后经济繁荣的景象。
一九五四年杨柳青供销合作社开办了本地历史上第一家公营饭馆叫合作食堂，地址在今猪市大街，站灶厨师是过去玉顺馆出师的王国栋、李庭贵，由于他们技艺高超，又是公家干的，吸引了众多顾客，与当时私营饭馆并立于市场。
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早点铺和摊贩都组织起合营，较大一点的饭馆、包子铺等成立公私合营，全部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自此，杨柳青的饮食业只有四家较有名气的饭馆，即合作食堂、大众食堂、回民食堂、群力食堂。其他建华食堂、利民食堂都属一般。
合作食堂：经理张志远、灶上厨师袁景华、韩良和、梁友忠，经常光顾的对象多是机关干部、来青演出的剧团和招待性质的宴会。
大众食堂：经理曹凤和、掌灶厨师刘兆泰及其子侄刘增华、刘增伟，顾客多为过往行人。
回民食堂：经理白小申、厨师刘某，主要服务于回民。
群力食堂：经理王正开，厨师王洪志、徐云书，因其经营有方，增添了高档菜肴，吸引了当时收入较高的搬运工人，生意很红火了一阵。
五、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市场体制逐渐地步入计划经济模式，因此，杨柳青饮食业旧有的饭馆、食堂到七十年代初期，烹调炒菜业务萎缩，全部变成主营早点的门市部，经营计划粮油指标的食品。一九七四年修建了西郊饭店，一九七六年改建了工农兵食堂，这是当时镇上唯一的两家饭馆，维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运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十多年改革的成效使国民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计划经济变成商品经济，市场开放搞活形成新的商品流通体制，饮食业也由此而获新生，目前，国营、集体、个体开办的酒楼、餐馆、早点部及断档多年的地方风味小吃，鳞次栉比，摆满街头，使杨柳青古镇饮食市场再度兴旺发达起来。
杨柳青农付产品经营史话
许伯年
杨柳青在北宋早期还是一片沼泽、洼、淀水乡，由于不断的淤积，到北宋末年逐渐干枯形成村落，直至清朝仍有不少的坑、塘、洼、淀。
这些坑、洼、塘、淀盛产芦苇，蒲草，特别是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两岸河滩地，芦苇蒲草绵延丛生数十里。在子牙河北则是杨柳青青，一望无际的另一番景象了。
如元朝文学家揭俟斯在杨柳青谣中写到：
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
日日相迎苇篱下，朝朝相送苇篱旁。
清朝乾隆皇帝之子哲亲王永瑆驻杨柳青驿诗四首中有一首：
杨柳阴阴似画图，春波满岸长春蒲；
蒲帘编好江南卖，家在当城小直沽。
又如清朝乾隆年间进士、天津人查彬在晚行杨柳青道中写到：
一水苍茫众水流，畿南回望使人愁；
遥看杨柳疑为岸，行到芦花不见洲。
以上著名诗人墨客写的诗中充分说明在元、明、清杨柳青盛产芦苇、蒲草、柳树。
到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大水灾过后，各河堤岸加高，坑、塘、洼、淀，逐渐淤积成田。
老人们还记得，现在的杨柳青北门粮库往东工农兵食堂迄至东门外，北门粮库往西姚家村，直至十三街赵家大场西，皆是水坑。河南15街玉皇庙、草埧南、义和庄，安离二局后，东至文昌阁、小刘庄大小水坑连片，这些水坑，随着建设的需要，至七十年代逐渐填平，盖起了新房，修了马路，彻底消灭了旧社会的陈迹，旧貌换了新颜。
当年由于盛产苇、蒲、柳。资源丰富，给农民生产苇制品、蒲制品、垛杆子编筐等柳制品，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原料。
一、苇制品
苇制品包括苇席，各种篓子等。清朝时，杨柳青西边各街农民大都织席，编篓自产自销。各乡生产的苇制品在集市上摆满了一条街。为此在十一街牌坊往东至西渡口，称为苇市大街。可见当年织席之盛。因为织席杨柳青一街专门还有一道辘轴会，辘轴会虽然演的青年妇女出嫁后，受婆婆的气，深刻的揭露批判了旧社会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但通过辘轴轧苇子，也充分反映了当年苇席生产情况。
当城、水高庄、第六埠、辛口等村农民不只在旧社会织席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还从事织席生产，当时本地虽已经不产苇子了，杨柳青供销社为支持此项付业生产，还千方百计由各地调运苇子，大约每年曾向新疆、宁夏调大苇60万斤，由东郊范庄子、李明庄调苇子150万斤，这些能生产苇席十万余片。
二、蒲制品
蒲制品包括各种型号的蒲包、蒲席、蒲坛、蒲垫、蒲圈、各号草鞋等，大沙沃、小沙沃、大杜庄、小杜庄、王村、当城、水高庄、第六埠、小甸子等十余个村农民的产业历史已有二百多年，在旧社会就地取材，自产自销，有的在杨柳青集散，有的运至天津城西芥园销售，那里靠南运河有个蒲包码头，大宗成交，称为蒲包店。小甸子村专门生产蒲圈，家庭厕所用，生产的蒲垫，过年时磕头铺地用；生产的蒲鞋，亦称草鞋，寒冬季节当棉鞋穿，即经济又暖和。那时候，给儿子说媳妇，向媒人婆或介绍人先问闺女会织蒲包吗？如果会织，说明姑娘心灵手巧，会过日子。
清朝道光年间天津文学家崔旭所写的“津门百咏”中写到：
织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红袄浅蓝，
小轿一乘船载过，郎家河北妾河南。
在暗无天日的日本统治时期，有一家织了不少的蒲包，兄妹三人用自家的小船运天津去卖。半路上遇见岸上日本巡逻兵，以查八路为名，强令靠岸检查，上船后发现有个闺女，日本兵兽性大发，大嚷大叫花姑娘的有，四个日本兵施行非礼，意欲强奸，两个哥哥急了，用砍蒲刀和日本兵拼了，日本兵的三八大盖枪在船上打交手战就不管事了，结果都被砍死，尸首扔河了，缴获了四支大枪。兄妹三人怀着国仇家恨去静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解放后蒲草原料地产不多了，但生产需要量很大，供销社组织人员由内蒙古和大港等地调入大批原料，年生产蒲300万个，蒲席50万张，由供销社收购，销往全国各地。
三、柳制品
在杨柳青子牙河北，有一望无边的柳树，都是一行一行的生长，大约距离五米左右，人们称为柳行子，有的在地四周种有柳树，中间是耕地，人们称为风水柳子，这些柳树树干较细是丛生，一墩一墩的。有人说，杨柳青地名就是因为有成片的杨柳树起的，这说法有道理，这里杨柳种植已有五百年历史了。
明朝永乐年间官居王府长史的瞿祜，诗云：
昔闻杨柳青，今见杨柳黄。三秋即近暮，
午夜仍飞霜。黄时辞旧枝，青根有生意。
秋待春阳回，又见柔黄翠。……
在生产上讲，这些柳树，生长三年即长成材，本地叫三年一茬，三年一砍，砍净留根重新生长，砍柳子过去称为点柳子，这是一水好生意，由经纪人或二地东经营，组织人员加工，将生长直立无弯的按粗细、长短分别加工成为大行杆、小行杆、镐把杆、扁担杆、条帚把杆、墩布杆等十余种，生长弯曲的送交镟木厂镟成各种小把，如勺把锅把等。再次有疤拉疙答的就烧炭用，也有用好材料烧炭的，那是高级炭，称为杆子炭，有钱的人家做赔嫁用。
在明清两代漫长的岁月里，居民冬季取暖以烧木炭为主，因为那时候烧煤还不普及，木炭取暖无烟无味，温度适中，室内如春，所以居民都用木炭取暖，以后烧煤逐渐推行，还是拿木炭引火烧煤，再则还销售给天津大饭庄大酒楼涮锅用，所以炭的需要量很大。
随着加工柳干削下来的柳细条除烧火外，有些则用来编筐子，土篮子，背筐子等农业生产用具，在解放前每年平均产一万余捆柳杆，二万斤木炭。
解放后，杨柳青供销社为扶持贫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组织了大柳滩、白滩寺、一街、二街、五街、十三街等村街300余人投入生产。每年生产各种包装筐80万件，在六十年代，由于木材紧张，推行以条代木，用条筐代替木箱，为天津搪瓷厂、自行车厂、衡器厂、新生玻璃厂、小型电机厂，变压器厂等五十多家工厂生产包装筐．为他们解决了包装大问题。
解放后柳树行子逐年减少，但编筐需要大批原料、供销社派出人员去东北调运稍条，湖北调来荆条，本地运调槐条，每年组织250万斤条子。
四、草制品
草制品包括稻草帘子、草苫子、草绳、草袋子、草套等，草制品生产是六十年代的事，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不发达，农民生活有困难，供销社是农民组织，义不容辞的扶持贫村贫队，组织生产寻找销路，曾组织全镇十六个街队六千多户投入生产，每年生产瓶子草套500万套，打大草帘子5万片，草套销往北京农药厂，天津试剂厂等五个大厂家，小草帘子买给砖厂用，在原料上就地取材，不足时在本地稻田调剂，这项付业生产当时对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起了良好作用。
五、嗑瓜子
杨柳青嗑瓜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大清朝光绪年间，天津城内著名的点心铺祥德斋和胜兰斋为解决瓜仁货源，曾组织城里居民嗑，但城里居民不嗑，只好向郊区找加工户，那时杨柳青第一家是范家，老范爷组织附近的20家居民嗑，当时认为还可以，一不影响家务劳动，二是多少有些收入填补生活，因此陆续扩大了嗑瓜子户，嗣后又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胡同宋家和天齐庙前姜老卫等五家经营，这样居民嗑瓜子成了习惯，那时生产主要是家庭妇女，大部用牙嗑，很少用夹子夹、年长日久，门牙有了豁口，到各地城市内看见牙有豁口的就知道是杨柳青人。
解放后由供销社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全镇居民生产，由50年代至70年代，每年经营瓜仁20万斤，有7000多户嗑瓜子50万斤。
嗑瓜子大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十余年来，有二街、五街、六街、八街、十五街等七个街村办了综合加工厂或经营部，他们去各地采购瓜子，并由镇内居民生产发展到镇外大柳滩、东西马庄等村庄，所生产的瓜仁销售全国各地。以六街综合加工厂为例，他们有8000多户加工，生产的瓜仁除青海、西藏、新疆外，曾销售到东北、华北、西北、江南直达上海、广州等28个省市，年经营瓜子150万斤，加上其他六个厂部加工全镇可达250万市斤。
以上是杨柳青过来的付业生产简况，是笔者根据在供销社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的。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昔日的农家付业大都自然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型工业企业，不少的农民已成为工业管理行家、商业经营能手，基本形成了一个千军万马奔小康的气候。
19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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