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津西理教活动始末
  王鸿逵
  一九八六年第三季度，区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组与文化艺术组合并，成立了文史工作委员会，拟着手征集津西文史资料，因事属初创，决定先去各地兄弟区县取经学习，我们先去了蓟县，到达后，受到了县政协领导的热情接待。蓟县是数千年的文明古县，向为人文荟萃之地，古迹名胜，美不胜收，政协的建立也比我区早，又是解放前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交谈中曾谈起当年两地理教发展的历史情况，后来我写了“理教的起源与发展”等资料寄给蓟县政协，承蒙鼓励将拙文收入1988《蓟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90年10月《天津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又转载了这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因为是写给蓟县的，故侧重了蓟县理教起源情况，而对其在本区的历史沿革涉及甚寡。现就我区的理教发展情况，补述如后。
  （一）
  据教史材料及历代口碑所传，理教创始人羊宰、道号来如，原藉山东省即墨县羊各庄人（1621—1753），明崇祯末科进士，清兵入关，羊宰抗节不仕，后隐居於蓟县岐山澜水洞中，潜心研究理学，逐渐悟出理教，又吸取白莲教纲领，后衍化成理教会道门，并制订了授徒行礼仪式“金斗报母参”，传念五字真言及禁烟、忌酒，不拜偶像、不烧草香，不焚化纸帛钱俑、不养鸡、猫、狗等八项戒条，奉为金科玉律。并采撷山内中草药野生黄芩等熬成茶膏，治病救人，做为传教媒介。康熙八年（1669）农历正月，正式开辟理门，传授徒众，并规定师徒平等，不论年龄大小，受点传的一律称为新师弟，赐法号男的排为“来”字，女的排为“如”字，若干年代也不能更改。为了弘扬理教，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已八十高龄的羊宰，又亲自下山，在直隶（今河北）省境内云游，逢村过店，宣道度人，经过了五年时间，前后在八处地方，共收徒十五人，这就是理教史上所称谓的八方度，天津市西头双庙街为第五方度，收徒李奎（道号来悟）张吾山（道号来引）二人，杨柳青碾坨咀渡口为第六方度，收徒董来真、刘来纯、达来鼎三人，在这两处中以张吾山、董来真、刘来纯三人笃信最深，对以后的理教传播贡献颇大。
  1．张吾山，自皈理后的三十年，1745年还去蓟县朝参师尊羊宰，得赐大葫芦，做为信物。（此葫芦为邵公庄公所继承，后该所领众尹师传授大法於河东公所领众杨静如时，又将此葫芦转赠，因而有“东凭葫芦西凭法”之说，）又指引小园村（今西营门辖属）之周瑞芝去蓟县求师皈理，被羊宰收留洞中学习，晚年更收其自营之德裕麸房职工尹岩为徒，尹岩即是在天津邵公庄首创公所之尹师，后来声望仅次於羊宰。
  2．董来真皈理后收徒船户王顺子，王顺子自有小船，常往返山东临清一带，乾隆二十四年（1759）卫河决口，在风浪中，几乎船毁人亡，飘泊百余里，数日后始遇救生还，王顺子大难不死，认为神助，因而信仰更坚，丧偶后复娶张四姐为继室，即后杨柳青二众公所创始人。
  3．刘来纯指点碾坨咀村之王来永去蓟县投师皈理，被羊宰点传后放为八方催众，经常下山与各方度道亲进行连络。
  创教人羊宰回山后又先后召收了十大弟子称为坐山师，包括小园村之周瑞芝（道号来青）和碾坨咀村之王来永。但他感到虽然是在直隶省内立了八处传教点，惟恐师徒们累代相传，只凭五字真言与金斗报母参，很容易把教义走型出偏，因此不断与坐山师们互相研究，拟定组织方法，重新制订了一套建立集会、传教、歌赞、摆斋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由第十坐山师毛来迟携带下山，传授於张吾山的弟子尹岩。理教在天津及西郊才正式逐步发展起来。
  （二）
  对这些规章制度，理教人称为法包，其具体内容是：成立集会地点称“公所”，掌教人称“领众”，下设帮办教务的称“催众”，管理财务、事务的称“承办”，每公所有领众一人：催众和承办根据公所大小、可多可少，一般催众最少五至七人，分几个等级，品优者可逐步提升，最高者是帮坐，在领众升坛传点新理时，分在两旁静坐，这些人往往是领众的接班人，其次为求师、引师、带道师等。承办人是对公所热心工作，并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的道亲（有的就是成立公所的组织者），总管公所内一切财务收支和事务、公产。下分帐房、采买、外交、保管等，遇有公所开支不足时，办理向外筹措募捐等事项。另外还有“羊祖大法”，羊祖大法是二十句极机密的法语，只传到领众这一级，当年毛来迟由蓟县澜水洞下山，把法包交付尹岩时，尹岩即按羊祖大法，默念记熟，向成立其他各处公所领众传授，将原来文字大法锁置一木箱中，称为法箱，二百年来，除天津西老公所历代领众外，其他各处公所领众很难见到，所以以后领众对新任领众，都是口传，凡能听到这羊祖大法的就有了当领众的资格，可以传授新徒。在公所里当了领众，就等於出家修行，一切饮食生活，全由公所供养，三餐之外，不吃零食，不过问公所财务、事务，除按斋日集会传点新徒和受道亲参拜外，自己每日按时静坐，养性练功，死时能端坐僵化，就是功德园满，丧礼也异常隆重。其他人士全是义务职，斋日集会虽系承办、帮坐等职，也要交付斋份用餐。
  （三）
  据我所知，在西青区及附近村落共有公所九处。
  （1）东二众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大寺胡同碾子根，首任领众为张四阻，回族，原藉沧县人，时年二十三，嫁与四十岁船户王顺子为继室，王顺子为羊宰之徒董来真再传弟子，皈依理教，意志虔诚，张四姐受其夫影响，在乾隆末年（约1795）受天津梁家咀公所尹岩传点，后又接受大法，在嘉庆七年（1802）建该公所为首届领众，是天津县唯一的二众公所，各处公所领众均尊称其为“大师姐”，六年后（1808）北京清政府以白莲教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不断组织起义，诏示京城附近各县，严禁秘密集会和蛊惑人心的传播，双庙街杨青司驿丞马骏发，即以理教领众常年身穿孝服，集会传点皆在夜间，五字真言有不传父母妻子等情，摭拾上报，因而梁家咀公所被炮击平，查抄解散了各地公所，直到嘉庆末年，才稍为放松。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随后大批鸦片源源涌入中国，使许多意志薄弱者吸食成瘾，无不形销骨立，家败人亡，有识者均谋求抵制之道，因理教向以克已修身、戒烟忌酒为准则，也就应运而昌，被地方政府默许了。光绪年间二众公所第三代领众孙奶奶，虔心修行，无病坐化，地方仕绅醵资，在胡同内搭起彩棚，大办丧事，天津及外地理教人士多来参加葬礼。从而使皈理者人数大增，在这期间，大众公所也先后出现了三处。
  （2）正安堂西老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后大道老公所胡同内，约建於嘉庆末年，因当时政府对公所还没公开弛禁，一切斋日集会传点新徒，全是在悄悄进行，故其始建沿革，皆无可考。我於1930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皈理，那时才十二岁，是经过催众戴筱臣（冰窖经理）的介绍，他因病在家，把我托给了引师张殿顺，在头一天的晚上去了公所，八点听领众徐师夫讲解八方度的历史，到十点、张殿顺把我叫到堂屋里学习“金斗报母参”的行礼仪式，并填写了请求皈理的喜单，内容是皈理人的姓名、年龄、及引师、求师、传点师等姓名，传点的年月日。喜单写完后，张殿顺还嘱付我在点传时应该怎样行礼、应答等规矩。十一点领众和帮坐依次在里间大炕上升座，求师、引师在炕前站立，一切准备好开始传点，这次皈理者十几人，我排到第二名，这次传点阵容不全，没有带道师到场，张殿顺就身兼二职，忙里忙外，他当时从里间走到外间，将皈理人的喜单拿到里间，按次唱名，第一名是一位莱农，听到唱他，就走到里间门口，将左腿迈进门坎，张殿顺上前接过他的手念出了几句歌赞：“圣宗造下渡法船，千山万水来结缘，今日接到师夫理，满门吉庆保平安。”领众盘膝坐近床沿，这时求师接过喜单上前说：“今有某某人虔心求理，请师夫慈悲。”领众答：“师弟功德”。引师领这位新理跪在床前，领众手持喜单看了名子后，即用熟记的五十三句话，来向新理问答，大意是“你皈理是否自发心愿？或被他人所劝”，回答必须说：“弟子一心情愿，请师夫慈悲。”这是带道师教演礼时谆谆教给的，师夫说：“好”，“我今教你五字真经”，师夫搬动新理者五个手指，念“观、世、音、菩、萨”，念一字，搬一指，然后自己再念三遍。师夫说：“真言以后永不许出口，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要谨守八条戒律，如以后偷吃烟酒，传外人，必遭凶灾横祸。”最后还说：“要孝敬父母，爱惜手足，和睦乡邻，知尊敬长，处事要公平，不可贪便宜，便宜到不了咱们手，回家后与长亲叩头。”这五十三句语言，理门中称为五十三参，受过五十三参的人，就是在理的道亲了，随后新理徒站起来说：“谢师夫慈悲。”仪式就算完成。这十几人依次点传，大约要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是正斋口集会日，今西青一带像这样的大小斋口每年
  共六次：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诞辰）。四月初八日（如来佛出家日）。六月二十日（羊祖了凡日期，本为六月二十四日，因与关帝庙会错开，提前四天）九月初九（重阳节）。十一月十二日（领众邵二爷了凡日）。十二月初八日（尹来风先师了凡日）。以二月十九、六月二十、十二月初八三天称大斋口，上斋的道亲也最多，我当初的皈理费是一元，用斋费是六角，上斋时另外还有自愿捐助的，餐厅里常有用半张黄纸长条写的“某某人愿切面若干斤或足用，还有愿猪肉、大米、蔬菜、和银元的，所以斋日过后，常有馀裕，留做公所其它开支和领众的生活费。催众和承办虽然都是义务职，但在斋日前后公所也要供给几次饮食，1．催斋在每个斋口前四天，承办与催众到公所来，承办们要清扫卫生，安置炉灶，搭棚、结彩等，催众要印刷请帖向绅商户撒放，请帖形式是预刻木版印在长六寸、宽四寸的红单帖，字用竖排，如二月十九日斋口请帖是：
  本月十九日为
  圣宗古佛诞辰是日悬灯结彩候光
  某某堂老公所众催众谨具
  八方道亲
  驾临求顺
  单帖根据需要印出若干张，由催众人等分往投送，这些执事人等，公所都要供给一顿打卤面。2．斋口集会过后，总要剩下一点饭菜．这些饭菜，也由承办，催众等分享，往往要吃几天才能吃完，名曰：“吃馀斋”。
  （3）同安堂河南老公所地址在杨柳青镇旧运河南岸十六街公所胡同，初建於光绪年间，因领众邵二爷和杨三爷先后了凡时坐化，而名声大振，从清末到民初，催众、承办等阵容亦很整齐，领众姓魏，承办有船户陈玉，有东丰台经营三立酱园的李某（秀才）和始迁户高居宝后裔高善修，后来文发居肉铺之刘丰等也加入进来，这些人办事认真公正，领众魏氏了凡后，继任者为孙少先，（蒋庄人），直至解放后止。
  （4）复善堂东公所地址在杨柳青镇后大道取灯胡同北口对过，建於清光绪十五年，第一任领从姓氏不详，常劝人静坐调息练功，谓可祛病延年，有公所看门人秦福来，他已届中年，盘膝不便，只好於夜间静坐时，两腿交叉落地，日久居然也能入静，后因公所寄居者多，人声嘈杂，夜晚借住养车户张明家，如是近二十年，民国初岁（1912）之夜．在椅上端坐而逝，众承办以无法殓坐缸中，乃用木板将椅子四面上下封严，殡葬於理门公地内西南角．不久某领众亦病重，任第二代者为魏有兴，魏有兴武清县梅厂村人，本一挑卖颜料小贩，寄住於公所内，人很老成勤快，每日晨起房院打扫整洁，常年如一日，深得公所内外人士所称赞，后参与公所事务，由催众升至帮坐，第一任领众病危，经公所众道亲推荐，得授大法，不久继承正位。魏有兴上任后，在教务方面，很想有所做为，他任命了几位催众，对传点新理，斋日受道亲参礼，都办得井井有条，其他在公所以外的教务活动，如参加天津理教联合会分会的成立会商，除夕夜在公地宣讲教义，碾坨咀和当城两村成立新公所，他也应邀去给新领众传授大法，指导布置新公所的传教仪式等，从而深受全镇道亲的尊敬，民国三十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1942年1月17日），魏有兴偶感风寒，按照惯例，领众是从不吃药的，只凭静坐功力调养，十二月初八日斋期过后，再加劳累，体力更不能支持，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有姜店胡同潘家，每年除夕卖几斤糕点来上供，还捐送几块钱，魏勉强由看门人扶起披上衣服道谢。潘走后公所承办张栋华来看魏见他两眼上翻，与看门者二人赶紧代为穿好衣服，将两腿盘好，戴上风帽，项上挂上串珠，手里摆上葫芦。张栋华扶住头，顶住腰，令看门人打开门窗．不久尸体僵挺，宛如坐化。次日举行装殓，接受各处道亲参礼，半月后殡葬於运河南公地。此次办理完毕，余款两千余元，公众议定存於桐兴厚酱园生息，后继领众刘德全，西马庄人，王宝，杨柳青镇一街人，直至解放。
  以上称为四大老公所，民国十五年（1926）起，又陆续建立了公所五处：
  1．同善堂中公所地址初建於杨柳青七星庄东，后迁入八街姜店胡同内。
  2．永安堂公所地址在杨柳青西头公议胡同内。
  3．西二众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十街经堂庙内。
  4．碾坨咀公所地址在本村内。
  5．当城村公所地址在本村内。这五个公所规模较小，斋日集会，皈理新徒，都远不如原四大老公所
  此外尚有大众、二众公地两处，各占地二亩余，是专为临死坐化的领众，埋葬殓缸的地方，大众公地又称邵二爷坟地。因初葬领众邵二爷而得名。至清末民初，地内又有领众杨三爷和东公所看门人秦福来墓三座；二众公地内只葬有孙奶奶坟一座；地址均在今理工学院分院内。民国十一年（1922）去新疆伊犁贸易商兴泰和京货店，原系几个人集资经营的，其中一经理韩乐山，突然患了老年痴呆症，店内诸股东经理等研究，派由另一名经理宋友新护送回乡疗养，谓如能一路平安，到家后可捐资办点善举。根据韩乐山家属意见，韩乐山当年曾有过将来整修公地的想法，因此立即备料鸠工，首先把三座坟墓砌起砖石，上以麻刀白灰墁顶，地面全部用灰土夯平铺砖，并在坟前参拜处各镶好有两平方米的青石板，四边周围垒起两米多高的花墙子，门楼为牌坊式，上镌“公地”两字，进门迎面筑起砖砌大影壁，参拜者可由左右环绕出入，很是肃穆庄严。公地修好后，本地理门众承办议订，每年除夕日在坟地内搭一大暖棚，靠墙搬来几案桌椅，生好大火炉，棚内温暖如春，请来东公所领众魏有兴在此讲教说法，接受众道亲参拜，共同守岁。在由街里来公地必经的中渡口整夜司摆，由中渡口下坡沿途，临时安装煤油路灯百余盏，公地花墙南端插一两丈五尺杉杆，排挂起三角形羊角灯塔，把公地门前，照的如同白昼，这些都是由安离二局水会众伍善组织的。自从公地修好后，这里一改过去的荒芜景象，一举成了镇上的一大胜地，每次斋口新皈理者和道亲，多到这里参礼。因该地整洁幽静，春游者也常来这里小憩野餐，夏天附近的农民，更以此为歇晌地。公地大门外的南侧，还设有两口小水缸半埋土中，镇内慈善机构在芒种到处署期间，派人每日挑开水一挑，淘换新水，并放一小木勺，供路人饮用，每月还有人送来条帚，供来此者清扫。
  （四）
  理教虽然到清末就可以公开活动了，但因没有为政府所承认，所以也偶尔受到地方的干扰，北京的道亲中有一李钟豫字毓如，原藉江苏淮安，因自号“江淮散人”，光绪末期举人，工於诗、书、我手中今还有他写的一副对联。民国二年（1913）他与另一名闻人苑文鉴，组织了一个全国理门公所总机构，呈请内务部立案，并疏通了当时总统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取得支持，在北京挂甲屯悬起了“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牌子。李毓如当了总会长。李是个文人，不会管事，只办些宣传材料，出过一种期刊《理铎》和《理门须知》等书，发行全国。其他一切内务财务全由苑文鉴把持，苑想把全国各地公所统由总会领导，行文各省市县，所有理门公所都要改成总会的分支机构，经办人必须向总会申请登记、批准，每公所要交一至二百元手续费用，俟审查批准后，领到委任状、公章，才能生效。这样总会既可成为管理全国公所的中心，又可从中捞得很多油水，他们先从北京做起，又派人到天津来活动，并以总会名义向警察厅长杨以德发来公函，请予协助，杨则答复：“理教系属民间团体，官方不便参与”，从而未能得逞。鉴于天津比北京的公所多约两倍，是一块大肥肉，后来他们又多次想方设法，但都没有成功，最后民国六年再次来天津，又因天津水灾，空手而回，不久苑文鉴死，李毓如也辞职南归，会长改由谢天民继任，谢天民是个鸦片鬼，就更没人理睬了，但天津理教人士也从中受到启发，在民国十七年（1928）由天津西老公所为了加强联络团结，倡议成立“天津市理教联合会”。并报请市政府备案，以西老公所领众蔡雨村为理事长，下设分会，各处领众、催众、承办人等，都是当然会员，杨柳青分会设在后大道正安堂老公所，发给了证书。催众戴筱臣病故时，在他的殓衣胸前还挂着一个椭园形的会员证章。
  基督教传入津西百年
  邵宗正
  一百多年前，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兴盛时期，英、美、法、俄等国，为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它国资源，对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中国争相进行侵略，以致1858年英、法勾结，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了天津大沽口，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使天津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洋人、洋货、鸦片一起涌来，划定紫竹林海河一带，为它们的租界地，随着军事、经济侵略的节节深入，精神文化侵略，也随之而来，他们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搞仁慈堂，打着各种堂而煌之的幌子，加紧向中国内地扩展势力范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s）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ilqiam Maytin）分别作为美国公使列威廉（William B.Reed）的秘书和翻译，共同策划把保护传教活动塞入《中美天津条约》，在其规定的第三条写到“耶稣教（基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有了这一条外国人不但可以随意向内陆各地传教，并受地方官员保护了，以后美、英、法等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了天津。
  自公元1875年美国传教士，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点，不断向天津附近和整个华北地区开辟布道区域。美国传教士达吉瑞（G.R.Devis）来到天津后建立起维斯礼堂，大搞布道活动，并培训中国教徒和传教士。到公元1892年由天津县城传入西部农村一带，发展了部分教徒，无论是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皈教信徒，他们绝大部分在当时是动机不纯的，有的传教士随着外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后，负有双重任务，其一是以宣传布道吸收教徒；另一方面藉机刺探我国军事情报，测量地形地势，搜寻矿产资源，文物古迹，以便计划掠夺。而中国的皈教分子也很复杂，其中一部分是名人、知识阶层，虽然痛恨这些侵略者，但认为帝国主义者的国家科学都很发达，这些就是中国失败的致命点，所以必须“师夷之长，补我之短”，只有加入教会来长期接触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对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开办学校、医院，则表示欢迎的态度，以便利用来培养高科技人才。另一部分是虔诚的信仰者，但看不惯那些传教士豪横不法态度，主张自办教会布道。其余是一般老百姓的赤贫者，传教士给予一些小惠，拉拢入教，当时民谣中流传一首顺口溜：“老乡、老乡你为甚么要入教？为的是三块北洋造（银元）花完了怎么办？再向神甫要；神甫要不给呢？从此不登教堂门，算我没入教。”还有一些经常受地方恶势力的期压，他们投靠教会，取得洋人的庇护。再有就是地痞流氓，受到传教士的收买，做为汉奸鹰犬，他们假借洋人势力，横行乡里，地方官也奈何他不得，这种人被广大群众深为痛恨。还有与洋人有交往的买办、受雇的职员杂役等等。其余虔心皈主的是极少数。。
  早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伦敦会教友陈翰臣，联络本会教友多人，提倡华人自立，在老西开（今国际商场附近）地方，租了两间平房，开门讲道，定名为“华北自立会福音堂”。办了一年多，就因庚子（1900）义和拳的兴起而停顿了。次年（1901）又有伦敦会教友凌锦泉发起“公益会”。联络教友筹办自立，不足一年，又停顿了。随后凌锦泉没有灰心，他又向伦敦会以外的教友联系，计有山东长老会的教友仲子凤、圣道堂教友左敬之等，发起联合会，联系伦敦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圣道堂等诸教友筹办自立会，但遇到英藉收师甘霖和宝复礼两人的反对，他们说：“华人自立不了”。由此自立会又复搁浅，自立会暂时的停顿、教友们并没有灰心，依然不断连络同志进行酝酿，直到1908年凌锦泉又与教友张芝庭、张葛孙、陈浩然、许敬斋等继续鼓吹提倡，又得到英国人施敏斯（伦敦会医院眼科大夫）起来赞助，在城内府署街罗家胡同口，施大夫施医的房子里，成立了一个“公祷会”，专门为自立会祈祷，后在众教友捐助下，又在伦敦会借了点钱，在南门外典当了四间土房、名曰：“自立会福音堂”，每日开门讲道，大约有两年的时间，由於该地当时地旷人稀，听道的和做礼拜的都没有多少人。
  1910年6月有一位知名人士刘宝慈（公理会教友），出面提倡，召集了天津七个会堂、五个教会的教友1百多人，在城内经司胡同青年会（东马路会堂尚未开工兴建），讨论创办自立会问题，当得知原鼓楼东公理会旧会堂因已迁新址，现在正空闲时，就推举教友徐汇川、张伯苓向公理会玉嘉立牧师借用作为试办，把南门外的房子交原主赎回，将赎房款和家俱均归并入这个试办点，并推举了董事十四人，这十四人都是当时社会名流，计有张葛孙、许静斋、陈浩然、仲子凤、张伯苓、张佐庭、王厚斋、崔润生、宋愚溪、朱荩臣、刘巨川、刘凤岗、刘玉成、欧阳旭德。又推举了执事一人凌锦泉拟定章程，请刘善庭牧师主持教务，於十一月二十日行贺堂礼，这一天“天津自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名称为“中国基督教会”。
  天津中国基督教会成立后，北京也响应号召，於民国元年（1912）五月二十日开成立大会，天津派出南大校长张伯苓去京祝贺并演讲，从此北京、上海、广州都先后成立了自立、自治、自养的中国（华）基督教会。
  自从1892年基督教传入津西以后，当时张家窝、郭庄子、古佛寺、周李庄等有十多个村发展了教徒二百余人，1900年义合拳兴起，这些教徒有的逃往天津紫竹林，或其他外地、没有来得及跑出的大部遭杀害，1902年这些地区都平定了，教民们大部返回，就在张家窝乡的董庄子村，重新建立教堂，有东房五间81平方米，北房盖了一个大礼拜堂，约120平方米，以后教徒至四百余人。在杨柳青当初只有一户，姓王、在天津紫竹林做小贩生意，义合拳的拳民曾找过他，没遇上，烧了他两间住房，后由支应向局赔款重新翻盖。1903年创建了福音堂，在十一街公议胡同。后又在平安大胡同4号正式修建了九间房约180平方米，房屋建成后杨柳青受洗入教的不多，主要是附近的桑园村，碾坨咀村，大柳滩、当城、马庄等十多个村庄，发展教徒约200余人，传教士也都是由天津美以美会派来的，先后有金城和他的儿子金希真、荆国亮、冯广信、李永德、王子骞、最后是在大城呆过又从天津三义庄调来的张郁文。直至解放前后，张仍负责教务活动，并由本镇人刘瑞岐担任执事。
  北伐后在杨柳青还出现了一个神召会教堂地址在药王庙后，沦陷前迁入后大街石家正廉堂前院北厅（今永远胡同15号）传教士先后有那景泉、周玛大（女、美国藉）、张希梅、张印三等。
  1939年所有在华北沦陷区内的教堂，都逐步的停止了活动，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国民党接收后的城市里，各种派系的基督教堂，又开始萌动，但已明显减少了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解放初期有外国教会近70个，大体分属121个外国差会，其中美国差会约占一半。到1950年7月，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号召中国基督教会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一宣言深受广大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於1954年7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统属该委员会领导。
  基督教在我区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概括情况如下：
  1892年至1899年，为基督教传入和开始发展教徒阶段。
  1900年1至8月是义合拳反帝爆发时期，许多教徒被杀害，活动受挫。、
  1900年9月至1938年为建立组织修建教堂，扩大发展教徒，每星期日教徒举行礼拜，宣传福音，进行各项活动的兴旺时期。
  1939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天津，驻地日军，禁止了基督教活动。
  1946年至1949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宗教活动又得以恢复。
  1950年至1958年解放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导下，又逐渐兴旺起来。
  1959年至1978年，宗教场所被占用，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宗教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1979年至199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活动重新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