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王芸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生前曾在“大公报”报馆工作四十余年，解放后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从六十年代兼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历任全国政协一、二、三、四、五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这位大名鼎鼎的无党派人士，新闻界泰斗。他就是杨柳青镇小梁庄世代贫农冯家的姑爷。
  王芸生先生是静海县人，一九〇一年九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生活困难，父亲曾在天津芥园庙给和尚烧菜做饭，王芸生弟兄三人行三，他幼年时勉强念了儿年私塾，十三岁那年，为了生活，家中就把他送到了天津一家小茶叶店学徒。王芸生刻苦好学，最爱看报上的副版，一些影射时弊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开始练写稿，他的第一篇稿子投给天津“益世报”副刊，题目是“过新新年送旧新年”，内容是讽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结果没过三天，报上就登出了来。不仅是副刊头条，而且加上了花边，第一次投稿成功，增强了自信，但他为了糊口，不得不继续在私营商店做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英文，在美商洋行货栈谋得一职。
  在五卅运动反帝爱国怒潮中，年仅二十四岁的王芸生和洋行的青年职工共同组织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并被选为工会的宣传部长和工会周刊的编辑，这是王芸生办报的开始。
  由于他主办的报纸经常发表一些工运文章，被反动军阀勒令停刊，王先生逃往上海，在那里王芸生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和几位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短棒”“猛进”等几种周刊及“和平日报”。
  一九二六年王芸生先生回到天津，在天津省委宣传部工作，具体任务是给“华北新闻”写社论，当时天津大公报正在风行，大公报编辑张季鸾先生的评论文章非常有名，两家报纸的社论和评论文章虽然不署名，但总有点竞争的劲头，经常因看法不一致而发生笔战，张季鸾先生和王芸生就是由笔战而相识，进而成为至交。当王芸生与“华北新闻”商报因观点不合而相继离职时，张季鸾先生便亲自登门把打笔仗的年轻对手接到“大公报”工作，张季鸾老先生不愧是一位伯乐，此事当时在报界中传为佳话。
  一九二九年八月，王芸生先生入“大公报”就职，开始他在地方版当编辑，由于编排生动，文字严谨，并且遇事有自己的见地，特别是来稿取舍，以文而不以名，很快受到同仁及读者的推崇和信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同仁同仇敌忾，当时敌骑压境，大好河山沦于敌国。愤于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甚一日，于是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以使广大读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这便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文章的开始，这次编辑重任，当时就落在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肩上．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事变起，逐日连载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七卷近二百万言的巨著，这对于刚满而立之年，仅有几年私塾浅历的芸生先生来说，其人其志可以想见了。
  正因为王芸生在上述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使得这位年轻的报馆工作者，成为名符其实的中日关系史和日本问题的专家。这部著作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一九三二年刚出版问世，即被誉为堪与清末名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相媲美，比日本国志还丰富。因此王芸生在国内新闻界崭露头角，名声大振。
  芦沟桥事变后，天津沦陷，王芸生先生随大公报迁往上海，又迁汉口。一九三八年十月冉迁重庆。
  一九四一年张季鸾先生逝世，该报组成“社评委员会”，由王芸生先生任主任，并由他执笔撰写“看重庆，念中原”。因评击了重庆苟安生活的糜烂，揭露了河南灾民的惨状，该报被勒令停刊三大。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大公报由重庆迁回上海，这时王芸生先生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虽已光复，但国民党却热衷于内战，把人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大公报”开始呼吁了。
  一九四七年王芸生先生由上海赴京探亲，他亲眼看到平、津憔悴凋蔽，悲凄之情油然而生，发出「赶快停战、快快和平」的呼喊，此时正值北方学潮汹涌澎湃，王芸生对反内战、反饥饿的青年学生，寄出无限同情，五月二十五日在“大公报”发表“我看学潮”一文，文章督认“我何以同情学生呢？因为我还保持着一颗青年的心，我还能理解青年……。学潮纷纷是表现不安。而这不安的根源，明眼人不难找到答案。与此同时，王芸生先生不顾自身的危险，不顾当局的威胁，赴京、津各大学发表讲演。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演“日本问题”再认识，在清华大学讲演“漫谈国事”，在南开大学讲演“我对国事的看法”，王芸生先生对学生们的支持，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使蒋介石勃然大怒，遂授意御用文人陶希圣在“中央日报”组织文章，向大公报猛烈开火，并指名道姓对王芸生先生进行人身威胁。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王芸生先生在香港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邀请，要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原来同年八月，王芸生即离沪，经台湾到香港。与许多民主人士汇合，准备北上。在香港逗留期间，王芸生曾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的笔政，撰写了大量文章，有力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使香港版“大公报”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王芸生和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曾禺等进步人士一起登上“华中轮”踏上北归的航程、他们三月五日到达华东解放区，十八日到达刚解放的北平，从香港到北平，千里迢迢，王老一路观察、思考，接触了广大人民和党的千部，他理解到、在表面上战痕斑斑的上地上，正孕育着一幅崭新的社会主义图景。他激情慷慨的撰写了“我到解放区来”一文。于1949年4月10日刊登在天津进步报刊上，文章说：“我是在这黄土层中成长起来的，我睡过上坑，吃过馍馍，却难患象得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华东解放区所见到的一切，非但一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所造的一切谣言和诬蔑，而且使我们见到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
  一九四九年五月，王芸生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大公报，随即在六月十七日发表了他起草的著名的“大公报”宣言，同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一直主持“大公报”工作任社长。
  王芸生先生在主持“大公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思考着继续完成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巨著。
  六十年是指从一八七一年中日始订”修好条规”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止。原来只写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从那时到天一八的十四年还未完成，这十四年间，风云变幻，中日两国人民都经历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周恩来总理也一直非常关心这项未了的工作，曾对王芸生先生殷殷嘱托，从一九五七年起，王先生一方面搜集新的史料、一方面对旧著作中某些部份做了必要的修改和增订。到文化大革命前修订了一、二两卷，尽管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遭到非难，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但王老对完成专著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七十多岁的老人心中惦念的只是一点——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拨乱反正后，年近八旬的老人欣喜莫名，他深知去日无多，愿最后为中日友好新篇章竭尽所能，为此曾两度去访日本，下决心完成这部呕心沥血惨淡经营五十年的专著。
  在和生命争夺时间的斗争中，王老终于在病床上完成了七卷本后五卷的修订工作，并对增补的第八卷，做了细致的安排和设想，后山他的助手完成，至此五十年心血终告成功。并由三联书店出版刊行。可以说，为了历史科学，为中日友好，王芸生老先生战斗到了生命最后一息。
  王芸生先生于一九八〇年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其主要著作有“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芸生文集”“台湾史话”。
  玛玉文女士是王芸生老先生的夫人，她是杨柳青镇小梁庄人，提起池们的婚姻结合，还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
  她父亲冯连贵，种着几亩薄田，做些小生意，沿南运河两岸串乡入村卖杂面为生、冯女士在家除针线活外，帮助邻居种园田、摘黄瓜、豆角等，过着贫苦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她自己在家，突然听得门响，而且敲声很急，开门一看，原来是位不相识的青年，身着西服革履，仪表堂堂，面带惊慌之色，说：“大姐快救救我，后边日本人追我逮我”。冯女士未及考虑避嫌，马上放进青年，将大门关上藏好，不大功夫，日本兵来了，叫开门找王芸生，冯女士说：“没有人来”，把日本兵哄走了。
  日本为科么要逮王芸生呢？
  那时王芸生正在大公报工作，编写了一套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即“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因此引起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嫉恨，把王芸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跟踪追击。
  那天，王芸生到郊区采访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在大觉庵村往西走，发现后面远处有日本兵追他，于是顺着运河北岸小路逃到杨柳青小梁庄。
  冯玉文女士开门收纳藏好了王芸生，骗走了日本兵，简直是救了王芸生一条命，他感谢不尽，在冯家挽留下又躲避了两天，等风平浪静才回市内报馆。
  冯玉文向父母廪明了救人经过，父母亲见王芸生是个识文断字有文化有血性，而且一表人才的青年，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他。王芸生钦佩玛女士大胆、机智、多情，更有救命之恩，感激无尽，就这样缔结了美好姻缘。
  这桩婚事颇有戏剧性、传奇性，真和京剧“柜中缘”，岳雷逃难招亲的情节差不多。
  婚后移居市内长春道大公报宿舍，夫妻相敬如宾，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冯女士不识字，王芸生手把手的教识字写字，冯女士对丈夫照顾的无微不至，日子虽然较紧，但生活畅欢，不尽的乐趣。
  在平静的生活中，而王家却不安静，在津的一些日本流氓浪人，在驻屯军指使下，报复王芸生写抗日文章，不时的进行迫害，肆意的骚扰，有次藉口找王芸生，王不在，趁机把家中一切打了个底朝天，在那敌人横行的日子里，他们曾被迫多次迁居。冯家惦纪女儿女婿，寝食不安、担惊受怕，不时去津探望，并接济生活。
  七七事变后，天津论陷于日本，冯女士以家属随同大公报南迁上海、汉口、重庆。携儿带女，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抗战胜利后，又随同王芸生去香港办大公报，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于1949年建国前夕，回到北京定居。
  1951年冯玉文回到杨柳青家乡探望阔别已久的二老双亲，共话抗战八年。内战三年的兵灾连天离乱之苦。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嗣后于1958年1963年二次来杨柳青奔吊双亲之丧。
  一九八〇年王芸生老先生逝世后，冯玉文夫人很是伤痛，但有儿女待奉身旁，安慰老人颐养晚年，但终因年老多病于一九八九年病故。终年八十七岁。其子女六人，有的当大学教授，有的任工程师，有的担任电台文艺编辑，有的在国外深造。在不同岗位上，共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工作者。
  王芸生先生和冯玉文女士这二位老人，一辈子患难相扶，甘苦与共，终身相偕，感情弥笃、忠贞如一。其事业，其精神、堪称人间楷模。
  199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