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清末民初，老一辈人全知道杨柳青和天津都有所谓的“八大家”，“大家”之称，系指有特殊地位的豪富家族而言，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天津县出版的《津门保甲图说》，载：当时杨柳青计有“绅衿三十一户、盐商二户、铺户三百二十九户、烟户二千七百五十六户、应役三十户、佣作五百零六户、负贩一百四十九户、船户四百九十四户、船伙五百一十七户、乞丐八户，僧道一十四户，全镇四千八百六十八户；大口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人、小口八千八百零三人，总计人口二万五千零七十三口”。就在上述绅衿三十一户大宅门中，推出八户为地方办事代表，当然图说成书以后，人口还不断有所增减，八大家也时有兴替变换，在光绪四年（1878）先有石元俊、、石作桢、刘光先、周爱莲、王文彬、戴冠庆、朱宝光、王大为等八大家成员出头创立了“崇文书院”，而后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合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则又有捐职道衔石元仕、孝廉方正石作瑗、举人王炳奎、岁贡生刘恩晋、附贡生刘恩波、举人刘霞轩、举人王兆泰、候选奎文阁典藉周锦树等八家，出头成立保甲局，负责募勇保卫地方，收纳由津逃来的官僚政客，难民、散兵，支应敌寇给养，开办粥厂，施舍衣物等事宜。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些官绅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地方上仍需要有人办事，就又有一些依靠那富户豪门生活的茶房工、陪嫁娘，帮闲的清客蔑片，裱糊作、花轿仪仗用品租贷业、丧葬殡仪业、杠房、酒席处等等，操持酝酿另选新的八大家，并编了以殷实富户为首的一段歌谣：“东双盛、西汉升、中间夹着石万兴，裕盛、聚德一家董，同盛、明盛不相同，王家人称恒字号，赶大营的安文忠，西头财主头一份，牌坊底下是成兴。”双盛杜家、汉升韩家、万兴石家都是旧财主大粮商、大地主。裕盛和聚德是以磨粉业起家的大商号。同盛和与文丰泰是赶大营发财还家的百万富翁。明盛在西北涿县、涞水、易县、白沟河有四家零整批发的大杂货百货综合商店。恒字号家族商业比较分散有恒通、恒泰两粮店，恒义源有本地与白沟河两个杂货批发商，恒兴、恒茂盛是地主。成兴有平记、德记兄弟两户，都是地主户兼粮商。他们都拥有相当多的土地，由数十顷至千百顷不等。民国初年地方组织公议局，仍延清末公议局之旧，斟选局董，上述家族有的分散，无人出头，如恒字号。也有的家境衰落，如汉升韩家。最后确定了万兴公记族长石元仕，裕盛号经理董兆荣，明盛号周家周敬熙，文丰泰的安文忠，同盛和的周恒德，成兴平记韩澄甫，又添入了久家胡同的久连甫，和运河南岸的鼎兴张宾阳等，称为新八大家。现将他们兴衰简况列举如下：
  （一）万兴公族长石元仕
  石家在早即属天津八大家之一，关于他家兴衰过程，在《津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中已有所载，这里仅就其民国列入“新八大家”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宣统三年（1911），清帝退位，石元仕本想以前清遗老自居，不再参与地方“公议局”事宜，但事与愿违，北京袁世凯为了不去南京就任大总统，阴谋在天津、北京、保定三处制造假兵变，于民国元年（1912）农历正月十四日晚，指示驻镇北韩家墅营房部队，从北仓进入天津大肆抢劫，配合保定、北京一致行动，在镇南疙疸洼营房也有驻军，他们听说北村官兵全饱载而归，也在蠢蠢欲动，镇上人们不明真相，户户不安，石元仕更是惊恐万分，他一方面向疙疸村营房送去千元犒赏，一方面向天津日本领事馆求助，日本海光寺驻屯军派出一支小队约三十人，开来杨柳青，驻在尊美堂西垮院内，地方赖以安静，此后经账房管事张雁九敦劝，石元仕出于自家利害考虑，就又出来继续管理地方公议局事宜了，从而与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拉上了关系，并经杨介绍与省长曹锐（北洋军阀总统曹锟之弟）喜结姻亲，民国八年（1919）石元仕死后由其家侄作藩继承，几年后直奉交战，冯玉祥临阵兵变，回京囚禁了大总统曹锟，曹锐畏罪自杀，石作藩因前者曹锐在天津时，亲家来往过从甚密，恐受牵连，听从天津亲友的劝告，全家迁天津英租界定居，只留账房赵乃棠看守，兼管地租收入及纳税摊派等开支，又留张惠林（当时伺候石元仕老家院）及护院武师张金富看守宅院，迁入天津后生活挑费增大，家计入不敷出，终至民国十九年（193。）开始破产，先是把文安洼的土地，由本镇萧绍兰说合卖出，虽亩数不详，但知萧所得佣金即达五千余元，萧就用这笔钱在天津南市开了一个益竹绸布庄。此后又将镇西小洼四十八顷土地，卖与同盛和周恒正，得洋十万余元。继而又将尊美堂西院（旧第二中学校址）卖给了庆生银号安家，安家未及住进，杨柳青就解放了。
  （二）聚德裕盛董家
  董家先世从明朝永乐二十年（1422）迁来，原住于西头董家坑，世代以务农为业，清嘉庆六年（1801）住宅被淹，因曹家胡同地势较高，即在胡同口暂居，水退后以自有牲畜，购磨碾开一小面铺，此后分成聚德、裕盛两家，光绪初年裕盛号开始向天津城厢附近发展，与天津粮栈斗店、钱庄建立了营业往来联系，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二月间，辛丑条约尚未签订，有德国兵数百人围静海县城，因子牙河淤浅，小火轮难行，须挑挖疏浚，令该县立即凑银二千两，限次日上午九时交付，迟则焚杀县城。该县王县令以大乱之后，富户逃亡筹措困难，急令属员持函向杨柳青支应局告帮求助，立等携回，当时支应局绅董见信后，因时间紧迫难以筹办，有人介绍裕盛号和天津一银钱号有交往，该银钱号经理与各洋行华账房买办均有业务，他家支票在天津都统衙门“侵略军设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很好使，当即派人往求，裕盛当时管事人董兆荣，以事关静海县城安危，慨然开出支票二千两，由静海来人星夜赶回，及时交付，使静海免遭危厄，从此裕盛提高了知名度，有粮有钱者均乐于存放，他家开出钱贴（等于流行现钞）也流行无阻，从而加速了资金周转，营业蒸蒸日上，民国后家中子弟董绍良、董绍康等去天津就学深造，后均有所成就，其近族聚德号则不同，全家在老一辈迂腐的影响下，仍采取闭关自守方法，布衣蔬食，以增加积累，买地置房，不想向外发展，对儿孙教育希望能安分守业，不需进取，因之其后辈人多不能适应形势，解放后甚至无法自力生存，未久即人亡家破。
  （三）同盛和周家
  同盛和与明盛属远族同宗，世代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清道光年间（1821—1850）部分族人成立周家瓦木作，从事建筑业，光绪三年（1877）地方大旱，赤地千里，粮价腾贵，有瓦木工人周乾吉、乾义、乾玉、乾凤同族四兄弟，家境贫苦，无法维持。适左宗棠大军西征，平息阿古柏叛乱，号召募民殖边，随营供应商品。经串连商议，结伴同行，进入新疆后至乌鲁木齐，兄弟分头经营，周乾义做负贩生意，光绪十年（1884）前后，俄人交还伊犁，新疆建省，以乌鲁木齐为省会，地方日渐繁华，其子恒德、恒正亦先后到达，修盖门面，起字号为同盛和，父子三人锐意经营，积累渐丰。清政府以新疆省初建，又多是少数民族，财政收入一时尚难理顺自足，规定每年拨给辅助库帑四十八万两，因交通不便，派员去京领取押运往返，历程一年，差旅开支过大，后经护理巡抚魏光焘建议，交由乌鲁木齐商号去京领取，就地采购商品运到新疆，再限期缴款入库。这样做，官方可节省领解费用，商人也增加了进货资本，当时在新疆共有领款办货的座商八户，全部为杨柳青人，因也称新疆协饷八大家，又因同盛和信用好，款项常提前凑足缴库，所以在饷额分配时，亦尽先供其使用。至清末时商店、分号、代销点遍布全疆天山南北各县城镇，并在吐鲁蕃置葡萄园，挖坎儿井，资产为全省各大经营商号之冠，清末其父周乾义先归，老妻己死续娶后生一子名麟书，民国后周恒德也返回家乡，又派其子耀廷去新疆，帮其叔父恒正料理经营，恒德始将多年盈余，广置房屋三处及大量土地，余钱归恒正所有，等其回乡自置，在玄帝庙西有房两所，一所归恒德，一所归寡弟妹（二弟早死），另一所在曹家胡同为其父周乾义及幼子麟书所居，土地也平均分配。同盛和商号规定三年结账一次，盈余款项仍按四股均分。民国十五年（1926）周恒正与其侄又先后还乡，将新疆营业交由经理徐润波，曹余三、尚松年等经营，民国十七年（1928）省长杨增新被刺，此后新疆战乱不断，同盛和营业渐不如前，三年结账盈余无几，四弟周麟书自老父死后，失于教养，挥霍无度，银钱土地，均被花光，三年一次新疆盈余款分到手里，不久亦花费罄尽，见其三兄恒正还乡后，购买猪市街原承德堂石氏住宅房屋比自己的多两倍，家俱陈设也皆名贵木料，三嫂病殁大出丧花费数万元，又在天津投资经营银钱业，陆续置地近百顷，艳羡之余，讹诈之心顿生，便找三兄要求重新分配家产，并以诉讼相威胁，经人说合了结，后由周恒正给予土地、现金等共值约十万元，但钱到手后，鸦片、置妾、赌博，不数年又皆花光，无脸再去讹诈竟至病死，死后仍由周恒正出资发丧，民国二十六年（1937）芦沟事变，全家迁往天津定居，后病殁于津门。新疆自庚子之乱（1900）当地贸易同乡，曾捐巨款救济饥民，以后每年均有多少不同捐款寄汇，筹办地方公益事业，或赈济贫困，起先由地方公议局安文忠承办，民国十年后地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安文忠迁往天津定居，善举停顿，周恒正还乡加入世界红万字会，一切捐款即由红万字会接办，不足时由周恒正出资弥补，直到日寇侵华新疆道路不通始止。
  （四）成兴号韩家
  韩家起家于清咸丰（1851—1861）年间，提起他家的发家史，应先提到继和董家，董家从明代就是大富豪，明万历年间本镇药王庙和準提庵，就是董氏先祖独资建成的，董氏有大量土地，依靠佃租生活，韩澄甫之曾祖，为董家承佃庄头，代管地租，董氏子孙历代相承，只知文契上有土地若干，按时收取租金，至韩澄甫父亲这辈，就拣一些肥沃土地自种，虽照样交租，收成却大不一样，按照惯例、地主每年要付给庄头一定酬金并按所管土地亩数百分比，由庄头自种不收租，庄头还可把土地包揽全部付租，然后再加价转给租户，所以每年收入比地主不少，后更经营粮食业，家业渐兴，民国后兄弟各立门户，兄韩澄甫为成兴平记弟为成兴德记。韩澄甫子渭川一度曾为镇长，侄韩萝符早年去津攻读法政，毕业后被荐为陕西法院推事，因家中人单辞谢未就，后因妻病，从本镇名医王槐卿及杨芬港一张姓老中医学妇科。军阀混战时期，宅内住一营长，其家亦世代名医，有家传手抄本医案一部，临行将医案慨然相赠，说：“细心惴摩，不愁无成”！从此在家义务为人看病，后在西成春堂坐堂，贫者常代付药费，直至病好为止，邻里多感其德。解放后参加镇联合诊所，后转杨柳青镇卫生院中医科，七十年代末病逝。
  （五）明盛号周家
  明盛周家也是西头十三街周家庄的大家族之一，其辈份排列为“一、道、汝、光、世，思、泽、懋、廷、良，乾、恒、宝、建、永，庆、昌、景、义、文共二十字。清道光初年（1821）廷字辈，移家在后大道、大寺胡同北口，依靠长途搬运为生，自有木轮鬼头车一辆，能载货五至六百斤，跑雄县、霸县、涿县、易县、容城等地，”往返行程约十日，每趟得银三、四两，涿县西峪寺，僧众甚多，该庙监院僧与本镇报恩寺（即大寺）主持系师兄弟，往来关系密切，双方交往物品、信件，常由周氏藉运输之便，代为携交，因与两庙僧人均很熟悉，到涿县也常在该庙落脚，后在庙僧的支持下，自采货物运至涿县推销，由小到大，从赶庙会设摊点到设门面零整批发，商品远销三定（保定、定县、正定）。至良字辈，又在涞水、易县二地设店，货物皆由子牙、大清二河运至白沟河设庄中转。到光绪年间在大寺胡同与猪市大街口南北两侧共置四合院七所，清末曹家胡同庆成安氏家己败落，房院亦归周氏所有，先后并置地百余顷，这是明盛周家之鼎盛时期。
  民国后京汉铁路建成通车，大批商品可由天津直达河南、山西等地，运费大幅度降低，四大明盛就迅速衰落了，不久全部停业，然尚有土地百余顷，依靠乾字辈一老祖母勤俭持家（这老祖母青年寡居，夫、子俱先亡故）对孙辈约束甚严，按每年收入，量入为出，尚能维持正常生活，北伐期间，老祖母病死，由长孙周敬熙（同宝字辈）承重出一大殡，以后财产平均分配，化整为零，所余无几，再加之兄弟均不事生产，且多有鸦片烟瘾，在抗战期间房地皆大批出手，家境就完全败落了，公认的八大家，就又以庆生银号安家选补。
  （六）久家胡同久家
  根据父老传说，久家原非本姓，其先人为满族，住北京西山一带，道光年间携幼子小九外出投亲，病死中途，当时小九年仅十岁，孤苦无依，后流落于杨柳青，为一老油工收容，年龄既长，尽承其技，人称九师傅，天长日久即以久为姓，娶妻生子，世代为油漆工，传四世至久连甫，其父去新疆，少年为雇农，后租地自种，又代地主娄姓管地，天性吝俭，家境虽己小康，冬季仍著无法再补之棉衣，怀揣玉米饼，饿时一杯热水即可饱食，如此聚沙成塔，至庚子（1900）前已有土地二十余顷，后娄姓家务不合，妻妾纷争，常年诉讼，所有土地也俱归久家；东猪市大街明盛西邻的一条胡同里，靠西侧几进瓦房院落，尽为久连甫所有，遂称久家胡同，至清末久连甫财产多了，名声大了，使之无法忍受的是一些社会渣滓，和地保牌头，欺他有财无势，百般敲诈。他知道乡绅的威严是因为有功名，有势力，一张名片送到巡检司，就可以革掉地保之类的差使，在清朝末年功名的捐价，也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摇摇欲坠而贬值，他仅花了一千元，就买了一个二品顶戴的虚衔封典，摆在厅堂里，果然就变成了去邪的符咒，以后就没人再来骚扰了，可惜没有二年，又改建了民国，那个封典就成了历史上的一张废纸，他深知自幼不识字的苦恼，把儿子浩普送到名塾师孙子卿的书房去学习，久浩普很用功，几年间练就了一笔好字，后来天津有很多字号的牌匾，均出自他的手笔。民国初年距他家不远的乔家疙瘩恒茂盛王家，发生了一桩明火执仗的抢劫案，虽及时破获，把匪徒五人全处决正法，但对久连甫来说，在心理上又增加了压力，“财主”二字成了他思想上的包袱，他想搬到天津去住，那里人多财厚数不上他，就在天津西门里中营买了一套住宅，迁到天津，还不放心，又雇了一个叫赵五的镖师给他护院，临行时把大约七十余顷土地交给了他家前院一位姓阎的代为经管。每年地租存入富春祥杂货店（庆生银号前身）民国十七年（1928）久连甫年老思乡回来不过两年就病故了，殡葬后久浩普仍返天津，解放后生活来源狭窄，天津房子全部卖掉，1962年病故，遗三子，长子在内蒙搞设计系桥梁建筑专家，另两个儿子均在天津从事工、商业。
  （七）文丰泰安文忠
  安文忠字荩臣，系去新疆赶大营的首创者，其生平资料己载于《津西文史资料选篇》第二辑113页里，今着重说说他与裕盛董家的房产涉讼案，原安文忠在清光绪末年回到了杨柳青，购置了估衣街鲜货市东金和成胡同（今称施医局胡同）西侧，全部庭院共四所，第一所为安氏家祠，第二第三妻妾各住一所，第四所为同善社施医局。在第四所院落的西北角后面还有两大宅院，安文忠也打算把它买过来，卖主王姓虽把价让到了最低，但安文忠认为那两个院落非他没人买，就把房价一压再压。不料裕盛董家，与此宅仅隔一小胡同，认为价格合理，就花钱买了下来，安文忠知道后很后悔，他在修理第四所施医局院落时，无意中发现有一小后门，这门的里外都用砖砌的很严实，将砖拆开后，这小后门也通裕盛董家所隔的那条小胡同，就为这一小胡同约八十平米的产权归属问题双方发生了争执，以至互不相让，最后起诉于天津地方法院，双方各请了代理律师每月开庭审理两次，历时两年之久，今天法院派人来丈量，明天派人来勘察，或找四邻取证，但一直没有眉目，据安文忠家中账房戴杏簪说：这次每家都花掉了比买房还多得多的讼费，最后还是公议局办事人石佩珊和石养泉两人出头，几次奔走说服了两造当事人，改为两家夥走的通道，撤消了诉讼。
  （八）鼎兴张家
  在运河南岸东大街，（今十六街）有两个鼎兴张家，一家在东大街路北，一家在东大街的崔家胡同，他们是同族近支，论财产以东大街的一支为最，早年有土地近百顷，河北河南共有房产大小十余所，并兼营商业，有合资的翔兴和与怡生堂药铺，并天津针市街隆顺里药材批发商栈，独资的德兴米面铺，抗战期间迁入建隆胡同自置一所宅院，其后裔张绍康合营时加入镇联合诊所。
  崔家胡同内鼎兴家主人张宾阳，在清光绪年间以监生为吉林省双城厅通判，农安、长岭县知县约十年，卸职后去北京一军机满族大臣家当幕宾、兼课其公子读书，光绪庚子后（1900）返乡，不久被地方公议局聘为局董，参与公益事业，宣统二年冬赈在农历十月二十日发放，（旧例每年小雪前二日施放赤贫户冬衣，一般贫户玉米若干斤，第一日发放大寺胡同以西包括河南今十五街，第二日发放大寺胡同以东包括河南今十六街，）地点在河沿大街官斗局前，届时照例在墙根设一八仙桌，挂好缎围子，为地方公议局绅董到临监放时用，这次系由张宾扬主持，第一日赈济顺利完成，第二日上午十点继续发放东街时，前边过来一人将红围桌撕下，扔在地上，并说：“你们好大胆，今天是什么日子，还挂红？”这人原是在地方上专和石元仕做对挑刺儿的土豪贾墨林，张宾扬起初一愣，既而恢复常态说继续发放，完毕后，自踱回家，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原来这一天是光绪皇帝两周年忌辰，执事人等疏忽了，贾墨林撕完围桌，洋洋得意逢人自夸，这时就有人告诫他：“张三太爷做过十年县知事，又在北京干了十几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你这样摘他眼罩，他岂能与你善罢干休？你还这样宣扬。”贾墨林一想又后怕起来，当晚悄悄过河到张家门前，请看门人进去回禀，说贾墨林求见，他忖度定遭张宾扬拒绝，就蹑手蹑脚的随着看门人后面进了堂屋，双膝跪下，请求宽恕，张宾扬微笑理也不理，叫看门人赶快把渡夫找来，一会儿渡夫进来，张宾扬说：“天这么晚了，船己停摆，你为什么还把他渡过来？”渡夫连忙回答：“是贾大爷说找您有要事相商，我怕耽误了事，才赶紧开船渡的。”张宾扬挥手渡夫退出去，这才说：“贾大爷请起吧，我还得谢谢你，你如果到赈完再撕桌围子，说不定我的头要砍掉呢，来人哪，把贾大爷送过河去。”说完自己进了里间休息，看门人跟着贾墨林到了东渡口，叫渡夫把船摆过来，贾墨林上了船，回家一路趺趺撞撞，次日渡夫把贾墨林跪地的事在船上一宣传，弄的全镇皆知，贾墨林听见也无可奈何，从此张宾扬自己也隐退了，不再参与公议局事，所以民国后虽然说八大家有他，也只担一虚名而己。张宾扬有二子，热心教育事业，带头捐款拆毁天齐庙神像，改做教室，博得开明仕绅及热心办学者的称赞。
  从现在所有材料来看，杨柳青的八大家，除石元仕一家外，其他户的日常生活与一般中等户全差不多，有的生活费用比中等户还低些，如聚德董家、久连甫家，但他们都有一点，就是在婚葬方面铺张较大，挥霍无度。嫁女时的嫁妆、家俱摆设动则百抬，有的还赔嫁土地若干顷。娶亲者花轿虽只用一次，轿围子也必须新绣开剪，纳采讲究八大金、珠、宝、翠、钻执事仪仗也要髹漆贴金，其他搭棚宴客，悬灯结采，亲友往来，持续月余。办理丧葬，更是铺张，除上等衣衾棺椁，大殓成服，送路接三，放焰口，诵经咒外，每七日还举行一次家祭，聘请僧、道、尼众超渡亡魂，在家停灵四十九日，以后烧门纸，又请僧众跑方渡桥，全族家祭，设丧筵招待亲友，请文官点主，伴宿，以至次早再开筵席招待送殡执绋亲友，至午时由武官祭门，大殡始出，纸俑开路高者竟过屋檐，各种纸俑及生活陈设数以百计，旗锣扇，官衔牌，铭旌，随后省、道、县各级机关官员题词赠匾，以及木主、影等辇亭香谱，家庙旗幡僧、道、尼众均手执法器、八卦衣、袈裟等披戴齐整，列队其间，有的还从北京请来喇嘛、白云观道士，租来独龙杠，素车白马，执绋亲朋送葬者数以千百计，仪仗绵延数里，此外还有路祭、路赏、回灵等，总之花钱越多，越风光；越排场，人们越吹捧，声名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