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一 杨柳青年画业的沿革
  杨柳青民间木版年画，源远流长，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枝奇葩。最初这一行业的发展，是以宗教迷信的各种神像祃子和点缀节日风俗的需要用品而开始的，每年春节用的门神、灶王、天地祃子，及各行、各手工业供奉的祖师像和端午节用的天师符、钟馗像，中秋节的月宫图等，为杨柳青年画制作提供了原始素材，在北宋时期有孟元老著的《东京梦华录》卷十：“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及财门、钝驴、回头禄马、天行帖子。”1126年，金兵攻破汴梁，掳徽、钦二帝，尽辇图书、珠宝及大部百工等艺人北返，为他们生产和劳动。见《容斋三笔》。这样一部分艺术人才迁往南京、杭州，另一部分转到山西、河北等地。元朝末年，顺帝失政，造成天下大乱，人民为逃避拉丁徭役之苦，大多从内地跑到穷乡僻壤寻觅生计，不久明朝朱元璋入主中原，因连年战争及蒙古族人大部分北去，烟户减少，从洪武末到永乐初，多次迁山西没有土地的农民、手工业者充实北平四郊及天津一带，二者之中有些人看到杨柳青这地方附近，梨枣成林，坑塘洼淀，又多蒲苇，都是凋刻木版、制纸的好原料，因而这里的捞纸业（运河南北岸均有地名为纸房胡同），春节民俗用品传统纸祃作坊就在本地扎根生产了，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京杭南北大运河通航，杨柳青又北靠大清、子牙二河，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码头，交通的便利，一些纸〓商品，便销往各县镇，从而稳定了生活，给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南方生产的颜料和精细纸张，随之传入北方，并经世代艺人的不断推陈出新，到明代末年，在杨柳青出现了套色印版、手绘加工的年画但这只是杨柳青年画的雏型，全是自家人自画、自雕、自印、自己加工描绘、自己去推销的个体户，没有商店名称，熟悉的人也只能说出这个作坊的姓氏，都是以家庭成员劳动生产方式，当然销售量也不会很多，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所谓康、雍盛世至乾隆中期，戴家作坊的第九代传人戴廉增（1735－1795）始将营业扩大，画样儿也随之增多，每年秋季随着向五河（子牙、大清、南运、北运、蓟运）各口岸的杂货船进行批发，销往各地村镇，并逐步打入北京市场，还在北京崇文门外的打磨厂东口设立了门市，后又在绒线胡同成立了作坊，至此才有了戴廉增画店的牌匾，在所印出的画片左下角，也加印了出版商号的印记。随着画店的不断发展，除自家人大部分带头运营生产外，又大批雇用工人，从事雕版、印刷，另外也培训了附近的一些家庭妇女，利用农闲实践，从事加工补绘着色、开相（粉彩涂面、重勾耳、目、口、鼻）描金、加花等活计，按加工繁简计件付酬，因而形成：“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之势，与此同时杨柳青地方己出现了很多同行业，建立了大小规模不同的年画作坊，他们也先后去北京，设立了门市，据有资料可考的就有：戴廉增、齐建隆、忠兴、杨正记、增华斋、福成、三益斋、义和东、双义厚、振记、德记等，他们都以秋冬批零推销年画，春夏加工纱灯、扇面，维持营业收入。地点也中集在崇文门外至正阳门前一带，这些字号的年画，有的是从杨柳青总店运来，也有的在北京设坊自印，，主要的顾客是北京附近一带的各县客户负贩，从琢州、良乡、、涞水、易州、通州、平谷、昌平、顺义、古北口、延庆、远及赤峰内蒙等地来京，趸往家乡销售。到腊月初，商店同人也走出柜台，在庙会或繁华街市，搭棚设点展销年画，如清富察敦崇所写《燕京岁时记》（画儿棚子）条说：“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稍后一些，沈太牟《春明采风志》记北京画棚段“画出杨柳青、属天津，印版设色，俗呼‘卫抹子’，早岁戏剧外，画中多有趣者，如“雪园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皆是也。”可知那时北京搭棚销售年画的情景，同时也道出了杨柳青年画题材内容和受都城欢迎的情况。北京腊月里过去还有些京郊一带的农民，冬闲没活干，就到城里打磨厂一次买几百张，用苇帘卷起，外边再用一兰布大包皮包好，背在身上在城里城外，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买画儿来”，如有人买，他就把包袱放在地上打开，揭开苇帘，露出鲜艳多彩的年画，买画的一面看，一面听他讲解内容，当时北京妇女，大都喜欢各种娃娃画，卖画人也编了几句唱词，“大胖小，胖敦敦，大眼睛，红咀唇，不吃饭来不喝茶，红小辫，头上扎，不叫爸也不叫妈，您快买张哄哄吧！”人们随意挑选，人围多了，一会就卖些张，有的一月周转趸购几次，赚个肥年落儿。杨柳青年画，还流入清宫，过去的御花园里的戏台下，就见到贴着几幅杨柳青年画的残迹，宫门口所贴的门神像，是年画作坊特制的，一般人家不能用，也买不起，据戴亷增最后管事经理戴少臣老人讲：这类门神有4×6尺和3×5尺两种，每平方尺价银一两，每对要三十至五十两，称为“金贡笺”，门神的缨盔甲胃堆金沥粉，用的材料都用真金箔和高级国产颜料，专供皇宫和王府及各坛庙贴用，另外还有一种称“二细子”活，价格就贱了许多，是供应各衙门，行会公所等采用的，抗战前崇文门外平乐园附近，有个理教公所，即贴有这类门神，还在上面油了一遍，这洋能保持几年不残损退色，清嘉庆年间（1796－1820）戴廉增画店为了使顾客就近采购，又在丰润县的东丰台开设了作坊，招募工人、聘请画师，就地制版印刷，其产品远销唐山、滦阳、玉田、乐亭、兴隆、卢龙等县广大农村，并在关外沈阳设立了批发市场，其他几家大作坊，一般都有五十多个画案，二百多名工人，每年一家要印刷两千多件活（每件合年画五百张）。到道光年间（1821－1850）戴廉增和齐健隆的后裔们，一方面因家族人口增多分居另炊，另一方面要增加生产，提高竟争能力，戴氏分家后，又增出了廉增利记与美丽画店两家。齐氏分出建立、惠隆画在，当时人们编了两句顺口溜：“廉增、美丽、廉增利、建隆、惠隆，建惠隆”。另外一些地方上握有资金的，见年画业如此兴旺发达，也都纷纷投资开设作坊，制版印刷，年画作坊的日渐增加，互相竞争，使生意日益红火，形成了杨柳青年画艺术的全盛时期。同治初年（1862）在杨柳青市面上的作坊就有：戴廉增、廉增利、美丽、齐健隆、惠隆、忠兴、增华斋、杨正记、福成、三益斋、义和东、双义厚、振记、德记、和贸怡、玉盛、庆德厚、张义源、华茂、宪章、松竹斋、吉玉厚、荣昌、义益、亨通、福庆隆、忠义厚、李盛兴、义盛合、义盛永等等数十家，产品占领了整个华北、东北、绥蒙、陕西等广大城乡市场。光绪（1875－1908）年间，松竹斋后继无人，营业兑给了店夥王金甫，更名爱竹斋，又有博艺林函店与丰润人投资的新记·宁河人经营的德盛恒，本地人韩春圃建立的永增利等几家画店开业，虽然新开张的画店仍不断增加，销路仍然在扩展，新式新样的年画品类不断出现，如爱竹斋、戴廉增等画店打开了新疆市场，生产了适合少数民族喜爱的“洋林”画、“格锦画”（因少数民族不喜动物）。还有其他人民喜爱的讥弹腐败官僚的讽刺画，和抗御外国侵略题材的年画，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大量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政治腐败，官僚们日以搜刮百姓为事，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河流水利无钱治理，致使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农民的购买力普遍下降，因之年画销路日窄。部分画店的老板们，为打开销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降低成本，他们一方面压低了描绘加工费用，另方面不得不大量使用进口洋货，纸张采用了从日本引进的洋粉帘，价钱便宜，但容易脆裂泛黄，远不如国产棉帘纸柔软耐用，颜料也采用普鲁士兰和禅臣洋行的“禅绿”等，而这些颜料一经遇潮或日晒，即行褪色。而压低描绘加工费用也使画面草率粗糙，失去了民间年画醇朴富丽的固有特色。也有几家仍用国产原料印刷，又因成本高，无利可图，由此市场也就停滞不前了。
  辛亥革命，创建了民国，政权的把持者，依然是一群清朝的旧官僚、旧军阀，他们对本来已呈风雨飘摇的年画业，借维护旧风俗、旧道德为名，进行甄审，不合他们意图的不准印刷，当时画店花了点钱，只批准了王绍田画的历史故事画数十张，接着不久直奉交战，政局动荡，也就不了了之。同时直隶教育司社会科发指示也着手石印了部分画片，称为改良年画。在天津有一位高荫如，他在民国初年制造假油墨卖给天津及杨柳青、炒米店等画作坊，后来因油墨质量次，销路不畅，他见到政府提倡石印改良年画，认为假油墨虽次，若印制年画，还能派上用场，同时杨柳青博艺林己试印了些年画，并取得了成功，他就到处逢人拉股，不久遇上了一位西药商财东张昆山投资，干起了德利生印刷局，后来因经营不善赔了本，这时第一次欧战早己停止数年各国全恢复了生产，天津市场上又发现了进口油墨，高荫如的产品难与竟争，只好辞职离去。经过几次筹款投资，最后将营业交由张昆山之子张钰甡主持（张钰甡老先生解放后任南开区政协副主席，文史委员会主任，于去年故去），更名为富华印刷局，他从炒米店买去各种年画研究画面特点，并雇请当地画师绘制稿样，后又由石印改为胶印，使营业蒸蒸日上，对此之下，杨柳青木版年画业，逐步退却，由大改小，有的又成为家庭手工业，断断续续的接受一些外地订货，每年再印些门神、灶王之类维持生活，有的干脆齐帐收市不干了，只有新记、德盛恒、永增利三家因东北尚有一些市场多维持了几年，到1930年九一八事变，成立了伪满政府，交通中断也就歇业了。
  二、画师来源传记
  民间画师按工艺派别不同，称为传真派和画庙派两种。传真派以摹画人物头像为主，我国在晚清以前，西洋的照像术还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人的影像是靠画师对面摹写，主要把人的神态摄入笔底，要求不但形似，且要神似，画像有两种：一种是对活人画像，临摹后加绘背景，或坐于庭堂几椅胡床之上，或徜徉于园林山水之间，其名为“行乐图”，多为横幅画悬于壁间，供观赏；另一种属于影像，要求态度严肃，还有一种称为揭白，即人停尸在床，由画师按死人面目图写，后二者画出头像后，都要补绘特定服饰，端坐椅上，裱成立轴，供子孙后辈祭祀追念。
  画庙派属于油漆彩画工人，他们为富户园林影壁厅堂，或衙署、庙宇等处，彩画梁栋或壁画，以及为各种器物描绘图案等等，两派都是以彩笔技艺为生的，但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只是在为给年画作坊出稿样，才合二而一。但无论哪一派，生活都很清苦，活儿不可能天天有，画庙的工资低，活计到冬天就少了，传真派虽然计件要钱，还是在室内干，但也没多少活，所以在民间对于画师们当年的窘态，编了一段故事笑话，说是在数九寒冬，画师在屋内作画，因天气太冷，笔尖上的墨汁冻结成冰，画一笔要用口呵一下，被一位皇帝看见了，说他是画一笔吃一笔，因此人们戏逗的说，画画的是受过皇封的，不画就要挨饿，虽然这是一个笑谈，而挨饿却是事实，在晚明时期各地建庙之风渐戢，（从历史上看明代建庙最多，杨柳青一地就建有大小庙宇二十二座。）画工们生活困难，见木版年画兴起，便情急智生，袭用了宋代刘宗道卖画扇的故事，在一张纸上先画了底稿，勾出墨线，像小学生写仿影一样，然后由家人和自己，把薄一些的粉帘纸盖在底稿上，用笔勾画出几十张，自己再一张张的敷粉着色，成为手绘年画，拿到集市上卖，居然也能赚上顿年饭吃。画作坊见到画师们夺走了他们的部分生意，几经研究，无计可施，后来就想法收买他们的画稿，按质论价，画师们认为这样做既可免去为买纸买色筹措资金；又省工省时，而且一张好一点的画稿所得报酬，能比卖出百余张手绘画的收入不少，于是便欣然与之合作了，这样一来花样自然就增多了，使购画人有了选择的余地，生意也随之多了起来。有些画师技艺出众，同行们就以其特长加姓而称之，例如在咸丰初年画师阎玉桐的父亲擅画仕女，人们就尊称其“阎美人”，其他如佛像李、娃娃宋、娃娃李（李长泰）等等，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反将他们的真名忘却了，据知上述诸位名画师手中都握有很多传世画稿，题材也以其专长为最，如阎美人之孙阎文华（1887—1963）便从其祖父阎美人那里继承了各种仕女手稿数百幅，其中有几幅还是师承下来的康熙、乾隆时代之精品，只是因当时画师属于百工之流，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所以大都名小见经传，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民间艺术高度重视，为挽救民族文化遗产，曾就较有影响的一些名画师的事绩、经验、配合他们的有关史料和画稿，进行了深入挖掘整理，例如：
  高荫章，字桐轩，杨柳青人，世居西头经堂庙胡同，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这是一位自学成材的传真艺术家，在他十五岁时，外出玩耍，偶然捕获了一只青蛙，便带回家中，养在盆里，每天对青蛙的各种姿态，细心观察，对照写生，几经习作，他的画居然得到了邻里的赞誉和家长的鼓励，从此他对画画入了迷，功夫不负有心人，冬去春来，他竟成了远近知名的丹青妙手，好多人找他画像，他越画越兴致勃发，日夜苦练，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就以画像为生了。同治五年（1866）清代宫廷召各地名画工进宫为慈禧太后画像，高也被召进京，当了“如意馆”的御用艺人，那时宫里是权阉安德海当大总管，想到养心殿去画像的人，必须先交一笔宫门费，高桐轩没有钱去贿赂大总管，当然也就难进宫门了。他在如意馆应差一年多，曾随如意馆的管事人管金安游览了几处皇家园林，并在如意馆中学会了界线画法，这对他以后的年画创作很有影响，其子翰臣自幼从父学画，继承了父亲的艺术风格也颇有名望。
  高桐轩在六十岁以前，经常往来于天津、北京之间，出入于王公府第、富户豪门，为人画行乐图，或揭白追影，但他只画出头像，从不画朝服顶戴及满族妇女服装，需另由画师焦达安为之填画，在天津则由其徒众宋竹轩补画。在此期间他曾尽心竭力的为年画作坊画稿样。六十岁后就不再去北京，而专门集中精力绘制年画了，他曾在玄帝庙前开设了“雪鸿山馆”。他创作的年画，是在写生画像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人物形象深沉生动，形态逼真，颇有写实入画的情感，还善于用浅显易解的题诗配画，花样之多，笔法之妙，格调之新，深为人们所赞赏。
  光绪三十二年（1906）高桐轩因病殁于家，享年七十岁。从《天津县新志》第二十一卷之四所载“高荫章字桐轩，为人画像，著色无多，须眉欲活，盖别有渲染之法”。虽寥寥数语，足见己为当时士大夫所承认，打破百工不入史册的惯例。
  阎某，出身于油漆工匠之家，父长年患病生活困苦，九岁时入戴廉增画店为学徒，从师学画人物，年二十即能独出稿样，刻板印刷，尤其对仕女画，观音菩萨像更有独到处，所绘古装美人（昭君出塞），为同行所赞赏，从此人即称为“阎美人”，其大名反被人们淡忘了，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李开芳率部进驻杨柳青，征集年画艺人作宣传画，阎美人应征后，即将上述“昭君出塞”画之山石略加改动，把王昭君及护送军汉换成太平天国军的大队人马，就成了一幅绝妙的“北伐图，”因时间仓促，稿成尚未敷色，太平军即移师独流，次年在连镇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阎恐因此画受累，即携妻子逃往北京，在增华斋绘画纱灯、扇面以维持生活，光绪年间，阎美人死，其子阎玉桐亦受雇增华斋，并学会传真技艺，为官宦仕商画像，光绪十三年（1887），阎玉桐复举一子取名文华，是为阎氏第三代传人，阎文华自幼对其祖父手稿，爱不释手，并经其父阎玉桐指点，很早即临摹习练，并完全继承了其祖之长，善画佛道诸菩萨神像，其观音大士像可与其祖父相媲美，因之，同行中皆称其小美人，民国初年曾受北洋政府之召，参加绘改良画稿，到一九三〇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在我国东北长春成立伪满洲傀儡政权，不久汉奸殷汝耕又在通州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强将东丰台画版大小近万套，运往伪满沈阳，冒充满洲文化。阎文华为权势所迫也去了伪满，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返回天津，又作了不少年画。一九六三年病殁于家，享年七十六岁。
  徐荣轩、徐少轩、徐恩汉也是祖孙三代从事绘画，素有全能画家之称，徐荣轩在光绪初年于天津东门里开了一个传真馆，生意一直很好，因为活计多忙不过来，徐少轩只读了四年书、十三岁时就辍学从父习画，当时西洋的照像术和放大工艺己传入我国，并进口了方格玻璃和放大尺等，徐荣轩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种方法放大可以不走样，且简便易行，再有传统画技功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买来这些工具，一方面教少轩学传统传真技法，一方面学用上述工具，果然进步很快，几年之间，就能独立作业了。不久徐荣轩去世，徐少轩把画室迁到杨柳青，在鲜果市租了一间门面，挂起招牌，担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他是一个全能的画家，什么活计都敢应承。画室布置的很简单，除墙上有自己画的一张“黄三太卖艺”和一张杨小楼的放大剧照外，再就是一些做画工具了。一天有个人在窗前看着杨小楼的放大剧照，久久不走，徐少轩拉门向外一看，赶紧让坐，此人叫董石笙在药王庙前继和胡同住，是杨柳青大老财，在前个月董石笙去天津照了一张像，光线好、本像清楚，只是略显呆板些，徐少轩笑着说：“您这张像照的很不错，只是缺一点笑容，过三天您来取吧！”这是徐少轩第一次应的放大像片活，他中午就开始用放大尺描绘起来，当晚在灯下又修改了几次，自己认为满意，才熄灯就寝，次早天亮起来，又在眼皮眼角挫点了一番，把窗子上的剧照取下来，把这张放大像装上，自己站在街道对面仔细端详，这时有三个搬运工人从西路过，见到这像就夸说：“你们看，把董大爷给画活了，他一笑右眼皮就往下搭拉。”徐少轩很高兴，进屋把画像收起，放在画案底下架子上，这时恒通面铺王三先生进来找徐少轩要这张放大像，徐少轩说：“还没有画好，我说的三天交活，明天你再看罢。”原来这搬运工到了粮食市去干活，看见了王三少东，告诉他“我路过徐家画铺看见了你家姥爷的像，可神气啦，你快去看看罢”，王听了很高兴，进内宅和妻子一说，妻子也要看看她父亲的像，就叫丈夫到画铺去取来，徐少轩不肯给，王最后说：“这像钱我付”，徐少轩说“我要多少你可得给多少”。说笑着把画拿出来，交他拿走了，第二天董石笙叫人送来二十元作为酬谢，过了几天恒通王家拿来两张像片，请徐少轩画两张影，徐少轩接过一看是两张女像，在当年人们思想很封建，一般妇女是不愿画像的，妇女画像必须到了六旬开外，或着病重了，或着是死后揭白，因为叫一个陌生的画师死盯着面孔画像，是很难为情的，有了像片就好多了。他一年接这样的活最少二十多幅。
  石元仕让徐少轩为死去的侄媳画影，大管家张雁九安排在聿修堂院里画，（今前百）因为画的不错，张雁九拿出己画好的影说：“你把我抻扒短了，不让你画太细了，画得太细了没法给钱哪！”石元仕看了影以后也说：“给我侄媳画得这样细，我侄子配不上啊！以后你再给我侄子画一张吧！”
  徐少轩还应了王硕夫先生之邀，画东关帝庙壁画，贾墨林、久连甫、久志敬都出头了，有贾墨林在，徐少轩不愿应，大家好说歹说，讲明了价钱，定的时间是二十天，不能误了六月二十四日庙会，这年天气很热，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难度大，汗衣尽湿，徐少轩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竣工后，观者众语纷纷，齐声称赞，但贾墨林他打算少给钱，说画的太粗，两位皇嫂连花都不戴，等等。这张画面是关公千里走单骑。徐少轩微微一笑说：庚子年从天津逃来的太太小姐怎么一个戴花的都没有呢？这一个反问，贾墨林无言答对，王硕夫耐着贾墨林的面子，好说了半天少给了五元钱。徐少轩干活，虽然有润例（价目表），但从来不讲价钱，全凭人家赏，给多了是自己的活做的可人意，给少了还能拉下回主顾，可是对贾墨林这号人就得先讲价，准知道完事要少给钱，所以讲价也得高点。贾墨林在街面上是个人物，后来张极庵、张佐武告贾墨林吃庙，盖房抢占官道两米等等十多条罪状，官司打了一年多，贾墨林败诉，他一气之下死了。在临终前让徐少轩去画影，一进门，贾墨林正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脸色很难看，好在平时常见面，脑子里有印象，草草的勾出面容，给全家人看了说都很像本人。问明画面要何种服装，拿回去画。
  徐少轩画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画用的颜料，都是高档的国产货，到现在徐恩汉老先生手里还存着真金箔纸、藤黄、花青、木红、赭石等等，被视为传家纪念品，所以当年尊美堂石元仕的接班人石作藩说：“我岳父家有影二十余轴（指天津河东冯家），到过年在厅房里张挂起祭祀时，那一张像都比不上徐少轩的颜色鲜明绚丽”。
  徐少轩一生画的影像，纱灯、壁挂、年画壁画都不少，每年元宵节从前大街东口到估衣街鲜果市，共有彩灯四十对，总计是三百二十张画面，画的是大隋唐，可惜今多己不存。徐恩汉从十六岁起，随父学习画画，家中存的手稿粉本很多，十年动乱期间一害怕，断断续续的烧了两个昼夜，太可惜了！。
  李长泰系炒米店年画艺人，擅画娃娃样，人称“娃娃李”，所画“横贡笺”大型坑围子（鱼龙变化），画面一大胖娃娃怀抱大鲤鱼，坐水中，从鱼口中吐出云龙，很受群众欢迎，嫁女之家在过年时尚没有怀孕的，都要买一张，随过年礼品送到男方家里，把大胖娃娃贴在女儿卧室炕头上，象徵早生贵子，幸福美满。光绪二十二年（1896）收徒张兴泽，张兴泽山东人（1886—1963），因家中灾荒流浪到杨柳青，每日拾柴卖与画作坊做饭，人很勤快，被李长泰看中，收为徒，尽传其技，时人评论说：张兴泽所画娃娃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达到娃娃表情眉弯眼翘，逗人发笑的地步。有人说他画的比师夫好，张兴泽总是谦虚的说：“我的画是师夫传教的，我严守师夫教我的技法口诀：短胳臂短腿大脑颏，小鼻子大眼没有脖，鼻子眉眼一块凑，千万别把骨头露。”我的一切娃娃画，基本上没离开师夫的几句教导，说我的好是大家捧我，不过我在调色方面，集前辈的几位长处，取得一点经验，显得画面鲜明些，如果将师夫当年手稿拿出来，无论在笔力上、结构上，我还差的远哩！”确实是这样，张兴泽在调色上是经验很丰富，我们拿六〇年以前杨柳青年画社出版的年画和现在的年画比一比，就可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惜这一调色的艺术没有继承下来，他是解放后杨柳青年画社创办人之一，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六三年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张祝三和高桐轩一样，也曾到北京如意馆听差，虽然他不属传真派，但他的写生画却独树一帜，他爱听戏，一场戏看完后，他要把剧中精彩处画到纸上，因此他作的戏剧画，一生中占很高的比例，每年秋季从东北来杨柳青采购年画的客商，一到戴廉增就先问，“今年刷了多少件戏出画，张祝三画的有多少？”在东北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屯子里，农民一到冬天，全家都在一个大炕上睡眠，这一大间屋住几代人，他们用布帘隔开，烧火做饭、开水、取暖，都靠一个锅台，一年的烟熏火燎，把墙都熏的很黑，他糊墙不喜欢用白纸，而是买年画糊墙，烟熏旧了也不难看。外边大雪覆盖，孩子大人全不出屋，围坐炕上，指着年画讲故事，到也其乐融融，所以年画在东北销量为最大，直到九一八事变，交通中断才停止。张祝三的戏剧画主要是以武打戏为多，他所绘的三国戏如三英战吕布、辕门射戟、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古城会、以及隋唐传的临潼救驾，罗成叫关、锁五龙，还有短打戏大宋八义、大五义、小五义、等题材的戏剧年画，在东北特别畅销。张祝三是一个多才画家，上自人物、仕女、娃娃，下至山川静物、翎毛花卉，无一不精，他在一九〇二年画的现实写生作品“北京城百姓抢当铺”，至今北京、天津的报纸都不厌其烦的做过介绍。本镇福源厚杂货店，有一个壁灯挂，里边有一张长六十厘米，宽四十厘米的灯芯画“冲宵楼”，同行业都认为是张祝三的最佳作品。
  另外名画作坊的后裔们，也有许多丹青妙手，可惜的是他们的名子，也同历代画师一样，都没有传下来，我们只知道清末戴廉增的十七—八代传人戴立三善画人物，传世的有四条屏“春秋配”，六条屏的“大西厢”，每条屏都是三个小方子。戴雅泉的竹兰，戴荣山的金鱼，戴吉臣是书法家工颜鲁公体，都是维妙维肖的传世佳作，其他比较著名的画家还有：周子珍、成三谢、张耀林、陈玉舫、赵景贵、韩竹樵、王葆珍、王敬斋、马子良、王少田、王润田、王润柏、张俊亭、宋竹轩、韩月波、杨续、丁子敬、赵子扬、毕子兰、张贵轩、姜先生、吕九、王少亭、王恩祜、张聋子、王金甫、王本意、张白府、潘忠义等等，他们全是继承了传统创作方法，兼有独特风格的优秀画师，在现社会他们的芳名有幸的流传下来，不然，也像前儿代一样，辛勤贡献一生，身后也就湮没无闻了。另外上海名画家钱喆生在光绪年间来到杨柳青，住在爱竹斋做了不少年画稿样，格调淡雅，颇受群众喜爱，到现在杨柳青画社仍存此版，应一并志此。
  三、年画题材历代的发展变化
  杨柳青在明代末年，从专印迷信品的纸祃作坊，经逐步改革创新，使套板印刷和手工描绘艺术日臻完善，并开始向印制画片方面发展，在题材上起初以祝寿、献福之类为最广泛，这是明代社会的一种风尚，而且明代皇帝也曾画过很多画，据《明史》与王鏊的《震泽篇》记载宣宗皇帝朱瞻基就曾画过一张“寿星图”赐给了历事三朝的宰相夏元吉。成化元年宪宗皇帝朱见深也画过一张“一团和气图”来告诫群臣，要和睦共事，不可树党营私。又据《天水冰山录》所记：“嘉靖末，奸相严嵩家产被抄没其中在书画目录中曾有：‘八仙庆寿图’、‘三阳开泰图’、‘五凤朝阳图’、‘三星供寿图’、‘七子团圆图’、‘瓜瓞绵延图’、‘高官独步图’等等，待南北大运河通，纺织业，造纸业和其他手工业应运而发，文化交流日渐活跃，民歌、戏剧唱本各种文学作品、通俗小说、大量出版，其中大部分都附有精美的插图，加之各地亭、台、楼、阁、坛庙的壁画、栋画、顶画，这些通过国家画院画工和民间画师临摹、仿制、引伸，大大丰富了年画题材。到清代康熙（1662—1722）年间，削藩之后，四海统一，社会稳定，人民生产生活得以恢复和发展，画片作坊也扩大了生产和销路，又据我国各地的房屋建筑格局不一，风俗各异，为迎合群众心理，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年画的体裁、题材、规格、档次均呈多样化格局，如有的整张一米多长、六十多公分宽的画面，作坊术语称为“贡笺”，有粗细两种，细的称为“金贡笺”，整张断开的有：“大三裁”、“小三裁”、“条屏”、“斗方”、“对屏”等等。此时印制的画面，除了祝寿纳福吉祥一类题材外，也有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仕女娃娃等图画，从前的仕女画，多为汉、唐风采，宽额广颐，长眉秀目，强调丰腴，雍容华贵，后来便渐从清宫遴选八旗秀女的审美观点，变为宽额窄颏，直鼻小口，面容清秀，体态轻盈，衣服发式也换为当时汉族妇女的装束，如“戏婴图”、“浴儿图”、“纺纱图”、“课子图”以及农妇、渔妇等劳动妇女，均具有真实感。康熙末年，清政府颁布了《圣谕像解》，教育百姓要孝敬父母、和睦乡邻、教育子女等等，之后市场上又出现了八条屏的“二十四孝图”。大三裁的“孟母三迁图”、“断机图”、“燕山教子图”、“课子图”，还有用谐音比喻组成的翎毛花卉等题材画，如一张图上绘有芭蕉短篱，上立一雄鸡、引颈长鸣，地上有二鸡雏扇起翅膀，在款识上题为“教子成名”（鸣）。一母鸡和五只鸡雏树下啄食，题为“教五子，等。进入乾隆时代（1736—1795），国家府库丰盈，社会安定，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时的杨柳青己有多家画作坊开业，并在北京设有十多家分号，为了竞争，画面题材更为广泛，如表现农村生活的“庄稼忙”、“渔家乐”，都生动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
  乾隆皇帝出于对民族文化酷爱，促成了四大徽班进京和河北梆子剧种的形成，其他民间小调，民间花会也大有进展，画师贺世魁把京腔优秀戏剧演员十三人霍六王顺等，绘成画稿“十三绝”，从此又增添了戏剧题材的年画，基于我国历史悠久，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故事唱本等，为画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这也是木版年画百余年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四十六年由宫廷里出现了一幅南宋李嵩画的“岁朝图”，很受乾隆帝的喜爱，并为之题诗云“岁朝宜吉语，喜看岁朝图，六百余年画，三朝景正符。门庭粹宾客，几案列樽壶，和乐盈宁象，万家俱似无。”后经送如意馆从新装裱，将诗文裱在上方。画面画的是一个方庭院落，大门上贴有大张武门神一对，里院门上贴有文门官两幅，堂屋的香案上供天地神牌位，前陈香烛供果，屋中正在饮宴，庭院中宾主相拜贺年，门外也有人在拜贺。画师们从这张画上受到启发，把北方民间过年欢度新年的情景，也画成“大过新年”、“岁朝清供”、“闹元宵”、“合家快乐过新年”等等贡笺画出版，后来这种过年的画稿，经不断推陈出新，积习成俗竟成了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室内装饰品。
  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乾隆）晏驾，禁止民间歌舞音乐，穿红挂紫，名之为“断国孝”，年画当然也不能有鲜艳颜色，作坊便应时创出了以灰蓝色为主体的“伞蓝”素色年画，由于这类年画淡雅有致，多为居丧守孝之家所购用，不久在国孝过后，年画业进一步发展，不但画作坊年有增加，附近的炒米店，不远的东丰台等小型作坊也开始印刷，炒米店乡土地脊薄，每年收成有限，家庭妇女有很多从事年画外加工，男人也有的做为廉价劳力，去画作坊扛活，但收入微薄很难温饱，当时有句谚语：“当行不如画行”（指剥削程度），后来有些人或辞或离，回到家中，把画店中的门神、灶王等画种翻刻制版自行印刷，就这样从印门神、灶王、和娃娃画、缸鱼等逐渐发展起来，并吸引了一些外地人的投资，更有了画师、雕版艺人，到清末大小作坊数十家，不过他们的画比较粗糙，只能面向内地农村，而不能占领城镇市场，东丰台的年画作坊是戴廉增画店在那里设坊印刷引起的，戴廉增的产品每年大量行销冀东的几个县和东北三省，当地人很羡慕，就有人投资召聘工人效而尤之办起了画作坊，初干的时候，画版不多，画师也少，就到天津采购各种年画，回去翻刻，（当时没有版权法规），后来买卖壮大了，自己也能制板印刷了。
  尽管东丰台、炒米店发展了不少作坊，但其产品印刷、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仍以客商趸购，所以杨柳青年画为正宗。
  这时杨柳青也有了童话故事画问世，如“小猴抢草帽”、“老鼠嫁女”、和教育儿童不要到坑塘去玩耍游泳的“螃蟹咬小雀”等等。致于历画不仅灶王像上有，还有“三年早知道”、“春牛图”，“春牛图”样子很多，有洪福齐天的，有带节气表的，也有带天子耕种的，天子耕种的春牛图还有一首歌：“二月二、龙抬头，万岁扶犁臣赶牛，九卿四相前头走，八大朝臣跟后头，正宫娘娘来送饭，五谷丰登天下收”。这是最早见到的年画题词。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强迫清政府门户开放，大批毒品涌入国内各地，洋人横行无忌，后之汉奸买办大肆搜刮民财，人民怨声载道，于是财迷一类的大小年画便应运而生，小张的三裁画有：“招财进宝”、“大发财源”、“宝马驮来千倍利”等等；大张贡笺有：“掘地得金”、“沈万山点石成金”、“钱龙引进四方财”，“西洋回回来进宝”、“真是活财神来到咱家”等等。
  咸丰三年（1853）农历九月底，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队，开进杨柳青，当时正值印刷年画的黄金季节，因受天国制度的约束，（不准画人物），某些作坊便赶制了些“南京燕子矶”，“英雄会”（鹦鹉黑熊）、“母子图”（母鸡鸡雏）、“田园风趣”等数十种新版画，应付了年画需求。次年（1854）太平军失利后市场对年画便又恢复了生产。
  此后有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一些爱国题材的作品，陆续出版，如《刘提督克复水战得胜全图》，刘提督即是刘永福，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在广西、云南边境组织黑旗军，曾击毙法将李威利。《火烧望海楼》系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群众打死法领事丰大业，并火烧望海楼教堂，以惩法寇，虐婴罪行。曾国藩、李鸿章完全屈从法寇的无理要求，杀死爱国者二十人，并赴法道歉，赔修教堂。据曾国藩《宝佩蘅尚书》中载：“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伤洋人画图刻版，刷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还有“杨村大捷”“恢复天津”、“捉拿俄、倭奸细”等题材的年画。
  在义和拳运动失败后，辛丑和约订立，清政府向侵略军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加在一起折银九亿多两，北京《京话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号召人们自发的拿出银两，早日把赔款凑齐，起名为“国民捐”，（细节见梁漱溟：《记冀仲先生》载《北京文史资料》第四辑）。当时戴廉增画店赶印了一张图文兼有的宣传国民捐的年画“爱国大扑满”。齐健隆画店也推出一幅印有文字说明的“国民捐”年画。
  此后图文并茂的年画，便大兴其道了，差不多各种年画都记有文字说明，如许多三国题材的“长板坡”、“汉江口”、“草船借箭”、“三顾茅芦”等，都摘三国演义上一小段文字加以说明，使人看画读文，颇有通俗易解之效。就连小童话的“老鼠嫁女”也加上了“正月添仓二十五，鼠女出嫁离洞府，夫婿前边押轿行，众鼠敲锣又打鼓。眼看喜轿到家门，忽听猫咪一声吼！新郎新娘吞下肚，从此仓房没有鼠。”“小猴抢草帽”的文词是“西山猿猴真奇怪，一见草帽他就戴，不问老汉名和姓，拉的拉来拽的拽，小猴只顾取个笑，苦了推车的刘老盖。”
  进入光绪三十年代，在天津东门外成立了劝学所，是全县办学的总机构，齐健隆画店的后裔们，齐鼎升、齐鼎震都是劝学所的成员，齐鼎升到处奔走，劝捐办学，而很多乡绅思想顽固，不肯出力，齐鼎升愤慨之际，构思了一张年画，图画上一中年打扮的妇女领着一名儿童，前边有一洋式建设，上写公立学堂，儿童手指学堂校门，其他有一杂役与两老人谈话，在画面的右上角上题写“小儿怒”三字，下有几行小儿和爷娘的对话：“小儿说：孩儿爱爷娘，爷娘不爱儿心伤！孩儿想要强，爷娘不让上学堂。爷娘说：我爱孩儿不爱钱，有了学堂你争先。小儿说：“皇帝常把旨意下，为何官员不听话？爷娘说：不是官员不听，银子不现成。小儿说：官无银钱乡绅有，乡绅为何不出首？爷娘说：乡绅有钱自己用，那里肯向学堂送l小儿说：啊唷唷，中国百姓外国欺，欺来欺去去要分离，那时乡绅作不成，乡绅为何不动心！”以后在他的引导下，齐健隆还印了不少带有长篇通俗文字的进步年画，如：“女子自强”、“男女平等”、“满汉平等”、“莫说谎话”、“礼尚往来”、“一心情愿”、“不知自量”、等等，还有劝诫吸毒的：“戒食鸦片”和以当时改良戏为题材的年画，如：“女子爱国”，“烟鬼叹”、“洋烟阵捉拿罂粟花”等。这时谴责讽刺性的年画也有出版，如爱竹斋印刷的“贵妃娘娘新醉酒”是讽刺天津巡警道段芝贵买一梆子演员杨翠喜送给贝子载振为妾，并以十万金托其贿买黑龙江巡抚的事件。还有画师成三谢绘由齐健隆画店刷印的“剃头做五（武）官”，和爱竹斋王金甫的“裁缝做直线（知县）”。“裁缝做直线”，从画面上看是一个袍套整齐的官员，手里拿着线团和裁尺，腰上还挂着一把剪刀，并且还有打油诗一首，“裁缝活忙手头宽，捐了个堂堂七品官，吏部文凭掣在手，赶到省里拜抚辕”。当时这幅画印了五百多张，均为东北客商趸走，剩了十几张零头，给了本地的画贩杨如和，过了几天，杨如和又来趸画向王金甫说：“昨天西府大爷到我摊前看画，拿起‘裁缝做直线’的那张摔在摊上，看样子很生气，画我收起来没敢卖，你看是不是要退回来。”王金甫说：“行，你拿回来吧”！又过了两天，王金甫被传到杨青司，说是张裁缝把他告了，两造送到天津县衙，县官看了状词问张裁缝这画你带来了吗？张裁缝答没有，县官又向王金甫说：“到十六日再审，你把画版带来”，说罢退堂。王金甫把画拿着找到好友孙子卿想办法，孙说这画是不能进衙门的，你必须重制一版，到明天你来把画面的设想并题字再商量一下赶紧做板印几张，次日订好图上刻五位官员坐在公堂，旁边立二衙役，下站一裁缝在问答，：“县官不知何许人也，有子忽云：清水线、绸缎庄人也。有次进京被召，问曰：贵县何名？答曰土线。问案如何？答曰：案长一丈二尺、宽二尺三寸，可容师徒二人干活。我问你文章？答曰：您问蚊帐、有独穗、双麻和细纱。大人道：你这是胡话。答曰：我只会做直线活，不会糊画。上赐以唾，呸！答曰：大人先别喷，等熨斗烧热了。”此画又刷印了几百张，发往天津宫北大街画棚去卖。十六日开审，王金甫把画版交上去，县令姒锡章看过微微一笑，问张裁缝还有什么说的，张裁缝说：“回大人话，王金甫拿年画污辱小的，还牵连了大人，请求严办他。”姒大人说：“本官是正路出身，这事与我无关，我看这画也不过开点玩笑，既然你不识趣，就把他劈了吧，回去要各安生理，不准再滋生事端，退堂。”说完把画版往堂下一扔，被衙役拿走劈了。这事发生以后，各画作坊在这类画的印制上都收敛了。
  民国元年（1912）以后，各画作坊又出了不少进步年画，如纺纱图、女学堂演武，京师大学堂等等，号召女子自尊自立自强。这时日商中井洋行引进了东洋石印年画，有“大清国慈禧皇太后御游颐和园图”、“日露（俄）战图”、“唐儿舞”、“唐子游”等，全是用道林纸印制的，上下边还用马口铁涂上金黄漆镶轧成窄条，装订精致，引导了以后石印年画的兴起。民国十年（1921）以前，木版年画尚能维持现状，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村破产，生意日衰，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以后，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曾印制胶版美人画片随烟附赠，虽数量不多，却引起了天津市资本家大办印刷厂，如富华等印刷局。同时上海印有“穉英”、“梅生”下款的胶版美人画，一时占领了整个华北年画市场，至此木版年画就一蹶不振了，但一些小型家庭作坊所印制门神、灶王、门童、娃娃、缸鱼、锺馗却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也没有停止。
  现在我们把道光末年（1849）宝坻李光庭先辈留下的咏年画诗作结束语：
  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