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毛主席视察九一九
内容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我们红旗公社党委成员正分头到各管理区检查秋收任务的落实。我分工去杨庄子、曹庄子、李楼三个管理区，白天在洼里转了一天，晚上在李楼找队长开了半宿会，太晚了，我就住在管理区。
刚过午夜，公社办公室主任赖福昌骑着摩托车来到李楼管理区的院子里，下车就用力砸我隔壁播音室的门儿。播音员韩若兰问：“谁”——。
——“我”——赖福昌答；
“你是谁，想干什么”？
“我姓赖，找李书记”！赖答；
“三更半夜李书记来我这屋干嘛！你……”。韩若兰几乎要骂街了。
她（他）们的对话，使我在梦中惊醒，披衣开门，赖福昌见到我着急的说，“区委书记张寅和高翼飞亲自来电话找你，快走吧”。
“什么事”！我问：
不知道！赖说：
我穿好衣服把被褥简单整理一下，坐着赖福昌的摩托车直奔杨庄子管理区。一进门，就见张寅、高翼飞，陈建章（公社第一书记）满面春风的说：“就等你啦”！管理区书记邓秀俭以东道主的身分在那里坐着。
我问：“什么事，这么急”。
“好事，今天中央来专家视查你们公社的水稻和白菜。张寅说：
当时我脑瓜子“嗡”了一下，心想：什么样的专家，能把你们两个书记三更半夜折腾起来，还有“视查”二字。这时候，区委秘书佟世铭进来说：“市委电话找你”！听张寅同志在电话上的对话，心里更明白了。等他放下电话，我说：“我知道了，今天来视察的一定是中国马列主义专家，也是世界马列主义专家”。高翼飞插嘴说：“暂时保密，不准外传，这是党的纪律。”接着就商量怎么迎接，怎么汇报，到什么地方去……。
我抢先说：“陈建章是公社的第一书记，理应以他为首的接待专家向专家汇报，我跑龙套，因为我新来乍到，情况不熟，事也说不准”。
陈建章站起来反驳说：“蛤蟆洼改土种水稻从始至终是你搞的；大白菜丰产和种植经验是你搞的；全公社的改土规划和种植安排都是按你的设想去办的；你又新从北京人民大学镀金（毕业）回来。今天的戏还是由你唱吧，我跑龙套”。张寅和高翼飞都同意陈建章的意见，我只好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了。
这时天有些亮了，看表刚到五点钟，赖福昌用摩托车把曹庄子管理区书记驮来了；南开区公安局长马连理带着大队人马集中在院子里；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张永三满载一大汽车人来，进屋说：“区长、书记和各局长全来啦”。
张寅出去和大家交待了任务，回屋说：“咱们去看看视察地点吧！”
张寅、高翼飞带着我们公社五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上，其它都坐大卡车。出杨圧子向北先上津—青公路（当时是土路）往西到离围津铁路约1000米处停下来，商量了一会儿，我说：“这算第一个视察点吧！”接着就在稻地沟头和公路上做了一个记号。这是杨庄子管理区赵庄子大队地段，由邓秀俭安排。车过围津铁路约1500米处，指定了第二个视察点；是曹庄子管理区大卞庄大队地段，由张开富安排。又往西走了一小段向北过津浦铁路进杨柳青农场，下铁路第三排地，为第三个水稻视察点；再往北离农场分部不远向东过小桥选定了第四个大白菜视察点。点定完了，张寅先向张永三交待任务说：“你负责修路搭桥”又告诉公安局长马连理负责全面的安全检查。
我们返回杨庄子，秘书佟世铭汇报说：市委来过五次电话（十分钟一次）讯问。这时候大家都感到累了，邓秀俭派人端来窝头、咸菜、玉米面粥，每人交二两粮票、一毛钱。饭后，分头执行自己的任务。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准备向专家汇报提纲，难题出来了：毛主席在半月前“视察”过新立村亩产12万斤水稻，我们水稻产量怎么说呢？也睁着两眼说假话吗？把笔一搁，爬在桌子上发愁。晕晕沉沉的像似做梦，只听有人对我说：“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我一惊，站起来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决心定下了，“对，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这时已经快八点了，张寅书记约我，再去视察地点看看落实的情况。先到第一个视察点，邓秀俭和赵庄子支部书记袁世俊在稻地里星星罗棋布的安排社员，我们先打了个招呼，又问了情况，在通往稻地过水沟的临时木板桥上走了几趟，试了桥的承压力。到第二个视察点，张开富和大卞庄支部书记蔡××（女）也在地里给社员安排活计，交待任务。我就蹲在稻田里目测稻堆的距离，数了稻堆的穗数，又数稻穗的粒数。汽车开到杨柳青农场听了党委书记赵一农的汇报，就急着返回杨庄子。约喝一碗水的工夫，秘书佟世铭报告说：“市委准备出发，要咱们到指定地点接待。大家都紧张起来，任师夫的吉普车加大了油门，车上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可能都在想什么。车停在第一个视察点，公安局长马连里早就在道边上站着，目光向东看着。我又过临时木桥到应视察的地方看了一遍，就把邓秀俭和袁士俊拉到我的身边以备迎接首长，张寅把我们三个人叫到跟前嘱咐说：“今天你们三个人汇报，不要紧张。”我们点头称“是”！
这时候，从东方远处开来一辆吉普车，到我们跟前一个说：“车到啦”！人没下车又向前边开去。这时就见远处几辆小轿车飞驰奔来，我下意识的抬手看了看表是九时二十分。一抬头轿车停下了，第一辆是天津市公安局长张怀三；第二辆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省长刘子厚；第三辆是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赵克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后边的车也顾不上看啦。张寅拉开车门，万晓塘先下车和张寅握手，随着赵克搀着毛主席下了车。万晓塘向主席介绍：“南开区委书记张寅”，握手后，张寅先向主席介绍了我又介绍邓秀俭和袁士俊。主席身穿白布衬衣，脚穿千层底布鞋，站在车旁向南又向西看了一会儿问：“这是什么地方”！
张寅回答说：“这是南开区管辖的红旗公社新开的蛤蟆洼水稻。”
主席又问：“这条铁路通向哪”？
万晓塘抢先一步说：“这是天津的地方铁路，由西站到天津钢厂，专门拉运天津地方物资”。主席点头。回头问我说：“你这个公社有多大”。
我答：有九个管理区，62个行政村，还有工农联盟、杨柳青两个国营农场，共36000多人，240平方公里土地，现有耕地11万余亩。公社化以后，我们又改建了津西大洼、蛤蟆洼等几大片盐碱地，蛤蟆洼是比较大的一块，由天津西到杨柳青15公里长，北从津浦铁路至南运河边，约两公里宽，过去除运河边有少数园田外，这里都是沼泽地，车不能走，船不能行。每到雨季，积水遍地，春天是一片盐巴，什么也种不了，只长地梨草和蛤蟆，所以人称蛤蟆洼。天津解放时，陈长捷扒开南运河放水，认为这个地方不能走，放松了警惕，反而成了解放军打天津的运兵之地，攻打天津的总指挥部就在杨柳青的南边我们公社管辖的东桑园村。”
毛主席听完含笑点头，信步走上临时搭成的木板桥，我抢上前去搀他老人家的右胳膊，邓秀俭搀扶他老人家的左胳膊，袁士俊头前带路，张寅在后边紧随，过了木板桥踏上稻地沟，毛主席边看边问，袁士俊把社员的生活、生产、收入等前后对比着向主席做了汇报，尤其人民公社后的情况，袁士俊说的津津有味。主席听了特别高兴，遂问：“有人说公社搞早啦”！还没等主席往下说，袁士俊抢着说：“不早！不早！正是时候，人民公社是贫下中农愿意走的路，土改穷人翻了身，人民公社：才拔了穷根，贫下中农拥护”。主席满意的点头。毛主席指着稻地问：“这稻子一亩能收多少”？我抢先答：平均亩产625斤，毛主席当即停止了脚步，抬手指着我问：你怎么知道625斤。
我先跳到稻田里，用手指着稻堆比划着说：一亩地按66平方丈计算，这是甩六退五，一亩地能栽22000堆，每堆平均15个成穗，每穗175个粒，用千粒重一乘，就是625斤”。
毛主席弯腰伸手掂了掂稻穗，看了看稻堆，抬起头来说：“你的计算方法不错呀”！
我接着说：“这是保证数字，今后不发生天灾（风灾），我们精收细打，还可以超产，等秋收完后，我们再向主席报喜”。
主席向四外看了看，西边有铁路挡住视线，想往回走，这时候袁士俊一挥手，在稻地工作的社员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都向这边跑来，袁士俊带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口号声，欢乐声响遍田野。毛主席神彩奕奕的挥手向社员告别。
这时候，干部和工作人员非常紧张，有的找不到自行车，有的开不开车锁，赖福昌的摩托车发动起来几步就灭火了。原来没给油门，还有的尾随汽车撒腿跟着跑。我们的吉普车仍在前头开路，直奔第二个视察点。张开富和大卞庄支部书记蔡××（女）早己在地头等着哩。我把他（她）二人介绍给毛主席，搀扶主席走过木板桥。抬头向西一看，一眼望不到头的金黄色稻浪，随风起伏好像似给毛主席鞠躬行礼，表示欢迎。主席越看越高兴，指问前边是什么车站？张开富答：“是曹庄子车站，但离曹庄子还有四、五里远”。主席问：“杨柳青在什么地方”……。边问边走，比第一个点向南多走了几十步，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靠近主席说：“我们向回走吧！”主席站着向西又向南看了一会儿，就往回走。在地里干活的社员很自然的向这边集聚，毛主席举起双手摆动，向社员们致意。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怀勤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社会主义万岁！……。顿时整个大洼都沸腾了。
车开到杨柳青农场，场长赵一农和副场长王郁文早在那里等候。我向主席介绍了赵一农，（当时忘了王郁文的名字）。主席先问农场职工人数、生活、住房及建场时间，赵一农一开始就紧张声音嘶哑，嘴唇颤动、头上冒汗，有时回答不准，站在后边的王郁文着急了，想替场长赵一农解解围，刚走到前边还未站稳，就被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拉回原地。一会儿他又往前走，又被那个工作人员拉回去小声命令说：“就站在这，不准再动！”一个女记者，穿着牛皮高腿马靴，手举照像机，在稻地水沟上跳过来，跳过去选找镜头。突然脚下一滑，“哗”的一声水响，掉在了半米多深的水沟里，大家听到水声，都不约而同的把视线扫向女记者，而那位女记者，虽然下身都湿了，却仍然若无其事的手举着照像机聚精会神的拍照，就在她落水将要倒下的一刹那，像机“喀喳”一声响，成功的拍下了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一个镜头。（韦思襄还保留着这张照片）。
我们又向北走，搀扶毛主席过小桥，视察大白菜。主席站在畦梗上看到一片菜海，非常高兴。赵一农介绍白菜的选种、整地、播种、管理和产量……。最后谈到白菜的病虫害时说：“对大白菜的病虫害主要经验就是“防重于治”。”主席问：“种白菜你还有个“防重于治“的方针？”赵一农当时没回答上来，大家都乐了，主席也乐了。赵一农的汗也落下来了。
十一时四十分我们从白菜地出来，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大家目送主席的车走远了。我们带着幸福的喜悦，回到杨庄子管理区畅谈心得。有人提问：“主席在十日前视察新立村，水稻亩产十万斤，咱们才625斤，太悬殊了。”也有人说：“老李向主席汇报产量数字时，看主席的表情，还是满意的。”这时候张寅回头向我说：“李中原，你给主席汇报的产量没有保守吗？”
我胸有成竹的说：“不保守，也不浮夸，是用科学数据推算出米的蛤蟆洼两万亩水稻的平均数。再说，我己向主席做了保证，秋收后，还要给主席汇报哪！”大家听后，对给主席汇报的数字，才暂时停止了争议。
张寅书记根据情况，又做了几条指示就回去了。我和陈建章等几位公社干部安排了一下，晚上召开电话会议，还是由我准备材料向全公社社员汇报毛主席视察的全过程，借毛主席东风，将当前的工作，生产推向高潮。各管理区、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连续大干三个昼夜。
隔了一天，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用头版头条刊载了主席视察九一九的新闻。这一年秋收时，社员们精收细打，蛤蟆洼两万亩水稻平均亩（实）产627斤8两。就此我们又如实的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市、区有关领导及时做了汇报。
李中原
1990、11、13日
刚过午夜，公社办公室主任赖福昌骑着摩托车来到李楼管理区的院子里，下车就用力砸我隔壁播音室的门儿。播音员韩若兰问：“谁”——。
——“我”——赖福昌答；
“你是谁，想干什么”？
“我姓赖，找李书记”！赖答；
“三更半夜李书记来我这屋干嘛！你……”。韩若兰几乎要骂街了。
她（他）们的对话，使我在梦中惊醒，披衣开门，赖福昌见到我着急的说，“区委书记张寅和高翼飞亲自来电话找你，快走吧”。
“什么事”！我问：
不知道！赖说：
我穿好衣服把被褥简单整理一下，坐着赖福昌的摩托车直奔杨庄子管理区。一进门，就见张寅、高翼飞，陈建章（公社第一书记）满面春风的说：“就等你啦”！管理区书记邓秀俭以东道主的身分在那里坐着。
我问：“什么事，这么急”。
“好事，今天中央来专家视查你们公社的水稻和白菜。张寅说：
当时我脑瓜子“嗡”了一下，心想：什么样的专家，能把你们两个书记三更半夜折腾起来，还有“视查”二字。这时候，区委秘书佟世铭进来说：“市委电话找你”！听张寅同志在电话上的对话，心里更明白了。等他放下电话，我说：“我知道了，今天来视察的一定是中国马列主义专家，也是世界马列主义专家”。高翼飞插嘴说：“暂时保密，不准外传，这是党的纪律。”接着就商量怎么迎接，怎么汇报，到什么地方去……。
我抢先说：“陈建章是公社的第一书记，理应以他为首的接待专家向专家汇报，我跑龙套，因为我新来乍到，情况不熟，事也说不准”。
陈建章站起来反驳说：“蛤蟆洼改土种水稻从始至终是你搞的；大白菜丰产和种植经验是你搞的；全公社的改土规划和种植安排都是按你的设想去办的；你又新从北京人民大学镀金（毕业）回来。今天的戏还是由你唱吧，我跑龙套”。张寅和高翼飞都同意陈建章的意见，我只好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了。
这时天有些亮了，看表刚到五点钟，赖福昌用摩托车把曹庄子管理区书记驮来了；南开区公安局长马连理带着大队人马集中在院子里；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张永三满载一大汽车人来，进屋说：“区长、书记和各局长全来啦”。
张寅出去和大家交待了任务，回屋说：“咱们去看看视察地点吧！”
张寅、高翼飞带着我们公社五个人挤在一辆吉普车上，其它都坐大卡车。出杨圧子向北先上津—青公路（当时是土路）往西到离围津铁路约1000米处停下来，商量了一会儿，我说：“这算第一个视察点吧！”接着就在稻地沟头和公路上做了一个记号。这是杨庄子管理区赵庄子大队地段，由邓秀俭安排。车过围津铁路约1500米处，指定了第二个视察点；是曹庄子管理区大卞庄大队地段，由张开富安排。又往西走了一小段向北过津浦铁路进杨柳青农场，下铁路第三排地，为第三个水稻视察点；再往北离农场分部不远向东过小桥选定了第四个大白菜视察点。点定完了，张寅先向张永三交待任务说：“你负责修路搭桥”又告诉公安局长马连理负责全面的安全检查。
我们返回杨庄子，秘书佟世铭汇报说：市委来过五次电话（十分钟一次）讯问。这时候大家都感到累了，邓秀俭派人端来窝头、咸菜、玉米面粥，每人交二两粮票、一毛钱。饭后，分头执行自己的任务。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准备向专家汇报提纲，难题出来了：毛主席在半月前“视察”过新立村亩产12万斤水稻，我们水稻产量怎么说呢？也睁着两眼说假话吗？把笔一搁，爬在桌子上发愁。晕晕沉沉的像似做梦，只听有人对我说：“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我一惊，站起来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决心定下了，“对，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这时已经快八点了，张寅书记约我，再去视察地点看看落实的情况。先到第一个视察点，邓秀俭和赵庄子支部书记袁世俊在稻地里星星罗棋布的安排社员，我们先打了个招呼，又问了情况，在通往稻地过水沟的临时木板桥上走了几趟，试了桥的承压力。到第二个视察点，张开富和大卞庄支部书记蔡××（女）也在地里给社员安排活计，交待任务。我就蹲在稻田里目测稻堆的距离，数了稻堆的穗数，又数稻穗的粒数。汽车开到杨柳青农场听了党委书记赵一农的汇报，就急着返回杨庄子。约喝一碗水的工夫，秘书佟世铭报告说：“市委准备出发，要咱们到指定地点接待。大家都紧张起来，任师夫的吉普车加大了油门，车上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可能都在想什么。车停在第一个视察点，公安局长马连里早就在道边上站着，目光向东看着。我又过临时木桥到应视察的地方看了一遍，就把邓秀俭和袁士俊拉到我的身边以备迎接首长，张寅把我们三个人叫到跟前嘱咐说：“今天你们三个人汇报，不要紧张。”我们点头称“是”！
这时候，从东方远处开来一辆吉普车，到我们跟前一个说：“车到啦”！人没下车又向前边开去。这时就见远处几辆小轿车飞驰奔来，我下意识的抬手看了看表是九时二十分。一抬头轿车停下了，第一辆是天津市公安局长张怀三；第二辆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省长刘子厚；第三辆是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赵克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后边的车也顾不上看啦。张寅拉开车门，万晓塘先下车和张寅握手，随着赵克搀着毛主席下了车。万晓塘向主席介绍：“南开区委书记张寅”，握手后，张寅先向主席介绍了我又介绍邓秀俭和袁士俊。主席身穿白布衬衣，脚穿千层底布鞋，站在车旁向南又向西看了一会儿问：“这是什么地方”！
张寅回答说：“这是南开区管辖的红旗公社新开的蛤蟆洼水稻。”
主席又问：“这条铁路通向哪”？
万晓塘抢先一步说：“这是天津的地方铁路，由西站到天津钢厂，专门拉运天津地方物资”。主席点头。回头问我说：“你这个公社有多大”。
我答：有九个管理区，62个行政村，还有工农联盟、杨柳青两个国营农场，共36000多人，240平方公里土地，现有耕地11万余亩。公社化以后，我们又改建了津西大洼、蛤蟆洼等几大片盐碱地，蛤蟆洼是比较大的一块，由天津西到杨柳青15公里长，北从津浦铁路至南运河边，约两公里宽，过去除运河边有少数园田外，这里都是沼泽地，车不能走，船不能行。每到雨季，积水遍地，春天是一片盐巴，什么也种不了，只长地梨草和蛤蟆，所以人称蛤蟆洼。天津解放时，陈长捷扒开南运河放水，认为这个地方不能走，放松了警惕，反而成了解放军打天津的运兵之地，攻打天津的总指挥部就在杨柳青的南边我们公社管辖的东桑园村。”
毛主席听完含笑点头，信步走上临时搭成的木板桥，我抢上前去搀他老人家的右胳膊，邓秀俭搀扶他老人家的左胳膊，袁士俊头前带路，张寅在后边紧随，过了木板桥踏上稻地沟，毛主席边看边问，袁士俊把社员的生活、生产、收入等前后对比着向主席做了汇报，尤其人民公社后的情况，袁士俊说的津津有味。主席听了特别高兴，遂问：“有人说公社搞早啦”！还没等主席往下说，袁士俊抢着说：“不早！不早！正是时候，人民公社是贫下中农愿意走的路，土改穷人翻了身，人民公社：才拔了穷根，贫下中农拥护”。主席满意的点头。毛主席指着稻地问：“这稻子一亩能收多少”？我抢先答：平均亩产625斤，毛主席当即停止了脚步，抬手指着我问：你怎么知道625斤。
我先跳到稻田里，用手指着稻堆比划着说：一亩地按66平方丈计算，这是甩六退五，一亩地能栽22000堆，每堆平均15个成穗，每穗175个粒，用千粒重一乘，就是625斤”。
毛主席弯腰伸手掂了掂稻穗，看了看稻堆，抬起头来说：“你的计算方法不错呀”！
我接着说：“这是保证数字，今后不发生天灾（风灾），我们精收细打，还可以超产，等秋收完后，我们再向主席报喜”。
主席向四外看了看，西边有铁路挡住视线，想往回走，这时候袁士俊一挥手，在稻地工作的社员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都向这边跑来，袁士俊带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口号声，欢乐声响遍田野。毛主席神彩奕奕的挥手向社员告别。
这时候，干部和工作人员非常紧张，有的找不到自行车，有的开不开车锁，赖福昌的摩托车发动起来几步就灭火了。原来没给油门，还有的尾随汽车撒腿跟着跑。我们的吉普车仍在前头开路，直奔第二个视察点。张开富和大卞庄支部书记蔡××（女）早己在地头等着哩。我把他（她）二人介绍给毛主席，搀扶主席走过木板桥。抬头向西一看，一眼望不到头的金黄色稻浪，随风起伏好像似给毛主席鞠躬行礼，表示欢迎。主席越看越高兴，指问前边是什么车站？张开富答：“是曹庄子车站，但离曹庄子还有四、五里远”。主席问：“杨柳青在什么地方”……。边问边走，比第一个点向南多走了几十步，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靠近主席说：“我们向回走吧！”主席站着向西又向南看了一会儿，就往回走。在地里干活的社员很自然的向这边集聚，毛主席举起双手摆动，向社员们致意。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怀勤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社会主义万岁！……。顿时整个大洼都沸腾了。
车开到杨柳青农场，场长赵一农和副场长王郁文早在那里等候。我向主席介绍了赵一农，（当时忘了王郁文的名字）。主席先问农场职工人数、生活、住房及建场时间，赵一农一开始就紧张声音嘶哑，嘴唇颤动、头上冒汗，有时回答不准，站在后边的王郁文着急了，想替场长赵一农解解围，刚走到前边还未站稳，就被一个不认识的工作人员拉回原地。一会儿他又往前走，又被那个工作人员拉回去小声命令说：“就站在这，不准再动！”一个女记者，穿着牛皮高腿马靴，手举照像机，在稻地水沟上跳过来，跳过去选找镜头。突然脚下一滑，“哗”的一声水响，掉在了半米多深的水沟里，大家听到水声，都不约而同的把视线扫向女记者，而那位女记者，虽然下身都湿了，却仍然若无其事的手举着照像机聚精会神的拍照，就在她落水将要倒下的一刹那，像机“喀喳”一声响，成功的拍下了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一个镜头。（韦思襄还保留着这张照片）。
我们又向北走，搀扶毛主席过小桥，视察大白菜。主席站在畦梗上看到一片菜海，非常高兴。赵一农介绍白菜的选种、整地、播种、管理和产量……。最后谈到白菜的病虫害时说：“对大白菜的病虫害主要经验就是“防重于治”。”主席问：“种白菜你还有个“防重于治“的方针？”赵一农当时没回答上来，大家都乐了，主席也乐了。赵一农的汗也落下来了。
十一时四十分我们从白菜地出来，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大家目送主席的车走远了。我们带着幸福的喜悦，回到杨庄子管理区畅谈心得。有人提问：“主席在十日前视察新立村，水稻亩产十万斤，咱们才625斤，太悬殊了。”也有人说：“老李向主席汇报产量数字时，看主席的表情，还是满意的。”这时候张寅回头向我说：“李中原，你给主席汇报的产量没有保守吗？”
我胸有成竹的说：“不保守，也不浮夸，是用科学数据推算出米的蛤蟆洼两万亩水稻的平均数。再说，我己向主席做了保证，秋收后，还要给主席汇报哪！”大家听后，对给主席汇报的数字，才暂时停止了争议。
张寅书记根据情况，又做了几条指示就回去了。我和陈建章等几位公社干部安排了一下，晚上召开电话会议，还是由我准备材料向全公社社员汇报毛主席视察的全过程，借毛主席东风，将当前的工作，生产推向高潮。各管理区、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连续大干三个昼夜。
隔了一天，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用头版头条刊载了主席视察九一九的新闻。这一年秋收时，社员们精收细打，蛤蟆洼两万亩水稻平均亩（实）产627斤8两。就此我们又如实的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市、区有关领导及时做了汇报。
李中原
1990、11、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