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引言
  “赶大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纷纭万象和绮丽多彩的奇迹。它编织了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然而它确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远在一百二十年前的清朝同治年间，因派遣钦差大臣左宗棠用兵新疆，诱使天津杨柳青人兴起的随军商贩活动，伴随左帅十多年的征尘岁月，竟发展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天津商帮。
  清军进兵新疆一带的营幕称为“西大营”，杨柳青人跟随进军路线沿途肩挑小篓做生意，称为“赶大营”。在新疆平定之后，天津商帮已在新疆构成财力雄厚的商业网络，再去新疆的后继之人，则称“上西大营”。凡在新疆发财还乡的人，在杨柳青地区称为“大营客”。
  天津商帮的新疆之旅，经历了三、四代人，直到民国初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乃至“七七”抗战爆发，再上西大营之人基本绝迹，从此为天津商帮赶大营，在历史上划了一个句号。
  “赶大营”之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促进了新疆地域商业经济的开发，沟通了渤海之滨与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了民族感情。在“赶大营”辗转途经的陕、甘和内蒙、宁夏等地，也产生了相应的作用。“赶大营”的足迹还涉及河北、山西、黑龙江和当年的外蒙古，乃至越过北国边陲之外的俄境。
  至今，因为当年“赶大营”，而滞留和旅居新疆的天津商帮及其后裔，约有数千烟户、达一万多人，其中以杨柳青人为最，分布在全疆各埠，尤以乌鲁木齐较为集中，该城历有杨柳青人集居的街市。
  “赶大营”的历史背景
  清穆宗同治年间，由于西北地区乱军割踞和民族争纷引起的政局混乱，始于陕西，延至甘肃，进而扩大到新疆，严重的威胁和动摇着大清王朝的统治。在陕西的变局发生在同治元年，结束于八年；甘肃新疆的变局，始于同治三年，结束于德宗光绪四年；左宗棠自同治五年奉命西征，翌年才刚刚进入陕西边界的潼关，这个通向大西北的第一重要门户。
  自同治元年至三年，有太平军数支残部进入陕西，与官军争夺城池，即至同治五年仍有“西捻”军转战于陕南与河南、湖北之间，在陕甘两省也因民族之间和宗教内部的一些矛盾不断激化，发生械斗和聚众起事，同时各地土寇蜂起、占山立寨。由于乱军交杂，尤其在甘肃约有三十个郡县城池被攻陷，先后被围攻的还有十多个，这样就使大清王朝对通往新疆的重通道要——河西走廊失去了控制。
  当大清王朝经历了多年剿杀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在兵备不济的情况下，为收回大西北，选中了汉人出身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并于同治五年将其调任陕甘总督，同时授以钦差大臣头衔，负责督办陕甘军务，剿肃捻军（西捻）和平定乱局。
  左宗棠大约调动了十二万军队，从同治六年六月进驻潼关，到光绪六年十二月离兰州，除去在东方剿捻的一个时期外，他在西北用兵十二年八个月。天津商帮杨柳青人的“赶大营”活动，主要是在这十多年间兴起的。
  诱使杨柳青人“赶大营”，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洋商的轮船在我国的沿海及各通商口岸横冲直闯，并逐步控制和替代了内河航运，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对国内人民残酷统治，对外屈膝求和，割地赔款，国库开支严重不足，无力顾及内河的治理维修，致使许多河道淤塞不畅，复又增加苛捐杂税（主要是各种厘捐），设关立卡，沿途敲诈勒索，素以水运业发达的杨柳青镇，随着养船户的逐年亏累，大批船工失业，邻近各县镇及当地的连年旱涝灾荒，致使粮价腾贵，市面萧条，破产者、失业者日增，迫使大批劳力陆续外流谋生，洽逢左宗棠用兵西北的楔机，便闯出了远贸新疆的一条生路。“赶大营”的先导安文忠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保定立大营，抽调各路兵力对西捻军大举围剿，张宗禹兵败投水而死，西捻军从此覆没。战后物资，急待启运回陕，官军便向各地征用大船，彼时战事初定，召雇船工困难，当地人全都不愿应召。唯杨柳青镇人安文忠，正在拉短纤来到白沟，听说雇工时间长（需两个月），工资高，便欣然应募。此后随船过黄河到达西安，在兵站下处暂歇，等候卸货结算。兵站下处住有部队指路人钱某（敦煌人），还有他的几位同乡，买了些小百货担篓住在一起，安文忠与其闲谈中，了解到他们都是小商贩，原来是从庆阳府到肃州（今酒泉）一带，后因战事，交通阻塞，各种日用商品奇缺，钱某说：如果跟着军队后边做生意，定然会赚大钱。安文忠结算了十几两银子，也买了一副筐篓，几天后便一同从西安动身，随军北上到了鄜州，隔河西望（洛水）旌旗蔽野，全是军队，并听说前进的队伍已经打下了董志原，后又折回收复了庆阳府，这时大家过了洛水，果然商品出手很快，卖完之后就回来办货，安文忠这样干了两年多，以后也曾和伙伴们往北跑了几趟青铜峡、定边等地。但因那里战事激烈，队伍忽东忽西，做买卖要担很大风险，有时走二十多个村庄也看不见一个人。据安文忠多年以后在伊犁向同仁们讲：“有一天与两个伙伴担着货品赶路，没有找到宿营地，沿途横躺竖卧全是尸体，夜黑如漆，而且也很冷，只好在路边休息。忽见前面有一片亮光，仿佛在土坡下边，俗语说“黑泥、亮水。紫灰道”，切不管它是水、还是什么，走了一天路渴急了，跑过去胡里胡涂的就喝了一口，只觉得有一点咸，就躺下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朦朦亮，再看饮水处，原来是被杀之人流的一洼血。吓得赶紧离开这里，再也不敢到那里去做生意了。
  安文忠自从同治七年（1868）离家，已三年之久，附近一带日渐太平，做买卖的也多了，赚钱也没有以前那样容易了，很想回家，当时邮电不通，音讯隔绝，不知家中成了什么样子，他赶忙收拾一下，告诉了伙伴，仍然挑着担儿，回到了久别的杨柳青。这趟“赶大营”，除去沿途花费，净剩了三百两银子，乡亲们都说安文忠发财回家了。在家做了一年多的小买卖，时因荒年歉岁，人们手头很紧，无利可图，便与人搭伙，在远处买了一船麦子，不料于半途覆舟沉没，竟连本钱蚀光。又因这年附近的子牙河、永定河上游泛滥成灾，从文安县到天津沿途一片汪洋。就凑了一点盘费，重往大西北，沿途仍旧做小买卖，盘旋年余，才到兰州，晚上住在店里，听说前边的清军已经开拔去新疆，往征阿古柏，左宗棠所率清军的前线总指挥刘锦棠的大营正驻在肃州（今酒泉）城外。这对一心跟随军后做小生意的安文忠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安文忠这时只有二十多岁，精力旺盛，他为寻找旧日做随军生意的伙伴，决定去肃州，从兰州到肃州约有一千五百多里，他独自一人，边做买卖边往前走，走了一个多月才望见肃州城西南方向，有一片营帐，蜿蜓数里，这是刘锦棠所部的营幕驻地，安文忠担货进城叫卖，只见街上贴有告示，他识字不多，便向旁人询问，得知凡是志愿随营经商去往新疆的客商，要先到营盘里登记，以保安全。因为，新疆地面大，特别荒凉，加之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且多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又多从事农牧。兵勇们每当进驻一个地方，有钱也买不到生活用品，战事又不能短期结束，回归无期，为此清军的先行部队，则在沿途设立官店，搭盖一些简易房屋和马棚，以供随军工匠、运输、后勤人员等歇脚住宿。又在较大的军营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叫做“买卖圈子”，允许携有登记印照随营做生意的商贩，在这“买卖圈子”里搭棚设点。这些商贩必须在进入新疆之前，先到肃州营务处登记，领取证照，其目的是防止混入奸细。规定登记者必须是内地汉族良民，进疆之后不准宣传邪教异说，不许探问军情，不准贩卖鸦片，不准聚赌窝娼等等。并饬令所在营官，随时嵇查，倘有违犯者，准由营官解送关内治罪。凡有照准的商贩，晚间可到“官店”歇宿；凡商贩长途运进商品，如事先请准营官，可以搭乘军车空闲部分予以捎带，官军为商贩提供一些方便，在于招来更多的行商小贩随军服务。
  安文忠来到营务处进行登记，进去一看，里边坐着的，原来就是曾在西安结识的那位响导钱某，当然熟人好办事，安文忠顺利地领了执照，钱某还告诉安，以前曾在一起做买卖的两个伙伴，已随张军门（即：提督张曜）的军队到了哈密，安闻讯之后更坚定了远去新疆的信心，一边做着买卖，一边操持远行新疆的打算。肃州城曾在马文禄回民军坚守时期，原有当地商人逃亡殆尽，长期的混乱，当地百姓穷的衣不蔽体，安文忠便在城内转了几天，也没卖多少钱，只有城外的兵勇们倒很有钱花，他细查军队喜用的物品，把手中仅有的几十两银子购买了烟叶、茶叶、辣椒、糖及针线、手巾、布袜等等，在城外的营盘附近卖了几天，商品也周转了几次，就在清朝光绪二年（1876）农历四月底，跟随军队出了玉门关。
  且说左宗棠底定甘肃以后，把军队集结于肃州，在城之西南营盘里驻有五、六万人，他们却买不到什么日常生活用品，不免军士们有些怨言，翼长（前线总指挥）刘锦棠体察到这一情况，认为肃州虽近新疆，但毕竟属关内地区（紧靠嘉峪关），军需之难尚且如此，若再入新疆，唯恐影响兵勇情绪，因此他呈准左宗棠，沿着新疆进军路线，在官军予定集中驻扎营地附近，划出一块地方，设立买卖街，并且照例提供官店住宿及运货方面的辅助，以便吸引商贩，这样的安排措施，一直维持到收复全疆。
  安文忠随军来到了南北疆的重要门户哈密，因驻扎的军队多，买卖圈子大，干了两个月，又从哈密的老户家（收复新疆之前曾有一些山西、陕西、甘肃籍的老商户）进了一些货，就随军队来到古城子。古城子一带的军队调动频繁，相距不远的济木萨尔就是前线，济木萨尔、阜康、古牧地、乌鲁木齐之间，共有四、五百里的战线，战事非常激烈，这一带没有买卖圈子，古城子的商贩抡番采购当地蔬菜、副食品等物接济军需，约近半年时光，直到玛纳斯战役结束，北疆战事告一段落时，安文忠才回到古城子过冬。转年，是光绪三年的春天，后续的军队不断开来，为进攻新疆南路做准备，安文忠紧跟官兵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在那里又结识了两位老乡：杨三和李五。杨三名润棠，原是天津杨柳青镇七姓（星）庄人，家有房产和生意，好武术，与弟杨春华二人相依，别无他亲，只因在同治初年，因施仗义而误伤人命，被徒流到伊犁，其弟也伴随而来，曾在“缱屯”里种了几年地，在光绪皇帝登基后迂赦放出，便在迪化做小贩为生。李五名汉臣，原系左宗棠整治出关部队时，被淘汰的“绿营”兵弁，他是天津杨柳青镇运河南岸（现杨柳青镇十五街）人，被裁之后因离家甚远，盘费不足，滞留新疆做了小贩，虽在古城子呆过，却与安文忠并未接谈，后来因在迪化为参加玛纳斯战役围城的清军运送蔬菜等商品时，安、李二人逐渐相识，从此安、李、杨三位老乡格外亲热，或摆小摊、或担物下乡，常常结伴行事。当时迪化城经过大乱之后，地旷人稀，烟户顿减，入城者可以任意占地建房，他们就都用泥草搭盖了些简易住房，从此，安文忠在新疆总算有了一块落脚之地。
  天津商帮的形成和发展
  天津商帮最初在新疆的奠基之地是迪化，迪化旧时曾叫乌鲁木齐（今又复为乌鲁木齐），又名“红庙子”，因附近红山上有玉皇宫而得名，清代末叶隶归甘肃管辖，筑有汉城称迪化州。是通往南北疆的交通要道。
  安文忠、杨润棠和李汉臣是第一批“赶大营”，首先定居新疆迪化城的天津商帮。起初是在城里大十字路东南边摆摊设点，趸售本地土产和伊犁流入的帝俄货物，偶尔也售湖南、四川行商带来的茶叶、绸布等商品。他们三人本钱不多，经营维艰，发展很慢，好在生活问题容易解决，原来新疆各族人民都很大方好客，当地粮食自给有余，做买卖的到处吃饭不用花钱，饿了只要向农牧民说一声，就会得到饱餐，借宿也很方便，这样使得赶大营的人易于资金的积累了。后来的天津帮，人们多有这种观念：到达新疆之后，无论经营好坏，反正不致于挨饿，当地对此则俗称“打二饭”的，这也是天津杨柳青人涌入新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在光绪三年（1877）华北、西北地区大早，蝗蝻遍野。次年，迪化城来了一位绰号叫“螃蟹郑”的人，名叫郑子澄（原名郑永清），也是天津杨柳青镇人，曾是贩卖鱼虾的小贩，因为天早，水产减少，闻知新疆情况，赶来谋生，他就在杨润棠的对面摆了个摊，四人互有照应，有时则轮流挑担到城外妖魔山一带乡庄或营盘附近叫卖，他们彼此互通有无，有时集资共同进货、售后按股分利，生意渐好。郑子澄也就地搭盖了房子，但这时各家还是在门外摆摊售货，因塞外冬季的风雪时间长，又各自扩建了房屋，逐渐改在屋内销售，成为座商。
  光绪八年（1882）安文忠已经积累了两千两银子的资金，决定回一趟家，采购一批京货商品，顺便找上一两位家人，帮他到新疆扩大经营。次年召来其弟安文喜，自己往返贩运，吸引了家乡人对新疆的响往，从此，天津杨柳青人都认为新疆是谋生的好地方，特别是在家乡灾荒之年，越来越多的人闯入新疆。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高峰期：一是光绪三年（1877）大早，二是光绪八年（1882）在河北省及天津一带的子牙、大清两河泛滥；三是光绪十六年（1890）大水灾。
  据知在光绪十年（1884）以前进入迪化（乌鲁木齐）的天津杨柳青人，而后有些声望的，有周氏四兄弟：周乾义、周乾哲、周乾风、周乾玉和张立亭、曹仲山、曹瑞山、李锡三、牛德奎、乔如山、王一冠、李祥普、郭德奎、周质臣、王锦棠、萧连第、王兴芝等。加上初来迪化的安文忠等近二十多人，他们大体上都曾有类似安文忠等人的经历。
  曾在光绪九年（1883）农历三月下旬，沙俄撤出了他在北疆的最后一批军队，清廷派金顺将军接收了伊犁，重建惠远城、盖将军府，恢复了原有建制风貌，伊犁共有九城，惠远为首府，驻有将军及老满营（八旗兵）约五千人，绥定城驻总兵、粮官、巡司及绿营（汉族兵），总兵辖有绿营五万人分驻各城内外，霍城驻有参将一员，伊宁城则为商业区，满、蒙、汉、维各族人民杂处，因驻有沙俄领事馆，进出口贸易也很繁盛。这批杨柳青赶大营的商人又紧随接收伊犁的军队，进入了绥定城，已知者有：安文忠、周乾风、周乾玉、王一冠、李锡三、郭德奎、乔如山、曹瑞三等，从此天津商帮杨柳青人，就一部分留在乌鲁木齐，一部分随军进入伊犁。
  天津商帮在伊犁地区的首批商户中，安文忠在绥定城内开办了文丰泰京货店，王一冠设立巨兰斋食品烧酒店，曹瑞山办了碾磨房，后又包办牲畜税，李锡山接兑了一家酒坊，改字号为福泉厚，郭德奎起初几年贩卖药材，后开德心堂中药店，以后又有宋、白两家，白某是杨柳青镇庆生和字号白琴轩之父，他们也在绥定城干起了兴泰和酱园、周乾风、周乾玉兄弟二人到霍城开了玉记烧酒坊。
  伊犁有广阔的土地、丰盛的草原，历年屯垦粮食自给有余，清政府每年令由各省拨给新疆协助饷银二百三十万两，这样一个富裕地区，无论是各族人民，还是满汉官兵，都很需要内地的各类生活用品，特别是从康熙年间迁移到这里的满州锡伯人和索伦人，均是八旗子弟兵的家属，享有八旗禄米供应，生活优裕，他们从同治三年（1864）起，首先沦陷于阿古柏、再沦陷于沙俄，直到光绪九年（1883）收复伊犁，一直没有见到内地的商品，而他们的传统认识，又向以京货为好，所以文丰泰就挂起了“京货店”的招牌，买卖越做越大，经理安文忠去北京、天津抓货源，每年总有数千驮货物运到伊犁，他又在伊宁、惠远两城增开了分号，此后又发展到额敏、塔城、阿山等地，成为新疆北路的大富商。原在迪化（乌鲁木齐）经营的许多商号见到文丰泰的货物驮队源源而来，在伊犁市场上仍是供不应求，因此又招引了很多商号来伊犁设立分店，大都买卖兴隆，数年之间使天津商帮积蓄了雄厚的财力。
  迪化于清朝光绪十年明令建为新疆省省会，以湘军头领锦刘棠为甘肃、新疆巡抚，全省划为近五十个县市，在筹备建省的两年中，不少的谋职人员往来钻营，升迁调派，冠盖往来，仕官行台，络绎不绝，市面日趋繁荣起来，早年的大十字路已改称大十字街，在其东南两条大街上各家商号也都挂起了招牌，有的因资金不足或因人手少、忙不过来，就征集外人合作，或是找家人来帮忙，如：同盛和的周乾义召来儿子周恒德、周恒正；复泉涌的杨润棠、杨春华请来了会做糕点的周乾哲；永裕德的郑子澄招来杨少洲，李汉臣与表弟王德云合立字号为德恒泰。后来新户李祥甫领了同盛和部分资金，仍用同盛和名义加“祥记”二字，迁往古城子开业。由于添资加人，周质臣立字号为升聚永；萧连第为聚兴永；王锦棠为公聚成；王兴芝为忠立祥。随后刘云卿领玛纳斯史家油房的资东开办了裕昌厚。
  古城子（今奇台）是天津商帮进疆的第一大站，也是驼队运输的终点。每年从天津杨柳青来的人都先到这里落脚，成千上万驮的货物均在此地装卸。这里有德泰成南北两大货栈，北栈大院几乎全是天津商帮，如戴星斋干的裕泰昌，刘筱山的义昌玉，李仲信的信泰厚。德泰成北栈的负责人张润生、乔如山，也是负责征收货物进疆税的嵇征员。清末还有穆仲田干的文义厚，宋子恒和韩筱甫干的德源厚。德恒泰在迪化齐账收市后，李汉臣与王德云分手，李汉臣也在古城子开办了义善长。伊犁的振丰恒掌柜贾绍山在这里也有两间房，用作接运往来货物，还有同盛和祥记经理在此经营。这些北栈的商号，大多是搞批发的，都做收购散碎黄金的业务，据同盛和祥记同仁王子周、王新舫当年说：在民国初年的一段时期，从阿山大路来的矿工，把随身带来的黄金通过南栈旅馆经理介绍，每年每户累计都能收购到黄金千两上下。
  南栈是生活区，这里有文丰泰的安文庆，文义厚穆仲田的三弟穆景华，其余是武清县人王芝庭干的瑞生祥，山西帮的瑞兴公、天源成；再有就是大车店、养驼户、澡塘、旅馆，还有王幼廷杂货店、祥泰和糕点店等零售服务行业。
  安家开办的文丰泰在伊犁发展起来以后，又向东边的额敏、塔城、阿山、布尔津等地开拓，并以“单大胡子”（杨柳青人单品三的父亲，单品三在以后曾为文丰泰塔城分号经理）为外股经理。
  塔城（塔尔巴哈台），汉人称“北丫”，当年清政府在此设有参赞大臣。阿古柏、沙俄先后占领伊犁时期，清朝荣全将军就将流亡将军署设置于此，又因沙俄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立阿泰支线，在斜米（阿亚古斯）设车站，距我塔城仅五百里，塔城是中俄边界的卡口，地面逐渐繁华，其东是阿尔泰，往南是额敏。阿尔泰是黄金产地，额敏有丰厚的草原，是一个很大的牧场。凡来这片地区的天津、山西、四川等各帮商人，全都经商又兼营“支放”，“支放”特点是以日用品贷给当地农牧民，半年后收回牛羊等畜产品，所以有的商人又干起了畜牧业，不仅使塔城地区有了养羊大户，也在伊犁的商号中发展了放养羊群的营生，如文丰泰安文忠的姨太太的弟弟小马，就替安文忠管理羊群。养羊户以五百头为一组，称“一顶房子”，有的商号则雇佣哈萨克或蒙古族农牧户代为放养，一年功夫除去花费，可增羊一倍。因此许多商户搞放养，如惠远城玉泰厚的刘石斋、官钱局收支员刘养斋，伊宁的杨毓光等约有几十家。在额敏的郭利顺初到新疆伊犁时，只有二百两银子，他开办的字号叫利顺成，是从文丰泰进货到额敏去做生意，二十年间直到民国五年（1916），又开了牧场，养羊二十万只。每年可向沙俄供应活羊十五万只及副产品羊毛等，换回花标布、石油腊烛、塔糖、毛毯、铜铁炊具等，运回迪化销售。再从迪化购回茶叶、布匹等贷放给农牧民，这样循环经营一年内每只羊可增加四倍利润。与他相似的孔宪章在塔城和额敏都有明盛和字号，不仅支放养羊，还放养骆驼。在民国十五年（1926）又投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天义客货运输栈，改名为通盛栈，并承运由天津去新疆的货物，也代办铁路联运至归化。民国二十一年（1932）曹万子骆驼队在孤树图被劫，大队骆驼不再进入新疆，通盛栈又与绥新汽车公司挂上勾，承担运往新疆货物，延至抗日战争后停止。
  天津商帮向新疆南路的扩展，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由天津杨柳青后来的人，已感迪化人满为患，当时这里有座商百余家，摊贩也不少，众多的后来小户，一方面贩卖俄货，另方面向早来的同乡批发户趸售，基于同乡义气，大都依靠这些早来户长期赊欠支持，逐步发展起来，待稍有积蓄之后，便向外县谋求发展，仍以挑篓小贩的形式向附近地区扩展，人们流传的说法是“要想富，上南路；要发家，去北丫”（北丫即塔城）。新疆南路分为东四城、西四城：东有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温宿）、乌什；西有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南路全长约三千里，做生意大有来头，除卖京货外，还可放高利贷。高利贷有两种，一是开押当铺，南路的押当铺从前都是当地的“八依”（地主老财）和地方上的回官伯克、阿奇木等派人设立管理，利润很大，各大小村镇都有。随着平息阿古柏之乱的大军，进入南疆的工匠工役和退伍官兵，这些人有点钱的，也就取而代之。天津商帮也有不少人做押当生意，到南疆来的大户不多，一般只有三、二百两银子、维、回族人有使用押当的习惯，用钱时就将家中存放的金沙、玉器、日用铜铁炊具、水具等，抵押借款。当期明为十个礼拜日（七十天），利息为十分之一，到期不赎就算了结。有些人就利用他们（维、回人民）不识汉字的弱点，在押当的单据上往前多写日子。后来索性把借款的日子做一个月计算。这样做虽不足两个月，就期满了！收当者最喜收的是金沙，在当面检验金沙成色时，把金沙倒在柜台上，柜台面上有细小的裂缝，金沙随之漏进下面铺着棉花的抽屉里，然后讲价钱，令其自行封好。如讲价不成，却也在分量上已经吃亏。干这行有些名堂的在喀喇沙尔（焉耆）有周聘卿、孙玉祥；在库车的有王三夫妇；还有和阗的赵乐三，喀什噶尔的郑警浦。另外还有很多小户。他们恐遭报复，都购买了手枪自卫，这些户在地方上都有些勢力，地方官多是汉官，不无护短之嫌。
  另一种高利贷，在新疆南路有许多商店兼营支放生意，赊出商品后，以半年为期偿还实物，如购赊鞍蹬一套，到秋后还马一匹，赊二块茶砖到秋后还棉花一百斤等等，利润比例高出数倍。像喀什噶尔的同义兴、库车的宝胜号、轮台的吉合成、焉耆的宝聚成等等，这几家都是由小商贩们凑在一起，不分经理、会计、售货员，全是股东。在南路一带还有两家批发兼零售的大户：是迪化同盛和的分店，设于喀什噶尔与和阗，主持人是大同事（高级职工）李迪生。二是迪化董树棠的德聚公分号，设于阿克苏。每年这两家销货量均有很大的数目。
  在新礓还有一种纯高利贷，向农牧民发放，利息特大，比“支放”更历害，放债一年可得到利息相当本金的三倍。例如：伊犁银钱局出纳员刘养斋（杨柳青人，与翰林刘学谦同族），因民国初年银钱局收了摊，他手中捞到几万两银子，切又年事高迈，欲回故里，便由其子刘书良陪伴而行，车过玛纳斯，在一家饭馆用餐，上楼时不慎摔折了腿，住在迪化治了半年仍未治好，只好仍回伊犁，投资干起了畜牧业放养羊群，兼放高利贷。曾有一个牧民借了他四十元债，因为还不起，就把自己的老婆折给了他。我们不由的想起了《清史稿·陶模传》的一段记述：“缠回文字语言不相通，汉民愚之，贷金辄取重息，至卖〓妻子以赏”。当时农牧民在封建领主和官府的层层剥削压迫之下，只能维持量低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一旦遇有灾害或事故，就要背上沉重的绩息，甚至家破人亡，这些封建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始自”赶六营”。
  天津商帮在“中路”沿途的经营：
  “中路”是指左宗棠当年进军新疆的主要选军路线，这是从甘肃去新疆的一条阳关大道，在这条线上做生意，也叫“赶六营”。
  中路沿途设有投递军书的驿站，从甘肃兰州算起，嘉峪关里有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三个州，关外三个县是玉门、安西、敦煌。当初在新疆的大商户如文丰泰、同盛和等都在沿途设立接运站，承接来自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天津等地商品；沿途还有许多小商贩和服务行业；此外，在中路上还有两家较大的字号：一是春茂和，经营京货兼营鸦片，民国初年新疆杨增新主政时期，对鸦片的政策一贯是禁种不禁吸，当时在新疆南路从阿富汗、印度运进的鸦片质量虽好，但价钱太贵，因此甘肃的鸦蚌就有了市场。春茂和迪化设有字号销售鸦片，还在绥远、北京、夭津也有它的售销点，这在当时官府的政策还是允许的，这家商号还结交了前清翰林潘龄皋，潘在民国初年做了一任甘肃省长，春茂和依靠这个实权人物，更加有恃无恐，在甘、新一带有相当势力，在新疆的德恒泰、广兴和、振丰恒以及后来的义善长、福泰成等很多商号，都从它这里购进鸦片，做为回货运到绥运、北京、天津销售。另一家大商号是经营药材的德聚和，其经理赵昆山的资金也很雄厚，后来因遭新疆政客盛世才迫害，逃来兰州，同行者还有王子鸣、任明吾、蔡金铎等十几家天津帮商户，直到抗战胜利，盛某远离新疆时，他们还心有余悸，不敢返回。
  “赶大营”的路线
  在清末时期的客货运输，主要有三条路：
  一、走大路：就是从天津杨柳青镇去新疆，既可步行，也可用驴、骡、骆驼、马车等代步的一条路线，途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馆陶、濮阳，过黄河到河南省的开封、郑州、洛阳抵甘肃的潼关，再经西安从宝鸡、天水、优羌（今甘谷）到兰州，乌鞘岭、古浪，循长城脚下，往西抵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
  肃州（今酒泉），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星星峡（1884年新疆建省与甘肃分界处），再前就是戈壁滩的苦八站，其中又以苦水、烟墩两站地段为最苦，这两站全长一百八十里，沿路气候干躁，缺水少草，到站之后方有残破不堪的小客店，还需用毛驴到远处去驮水，虽然水质苦咸饮后往往腹泻，然每碗还要两枚铜钱。谚语说：“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过此之后才能到达哈密、奇台和迪化。这条路是当年左宗棠迸军新疆时，把一些旧路修整后连在一起的，是进兵、运输军需、军事投递的一条大路，“赶大营”的小商贩，当年多往返于肃州（酒泉）往西的一段路上。由杨柳者至迪化全程近万里，步行半年之久才能到达。
  二、走外蒙大草地；这条路是在十八世纪初期，清乾隆年间乎定准噶尔吋，由兆惠将军开辟的，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百灵庙，进入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大草原，再分成两条路，一条往西北，进入斜布多、阿尔泰到伊犁；一条向西到巴里坤、古城子至迪化。新疆战事平定后，内蒙的商贩和山西帮的老户家（指阿古柏侵入新疆之前的老商户）都利用这两条路线组织驼运；左宗棠用兵新疆时，口北的军粮也由归化、包头等地运到巴里坤，因此以后的归化、古城子（在巴里坤西北，巴里坤冬天太冷，不适于驻驼卸货，与安西的风、吐鲁番的热并称关外三绝）都很快繁荣起来。归化城里有家新泰栈，有客房二十多间和庞大的存货场房，自己也放养骆驼。另外还有养驼大户，早年养驼最多的是万盛魁，衣驼近千头，家中常年住有镖客，代客押运现银和贵重物品。光绪初年，万盛魁驼队驮运银子两万两，在大草地被麒甘窜来股匪劫走，镖师受重伤，歇了业，将驼队转给了曹万子的德厚堂，以后传到二代三代人们还沿称这个驼队为“曹万子”。其它还有德亨元的马五子、福喜堂的杨五子，以及后来居上的高阿訇驼队，也都养驼数百头，养驼小户也为数不少。驼队中还备有“骆驼轿”、“骆驼车、壮驼，供押运者、客商、眷属等乘用°每头骆驼可驮物三百斤，按照驼队惯例，每年外出驮运，往返日期为八个月，从每年的秋季白露节到次年春末谷雨止，其余日期天气太热，骆驼须进山放牧脱毛，所以远程去新疆，一年只能一次往返’还要看驮物的体积和重量，及骆驼本身的强弱，习惯上规定每天行程六十至八十华里，驼队有领队、帐房、伙伕、看夜、脚大和杂勤等若干人，其中以脚夫为最多，每二名脚夫管驮三十头，用绳索练住，排队行进。当年走乌里雅苏台，正常情况下是晚八点收驼卸载，吃饭休息，次日六点起米，脚夫们将所管骆驼牵到草地放牧饮水，轮流吃早饭，大多是风干馒头或煮面片加点盐，中午牵回骆驼，整理驮物上架子，杂勤看夜人员卷毛毡、拆帐蓬，两点来钟便整队出发，根据天气变化、水草丰缺，皆由领队人指挥休止或延时行进。根据驼队人员多少携带帐蓬，大帐莲可容百人，供驼队人员使用；小帐蓬可住十几人，是为客商准备的，有家眷的男给帐蓬安置。所需炊具、口粮和盐均按比倒带足，特别是以面粉为主的口粮总要多带些，如途中遇上当地头人，他们会提出要面粉，理由是：“你们的骆驼吃我们土地的草，人也用找们这里的水”，一般都要给他们一些，不然则总是跟着驼队喋喋不休，使驼队不得安宁。驼队的脚夫最辛苦，临去〓顾骆驼随货步行。回程时回货不多，一般只有银两（称回镖）和少数裘皮、药材等土特产，在民国十年以后才有大批羊毛、棉花、肠衣等回货，但也常有骆驼放空，如有空驼每人可以骑一只，沿途牧草丰茂，远处只能随风听到驼铃响，看不见驼队走，大草地荒无人烟，常常是多少天不见人迹，结算运费是在终点站古城子，卸贷验收无误再付款，如发现货物丟失短少，由驼队负责赔偿，但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或遭匪抢劫，货主自己负责。驼队供给旅客食宿，也是风干馒头利面片，一般自备路菜，如炸酱、牛肉千、香肠等。
  三、“俄台”（即沙俄的火车）
  清代末年，沙俄修建了由海参威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亚铁路，其中有一个车站距我国东北的满洲里很近，来去新疆的客商，就利用这条铁路，往返于天津、北京至塔城、伊犁之间，具体路线是乘坐北宁铁路火车转长春、哈尔滨，经扎兰屯、海拉尔到达满洲里，进住悦来点，等候办理进出国境手续和购买车票，悦来店经理叶立山，早年曾参加过“郭老黑”的胡匪队，在中俄边境上抢掠行旅、打家劫舍，官方追捕紧了，他们救逃入俄国境内，长期的来来往往使他学会了流利的俄语，后来郭老黑被打死，叶立山也洗手不千了，叶就在距国境不远之处开起了旅店，因他在国境内外都有熟人，能代旅客办理护照，代购火车票，兑换外币；又国那时边境上还有很多胡匪，但住在他的店里却很安全，大约一个星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还派人送出国境，进入外贝加尔斯克车站（华语称此地名为“十八里”）乘车西行，经七昼夜，到达阿尔泰支线的阿亚古斯（斜米）车站，下车后渡过阿尔古斯河住进旅店，这里距我国塔城还有五百里，雇六根棍的马车再行六天就进入我国国境，全程约需二十五天左右，花费约三百余元。
  民国后赶西大营的路线变化概况
  一、走大路的变化：
  在民国初年走大路去新疆的人，多是为了投亲靠友求职谋生，一般都带着路途盘费，像过去前一辈人沿途挑篓叫卖的很少了，走路的条件也已改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已经初步建成，从杨柳青乘车到徐州，转乘陇海路到观音堂，这段两千四百里的路程，过去步行需四十天，自有了火车只用四天就够了，后来铁路又延伸到宝鸡。从兰州到迪化也有了汽车，在途日期更大为缩短。但是携带盘费少的人还是只做一段火车，根据自己的条件，或步行或雇用牲畜大车，那时沿途人民还很穷团，特别是马鸿逵、马步芳等军阀割据的地方，宁夏、甘肃等偏僻山区，都大量种植鸦片，做为军队的重要饷源，限制老百姓种粮食，弄得人们吃糠咽菜，在甘、凉二州一带（今武威、张掖）长城脚下，许多女青年都没有衣服穿，她们不分冬夏只用一张兽皮或毛毡围着走路，人们平时见不到钱，因此雇用脚力很贱，当地的军队时常外出抢劫行旅，但也有一个规律，就是：“去的不劫，回来的劫。”因为知道凡去谋生的人，都没有什么油水。
  民国十九年（1930）中国航空公司成立，其实是与美国合资的，飞行员是美国人，一切由美国人说了算，飞机很小，只能做十几个人，票价昂贵，一般人坐不起，航速也慢，如上午从迪化起飞，到酒泉后降落加油，当晚飞到兰州过夜，次早起飞至郑州降落吃饭休息，午后再飞，天黑了才能到达北平（今北京），一次行程需要两天，一般去西大营的客商很少有人乘坐。
  二、走大草地与归化城的变化
  宣统三年（1911）沙俄派I使臣进入外蒙，煽或哲布尊丹巴活佛并给予实力援助，趁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之机，赶走清政府驻库伦大臣的办事机构，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布独立，接着又出兵攻占了新疆边城科布多，从此来往新疆的运输队，不能再走乌里雅苏台大草原，更不能经科布多入伊犁，只得改走内蒙、甘肃之间的长城内外，选择水草丰盛的地方穿行，这一路段取名小草地，也叫“走甘边”。
  民国八年（1919）由于俄国內部战争的影响，一时顾不上外蒙，驼队又在乌里雅苏台走了几年，延至民国十V年（1925） 停止。
  民国以后运往新疆的货物逐年增多，特别是因欧洲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俄两国货物进口停滞，促使内地的商品购销两旺，每年进疆货物多至两万驮。在新疆的白俄手中握有大量资金，也不甘寂寞，在欧战停止以后，俄国国内战争还没停息，他们大多数转入中国国籍，做起内贸和出口生意，他们把新疆的羊毛、棉花、马尾、兽皮、肠衣等装运天津，卖与英、法、美、日等国洋行出口，使骆驼队在回货上又增加了收入，这样的来往一直兴旺了十多年，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哈密事变，尧乐伯斯叛军实施大抢劫，驼队的运输从此衰落。
  最早天津商帮各商母驻津采购点的货物，要自己雇用车船运到北平，再去德胜门外骆驼店，托运到归化的新泰栈，等候大队骆驼再运新疆。自京绥铁路建成，实行联运，又有新疆同盛和常驻归化城接运人王赞廷帮助山西人胡天佘（胡五）另立了天义客货栈，并在天津设立了天义运输栈，直接在天津承揽进疆货物的运输，办理由天津至绥远归化城的铁路托运，各种货物只要交到天津东站货场，就算办妥。
  在津的天义运输栈每天都有人跑业务，常到天津帮在津的聚集地：针市街之隆顺里、耀远里、盛兴栈、公议栈等处了解待运货物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向铁路予订车皮，这样就为天津进疆客商提供了很大方便。民国十五年（1926）新疆塔城明盛和资东孔宪章（杨柳青人）投资为天义栈增加股本，更名通盛栈，业务进一步扩大。
  民国十七年（1928）春，新疆省长杨增新出钱，委派他多年的亲随朱炳组织绥新汽车公司，承运由归化至哈密一线客货，到民国二十年（1931）开始运营，他们仍利用通盛栈，吸取由天津运妇化的货物，并由天津伯达书馆张善修负责组织客货，与新疆商号驻津设庄业务人员保持联系。自从有了汽车，对于新疆的客商往米和紧俏商品的运转，缩短了在途时间，也加速了资金周转。但随着时局变化，天津商帮在新疆的经营逐渐由盛而衰，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内蒙古的德王与李守信的蒙古军，在口本侵略军扶植下，成立了“蒙疆政府”，日寇又占领了华北，控制了运输线，隔断了去新疆的通途，因此，绥新汽车公司只运营了七年就宣告停止了。
  去新疆的家眷车和护送人
  清朝光绪十年（1884）后，新疆建为行省，以迪化为省会，成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而逐渐繁荣，早来的天津商帮一般经营的都不错，生活充裕了，已经站住脚，而因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往家乡寄钱也不容易，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因劳力远在异地。生活更加困难’都迫切希望两地生活的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照顾，还有一些人从二十多岁就来新疆，或婚后不久就离开家乡，眼看已是而立之年，认为还不如牛郎织女，有人说：“来新疆的男人，是无最充做有罪军”；在家的女人们“是有福守的无福寡”。可是男人既不能放下事业回来，家乡的女人想来一趟新疆谈厕容易，万里荒漠，路途险阻，当年男人去一趟，尚需大半年的时问，一个家庭妇女，在那个封建社会，一年都不能在街上走两趟，这么远的路程，一般妇女连想也不敢想；但是人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在杨柳青镇有几家以拉运农产品和耕种为主的养车户，因家乡的旱涝歉收，就想拉些长短途运输增加收入，于是“客运车”便应运而生，起初是拉运妇女去新疆，故名“家眷车”。用的是木轮铁瓦大车，载重只有千斤上下，其容量只能拉四个人及其行李，车顶上架设苇席遮阳避雨，日行六七十里，也是顺大路经鲁、豫、陕、甘到新疆，初去时，大车不敢走得太远，有的拉到沧州或到黄河边，沿途必须倒换多次车辆，在每年春分节后，想去新疆的人家，先找大车户商妥运价、启程日期，有的人少还要几家凑一辆，在运河南岸玉皇庙前的空场上登车，届时亲朋赶来相送，中午过后开始扬鞭，第一日只到良王庄住下，次日再按规定里程赶路。因为路途险阻，沿途打尖住店，更换车辆，都需有人照应，还要找一位熟悉路径和体格健壮的人护送。
  在杨柳青镇最早做“护送人”的是刘万荣，他在十几岁时是一个跑京报的，在清代各埠还没有报纸和邮局的时候，天津曾有人在北京设有京报点，专司抄录北京各衙门、王府等处门前布告、牌示，从中取得一些官僚调遣的新闻，名叫邸抄。与京津互有交往的商号和其内部通信，也托京报点互传信息，跑京报的人每月往来京津四、五次，并代客购带药物和商晶，虽很辛苦，收入却菲薄，后来刘万荣改为护送家眷，跑了几趟，路经既熟，人又老诚可靠，在新疆的人接家眷，都愿找他护送。还有搭半座的，就是男人，将行李货物放在车上，自己随着刘万荣步下走，一为减轻负重，二为不致差道走冤路，三为人多势众，以策安全，四为说话答理，减少寂寞。每年春去秋来，回程时还可代客给家中捎带少量黄金、书信、裘皮等物，白己也把嫌的钱，留出路费，买些羚羊角、红花或黄金等到津出售，一年可剩它几百两银子，他干这种营生是由光绪十八年（1892）起，到抗战前止，前后四十多年，虽然在民国以后交通逐步改善，局部地段可用火车代步，可是人们仍是请他护送，皆因由他护送，对于远离两地的人都格外放心。另外还有一位女人叫乔老姑，此人身体粗壮，性情豪爽，至老未婚，也曾护送其亲戚去过新疆，乔老姑的叔父乔如山是古城子商会长，不愿叫她千这行，痍以她只去过一两次就停止了。
  天津商帮向津京的回货
  天津商帮由新疆购置土特产品运回天津、北京销售，称“回货”。
  新疆地大物博，盛产黄金和名贵药材。有鹿茸、羚角、犀角、红花、构杞、贝母、雪莲、熊胆、麝香、黄芪等’在天山南北产有各种珍贵兽皮，如猞猁、汗獭、貂鼠、银鼠、灰鼠、红狐和各类羊皮，并产尘磨、鸦片、棉花、羊毛、马尾、肠衣等农牧副产品。
  在清代光绪年间，帝俄根据不平等条约——伊犁条约，其进出口货物均不纳税，每年有大量的金银、兽皮等被掠夺出口，故棉花、马尾、肠衣等均成为拢断商品。自从天津商帮进疆之后，情况稍有改变，当地少数民族和官兵们都欢迎中国内地商品，货物一到便能很快出手，虽买卖好做，但回款（把资金带回津京）困难，因此天津商帮在新疆又用资金收购些黄金和贵重药材，做为“回货”，在津京一带出手之后，再采购商晶运回新疆，这样一来一往，缓解了携带巨额资金的困难，而且增加了利润。
  最早以药材为“回货”的是伊宁德心堂药店的郭德奎，他是远贸新疆的艰苦创业者之一，曾于光绪十年来伊犁，每年背负不足百斤的鹿茸、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材，徒步返回北京，回程时再购些同仁堂的中成药到伊犁。当时驻伊犁的军政官员扪，以及满、蒙、锡伯和索伦等族人民都祟信京都的丸散膏丹，因此许多设在新疆的京货店也都做起收购药材的生意，特别是羚羊角一项，由于猎户滥捕滥杀，当地羚羊已渐稀少，也因气候的变化，许多羚羊北迁，进入俄界。从清末开始，不少的羚羊角都是从外国进口。
  最早以鸦片为“回货”的是德恒泰京货店的李汉臣，他的表弟王德云与他合作，从南疆采购鸦片运往归化（呼和浩特），卖给蒙古的王公们；又把甘肃产的鸦片运到北京前门外半壁街合义店代销。当时官府的政策是禁种不禁吸，长途贩运者只付少许印花税，即可公开买卖，为了运输安全，采取打入羊毛捆包中的方法，避人耳目。
  最早夹运黄金做为“回货”的是同盛和，将黄金装在棉花捆包中，运回天津销售，新疆所产黄金的成色不一，有沙金、麸金、原块金之别，同盛和在收购中还多一种成品金，如金条、首饰、器皿等，该号每年把收购的黄金，先运往古城子存于祥记京货店榨成棉花捆包，捆包的标签上不写顺序号，却暗地里把夹有原块金与成品金的写成“庚”字多少号，如庚字一百三十五号，即等于注明“内有黄金一百三十五两”，其它沙金、麸金则写“辛”字若干号。这些“棉包”运到归化城中转时，由同盛和的驻派人员王赞廷仔细验收，照收无误后再转运天津交货，采用这种方法贩运黄金达三十年之久，从米发生差错，以后天津商帮各家字号也都学习这种办法。民国十年（1921）以后，利用夹芷“回货”的一般货品，又发展到肠衣箇、皮张、药材等，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因“曹万子”骆驼队被劫，才告停止。
  天津商帮把肠衣做为“回货”是因民国六年（1917）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在新疆的白俄洋行停顿了向俄国输入商品，过去曾由他们拢断着百分之九十的羊肠衣和兽皮，市场上大量积压，因无人收购羊肠衣，而被大量废弃，洽有天津帮商人安辅臣，从天津的亲戚那里学会了肠衣加工技术，逐步把肠衣运回天津卖给洋行出口。后来因白俄也收购肠衣、兽皮、羊毛、马尾等，加工之后改运天津，并把所卖之款供作天津商帮在津办货，到新疆再向其用款商号支取现金。
  “新疆帮”在天津的经营网络
  杨柳青一带远去新疆贸易的，在新疆称为“天津帮”；而这些人，如在天津则称为“新疆帮”。虽然两地称呼不同，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同一的商业经营体系，它对于沟通两地物资交流、繁荣经济，起着促进作用。
  “新疆帮”在天津的聚集点有：北门外针市街的隆顾里、耀远里焦永德里、公议栈、曲店街的同茂栈及北门外的集祥公司等，去新疆做买卖的商号，在这里有长年租用的房间，用作采购运往新疆的商品，接收来自新疆的回款和回货。长驻这里的办事经营人员大体上；每天上午在驻所办公，接待来访者和津城各商号的推销员，了解商品涨落行情及同业各家进货情况，提出本号欲购商品；下午到有业务关系的工商企业看样订货；晚上自便或接受厂商邀请，所谓“推销员”就是工商企业的职工，在那时叫“上客房的”或“走街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跑业务的，一般情况是某商号每做成一笔大的交易，为了联络感情，争取再次多销商品，常由“走街的”邀请买方吃饭、看戏等，当然这些费用全由销货上号支报。另外，还有“跑合约”，有些企业人手少，没人走街，就依靠“跑合约”拿样品撮合成交，一般均由卖方给予百分之三的佣金。
  “新疆帮”经营广泛，包罗万象，因此接触面很广。在民国后由于“新疆帮”已经积蓄了雄厚的资本，与津城的名商大号增加了业务往来，按行业说：有棉布业的敦庆隆、元隆、华竹、华林、天祥；海货业的隆昌、源丰永、复丰成、义成裕；鞋帽业的广聚和、同升新、同升和、长兴、泉记多染料业的长圣裕、玉兴泰、万义、万聚恒；药材业的隆顺榕、义和祥、惠通祥、忠义成、同义公；茶业有正兴德、元兴、公裕、元泰，金店业有义涌、正阳、三阳、天兴德、鸿祥；银钱业有天瑞、裕源、中裕、中兴、和生。
  以上各家商号每天都有上客房走街的，到“新疆帮”各户走走，无论有无成交，都要呆一会儿，谈谈商品行情及涨落原因，提供货源信息，顺便了解客戶进货意图。金店与银钱业主要是收购回货金银、拉拢存款。比较有名的“跑合的”经纪人有：跑药材的韩剑泉、戴荣山；跑肠衣的周利生、李迪生、牛景岩；跑皮货的李荫棠、王纪棠、任子玉等。经纪人之间也经常见面，有相当多的回货由他们脫手成交，涉及到各行各业的许多小厂、小商、小作坊。
  天津人在新疆的字号，多称京货店，最早伊犁的文丰泰，确实是从北京迸货。后来鉴于北京运进的南方土特产和“洋贷”，都是由天津运去的，如在天津直接采购成本较低，所以逐渐把天津做为采购中心了。只有一些鼻烟、马具、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和蒙族、喇嘛用的衣帽，还有山东产的丝绸、春绸、华丝葛、明华葛等心须到北京采购。新疆几家大商号在北京也有长驻地点，设于前门外半壁街的合义店，接的回货以皮张、药材和鸦片为主，如京城的行情好，有些商品就地批售。另外，文丰泰与同盛和两家都在归化城（呼和浩特）中转商品，接办回贷事务。
  清代末年文丰泰的创办人安文忠做了伊犁银钱局总办，利用各省催收“协饷”（后文再叙）之便，就地采办各省货物；民国后同盛和又在香港、上海等江南各地设庄采购，获利倍增，兴旺一时。
  天津商帮利用“协饷”的八大家
  清朝光绪十年（1884）新疆开始筹办建省，省会设于迪化（乌鲁木齐），地方上一切行政官署尚不健全，清政府决定每年协助拔给库银四十八万两，做为省、道、府、县的经费开支，这笔庞大的现金实体，如加上“镖籍”总共重量足有三十三万市斤，领取一次需用运输镖车四十辆，马八十匹；帐蓬、行李、粮秣大车二十辆，马四十四；尚需护送马步军卒五百人及押运官、随员等数十人，往返时间一年，全部护送费用需万两白银。后经护理巡抚魏光焘提议，请准户部，将这笔款项改交天津商帮的殷实富户〓北京产部国库代为领取，并利用该项饷银就地采购货物，运往新疆，限期归交新疆省库。又因户部国库的饷银需由其它各省抽调，且各省也有不济之时，又需凭户部执照，分别向有关省份直接催讨领取，以上支付饷银的办法，当时称为“协饷”。
  在初建省会的迪化城，市面逐渐繁华，杨柳青人在城区东南街上，盖起了许多房舍，成为“座商”，其中早来落脚的商户有：同盛和的同乾义，复泉涌的杨润棠，永裕德的郑子澄、杨少洲，德恒泰的李汉臣、王德云，公聚成的王锦棠，忠利祥的王兴芝，升聚永的周质臣，聚兴永的肖连第等共计八户。他们在光绪十四年〈1888）都到京津自行采办简品，由于当时资金不丰，进货也不多，但这些京货一到，便被一抢而空，周转快，资本迅速澎涨。
  到光绪十八年（1892）上述八户裔号第一次正式办妥了“协饷”手续，由京城领到库银，利用“协饷”增加了采购能力，从此，每年都有大批商品经归化客货栈转运到古城子，每批货物都需数千驮的骆驼队承运到新疆，交错往返，络绎不绝。上述八户逐渐成为殷实富商，这就是后来人们习称的天津商帮“八大家”。
  初办利用“协饷”的经过：当时在迪化的还有陕、甘、山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商帮，唯天津商帮店铺最多，人财两旺，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每次推选商会会长等人选，总是以天津帮人为主体，并握有一定的实权，其代表人物有郑子澄、杨少洲等。协饷银两交与商户代理之事，先由魏光焘提议，并与商总（商会会长）协商，自然这样的便宜事就落在天津商帮手中，当然还有地理条件上的方便，经与户部请示，要求利用饷银的商户必须先交省库一大笔保证金，并具有殷实商户的“托保”，经过验证才能拨发，如按上述条件，任何商户都办不到，后来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即：由领用此款的几家商号先行联保，然后再由“商总”具保，经省派出库员一人到京领款、监督办货、直到货齐之后，由库员随货返回新疆，推销之后，将全部饷银交归省库。
  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了饶应琪任新疆巡抚时，因为几家协饷商号均有较大盈余，则又改为每户认领的若千万元，先向省库予交半数，俟货物运抵新疆，限期一个月办理结算归库，一时不能交库的欠额，便由省官钱局垫交后，收取滞交期间的利息。
  上述“八大家”之中，实惠最大、得利最多的是同盛和，起初对利用“协饷”尚持观望态度，因自己家底较厚，若以“互相联保”办法，一旦出事赔尝损失，便要坑掉老本，后经杨少洲怂恿，及由周恒正随省库人员办理协饷、并将自存黄金数百两带去，一并置办货物，回疆之后率先归还库银，取得官府信任，凡有饷银对他可以优先使用，有些官员的私囊，竟都寄存在同盛和，或托购黄金或汇往内地，到光绪末使同盛和的财力猛增，竟与手屈一指的文丰泰齐名，成为迪化的首富。
  从总办官钞到候选知府的安文忠
  自光绪十七年（1891）长庚奉调为伊犁收复后的第五任将军，其最头痛的还是财政与军需问题，每年各省调拨的协饷银二十三万两，不能按期解到，他把光绪十一年酿成军队噪饷戕官之变，当做前车之鉴。
  长庚将军参照前一时期由各商号进京办理协饷的经验，又推出了由各商号到各省府解调协饷的新招。
  当时各省担负由清廷摊派的协饷，也有一定困难，平定太平军之后，继而用兵西北、围歼捻军、镇压回民起义军、征讨阿古柏，再加中法、中日等战争，兵连祸接、失地赔款，致使各省财力均为匮乏，筹措支援新疆的协饷，时有延期，即便告到北京也难解决，只好加紧派员催调，同时派遣有关商户分赴各省，就地置办土特产品折抵协饷。经帐下协标（幕僚）马玉昆（马三元）推荐安文忠，言其买卖大、网点多，财力殷实，长庚将军接见安文忠，洽谈投机，便委任他伊犁银钱局总办名义，到各省催办协饷，成为一大官商，在采回的货物中有：湖南、湖北的茶叶、四川、浙江的绸缎布匹等等，军需民用，包罗万象，一时地面上呈现繁华景象，为便于接运各省经甘肃运新疆的商品，文丰泰还在甘洲，凉洲、肃州等处设立接运站，兼做零整批发、收购烟土（鸦片）等，后来安文忠对这“总办”任内的贸易，说自己是“六渡玉门，八涉翰海”，并镌入乃父墓碑之文。
  由上可见，新疆的外助财政，均为天津商帮直接或间接的独揽，自然那些军政官僚、各个环节的执事，都会从天津商帮中得到好处，因而天津商帮在新疆的势力，远在其它商帮之上。
  光绪二十七年（1901） ,长庚奉调回京任兵部尚书，由马亮接任将军后，鉴于协饷得力，就正式把安文忠委以实任“官线局总办”，并兼办官茶局税事。当时清政府在内地试铸“紫铜币”，面值为五文、十文、二十文三种，在内地初行时，因黄铜〓钱与紫铜币的比价不协调，又因大量白银外流，致使银铜比价拉开距离，当初政府规定，每千文折银一元，至民国十七年，竟增为四千六百文、最高五千二百文，才能折洋一元，相差数倍，在伊犁地区，当时市面上制钱短缺，有的商家就私自发行“钱帖”以助流通，但却又扰乱了市面，使金融更加纹乱，身为官线局总办的安文忠有鉴于此，乃派员在天津大量兑收铜元运回新疆，缓和了银铜比价，促使各商号陆续收回了钱帖，起到稳定市面的作用。
  紫铜元在新疆的流通盛于内地，在南疆尚未收复以前，即使用紫铜币，名为一分银（回语“普尔”），在乾隆年间用兵准噶尔，平定新疆南路，改铸制钱，收回普尔，制钱每枚重二钱，以一枚换回普尔二枚。在阿古柏入侵后，改用伪劣掺假的银币，称“天罡钱”，乾隆钱不复使用。左宗棠征服阿古柏，收复南疆后，乃用乾隆制钱原版，翻制新钱，每枚改为一钱三分（湘平计量），每千文折银一两，又铸小银币，以纯银一分，折制钱十枚。新疆人习称紫铜币为“红钱”，故在民国后杨增新时期，所发行的“银钞”（纸币）上，仍注明折合红钱四百文字样。
  自从安文忠将铜币大量运进伊犁之后，各族人民都乐于使用，抵制了“钱帖”泛滥，提高了金融信誉，稳定了物价，促进了繁荣。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庚复为伊犁将军，对安文忠更加器重，并保荐为花翎甘肃同知、候选知府，而安文忠自知胸无点墨，只领虚衔，不敢钻营实任。从此天津商帮已在政界出了显赫人物，更添气势，就连地方官吏，也都另眼相看。宣统初年（1909）长庚离任后，安文忠认为已是家资百万，名利双收，不能久恋异域，于是将伊犁的商号托交三弟安文玺维持，自己先行还乡，并嘱其弟收缩营业，齐帐收市后回归故里。辞去银钱局总办后，乃把未了事宜交付肖冠三代理，回到家乡不思复出。
  天津商帮包办进疆货税
  民国成立以后，杨增新坐了新疆省督办，总揽了军、政、财、文大权，凭三十多年的从政经验，他经常召请天津帮巨商周恒正、杨少洲等到省衙了解市面情况，因而他对进疆货物与税收情况了如指掌。天津商帮每年进疆货物约在万驮以上，进货总成本达五、六百万元，仅此一项即应收税款三十万元，其它各省商帮进货量的总计，约有七百万之多，但每年实收税款仅二十多万元，偷漏税款现象严重，如民国三年进疆货税只收了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二元，为此，杨增新招集商会人员讨论由商家包办货税的议案，确定每年承包税额为三十万元，在春秋二季予先缴库，如有超收，由承包商户分享，并订立了收税章程，新疆共有批发商三十多家，齐集“水龙局”地方开会，商讨集资予交税款，时有十多户做出了承诺，规定了分摊数额及年终结算办法，各家平均出资一万五千元，由同盛和、复泉涌、广兴和、德聚公、振丰恒、义善长、中和成、聚兴德、明德号、利顺成、文丰泰共十一家联合组成进疆货税嵇征所，以古城子（奇台）为重点，这里是进疆货物的主要集结地，把嵇征所设于此处，委派德泰成北栈的张玉生、乔如山兼任嵇征员；另在南路喀什、玉田；北路塔城、霍城及哈密、迪化等城设有代办处，经公议推举庆春和经理钱仁斋（敦煌人，与天津帮人合营者，原庆春和绸布店创办人为潘庆，驻天津负责收汇和采办）为主管，负责汇集税款与结算，并应酬省府官员事宜，就在其商号后院，布置了两间客座，备有鸦片、麻将牌、茶果等，每日恭候省衙各道及财税主管，三节还要送些敬奉，因而历行十多年平安无事，但到年终结算，列支此项应酬费竟与包税金额不相上下，大家分红也就了了无几了。
  官僚政客的投资存款
  刘龙文：湖南人，新疆教育厅长，在民国初年，由袁世凯派遣，他曾经营多项出口买卖，善于理财，且赞慕天津商帮的经营之道，就在迪化聘请了天津帮的韩绍棠干起了盈丰裕京货店，生意很红火。到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军已进入山东，省长杨增新是北洋系的旧官僚，打算看看形势，好做隐退准备，就派刘龙文到内地转一圈，探听消息，刘从南到北，来到久已响往的天津，参观了几家新疆归客创立的商号，如天瑞、谦义、和生等银号，见到各家生意兴隆，引起他投资的欲望，回疆之后便与杨增新密议，说北伐军来了不过是换个旗帜，那山西还是阎锡山的，如在天津投资，定能发展，且可依靠租界，保财产不担风险。因此杨某打消了隐退意念，先拟在津开办银号，刘便将盈丰裕的韩绍棠找来，示知了“杨老将军”的打算，适有韩之子韩伯超在天津益善银号当职工，能担此任，杨即出款五万元，言明开业后再增十万做护本，刘龙文也出资入股令韩伯超积极筹办，等钱到了天津时已是民国十七年秋天，原因是四月间北伐军进天津时，与直鲁联军褚玉璞接触，从沧州打到天津，由于地方混乱，致使汇款迟到半年，可是杨增新恰在七月间被杀，这护本十万元尚未拨付，倒是刘龙文又增拨资金，才勉强的开办了裕源银号，后来刘文龙被盛世才扣押了十多年，出狱后已是抗战末期，随即病故，币值毛荒数万倍，此款已经湮没于天津。
  牛时：广东人，民国初年由北京派来的留日回国学生八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一员，到伊犁担任行政长，后与振丰恒的贾绍山交往日深，北伐后牛时改调鄢耆，贾绍山返回天津，携有牛时存款十万元，贾在津经营谦义银号，便将这笔钱做为长期存款，民国二十一年冬末，马仲英部下马占仓围攻鄢耆，守军旅长詹世奎战死，牛时除其妻先行回到广州外，全家放火自焚，贾绍山按年给牛妻寄汇利息，末久牛妻病死，此款不了了之。
  安成：清末满人，任塔城参赞大巨，于光绪三十三年因病开缺，适在伊犁养疴时，存入文丰泰银洋三万元，后因病情日重，返回北京家中治疗，民国初年在北京病故，此钱因无任何手续，到民国七年岁末，文丰泰按无主款项，由同仁按股分了。
  “大营客”衣锦还乡另图别业
  天津杨柳青人从光绪二年（1876）开始流入新疆，到光绪末期的三十年间，少数人已经腰缠万贯，成为巨富，天津商帮的“八大家”第一代的创业者，大多年过花甲，有的将商号移交幼弟或子侄，自己则回乡另谋财路，如文丰泰的安文忠；有的将营业兑出，回家安享晚年，如复泉涌的杨润棠；也有的由独资改为合股经营，自己回归天津料理回款、回货、采购商品，如奇台（古城子）德源厚的宋子恒、迪化庆记号的潘庆；还有将商号交给信得过的职工，自己回家收款办货进行遥控，如奇台（古城子）祥记号的李祥甫等。民国以后每年都有部分“大营客”衣锦还乡，但其中也有资财不多的，回乡不久耗尽用光，便又重返新疆；更有甚者，虽本人在疆多年勤俭自奉，挣下一份财业，但回乡之后却被弟男侄孙任意挥霍，落个两手空空，嗟叹抑郁而终。也还有带回资财了了，如安起富昆仲仅有百余元，仅靠此微薄资本在家乡摆小摊、开杂货铺，至解放时竟成为数得上的富户。有的则任情放荡，客死于异乡。
  从我们接触或听说过的“大营客”中创有一定业绩或被公众推祟的大有人在，仅志其名姓如下：王锦棠、王兴芝、王子清、王静泉、王德云、王宝胜、王一冠、王子丰、王鑫岗、王赞廷、王芷洲、王丹樵、王祝三、王雨芝、王少山、王锦洲、王耀先、王新舫、王今丞、李汉臣、李静轩、李芝舫、李祥圃、李儒林、李品三、李文波、李升圃、李迪生、李少安、李静舫、李荩臣、李锡三、牛少奎、牛景岩、戴子成、戴志青、戴兴斋、戴云团、戴少波、戴连琪、刘世斋、刘云卿、刘宝和、刘桂芝、刘小昆、刘桐轩、刘义林、张润田、张松圃、张立亭、张锡禄、张子文、张兰普、张问泉、张广通、孙益卿、孙鹤亭、孙杰山、阎建棠、岳锡珍、穆仲田、齐绍山、魏子涵、单聘山、任子山、任铭五、白琴轩、久致敬、梁琴芳、芦华棠、郝哲甫、秘宜山、陈筱轩、杨吉卿、杨少洲、杨琴轩、杨菊舫、杨少臣、杨虎臣、杨春华、杨润棠、杨如春、杨文光、杨润卿、曹万恺、曹仲三、曹玉如、曹相桥、曹瑞三、曹余三、冯雅亭、肖连第、肖冠三、肖惠安、潘玉成、潘竹轩、郑雅臣、郑金山、郑警蒲、董怀卿、董玉书、安文忠、安文发、安文喜、安文庆、安子欣、安起富、安有田、翟艳宾、翟菊泉、周乾义、周乾风、周乾哲、周乾玉、周乾越、周恒德、周恒正、周建勋、周质臣、周义臣、周瑞卿、周祝青、周耀廷、周海东、周聘青、尚聘卿、淌松年、郭德奎、郭相甫、郭荩臣、郭义卿、郭万合、郭利顺、郭春华、宋杰生、宋振铭、宋甲三、宋子恒、贾少山、贾子占、薛佩山、薛辅臣、薛志斋、韩绍棠、韩竹轩、韩少堂、韩乐三、韩宗耀、韩君壁、韩乐常、赵昆三、赵乐三、高振声、高锡九、高汉青、高品卿、高孝臣、董朗孙、董怀清、董树棠、董海亭、董跃山、戴华棠、王啸璞、冯海明、杜耀亭、陈雨亭、乔如山、孙玉祥、石寅甫、崔德昌、皮洛广、戴静泉、郑子澄。
  上述一百七十余人，只是一部分，名不见经传者尚有百千之众，他们均系天津商帮的第一、二代。如今第三代人也已至耄耋之年。
  衣锦还乡的佼佼者，多有在津城、杨柳青重新立业经营，而大展鸿图显露声名，占有一席之地者。如：
  安文忠：合资经营的洽源银号、谦丰银号。独资经营的信义
  永麻袋庄。
  周恒正：合资经营的天瑞银号、和生银号、文盛布庄。
  贾绍山：合资经营的义和祥药材庄、中兴银号。
  独资经营的怡丰棉布庄、谦义银号、万义颜料庄。
  贾绍棠：合资经营的裕源银号。
  白琴轩：合资经营的忠义成药材庄、庆生和轧油厂。
  宋少棠：合资经营的忠信成百货店。
  杨琴轩：独资经营的林记织袜厂。
  孙益卿：独资经营的同升新帽庄。
  王雨芝：独资经营的信成杂货店、信成机制面粉厂。
  周季陶：独资经营的公泰百货批发店。
  李静轩：独资经营的裕昌棉布庄。
  王筱泉：独资经营的泉记制鞋厂。
  李升圃：合资经营的永丰汽车零件店。
  肖惠安：合资经营的惠昌银号。
  孔宪章：独资经营的通圣运输货栈。
  韩少轩：独资经营的权记棉布庄。
  杨文蔚：合资经营的宝德堂中药店。
  李汉臣：合资经营的聚兴金店。
  王芷洲：合资经营的鸿祥金店。
  设在杨柳青镇的有：
  贾万恺：独资经营的万昌布庄。
  张松圃：独资经营的德庆公酒厂。
  冯海明：独资经营的永顺德轧花厂。
  高孝臣：独资经营的聚兴扎油厂。
  张启业：独资经营的鸿毓和油厂。
  贾绍山：独资经营的丰记油粮行。
  安起富：独资经营的富春祥杂货店（后改为庆生号、以存放
  银钱为业）
  李文波：独资经营的天昌酱园。
  穆仲田：独资经营的春毓公扎油厂。
  以上记载尚不全面，但都在经营上有较好的收益，在同行业中具有竞争力。这些往年的“大营客”为繁荣家乡的市面均有一定贡献，也为家乡部分子弟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赶大营”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
  由于“赶大营”的兴起，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流。
  杨柳青是具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尤以源于明、盛于清的民间木版年画，享有盛誉。当年安文忠的文丰泰京货店，曾把“杨柳青年画”首次传到新疆，以著名的戴廉增、齐健隆年画作坊的年画为主，如财神、灶王、娃娃、仕女等类年画，成为进疆的大宗品种，又有爱竹斋的各种字画，也经安文忠带进新疆，一则供做向官僚政客或业务交往的馈礼，又可满足天津人和当地汉民过春节的需要，既迎合了民俗习惯，又能借此安慰思乡之情，后来各商号也多有效仿，增添年画的经营，但当地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不喜欢带有活物（如人和动物）的年画，杨柳青的各家年画作坊便专门设计了一类名叫“洋林”的年画，专销新疆，这类画很多，特点是以各种楼台殿阁建筑物组成的风景画，深得各族人民的喜爱，于是销路大开，据知，在“赶大营”兴旺的年代，运进新疆一带的年画，每年竟达数百万张之多，有的画坊也曾到新疆设庄批售，此时并已在东北经销多年。但在民国以后，出现了日本传入的机印年画，以物美价廉夺去了杨柳青年画的销路，使杨柳青年画由盛转衰。
  汉民多有贴春联的习惯，早年远去新疆赶大营的老客，多是贫苦人，能通文墨的为数稀少，据知只有文丰泰管帐先生乔如三尚可代人写点千篇一律的“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新春大吉”的春联，但这在新疆来说，已是难能可贵了，为了图个吉利，各商号都效而尤之，每当遇有喜庆寿事或治丧追悼，人们均按家乡习俗，安排楹联词幛等项活动，使京华一带的民风民俗，逐渐传延新疆。
  天津的饮食在全国享有一定声誉，随着杨柳青人大批入疆，也有很多精艺厨师进入工商企业，或自营店铺，把津门的风味食品奉献给边疆人民。在绥定城有王一冠开办的聚兰斋食品店，专营天津、北京风味食品，并自制京津糕点，很受各族人民喜爱，最有奇者，兴泰和酱园有一王姓厨师，专做“一根轴”面条，把和好的面在掌中抻出一个头，用手边摇边向锅里甩，煮熟后成一根条，且粗细均匀，佐以炸酱和三鲜卤，比抻条面更胜一筹，因此引来很多地方官员，成为座上客。
  在清末民初，仅同盛和一家，每年运到新疆的海参、唇、肚、明骨、干贝、鲍鱼、鱼翅等干鲜海货，即有三百多驮，可见新疆饮食业所需之多，透视出兴旺发达的景象。
  在南疆的和阗有个专门开采玉石的“齐家坑子”，是天津西头齐姓兄弟二人办的，那里常有达官贵客和古玩大商往来，他的家厨里常备有各种山珍海味，均按津城风味制做。
  原有新疆的传统风味，经过天津人改进加工，配以佐料，也能做出更为当地人喜爱的菜肴，也适应汉人的口胃。当年杨增新是比较朴素的官僚，最反对吃喝请客，但每年年终同盛和的同恒正给他送去“年菜”时，他却欣然收下。
  另有很多天津帮的家属把对虾、海蟹煮熟，连壳晒干，以及河蟹“黄子”，装好木匣带往新疆，成为当地不可多得的珍品，有一个县长孝禹巨，一听说谁家捎来了蟹干，不请自到，三天两头的非把它吃光才算完事，当然也就变成天津商帮的一项“感情投资”了！
  在民国后军阀混战时期，在天津卫只有高档饭馆才能预定制作的“脱骨八宝酥鸡”，而在新疆很多饭馆，多有成品出售。
  以上所述，虽非全豹，但在赶大营兴起之后，汉族尤其是津城的风味食品引入新疆，自然形成一种文化交流。
  此外在长期与各兄弟民族的交往中，在语言、文字、服饰，乃至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多有相互效仿和沟通，使新疆的社会文化向多民族、多元化方向推进了一步，通过相互衬托、相互融合，促进了相互发展。
  新疆社会文化的发展，虽然也受到军事、政治活动的影响和刺激，但是天津商帮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新疆各兄弟民族的风情习俗，也给天津商帮留下了美好印象，返回家乡的“大营客”们，在生活习俗上也常常带有新疆韵味。
  天津商帮的公共组织和公益事业
  一、商会：随着天津商帮在新疆的逐步发展，在经营上，社交上和与官府的诸多往来日频，于清末时期经官府照准，在各城陆续建立了商会组织，虽然各地也有其它省份的商人，但他们毕竟人少势单，因此，商会中的绅董也多系天津人，至于会长的头衔，，几乎全被天津帮所领，实际上已使商会成为天津商人为主体的社团。
  首建商会的城市是迪化、伊犁和奇台（古城子），这三城是天津商帮的经营中心，也是实力最大的商会，当迪化建会时，已有天津帮的座商和批发商一百六十多户，加上原有老户和各地商帮，约有三百多号之众。
  兹将上述三城历任商会会长名单录后，以供参考：
  地名 会长姓名 藉贯 所营商号 时代
  乌鲁木齐 郑子澄 杨柳青 永裕德 清末
  （迪化）刘云卿 杨柳青 裕昌厚 民国，杨增新时期
  杨少洲 杨柳青 永裕德 民国，杨增新时期
  董树棠 杨柳青 德聚公 民国，杨增新时期
  石寅甫 杨柳青 福泰成 民国，盛世才时期
  苗沛然 甘肃 不详 民国，金树仁时期
  董耀山 杨柳青 复昌隆 民国，金树仁时期
  周耀廷 杨柳青 同盛和 民国，盛世才时期
  周海东 杨柳青 复泉涌 民国，盛世才时期
  崔德昌 杨柳青 德昌源 民国，盛世才时期
  伊犁： 李锡三 杨柳青 福泉厚 清末至民国
  张润田 杨柳青 文丰泰 清末至民国
  曹瑞三 杨柳青 碾磨房 清末至民国
  奇台：乔如山 杨柳青 德泰成 清末至民国
  李荩臣 杨柳青 清末至民国
  王子洲 杨柳青 祥记 清末至民国
  其它各县镇商户较少，而天津商帮在经营上一般都占有优势，为此，有些地方天津商人就成为当然会长，如塔城的陈雨亭，额敏的韩印三等。
  二、直隶会馆
  清末民初称河北省为直隶，天津、杨柳青均为所属，由天津商帮专建的“会馆”，就以“直隶”命名。在新疆有两处“直隶会馆，”一是伊犁的绥定城，一是奇台县（古城子）。
  绥定的“直隶会馆”约在光绪十四年（1888）建于该城的二道街子，由安文忠、王一冠等发起，后由李锡三等联络在新城（惠远）、霍城、伊宁、额敏、塔城等地商号，募捐筹资，建房〓多间，做为各地商号集会和联络的处所。虽规模不大，但曾为家乡（杨柳青）举行过两次较大的募捐活动。其一，捐助杨柳青各水会（群众义务救火组织）添置大型救火机具等；其二，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捐款救助战伤饥民。该会馆并为初到伊犁的谋生者提供食宿方便，客死者也可在此停灵追悼。
  古城子的“直隶会馆”，缘因光绪十八年（1892），有理教传道人李某携子来此，发愿建立公所，以阐扬理教，父子二人每日推土奠基，遂成方形土台一块，后经德泰成北栈乔如山出头议妥，在该处增建会馆，在乌鲁木齐商会会长刘云卿支持下，由天津帮各商号提供资助，并委托古城子义善长的李翰臣、祥记的王芷洲、文义厚的穆春第等人筹建，盖成北厅五间、东西厢十余间，把西厢房作为“理教公所”，东厢房用作宿舍及库房，外院大厨房可供百人聚餐之用。北厅中的家俱陈设由穆仲田等，购置了南绣桌椅扶靠，有两米高的江西五彩大瓶一对及苏钟等，富丽堂皇，在规模上仅逊于阿山的“四川会馆”。
  三、水龙局
  “水龙局”即消防水会，缘因清末“王高升纵火案”，将藩署后大街全部烧光，为避免祝融光顾天津商号，议推乌鲁木齐商会会长刘云卿、杨少洲向官府请准，成立水龙局，官府也给了部分资助。委派怡和永京货店资东韩乐常筹办。韩在杨柳青曾为水局“伍善”（救火员），熟习会务情况，就参照家乡的办法，划地建房，置办了杠杆式压力机一架，并有水桶、水柜、会旗、灯笼、锣、鼓、挠勾、板斧等用具，选派各商号精壮青年为当然的“伍善”，规定每年阴历五月、腊月集中训练两次，并酬劳伍善，人员齐聚后拈香行礼，然后择地演习，或研讨历次救灾之得失，布置以后应办事项，聚餐酬劳后散去。局内厅堂宽敞，桌凳齐备，因乌鲁木齐商会无会址，亦多在此处举行会议，办理会务，或筹办对家乡的捐助。
  四、旅新同乡公会
  民国十七年（1928）天津商帮成立了“旅新同乡公会”，会址分设两地，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市东街复泉涌内，会长周海东；在天津设于日租界寿街（今兴安路）同盛和内，会长李春华，宗旨为团结乡亲友谊、沟通商品经营信息，促进商贸活动，办理家乡公益事业，虽是一个松散组织，没有正式章程，但从此每年由新疆汇来的账灾款项，总比以前早到两个多月，且直接汇到同盛和，减少了汇率损耗，对商品行情也统一反馈到新疆的复泉涌，不像过去各家报价不一，时有误事之弊。但因该会成立较晚，适在新疆由金树仁、盛世才主政时期，天津帮的商业正在由兴转衰，延至抗战兴起，道途隔绝，而后有名无实。
  五、义地
  在迪化城外，有满、奉、直、东义地群，面积广阔，天津商帮曾在直、东义地之间，圈占义地一块，天津杨柳青人客死者，先葬于此，新疆土地干燥，尸久不腐，年深日久，吸尽水分，而似“木乃伊”，如有携归故里者，刨出后筋骨相连、发眉皆具，叠起裹好，如同一件行李，称之为“打软包”。
  天津商帮和新疆风云
  1．杜彤出任到新疆 天津老乡都沾光
  杜彤，字子丹，杨柳青镇运河南岸人（今十六街）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授编修，历任湖广、四川等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二年（1896）杜彤奉调为甘肃、新疆提学使，适在甘、新分界后，新疆地处荒凉边陲，提学使一职（相当教育厅长）十余年间无人莅任，然而新疆巡抚饶应琪，对他这一正路出身的翰苑名流很予器重，不久省布政使（藩台）缺出，饶即推荐杜暂行署理，布政使是主管全省财政、人事的肥缺，全省五十个州县官员的升迁任免大权，都由他来挂牌公示，这藩署衙门新官上任，一时轰动全省，各地官员有主动来省请训的，也有被召来述职的，每日门庭若市，他这一任仅八个月的时间，竟收受敬礼银三十万两，这时天津商帮大小字号已遍布新疆，各县各城的“商总”（商会会长）几乎全部为天津商人所担任，各县遇有省派公事，也多被邀请参加，杜彤到任新疆，为天津老乡的经营上和精神上又增添了新的支撑。并加深了彼此间的乡谊和往来，如迪化城同盛和的周恒正，时常出入杜公馆，杜的私囊也通过商号汇回家乡。
  2．同盛和兴办葡萄园 管事人行医充阿訇
  同盛和京货店自使用协饷后，资金雄厚，货源充足，营业不断扩展，先后又在古城子、吐鲁番、喀什、伊犁宁远、绥定等地建分店，成为新疆巨商，每年利润成倍增长，积存的资金，有时竟排不上用场，因而在吐鲁番购置了数公顷葡萄园，并雇工从山上挖掘“坎尔井”，引水下山，新疆有句老话：“地是农民命，水是农民血”，吐鲁番是盆地，夏天很热，当地人说这里有“五个第一”，就是“夏天第一热、地势第一洼、雪山第一高、葡萄第一好，坎尔井第一奇”。坎尔井是从山上掘井，见水后往下挖管道，距离几丈后再掘一井，井与井相通，由上至下共有五十口左右，汇流到山下，水量就多起来，此水用不尽，就卖水为农民灌溉，因气候太热，农作物离水不行，所以水价很贵，水价的提取是以收成的实物抵交，即每收获百斤棉花，要给水主四十斤，葡萄园的蔬菜在春天能够早熟，运至迪化还能卖高价，收益可观，这是天津商帮一项特别的经营。
  管园人高汉青，杨柳青人，少年时曾在镇上鲜果市街育生堂药铺学徒，跟坐堂中医马大夫学过医，失业后来到新疆同盛和，派他到吐鲁番管理葡萄园，他在园子周围栽了很多树，环境搞得很幽雅，从清末到民国二十几年，也习惯的成为过往官员的落脚休息之处，如杨增新初来新疆时，曾途经此处过夜；民国十七年包尔汉视察（汽车）公路工程时，“七月八日，见到了崔县长，把杨增新的命令转达给他后，大家到同盛和的葡萄园里去野餐”（见包尔汉著《新疆五十年》）。
  高汉青在吐鲁番娶了一个维吾尔族农家女做老婆，并生有子女，因为他当年学过医，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语，维族人对他的医术很信仰，经常有人请他去切脉治病，他穿着维族服装，骑着小毛驴，附近的人都亲切的叫他“高阿訇”。在民国初年哈密的铁木耳、穆依登、艾买提等人先后造反起义，高汉青在维族乡亲的掩护下，没有丝毫的损伤，这是维族人对他祟敬和爱护。
  高汉青由于年老思乡，于1932年毅然辞去差使，隻身返回杨柳青，不久因病去世。他在新疆干了近三十年，每年仅为同盛和收取分成的棉花，不下百余担，葡萄、蔬菜等项收入也为数不少。同盛和把这里的棉花运到古城子，中间夹入黄金，做为回银运往内地，如此经营了三十多年，至1932年，因战乱频仍，同盛和收缩营业，便把葡萄园、坎尔井卖给了当地人。
  3。争运货激起纵火案 天津帮因祸又得福
  光绪二十八年（1902）饶应琪升迁安徽巡抚后，由潘效苏接任新疆巡抚，因资望较浅，不及三年就被伊犁将军等人朝告潘某扣贪军款，革职后就地充军，暂时调来满人联魁，历时四年，不学无术，毫无政绩，当时新疆省军所招兵勇，多有囚流游民，或鸦片烟鬼，漫无纪律，联魔深以为苦，乃奏请调用甘肃武备学堂总办杨增新，以候补道名义，委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并由联魁帮助，朝见了慈禧太后，因杨增新手空无物，没有贿通总管太监、军机处，提升无望，联魁便给他一个阿克苏道尹差使。
  宣统元年（1909）省城迪化出了一件哗兵纵火案：是年腊月，归化城的驼队有数千驮天津商帮与山西帮的货物，运来古城子，两帮人都想趁年终市场销售旺季及时把商品运迸省城，货物卸到德泰成北栈后，税务嵇征员乔如山、张玉生二人先为天津帮办结税款，抢先雇车急运，山西帮办完税单之后，一辆车也找木到，竟连以前专拉由西帮的主雇车，也都为天津帮拉货了，山西帮商人找到妖魔山驻军哨官王高升求助，王是山西人，基于同乡义气，带兵在迪化郊外对天津帮的货物进行拦截，除因不敢惹同盛和的势力，货物准予放行外，其它任何商号的货物一律卸下，空车返回改拉山西货。当时商会成员刘云卿、杨少洲告到镇迪道衙门，传来王高升严加电诉，并要革职，还是由杨少洲讲情，才保住了差使，王高升恼羞成怒，回营之后喝足闷酒，带领兵丁进城潜入一家赌场，在夜深人静时，来到潘署后街放火，火趁风势，一直延烧到南街的复泉涌，复泉涌拆掉几间房子，绝了火道始被熄灭，王高升自知闯了大祸，逃之夭夭。
  事后官方下来察勘灾情，迪化商总联合灾户具禀，要求救济，镇迪道批准补助白银两万两，由杨少洲具领分配，杨某除按实际损失给藩署后街的受灾户，共一万一千两外，余款贴补了复泉涌和自己的永裕德，复泉涌盖起了七间营业室和八楼八底的调料、糕点车间，比旧房扩大一倍多，永裕德也盖起了大四合两层楼房院落，山西帮愤恨不平，向省衙投了匿名禀帖，省衙对镇迪道的意见是：商民因运输细故争议，应设法公断合解，对王高升应交营官管理，当堂申斥过当，以致激起哗变纵火、救济款也未加核实即行滥发，因此，镇迪道挂冠而去，便把杨增新调为镇迪道兼提法使，联魁扎令对这一事件进行核查，这杨增新也本着左宗棠当年遣训：“与旗人闹口舌是吃亏事，与前任论短长非厚道，”只做应敷，况与杨少洲尚有“旧谊”，将来有事还用得着他，因此，对案情不了了之。
  提起杨增新与杨少洲的旧谊，源于“赶大营”的路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增新由甘肃奉调来新疆，正好杨少洲由兰洲接运一批货物来古城子，二人相遇，杨增新平常没有官架子，不仅健谈，而又时有灰谐，杨少洲因原名杨维新，因此杨增新管他叫老弟，杨少洲在迪化商总办事，也久历官场，机灵谨慎，二人同行一路，很慰旅途寂寞，此后杨增新调新疆，二人时有往来，杨增新经杨少洲引见，又与同盛和的周恒正搭上关系，常把金银存在同盛和换钱使用，彼此交谊加深。由于二杨之间的“旧谊”，对纵火救济一事也就不做深究，使天津帮的几家商号由祸得福，从中渔利。
  4．老志锐国变殉身 刘石斋开门拾宝
  宣统二年（1910）伊犁将军广福与杭州将军志锐相互调任，志锐前来伊犁已是宣统三年的十月。途经哈密时，已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随员们劝他暂停前进，志锐不肯，俟接任视事后，天津商帮的萧冠三以官钱局代理总办的名义（接安文忠职）常入志：锐官署议事，又因文丰泰仍是供应署内商品的大字号，于是混的很熟。
  时隔两月，1912年1月7日，伊犁发生兵变。原来进入伊犁的新军协统杨缵绪是隐伏的革命党人，正在伺机起事，他在南疆哥老会和部分维、蒙、哈等族人民的配合下，于1912年（国民元年）1月7日夜，派兵占领了惠远城内的南北两个军械库，包围了将军署，杀死了进行抵抗的巡捕官刘从德及新军教练春勋，革命党人对这位新来的满族将军并无恶感，想争取他，因此派了三个人与志锐谈判，无奈这位将军是皇亲贵族，有胞妹二人曾系宫中太妃（即珍妃、瑾妃），在他得知武昌起义消息时，就已与亲友通信中提出“一旦事变发生，即不做生入玉门之想”了，故拒绝了革命党人的要求，革命党人知道伊犁商总在此地很有势力，打算将志锐劫持到商会去，叫肖冠三、李锡三、张润田等规劝，迫使就范，不料志锐却与革命党人揪打起来，结果被击毙，老仆吕顺也被打死，其他厅仆人等树倒猢狲散，把署中财物挖空携逃。就在这混乱之中，天津帮人玉太厚的刘石斋却又发了大财。刘石斋光绪初年在杨柳青大寺胡同葛姓首饰楼当学徒，失业后去新疆，在伊犁的惠远城将军署旁开了一个首饰铺，这次事变后次日清晨，拾到一个兰布包，里边是一顶珍珠凤冠，后据将军署的一个使女讲，原是志锐先祖在康熙年间去云南平藩时，所抄旧物，因志锐一生坎坷，常依变卖家私维持生活，原系其收存遗物。这刘某得此珍宝后，拆下珍珠、金丝、翠石等携往上海变卖了三万多元，就在故乡杨柳青乔家疙瘩胡同，买了永兴利旧宅一所，余者做本，在伊犁又开办了百货与畜牧业，这是因得外财致富的一例。
  且说革命军次日迅即接管了将军署，商会派出了肖冠三、张润田等料理志锐棺殓，并帮志锐夫人迁居绥定城，肖等热心照顾饮食，志锐夫人对肖冠三甚为感激，无法报答，就将身边一个大使女送给了他做妾，这时北京政府派来曾在日本留学的杨飞霞、郝雁峰、牛时等八人来到伊犁，同时新疆省军与战革命军，终因外蒙侵入科布多，双方共纾危难，互相谅解，宣告停战，杨飞霞做了伊犁镇边使，不久更为镇守使，牛时为行政长，肖冠三找牛时协助把志锐夫人送还北京，当牛时允准后，志锐夫人又把身边的一个小使女送给了牛时，从此牛、肖二人因与志锐夫人和二个使女的关系，有了一定交情，终于在商会集资和生时派人护送下，把志锐灵柩和夫人一并送回内地。
  5．炸弹两枚惊官魂 找来五百替罪羊
  民国元年（1912）一月，清帝逊位诏书还没到达新疆，新军首领杨赞绪，趁机占据了伊犁的惠远城，杀死了志锐将军，并派出革命党人张俊良（化名，真名不详）潜入省城迪化进行策反，当时逊清巡抚袁大化得到消息，派出省军迎敌，无奈所派清军多是烟鬼，没有鸦片打不了仗，当局便向商会求助，凑集配成所谓“戒烟药”实际是鸦片制剂，共二百斤，用纸裹成小药包，每兵每日发两包，杨少洲会长明知讨不回药费，也就乘爽送了人情，由各商户摊派捐补了事。两军在固尔图打了一仗，形成对峙局面，伊犁和省城的商号，被迫只在中午开门营业一两小时。都希望快点平静下来，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俊良有省城神出鬼没，散传单、放谣言，夜间在十字街口放置了两枚炸弹，并传说省衙内也有人放置了炸弹，弄得衙门大院空锁，没人敢去办公，巡抚袁大化只好跑到镇迪道衙门暂住，五月间隆裕皇后逊位诏书到达新疆，驻妖魔山的蔡乐善营（原屈伊犁绿营）在张俊良策动下哗变，杨增新率五营回民军在城外设防，避免了城内力兵之乱，商帮各号得以保全。遂即撤了袁大化，由袁世凯扎令杨增新做了省督办，因省衙内有炸弹之疑，杨增新也不敢进衙办公，依旧空锁衙门，还是省、道两衙挤在一起，商会代表刘云卿、杨少洲等，急去向新官祝贺，杨少洲却避而不谈省衙炸弹之事，以免伤害杨增新的脸面和自尊，却说新国五族共和，省衙也应有个新气象，商会决定立即修茸省衙，再请大人进驻。杨增新当然很同意，就派回民第一营营长马福兴负责联络维修，找了两个放羊娃子赶着五百只羊，进入省衙各院屋内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情况，随后又把轻罪犯人带进衙署打扫室内外卫生，亦平安无事，这才放了心。不料，杨增新却又变了卦，他函告商会说：“民国初建，物力维艰，一切自应撙节，所云修缮署衙事项，应本先忧而忧，后乐而乐之义，迨日后民皆乐业，库有余存，再行鸠工办理，所请暂勿庸议”。本年确因动乱影响，商业经营都不景气，省官不想修衙，商家也算送了人情。省了钱财负担，也很合意。
  6．安文玺化险为夷 文丰泰齐帐收市
  安文忠在新疆创办文丰泰京货店以来，积累了雄厚的资财，又加官得禄，声蜚全疆，名噪津门。名利双收的安文忠从宣统元年回到家乡，再也没去新疆，临行前曾嘱其三弟文玺，一旦遇有时机，即刻收市回青，说新疆是久反之地，不可恋此异域，况一世富贵，既已满足，当以走为上策，文玺却因每年仍有万元之利可贪，不肯停业。
  这文丰泰字号的职工，享有例假的待遇，即：每八年有一次探亲假，假期一年，柜上同仁，不论有无家眷，均可轮流休假，薪水、红利照发。柜上的张润田因休假期满，于民国六年乘坐“俄台”（西伯利亚铁路）转碾俄境来到伊犂，替回安文玺休假，并办好了塔城俄国领事馆的出入境护照。这时在俄境的乘车站斜米地方，阿亚古斯河以东，住有一帮华侨匪窝子，匪首高三常常派出眼线，对塔城一带出境的富商巴依，进行抢劫、绑架。文丰泰的名气大，根据情报，知安文玺要乘俄台回家，高三既暗中做了布置，并派了一辆轿子马车在斜米站前伺机行事，准备把安绑走，没想到守在车站前监视的匪徒，是个笨蛋，他不认识安文玺，总以为安是一个面方垂耳的大腹商贾，当安进站时，他冒然上前问他，你们有个安文玺来了吗？安料知不妙，顺口答言，谎说，安的车子坏了，正在后边修车，说罢，安已进站，等这匪徒弄知他就是安文玺时，再喊他出来，安便从容地上车了，匪徒无法可施，安文玺化险为夷。
  安文玺到家半年后，巧遇同帮乡人刘石斋，向安介绍了一个新的运货路线；先把进疆商品运到海参咸，交西伯利亚铁路托运到斜米，然后拍电报通知新疆商号再到斜米提货，既快又省，这安文玺一年假满后，就效仿刘的办法，进了八十箱组红茶运到海参咸，不料却被没收，他不知道苏联已经发生了十月革命，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涉及商品的纳税问题，虽通过多方面活动，仍无希望解决，这时他才领悟到安文忠大哥急于停业的主张，但他不久病逝。这时安文忠又急催四弟安文庆，尽快收市停业。当时张润田等提议，要求留下原底，由同人们接兑经营，安文忠不同意说：“你们卖酒打我的幌子啊！”坚持全部清理，也不顾同人的生活出路，因而东伙双方不欢而散，人们认为安文忠太刻薄，安文忠自己却不以为然。在民国二十三年安氏家祠（在杨柳青）的碑文上刻有“荩臣（文忠字）知时不可为，乃毅遄返，数十年之经营大业，收束一清，无丝毫遗累，人服其智且勇”。也许他这步棋走对了，不然就在这刻石立碑的前一年，迪化屡有战乱，天津帮的重金被劫、由马仲英引起的西北疆民族仇杀、以及在伊犁的天津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号和汉人遭焚杀等事端，如果文丰泰不提前撤回，唯恐难亦幸免于难。
  7．官商勾结贩鸦片 急货添仓得厚利
  杨柳青人，贾绍山，光绪十五年（1889）来新疆，初入乌鲁木齐同盛和当学徒，光绪二十年（1894）随经理周恒德进伊犁分店，因体格健壮，且能吃苦耐劳，很得经理赏识，又因总店获准利用协饷，营业日渐兴旺，贾尝羡慕不已，谓有朝一日，也能做出一番事业，乃发奋熟通业务，并从邻舍维族老人学习维语，而后因与资东相处不谐，离职后与内弟高振升另立振丰恒京货店，初期资金仅三千两，只能就地进销。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派牛时为新疆行政长，当时仍有维族巴依从阿富汗边境运鸦片入南疆，再从山中小路转伊犁，由绥定军官押运至蒙古销售，可得厚利。巴依曾托人与牛时连系，请他帮忙，牛初不敢应，后暗允与商号洽办，与贾绍山搭上了伙，将鸦片运到绥远出售，得利四成与牛时平分、牛时自然也就暗加保护。贾绍山又将所售鸦片得利加入营业资本，从京津采办回货，如此数年，因于维族人语言相通，交往日广，所以能在当地巨商文丰泰、同盛和之外，独创一派门路。牛时坐享其成的数万元，便存于振丰恒行息。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新疆的俄商洋行，不敢回国，且多资财丰厚，大部分都加入中国国籍，并从事内地贸易，贾绍山与他们互相依托，有时则结伙经营，其中有哈西木的义林洋行、哈提江的茂盛洋行，他们都在天津英租界有常驻机构，均与英商永发洋行交往密切。有一次永发洋行的包船在起锚前两天，船内货物不满，需抓凑一批皮张、肠衣等填仓，肯出高价收购，义林、茂盛两行得知以后，帮助贾绍山卖出了所存，竟比常规价格高出四分之一，因投机而得厚利。
  8．白俄兵溃入伊犁，旧卢布坑害商民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白军节节败退，1918年8月由白军将领高尔察克与杜脱夫率领的残兵，集结在新疆边境内外，其中夹有白俄官僚和地方上的贵族老财，并与乌鲁木齐、宁远、那台、喀什、塔城等旧领馆的官员勾结，顽抵红军的围歼。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细软和旧卢布，原在新疆的白俄富商洋行也拥有大批的财富，因此，市面上流通的旧卢布日益增多，大部分落入各帮商人手中，其中天津商帮数目最大，但在三年之后，全部变成了废纸，使很多天津商人蒙受重大损失，有的户竟因此倾家荡产。
  天津帮商人曾对旧卢布有很深的印象，当初因向内地回款不易，主要靠“回标”，就是把金银等硬通货装箱交骆驼队带回，不但风险大，且运费昂贵，还需辗转一年，后来华俄道胜银行在我国新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机构，人们把兑买的俄卢布交新疆道胜银行汇往天津，不但时间快（约一个月）、费用省，而且到津后还能升汇百分之五，所以天津商人喜用这种方便，已有十多年。当十月革命暴发后，商界信息闭塞，这时俄国银行已经进行清理，由新疆汇天津的款项，一概拒付，商户损失颇大，但尚误为这是俄国内乱，又看到白军在新疆还很神气，旧领馆的俄国人还在照常工作，使人们发生了错觉，认为不久可能平息战乱，货币还能回值，迟早会把被扣的卢布兑出来，并以先前的中国、交通两银行为例，认为中交票在民国初年有五年时间停止兑现，市面上贬值五成，曾有天津帮文丰泰的安文忠大量收购，居然过了半年就恢复了原值兑现，竟因此得利数万元。由于人们错误的照抄了历史经验，导致了巨大损失。
  旧卢布在我国新疆称做“俄帖”或“羌帖”，在商民之中握有这类废券者为数甚广。日后，在杨柳青“安氏家祠记”（碑文）中，也有关于“商业为俄币所撼”的记载，可见老谋深算的安文忠也蒙受了“俄帖”造成的损失。据知情者回忆，当年学校的同学们用“俄帖”做手工折纸，街上买蒸糕的拿它做包装纸，这些“钱”都是当年”大营客”用汗水换来的资财，去成了弃之无用的废物。
  9．石寅甫大意失黄金 崔县长急办跷蹊案
  杨曾新主政新疆时期，对天津商帮，分外照顾，尤其与同盛和的少掌柜周恒正关系密切，原因是：其一，杨增新的私有金银细钦凡运往天津的，全由同盛和代办；其二，由于民国初年不响应蔡锷护法，并杀了前来劝他护法的三个代表（杨壹、夏鼐、李寅），这三人都是杨增新的同乡，在云南都有一定声望，他们的家属拆毁了杨增新老家蒙自县的祖坟，并声称他回云南时再找他算账。从此杨增新不想再回乡里；其三，天津商帮及其子弟尚无进入新疆政界或在他手下工作的，只有银钱交往，没有利害冲突；他准备把积累的私囊，依靠天津帮在津经营工商企业。基于以上原因，很注意与天津帮人树立感情，凡遇有事故，总对天津商帮给以关照。
  福泰成在天津商帮中，是一个后起的小号，经理高聘卿、石寅甫资本较少，常依靠同盛和、义善长、德聚公等大批发商号，赊购趸入商品维持经营，后由同盛和副经理柳司青投入股份，营业逐渐扩大，从南路的和田、莎车等地买进印度鸦片、运至归绥、北京等地销售，利润倍增。民国十四年（1925）石寅甫老婆病死，高聘卿叫他去古城子押运发往天津的回货，其实也是叫他去散散心。同行者有同盛和的安子恒。同盛和有黄金九百八十两，福泰成有黄金八百零五两，分别放入各自的行李内，雇了一辆四轮大车，次日到达阜康的大道岔口换车，雇了几个维族的脚夫，把行李搬过去，脚夫中有马哈娃子、四十九两人，都是惯窃，在搬行李时觉得沉甸甸的，就猜到其中夹有烟土等贵重物品，随车相缒到吉木萨尔，天色已黑，尚距古城子九十里，马哈娃子傍到车旁，看看两位货主都已熟睡，上前把石寅甫的一个行李拉落地上，居然没人发觉，又走出十多里路石才醒来，摸不到行李，连说不好，赶车人过来打了火亮，发现绳子被割断，方知被窃，等到天明石即向吉木萨尔县衙报了案，安子恒另雇车子赶到古城子，经同盛和分店经理王芷洲急电迪化，并向奇台县衙备了案。
  且说这吉木萨尔的县长是一个糊涂官，寻常总爱研究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等，还常在大堂上讲说如何办案拿贼，要求公差们学习黄天霸，但是石寅甫丢失黄金一案，他却办乱了套，这位县长升堂之后，问过同行有几人，又问赶车人是谁拿走的，赶车人说明不知道，便带上了镣铐，不给吃喝。第三天又升堂对这无辜的赶车人动了夹棍，刑逼致死。石寅甫暂去古城子等候迪化总店消息。迪化接到电报后，由同盛和经理徐润波通知了福泰成的高聘卿，他们凑在同盛和共商办法，恰有迪化电报局吴监督和柳司青二人来此吃饭，同盛和副经理柳司青既在福泰成有他的股份，又与吴监督是儿女亲家，这吴某是检查外来函电的主管人，也是省长杨增新的亲信，吴某当晚赶到省府向杨增新报告了案情，次日由商总杨少洲及柳司青陪高聘卿来见杨增新，高跪地大哭，杨增新安慰他说：“不要紧，如果黄金找不回来，我赔你！贼娃子们没有那么大的命，用不了几天就会有头绪”。这时杨增新已给吉木萨尔、奇台、吐鲁番、哈密等及各关隘卡口去了电报通辑盗贼，三天后果在吐鲁番发现了线索，吐鲁番的崔县长接电报后，见有“急办”字样，内书“迪商石寅甫于×月×日在吉萨县内被匪贼劫去黄金四包，其中三包各藏条金二百两，另包有金饬镯环重二百零五两，共八百零五两整，劫犯得手后即向贵县方向逃逸，仰见电多派得力衙班，布置眼线，务须克日揖拿归案，倘有拖延纵放逃脱入关，定唯该职是问，切切”崔县长立即布置，凡来本县眼生人，不论民族、职业都要到县衙登记，对本县外出返回人员也要详查，特别要注意骑马的人，防止逃跑入关，就在中午时分，果有一骑马人到城里找铁匠钉马掌，这时王侦捕官上前盘问，这人坦然的说：叫马哈博斯，从哈密来，打算去迪化，逐将其带到县衙，问他有儿人同来，说还有二人正在饭馆吃饭，文将另二人在饭馆找到，被送上车子解送到县，其中一人机伶，跳车而逃，经过刑讯，马哈据实招供，他们原以为行李内有烟土，没有想到是黄金，三人作案后把行李搬进树林里，各分一份跑回古城子，并分别埋在自己院内，两天之后三人聚商，每人借一匹马，绕山路躲开检查哨，走一段外蒙的甘边，去兰州把金子卖掉，马哈博斯借的这匹马需要钉马掌，他不敢在奇台钉，就进了吐鲁番，不料案发。经侦捕人员起回赃物，经核查尚缺五两二钱之数，结果又在土里找到一个金块、一只耳环，洽符所差之额，石寅甫又把这五两二钱打了收条，就算领收了，交给同盛和葡萄园管事人高汉青转给县衙，这五两多黄金实际上酬谢了崔县长。后来逃跑的一个巴郎子，也在迪化城外捕获，县衙将此三盗刑决结案。
  10、天津帮承修上帝庙 老将军无奈丢私囊
  杨增新，人称“老将军”，他从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做了三十多年地方官，学会许多治人之道，他常说：“汉人出关的都不是孝子贤孙”，“西出阳关无好人”他认为商人是为了拼命挣钱。不远千里来新疆做官的，都是为了“刮地皮”，他在新疆主张闭关自守，认为北洋政府的政治纷争自顾不暇，一时还管不到他这里，不愿多养兵，一是省里没这么多财力，不像清朝时有“协饷”的支持，二是带兵的人得了势，自己就被动，三是，既便有几万军队，也打不了外国人，在省里又没用。至于军官们吃点空额、吸点鸦片，只要安分守己，就无关大局，至于文官们，只要不过分的压榨老百姓，不出乱子，哪个猫不吃腥？其实，他也在悄悄的刮地皮，由于他这种观念的存在，和内心空虚的影响，总想找点精神寄托，以示高明，竟想修建一座“上帝庙”，他命长随朱炳把迪化商总杨少洲找来，叫他画一张庙宇平面图及筹办建庙事项，那时来新疆谋生的人，有很多是瓦木油漆等作坊的老工人，虽然已经改行经商，听说老将军很支持，大家都想一显身手。除木料在伊犁积存，电令即日运来，其它物料分头筹措，临时建了砖瓦窑，择日在东门里破土动工，省军旅长杜发荣接到杨增新手令，也挑选了兵丁协助劳务，仿照杨柳青镇经堂庙式样兴建，坐北三间大殿，供奉由杨增新书写的上帝牌，旁配孔子，院中安放由内地铸造的杨增新铜像，上加亭盖，由杨少洲倡议全省各商帮捐资塑造，此庙不供佛道，不设僧尼，只有看庙人。杨增新规定凡有新官上任，都需到上帝庙焚香宣誓，表示到任之后廉洁奉公，亲民守法等类誓词，有学问的还要写成四六骈体文，读来合辄压韵，侃侃动听。其实，盖庙的，烧香的，全是表面文章。且看杨增新在被刺杀的前一年（1927）把家眷送往北京时，他的家私行李就有一百多辆大车，昼夜不仃向北京进发，但在路经宁夏边境时，全被五马的军队劫去，还说：“告诉杨将军，宁夏太穷，士兵已有半年没发饷了，暂借这些东西一用，以后加倍奉还”，杨增新落了个无可奈何。
  杨在省长任内，每年将南疆的喀什银票和省银票以同等价值登账入库，当时新疆有三种纸币，即伊犁银票每两折省票六钱，喀什银票每两折省票三两，杨规定伊犁票只在市面流通不准登账入库，因喀什票升值而得的盈余，却流入他的私囊，管省库的第一科长柳敬棠，是同盛和副经理柳仕卿的胞弟，杨增新把侵吞的财物全兑成黄金交给同盛和夹运内地，并在天津、北京、大连购置了房地产，天津解放南路的利华大楼（旧钱业公会）就是他的产业，购置时，由同盛和拨款，所以周恒正在杨增新眼里是唯一可靠之人。
  11．杨少洲就任银钱局 大营客涉嫌死异乡
  杨少洲与杨增新，先有一段同路相识的旧谊，又经多年交往之后，通过筹建上帝庙等接触，越发交厚，便又被委为银钱局总办差事，他找柳敬棠代拟了一个誓词，到上帝庙进香发誓，迪化城的天津帮商人都来祝贺，其中既有嫉妒咒诅的，也有慨叹赞慕的，一时街面上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伊犁新疆赛三国，文丰同盛永裕德，安周二君财源广，杨君财气贯山河”，是说杨少洲的财气比起文丰泰与同盛和的财势成鼎足而三，其实杨增新不仅看中了杨少洲能办事，而是考虑使用商贾理财，比交给外行强的多，况且能熟悉各商户的财力家庭及商品运营情况，可减少盲目滥贷、增加利润，这是杨增新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的。
  省票自发行以来，逐年贬值，物价上涨，发行量每年超省库收入的两倍，加之省票不能兑出现银，形成“贴水”现象，鉴于安文忠在伊犁掌银钱局时，从内地运回铜币稳定市场，又有向商号发放贷款，增加利润的经验，力图一试，杨少洲上任几个月后，省票仍大量出笼，贴水率增加到百分之百，即十两银子能换省票二十两，物价暴涨，杨增新垂询杨少洲，杨少洲为了引出库存黄金抛售，只说黄金每两上涨了伍元，新疆黄金也在涨价，杨增新说，我卖三千两行吗？杨少洲当然就同意了，他分配给天津帮几家商号二千两，其他商帮一千两，从而缓和了省票贴水，向各商号的贷款也渐增多，规定月息一分，平时常有二十多万两的放款，每月可得省票二千两的进项，干了一年多，杨少洲很是得手，他自己时常浮用公款，却不付息。杨增新根据密报，给财政厅长潘震下了手谕，叫他对银钱局清账盘库，管库员柳敬棠给杨少洲通风报信，他急忙做了手脚，跑到永裕德，叫住在那里的客户分别打了许多借据，并把日期往前推了几个月，补齐了库金亏款之数，经潘震一查，帐库相符，潘震为人清正，杨增新对他很器重，他知道潘与杨少洲不会有什么勾结，也就罢了，但杨增新怀疑杨少洲其中大有文章，过了两天，召集各厅道开会时，对下属们说，你们全是废物，“钱”全叫杨少洲弄走啦！也是为了传出去，震慑一下杨少洲，不要使他做的过份了！杨少洲也知道杨增新是一个笑面虎，翻脸不认人，并且估计自己漂流新疆四十年，家业已经不小，打算收拾回乡，免得落个身败名裂，他屡次向杨增新请求，杨增新就是不放他走，总是说，将来咱们一道走吧，到了天津我还需要你指点呢！杨增新的特务眼线遍及全省，他建立了进出省审批制度，直到他死前，凡西出玉门关的旅客，都要在星星峡停两天，等他电报核准才能放进，离开新疆的也须有他签发的护照才能放出，各个关卡都是如此。杨少洲因还乡无望，抑郁成病，于民国十六年客死新疆迪化城。
  12．柳敬棠荣升县长 不想买账又丢官
  天津商帮同盛和副经理柳仕卿的弟弟柳敬棠，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曾是省银库的第一科长，是杨的主要亲信之一，为了酬谢他多年的勤劳执公，于民国十六年，放他到阿克苏（今温宿）当县长。
  杨增新遇刺以后，金树仁登上省长宝座，但他不如杨精力充沛，成天吸鸦片，排除异己，淘汰了省军中的回民兵，大量吸收甘肃人，并一再提高薪饷，士兵由当初的银票四两增至十两。他任人唯亲，流传着“只要能说河州话，腰里就把洋刀跨”的说法，他的两个弟弟金老四（树智）、金老五（树信）分别安排为喀什驻军师长和军务厅长，他上台一年多，不仅把军官都换成甘肃人，各县县长也换了下来，公开卖官，把县分成三等，一等县十条黄金，二等的六条，三等的四条，这还是对同乡人的优惠价格，外地人一概不用，现任县长无法调缺的，便派人向他们要银子，这柳敬棠自恃和金树仁有旧，不买他的账，俟到三年任满，自然也就丢了官，改派袁筱桐当了县长。这时南疆已有回人起事，发生战乱，马世明手下的马仁引来库车马行的头人铁木耳，同去攻打阿克苏，刚刚接任的袁县长白白花掉十条黄金，落得个弃城而逃，还是由旧县长柳敬棠与当地商总、天津帮德聚公的董海亭（迪化商总董耀山之弟）二人出面维持地方秩序，并派县府通事扎木台，迎接马仁队伍进城，这是南疆地区汉人免遭屠杀的唯一城市。
  13．天锡堂顷家荡产 薛氏女远卖新疆
  天锡堂是杨柳青大财主石家的四大门之一，石家是天津卫八大家之一，百富之首，素有“津西第一家”之称。
  清嘉庆年间，其创业人石献庭死后，遗有四子，分家各立门户，成为“福善堂”、“恩绶堂”、“天锡堂”、“尊美堂”四大门户，其中天锡堂数世单传，逐年盈积，财势雄厚，庚子（1900）年间，堂主人石祜荪（赓甫）病死，时附近各县计有典当铺十处，地三百顷，库金过万两，只遗有幼子文光，字耀华尚在褓襁之中，人称“小少”，由于自幼失之教养，冥顽不灵，及长，族中败落子弟，家中恶奴相导为非，亲族人等亦相互勾结攫取，曾被谋者放火灭其贪害之迹。小少每日放荡无羁，吃抽嫖赌无所不为，不三十年，家资荡然，仅存三个妾房，为彭、刘、薛三氏，薛氏最漂亮，又会烧鸦片，一度擅宠专房，她的身价为一千元，加上衣物首饰日有添置，一年之间可耗万元，不几年因家资耗尽，无钱购买烟土，便先是从各妾身上扒下金翠变卖，继而一一转卖。当时天津日租界窑主李万有，为津城乐户总代表，很有势力，久对薛氏垂涎，认为可做摇钱树，出价五百元成交，李因手头不足，便向中华茶园借高利贷，中华茶园闻知是石家遗妾，恐有麻烦，不肯出资，洽巧天津帮商人高英年返津，携来烟土贩卖，经烟贩韩五猴介绍，以烟土二百两换取薛氏，又怕李万有得知后寻衅，即粗制衣饰携去新疆，乘津浦、陇海铁路至西安，经兰州到哈密，两个月的路途劳泪，卧病哈密，勉强转到吐鲁番，由同盛和葡萄园管事经理高汉青诊治，病渐好转，高英年将其带到迪化后，打算先安排在盈丰裕后院养病，柜上经理同人均不肯纳，迫不得已找到同盛和的柳仕卿，把薛氏接住家中，与其继配候氏（杨柳青人）同房，每日奉陪调养，说笑甚欢，并拜了干姐妹，高英年是受省教育厅长刘文龙委托到天津买来为妾的，刘文龙也曾多次来柳宅为薛探病，约有月余，择吉由柳妻陪送薛氏进了刘公馆。民国二十年柳仕卿病死，刘文龙亲撰祭文，称柳为襟兄，以报薛氏养病之情，又二年（1933）十月，盛世才将刘逮捕入监，家私被抄，此后薛氏如何，未有所闻。
  14．杨增新遇刺身亡 同盛和结清旧帐
  杨增新是清末的镇迪道，在改元民国之后就任新疆第一任省长，到民国十七年（1928)7月7日被樊耀南刺杀。在任期间他把新疆看作世外桃源，一贯锁关自守，他从政一生，积四十多年之经验，凡有异已或疑嫌者，皆设法除掉，或软困省城，决不放入内地。对天津商帮的杨少洲如此，对政务厅长樊耀南亦然。
  杨少洲原是穷苦人出身，进疆之后与螃蟹郑（子澄）合作，创立了永裕德客货栈，有些小聪明，善逢迎，后被杨增新委以银钱局总办之职，继因查他在银钱局挪用公款，不付利息之弊，虽作假蒙混过去，没有撕破面皮，但已被视为心腹之患，因为杨少洲对杨增新在天津的财产及与同盛和的关系，了如指掌，唯恐日后对自己（杨增新）去天津安家立业不利，始终软困杨少洲于迪化，不准回津。
  樊耀南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新疆地方审判庭长，民国后在北京政务院任职，民国六年又被黎元洪派到新疆，做阿克苏道台，杨增新对他放外任不放心，改为镇迪道，后又调进省府，直接控制，樊不满，杨有查觉。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有几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去北京，取道苏联，杨增新批发了出境护照，但又发密电叫额敏县长在去塔城路口设卡检查，凡带有笔迹的东西一律扣留送省，额敏县长感到事态紧要，便把当地商总韩印三等请出来做检查员，在一只布袜里搜出一封信，信写：“此地省内虽有军队，但不堪一击，若劲旅一师，即可席卷全省”，上下款全是暗字，但字迹为樊耀南所写，杨增新把信直接给了樊，规劝其当心，不要做蠢事，樊下跪承认错误（这段事是在杨死之后，由朱炳披露），次日，杨又给樊加了一个兼职，又给些钱安抚，以期回心转意，但是樊自知处境危险，当北伐战争时，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成立新疆省委员会，暗地拟就委员名单中，各厅道省府要员中，唯独没有樊，有人泄密于樊，樊予知要拿自己开刀，为先发制人，决意对杨行刺。时逢“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典礼”，在宴会上把杨刺杀，并打死副官张子文、旅长杜发荣，随后樊即率领几个同伙奔入督署三堂寻找印信，招集各厅道开会，这时杜发荣的儿子杜治国把他父亲的队伍调来，号召为杨老将军及旅长杜发荣报仇，率兵包围了督署，政务厅长金树仁（前杨增新甘肃武备学堂学生）也率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赶来，杜治国与金树仁是同乡，这样合作围攻督署，樊一伙只有二十多人，终被擒，绑在马号柱子上，任人打骂、拔胡须、灌屎尿、挖眼睛，最后由金树仁下令枪毙，同谋者也被判杀，第三天，省城机关和当地士绅及商总，在上帝庙为杨增新开追悼会，天津帮各商号都送了挽幛、挽联。事后杨增新的侄子到迪化，与同盛和结算了杨增新生前存款，并将省府内遗存的金银器物，也变价交由同盛和汇往天津。将灵柩经苏联运回内地，苏共主席斯大林追念当初杨增新帮助红军在阿山地区围歼白匪之功，特派专车由军警护送到终点站，进入中国。安葬于北京房山县，家人隐居北京。
  15．哈密事变风波叠起 天津商帮重金被劫
  由于金树仁的虐政，激起回民起义（当时天津帮称为“闹小教”），酿成哈密事变，牵动全新，回军头目和加尼牙孜又联合在酒泉自称甘（肃）宁（夏）新（疆）联军总司令的马仲英，将其引出玉门关，天津商帮最大的一次黄金被劫案，就从这里说起：
  马仲英等于民国二十年（1931）五月包围了哈密，省军朱瑞墀和熊友发所部，分守哈密新旧两城，久攻不克。马仲英转攻巴里坤，守军团长何振祥是个鸦片鬼，吓的一枪没放便交械投降，省长金树仁急派亲信鲁效祖为援哈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杜治国旅东进，因杜阵亡，全军覆没。金树仁又派喀什驻防师长增援，不料途经阿克苏时突发脑溢血而亡，金又改调伊犁守军张培元所部，因无战斗力，还距巴里坤一百多里，就已溃不成军，幸有四个营的归化军（收〓的白俄入境溃兵和部分俄侨）打了前敌，且说马仲英眼看省军轮番增援，虽说不中用，但也不可恋战，抓了一批车辆，拉着战利品整队东撤，张培元随着归化军后边到了哈密，为守军朱、熊二将解了围。
  马仲英的战利品，没有分给和加尼牙孜，也没同他告别，就率部进了玉门关，甩下的和加尼牙孜也不敢在哈密逗留，转入山中，绕中蒙边界，与外蒙渐渐接上头绪，外蒙提供了武器弹药、皮棉服、面粉等军需给养，还曾在撤退哈密的山路口时，劫持了白俄富商格米林肯的四百驮金银细软及货物，可谓兵壮马肥，原来的同伙白锡尔和尧乐博斯等也率部前来汇合，一时声势大噪。
  原来前者马仲英应邀攻打哈密时，曾与和加尼牙孜见面，因招待不好，心怀不满，暗地收买了和的同伙尧乐博斯，并怂恿尧扩充实力，以便取而代之，分手时背着和加尼牙孜给了尧六十个元宝（三千两银子）二百块砖茶，三十匹骆驼和一些布匹等等，和发现了尧的阴谋，将其拘禁在胡塔斯地方，尧的儿子尼牙孜娃，又带兵把他抢出来，从此分道扬镖。
  正式这支尧乐博斯父子二人的队伍，在迂回哈密的山路中，抢劫了甘肃客商的三十驮骆驼的货物，内有布料一百匹，这时已是民国二十一年（1933 ）九月，部队拉出之后，还没有棉衣，虽然有布，但缺棉花，便又向西伺机打劫，适有曹万子的骆驼队，装着上千驮的回货迎面而来，其中尽是棉花、肠衣、羊毛、都是天津帮、祥记、裕昌源、复昌降、福泰成、德聚公等商号的回津物品，这些货物中都夹带了大量的黄金。他们年年如此夹带，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来也没有露过马脚，由于去年哈密事变，回货未能及时运走。如今哈密一带已为省军黎海如部所控，地面恢复了平静，不料却遇上了尧乐伯斯，他见运的有棉花，正中所想，即令卸下二十包放行，此后打开棉包一看，里边有黄金，便马上又叫队伍追到星星峡附近，再次劫持大批回货，曹万子赶着些剩余的空驮，加紧向归化城逃跑，途中又死了些弱驼，在归化检点，发现损失骆驼三百多头。但他也趁机打开一些货包，从中做了手脚，天津商帮在归化联络人分别向天津和迪化同盛和拍发电报，通知各有关商号想办法查找，这时新疆局势已开始混乱，无法挽回，只好作罢。据祥记经理王芷洲后来说，这次损失黄金二万两。不久迪化城被围，南北疆的战乱引起了民族仇杀，各地汉人大批死亡，从此它后，天津商帮大伤元气，由盛转衰，待到盛世才上台市政新疆。由于实行恐怖政策，滥行逮捕、查抄，各地尚总大〓关进监牢，又因抗战军兴，路途隔绝，天津商帮失去了经商的〓〓和条件，红火了六十多年的“赶大营”，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当年的繁荣景象日渐没落。
  16.全省长敲骨吸髓 众商户忍怨舍财
  民国二十二年（1933），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危机四伏，乱局仍频，省库空虚，物价飞涨。而金树仁自己却把搜刮来的金银寄存同盛和加以变通，中饱泓囊。当时。库存银约七百多万两，他不用以军饷和行政开支，仍依赖滥发银票维持局面，已经形成现洋一元折合银票五十两的比价，贬值五十倍，金树仁既不想拋售库存黃金’使省票回笼，便想出一个坑害各商家的鬼主意。
  是年三月，金树仁召集各商团开会，声言为了平定战乱，省库一时开支过大，特向名商号每户借金五两，以资维持，俊战乱平息，立即归还。迪化尚总当然要操办借金之事，自从极少〓死后，商会会长换了福泰成的石寅甫，金上台之后，〓掉石寅甫，任用了他的老乡苗沛然，苗在各商帮中威信不高，办事不买，天津、两商、山西等帮商户，都对他敬而远之，逢事〓难推〓，竟连陕甘帮的同乡也都不听支配，因此改派了天津帮的〓光〓，但还不放心，又增派甘肃人贺德元为副会长。
  金树仁令董光錞想各商号的借金限半月内收齐缴归省库，商总们勉强应付，每日奔走商户收敛，经二十多天，连半数都没收上来，反倒促使金价上涨，金树仁虽然软硬兼施，但也一筹莫展，催的紧了，商户就关门停业，本来省城被围了几个月，虽暂时解围，但四外还乱，生意不佳，有的商户虽可拿出，但也有的需用现洋购买，又逢金价上涨，这就不容易了，直到四月十一日，各家又凑了三十多两黃金。次日由董、贺二位会长送到省府三堂之内，金树仁等还没米得及收拾起来，便枪声四起，归化的白俄军涌进省衙三堂，劫走了黄金和官府印信，金树仁仓促逃走，各商户陆续交去的黄金便成了牺牲品。
  17.归化兵占领省城 商会长劝降官军
  新疆省长金树仁不仪政绩平庸，且从政不廉，既〓〓武力，又任人唯亲，他把杨增新时期的回族兵丁尽行海〓，有些暂时不能裁减的，也冷淡起来，如马寿福等率兵投降了马仲英，而换上来的多是游民、烟鬼，寻常也不操练，军容混乱不整。当时迪化城外有一个连长，騎马带队巡查时，因犯了烟隐，两眼流泪，竟自落马摔伤；像张培元、魏镇国所率的军队，在增援哈密战役时，还没到前线，就都开了小差，可见金树仁军队之斑，但他也有一张王牌，就是白俄归化军。这归化军的来历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溃逃新疆的白俄部队，也有驻在新疆的俄国侨民，其首领是白俄富商格米林肯，他来华己久，很早就和新疆官史有所来往，当年与杨增新、刘文龙等都一起做过生意。他根据金树仁的指令，在民国二十年（1931）底，组成两个连的归化军，后又扩编到两个团，成为一个旅，他们的薪饷很高’每人每月发三十两银票。至民国二十二年，省库开支困难，经常欠饷，并因金树仁及所属吏员的傲慢无理，对白俄军官们颐指气使，更〓乏〓必要的慰劳和礼遇，招致归化军不满，形成积怨，引出了躁饷〓官的哗变。
  正当四月十二日，商总收敛了官府向各商号所借的黄金，直入省衙当面交付金树仁后，白俄军打死一些官军卫队，闯入省衙，抢走了刚刚交去的三十多两黄金和印信，旅长巴品古特在省执召集各厅道及商总人等开会，宣布打倒金树仁，让有能力的人执政，成立了临时维持委员会，订立了约法三章：一、保障全省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二、保证金树仁的生命财产安全；三、保护苏联领事馆。出席会议的当场全都签了字。金树仁虽然生命有了保证，但对自己的失败并不甘心，立刻派人通知驻在城外的盛世才和杨正中率军攻打省城平定叛乱。是夜杨正中命令省军白受之部孟克昌团，击退了把守西门的归化军，进城展开巷战，县长陶明越会同格米林肯设法抵抗省军，要求从东三省经苏联夹此的原抗日将领郑润成和徒手官兵一起上阵。他们在城里驻有兰百多人，领到枪枝后即刻投入战斗，东北军虽然人少，战外力却很强，一开炮就把设在红山上的杨正中指挥部摧垮，十三日午后双方还在对峙，商会派出董光錞、贺德元二位会长，对城内属于孟克昌、梁志鸿两个团的官兵，进行劝降，而随之缴械。杨正中见大势已去，便清点残兵，保护金树仁及其家眷西逃昌吉，到了塔城之后，金树仁发出下野通电，然后取道西伯利亚火车至海参威，渡海到天津，在同盛和津庄栈房内住了一夜，支了一些存款，匆匆奔赴江西而见蒋介石。
  18．同盛和被迫收营业 周海东有意当商总
  同盛和第三代资东周耀庭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在津连接迪化本号经理徐润波几次函电，请他去新疆研究今后经营对策。近几年因战乱，影响了总店及各分店的资金周转，在伊犁和古城子两个分店及吐鲁番的葡萄园坎尔井均已停顿，因时局不稳，许多商号的资东不肯继续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经营下去，或停业，必须拿出明确决断。
  是年五月，周耀庭来新疆，因同盛和是天津商帮最有名气的大富商，消息不径而走，一时轰动省城，盛世才立即派人召见，盛对周说：“新疆几年的战乱，使你受了不少损失，吃了不少苦，你能在这时来新疆很好，希望你为新疆的商业兴旺做出努力”，并立即下了条子，把商会会长董光錞换下来，委任周耀庭当会长，周耀庭虽不想干，但又不敢得罪盛世才，勉强接受了会长的职务，当然他不想再投资续本了，于是撤回了南疆的喀什批发店，伊犁分店已在战乱中烧光，也不再复业，还要清理古城子祥记分号，卖掉吐鲁番葡萄园，就地迁散总店的部分人员，紧缩营业，只做维持现状的打算。
  到了第二年（1935），他越发感到和盛世才打交道非常危险，鉴于他一上台就把曾经捧他上台的三个政变首脑枪决了，不久又扣押了他的副手刘文龙，予料如在新疆干下去，迟早对自己不利，何况杨增新、金树仁、刘文龙都与同盛和有连手，这刘文龙既已扣押，他的财产必然涉及同盛和，尽管盛世才在全省召开的民众代表会议上，做出过“发展商业、保护商人的财产利益”的承诺，但其人心狠手黑，绝对靠不住，周耀庭暗下决心，争取离开这个杀人的魔窟。
  他在省政府汇报市面情况时，便见机问盛世才提出回津研究发展经营的问题，其实是想金蝉脱壳”，盛世才一听他要走，坚决不肯，周耀庭着了荒，予感后果不妙，使他联想起当年杨少洲被杨增新羁留的情况，毛骨悚然，便四处托人疏通，徐润波、曹余三等同仁都为他奔走，旧日省府的朋友多已不在，托靠无门，最后还是依靠省银行行长徐廉，经过两次向盛世才说情，最后才表示，如果周耀庭一定要走，这商会会长差使，由周自己找一个相当的人替他，找不好就别回去。这时天津商帮的老客们都对新疆局势有些惊恐，谁也不想干，外帮人声势小，也怕批不准，就是批准了也干不好，最后找到了复泉涌的周海东。
  周海东是早来新疆赶大营周乾风的第三代。他祖父周乾风，在光绪初年与同盛和的周乾义，一同来到新疆，他们都是杨柳青西头周家庄干泥瓦作的人，既是同族，又是师兄弟，后来周乾风在伊犁开办了烧酒坊，于宣统元年（1909）第二代人周义臣，携银三千两回家，途经迪化时住在复泉涌，这复泉涌的经理杨润棠年老思归，便拦住了周义臣，经杨少洲、周玉丰（即周恒止，周耀庭的三叔）撮合，以一万二千两兑与周义臣经营，民国十年（1921）周义臣返乡，又把买卖交给周海东经营。周海东年轻，有点官迷。早在去年（1934）一月十二日马仲英围攻迪化时，正值隆冬，省府缺煤，官员们冻得无法办公，周海东便把本号存煤十吨送到了省府，使盛世才颇有好感，说周是真正的“雪里送炭”。再说周海东与周耀庭本是在新疆的三代世交族兄弟，也就答应了周耀庭的“保荐”，周耀庭行前说，你如果用钱就到同盛和支取，先花完同盛和的，再花你的。这周耀庭匆匆忙忙的如同漏网之鱼，竟连把卖掉葡萄园的钱也顾不得带走，便乘绥新公司的汽车回到关里，这周耀庭由于惊吓，回津之后大病一场，不久就离世而去。
  19赶大营方兴未艾 道会门接踵而来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有信奉伊斯兰教和喇嘛教的历史。在赶大营兴起的年代，有一些道会门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演变，随之渗入新疆。其中：
  哥老会；是清代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组织，先倡行于四川等地，左宗棠率部平定南疆，所部蜀军徐占彪带领五营随往，其中四分之一是哥老会徒，南路平定后就在喀什噶尔等地扎下了根，会众有所发展。民国元年一月七日伊犁新军杨赞绪在惠远城起义，就有哥老会组织力量给以支持。当年在伊犁的哥老会首领徐三泰吸收了士兵、游民和很多少数民族参加，哥老会不拘宗教信仰，只为反清反帝。回族的马得元、马凌宵、韩玉书以及南路的魏得喜等都是哥老会首领，他们配合革命新军占领惠远城的军械库，致使数万满汉清军解体。后来魏得喜又被杨增新利用，将杨的政敌喀什道伊袁鸿佑杀害，魏得了杨的一笔赏金跑回内地，到民国五年（1916）鸟尽弓芷，哥老会也就被杨增新逐步分化消散了。杨增新曾说：“哥老会给新疆造成的威胁，十百倍于革命党人，此辈都是亡命之徒，戕官杀吏有余，控制局面不足，势盛之时，地方人民虽然也有入会的，一旦惹出乱子，也会乌散，对其若善以金钱利禄予以离间，不难瓦解，不可使之因循坐大”。
  理教：早年初创时为反清秘密组织，创始人杨宰，字来如，明末进士，清兵进关后，抗节不仕，隐居于蓟县下营岐山之澜水洞中，后创立理教，订立八条戒律，不养鸡、猫、狗，又倡导不嗜烟酒。其会后辈传人之一李某，系杨柳青镇河南（现十六街）老公所的“催众”（理教公所办事人）自己打算步“赶大营”之后尘，去新疆拓荒办道，曾在迪化直隶会馆前修建了公所，开始收徒传教，（前文已有详述）曾吸收不少的同乡入教，附近各县皆有徒众，又发展到山西、甘肃两帮商人，直到解放后才停止活动。
  一贯道：于民国后成立，是出世较晚的反动会道门，源于山东，第二代掌教张天然，在民国二十年（1531）“九·一八”事变后来天津传道，发展了很多坛口，杨柳青人李少廷是其之一，早年曾到新疆在古城子义善长当学徒，后回家当了药店职工，不久又去天津针市街为商帮各中小户代采商品，代办装运，晚间常去天祥商场二楼听张天然宣讲道义。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异想天开想去新疆传道，至迪化后在小十字銜杨柳青人聚居处，挨家挨户“打二饭”，借机传教，因他原是一般学徒，人微言轻，少有支持者，虽也招收几名徒众，只不过捞几元香火费，无法进行大的欺骗，当时正是盛世才执政不久，地方上的警探人员，认为他是妖言惑众，将他逮捕，经其弟李幼亭（迪化某商号店员）托人奔走，被保释放，又向乡亲胡老汉（杨柳青镇北王庆坨人，杨柳青西盐店槽役胡春延之父）骗取了汇款三百元，逃回了杨柳
  20．盛世才凶相毕露 天津帮历尽劫难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源县人，早年在东北军郭松林部下当参谋，与郭之义女邱毓芳结婚，在郭资助下，夫妻同赴日本留学，郭松林倒戈失败后被杀，又经冯玉祥呈准蒋介石对盛、邱给予资助。盛世才于民国十六年（1927）秋回国，历任中央军校教官及参谋处参谋，在南京久不得志，后被金树仁亲信鲁效祖邀入新疆，金树仁得知盛世才曾留学日本，并曾在南京供过事，多有忌心，好久不派他差事，只是在哈密事变时，因一再损兵折将，才把盛世才调任参谋长，用其指挥作战。
  金树仁下了台，盛世才被推上新疆督办宝座。当初他和鲁效祖同来新疆时，是走的大路，乘坐绥新长途汽车，与驻迪化天津帮庆记号的李声甫同路，鲁与李在迪化还曾住过邻居，一路闲谈，李声甫与盛世才便成了相识。
  盛世才进疆后，因为没有得到委任，便在鲁家住闲，两三个月的光景，川资耗尽，便硬着头皮到天津帮“德兴和”去赊账，遭到经理阎应午（武清县人）的拒绝，又来庆记赊账，因庆记的李声甫与盛世才在路上的见面之情，又有鲁效祖的关系，便慨然允准给他立了一个扎子，取货记账。后来盛世才做了督办，盛的父亲和胞弟盛世骥，因常来购物逐渐熟悉，也常到庆记串门，李声甫更是热情招待。
  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市面银票毛荒，有增无减，盛认为都是商人捣的鬼，投机倒把、哄台物价所致，便下令各商户不准惜售，李声甫时有库存红茶四十箱，当监察警入内盘查时，盛的父亲自认是他寄存的货物，使李声甫避免了很大损失。
  不久，盛世才滥肆杀捕，天津商帮的一批有资望的人士也未得幸免，如：石寅甫、董耀三、董树棠、王子卿、戴敬泉、尚聘卿、韩君壁、任明吾、蔡金铎、周海东等等，皆被借故入狱，除董树棠不久被保释外，余者多被害死、病死，或一直关押到盛世才下台后才得释放。
  其中，德兴和阎应午，因当年拒绝盛的赊账，被扣上长枷、带上死镣，打入死牢折磨而死。同盛和的曹余三，突然在夜间从家里被锁走，他入狱是因与白俄富商胡赛因有牵连，代周耀庭做了替罪羊。
  盛世才上台后高唱的所谓“亲苏反帝”等高调儿，是出于向苏联讨好，捞一笔财富，所以后来也将吉祥涌洋行的白俄富商的第二代人胡赛因逮捕了。这个洋行在帝俄时代是新疆八大洋行中最富的一家，洋行主拉马占阿吉，是一个马车夫，从光绪初年进入新疆，他的继承人是侄子胡赛因，这次抄没他的金条、物品及牲畜，约值三百万新卢布，还株连了与他有往来的一批人。胡赛因的罪状之一是：在民国九年（1920）白俄军队溃入新疆时，替白军接受了日本人的一大笔援助款，说这款子的交接是在吐鲁番同盛和葡萄园经周耀庭的手经办的，这纯系无中生有，因为在杨增新时期，尤其对外国人入境监视很严，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接近。曹余三被关进监狱，只审问了两次，便没了下文，直到民国三十二年（1944）盛世才离开新疆，曹余三、周海东等人才复自由。
  跋语
  “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创举，它展现了一幅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长达万里、时经百年的历史画卷。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经过世纪风雨的洗礼，如今已是山河一新，国威重振；但是人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因为它包涵着不畏艰难险阻的创业精神，也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鞭笞了各种丑恶嘴脸，透析了功过、是非、曲直、正误的万象，截取了杨柳青——天津——新疆的一个历史断面。它不仅反映了商业史迹，还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乃至国际关系诸多方面，有着密切关联。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它却留给人们许多值得研究、思考的课题，或可启迪于人，从而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振奋革命精神，积极开拓改革开放的坦途，有益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之大业。
  限于我们的水平，对于史实的摘取和文字的表述，恐难尽如人意，也许还有久妥之处，恳请海内外各界贤达、专家和文史界的朋友批评、赐教。
  笔者谨识
  198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