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邵灵洲原名庆玉，河北省安次县古县村人。生于1885年，灵洲自幼家境贫苦，六岁时死了母亲，后在家读了几年书，就跟着父亲干农业活。在他十五岁（1900）那年，夏末秋初，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进而又从北仓、杨村向北京进犯，沿途烧杀抢掠，他的家乡也遭到了残酷洗劫。邵灵洲父子和乡亲们一起，逃往京郊山区避难。战争平定后，他才跟父亲返回家乡。古县村在早本为东安县城所在地，清康熙十八年，（1679）东安发生了像前些年唐山一样的大地震。史书上说：“声如奔车疾雷，房舍倾倒，压毙无算，地裂，涌出黑水很臭。”后东安县迁往廊坊，这个小城就改称古县村了。村里人家不多，地瘠民贫，又经多次战乱，有钱的都逃往外地。灵洲爷俩个没活干，只好跑到廊坊一个福音堂里，当了勤杂工。不久又转到北京一个教会里做活，勉强解决了父子二人的生活问题。邵灵洲也得以免费进入萃文中学读书（汇文中学前身），到二十一岁（1906）时，虽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学业，但却未能象一些宽裕的同学那样，报考大学，或进协和医学院深造。而只能在教会里帮着父亲干杂务，并准备将来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为年老的父亲分忧。
  初步医学界
  当时有些考进协和医学院的走读生，住在教会里，其中有一个与邵灵洲很要好的同学叫程敬修，（顺德人，后为沧县医院医师。）对他无力深造，很为婉惜，所以每学习回来，就把学到的东东，向他讲解，并把书借给他读。后来还教给他写拉丁文，因此使他在医学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1907年教会里的一位教师，见他如此奋发自学，认为将来是个人材，就把他推荐到京郊采育医院，做助理护士，实际他的工作，仍然是千的打扫医院卫生，清理病房消毒等勤杂活。但他为能到医院接近医疗，又能减轻他父亲的生活负担，深感欣慰。在采育干了一年多，因恪守教规，工作勤恳，被送往沧县“道学院”（后改称神学院）学习。因为他早在华文中学上学时，就已经是一个基督教徒了。沧县医院比采育医院大，有外藉医生四、五个人，在那里应诊，中国籍的医生也很多，大部是协和医学院毕业，到这里实习后，留任医师的。不久沧县医院，也成立了医师培育机构，造就西医人材。邵灵洲一方面在道学院学习，一方面在医院参加培训，起初他学习药学科，因为工作谨慎认真，为一个英籍外科主治医师普大夫所赏识。把他调到外科室，先去做医疗器械用品消毒，后又参加外科医疗实习。他经过几年来的勤奋学习，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民国元年（1912）邵灵洲已二十八岁，经教会万老太太（盐山人协和专家万福恩教授的母亲）介绍，与本院女外科医生全浦洁（父亲全雨亭牧师，满族，原姓博克图氏，后在天津三义庄福音堂布道多年）结了婚。婚后夫妇二人，被派往采育医院实习，三年后又回到沧州医院。这时原医院外籍的几位老医师，如普大夫、梅大夫等，有的退休回国，有的去了北京，新换来的几位外籍医生，有的是从外国派来的，也有经过在协和医学院学习，调到这里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年轻临床经验不足，还瞧不起中国医师。他们把持了医院权势，使很多中国医师，难以和他们合作共事。而不得不脱离了医院到别处就职，或还乡自办诊所。民国九年（1920）坝县信安教会成立医院，建立之初，缺乏大夫，就向各地发出邀请，邵灵洲夫妇就此离开了沧县医院。
  落户杨柳青
  邵灵洲夫妇从沧县乘船来到了杨柳青，下船后，住进后大道的姚家店，准备在子牙河搭船去信安。与他们同船而来的有一个陈大夫，他是应一个亲戚张桂林（沧县人、在本镇尊美堂石元仕家当长请随函的），为他的家属治病的。陈大夫查看了病情。因自己假期短，就征得张桂林的同意，请邵灵洲暂留几天，代为照顾治疗。邵灵洲接受了同行教友的委托，呆在店里。从而结识了张桂林，双方在闲谈中，张桂林说：“杨柳青是一个三万人口的城镇，四乡农民还有几万人，水陆交通都很便利，这里从来没有西医，大户人家有病，需要西医治疗时，都要去天津市医院就医，很不方便。如果你们夫妇留下，在这里开个诊所，估计比去信安强的多。”经过张桂林的几次劝说，夫妇二人一商量，就决定留下来。在白滩寺大道南口（今和平路），租了农民王文涛的一个小院两间房子，开办了杨柳青第一家西医诊所，定名为“灵洲医院”。
  一件新生事物的建立，都要有一个认识过程。邵灵洲在张桂林的建议下，成立了诊所，业务一时并不怎么好，经张桂林向各大宅门揄杨介绍，收入仅堪糊口。但是他的医术较高，可以说治一个好一个，经过治愈的病家宣传，求医的有所增加。再加四乡如沙沃、王庆坨，全有福音堂，一部分当地教会教徒，来镇上赶集，知道这里有了基督教徒开办的诊所，经过回家谈论，四乡农民到这来求治的，也逐渐多了起来。
  有口皆称颂
  在本镇的大寺胡同内有一户姓张的妇女，年纪三十几岁，家境贫寒，依靠做短雇、说媒等维持生活。这位妇女右侧腹部，突然发现不适，后来疼痛高烧，腹部肿胀，吃了几付中药，病情仍不见好转，就请邵灵洲诊治，经过检查诊断，为一种不常见的肝病。他用一支空针，从右肋下刺进去，抽出了一些脓液，决定开口排脓，家属们的心情有些犹豫，一则怕病人受不了折腾，二则不知要花多少钱？邵灵洲看出了病人家属的心思，就说：“病人到了这种情况，排脓消肿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尽力把他治好，至于钱么，你们不必考虑，只要能使病人脱离危险，恢复健康就是了。”他说服了患者家属，为病人作了手术，而后又经过几天的精心护理，病人渐渐康复起来。后来这个人又活了三十多年，在那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她逢人便说：“是邵大夫给了她第二次生命。”通过这一事例，邵大夫妙手回春的声誉，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都知道了。
  有一家姓朱的，在早是新疆办货的津庄账房先生。她的老婆姓戴，上肢长了一个肉瘤，不但影响了穿衣持物等功能，并且不断的生长，压迫肱腕等末梢神经，关节处时时发现胀痛，后更延伸到肩胛不适，常常是彻夜难眠。她曾到天津河东医院看过，医生说摘除要住院，予交费二百元，如果同意治疗，五天后来院办手续。她回来正想拿钱去住院，她的妹夫石少波，向他介绍了邵灵洲给张家妇女肝病引流的事绩，改变了去天津住院的打算，投医邵灵洲，医药费只花了二十多元钱，就全愈了。
  邵灵洲的夫人全浦洁，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有很高的医技，长于牙科眼科和妇产诸科。本市猪市大街董家一位少妇临产，请了本地一位接生婆，因为产妇发生了中医学所谓的寤生（倒养），接生婆着了慌，急力地使劲往外牵引，结果把婴儿肢解了，前后头部还卡住生不下来，产妇经过一夜折腾，已处于昏厥状态。有人介绍邵灵洲医院，请来了全浦洁，全大夫用两支助产叉子，把小儿的头部轻轻拨出，产妇得救了。又缝合撕裂的伤口，打了防止产褥热的针剂，直到产妇睡稳了，方才离去。
  邵灵洲常说：“当医生的，必须不断增强医疗和药物方面的知识，总结自己临床经验，把病人的痛苦，缩小到最低限度。”他每月两次去天津教堂做礼拜，有很多属于北京协和与沧县医院的教友学友，及在天津工作如马大夫医院（今肿瘤医院）的雷振汉、王同安以及后来的陆涤环（卫生局）等等。他们常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技艺，互通讯息，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因此他的医疗技能，始终能赶上天津各医院主治医师的水平。他在杨柳青开业不到十年，把收入盈余，盖了一个小型门诊医院，正中是挂号侯诊室，东屋是门诊室，西屋是手术室，业务逐步发展。
  终生无憾事
  民国十五年（1926）奉军李景林部队，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子牙河南北岸对垒作战，很多子弹落在医院的后墙，并打破了窗玻璃。他也逃入了难民收容所避难，事平后回来，损失了一些衣物药品。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北伐军进入河北省，天津督办褚玉璞兵败，乱兵在镇上抢掠七昼夜。有前两年战乱的教训，邵灵洲事先收拾了一下，躲到天津避难。并在三义庄兴汉里北侧，租了三间门面，开办了灵洲诊所。第二年又回杨柳青，继续开业为乡亲们治病。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邵灵洲激于爱国热情，主动为二十九军伤病员免费医疗，事后太紧急，在天津沦陷前夕，夫妇二人随伤病员去了沧县，而后又不断转移，经德县、平原，到达了济南。在那里，邵灵洲到了教会，请求把剩了四名重伤员，由教会医院予以安置治疗，经济南教会万子卿（万福恩的叔父）斡旋，医院接收了伤员。并帮助邵灵洲夫妇经青岛乘太古客轮，回到天津—杨柳青，重理旧业。
  解放后他不幸患了脑栓塞症，左肢偏瘫。这时新华路电信局开始建设，征用了他的住房，给予房价两千元，他分一半给了长子邵祖培，另觅新居。自己留了一千元，这也是他一生仅有的一份财产。一九五四年他到北京子女处休养，一九五六年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二岁。十年后（1966），全浦洁也在北京病逝。
  邵灵洲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几十年从事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病家提出的咨询，均耐心解答，并能详述病理，预后良否，所言多有应验。他笃信基督教，恪守教规，一生自奉俭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从不涉足娱乐场所，贫者看病，施医舍药，富者就医，亦从不多取。有病家出于感激之情，馈赠礼物，难以拒却时，必设法等价报还。治病无论难易，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大小手术数千次百次，未闻有任何医疗事故发生。
  一生共有三子一女，均教育成材，长子祖培，初学兽医，七七事变时，参加战地救亡医疗队，后又护送二十九军伤病员至内地，为敌机轰炸冲散，回京又到协和药学科学习，（第七期结业）后回杨柳青，帮助父母从事医疗事业，现已退休。次子祖璋，毕业于西北工程学院机电系，在山西任电力总工程师，一九八三年在京病逝。三子祖锡，毕业于西北工程学院水利系，现已七十高龄，仍在太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女祖珍，在北京东城中医研究院工作，最近已退休，其爱人在中央卫生部供职，他们都为祖国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