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921年5月，正式发电，当时轰动了全镇，四乡八村的人，也都投亲靠友，前来参观，大开眼界。特别是聚兴布店，到晚上在门前按了几串彩灯，在街上又用桌子放了一台座扇，电扇的绸罩上，挂了红绿绸条，风吹飘动，引得大人小孩，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电灯房的开创，总算是当地一件好事，结果是好事多魔。
  本来如果戴连波按步就般的好好经营，办电灯房是有利可图的，但他毕竟是一个耍巴人的出身，根本不懂艰苦创业这一套，而是光想借着电灯房招摇撞骗，或以势压人，来扩大自己的财势和声望。他首先想到的是尊美堂石家，尊美堂房屋建筑有六千多平方米，如果安装电灯，至少需二三百盏，这样就可以依靠大树好乘凉。为此他亲自拿着印有“杨柳青电灯公司总经理戴春溪”的名片，到了尊美堂的账房，由账房先生张雁九接待了他，谈到安装电灯问题时，张雁九说：“因地方不靖，（直奉战争前夕）也为了几位少爷求学深造，准备全家移往天津居住，等以后再说罢。”就这样被回绝了，但他仍不死心，又找到当时地方管事绅董石佩珊。石佩珊与尊美堂虽然不是同族，却有着多方面的连系。他每天去石佩珊处献殷勤，没想到石佩珊家出了一桩人命案。原因是石佩珊与祥发号的杜辑五，有借贷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杜辑五在自家卧室里背着家人服食了鸦片，而后跑到石佩珊家，进门倒地死亡，为此石、杜两家打起了官司。戴连波为了利用石佩珊，依靠他找尊美堂按电灯，就自告奋勇与孟海山二人出头，替石佩珊到衙门打官司，孟海山负责料理丧事，这二人一显身手，把这场人命大案，总算是平息了下去，但石佩珊也就此下台不干了。结果为尊美堂按装电灯的事也没成功。戴连波替石佩珊打官司出了名，从此他在地面上走动官府，挑词架讼，支持对自己有利的一方，打击对自己无利的一方，地面上的土棍地头蛇们，都和他拉上了关系。他呢也就顺水行舟，极力扩大电灯房的业务。他不顾这台旧机器的负荷能力，不听傅金榜的劝告，盲目扩大电灯、电力用户。当时穷户人家按灯的很少，只有工商业和富裕户较多一些，但也不那么普遍。按装一盏电灯，工本费用户要交十五元，以先也没有计量表，按灯头包干计费，每灯每月电费一元。（三年后才开始有了电度表计量收费）若按现在物价比例的每度电一角六分钱，扣合起来要相差多少倍，尤其是发电时间，白天没电，晚上来了电也是红火，还不如煤油灯亮。本来是二百二十伏的电压，可有时换上一百一十伏的灯泡，也不致灼坏。夏季是晚八点送电，早晨五点停电；冬季是晚五点送电，早七点停电。发电、停电，都以鸣汽笛一分钟通知用电户，因为机器陈旧，又超负荷运转，所以时常停电，这样按了电灯的，还要准备着煤油灯腊烛等。电力户困难就更大了，比如白琴轩的庆生和轧油厂，原先用畜力，自有电以来，还是离不开牲畜，因为一旦停电仍用畜力，即便在正式用电时，一百七八十伏的电压，也难保证正常运转，当时用电力生产的轧油厂，共有九家，其中最殷实户有庆吉祥、鸿毓和、庆生和、双顺河、春毓公等。其它磨面业有东恒泰、西恒通、同新益、吉聚成、德聚号等。对这些户在供电上也大做文章，捞油水。电灯房的股东们，都靠边站，对白琴轩也是一样，他把电灯房看成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他擅自规定电力户、到夜间十点才许合闸用电，这十几家电力户，门口都挂上深夜用电的木牌，由他弟弟戴连芳到处暗地查访，遇有提前用电的，那就要祸从天降，除断电罚款之外，还要给戴连波送钱、送礼，贿赂电工接线。当然也有特殊户，如吉聚成的邵作清，他父亲邵善成那一辈，与戴连波有些远亲，邵作清又认了戴连波做干佬，他不仅为吉聚成拉专线，别家没电或电力不足停产，他家照常用电；他还代吉聚成在商会、镇公所等地面的花销摊派上，以他的面子，给予减半关照。形成了大户少摊的倒置现象，不但如此，就是营业税、所得税，也是由他申报，实行少纳或减免。（税局主管到任，都要到他家拜客，不然就做不住。）群众暗地瞒怨说：“买卖都叫他一家干了。”可是吉聚成对戴连波的报酬，也是可观的，日常用钱，随来随取，吃米吃面，送上家门，每到春节，毫不例外的是一百五十斤猪肉，五袋澳洲粉，和其他禽旦鸡鱼等。同时在吉聚成的支持下，戴连波的四合院，也翻盖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