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戴连波字春溪，本镇人，生于一八八一年。此人机智多谋，阴鸷毒辣。二十岁时，在镇西第六堡当河兵，因善于逢迎，被天津河务局提升为中亭堤护堤员，职务是管理由铁锅淀至杨芬港，这一段中亭堤的堤岸及树木。他备有小马一匹，代替步行，每年夏秋汛期，每天沿堤巡视，迂有险情，及时报告抢修，这样干到了近四十岁。
  招股筹建电灯房
  戴连波幼年和邻居傅金榜熟识，傅在天津比国电力公司工作，公休日回家，和戴连波偶然在路上相遇，客气了几句以后，说到对杨柳青还没有电灯照明，深为遗憾。戴听了心里一动。傅又说：“本镇那么多人口，那么多富豪，可惜没有一人为社会公益设想。其实这种行业，建立起来，利润比种地不止十倍，将来如果有人愿意投资经营，我将助一臂之力。”从此只要两人相见，就拿这事做话题，戴连波也无时不考虑电灯房的事儿，他也曾对经常过河，巡视农田的几家财主的管事人进行过游说，只是因为一般都知道他的为人，莫肯响应出力。
  民国八年（1919）春季，本镇猪市大街，有一家聚兴布店，资东经理，名子叫李士古，他善于理材，既经商又务农，在子牙河北有田地一百六十亩、自种自养，春种秋收，都需要雇用许多短工，并每天到地里来巡视监督。戴连波见他穿着打扮，面色气度，都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从而引起了注意，久而久之，从点头之交，混到厮熟。并时常在下班后，到聚兴布店闲坐，有时店里打麻雀牌，人手不够，戴连波也跟着凑把手，就这样又认识了一个白琴轩。在赌麻雀牌时，戴连波不断把傅金榜打算帮购发电机，成立电灯房的事，进行宣传。白琴轩是当年新疆伊犁兴泰和京货店的津庄管事经理，赚了几万两银子的家私，自己在镇上还有一家庆生和轧油厂。听了戴连波的话，认为电灯房成立以后，用电力代替畜力，既可增加产量，还可减少雇工，降低成本，增强对同行业的竟争能力。于是和李士古二人，就有了投资的意向，并打算向亲友宣传，扩大投资面。
  戴连波见机而行，及时引来傅金榜和李士古、白琴轩二人见面，商谈了筹办电灯房的事儿，初步估定需要资金五万元，计发电机组三万元，线路厂房设备一万五千元，燃料五千元。具体认股是白琴轩、李士古各认股一万元；傅金榜凑了一万元；再从新疆贸易的亲友中，如新疆中路德聚堂药材庄赵昆山；伊犁德心堂药店郭希斋；伊犁振丰恒的后裔高雨洲；还有地方殷实户德祥庆的周敬斋；吉聚成的邵善成；种地户萧少兰等凑集两万元。
  急功近利，欲速不达
  赵昆山是去新疆较晚的一个新发户，很有财产，与戴连波住街坊，本来白琴轩、李士古计划动员赵昆山，也拿一万元入股。戴连波自恃赵昆山的老婆和自己的老婆是干姐妹，常在一起斗牌玩耍。戴连波想在筹集资金上露一手，就不等白琴轩等动员撮合，两口子一商量，决定通过内线，先把赵昆山这一万元拿过来买机器。并提出保证在一月内股金凑齐还账。赵太太认为数字太大，自己不敢作主，可架不住戴连波夫妻二人，甜言蜜语，结果赵太太拿来天津宝生银号一个五千元存折，说明一月内归还，别等赵昆山回来吵闹。戴连波虽口头答应，但钱一到手，心就变卦了，他想就是赵昆山回来，既便不愿意，也木已成舟，何况白琴轩等和他都有交情，事情也不难解决，日后赵太太也曾催讨了几次，可均被戴连波好说歹说搪塞过去了。不久赵昆山回到家来，一见自己的老婆擅自拿钱外借，大为恼火，逼着女人去找戴连波要钱。后来赵昆山也亲自和戴连波对了话，盛气之下，难免语言过头。结果还是李士古、白琴轩等出面，从中劝说，算是把这五千元入了股，从此赵昆山夫妻不合，到死也没交一句话。通过戴连波这种失信于人的作法，使股东们都有了戒心，已答应入股一万的，如李士古、白琴轩只拿出了一半，傅金榜也不敢找人投资了，他只把购买机器的一笔佣金，折算入了股。周敬斋、高雨洲、萧少兰、邵善成、郭希斋等人，最多的不过出资一千元，少的只有几百元，这样东凑西凑，总共实收了两万余元。此外还有一个在天津经营木厂的独流人，投入柽木杆若干根，折价入股。本来计划买一架二十年代的新机器，可以正常发电，到头来因为资金不足，只好花一万元，买来一台行将报废的旧机器，勉强办起了“电灯房”。
  在半瘫痪的状态下运转
  1921年5月，正式发电，当时轰动了全镇，四乡八村的人，也都投亲靠友，前来参观，大开眼界。特别是聚兴布店，到晚上在门前按了几串彩灯，在街上又用桌子放了一台座扇，电扇的绸罩上，挂了红绿绸条，风吹飘动，引得大人小孩，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电灯房的开创，总算是当地一件好事，结果是好事多魔。
  本来如果戴连波按步就般的好好经营，办电灯房是有利可图的，但他毕竟是一个耍巴人的出身，根本不懂艰苦创业这一套，而是光想借着电灯房招摇撞骗，或以势压人，来扩大自己的财势和声望。他首先想到的是尊美堂石家，尊美堂房屋建筑有六千多平方米，如果安装电灯，至少需二三百盏，这样就可以依靠大树好乘凉。为此他亲自拿着印有“杨柳青电灯公司总经理戴春溪”的名片，到了尊美堂的账房，由账房先生张雁九接待了他，谈到安装电灯问题时，张雁九说：“因地方不靖，（直奉战争前夕）也为了几位少爷求学深造，准备全家移往天津居住，等以后再说罢。”就这样被回绝了，但他仍不死心，又找到当时地方管事绅董石佩珊。石佩珊与尊美堂虽然不是同族，却有着多方面的连系。他每天去石佩珊处献殷勤，没想到石佩珊家出了一桩人命案。原因是石佩珊与祥发号的杜辑五，有借贷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杜辑五在自家卧室里背着家人服食了鸦片，而后跑到石佩珊家，进门倒地死亡，为此石、杜两家打起了官司。戴连波为了利用石佩珊，依靠他找尊美堂按电灯，就自告奋勇与孟海山二人出头，替石佩珊到衙门打官司，孟海山负责料理丧事，这二人一显身手，把这场人命大案，总算是平息了下去，但石佩珊也就此下台不干了。结果为尊美堂按装电灯的事也没成功。戴连波替石佩珊打官司出了名，从此他在地面上走动官府，挑词架讼，支持对自己有利的一方，打击对自己无利的一方，地面上的土棍地头蛇们，都和他拉上了关系。他呢也就顺水行舟，极力扩大电灯房的业务。他不顾这台旧机器的负荷能力，不听傅金榜的劝告，盲目扩大电灯、电力用户。当时穷户人家按灯的很少，只有工商业和富裕户较多一些，但也不那么普遍。按装一盏电灯，工本费用户要交十五元，以先也没有计量表，按灯头包干计费，每灯每月电费一元。（三年后才开始有了电度表计量收费）若按现在物价比例的每度电一角六分钱，扣合起来要相差多少倍，尤其是发电时间，白天没电，晚上来了电也是红火，还不如煤油灯亮。本来是二百二十伏的电压，可有时换上一百一十伏的灯泡，也不致灼坏。夏季是晚八点送电，早晨五点停电；冬季是晚五点送电，早七点停电。发电、停电，都以鸣汽笛一分钟通知用电户，因为机器陈旧，又超负荷运转，所以时常停电，这样按了电灯的，还要准备着煤油灯腊烛等。电力户困难就更大了，比如白琴轩的庆生和轧油厂，原先用畜力，自有电以来，还是离不开牲畜，因为一旦停电仍用畜力，即便在正式用电时，一百七八十伏的电压，也难保证正常运转，当时用电力生产的轧油厂，共有九家，其中最殷实户有庆吉祥、鸿毓和、庆生和、双顺河、春毓公等。其它磨面业有东恒泰、西恒通、同新益、吉聚成、德聚号等。对这些户在供电上也大做文章，捞油水。电灯房的股东们，都靠边站，对白琴轩也是一样，他把电灯房看成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他擅自规定电力户、到夜间十点才许合闸用电，这十几家电力户，门口都挂上深夜用电的木牌，由他弟弟戴连芳到处暗地查访，遇有提前用电的，那就要祸从天降，除断电罚款之外，还要给戴连波送钱、送礼，贿赂电工接线。当然也有特殊户，如吉聚成的邵作清，他父亲邵善成那一辈，与戴连波有些远亲，邵作清又认了戴连波做干佬，他不仅为吉聚成拉专线，别家没电或电力不足停产，他家照常用电；他还代吉聚成在商会、镇公所等地面的花销摊派上，以他的面子，给予减半关照。形成了大户少摊的倒置现象，不但如此，就是营业税、所得税，也是由他申报，实行少纳或减免。（税局主管到任，都要到他家拜客，不然就做不住。）群众暗地瞒怨说：“买卖都叫他一家干了。”可是吉聚成对戴连波的报酬，也是可观的，日常用钱，随来随取，吃米吃面，送上家门，每到春节，毫不例外的是一百五十斤猪肉，五袋澳洲粉，和其他禽旦鸡鱼等。同时在吉聚成的支持下，戴连波的四合院，也翻盖一新。
  善恶到头终有报
  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五年多的时间，电灯房就是在半瘫痪的情况下，维持下来的，最后每月所收电费，除出开支，竟没钱买煤了。戴连波时常召集电力户摊派借款，每家不止一次的，五十、一百的拿钱，日久天长，总是有借无还，也不准以电力费冲账，最后把借款也改做入股就算完事了。这与其说开电灯房，不如说是开阎王殿。
  戴连波这样横行，为什么没人敢管呢？主要的是四乡的土匪头子，如南乡的赵德谦、马文宾，杨芬港的大掌柜的，以及后来的李帽头，都和他有交往。在西渡口有一个专营卖原袋面粉的宝记号，是养小集船的张宝干的，他的儿子被杨芬港大掌柜的绑架了，就是戴连波去说的票，后来因要钱过多，张宝给的钱满足不了土匪的要求，把票撕掉了（弄死）。戴连波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杨柳青警察分署长赵世昌的儿子赵恩汉（后为双口分驻所长），二女儿嫁给了明盛的周士瀛。更有他的叔父、和他弟戴连芳，都是青帮在家礼的老头，手底下有一、二百号徒弟。戴连波也曾与本地驻军师长董英斌是同参兄弟，也是天津恶霸刘广海的师叔，可以说公私两面，都有靠山和来头儿。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了华北，到三八年电灯房停业，由日本天津华北电电公司接管，直接向杨柳青输电。原设备日本不要，由业主自行清理，并把戴连波安排为杨柳青供电所顾问，月工资车马费联币二百元。华北电力公司杨柳青供电所，有天津派来的几个职工雇员和一个管事的日本人。戴连波很快的和这个日本人挂上勾，经常到他家去吃喝，对所内的职工，也拉拢教唆，先叫大家沾点便宜，被他抓住后，也就听由他摆布了。
  自从天津直接供电后，杨柳青电力、电灯，完全合乎标准了，申请按装电灯的户自然也就多了，电力经营业务随之有了很大发展。更因为日寇控制了华北的交通线，南粮不能北运，外洋的面粉进口，也已断绝；只靠当地附近县镇，和津浦、北宁、铁路沿线的一些粮食供应，货源日见狭窄，所以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再加上一九三九年的洪水泛滥，天津城区以南，大部地方被淹没，仓库原有存粮，百分之八十的泡了汤。市里人到杨柳青买粮购面的，络绎不绝，从而使本镇的磨面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电磨增添了几十家，按装好办，电力难通，这就给戴连波又造成了发财的好机会，用电吗？拿钱来，供电所的职员全听戴连波的，戴连波吃肉，他们起码也能跟着分碗汤喝。
  原有的发电机组和一切设备，日本人不要，戴连波把它卖给了胜芳，价格是联币五万元，这笔钱怎样处理的？据各股东反映，是分文未见，也没一个人敢出头去问他。旧电灯房的厂房、办公室，他也利用起来，开了一个福祥电磨房，他拉拢伪县政府，并和日本特务刘恩第，土匪李帽头等，一起组织，共同包办粮食、屠宰等牙税，鱼肉乡民，当时论财、论势，他简直就是杨柳青一带，不可一世的人物了。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国民党派员接收了天津，他晚去了一步，没有运动好，被撤消了顾问一职，失势后他听说旧日的青帮同参弟兄董英斌，又被蒋介石起用为东北行营总参谋长，他写了信去问候，没有回信，他又派人去东北，也没有见着。当时在解放大军压境，董英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又怎能顾的上他呢？
  国民党有一个下级军官，到了戴连波的家里，声称要占他两间房，做电报员的办公室，戴连波午睡初醒，出言拒绝，这军官火了，打了他一个嘴吧，戴连波那吃过这样的亏，一气之下，就瘫痪了，解放后因民愤太大，群众纷纷控诉，被捕后经过人民公审，被判死刑，处以枪决了，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人民政府终于为杨柳青人民除了这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