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石家是一大户，从清朝中叶到民初，其财势号称津西首富，列天津八大家之一。从石万程开始发家到石元仕一代为石家鼎盛时期，在津西地区影响很大。现把石氏家族从发家到衰落的概况记述如下：
  一、营船兼粮商 发迹成小康
  石家来青落户之前的先人叫石蓬，系山东莱州大瓮口石家岭村人，自有大船一只（大帮摇全家在船上生活）在家乡附近经营运输，于清雍正（1723——1735）年间营船运来天津一带。由于营运业务繁多，运载便利，日久天长到石衷一（字秉信）这一辈就在杨柳青落户了。上下几辈数世单传，食指少，积累有所增加，就更换了对槽一只，往北京，天津各地，运输土产杂货，粮食等商品。以后又受清政府雇佣，押漕粮，于江苏徐州，河南龙王庙两码头，把所征小麦运往通州。传至石万程（名起鲲）这一代仍以船运为主，除每年四次漕粮运输外，自己也开始采购一些杂粮，到沿途缺粮地区销售。携带其子石献廷（字豫修）往返于津京一带。到乾隆五十年（1785）石衷一因年老与孙子石献廷二人下船，在杨柳青开设万兴粮行。因自有船只之便，沿途各地收成丰歉，信息灵通，且多从漕船收购贱价官粮，经营积累日渐雄厚，粮食库存储量，常在数万石之多。每遇附近地区灾荒之年，利润就成倍增加。这时的石万程已成小康之家。
  嘉庆六年（1801）大水，东淀中永定河漫溢，大城、文安、霸县、静海、天津均受到自然灾害侵袭，农田收获骤减，天津城墙有三面都遭水坍塌。不少群众生活困苦，无家可归，而粮价暴涨。石万程往来营运，获利数倍，遂给发家奠定了基础。
  二、旗奶奶进家 锦上添花
  嘉庆三年（1798）北京附近洪水成灾，清政府为了解决畿内粮荒，决定赶运江淮、河南等地粮食。农历十月初石万程加运了小麦一船，刚到通州就赶上北风大起，河水结冰，船不能运行。随船工人暂时解散回家。只石万程和继妻高氏及一老船工在船上厮守过年。转年是嘉庆四年（1799）农历正月十八日，天已暮色苍茫，见有一名少女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在河岸上徘徊抽泣。石万程见此情景心想此人必有难处。唯恐她自寻短见或受匪人迫害。就叫老船工把她叫到船头，仔细询问？少女说：“是随家人往天津探亲，车过齐化门时家人被冲散，自己随车来到这里，一天水米没有粘唇，冻饿难忍，心中又害怕，因此才哭”。石妻高氏把她领进船舱，供她饮食，并留她在船上过夜，等候他的“家人”来寻找。就这样在船上等了约一个月，也没人寻问。后来天暖河开就要拔锚了，怎么办？只好把她安置在船上，随船往返，沿途打听，可是始终也没有一点信息。问她北京地址住处，她也说不清楚，就这样过了一年的时间，眼看冬天又要到了，没有办法，就把这女子随船带到了杨柳青。这少女很聪明勤恳，又善于揣摩人心，伺候的石万程夫妇很高兴，从而也就待她和自家人一样。石家到石万程之子石献廷这一辈向上几世单传，人丁不旺。为此，石万程就鼓励儿子石献廷多生子女，所以在石献廷完婚之后，又买了两个妾。不久，石献廷原配夫人病死，结果又续娶了一位，先后共有四房女人，后来又把带来的少女收进房里同居。该女子这时才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合盘说了出来。原来她是姐妹二人，幼年卖给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府里作女婢。姐姐被指定在和珅儿媳和孝公主处掌管丰绅殷德驸马的服饰衣履等生活用品。自己在珅妾房中供茶水杂役。嘉庆四年（1799年）农历正月初十突接圣旨捕和珅进刑部衙门牢狱，除驸马的宅院进出没有阻挡外，其余各处宅院全被查封检抄。仆妇家奴也都传呼登册锁拿在一起，寄顿院内，听候发落。自己当初很幸运，早在除夕就被派往和孝公主府，为珅相赍儿媳节赏，给公主送去金翠头面及合浦珠串等物。当时因为乾隆太皇病重，公主进宫请安，听候传见，没工夫，就把首饰珠串暂存姐姐房中，每天到府等机会呈交回话，正巧又赶上太皇宴驾，公主需在宫中陪灵尽礼，只好天天打听，去府中静等。不料初十日相府查封，姐姐把她藏在自己屋里。到十八日和珅赐死，姐姐一看没有指望了，就劝他和一个门仆（彼时也匿驸马府中）去天津投亲，给她雇了一辆轿车，门仆在后面尾随，但在过齐化门时，门仆被五城兵马司认出来，将其扣留。车子将其一人拉到通州河坝。下车后举目无亲，无处投奔。所以才随船到了石府，并将送公主的节礼金翠珠串等物随身带来。
  因为她是不缠足的旗装打扮，所以石家上下全称呼她旗下奶奶。旗奶奶由于她曾在和珅府当过使女，见过世面，很懂礼貌，在石家帮助高夫人治理家政，上下和睦，日也子大加兴旺。特别是该女人来石家后的第三年即嘉庆六年（1801）大水，石家粮食营运，得了几倍的利润，据她家迷信的说法，都认为是这位旗奶奶给带来的福份。二十年后该女人因生病死去，只因为她没坐过花轿，不是明媒正娶，又没有生儿养女，所以也就不能葬于祖坟。为此，就在杨柳青镇西头，大头鬼道买了一块地把她安葬了。后来石献廷病危时，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说：“旗姨奶奶自入我家托她的福份，内外和谐，家业兴旺，虽然名份攸关，不能葬于祖茔之侧，但愿后辈儿孙莫忘此情”。所以石氏各门以后每年清明都先到旗奶奶坟地祭祀，然后才往祖茔。但到民国后为子孙渐渐淡忘了。每年只是由看祠人张明（五街支书张继忠之父）代为祭扫。北伐前经管人石斑文家已败落，又有鸦片烟瘾，将地卖于外姓，至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三、高氏填房 官星发光
  石万程在其原配夫人吴氏于知命之年病故后，续娶本镇望族高居宝第十五世孙女，进士公高衍龄之女，道光甲辰举人高善观之姑母。他是怎样得配这位累代官僚又诗书门第出身的高氏夫人呢？按照当时的世俗，一般女子年过二十，再行择婿就较为困难了，而高氏因开始过于挑剔，及至妙苓已逝，直到三十多岁才不得不这样屈就了，好在石万程虽无功名却有钱财，于是方结秦晋之好。高氏嫁到石家以后，对石家的船户兼粮商的粗俗状态自然很不满意，为改变石氏门庭，便极力着手按照她的意志通过娘家亲戚的往来酬酢对石万程施加影响。加之又有旗奶奶给石献廷收房作妾之由，对长幼尊卑的礼法和封建仕途有了进一步的渗透。同时在社会上石家也因有财无势，常受地方豪恶的欺压，特别是地保王三鬼，三天两头以旗奶奶来历不明，借端敲诈。这样便促使石家蒙生了急切步入仕途之念。再说当时正值四川、湖北、陕西白莲教起义规模宏大，统治者为调兵镇压，尤其需要武士为他们卖命，所以年年开科考取武童、秀才、举人、进士等武职。鉴于这种情况，石家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投资。
  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石献廷的次子石宝庆考中了省试第一名，家里立刻挂起了一块“武魁匾”。十三年（1808）戊辰科石献廷长子石宝善也中了武举，又悬起了“兄弟联登”的大匾。十四年（1809）已己科北京会试，石宝庆又以直隶会元应考，中了武进士。兵部衙门立刻以守备（相当团）分配贵州普安营任职。当时南方的少数民族也有不稳消息。像石宝庆这样的家庭财势，当然不会跑到那里去玩命，就告病在家，安享清福了。从此石家由一个船户、粮商开始步入了仕途，取得了一些功名。使石家在社会地位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四、财势如沙丘 越聚底越厚
  嘉庆六年（1801年）大水之后，治河官员采取疏水入海的办法，首先将中亭堤延伸到杨柳青以东的铁锅淀，这河堤是在康熙年间的格淀堤基础上加高加厚的。河水猛涨的时候，格淀堤挡住河水入淀。真正作到了河归河，淀归淀。后来淀水干涸了，便形成了很多的退水地。于是官府就把这些退水地卖了出去，从中白得一大笔收入。当时石家经营粮行，聚有巨额的现银游资，所以就大量购买土地，像东淀水库的“石家洼”就是当时买进来的。从此连本地和外地，东西南北的土地积累，终至良田千顷。另外还有外地富户嫁给石家人为媳的陪嫁地。从而一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
  这时的石家不仅靠土地剥削，同时还在固安、大城、武清、静海各地开当铺。据统计，当时石家的家产有典当十八处，房子500余间，土地千余顷，加上其他财产约值白银300余万两。
  道光三年（1827）遵照石献廷予先立下了遗嘱，为了避免财大招风和子弟的骄堕，弟兄四人协议，分家另炊。将账薄、存银、土地、房屋、家俱、典当企业，除留出祭田公产一份，其余按四大门平均分配。此外还想拨出银两修盖家祠，因三门石宝苓分得前大街东口五千余平米房基地，其独生子石元熙主动划出十分之一的面积独资修盖了一座大祠堂。并请山东书法王垿写了“石氏家祠”金字大匾。祠堂迎面是七级石阶的大月台，六棵抱柱，一排五间两进的大厅堂里边，两旁三牲肉杠，五张供桌，中间正面神龛里，供有石氏历代宗亲牌位，下列石衷一、石万程、石献廷三神主。其余四张供桌上，各有二层楼式的木雕神龛，按左昭右穆方式，做为四大门宝字辈安放神主之用。顶上间悬有一人多高的四个花黎细雕镂空大宫灯。这座祠堂总计花费白银五万两左右。不过后来除宝字辈神主进入龛中奉祀外，只有天锡堂石元熙、石作云、石作瑞进入祠堂。其余各堂元字辈以下的神主大多存于自己家中设龛供奉。
  祠堂也是管理全族男女家规的统治机构，公举族中辈份大，年纪高，有威望者为族长。掌管祭田公产的全部财务收支。凡本族子弟有损害全族声望辱没门第的非法婚姻等行为，都可利用族规，在祠堂召集族人，动用家法（棍棒等刑具），严讯审问。也可以族长名义送官究办，对族人内部纠葛，实行公断仲裁，确认立嗣继承是否合乎族规等。
  族长历代人选有：石宝善、石宝珩、石元勋、石元俊、石元仕、石凤文等。
  五、后辈难称先辈意 万兴公记解体
  石献廷共生五子，长子早夭，道光三年（1827）在弟兄四人分家时，先议决拨出祭田公产一份，由四门尊美堂总管，收支由族长批准进行。立名为万兴公记，计有土地80顷，规定每年收入地租等款项用于常年修理祖茔；清明祭扫集会；一年四节祠堂祭祀；族中子孙遇有天灾意外等困难资助补贴；族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家中义塾读书费用及其它有关公益事项等开支。余款存足相当数目时，四门仍可均分。但不足时也由四门均摊。如光绪四年立崇文书院于文昌阁内，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设立支应局，保甲局等和庚子后设立第二中学，均由万兴公记承担了一部份捐款。就这样延绪到清末民初。
  民国后各门家族子弟，不事生产，有的渐至败落，常想分掉公产，或借支，或挪用，加之地方不靖，收租不齐，终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天锡堂卖掉祠堂之后（属天锡堂私产）各大门认为万兴公记，已无存在必要，公议将公产分掉。于是各门都请出律师，商议分公产之事。长门福善堂请出律师张德良（与九思堂有亲戚关系，石锦文之内侄）；二门正廉堂没请律师由张德良代理；三门锡天堂请出律师乔蓬仙；四门尊美堂请出律师周乾济。组成一个监督分产的机构，在天津南市大兴旅馆包租了几间房子，并在聚华戏院常年包了两个厢，一些没落子弟住在那里，帮着处理财产。三个律师每隔一星期会面一次，对随时发生的问题研究处理。大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才将全部财产变成现金。除去旅馆、食宿、听戏、差旅以及律师办公费用只剩下三万元左右。然后由律师监督各家具领，至此万兴公记就宣告解体了。
  六、兄弟分家 大浪淘沙
  1．长门福善堂
  福善堂石宝善原系石献廷第二子，长子石宝福未婚早夭，因此石宝善起堂名为福善堂，暗示自己继承长门之意。石宝善共生七子，分家之后辅佐经营土地与典当业，每年仍有所积累。石宝善原分得老宅一所，然生齿日繁，显然房少人多不足应用，就先后在附近购买房基地，重新增建宅院。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后，石宝善年已老迈，挂完五世同堂匾额。就把元字辈兄弟七人又分为七小门，各起堂名分居析产。把老宅内西三所分给了五子石元鼎立名尚炯堂（后改树善堂）；东三所分给六子石元勋立名久思堂（后改万发堂），在久思堂北新建一所分给了四子石元第立名元吉堂；中辟胡同路东南口建宅两所分给了七子石元度立名裴元堂；所以以后人们称这条胡同为裴元堂胡同。在老宅对面路南本为四门尊美堂石宝珩旧宅，同治年间尊美堂也因房基狭小，在河沿街购址另建，把老宅让于石宝善长子石元敬立名敦厚堂，所以门前还挂有“大夫第”匾额（因尊美堂石元俊曾为工部郎中）；二子石元辉立名聿修堂另在估衣街盖起宅院（今前百）；三子石元兆立名衍庆堂也在西当铺小胡同内盖了三个小四合院，为他三个儿子居住。
  自从石宝善在嘉庆年间考中武举，其后人子孙全部以农商为本，七小门每家都有土地近百顷，然生息人口各门不等，子孙们生活方式又各不相同，所以守业情况也就大不一样了。有的安份守业如七小门的裴元堂；有的骄奢恣纵如三小门的衍庆堂；有的狂吸鸦片，不问生产以致败亡的，如二小门的聿修堂；也有的人丁不旺如六小门的久思堂；到清朝末年大部份皆已衰落。民国后竞有的贫困不能自存，多依托就食于他族。到解放后只有七小门裴元堂石毓均（衡普）石毓铎兄弟二人在镇上土改时，交出土地八十余顷。在北伐后（1928）参与地方活动或沦陷抗战干伪职者，多为石宝善第五代毓字辈人，如树善堂之石毓鋆（少波）在1929年任镇保卫团董，石毓珣在1944年任伪新民会（镇）主任。敦厚堂之石毓琪（仲望）在1946年任新报馆编辑，又转入甸缅远征军208师（解放前夕更番号38（伪）军）师部任职，1947年任伪天津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东北长春解放时石仲望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天津解放前半年，坚决辞职隐居。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被捕，羁押于东局子，后送延安学习，并分配工作，听说现在新疆某学院工作。另外，还有衍庆堂的石棪年解放前曾在石家庄一带当过白脖（动乱时有人来镇外调、至今下落不明），其兄石椿年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一贯游手好闲，在1952年他鼓励元吉堂石毓铨之妻戴氏与衍庆堂石少敏的女儿石某出了一张当年长门与尊美堂处理歇业某当铺余款分配帐单，写了状子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控告尊美堂依势剥削同族。虽然这是无理取闹，法院未必受理。但尊美堂知悉后，仍然托出人来私下了结，石椿年也出头假作和事佬，讹诈了两千元。他除了给两名妇女和另一男人每人三百元外，自己独得一千元。到1959年又将石氏阖族坟茔，盗掘一空，（后面详述）最后疑神疑鬼的死去。
  2．二门正廉堂
  二门正廉堂石宝庆分家后在后大街盖起了与长门面积相同的宅院，大门坐南朝北，进门东西两大院落，均系南北大客厅。石宝庆共生六子，他由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考中省试第一名武举后，于十四年（1809）在北京会试又中武进士。次子元恺又在道光十九年（1839）已亥科考中武举。孙石作瑗在光绪元年（1875）被推举为“孝廉方正”。石作棫（采三）在光绪五年（1879）已卯科又考中文举。据此正廉堂大门上方悬起了名书法家戴彬元题的“祖孙父子同登科甲”八个字的金漆大横匾。就在这时弟兄六人分居各起堂名，后来石宝庆的孙辈们也立了堂名，如恩绶堂、恩德堂、裕德堂、怀德堂、三德堂、锡福堂、润德堂、承德堂等都属二门之后。各户都分得大笔财产。在子孙当中同时也掀起了一阵功名热，能应考的应考，不能应考的就花钱捐，不能捐的就被推荐入各衙门当了不入流的（九品以下）小官小吏。
  不久锡福堂的石作棫（采三）以举人之身份先后作了河南省永宁、项城、宁陵等县的知县。
  承德堂的石作桢（蕴轩）他老婆是一个作官人家的女儿，常常看不起石蕴轩。她说：“你家空有银钱，并无一官半职，不过是一个土财主而已。”因此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捐官。首先捐了一个监生，后一赌气化了十万两白银捐了一个江苏扬州知府。到任之后，大肆搜刮民财，饱入私囊，不料被人举发，革了职。但钱财搜刮了二十万两之多，可谓发财还家。石蕴轩为人专横、霸道、仗势欺人。在他们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因修建大影壁，他仗势强拆了刘一刀的房屋，而刘一刀经过数次申诉，均为无效，反而将刘扣押，此后再无申诉之处。所以刘一刀一气成疯。在甲午（1894）至庚子（1900）年之间，他在任职时，家中有其子石绍曾（秋潭）主持，另建承德堂知府宅第于猪市大街，将石氏公有万茂号旧址扩大，仗势强买了数家民房和铺户，重演欺压刘一刀之故技，元兴号面铺就是被迫而迁移的，强买了这些房子之后，统统拆除，重新建起了新宅，（今一小对过），厅堂院舍的装饰也很讲究，家具陈设都是花梨紫檀，大理石面的桌椅等等。并在美丽胡同前立上马石。后来石蕴轩死后其子石秋潭为父找面子，卖了十顷地也捐了一个候补县官，但始终未出缺。
  正因为这一支都是官僚地主，阀阅气派十足，故与长门、三门及外亲外友的平头百姓都很生疏。只有同四门尊美堂石元俊（也是举人）还近乎些。但石作棫与石元仕也不相协，所以比较孤立。再因这些人在外日久，多迁异地居住，因而六小门各堂号主人的名子，除某些与地方接触，或有资料可考者外，其他连他们本家当族的小辈人也都说不清楚了。民国后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这些平日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的鸦片瘾士们，逐渐败落。只有怀德堂一支的石绍廉（博泉）有感于前程不妙，将仅有的一点房屋、土地卖掉，移居北京。石绍廉有个大儿子名石毓涛（石挥），民国四年（1915）他出生后才几个月就随全家人迁居北京。他在师大附小毕业后，因其父暂时失业仅断断续续的上了一两年初中。从十五岁起就独立生活了。先在北京前外卖报，后又在牙科诊所学徒，还在北宁铁路当过车僮（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做售货员。最后经过一个小学时的同学董世雄（影星兰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曾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四十年代初期在上海以“海棠红”剧一炮打高，赢得了“话剧皇帝”称号。以后又转入影坛，拍摄了二十多部影片。后又执导了十几部影片。荣获“表演艺术家”之称。更以在敌伪儇视下竞大胆拍摄苏联进步影片“夜店”为人称颂。法国电影史学家迷特里曾说：“我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一九五七年去香港，又导演了很多影片，艺名为“杨柳青”。
  石绍廉后在北洋府政谋了一个差使，方得供给两个小儿子石毓濮、石毓澍上了大学。后来石毓澍还留学国外深造，解放前在天津滨江道第三医院任内科主任医师，现在是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天津医学会会长、二附属医院院长，天津市心血管研究所所长，系全国知名的心血管专家、天津市政协常委。从1983年西郊医院请石教授来兼任主任以解决疑难病症，并提高本院大夫的医疗水平。石教授欣然同意，表示愿为家乡人民服务，至今已五年之久，于1988年初，以他为首组织了近二十名内、外、儿、妇、皮肤、眼科等各科专家、主任医师、付主任医师以上的知名大夫，在西郊医院开办了专家门诊。进一步提高了西郊医院的医疗水平。石毓濮解放前是福民药厂经理，兼药剂师，以后又在一个中学里当过化学教员。
  另外，属恩绶堂一支的石毓符，解放后是天津财经学院的副教授，一九八五年病故。
  3．三门天锡堂
  天锡堂石宝苓只有一个儿子，名石元熙，分家后在前大街起宅第（今二粮店），东南角建家祠。房屋建筑全是磨砖对缝，内部装修木雕隔扇布置精巧，有鸯鸳厅，戏楼等。其他三大门均无法比拟。皆因人丁不旺，又善于理财，岁入丰盈，家资雄厚。至清末家中设有银库、珍品库，外有天源银号，及各县的当铺十处（其中一个合资）。土地三百余顷，本镇十六街张家园一带的人们均为他家佃户。
  石元熙好玩嬉，对地方各项花会，多所赞助，十六街之东寓法鼓，全部法器、经柜、道具以及迎神赛会之黄绿呢大轿，木辇銮驾，全部执事，由前大街、估衣街、至鲜货市悬挂的彩灯、沙干、绸幕流苏等皆为该堂独资筹办。并专设两道院落存放道具。
  石元熙生有二子，长子名石作云（赓甫）次子名石作瑞（嘏孙）。元熙死后，其妻常年卧病。石作云祈祷于本镇药王庙许愿，将庙宇大修，在大殿内重新塑十大名医像。做隔扇承尘，为二药王更换袍履，并在殿前悬“宝元寿世”大匾一方，自祝两辈人长寿。
  石作云从先辈继承的大批产业，尚能继续维持，他每年要有一半的时间轮流到各县当铺指导经营。家中的土地和家务有其弟石作瑞掌管。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点，即皆吸鸦片，都贪女色。石作云经常在外巡游，打算在外边另建一个小家庭，经他大太太卞氏的反对，没有成功。后来在王口当铺住着，经过当铺经理搭桥，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石作云给这女人的丈夫五十亩地白种，每年还供给肥料籽种。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锡堂内一大院失火后，准备翻建。第二年春天石作云去王口住了三个月，没想到这有夫之妇就怀孕了，端午节赶回家中盖房，房未动工就病倒了，一病半年有余，日见严重。他们兄弟身边都没有儿女，一些族中没落子弟，见他家有偌大财产，而石作云病又垂危，都来争着过继。到除夕王口捎来信息，那个怀孕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到这时石作云只好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向老婆说明。他老婆是天津市城里乡祠卞家的姑娘，也是八大家之一，平时对丈夫管的很严，到这时虽然不满丈夫所为，但究竟自己房中有了儿子，于是就回绝了本族的过继问题。这些子弟们纷纷到族长石元仕面前告状，说王口当铺的妇女是个淫荡女人，和“老西”们都有来往，有乱宗嫌疑。石元仕唯唯答应，不加可否。石作云与夫人计议，开了一张三十万两的银票，叫仆人张明用拜匣装了，给石元仕送去，被退回来。转年正月，夫人卞氏借给叔公叩贺春节的机会，把这张银票，捧着直到石元仕内宅，孝敬了石元仕，压住了口声，方得正式承认。
  转年元宵节前一日石作云病故，由其夫人卞氏作主，去王口把他母子接来。该女人按照纳妾规矩，从后门进了偏院，儿子由账房先生抱着，大门外响起鼓乐，悬灯结彩直到停灵大厅。在石作云灵柩前换上孝服，门外灯彩全撤，贴上丧联讣告。把孩子才交给他母亲喂奶。这样就算天锡堂后继有人了。并且把进门这一天，算作小孩子的生日（旧历正月十七日），取名文光，字耀华。可怜他的亲生母亲，生离了原配丈夫，到石府作守节的寡妇。几年后悒郁而死。
  且说二大少石作瑞（同族的习惯称呼）经常去天津玩耍，弄来一个妓女叫金香玉，到家作了小老婆，但他并未收心，每天还是到外边吃喝嫖赌。长在赌场里，赌赢了就在赌场内大办酒席，赌输了就开条子到家中账房去取。赌场中的女主人是一个女光棍，渐渐的和二大少鬼混在一起。1917年石作瑞也得了病，赌场上半个月没见他来，这女光棍派人去请。听说他病了出不来，这女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就叫人去和石作瑞说，要进石府探病去服侍，本来这个女光棍名声很不好听。石作瑞听了怕她真来了势必勾起家务麻烦。于是就托人了结，把要翻盖房子的木料全部拉到赌场，又给了一笔钱，把赌场翻盖了八间四合院，才算完事。1918年石作瑞也去世了，由石文光兼祧过继出了大殡。当时石文光已年近二十。有石作瑞这个样子在他面前摆着，那套“败家子”的路数早已学成，只从人们送给石文光的外号“狗少”之称，就见其一斑了。据乡亲们评论，这门的家业全是“狗少”折腾光了，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但也不全对。因为石作瑞死后，大太太卞氏就行使了主权。首先辞退了账房总管王先生、王先生是海下（南郊）人，从二十岁时就在天锡堂管账，是当年全家信得过的一位账房总管，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管理着石家这一片产业。那为什么卞氏又辞退他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因石作云生前在王口姘了这一女人，后来怀孕，当铺经理捎来信息，而石作云正在病中，就派王先生去一趟王口，看看虚实。王先生到王口后，查明确已怀孕，就在当铺里支了一百吊钱，送给她作营养费，这件事内宅里全不知道。以后卞氏知道了此事，认为男人在外边胡来，账房也和他一合手，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受他们欺骗。所以石作云死后她就更不放心了。二是她对石作瑞在外边的胡作非为，也总是作种种猜测，于是她就拉拢金香玉作“耳报神”，了解石作瑞的一举一动。其实账房的王先生对石作瑞的行为也不满，因为石作瑞在管理土地时，各处二地东收进地租，全付给他，有时他在二空里把钱花掉，也不报账。只有在账房查对追问时，他才补开条子支用入账。因此这位账房先生，用一块白布画了天锡堂土地分布图，把各处所有土地都画在上面，并标明土地亩数、地点、地形、弓口四至，每年租金若干，何人经管等。并在石文光六、七岁时，账房王先生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常常讲给石文光听。这虽然是好事，但卞夫人认为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长大，还不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欺侮自己。所以石作瑞一死，她就毅然辞退了这位王先生。从而把管库的山西人姓阎的提升为主账房，这个“阎老西”为人老诚是当年从当铺调来的，主要管理库内细毛皮货，绸缎布匹，古玩字画、珍贵药物等等。卞氏又把他娘家侄儿卞星南找来和一个姓齐的，分管总务，“阎老西”实际驾空，成了记账员，收支财务库房都有卞、齐二人管理。
  且说石文光父、叔死后，他成了一家之主，卞星南也不敢管他，他可以把这万贯家财随意支取。卞星南也希望他胡花乱用不管事，自己好从中作手脚。就这样虽家有万贯，也经不起挥霍。例如石文光嫌赶车的车夫老了，动作慢。听说沧县有个姓马的把式。从前给清宫太监李莲英赶过车，当把鸟把式。只因为把李莲英心爱的一对鸽子喂死了。被李连英一脚踢出来，现在家种田。于是石文光就派人去接他，他不肯来，怕再“栽跟头”。所以叫他的大儿子马金山先替他来??路。马金山来到杨柳青，看了轿车马厩，向石文光提出了条件，建议轿车油饰一新，更换围幔，马厩内只有一匹菊花青能用，还要重新买一头，给自己做几套车把式服装。石文光一一答应，就这样商定下来。马金山是在旧历年初来到石家，就按石文光答应的条件，积极筹措，置办。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切都准备就绪。正赶上四月廿五日卫南洼大寺峰山庙会，马金山为了显显身手，，拨窜石文光去赶一趟庙会。石文光欣然同意，一仆一主，早晨八点由家动身，从中渡口渡河，走大堤，经市南大道、八里台、李七庄、向南东拐，沿路车快如飞，逢车就超，不到十一点就到了峰山庙。石文光游览了一番，下午两点返程，车子既快又稳，鞭子打的也清脆，再加上马金山衣物打扮出众，路上行人，全啧啧夸奖。从此石文光对马金山言听计从，加速了财产的挥霍。
  后来，马金山提意秋季去文安、坝县行围打猎，石文光同意了。于是订做了大小帐蓬，买了猎枪、弓、箭、猎犬、雄鹰，以及打猎野餐用的炊具、被服等等，一应俱全。陪着玩的有族中没落子弟和亲戚朋友，还有厨师仆从。另外还雇了几名猎手，一行三十多人，动用了十几辆大车，这个马金山既是参谋，又是响导。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玩腻了回来，也就只能打回几只兔子。
  石文光养了两只小洋，狗每天下午都要到东当铺胡同河边去饮水，靠河岸上有一片矮篱笆墙，里边住着一家姓彭的老汉，以卖劈柴、木炭为生。老夫妇和一个女儿共三人生活，女儿在院里晒衣服，被石文光看见了，等狗饮完了水，石文光还不走。马金山看出门道，就自告奋勇，找彭老汉去说亲，结果以约五十亩地和六百元钱，给石文光买去做了姨太太，后来又连续买了刘、薛两个姨太太，连他的大太太一共四个女人陪着他，但他还常姘靠女人，后来又在天津买了三个妓女和歌女，这样他家里就有七个女人了，这七个女人或在杨柳青，或在天津新旅社，轮流居住。后来这三个妓女歌女都不安于室，资遣了事
  石文光于民国十年（1921）冬天，在天津剧院看戏，邻座上有一妇女长的很漂亮，他就和人家答讪，态度极不老实，这个女人回家和她丈夫一说，就决定再去剧院引他进家，她丈夫找了几个人来，扭住就打，这个公子哥如何受得了，大喊饶命，自愿花钱赎罪。结果把一件海龙领子大衣扒掉，钻石戒指、金表、钞票也全掏出来，才狼狈跑回新旅社，谎称路遇劫匪。第二天他回了杨柳青，叫卞星南打开库房，寻找皮货，打算再做一件，找了一个紫貂皮甬子，准备带往天津加工。这时天津来了电话，叫他赶紧回新旅社，他又放下皮甬，匆匆赶到天津。原来是石丹林（石梦苓之兄）听说石文光被劫，和一个警探说了，这警探知道石家与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很要好，为了破案要功，到了新旅社细问原由，石文光只好把事情的原尾讲了一遍。第三天这警探把大衣拿回来了，说匪人已逃跑了，只剩下这件大衣。当然钻石戒指、金表等就下落不明了。这样石文光又奖赏警探四百元了事。
  石文光挥霍无度，他不但在新旅社每天需要几百元的开支，家中还养着一大批闲人。家中有学唱戏的文武场面，养狗的把式；养蛐蛐的把式；养花的把式；养鸟的把式等等。这时马金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被石文光按排了差使，花钱像流水似的，对家庭收支情况从不过问。无事就拿鸦片烟来消遣，用钱就向帐房要，这时每年进项，早已入不敷出，家中原有的库存白银，也所剩无几了。
  民国十二年（1923）旧历五月间，石文光正在天津新旅社大行其乐之际，没想到家里库房前院突然起火。大火熊熊地向北燃烧，很快漫延到库房，当时虽有家人们打开库房抢出了箱笼，摆设家俱等部分东西。然而在全镇十八道水会陆续临场施救，左邻右舍齐忙动手，人出人进无法辩认，给趁火打劫者以可乘之机，故而抢出来的东西又遭到部份损失。石文光在津得悉家中失火的消息后，当即赶回杨柳青，进门一不问伤人与否，二不问财产损失，先问起他那两只小洋狗的安全。继而才跑到水会扶机救火，可惜他是烟色之徒，体力孱弱，扶了没有二分钟，已经气喘嘘嘘了，只好退出火场。灾后经过清点衣物箱笼，估计失损百分之八十。库帐也已经焚毁，偏偏那位管库的当时又不在场，起火原因也没法调查。石文光只叹息了一声，就又回天津追欢取乐去了。
  经过这一场大火，天锡堂元气大伤，随之而来的是各路当铺，因东家开销大，不断抽掉资金。再加十几年来没人巡视监督，更有北洋军阀混战，散兵游勇，聚众抢劫，农村富户，多离家外迁，有的当铺早已亏累不堪。到北伐时期（1928）大都清理易主。在这几年中几位老寡居的太太们，已预感到石文光这个后代香烟不太成器。卞星南、齐某等人，明显地唯利是取。有的忧愤成病，陆续死亡。只有二姨太太金香玉有些见识，把儿媳朱氏找来，商量节减开支，将一些没用的仆从，一律给些银钱或土地打发回家。马金山除给三个月的工资之外，把他在外的住宅和东门外的二十四亩地也赏给了他。只留下姓齐的和“阎老西”。卞星南早已饱囊而去。据在天锡堂打短工的刘老先生讲，那齐某后来在天津特一区（今三义庄、谦德庄一带）盖了十条胡同的红砖瓦房出租，成了房产主。等到几位老奶奶死后，石文光就不再回杨柳青，在华利里租了一所房子与妻妾住在那里。
  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前各处的土地已经卖光（有相当一部份土地早已下落不明），家中的房子也拆卖一空，连祠堂也卖给了天津鼓楼西磕头岭茶棚，原样拆去建了观音堂。把爱妾薛氏以二百两烟土，由高五护送新疆，转给了当地教育厅长刘文龙，继而彭、刘两妾也转了出去。大太太朱氏只生了一个儿子长到十多岁也病死了。眼看山穷水尽，华利里的房子住不起了，退了租。又迁到芦庄子聚源小旅店内存身。这时他猛然想起万兴公记的公产，尚有他应分的二十顷地。就找到了乔蓬仙律师办理分产（分家过程前已详述），但是产业要逐步清理，一时钱还拿不到手。就指这笔钱借高利贷暂过其“瘾。”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万兴公记财产清理完毕。去掉费用还能分到八千多块钱。他自知是最后一笔钱了，就把吸鸦片改为海洛英或打吗啡针。但这八千块钱除了还高利贷所剩无几，奈何海洛英中毒已深，形销骨立，再加营养缺乏，出现了骨蒸现像。最后在无钱购买鲜货的情况下，托本镇毒贩韩五猴在送去海洛英时给他捎两个萝卜来。但萝卜没有吃到咀，就死在南市荣业大街的垃圾堆上了。还是曾在敦厚堂当过仆人的李凤起找石氏在津同族亲友，捐资装殓，拉回杨柳青埋葬的。他的老婆朱氏是天津财主和丰朱家，由娘家接去养老。从此天锡堂一支就算彻底家败人亡了。
  4．四门尊美堂
  石献廷第四子石宝珩，分家时年龄最小，仅二十多岁，由长门石宝善照应着，立堂名为尊美堂，取五福尊美之意。石宝珩共生三子，长子石元俊（筑岩）次子石元仕（次卿），三子石元杰（蓬仙）。石元俊自幼聪明颍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省试辛酉科举人，官拜工部郎中，但因父老弟幼，告病在家，未曾到任。后来与他父亲经营商业。除原分得当铺、土地外，自己在天津先后创办了万有姜厂（经营南北杂货，在上海、汉口各地设庄），万有酱园、万源银号、美善城银号、万盛煤灰厂两处（东万盛在袜子胡同，西方盛在北大关西竹竿巷），万庆成绸布棉纱庄等。石元俊闲时就与地方名流仕绅交往，在光绪四年（1878）与族侄石作桢（蕴轩）连络地方刘光先、王大为、朱宝光、王文彬、周爱莲、戴冠庆等，成立崇文书院于文昌阁内。有生童八十余人，月考课两次，为造就将来科考的进身阶梯。聘请其表叔高雁侬（石万程内侄孙）授课监考。后有刘学谦、杜彤两翰林及很多举人、秀才均出其门下。石元俊立家教很严，弟石元仕、石元杰全俯首听命，不敢违抗。尤好施于邻里，人对他也很敬重，在光绪十年左右病故，无子，立长门久思堂石作孚过继为嗣。
  石宝珩之次子石元仕，字次卿，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兄石元俊于光绪十年病故之后。尊美堂就由他当家，时年三十七岁。他继父、兄留下的偌下产业，土地、买卖、当铺等，致力经营，产业积累又有扩展。到庚子年其财势超过了同族各门。庚子之后其政治势力也在扩大，这时的石元仕可谓集官僚、地主、资本家于一身。无论在政治上、财势上、和社会影响上均成为显赫津门的“应时人物”在津西地区影响极大，确立了名符其实的“津西第一家”的地位。现于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就是指的尊美堂大院，这是四大门分家之后，财势最大，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支，所以本文对石元仕的所作所为略为详述：
  （1）、石元仕的土地和当铺。
  当石元仕主持家务之后，除继续经营商业资本之外，又经营土地和当铺，并以后者为主要经济来源。石元仕拥有土地五百多顷，（也有的说七百三十多顷）。除本镇土地之外，静海、武清、文安、霸县、安次、固安等县均有他家的土地。这些土地通过外账房崔丹圃出租给各地的佃农。出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按亩计租，直接收租钱。再是种分收，与耕者对半、或四、六分成（给地主四成），就这样由崔丹圃等催租讨债，每年石元仕可有四、五万石粮食的租钱进家，镇西冯高庄就是石元仕的佃户村。全村连房带地都是石元仕的，该村也是石元仕家坟莹所在地，（从石元俊这一辈即葬于此）。佃农给他家看坟地，但也须照付租价。
  另有当铺六处，分布在各地，基本上是那里有他家的土地，那里就有他家的当铺。如固安县的万生当、信安镇的万福当。唐官屯的万吉当、胜芳镇的万聚当、杨柳青的万顺当、（同族合资），永清还有一个当铺。这是只有赚没有赔的买卖。票面当价100、元以上者。月息一分八厘。100、元以下者，月息二分五厘。价值100、元的物品，只能当十几元钱，价值六、七百元的东西，才能当100多元钱。一般群众那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去当当呢？他们当的东西不过值个十块八块、或三块五块甚至当几角钱的都有。可是当的钱越少，利息反而越大。当期二年当死，可是九个月算一年，实际则是十八个月当死。假若已经当死，当铺的利润就更大，真是道道地地的高利贷盘剥。可是当铺的匾额上还美其名曰“裕国便民”，而实际上却是裕已害民。
  天津在清朝末年和军阀割据时期，为直隶总督、巡按使、省长等官僚的驻地。一些候补官僚都麋集于此，这些小官僚们日夜钻营，希望提前任用。于是攒重金，送厚礼，千方百计运动上司。若一时点金乏术，巨款难筹，只好借债，以应急需。石元仕在天津北门西，设有万源银号，就专门经营贷款业务。利率依用款之“急缓”而定，最低月息三分。这些花钱买官做的官僚们，只要巨款到手，那管利率高低。这些贩本来的官僚们到任之后再行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聚金还贷。俗话说：“欠债者还钱”可是对这些人来说并非如此，而是把还钱之累转嫁给了无辜的群众。
  （2）、交结官僚，排已媚外。
  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起义，大师兄张德成（河北新城人）率拳民由独流进驻疙瘩洼（今工农联盟农场南、距镇八里）兵营，以函贴召石元仕来营问话，石元仕害怕不敢去。乃选派天发德肉铺经理杜辑五冒名顶替。张德成问过杜辑五“杨柳青有没有二毛子，有没有拳民”，杜答：“没有二毛子，正在准备设坛”应付了一阵之后，待杜回到杨柳青石元仕对杜很感激，便给他个官斗局局董的差使。之后杜又改营祥发粉房、杂货等，以致发家。后来张德成到天津之后，听人说，那天来营答话者是假石元仕，张德成甚为恼怒。这件事传到石元仕耳朵里，他恐其张德成不饶他，拟出万元资助义和团，正在这个当儿，天津失守，便不了了之。
  石元仕素来钦佩汉奸张锦文（海张王）的为人，张在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京津时，设立支应局，为敌军采购粮食给养。事平后，得清政府褒扬，得赠一品封典，荫及三代。石元仕还善于审时度势，认为当初清政府和英法两国开战，京津陷落，圆明园被焚，而现在八国联合侵略中国，清政府如何抵抗的了。他认为这正是步张锦文后尘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和账房的先生及门客们，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一致称善，遂于旧历六月初召集了地方仕绅、亲友开会研究。并且声明一切财务开支，均有他自己承担，希望众人协力把事情办好。当时响应的有：石作瑷、董石笙、刘文蔚、张连坡、刘恩晋、王炳奎等，从此在尊美堂院内，成立了杨柳青支应局，拟对侵华敌军，办理支应，当时侵略军战舰蜂来，战况逐渐扩大，石元仕为取得官场的支持，就通过天津亲友到相近的官场游说。见有成效，石元仕随即以杨柳青绅董名义发出了邀请，请天津府、道、县各驻津办事衙门，及在津高亲贵友之眷属，暂来杨柳青避难的信函。
  就在这个时候，石元仕结交了马玉昆马统领，马玉昆是光绪皇帝由浙江调来与聂士成共同镇守天津的。马玉昆住天津河北三条石与俄国作战，聂士成驻海光寺与日本作战。在这紧张的局势下，石元仕每天派薄金堂和王春二人，拿着石元仕的片子去天津到聂士成和马玉昆处探听消息，每人每天赏给一吊老钱。当时杨柳青的绅仕、八大家都到石元仕家中听消息。
  六月十七日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十八日天津失守。马玉昆退至北仓，这时天津市的大小官吏就大车小辆的纷纷逃到杨柳青。当地绅士在石元仕指挥下，把镇上的寺庙和闲房一律腾出，在后大道（今改善街）还搭了很多席棚，接待天津难民。并对天津来到杨柳青的所有难民，每人每天供一斤大饼。当时张雁九以石元仕的名义召集饮食行业开会，号召他们保证供应。
  天津失守后八国军队彼来此往，络绎不绝，所有支应敌军的食品、用品、银钱以及办公饮食等等费用，每天两餐，需酒席二、三十桌，用款浩繁，开支甚巨，都是就地筹款，取之于民。就在这时以支应局的名义发了钱帖子（代纸币）几十万元，在市面上流通。办支应花几十万元之多，为此杨柳青无遭大难。
  石元仕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想尽一切办法，结交八国都统衙门文案处丁甲立（美国人）。丁甲立从小在天津开机器窑，也是传教士，他对天津的风俗习惯和中国语言非常熟悉。八国联军打天津他就担任了八国文案处都统衙门的总文案。他有个门生王厚斋，是北京人。石元仕为了交结丁甲立，在万有酱园烦人贿通王厚斋，通过王厚斋的引见，石元仕同丁甲立见了一面，后并从丁甲立手中领了很多张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和通行证。从此石元仕的名望就更大了。石元仕去天津有自己乘坐的轿车子，车的白光子上写着各国支应局车，在天津各租界地，通行勿阻，人人让路，官兵敬礼。
  之后，杨柳青以石元仕为首由陶世、文丰太、同盛合、久连普、成兴平、明盛、天锡堂、鼎兴等成立全盛保甲局。召用当地游民三十多人，聘任了武秀才靳×管领。也找丁甲立买了枪支弹药。这个保甲局，就是警察分暑的前身。当时在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杨柳青煞气腾腾，无有金銮殿，有瓦房几层，无有真龙天子，有石元仕应承。无有保驾的人，有保甲局服从”。
  石元仕为了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就钻营门经，结交官僚。杨柳青有个商人叫韩秀岩，他是天津庆善银号的经理，人极干练。石家外账房先生崔丹圃与庆善银号有交往，因此互有串换，越走越近。经崔丹圃介绍石元仕同韩秀岩成为朋友。庆善号交结的人员，大部份是机关和一班候补官员，待候补官员出来缺，上任乏钱，庆善银号接济他们，到任后有了钱再还。因此庆善银号经常有官僚出入。大沽口设立着一个海防公所，检查来往船只私货，也同庆善银号有来往。经韩秀岩给石元仕介绍与海防公所同知熊寿篯交了朋友。以后有海防公所同知的引续认识了李鸿章。继而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李鸿章接见了一次石元仕，石给李送了一万元的厚礼，李鸿章赞扬石元仕说：“仁德如先生，若皆如此力行，何致人民涂炭，国几不国”。意思是表扬石元仕在庚子之乱中，效敬洋人有功。
  辛丑年七月，清廷派李鸿章同各国议和后于九月李鸿章因病死去。西太后十一月从西安回来检视各处奏章，看到津西一带未受损失。就问庆亲王是谁维持的，庆亲王拿出保举石元仕的奏章回答：“是杨柳青石元仕办的”。太后听了大为欢悦，传旨召见。
  壬寅年（1902）四月，石元仕接到满清政府通知，让石元仕进京。石元仕立即备齐各种物资，带了随行人员，周碧山、邵以乡、刘紫波、董石笙、刘子淑等不下数十个随员。弄着行囊包裹，赶往北京。到京后未迟一、二天，朝内进见。慈禧太后见了石元仕问他怎样维持的？花了多少钱？石元仕就添枝加叶的把如何用四十八万银子支应时局的情况奏上。深蒙太后嘉奖。事后经军机处议定此项开销，拟请旨补赏，石元仕坚决不要。于是拟定给他一个四品卿衔湖北试用道，送西太后御批传旨。从此石元仕如虎添翼，名声大震，各地的人们都知道杨柳青有个石元仕了。接着就被选为天津议董两会成员，一时间成了津门的显赫人物。
  庚子之乱办支应，石元仕得以加官受赏，不明真像者，都以为他真的花了四十八万银子，支应局面，保障一方，使居民免受祸害，给他送匾送伞，表扬他的功德，称之为“石善人”。可事实上据《津西毖记》记载，石元仕以万兴公（石家的公产）的名义，共捐出两万数千吊钱，合现今人民币一万五千多元。其数目看起来是相当可观的，可是他是四大门之一，他个人出钱不过四千元以下，尚不足全镇共捐出的二十分之一。如《津西毖记》上册中说：“杨柳青全镇居民六、七千户，石宅富甲一村，合村凑捐，支撑一切，不继，则以保甲局钱帖子通融。亦因石宅殷富取信于人也……”。
  又说：“办理支应，正在需款之际，忽接西商同乡（在新疆的经商者）电报说：“现在集银五千两，以助本局经费”。
  又光绪二十七年三月间，西商亲友又捐银八百两，据称后尚续捐。俟有成数，即为汇到。嗣又捐两千两。统计西商共捐连贴水已有八千两。不可谓非巨款也”。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所谓“石善人”贪天之功，以谋私利之伪善面目。
  民国初年，乡邻贾墨林记录庚子之乱，写了一首诗歌——《庚子烽烟引》中写道：“……中堂奉命下津来，乱后城摧马路开，官员轿马还原任，辕门叩谒尽举哀，中堂慰藉复有加，端茶送客各回衙，盛赞石绅支应好，阖境安然度岁华，一份厚礼万金封，石绅进谒执礼恭，温谕仁德多劳苦，会当保举荐九重，翌年圣诏出彤廷，尊美堂前喜气盈，步步金银关节路，赢得钦加四品卿，官绅狐貉本一丘，皆为互利始相酬，名利自古同联贯，尔自欢喜我民愁，……”。这段诗话生动的反映了借庚子之乱石元仕办支应，讨好洋人，取悦朝廷，李鸿章受贿万金，为石元仕温谕、举荐、圣诏、钦加四品卿之实情。
  此外，石家还千方百计巴结权贵，如石元仕就是张之洞的族婿，他老婆是张之洞的族侄女，当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授军机大臣（宰相）请假还乡祭祖。石元仕获息后，将房屋油拭一新，派人去北京联系疏通，准备路过时请张下船迎送饮宴，以为门第增光。并提前筹备，在天津聚庆成、聚合成等大饭庄请来四名厨师，整治满汉全席，结果张之洞过杨柳青时，没有下船。
  另外，石家和天津市卞家、罗家、宋家（城内大富户），还有振德黄家，土城刘家、李善人家、八大祥的孟家、高台阶华家、均有烟娅关系。
  （3），勾结洋人，保全自己。
  《津西毖记》中说：“他家有十余座当铺，那时德兵过信安、固安二处，皆有他家当铺。信安之当稍有遗失，尚无大扰，以有外人护照之故也。而固安之当，因护照尚未寄到，又疏于防范，抢掠几半，若非请外人之护照，则他家十余当，岂堪设想。”
  八国联军到了唐官屯，石元仕得知信息，当地百姓要抢万吉当。石元仕派薄金堂代着翻译，拿着石元仕的名片和信，连夜骑马赶到唐官屯，与外国人联系，不但没抢，反而把百姓的布口袋一百多条扣留。石元仕捐了少数钱，得了很大好处，倘若损失一当，何止四千呢！
  当民国初年（1912）天津有一次兵变，即正月十四兵变。抢掠天津的时候，消息传到杨柳青，人心慌慌，忐忑不安，石元仕更为胆战心惊，为保存生命财产，便借保卫全镇为名，假公济私，求助于日本领事馆。很快派来日军一排，住在他的宅院中。门前设岗，其势汹汹，同时车站也住了一部份，日夜巡视，镇内镇外在日军强压下，得以相安无事。一时歌功颂德者大有人在。尤其地主、老财都赞扬他办了一件好事。当然这只不过是石元仕打着保护全镇的幌子，重展庚子故技而已。而石元仕为什么能及时借来外兵呢？亦因庚子之乱，日本首相东乡平八郎以他媚外有功，发给他保护执照。所以日本领事当见其请求，就及时派兵前来了。由此可见石元仕八面玲珑，手眼通天之技了。
  石元仕死后十余年他与日本亲善之关系仍然存在。七七事变日本军队侵占天津后，又向西北方面进犯，来到胜芳镇，就向镇内开炮攻击，经国民党强力抵抗，日军大有伤亡，又调来飞机助战，滥肆轰炸，人民大遭其殃。石元仕的当铺万巨当是一个重大目标。因为他的建筑高大，如一座城堡，四角更楼像四个岗楼，中间又有一座园形高楼，是存放金银珠宝的仓库。为避敌机轰炸，该当经理人，早将庚子八国联军给石元仕媚外得来的联合旗帜一面，悬于院中，以表示此处在外国势力范围之内。此计果然生效，飞机在上空盘旋多时，也没投弹。待日军开进镇内时，该当又施石元仕之故技，开门迎接日军，殷勤招待。其为首者见其屋内悬有各国首脑签字的保护执照，也有日本前首相东乡平八郎的签字，该日军当即敬礼。并说：“这是我们首相的好朋友，大大好人”。按石元仕已经死去多年，外兵还这样信任他，可见在庚子之乱得益之巨了。
  （4），尊美堂的宅院建筑。
  尊美堂之宅第，北门从估衣街至前门河沿街共有房屋二百多间，在进门冗长的甬道两侧，并排着五道门十个院，四周还有佣人住的配房。到南头西拐有月亮门和影壁，直对河沿大街。
  两侧由北至南是五层院落，再往西是石氏第二中学堂旧址，有南北两个院，是西式建筑。第一个院是北客厅，往南是大垂柱门，木刻石雕最为精美。第二院是串廊院，南面是鸳鸯大过厅。第三院有戏楼一座，并有南客厅。当年石元仕大作寿日就在此演戏。第四院南面是花厅，那是专门接待贵宾的，北面大厅是陈设古玩、字画的地方，犹如一座博物馆。过月亮门是第五院有外账房，又有大影壁，影壁上镶有各种精美的动物图案砖雕。影壁正对前大门至河沿街。
  东侧也是五层院落，由北往南，第一院是内账房，（由张雁九为大总管）和北客厅。现在院内仍存石氏原有汉白玉条槽卧狮形大山石一对，颇为状观。第二、三、四院是住宅和女花厅。第五院是南书房，那时是自设的私塾，其中存书满屋。也像一座图书馆。东边甬道，有厨房，下房，更房、车棚马厩及护院的男女佣人之住所。
  全部建筑用料考究，做工精细，砖瓦都是定烧；木料全是楠、樟、楸、柏、各种硬木；石料是大青细石等等。整个建筑工程，都是磨砖对缝，画栋雕梁，花糯格扇，油漆朱彩。现在仅存值得一观的是西院大垂柱门和中间二、三两个垂柱门及后大门的大影壁的砖、木、石雕等。据说光是第三垂柱门之九狮图的石鼓子就用了五百两白银。那时石氏也视为珍品，故常用木套罩着，以免受损。二道门的八仙人门蹲是有两个工匠用了一年的时间雕制而成的。可惜这样一座远非一般地主老财能有的豪华富丽的宅第，竟在十年动乱之中，被那些“红卫兵”们糟踏的面目全非了。好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西郊区人民政府为保护这所庄园，已批准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计划分期拨款，逐步复原，辟为杨柳青博物馆。使之成为当地的一大人文景观。
  （5）、石元仕家藏古玩及来历。
  石元仕所有古玩、字画、金石、鼎彝、珠宝、玉器、衣服用具，无一不精美绝伦，堪称珍品。而收藏之富，绝非一般地主、资产阶级所能比。然则从何而来呢？除嘉庆年间，和珅使女携带而来，和在天津、北京各地古玩店购置而来者外。主要是庚子变乱，天津、北京相继失守后，因本镇办支应，得以安静如常，天津各处来此避案者携带来的，或有人抢掠而来，或贩运而来的内廷珍贵之物。都聚集在此地销售，其价甚廉，石家有专人为之收买。再者他家在各地开设的典当业，当死的珠宝、玉器、上等皮毛、用具中选留。这样年积月累，越聚越多。珍藏之富，甲于各大地主豪绅。例如石元仕家藏一顶风冠，由珍珠，钻石、翡翠、玛瑙等奇珍异宝镶嵌而成。此冠可谓价值连城。石元仕重金购来，作为传家之宝，每逢其子弟结婚就将这顶凤冠给新人冠戴一次，以显示阔绰。
  在民国初年石宅与曹锐之女结亲，曹氏所备嫁妆阔气非常，添满五楼五底，各样家俱、衣服、首饰珠宝等物，无不应有尽有。曹氏有意竟比豪奢。但是石氏送去的催妆礼，给新娘一切妆饰品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这顶凤冠。曹氏一见此冠珠光宝气，耀眼夺目，自叹弗如，以五楼五底的东西，反不如一冠之贵。
  石元仕还有一棵翡翠大白菜，以翡翠绿的部份雕琢菜叶，白的部份雕成菜梗。在绿叶上又雕刻一个蝈蝈。另外还有一串玉宝石葡萄，枝叶蔓果色各不同，而是一块玉石雕成。雕技之妙，真是鬼斧神工。仅从这两珍宝，即可看出他珍藏之巨，价值之高了。
  （6）奢侈的生活方式。
  石元仕平日生活，极其奢侈，他对衣食住行，无不追求讲究，穿衣单、夹、皮、棉、纱皆有专人保管，一天三开箱。吃喝有专厨，早晨一小碗上等大洋官燕粥，就要花掉四十块大洋。厨房里堆满鸡、鸭、鱼、肉、海味、山珍。厨师每天请示菜谱，有很多独有的花样菜肴，伺候他和他的眷属。外边另有一个外厨房，就是本镇著名菜馆——玉顺馆酒席处。他并向该酒席处推荐了一名远近驰名的厨师王练（烟鬼王）。王练出身厨行世家。技艺精湛。曾先后在美城德掌灶，也曾为恩绶堂家厨，后因有鸦片瘾误事，被辞退。但石氏族人对其烹调绝技，刻不忘怀。石元仕更对他称许备至，尤推崇他的刀工与烹制海味菜的火候。他的拿手菜“桂花鱼骨”，色泽嫩黄，鱼骨酥软，上口不腻，味道香醇。扒海参型体完整，入口而化。其他如鸭抱鱼翅，烧鱼烹虾，亦别具一格。石元仕凡宴会官亲僚友，和他自己用菜时，都由玉顺馆供应酒席。还必令烟鬼王亲自上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石家的座上客，每月总要来几次，临行时还要装几样菜，放进小提盒。每次宴罢，除对烟鬼王分给赏钱外，常赐烟膏数两，供其过瘾。玉顺馆每年营业总额中，尊美堂占百分之七十五。因而获利巨增，到解放时玉顺馆有上田五百余亩，成为地主成份。
  （7）石元仕的“乐善好施。”
  石元仕曾有“石善人”之称，这是因为他善用小恩小惠，拢络人心。比如遇灾年，给穷人发点赈济，或开设粥场，以博“乐善好施”之名。
  光绪十七年（1891）地方上先旱后涝，颗粒未登，饥民抢石家柴场以御寒。石元仕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出钱两万吊，赈济，施棉衣，开粥场，贫民赖依存活。为此盲艺人编“抢柴场”快板一段，到处颂扬。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失败，地方混乱，当年新疆伊犁各商号同乡凑了一笔钱，因汇兑不通，到光绪二十七年款才收到，交给了支应局，但石元仕眼中看不起，说：“若指这几个钱，杨柳青早就完了”。石元仕又拿出和以上数目相同的钱，到年终办了一次赈济。
  民国六年（1917）大水，年终又一次开赈，石元仕便发下话来，佃农受灾户，三年免收租金。
  每遇冬季下大雪，必雇佣贫苦人，扫除河道积雪，以利冰床通行，劳动人民得以继续撑客，赚钱吃饭。别处路过的也得其便。无不颂扬他的德政，可谓有口皆碑。
  以上所述石元仕的这些善施，和他剥削来的不义之财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尔，牺牲这点小的代价，落得个“乡贤”、“善人”的美名。可谓高明矣。
  （8）石元仕大做寿。
  1917年夏秋之交，大雨连绵，子牙河水位骤涨，在黄家房子一带，河水泛滥与南运河通流。郝家咀决口，直灌卫南洼，方园百余里，尽成泽国，田禾淹没，庐舍倒塌。成千上万的灾民，风餐露宿，啼饥号寒，凄惨万状，触目伤心。天津部份地区和杨柳青北面，皆陆地行舟。
  1918年洪水虽退，田地尚难耕种，缺衣少食者，难以计数。当此疮痍未复，满目凄凉的时候，石元仕进了一笔几万元的荒账，他一高兴，决定大办寿辰。就在当年十一月十一日，石元仕七十寿辰。之先向亲朋好友发出了华诞征文的启事。所以在寿辰时，征文满宅，寿联寿屏层层叠叠，挂满了名人字画，最使人注意的是南皮张家送来的，硬木牙雕做托，中嵌万年红甩金宣纸，由早年张之万亲笔写的大寿屏。由杨以德代邀请了戏剧名伶：孙菊仙，陈德霖、余叔岩、裘桂仙及名票友窦砚峰、王君直、鲍丹庭、吴象乾等在本宅内台演出。招待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直派师长曹英、直隶省长曹锐、以及天津八大家，大盐商和各县地主、财阀及其眷属。在本镇兰塔寺附近久家场院，搭设临时戏台，由天津一个戏班，进行演出，招待乡邻。
  为了炫耀其富，各屋各院摆满了珍宝古玩。当时孙菊仙、龚云甫等演出之后，欣赏古玩时对乾隆年间的桃花洞烟壶，夸赞不已，石元仕一见爽口答应：“老板喜爱，请带去吧”。据说此物是石家用三百银元从北京买来的。
  做过七十大寿，石元仕累得精疲力尽，第二年就在背上生了一个溃疽，虽经治愈。但体弱己极，不久，即去世了。
  （9）石元仕的大出丧。
  石元仕民国七年大做寿，接着民国八年（1919）病故，就又来了个大出丧。请来清代末科状元@做点主官，警察厅长杨以德祭门扛。除延请了津京各大庙宇的僧、道、尼做为送葬仪仗队外，还特定从北京扛房请了过去专为皇亲贵族使用的“独龙扛”一百零八人抬。浩浩荡荡的队伍，排满了三里长街。沿途设路祭棚十几座，极尽封建时代之“哀荣”。有胜于迎神赛会之景况，与前一年他大做寿时一样，方园几十里的村庄，家喻户晓，，哄动一时。所以石氏这次大出丧全镇居民，接亲请友前来参观者颇不乏人，可谓万人空卷、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途为之塞。因出丧要全部过河，所以在中渡口（今公园长寿园—青年园中间）搭设了临时浮桥一座。这天往来船只，聚集如林，水路交通为之断绝。
  此外，邀集了几十名工匠，制做了各种扎彩，如守门狮子、开路转鬼、四大天王、鹤童虎判、四走四飞、文物执事、官轿马车、步队马队、厅堂宅舍、午台戏剧、男女佣人、一切古玩陈设、用具等等。都是按石元仕生前所爱之物照样仿制的。这些东西都是用绫罗绸缎、呢绒布匹各种材料制做而成。尤其午台戏剧有名演员刘鸿升的拿手好戏“斩龙袍”赵匡胤与同侍所穿用的服装全是用黄缎子和金丝各线绣制。
  在“五七”时，又从天津请来扎彩匠，用布扎了各种房子、用具、四合院的门窗都能开动，真人都能出入，还有轿车、家俱之类，摆满了镇西冯高庄石家的四十亩茔地。这些东西最后付之一炬，真是暴殄天物，莫此为甚。
  （10）为避战乱、移居天津。
  石元仕死后，根据当年石元俊遗言：“兄终弟及”，兄弟三人轮流管业，本应为石元杰继续当家，奈石元杰早死，就按照石元仕遗言指定石元杰长子石作藩管业。这时家业已大不如前，而且其他之大门，均已明显败落，很多没落户，以万兴公作为目标，或经手挪用，或接洽借款。石作藩初接管事，难以应付，于是合族商议改选长门之敦厚堂石凤文为族长，接办万兴公事，民国九年（1920）末，双方正式移交清楚。
  从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紧接着是直皖战争，又直奉战争，继而是曹锟贿选总统，直系内部四分五裂，奉皖联盟、冯玉祥倒戈。杨柳青又遭受特大的水灾，尊美堂第三代作字辈，鉴于时局动荡，从亲友建议合家迁往天津定居。到了天津之后住上了楼房，原来家俱陈设，尺寸款式，都不相协调。因而都重新购买。在杨柳青各房中的家俱、床帐、地毯、炕毯、甚至连被褥以及陈设等，一动也不动的封存起来。以后每年石作兰等还常来杨柳青家中看一看，住一、两天，或找些需要而又买不到的物品拿走。
  账房先生张雁九在石家管账近四十年，手底下也有了几十万元的家私。且年事已高，就辞去了职务和一个小老婆在镇上定居了，每年去天津给东家拜拜年，以示不忘旧恩。
  当然杨柳青的房子、土地、还需雇人看管。接张雁九职务的是赵乃棠，起先他是崔丹圃的副手。就在石家迁移天津后，崔丹圃病故，赵就成为主账房，他一人主管尊美堂房院和田园土地。把每年收的佃租，除去地方上税收摊派和工资管理维修等费用。在十月和十二月两次去天津向石作藩报账。
  石家迁入天津后，挑费并没有减轻，每年用于各种排场开支，特别是各地的乡绅、姻亲贵友，三节两寿，婚丧嫁娶、酬应频繁，更有一些族中没落户，虽然万兴公已有敦厚堂石凤文管理，依然还是习惯的去依附生活。如聿修堂石斑文夫妇死后，两个儿子石毓铸、石毓镛，生活无着，就住在那里。平时告帮的，借钱的，络绎不绝，特别一到年终，大有接应不暇之势。
  日寇侵入杨柳青，地方上设立镇公所，每年对他家的摊派款是第一流的，而四外的土地，一部份属游击区、或解放区。另一部份农民逃亡，土地荒芜了没人种。收入还不足开支的百分之五十。这时的尊美堂早就靠卖掉古玩细软，填补生活亏空了。
  尊美堂迁走前后，原护院镖师共四人，以前有三人宋、王、薄，都陆续辞退，只留下一个张金富。张将前后大门全封闭，自己住在西甬路一间小屋里，在小屋南面，有通塘子胡同的一个小门，人们进去全走这里。账房有赵乃棠，还有杂役张惠林，他原是当初石元仕的长随，也留下在这里看守。张金富每天早晚在前后转一圈，很守职尽责，在沦陷期间病死了。
  这里还应提到石椿年，石椿年在沦陷时期，在第六保当副保长，尊美堂也属六保范围，他看赵乃棠家中摆设的家俱和一切生活用品，特别是一对福建大漆描花箱子，他联想到这是尊美堂的东西。为此，引起他的侵占欲，他也公开的进入院内搜寻，当时张金富已死。他只通过赵乃棠，说保公所或镇公所借用。后来他竟拧门撬锁，趁赵乃棠不在眼前，将各房中各种值钱的物品，集在一起，勾结尊美堂附近的一个邻居，夜间运出。以后赵乃棠发现了，向天津石作藩作了报告，在那种混乱时期，尊美堂也无可奈何。这样赵乃棠也趁便打劫，实行了大搬运。但至解放后，赵乃棠已死。土改时他的老婆和儿子，怕因这事挨整，就抛弃了这个家逃走了。
  （11）石元仕夫人丧事大办，家境明显衰落。
  一九四〇年石元仕的夫人死去了。她比石元仕晚死二十年，终年九十岁。因为她是南皮张之洞的族侄女，当时张之洞的家族，大部在天津，有的还出任敌伪高级官员，如张之洞的儿子张燕卿，是伪满州国的外交大臣。另一个儿子张仁蠡也是个大人物，一九四三年出任伪市长。娘家人如此势力，所以必须大操大办一下。这位老太太自己有些私房钱，无论如何，还要另外筹款支办。尊美堂在天津共有三处住宅，以华利里两个院子为主宅，分家后石元俊的继子石作孚一支住香港路，石元杰一支住厦门道。灵柩停在华利里，办丧事地方窄狭，不足应用，只能在那里开吊，为此在附近包了天津第一流的饭庄“聚合成”，商订停业两天不对外，门前扎了素幛屏幡，招待来宾，爱友及族中人等，又在平安饭店租占了一层楼房，供外地来人休息。一切扎彩仪仗，虽然赶不上石元仕那么风光显赫。但在沦陷时期，洪水过后，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这样的大操大办，在天津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了。据说当时穿孝服的约一百人左右，送殡的人也有三、四百众。这次丧事过后，尊美堂的家道，明显衰落。杨柳青镇上对他家的摊派，依然有增无减，故只好负债抵补。杨柳年庆生号（黑银号）成了大债权主，不得已将尊美堂的部份住宅，折抵欠款，卖给了安家（庆生经理），但安家还没有来得及迁入居住，杨柳青就解放了。
  至解放后，只石承业任天津大学教授，其他承字辈尚有八人，均已逐渐败落。
  七、石氏祖坟的风波
  石氏祖坟坐落在杨柳青河南，马庄下坡。共有土地80亩，石氏从迁居杨柳青以后的四、五代都葬于此坟地。只是到以后尊美堂、裕德堂、怀德堂三支另建坟地。其余各支的坟地仍在这祖坟之内。此地解放以后，于1952年2月，以石衡普、石毓铎、石仲〓、石沣年、石周恒勤等，代表石氏合族七十余户，向杨柳青镇中心街政府备案。声明此坟地为石氏合族之公产。不属石姓一、二人及外姓所能认领该地之土地证。并在四、五、六街政府口头声明在案。
  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些平日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的后裔公子哥们，平时没有一技之长，什么都不会作，就想从祖宗的坟墓上打主意。首先是燕怀堂石毓鑫，他原是由石氏亲戚家曹姓抱来的养子，他想掘墓得宝。因石家四大门中之天锡堂独苗石文光吃、喝、嫖、赌、抽把偌大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死在天津市荣业大街广和楼前的垃圾堆上。天锡堂这一大门已后继无人，石毓鑫就雇工挖他家坟墓。当他刚挖到第一坟时，衍庆堂之石椿年闻悉。把石毓鑫扭送公安机关。结果以盗窃他人坟墓罪判处三年徒刑。然后石椿年从石毓鑫事件中受到启发。他经过思考，为作到盗坟合法化，他串通了生产队一个社员，大造舆论，到处宣传说石家坟地要征用，所有坟墓一律限期迁走。就有他出头派人往各门家族后裔送信。说明如无人或无力者，石椿年可以代迁。这时只有尊美堂石承业听到消息，租用了运输场平板大车两辆，将其曾祖石宝珩夫妇棺木，运往南马集公墓，购穴安葬。还有聿修堂棺木两口，由其女儿迁移至铁锅淀西北义地。其余后裔无力者或与石椿年合作，挖掘伙分殉葬品，或委托石椿年一手包办。将原棺木打开，取出贵重殉葬品，将尸体改殓薄板小材内，拉往北郊铁锅淀西北义地埋葬。其无主或接信后不来的，均按无主坟墓，由石椿年雇工挖掘，就连公中上三辈老祖（石衷一、石万程、石献廷）坟墓亦未幸免。前后挖出完整不朽的棺木计一百二十余口。有的直接卖出，有的雇木工刨去漆皮，当新料卖掉。从一九五九年起至一九六一年止，三年之内，全部清理完毕。天锡堂一门棺木二十余口，较其他富有，殉葬金翠饰品亦很丰厚，身下的七星钱，每枚即重一两，均为他一人所得。石椿年被这些黄金珍饰，冲昏了头脑，挥霍恣纵，到处呈豪华，摆阔气。许多帮闲的狐朋狗友，常在一起吃喝，每餐销费不下一、二百元。这时他的始祖石衷一骨殖，拣来就放卧室床下很久。据他自己说要买一个白磁缸子，装殓埋葬。但后来白磁缸子也没买，骨殖也不知去向了。
  他把从棺材里掘出来的金银财宝等殉葬品，装在一个布口袋里。他的宝贝儿子没事就拿出来摆弄着玩。后来不知是受了众多死尸细菌病毒传染，或其他原因，就突然得了瘟病，死在去医院的路上。
  此外，还有许多族中子弟和坟中死尸有沾边的亲族，就以不知道信息为名，找他索要金饰等殉葬品和旧棺木，有他不敢惹的，就分润一些。老实懦弱的，他就不理或拖延。因此也常常争吵不休。等坟墓全部清理完毕，他的钱也化光了。昔日那些帮闲的，一看他口袋里没钱了，就都不再见面了。只有族中人还不断来找他要这要那。亏心生暗鬼，他自己和别人说：“他常常做噩梦，说他父亲就和他幼年在外边惹祸回家一样，叫他罚跪，他爷爷也用烟枪打他。”“还有很多妇女找他要账。”就这样他白天和族中人们斗，夜间被噩梦缠。在一九六二年他就一命呜呼。
  至于石毓鑫呢？刑满释放出狱，听说石椿年得了那么多金饰物品，大棺材，他贼心不死，又偷偷地到铁锅淀去将聿修堂的那两口棺材挖出撬开，窃取了金宝饰品，后被本主家属知道了，石毓鑫二次入狱。
  说到这里，石氏家族的偌大家业，正如“红楼梦”中的那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石氏家族久居杨柳青历时200、多年，曾显赫一时，它的全部财势，终于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消亡了。它象许多的封建家族和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样，经历了它的发展期、兴盛期、和衰落期而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这个家族自身发展的必然。望读者看到这一段历史记述的时候，能对这个家族衰亡的实质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联系起来加以思考。
  ×××
  上述情况，是根据石衡普（毓均）石丰年的阐述笔录，又访问了在天津和本镇的大约三十多位（包括长、二、四门）石氏后裔。并参考一九六四年前后杨柳青镇史办公室搜集的资料。及有关历史资料撰写的。舛漏之处在所难免，希知情者，予以赐教。
  一九八八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