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自从北宋时期，淤积成陆，周围还是洼淀水乡，可耕地很少。在清代以前，几百年来，除运河南岸，有几片宽不足半里的狭长地带，因长期用河水灌溉，可以种植一些蔬菜外，再南则是一片硝碱，农作物很难生长。北岸过了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现在的新华路以北，也是杂草丛生，收获量也不多。一切居民用粮，大部依靠从外地采购运来供应。在清代初期，本地的粮食商人，每年都有向外地采运一些小麦杂粮等，以供地方消费。为了装卸运输方便，他们在运河北岸，开设粮食行栈，就地囤积发卖，这本是当年最稳妥的营生。乾隆年间（约1786年左右），天津举人杨无怪，写过一篇“天津论”，指出，天津企业收入最高的，除了盐商，就得数粮商了。他写道：“其次粮字号，买手最吉祥，年深也把船来养，一年四趟，锦州牛庄，荒年一载大沾光，一只可赚三只粮”。不过他指的是：天津天成韩、和葛沽、咸水沽的几家养海船的大户。而杨柳青的粮商，是沿运河向南方去采购，但情况是一样的。从前本地的一些粮商，都是根据当时实际人口的需求量，限于本地供销，大约也不过四一五万石。就在杨无怪写“天津论”的同时期，有外地的一个船户来到这里，看到这地方距天津既近，又与子牙、大清等河运输也很方便，他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开设了万兴粮行。此人即石万程，石原籍山东，常用自养对漕大船，为官家运粮，来往于河南省龙王庙至北京的通州区问。石家万兴粮行，开始由他父亲石衷一和儿子石献庭经管。石万程本人主要借漕粮运输之机，为之采购，或以贱价收买漕粮押运官盗卖的官粮。因为他常年在外，信息灵通，生意做得十分兴隆。有一次他单船奉命到宿迁，装载了一船大米，运往通州，中途船已近临清，平地一声雷，传来黄河决口，很多运粮船失事的消息。运粮官一看吃私发财的机会到了，便也假报黄河决口，漕船遇难沉没，将漕船标志摘去，眨眼间官粮就变成了私粮，卸进了石家万兴粮行。后来朝廷根据密报，派出钦差，来杨柳青勘查。石万程和押运官得知后，上下打点，使钦差在路上多耽搁了些时日，连夜又将稻米装船，由子牙河转入大清河。等钦差来到杨柳青万兴粮栈，见到存栈的粮食，全是高粮玉米，连一点稻米渣也没查着。由地方官陪着在石家吃喝了一通，又接受了一份礼品，就回到京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向朝廷交了差。此举对石万程发家，可算沾光不小。石万程在杨柳青定居，三世后到道光时期（1821-1850），已经是富甲一方，成了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大财主了。其它粮食商人，见到石家发家致富，也都增加资本，扩大经营，如双盛杜家，庆源刘家，庆成安家等。这时粮食行业，大小共有十多家，占据了由中渡口到东渡口的里许河沿。他们有的自有大船，自己采运储存；有的代客户寄存囤积，收取栈租，或抵押放款。大清嘉庆六年（1801），大水之后，因先后将子牙河南北两岸加高，使河水不再漫入东淀，杨柳青西面的莲花淀（小洼），和子牙河北的杨芬港以东，都逐渐干涸，露出了大片土地。杨柳青开始有了大地主，和贫雇扛活的农民，有了地土和农民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就又给粮行存栈，增加了买入卖出的发财之机。当时粮食计量是以斗石为单位，量斗人称为斗伕或抱斗的，他们本人有牙帖，是从地方主管的官府买来的差使，可以世代相传，亦可转让给别人。另外还设立了官斗局，对他们进行管理，并抽取地方公益税金。粮食行栈对客户粮食的收存或卖出，自己不能计量，必须到官斗局找斗伕来过斗。看来这样是很公平的，其实粮栈对斗伕，暗地里都有长期额外补贴，粮食进出，斗伕们利用工具和手法，从中可使粮栈得到升溢结余。清代末年，粮食行业，因天津的海上运输便利，南方大米、和国外面粉，源源涌入市内。本镇后起的大粮商，如文义永杨家、利兴栈朱家等，也因天津市内行情明出手快，改为直接去天津经营。以后更多的粮食商人，由座商改，力行商。在天津怡和或华丰浴两家斗店，长年租一间客房，做为落脚之地，搞长途贩运，或在本地买进卖出。民国二十五年（1936）天津利和毛巾厂经理王作庸（字佩芝本镇人），集资接办了天津怡和斗店，以其弟王作勋为经理，有些地主，把收获的粮食，也运卸天津，交由斗店代存代销。杨柳青则只剩一家镜义粮栈，为斗伕刘镜轩所经营。刘镜轩没有资金，实际上是一个存货场，正因只此一家，生意一直旺盛。北伐后（约1928）去新疆贸易有些发迹的人，陆续归来，他们手里多少都握有浮钱。其中有在新疆奇台县（古城子）经营文义厚京货店的穆春第，置买了本镇东当铺的全部房地产（系天津宫北街长源杨氏原业主），开设了春毓公粮栈，并经营榨油及米面业。把原来的当铺改为存货场地，为从新疆回来买地务农的储存粮食。据该栈雇佣的工人讲，该栈除每年正常经济收入外，仅粮食一项，即溢余二百余石。民国二十八年（1939），大水后，当铺全部为日伪占做兵营，营业面积，只剩对面柜房一院，至解放时，春毓公、镜义栈方先后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