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按：这篇文章、是王新舫老先生叙述的当年去新疆亲身经历，他现在已是九十高龄了。从他的祖父父亲到他三世，都到过新疆。他们和许多穷苦百姓一样，为了找寻生计，不惜背井离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跋涉于内地与新疆的旅途之间。虽然有些人，直接或间接的靠剥削少数民族发了家，但就去新疆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依靠劳动谋生的。并对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王新舫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首去伊犁
  我家是三世赶大营（清同治末年，左宗棠率军去新疆戡平阿古柏叛乱，当时西征队伍需要商贩供应生活用品，首先杨柳青人，三三两两追随西大营售货）的。从我祖父起，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到了伊犁。那时伊犁有清廷派的将军驻守，满汉官兵四、五万人，每年由内地各省摊派协助饷银二百三十万两。并有旗屯、汉屯等土地，粮食自给有余，还有老满营的锡伯、索伦等少数民族家属的八旗禄米，所以地方上很繁华。我的外祖父周乾玉、周乾风兄弟二人，是光绪初年来新疆的周氏四同族兄弟之一（有周乾吉会糕点技艺与乌鲁木齐复泉涌杨润堂合作，光绪十五年（1889）病死。还有号称百万富翁的周乾义）。我外祖父兄弟二人，在伊犁霍城开办了一个灼酒坊，生产的白酒，除供当地消费外，还在新城（惠远）设有分店。因为人手少，就捎信叫我祖父到那里去帮忙，我祖父在光绪十年（1892）到了伊犁。在新城一干五年，后来总觉着两个亲家在一起，不大方便，就回家了。我父亲是在我出生不久，去伊犁的，一去就是十多年，虽说没立下什么基业，总算是维持了家庭生活。宣统三年（1911）末，伊犁发生革命起义，志锐将军被杀，伊犁混乱，我父亲回到家中。又过了几年我结了婚，到民国六年（1917），就让我随着表兄张润田去伊犁了。以前我外祖父和祖父，都是担着小篓，沿途做着小买卖，每天以六十里步行速度，半年才能到达，一路艰辛，可想而知。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就好些了，因为日子宽裕点儿啦，有路费了，不必再做小买卖了，走累了还可雇驴骡骆驼代步。再说搭伴同行的人，互相照应，也不觉单调。我去伊犁那年是十九岁，路上有亲戚照应，并且坐的俄台，只用了二十五天，就到了，记的我和表兄是旧历三月初动的身，先乘火车去奉天，再转车去哈尔滨满洲里在中俄交界处，住进了悦来店，悦来店主人叫叶立山，他少年时曾参加过郭老黑的胡匪队，在中俄边境，打家劫舍，官方追的紧了，就逃到俄国境内，因此他学会了流利的俄语。后来郭老黑被打死，叶立山也洗手不干了。当时正值俄国修海参威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亚铁路，叶立山就在这里开了一个旅店，代客办理出入国境手续。我去的时候，中俄边境还很乱，胡匪多如牛毛。但他们对叶立山很敬重，不敢到店来扰乱。表兄告诫我，不要到外边乱走。叶立山也常和住客们说：“如果谁需要外出办事，可事先通知兄弟一声，派人跟着，以免遭到损失”。我们在店里住了五天，手续就办妥了。我们进入俄境，登上了俄国去莫斯科的火车，大约有一个星期，到斜米车站。从斜米下车，距塔城还有五百里路，再雇马车走六天，就进入我国边镇塔城。我表兄张润田是伊犁商会长，文丰泰的管事经理人。在伊犁九城很有名气，关卡上的人，也都认识他，略略的看了看行李，就放行了。来到塔城的文丰泰支店，当时经理是单品山，给我们安排好住处，歇了一天，又坐车到了宁远的文丰泰总店。表兄就让我暂到绥定城内分店去学徒，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他又把我荐到兴泰和酱园去当会计。兴泰和是一个经营杂货京货酱园的综合企业，它生产的酱莴苣很出名，在清末马亮将军还给北京皇帝做为贡品。我又在那里干了二年。这时俄国发生革命，有很多打败的白俄军队，走头无路，还有部分华侨兵，都窜入了伊犁。地方又乱起来，我也很想家，就离开兴泰和，到了乌鲁木齐。
  二、回家走外蒙古大草地
  乌鲁木齐东街，有一家字号叫复泉涌综合京货店，店堂门市就有七间，后边还有八间生产车间。比伊犁的兴泰和，还多一种糕点经营。当时是我舅父周义臣在那里自东自掌，复泉涌本是个老字号，最早创业人杨润堂（本镇东街人）。在清同治元年（1862），杨润堂二十一岁时，因打抱不平，误伤人命，被充军伊犁。在缱屯里种了几年地，光绪元年（1875），新皇帝登基遇赦，杨润堂恢复了自由。正赶上左宗棠平定新疆，他干了个小买卖，因身强力壮能吃苦，那时乌鲁木齐，经过战争，人烟稀少，做买卖的随便占地盖房。他就和新到新疆的安文忠、李翰臣、螃蟹郑、在城里大十字路上摆小摊，渐渐的积了点钱，搭盖了几间草房。他在幼年曾学过醋酱技艺，就干了一个副食调料店，字号复泉涌。后来有会做糕点的周乾吉与他合作，买卖更红火起来。光绪十五年（1889）周乾吉病死，杨润堂就和他的弟弟杨春华二人经营，逐年积累，有了几十万元家私。宣统二年（1910），杨润堂在外已五十年，人到古稀，很想回家。正可我舅父周义臣携有白银三千两，想回京办点货。杨润堂拦住了他，由同盛和周恒正、永裕德杨少洲二人撮合，房屋家俱、商品共折银一万两。先收三千两，另打欠条七纸，分七年还清，我舅父就这样平白买了这个便宜。我到了乌鲁木齐，顺便看望了他，告诉他我要回家。舅父说：“现正好我这有点东西，你替我捎到天津，交给天津同盛和代转，还有一封信，同盛和一见就明白了。他看了我的行李，把我的枕头留下，换了一个沉甸甸的。我估计是黄金一类的东西，他又送给我一百块钱，两捆香肠，几斤糕点在路上用。并嘱咐我睡觉时，一定把枕头放在头下枕好。第二天他带我到南街同盛和与周恒正、周耀庭见了面，论起来也是我的舅舅和表兄。还有一个人叫李品三（津庄李春华的父亲），也回天津。还有几个人同行，我很高兴，舅父给了路费，又有这么多人结伴同行，也不会寂寞。等了几天，大家起身到了古城子，古城子属奇台县。是由呼和浩特货运的终点站，那里有十几家大商号，和南北两个客货栈。北栈字号叫德泰成，是专接待山西、河北两省货物进出并代徵进口统一税的。管事经理有张玉山和乔长二人。乔长和李品三：都是最早来新疆的老职工。乔长在伊犁文丰泰当会计．后来辞了工作，来到古城子。李品三二人一见面，非常亲热。我们又和骆驼队的曹万子见了面，订好了后天动身。李品三自己备好一辆车子，雇用他的骆驼拉着。我们都骑骆驼。李品三又炸了一罐炸酱，做为路菜，这次走的是外蒙古大草地，自从民国成立，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宣布独立，大草地交通断绝。最近因俄国内乱，一时顾不上外蒙，骆驼队又可在这条道上开始来往了。我们从巴里坤东去，就进入了大草地，这条路的牧草有一人多高，远处只能听见驼铃声响，看不见骆驼的身影。在路上每天大约早六点起床，收卷起帐蓬，迂水多的地方，也能洗漱。驼队对旅客是供食宿的，不过很简单。睡的是能容十多个人的小帐蓬，吃的是风干馒头或煮面片加点盐。半路上迂见放羊的，可以买一只羊，由旅客付款，大家吃。他们等级观念很严格，羊肉煮熟后，先把好的部位，奉给旅客。其次是管事的，剩下的才分给拉骆驼的人。看起来拉骆驼的人，是很辛苦的。他们早晨起床后，牵着骆驼到草地吃草饮水，每人要照看十五到二十头，轮流回来吃饭，到中午骆驼喂饱了，上货启行，到晚七点多钟卧驼休息。这次鸵队有骆驼一千二百头，连驼队管事和拉骆驼的共九十多人。管事的还要带着面粉，风干馒首，食盐，锅碗灶具，两个大帐蓬，一个小帐蓬，及行李等。路上如迂上天气不好，还要住下来，等天气过去再走。一路看来荒凉的很，常常是走几天看不见一个人。走了一个多月，才迂上一群骑马的蒙古人，大约有三十多。他们驮着一袋大青盐，找管事的换白面，经过谈判，收了他们一点盐，每人给了一碗面。曹万子说：“他们都是从几百里外赶来的，每人得到一碗面，就满足了，不过他们回去，要是和头人说了，保不定还要麻烦”。果然过了两天，又迂上十多个蒙古人，骑马赶来，他们什么也没拿着，和驼队管事人搭上话，要两袋面粉（约三百斤）。跟着走了一天，到晚上骆驼住下，那些蒙古人还不走，曹万子出来，与他们答话，给了他们多半袋面粉（约一百斤），方才离去。我问曹万子是怎么回事？曹万子说：“他们都是这一带的头人，和我们要两袋面，我说我们的面不多了，还吃不到王爷府（百灵庙）”。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经过，吃我们的草，还全喝我们的水，我们找你们要点面，还不行吗”？“你不给他，他就总跟着你，没办法，给他们点吧！他们到是软磨，也懂礼貌，不会恶要强夺”。这段行程用了七十天进入百灵庙。我和李品三又买了一只羊，大家吃了，那时羊很贱，一只四十公斤的羊，只花两块多钱。又走了四天，就到了终点站（呼和浩特）；我们先到了天义栈，天义栈经理胡天余（胡五），招待的很热情。在那里常住的新疆货物接运人，王赞廷、李崇朴，他们都忙着验收回货，到了晚上才回来，见了面，他们询问了新疆情况，也知道白俄入境骚扰的事，全是当地军阀蔡成勋的五弟（和王赞庭很知已）告诉他们的。第二天登上了京绥路火车，到了北京。在半壁街合义店住了一夜，那里是当年领协饷、办京货、和销售鸦片的落脚处。新疆总有人住在这里，店里人都认识李品三，同盛和也有常年包房。我和李品三等人到了天津，同去针市街隆顺里，把我舅父的信和枕头，都交给了同盛和，要了回条，才回到离别四年的家乡。
  三、走甘边再去新疆
  我回到家乡第二年，正赶上直奉交战，我们全家都跑到天津河东一个亲戚家去避难。又过了一年（1924），家乡闹大水，附近粮食没有收成，有我的亲戚薛辅臣、秘宜三、张敬泉等几个人，商量再去新疆。薛辅臣、秘宜三在乌鲁木齐有买卖，不愿坐西伯利亚的火车，只是张敬泉的店铺在伊犁，他到乌鲁木齐也有点事要办。但走大草地因苏联政权已基本稳固，这条线又不通了，大家商量，只好走甘边。走甘边就是从甘肃北部循长城脚下到玉门，入星星峡，走苦八站，这条线长一些，也苦一些。但总比当年老一辈的人去新疆强多了。我们先买津浦铁路去徐州的车票，再转陇海路到观音堂站下车后，雇妥了七个骡子和两头小驴，说好去兰州。薛辅臣没骑过牲畜，身体又笨重，上去几步，就摔下来，把脸跌的鲜血直流。我们出门就怕迂上人出事故，只停了半天，和赶脚的人商量着，找了一个架窝子，叫他坐上去。这架窝子和我们北方的轿子差不多，不过轿杆是横着的，搭在两个骡子身上绑好，并排同步，人坐上去很稳当。大约走了半个月，薛辅臣脸上的伤就基本结痂痊愈了，没想到张敬泉的脸上脖子上，又生了很多疖子，面目肿胀，疼痛难忍。沿途没法医治，大家一商量，只好让张敬泉乘架窝子，把薛辅臣换下来骑骡子，由我和秘宜三两边扶着，并肩前行。同时和脚夫商定，驴骡续坐到凉州，就这样我们赶到凉州。住了两天，张敬泉病也好了，这里没有单程驴骡，却有了大车，我们就雇大车去酒泉。从凉州往前走，地方上人民很贫苦，特别是长城脚下，人们把糠皮炒一炒，用手抓着吃，再喝些凉水，就算一顿饭。我们住在店里，有卖面条的，切成面块卖，一块两个铜板，现抻现煮，面里有很多砂子，只能在咀里转一下，就咽下去。沿途也有卖鸡旦的，一元钱可买二百个，但没有那么多，一个人手里拿着卖，只有三、五个，一个铜板一个。大车往前赶路，从甘州到酒泉，就更苦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衣裤，用一块皮子披在身上，迂见人就蹲下来，把皮子往身上一裹，等你走过，她再站起走，可见她们也是有羞耻之心的，可是有什么法子呢！路上我们还迂上一次土匪，不，确切的讲，应该说是军队，是五马的军队。他们问我们到那里去，我们说上新疆，他们就放行了。原来他们有一条纪律，是去的不劫、回来的劫，因为他们知道去新疆的，都不会有多少油水。我们到了酒泉，城里有一家杨柳青人开的春茂和，是杨柳青东头“杨花盆”杨家开的，店内商品不多，主要的是放账和收购鸦片。他的后台是前清翰林潘龄皋，潘曾做过甘肃省长，是个实权人物。我们在店内灼了两锅水，大家都洗了澡，换了衣服，出门近两个月了，但艰苦的路程，还在前边呢。我们离开酒泉，继续雇车往北，过了嘉峪关，进入玉门县，真是一站比一站的荒凉，一步比一步的艰难。到星星峡住了两天，等办好省方批准入境许可，我们才启程奔苦八站。这里饮水之难，虽说比当年前辈们好多了，但到了苦水烟墩子，这一百八十里沿途的水，都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人们不喝不行，喝了往往会上吐下泻，我在渴的没办法的时候，只是用毛巾蘸湿拧一下，捂住口鼻，吸点潮气，人们咬紧牙关，总算熬到了哈密。再往前就好走了，秘宜三要去吐鲁番办事，分手后我到了古城子，乡亲们见我到来，都很欢迎。老一辈的人们，在此艰苦创业，大半数是文盲，现在买卖都千起来了，没有文化，书信记账，都感困难。这里有一家同盛和祥记，是李祥普领的天津同盛和的东，后来他回天津了，就把王芷洲派做管事经理，自己在天津，每年办些商品运来销售，收收回银。王芷洲听说我将到古城子，主动邀我到祥记工作，张敬泉、薛辅臣也同意我在这里，就这样我在这儿一干十多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回了一趟家。这里是阿尔泰往来的大道，每年收购矿区工人所带的散碎黄金约千余两，这些黄金全数做为回标（往天津汇款），折价办货。后来又试着把黄金夹入棉花或羊毛的捆包里，运往天津，也从未出过什么差错。
  早在民国十九年（1930），哈密王沙木胡苏病故，省方收回了王府领地，同时对王府旧人及各村都戈耳（村长），亦未做适当安排。因此伤害了一些上层人士，于是就以省军连长张国琥强迫维族少女为妾事为导火线，煽动维族群众造起反来，杀死了张国琥和一些士兵。驻哈密省方师长刘希曾闻讯，派出一个营，前往镇压，又被全部消灭。接着他们又请来马仲英，马仲英原是青海省马骐部下的营长，脱出后在1928年进驻张掖，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1931年军阀马步芳袭击张掖，马仲英率部逃往酒泉，正在饷械两缺，走投无路的时候，哈密叛军和加尼牙孜（旧王府侍卫长）派人来请。马仲英选了自己部下精壮八百人，和仅有的步枪八百支，将哈密包围。当时因没有重武器，久攻不下，就改打巴里坤，那里守军是何振祥的一个团，何是鸦片烟鬼，听说马仲英来打他，就乖乖的缴械投降了。马仲英得了一千支枪和部分军需给养，就整队往东撤出来。
  民国二十年（1931），呼和浩特骆驼队运来的商品，就因这次战事，没敢进省，存在了甘肃，等第二年平定了，才把货运到古城子。乌鲁木齐与古城子几家商号，认为已经太平了，就将回货棉花、羊毛、羊肠衣，赶紧往内地起运。不料正迂上尧乐博斯（旧王府连长）的军队，这伙叛军因没有冬衣，就在哈密的山道上，劫了陕甘帮的一百匹布。又劫了曹万子驼队五驮棉花。五驮是一千五百斤，做冬衣足够了，其它挥手放行。到第二天叛军拆开棉包，一看里边夹有黄金，立刻又叫马队再去追赶。曹万子认为已经没事了，仍然以每天八十里的速度赶路，结果在孤树图附近，被马队追上。将棉花、羊毛连骆驼全部劫下，运往孤树图，只给留下了些羊肠衣及日常生活用品。曹万子这时才着了急，连忙催骆驼队昼夜兼程。半路上弱驼又死去不少。他回来说为了轻装逃跑，肠衣筒全抛弃了，实际筒内也有黄金。这很可能是曹万子做的些手脚，以便补赏他骆驼队的损失，从此新疆驼运就仃止了。
  民国十七年（1928）春天，省长杨增新出钱，叫他的长随朱炳，组织绥新汽车公司，经过几年筹备，已具规模，从此汽车就代替了骆驼队。并利用通盛栈代为在天津连络客货运输。且说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我在乌鲁木齐驻德昌源内办事，马仲英二次重来，包围了乌鲁木齐，我也被临时编入商团，轮流上城防守。解围之后，接王芷洲来信，叫我回去。我到了古城子，经理王芷洲说：“现在这里还不安定，柜上存的这点东西（黄金）,还是送回内地为好”。让我把金子带上，坐飞机去北京。我赶紧收拾行李，把黄金九百两装进去，到了乌鲁木齐。经过同盛和派人与飞机场疏通，第二日我就登上飞机了。那时飞机很小，同行的有前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和几个南省的商人，此外还有来新疆的一个考查团。飞机于上午起飞，到酒泉降落加油，当晚飞到兰州，在那里仃飞过夜。到次日又飞行到郑州，在机场候机时，我听机场上的人们说：“日本在平津一带演习，还有便衣队日伪军经常在长城一带活动等等”。我怕黄金有失，就改乘上海班机到上海，找到天津隆昌海味店上海分庄住下，即刻给天津同盛和拍去电报，叫他们派入来接。第二天收到回电，派李春华来沪洽办。我去机场把行李取出，第三天李春华验了成色，送金店溶化成条，然后同我一道回津。到津后接到新疆来信说，祥记不久清理收市，叫我不要再回新疆了。
  四、乘绥新汽车三去新疆
  我在新疆干了十多年，而今失业了。手里只积存了三千元钱，且日见毛荒（贬值），就买了点商品，运去新疆、托人代售，往返须一年，钱是明赚暗赔。在家呆了两年，我仍想再去新疆，正可薛辅臣也想去，我们就又搭伴坐绥新汽车去了新疆。我们先到天津通盛栈伯达书馆张善修处买了些纸烟托运，把钱占上，然后去呼和浩特住进了通盛栈。通盛栈原名天义栈，经理胡天余，民国十六年（1.927），塔城养羊大户郭立顺，增加资本，扩大经营，才改称通盛栈。包拦绥新汽车公司业务，有了汽车，人们方便多了，如果没有阻隔，大约只用一个星期，就可进入哈密。他走的路线，是内外蒙交界处，因为开的快，进入外蒙，也不易被发觉。车开进星星峡苦八站、苦水烟墩子等困难地区，也不过一日就到哈密。我们下车又去了乌鲁木齐，等到我把托运的纸烟接到，物价已比内地上涨了一倍多，我为了不在钱色上吃亏，决定先觅工作，将烟暂存起来。经亲友介绍，我进了裕新土产公司，总经理包尔汉，是省办的，专收购新疆土特产品。第二年我表弟周海东（复泉涌经理），也进公司当了副经理。又调我到采木公司，这些公司工资收入偏低，再加纸币毛荒，只能维持个人生活。不久我卖掉了香烟，与人合资干了一个灼酒坊。这时正是盛世才统治了新疆，也是大逮捕、大屠杀最猖狂的时代，许多有声望的工商业者，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抄家。最后就连忠心耿耿为他做了很多工作的包尔汉，和我的表弟周海东，也被先后抓进监狱。我怕被牵连，离开了乌鲁木齐，到达兰州，在一个朋友干的旅店里帮忙。中间又跑了几趟四川。日寇投降后，物价一日三涨，结果本钱蚀光，还是由家里寄去路弗，我才回到杨柳青。这次是1948年春天，我由兰州动身，因为当时走旱路去西安，沿途土匪很多，旅客常常被劫。所以大家决定乘牛皮筏子，顺黄河到包头，再由呼和浩特到北京。这牛皮筏子很大，有船工近四十人，载重八十吨，船帮两边全是货物，我们居中坐着，到很安稳。船主告诉我们，这条线有一个险滩，在古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失事迂难。后来有一个有经验的老人，在险滩对面，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大字“向我来”，指示方向，凡是上游下来的船只，只要对着这三个大字行驶，保证平安无事。筏子上是四把橹，平时每把站两人，约两小时换一班。到险滩处就要全力以赴，每把橹八个人，船工们都屏息静气，两眼紧盯着大石碑。这时船有些颠簸，水流湍急，原来是一个回流窝子，约有大半个时辰，大家才舒了一口气。这条航线，一直是往北往东，由兰州、靖远、大庙、过宁夏、中卫、银川、磴口、临河、到包头约两千余里。我们又从包头、呼和浩特、北京、天津乘火车到家，共走了近一个半月。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心人民，重视交通建设。现在由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火车行程只需四昼夜，若乘飞机，四个小时就到了。我一生三赶西大营，往返六次，从各个不同的路线，长途跋涉，所见所闻，感慨良多，今昔对比，他好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我的眼：更照亮了我的心。使我看清了谁是灾星；谁是救星。懂得了为什么男女老幼都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这两首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