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年画发展沿革
  杨柳青年画起源于明代。相传在元朝末年，顺帝失政，战乱四起，有一位会雕刻的艺人，避难来到这里。他发现了附近村庄梨枣树木很多，全是适合刻版印刷的好材料，就在逢年过节时，刻印些神杩、门神、灶王、钟馗、天师八卦、月宫图等出卖。以此维持生活。后来到明朝的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开通，地方日渐繁荣。加之从南方运来的纸张、颜料，都比本地产品精细好用。艺人们累代相传，不断创新，便有了消寒图、升官图、转八蛇、和合二圣图、寿星图、三祝图等更多的年画品种。不过那时最好的版印画，也只是单一色调。一般都是用黄色纸，印上黑色或红色的画线，张幅最大的是对开纸，（与解放前民间端午节的钟馗单片画相似）。经过漫长的岁月，年画技术不断进步，到了明代末年，艺人戴廉增采用了套色印刷。并在年画人物的面部，以手工敷粉勾脸、描眉、点唇、（术语叫开相），用铅粉或描金，做服饰上的花卉图案，使整幅年画画面，鲜明典雅，丰满匀称。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销路。随着画业的发展，戴廉增又扩建了作坊，招徒工，请画师，开始在绘画、雕版、上版、印刷、套色等工序上，有了明确的分工。作坊人手少，忙不过来时，便趁农闲季节，把需用手工彩绘的的开相、着色、加花、描金等工序，临时雇请本作坊工人家属，按计件付酬的办法做加工。因为工人家属便于工人业余指点，后来又逐步扩展到邻里亲友，渐渐的形成了“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之势。其后，继戴廉增而起的，又有齐健隆、李盛兴、忠兴等几家作坊。并开始组织外销，到清康熙年代（1662—1722），每年秋季，随着去西北、东北、各河的（大清、永定、南运、北运、蓟运）杂货船，沿各河口岸进行批发，很快的打进了北京首都市场。戴廉增第一个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东口设立了画店。又在绒线胡同成立了作坊，把本镇画版运去，就地加工，印制批发。到乾隆二十年（约1755）左右，又在丰润县的东丰台，设立了作坊。从当地招募工人，培养画师，及刻版，印刷等大批人材。还在沈阳设了批发点，使年画进入了东北各省。
  （2）社会传说乾隆驾幸
  其它画店，如齐健隆、忠兴等，也来北京设立门市。提起忠兴画店，这里还有一段古，忠兴在前门外设立门市，在资金方面，比不上戴廉增，齐健隆那样雄厚，画版也不多，就在夏天添置些折扇、扇面、灯绢加工彩绘，来维持营业开支。每到年节前，是年画销售旺季，店堂内必须依例悬灯结彩，布置一番，以增加热闹气氛。在乾隆五十年（1785）底，一天中午方过，有一位顾客来到门前。见左右悬挂着两个彩灯，四面绘有猫蝶、花鸟、博古、老人等。这位客人在欣赏门前绘画之后就走进店堂，又见屋内悬有彩灯六盏，上画二十四孝图。这些虽是民间工艺，但结构线条，精细严谨。屋内并挂满年画样本，客人流连观赏，因长久站立，似乎感觉疲倦，不断的扶倚柜台，略加休息。店里的经理，看见来客，仪表不俗，服饰华贵，有一条丝绦，系在腰间，挂有子表、笔囊、镜盒、荷包等等，显然是一个八旗贵胄，上层人物。遂搬出小座凳来，请客人坐下休息。随后敬茶，向客人介绍商品，应答温和典雅，这位顾客很感满意。赞美说：“你真是一个买卖人啊”！说完站起来，出门而去。紧接着有两个僮仆模样的进来，在屋里低头转了一圈，随后也就走出去。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大兴县（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两县分管）的地保，进门道喜，讨要酒赏。并且告诉店里人说：“昨天来的那位顾客，就是当今万岁”。店主人听了很惶恐，继又一想，当天接待情形，没有什么忤漫之处。灵机一动，立时在大街上摆香案，铺红毡，燃烛焚香，行三拜九叩大礼，望阙谢思。然后鞭炮齐鸣，一时群众围观，车马堵塞。相邻各店，听说乾隆皇帝驾幸忠兴，不论熟识的，或不熟识的，全来趋拜祝贺。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立刻轰动九城。来店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营业蒸蒸日上，还没到除夕，年画就销售一空。从此门庭若市，生意日益红火。后来店主人找来了木匠，做了一把圈椅，把乾隆曾坐过的小座凳镶嵌其中。还用一块黄布做了椅套罩好，把这个椅子安放在货架中间的上面。每逢年节，焚香参拜。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忠兴画店也为乱兵抢掠。平复后把店迁回天律。民国以后永增利画作坊的王经理，他祖父是忠兴画店一名刻版工，所以知道的很详细，常和人们引做为话题。
  （3）年画的兴盛——衰落——新生
  戴廉增、齐健隆的后裔们，有的析产分居，各立门户。戴廉增分出了美丽画店，齐健隆也分出了惠隆画庄。当时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廉增美丽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嘉庆末年（约181 9前后），南派画家钱喆生（惠安）北来，在河沿街松竹斋南纸局住下。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画稿。如在清代后期畅销各地的四联条屏“山居图”，和点缀结婚新房布的“天仙送子图”等，都是他的代表作。清皇室画院（如意馆）也曾大量供稿，直到解放后戴廉增后裔手里，还存有如意馆画师们临摹的陈洪绶老人图卷、蒋廷锡描金花鸟、丁云鹏群儿照盆图等等粉本。到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画的销路，由直隶（今河北省）与东北四省，扩展到山西陕西。后更随着杨柳青人赶大营，又将产品带进新疆。到同治年间（1861—1874）因国内外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本地其它商业，很不景气。一般握有资金的，多经营粮食，或投资到附近的文安、坝县、容城、白沟、涿县、易县等地，建立综合杂货企业。也有一部分投资，经营年画作坊。当时杨柳青从事年画印刷的行业，竟增至三十四家。竞争相当激烈，如荣昌、松竹斋等，都有许多工细年画出现。本地画师也有很多优秀作品，如清代晚期，著名的画师高桐轩、高翰臣、王润柏、王绍田、王恩荣、王恩祜、徐少轩。还有些以绘画特长有姓无名的娃娃宋、仕女韩，阎美人等，这就更丰富了年画的题材。如有表现人民美好感情和愿望的“庆丰收”、“庄稼忙”、“渔家乐”、“莲年有余”。有直接反映各个时期现实生活，时事风俗，历史的故事。还有些迎合市民心理的，如洪福齐天、接财神、天官赐福、大聚宝盆。以及怡悦性情的花鸟鱼虫、山水风景等。总之，种类繁多，历代积累下来的版样，不下千百万种。而杨柳青这个地方，也因年画而远近知名，可惜的是画店老板们，只知追逐利润。不仅没有开动脑筋，改良创新，更有的是粗制滥造，胡勾乱抹。庆云诗人崔念堂曾在“津门百咏”中，写过这样的一首诗，对当时个别年画提出批评：“画片如云雕版成，红黄图抹不知名。亦同射利时文稿，粗具形骸便印行”。（时文即八股文，当时印书局，搜集没落文人稿件，印刷出版，供学童阅读。“儒林外史”对此曾讽刺批评）。民国后国外石印传入天津，也用套色印刷，并雇古佛寺、炒米店等村加工户，补添开相勾脸等工序，夺走了部分市场，尚无大碍。后来随着胶版印刷术的兴起，木版年画行业，就一落千丈了。到民国十年（1921）左右，能正式开业印刷的，只剩了丰润人投资干的新记画店、宁河人投资干的德盛恒、和本镇人韩春圃干的永增利，这三家画店。他们也只依靠在东北各省，尚有的一些市场。其余的几家过去较殷实的大画店，如戴廉增在北京只剩了打磨厂东口路南的一个小门市，兼卖些纱灯折扇。在镇上的作坊，也只有几家作为家庭生产，断断续续的接受一些外地订货。齐健隆的后裔们，看着年画销路日窄，则弃商就文。至于李盛兴经理死后，后继无人，亦倒闭歇业。其它从业工人和外加工户，大多是南乡古佛寺、炒米店人。他们失业后，有的转业务农。有的保留了少量画版，印刷些缸鱼、胖娃娃、门神、灶王、莲年有余等，在年节销售。“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我东北各省，成立了伪满洲国。新记、德盛恒、永增利三家，因道路梗阻而停业。民国二十六年（1937）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天津沦陷，使画店行业陷于绝境。历代民间艺人精心刻制数以万计的画版，多以劈材价格，卖与饮食、糕点、热水铺等行业，做为引火之物。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杨柳青年画这一民间艺术奇葩，才重放异彩。回顾杨柳青年画兴衰始末，正如邓拓同志诗云：“三百年来版画新，民间艺术此奇珍，刀兵水火都历尽，杨柳青青大地春”。
  我衷心地为杨柳青年画重获新生而庆幸。我热切地希望这朵民间艺术之花，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开放的更加绚丽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