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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是祭祀神佛的房舍。庙宇的诞生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神鬼崇拜的形成；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三是宗教的广泛传播。庙宇的出现同其它事物一样，要经历一个演变过程。
  神鬼崇拜的形成
  神的观念始于原始社会后期，最初是由物神观念演化而来。这种观念认为，神是自然的、主宰世界的、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人类早期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知受到智力与思维水平的局限，往往认为它们有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人类自身的能力，认为一些自然物和动植物也高于人类。于是，人们就按照自己的直观表象塑造神祗。起初是模仿牛、马、熊、虎等动物和各种植物以及自然存在的日、月、石等形体造型，即所谓的物神。随后又发展为与禽、兽、虫等动物形体结合的人兽同体的神，如人首兽身、人面鸟尾、人头蛇躯等。再后来，又形成了神人同体的神祗。
  人类早期塑造这些神祗，不仅具有人的形体，而且具有人的智慧、道德、意志、性别，更具有超人的智力、威严、手段、法术。
  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神的形象和类别也日益多样化。神的数量由起初的众多自然神，历经多神、主神、一般神的顺序趋于单一化。后来随着社会分工以及在阶级和国家出现后等级分化的加剧，在神灵的功能和品位上，又从简单趋向复杂，最后由主宰一切的至高神及下级等级繁多的诸神构成天界体系。这些，我们从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中都能领略到。
  我们所理解的神，指的是正神。正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社会约定俗成被全民族认可的神。这种神多半是大神，建有庙宇，有规定的祀典，有些神还有封号。为国家认可的宗教的自然神也是正神。
  总之，神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之中。这种产物并不是个别人头脑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的产物。因而它不只是活动在个别人的精神世界中，而是活动在整个世界的精神活动中。
  在人们的心目中，正神具有神通法力而且正直，关心人间疾苦，乐于帮助人。所以，人们或消灾祛病，或求官祈福，都要拜神。这就是所谓神祗崇拜。
  同样，鬼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这种观念认为，人死后躯体朽坏，灵魂不灭，即成为鬼。中国上古时认为鬼魂是自由存在的，有的进入“阴间”，有的继续飘荡“阳间”或夜间从“阴间”潜入“阳间”，向人托梦传话，也能作祟危害生者。这些，我们在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可以了解许多。
  鬼像神一样，有超人的能力，能在暗中对人产生重大的作用。自由的鬼魂总是留恋人间，对于喜欢他、崇敬他、供奉他的人们，他也会帮助、救助的。他们也同仇人作对，保护自己的后代，也建立自己的“家”。因而，中国人想象，鬼也会死的，而坟墓是灵魂的居处。这就是所谓鬼魂崇拜。
  上古时，人们把鬼神并提，两者没什么差别，有时把神也概称为鬼。不过，神比鬼尊贵一些罢了。神是自由的，鬼也是自由的，都对人产生作用。
  神祗崇拜和鬼神崇拜，是中国人修建庙宇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
  佛道两教尊神和民俗诸神
  庙宇的修建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大规模建立庙宇提供了重要条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另两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传，佛教是公元前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一带）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即释迦牟尼）创立。是当时反婆罗门教思潮之一。该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由每人的“惑”、“业”所造成的。“惑”是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是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是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所以，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照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去做，彻底改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达到转变的最高目标，“涅槃”或“解脱”。（“涅槃”意译“圆寂”，是佛教全部修习要达到的最高理想，是对“生死”诸苦及其根源“烦恼”最彻底的断灭。在佛教史籍中，涅槃通常也作为死亡的代称。）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佛教反对“婆罗门第一”，在因果报应和修行解脱方面主张“四姓平等”，该教主要受到刹帝利、吠舍种姓的支持而得到传播。
  随着古印度社会的发展，佛教也随之发展。它的发展大体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前六世纪中叶至前四世纪中叶，历时200年左右，是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说的时期，此谓原始佛教；从前四世纪中叶开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戒律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后称为十八部或二十部，为部派佛教；从一世纪左右开始为大乘佛教（它把以前佛教称为小乘），分为中观学派和瑜珈行派；七世纪以后，大乘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十三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十九世纪后又稍有复兴。它的经典由口头传诵到书写成文，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各宗各派学说，经典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从前三世纪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一般说，传入中国大部分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而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和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傣族等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流传。
  中国佛教是北传佛教中心。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内地，这在《三国志·魏志》中有记载。当时被看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末年，大量汉译佛教经典开始同中国传统的理论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得到传播，主要代表有安适高传译的小乘佛典和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佛典。
  魏晋时，佛教般若学受到门阀士族欢迎，同玄学关系密切。至南北朝，佛教广泛传布中国。以宋文帝、梁武帝为代表的南朝各代，普遍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扶持寺院和义学发展；北朝各代虽曾发生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但总的说在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十分突出。后赵佛图澄、南朝宋慧琳，成为僧侣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之端。佛经的翻译，从西晋箸法护以来得到很大发展，经后秦鸠摩罗什，标志一个新水平，到南朝陈真帝已基本完备大小乘佛教的翻译介绍。
  在此期间，名僧辈出，道安、慧远为发展中国佛教取得卓著成效；僧肇的般若论、道生的佛性论，影响深远；至于重点宣扬《涅槃经》、《成实论》、《十地经论》、《摄大乘论》、《楞伽经》等经论的各种师说，纷然而起。儒、释、道之间进行长期争论、斗争和互相渗透。隋唐时期，最高统治集团采取三教并用方针，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释经规模与水平皆高出前代。唐太宗还派玄奘去印度取经、讲学，整理佛经；佛教理论由依附汉文释经进而建立起多种独立的体系，适应中国情况的礼仪、法规也基本完成，从而出现了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以及三阶教等中国宗派，并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佛教信仰逐渐深入民间，佛教思想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宋代以后，一些主要佛教宗派的基本观点为儒教所吸收，其自身亦日益与儒、道相融合。唐初在西藏地区，的松赞干布提倡佛教，以后逐渐形成藏传佛教。至元初，忽必烈封喇嘛八思巴为帝师，进一步确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之后，喇嘛教流传于藏族居住的其他地区和蒙族地区。明代，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和佛教学堂。辛亥革命以后，太虚等通过办学和办刊物等，发起“佛教复兴运动”。
  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经和佛文化史料。从北宋开始，历代都刻印官版或私版《大藏经》，除多种汉文版外，还有藏、蒙、满等版本。
  佛教具有庞大的神鬼系统。分为佛、菩萨、罗汉、天神四大基本类别。佛是指人生和宇宙的真实觉悟者，是佛教的最高尊神。有如来佛、过去七佛、五方佛、横竖三世佛、三身佛、弥勒佛、东方三圣、欢喜佛等。菩萨是能悟佛道、发愿普渡众生的候补佛，有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准胼观音、圣观音、善财童子、龙女、千殊菩萨、千人千钵千释迦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十二圆觉菩萨等。罗汉是灭除烦恼、超越生死而进入涅槃果位的解脱者。中国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说。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十八罗汉、其名分别为宾头卢尊者、迦诺迦伐蹉尊者、诺矩罗尊者、迦诺迦伐厘惰阁尊者、迦理迦尊者、伐阁罗弗多罗尊者、戍博迦尊者、半托迦尊者、罗睺罗尊者、那迦犀那尊者、因揭陀尊者、法那婆斯尊者、阿氏多尊者、注荼半托尊者、迦叶尊者、弥勒尊者。天神是神的护卫神，数更多。有四大天王（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西方广目天王毗流博、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天龙八部（天众、龙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
  鬼、地狱是佛教学说的重要方面。鬼有多种多样，以恶鬼为最多。地狱有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阿鼻地狱、八炎火地狱等。上述诸神，在汉地的寺庙中多有供奉，这也印证了佛教在中国影响之深。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其来源是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黄老道学是早期道教的前身。东汉顺帝（125～144在位）时，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于是道教逐渐形成。“道教”一词，则始见于《老子想尔注》。东汉灵帝（167～189在位）时张角的太平道，为早期道教的另一重要派别，奉《太平清领书》为主要经典，“以善道教化”，符水治病，教徒数十万，遍布青、徐等八州，和张衡、张鲁的五斗米道，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旗帜。东晋建武元年（317）葛洪撰《报朴子》内篇，整理并阐述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理论，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东晋末，孙恩、卢循也曾利用五斗米教组织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年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423～451在位）的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意旨，“清理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制定乐章诵戒新法，是为北天师道；在南朝宋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整理三洞经书，编著斋戒仪范，道教的理论和组织形式因而日臻完备，是为南天师道。唐高宗（650～683在位）以老子为李氏祖先，敕封“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诸州各建观一所。玄宗（712～756在位）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置崇玄学，推崇《老子》、《庄子》、《列子》等为“真经”。宋真宗（998～1022在位）命王钦若、张君房等编辑道藏，大建宫观。宋徽宗（1101～1125在位）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召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校定镂板，刊行全藏；又于太学置《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一时道教大盛。唐宋以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各派逐渐合流，到元代并归于以符篆为主的正一派中。金代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牟平）创立以道为主兼容儒释的全真教。金元之际又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教派），萧抱真创立的太一道，均行之于河北，但历世不久，即湮没无闻。惟有全真道，以王重阳之徒丘处机受到元太祖（1206～1227在位）的支持而盛极一时。此后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教派。明代仍继续流传，至清逐渐衰微。
  道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是“道”，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生化的。
  道教崇拜的最高神是由“道”人格化的三清尊神，即居于清微天玉清境之原始天尊、居于禹余天上清境之灵宝天尊、居于大赤天太清境之道德天尊（老子）。修炼的具体方法有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经典论著现存的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藏辑要》等。
  道教的尊神除三清大帝外，还有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真武大帝、关帝、八仙子（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等。
  我国汉代以前，天帝崇拜和鬼魂崇拜并举。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输入和道教的创立，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佛教、道教的意象结构表现出鲜明的两极思维，一端是佛、菩萨与诸神仙，他们具有超越自然和人类的神通，能够使人解脱苦难，获得永恒的生命和幸福；一端是鬼，是人死后转化成的更低级的生命，只能堕入苦难的深渊。显然，前者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后者是人类千方百计防止陷入的绝境。而人类就生活在这两极之间。神仙是道教的理想目标，是经过修炼悟道而神通广大和长生不死的神人、仙人。一般俗人和神仙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人可以转化为神仙，但相当困难，为数也极少，须经长期艰苦修炼而成。绝大多数人死后成为鬼，饱受磨难。
  佛道两教趋神避鬼的基本观念，透露出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始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愿望：一方面是对渺小、短暂、有限生命的痛苦和悲哀，一方面是对获得永恒、无限生命的向往和追求；一方面是对凶残、丑恶、放荡的谴责和鞭挞，一方面是对善良、美好、修持的弘扬和褒奖。这种畏惧与热爱正是人们崇拜鬼神修建庙宇的原始情感。
  除佛道两教诸神外，中国还有民间俗神。其中有中华始祖神炎帝、黄帝、女娲娘娘，有碧霞元君、送子观音、送子张仙、九天玄女娘娘、顺天圣母等子孙娘娘，有居家保护神门神、灶君、井神、厕神、药王、火神、后土娘娘、虫神等。有福运之神文昌帝君、魁星、福神、禄神、财神、寿星等。有行业神造字神、鲁班、酒神、狱神、茶神、窰神、陶神、蚕神、梨园神、娼妓神等。
  在今天，有人把神视为迷信的产物，也不尽然。有些神，教导人要修真养性，持戒行善，诸恶莫做；有的曾造福人类，贡献极大。从这个角度讲，千百年来人们对神的信仰和供奉，是有社会意义的。如果从神文化的角度讲，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神庙的诞生
  人们崇拜神鬼，供奉神鬼，需要固定的祭拜场所便是庙宇。庙宇的出现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庙宇，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庙宇源于祭祀。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祭祀。那时的国家有两件事是大事，一是祭祀，二是打仗。当时人们对天、地、日、月、山、河等自然物和祖先都有祭典。祭天要建高坛或登上山顶（如三国时，诸葛亮祭天台登七星坛），祭山要在山顶或山脚下，祭地在平原处建坛，祭祀祖先在宗庙。这些祭祀活动都在固定的时日。
  春秋战国时，似乎不为神灵建庙宇，只是天子或诸侯有宗庙。在宗庙中，供奉祖先的神位。有些特定的祭祀，则建高台或社稷台。如果一个国家灭亡，宗庙就要被毁，社稷台也要废弃。因而“宗庙社稷”成了国统的代名词。
  在春秋时期的秦地，祭祀一些特殊的神灵有了固定的地点，这些地点称之为“畤”，而“畤”并不等于神庙。神庙的建立大约始建于秦朝。据说秦始皇建有供奉日、月、星、辰诸神的庙宇百余座，人们把土台子覆上亭厦，把诸神请入供奉，这就是神庙的出现。当然，秦始皇建神庙是为了求神保佑其江山万世不替，与百姓供奉神明的意愿是格格不入的。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创立，庙宇不但普遍建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建筑风格上也各具特色，便有了佛寺后道观。
  汉代以来，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寺院在建筑中吸收了本地区、本民族的建筑风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形式。
  汉地佛教寺院主要按汉代的官署布局建造，不少官吏、贵族、富人舍宅为寺，由此延袭下来，佛寺的格局总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相似，有多重院落、大殿回廊。
  至唐代前，汉地佛寺主要有石窟寺、塔庙。周围建有殿堂、僧舍，塔中供奉舍利、佛像等。唐代以后，佛塔多建在寺前、寺后或另建塔院，形成了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佛寺结构。宋代时，佛寺设备更加完备，有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形成“迦蓝士堂”。规模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禅堂、经堂、塔、钟鼓楼。
  明清以来，佛寺建筑格局已形成定式，一般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毗罗阁、观音殿。中轴线东西南侧是僧人的生活用房和禅堂、接待堂、陈列室等。
  道教宫观一般由神殿、膳堂、宿舍、园林四部分组成。其格局也为中国传统的院落式，砖木结构，由此以“间”为单位构成的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建筑群。
  中国许多地区现存道教宫观多为明清时期新建，前有山门、华表、幡轩，山门以后正中部分是中庭，中庭是宫观建筑群的主体，分布在宫轴的中轴线上，主要是三清殿、玉室殿、灵宫殿。三大殿两侧有配殿，中庭两侧建有东道院、西道院，供奉诸神，并建有客堂、执事房等。
  杨柳青的佛寺道观一般一殿一院，或仅一殿，无院落，与国内著名佛寺道观无法比拟。这是因条件所限，神明是不会苛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