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民国七年（1918），石元仕已七十岁了，本年又收进了一笔旧日陈欠账目几万元，他高兴之余，决定大办一次寿辰。在七月份就向各处亲友发出了生日请柬。到农历十二月十一日以前，在南北大客厅院内，用毡席搭好暖棚，张灯结彩，各个院落也都油饰一新，房间的围桌椅靠也换上有五福捧寿的绣片缎罩。为了炫耀其富，院里摆满了珍宝古玩。这些布置陈列，全是由账房先生张任九按照石元仕意旨指挥经办的。在寿辰之日，院中甬路、暖棚挂满了应征而来的寿屏、寿联，层层叠叠目不暇接。最使人注意的是南皮张家送来的硬木牙雕做托、中嵌万年红甩金宣纸、由早年张之万亲笔书写的大寿屏。寿堂设在前面的南大厅，很早石元仕就来到厅里接受族中小字辈的叩礼庆贺。其次是公议局众帮人员，请来的执事人员，账房先生以及僮仆人等，依次行礼祝寿。石元仕的子侄行礼后也侍立一旁，等待向亲友赔礼称谢，送往迎来。到早十点左右，天津的宾客陆续到达。这里应先提到的是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在前一天就派出了两个保安中队，负责从西营门到杨柳青来往两条路线的贺客安全。自己又代邀请了戏剧名伶孙菊仙、陈德霖、余叔岩、裘桂仙及名票窦砚峰、王君直、鲍丹庭、吴象乾等来宅内戏楼演出。并在本镇久家场院搭了一座临时戏台，代请了高福安戏班来镇演出，以招待乡邻。来宾有石家在天津的亲友、天津八大家、大盐商和外县的地主、财阀，还有当时师长曹英、直隶省长曹锐及其眷属人等不下数百人。本镇上至乡绅巨贾，下至地保乞丐，早晚开席面近百桌。一天忙乱下来，石元仕的家族和执事人等，各个精疲力竭，石元仕也几天恢复不起来。但还有一件事情必须他自己去做，就是去北京酬客问题。
  农历十二月二十日，石元仕带领子侄二人和原保甲局乡绅等十余人去了北京。第二日石元仕拜了一天客，就在一个大饭庄里订了四桌外加两件烧烤的燕翅席，写了知单请柬，由饭庄派人分去投递。其中有几位亲戚故交，还有十多位是当初庚子来杨柳青避难的天津官僚。这些官僚民国后有的以老自居，自命清高，悠悠岁月；有的摇身一变，又成了北洋新贵。因为他们的志趣不同，也就有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成见。所以石元仕从四点等到八点，虽然都签了知字却没有到来，有几家却派来了账房或管家作为代表。结果四桌饭菜连三桌都没有到齐，只好开饭边吃边等了。等菜上到海参一味，石元仕嫌海参蹦盘，一再叫回锅加热，结果还是不满意。完事后送走客人，石元仕去厕所小解，听得窗外两个堂倌正在奚落他，说他是土包子，没吃过海参，可能是总吃折箩菜里的碎块吃惯了等等。石元仕正因客人不齐而烦恼，听了这些话更是心气难平，又不能发作，把剩的一桌菜叫饭庄派人挑往一个族侄在京的寓所，结账后第二日就回来了。回来后接二连三的事情使他心里很郁闷。窦砚峰是天津办盐务的纲总，也是天津名票之一，此次由杨以德邀请与名伶裘桂仙、陈德霖在堂会上合演了一出《二进宫》。因他鸦片瘾很大，这次和两位老伶工搭配在一起，唱起来自然很吃力。那时唱戏是可以饮场的，如果中途吃一个烟泡下去，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了。他抗着瘾坚持把戏演完，到下场门时忽然踉跄地折了下去，幸有人把他接住，坐在椅子上就昏迷了，大家赶紧拿来烟枪，一口一口地喷他，约二十多分钟才清醒过来。当晚杨以德用汽车陪送到家，从此卧床不起，转年正月元宵节后就去世了。对此石元仕深感内疚，在灵前痛哭一场。到家就觉得脊背不适，渐渐地得了搭背疽，请医诊治，说是摄食厚味过多，毒热内蕴，治以清热解毒。三月后，疽疮平复，但虚弱已极，未久也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