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金树仁是甘肃河州人，甘肃高等学堂毕业。原来只是个知县，1926年爬上了民政厅厅长的位置，这全凭他与杨增新的师生关系，杨增新并没有看到他有多少长处，但是此辈的平庸、恭顺、听指挥正符合杨将军选择下属的条件。杨增新在世时，金树仁没有也不敢有当省主席的奢望，这次平定樊耀南政变自恃立了头功，一些甘肃籍的军官对他也拥戴和怂恿，他决定不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在杨增新遇刺的第二天，就以民政厅厅长、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的头衔贴出了布告，并通电南京政府，阐述了平定政变的经过，极度粉饰和夸大自己的智谋、能力及功劳，同时称自己已控制了全局等等，各地军政官员不得不承认金树仁政府。
  金树仁是一个既无能又无才，更无德的人物，心地狭窄，鼠目寸光，缺少见识，更无雄才大略，比起杨增新，他更逊一筹，杨增新虽然虚伪、奸诈，但精力充沛，事必躬亲，一时还能稳住大局，而金树仁则形同冢中枯骨，每天吞云吐雾狂吸鸦片，经常处于无精打采时不时打哈欠伸懒腰的状态。了解他的一些人说，有时他召集下属到民政厅开会，话讲了一半，他烟瘾犯了，便让大家等好半天，待他吸足了鸦片，再来讲下半截的话。还有人说他很像个不谙时事，只知敛财，谁欠他一个铜板就三天睡不着觉的土财主，怎么可能管理好一个省的军政大事。金树仁却自我感觉良好，上台之后就办了几件所谓大事：第一，大搞家族政权。金树仁认为杨增新的教训就在于“用人不当”，要坐稳这省主席的宝座，维护自己的政权，只有自己的亲属和同乡才最可靠。他将家中的亲朋、同乡都委以军政要职，他的五弟金树信当了军务厅厅长，这个金老五贪财弄权，既不懂军事，也不懂为官之道，甚至连待人接物的一般礼仪都不懂，在省衙内，整天吆五喝六，对那些为官多年的年长者也是颐指气使，简直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省府重大事项，经常越俎代庖，人称“二督办”，连金树仁也让他三分。对打仗一窍不通的金老四树智被派到喀什当了师长。省府的高官及州、县的大小官吏全都换上了甘肃老乡或是自己的亲信，其中有些官是花钱买的，金树仁把各州、县按地域的贫富分成三等，订出不同的价格，一等州、县黄金10条，二等的6条，三等的4条，这是对甘肃同乡的优惠价，外地人想买官，这种价格是远远不够的。杨增新时期，省库第一科长天津杨柳青人柳敬棠，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被杨增新提拔为阿克苏县长，金树仁上台后，杨增新派人向他要钱，柳敬棠不买他的账，便被撤了职，换上了甘肃人袁筱桐。金树仁一人升官，鸡犬升天，就连他的马弁崔肇基也因是同乡，便赏给了一个团长当。这个小马弁投靠了金老五，狗仗人势，欺压百姓，他到商店买东西，从来不给钱，有些商店的店员并不认识他，向他要钱时，轻则挨骂，重则扇耳光，甚至拔出马刀相威胁，像同盛和等大商店还无所谓，可怜那些小本生意人，时间长了便承受不了，只好将店面搬迁到离省府较远的地方去经营。他还一点不识时务，在省衙内也敢胡作非为，有些厅道的官员进省府办事，经常在二门被其拦阻，这些官员碍于金老五的淫威，多以金银开道，不然，贻误了大事，自己还是难脱罪责。那时在新疆流传着“只要能说河州话，腰里就把洋刀挎”的顺口溜，以讽刺金树仁任人唯亲的政策。第二，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这也与杨增新时期不多养兵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不顾新疆地域大，人口少，劳动力缺乏的现实，将许多青壮年劳力抓来当兵，抓不够数，就将社会上的无业游民、鸦片烟鬼、地痞流氓等社会渣滓招来充数，借招兵的机会，将军队中其他省籍和新疆本地的高职军官淘汰，大量提拔甘肃籍的军官，以此来达到他稳固政权的目的。第三，滥发纸币。这一方面倒是与杨增新一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扩充军队，军费开支大增，一方面靠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大量印发纸币，导致了纸币贬值，物价飞涨，例如，人民生活必需的小麦，每石（400斤）由票银28两至30两涨到50两至55两，大米、煤炭等价格也都翻番上涨。第四，聚敛钱财，贪得无厌。金树仁政府不顾新疆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又地处边境，不去组织人民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而是将官场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各自都往钱眼里钻，当时贪污受贿风行，从省府到地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一个“贪”字。金树仁和他的家族、他的党羽都是欲壑难填，他们公开地垄断进出口贸易，开设羔羊皮公司，残酷剥削少数民族农牧民，以谋取暴利。
  从政多年的一些省官，有的被免职，有的有职无权，他们也牢骚满腹，凭借他们的经验，认为金树仁积怨太深，他的政权不会维持多久。其实，从金树仁统治集团开始确立，人民就怨声载道，各种矛盾日趋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家族、亲朋、同乡之间，也争权夺利，分崩离析，金树仁政权危机四伏，很快便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从清朝末年起，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激发的“哈密事变”，一直没有停息，到1931年，哈密农民起义的队伍又起来反对金树仁的虐政，他们的武装逐渐强大，他们以哈密、吐鲁番为基地，逐步向西北方向挺进。1933年1月，战火烧到了乌鲁木齐，金树仁虽然忙着调兵遣将进行抵抗，但他招募的兵丁平时没有军事训练，既无战斗力，纪律又松懈，他们只有骚扰百姓的本事，真正打起仗来，简直不堪一击。金树仁所豢养的同乡军官们都只想靠这位省主席的权势升官发财，根本没想去为他卖命效力，关键时刻，都作鸟兽散。金树仁在扩充军队时，还将进入我国境内的白俄匪军改组成了一支归化军，这支军队战斗力比较强，金树仁政府允诺以优厚的待遇，但由于财政空虚，根本无法兑现，经常拖欠军饷，这些归化军生活窘迫，早已同金政府离心离德了。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反动统治者都要挑动民族仇杀，其结果总是有许多平民百姓成为这种仇杀的牺牲品，金树仁负隅顽抗，受害的百姓不计其数，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以及玛纳斯、呼图壁沿线的惨状，目不忍睹，到处是断垣残壁和横卧的尸体……这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金树仁政府的愤恨，也更加速了这个反动政权的灭亡。
  金树仁还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家伙，他把搜刮来的金银都寄存在同盛和商号，中饱私囊。当时省库中还有一些存银，这个贪财鬼把省库也当成了私有财产，他不允许动用省库的钱来发军饷，而靠印钞机来维持局面，军心不稳，百姓受害，商家受损。在他行将灭亡的时候，还不忘记向众商家再敲一笔，1933年3月，乌鲁木齐的形势非常严峻，金树仁还召集各商团开会，声言为了平定战乱，省府一时开支过大，特向各商户借金5两，待战乱平息，立即归还。众商家心里都明白，金树仁政权已日暮途穷，借给他金子是肉包子打狗，所以没人信他的鬼话。商会无法，只得敷衍此事。自从杨绍周病故后，商会会长换了天津帮福泰成的石寅甫，金树仁上台后，撤掉了石寅甫，任用了同乡苗沛然，苗在各商帮中威信不高，办事不灵，天津、两湖、山西等商户对他都敬而远之，遇事很难推行，甚至连陕甘帮的商户也不听他支配，无法，只好又改派了天津帮的董光，可又不放心，又增派了甘肃人贺德元为副会长。金树仁命令商会限期半个月将借的金子收齐缴归省库，商会会长勉强应付，每天奔走各商户收取借金，20多天过去了，根本收不起来，反倒促使金价上涨。金树仁则软硬兼施，但催得紧了商店就关门停业，他也一筹莫展。本来省城被围后，社会上混乱不堪，城内居民缺粮少柴，饥寒交迫，生活已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商家的生意也不好做，有的生计也很困难，让他们交黄金，一般商人没有存货，富裕一些的需用现洋购买，黄金价格飙升，而且不收纸币，哪个商家也不愿吃这个亏，所以大家都拖着不交。在这风雨飘摇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原本财力雄厚的天津商帮也不能独善其身，由于金树仁总向商家敲骨吸髓，倒促使各商帮同舟共济，一致对付他，大家巴不得金政府快点倒台。直到4月11日，各商家才凑了黄金30两，并且异口同声地说再也交不出了。
  第二天，董光、贺德元两位会长将这30两黄金送省府三堂之内，金树仁还没来得及将黄金收起，便听枪声大作，只见归化军打死一些省府卫队官兵，闯入省衙，抢走了这30两黄金和省衙印信。金树仁急忙派人通知驻在城外的盛世才和杨正中率领的省军速来平定归化军叛乱，他哪里知道，乌鲁木齐陶明越早就与省督办公署的参谋陈中预谋，要发动推翻金树仁统治的政变。这时，陶明越会同归化军的格米林肯一起抗击省军。金树仁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依赖的归化军竟成了反对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东三省经苏联到新疆的原抗日将领郑润成也率官兵加入了反金政府的战斗，省城内进行了巷战，省军已支持不住，这时为了全城百姓少受战乱之苦，商会派出董光、贺德元两位会长，对城内的省军官兵进行劝降，随之战斗结束，这就是新疆历史上的“四一二政变”。大势已去，保住了性命的金树仁如丧家之犬，赶紧携家眷出逃，当然至死也不会忘记带上他搜刮来的金银细软。那个曾经一步登天罪恶累累的金老五和那个小人得势的马弁崔肇基则一同被政变者处决，遭到了该有的报应。这个腐败无能的金树仁政权不到五年的时间便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