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乌鲁木齐的商业已相当发达，像样的坐商就有百余户，摊贩也不少，众多的后来小户，一方面贩卖俄货，另一方面向早来的同乡批发从京津来的货物，因资金短缺，大多先赊欠取货，卖完再还账，基于同乡义气，早来的大商户并不计较这些，也乐意给贫穷的同乡一些资助。这些小户逐渐有了点积蓄之后，自知缺乏竞争的能力，便不想挤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地区的市场也早被各省商帮和天津商帮大户们占领。他们听说天山以南的大片地区因交通不便，商业很不发达，所以认为新疆南路还有他们发展的广阔天地。开始时，他们仍以挑担叫卖的形式，在南边不太远的吐鲁番、托克逊一带做点小生意，后来挣的钱多了，见识也广了，便逐步向距乌鲁木齐更远的地区伸展。一些资金充裕的大户也向南扩大经营。大约在20世纪元年，天津商帮的足迹已遍布南疆的广大地区，如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叶城、和田等城镇，都有杨柳青商人在做生意。他们从乌鲁木齐或古城子进货，将茶叶、白糖、布匹、绸缎及生活日用品带到南疆各地销售，再购回玉石、乐器、黄金、羊毛、地毯等南疆的特产，还有人到南疆购进从印度走私来的鸦片。鸦片战争后，清廷的政策是禁种不禁吸，在新疆到内蒙和绥远一带已公开买卖，又因从印度走私进来的烟土质量好，利润高，个别商人便不顾经商道德，贩卖鸦片去追逐不义之财。来往的大宗货物都是用骆驼和马车运输。小本生意人一般都是到附近的大商家去批发，路途不太远，货物又不多的就用小毛驴驮运。南疆的毛驴很多也很便宜，有的小商贩自家就养几头毛驴运货。
  向南疆发展的天津商帮中，有些人除了卖京货外，还放高利贷。南疆的高利贷与京津地区的有相似之处，一是开押当铺，以往的押当铺都是当地的巴依和阿奇木伯克（维吾尔族特有的地方官）派人设立，这种典押方式利润很大，各大小村镇都有。后来清兵平息阿古柏之乱以后，进入南疆的工匠工役和退伍官兵，手里有点钱的也干起了押当这一行。身居下层的维、哈、回等民族的百姓急需用钱时，便将家中的金沙、玉器、日用铜铁炊具、酒具、水具等等，到押当铺抵押借钱，一般典押品作价都很低，押当期限为10个礼拜（70天），利息1分，到期不赎就算了结。有些收当人就利用少数民族不识汉字的弱点，在押当单据上多往前写日期，后来索性明目张胆地把借期改为一个月计算，典押期限变短，很多借款人便无法赎回押当物品。收当者最喜欢收的是金沙，在当面检验金沙成色时，通常把金沙倒在柜台上，用手摊平，柜台面上留有收当人故意刻画的细小裂缝，用手摊开时，金沙随之漏进台面下铺有棉花的抽屉里，然后才讲价钱，再令借款人自行封好过秤，即使讲价不成，收当人暗做的手脚也获利不少。天津商帮中也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户干上了这一行。开押当铺的都怕遭人报复，所以都买了手枪自卫，这些押当铺在地方上都有些势力，地方官多是汉人，不无受贿护短之嫌。
  还有一种是纯高利贷，债主向农牧放贷，利息特别高，比塔城的“支放”更厉害，放债一年可得到的利息相当本金的3倍。有个姓刘的杨柳青人，他曾在伊犁经商期间当过银钱局出纳员，民国初年银钱局收了摊，他捞了几万两银子，后来投资干了畜牧业，还兼放高利贷。曾有一牧民借了他40元债，利滚利还不起了，只有把老婆折价抵债给了他。这不由使人想起《清史稿陶模传》中的一段记述：“缠回文字语言不通，汉民愚之，贷金输取重息，至卖鬻妻子以偿。”这样的重利盘剥，足以使贫苦人雪上加霜，家破人亡，高利贷的剥削方式虽不是始自“赶大营”，但天津商帮中凡是利用高利贷发家的商户，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家乡杨柳青的乡亲中，都没有好的口碑，被千夫所指，人们都痛斥高利贷者趁人之危，为富不仁，给家乡的人丢了脸。
  像塔城那种“支放”生意在南疆也很盛行，商家的利润也是高得惊人，例如，春天赊欠鞍镫一套，秋后还马一匹；赊砖茶两块，到期还棉花50公斤。天津商帮中在南疆兼“支放”的有喀什的同义兴，库车的宝胜号，还有轮台的吉合成，焉耆的宝聚成，这几家都是由小商贩们凑在一起的，不分经理，会计或是售货员，全是股东，他们主要经销百货、杂货类小商品，利润则按股分配。还有在乌鲁木齐开了德聚公总店的董树堂，他在阿克苏又设了德聚公分号，除现金售货外，也兼赊货“支放”，在阿克苏的商界算是一家大户。
  同盛和的周乾义父子也向南疆发展，将分店办到了喀什及和田，聘杨柳青人李迪生为主事人。
  喀什是我国古丝绸之路上通往中亚的要塞，早在一千多年前，商贸交易就比较发达，又因地处噶什噶尔绿洲的中心，其自然成了新疆西南部农牧产品的集散地，所以也成为南疆发展最早的城市。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衰亡，喀什地区的商贸交流也逐渐萧条，当时的街面上只是一些小商店星星点点散落在街道两旁，商品不多，品种也很简单。因喀什设有英、俄两国的领事馆，以往英、俄商人一直都在此做进出口贸易，也就是在中国的这片领土上，他们可以任意出入，霸占市场，强行买卖，仍然无理地享受着经商不纳税的优惠，在新疆的朝廷命官只能听之任之。到了民国初年，官府也无能力改变这种状况。长期以来，喀什同新疆其他地方一样，任由这些外商，尤其是俄商大量地推销俄国商品，如棉布、白糖、石油、纸烟、火柴、铜铁器等，反过来又以殖民者的方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掠夺那里的土特产品，如棉花、羊皮、羊毛、肠衣等，运回俄境作为生产原料。他们推销货物时搞“支放”，收购土特产品时搞“预付款”，这些名堂实质上都是高利贷，他们都要获取三四倍的利润。在这样不平等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商人要站住脚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田是新疆最南边的一个大城镇，以产玉石著称于世，但由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和商贸往来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两地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因周围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地毯、丝织、乐器、酿酒等具有民族风情特点的手工业作坊很多，所以都蕴藏着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周乾义父子看到喀什与和田两地的优势，他们要以一贯遵循的“买卖公平，物美价廉”的经商准则在这两个地方做生意，他们自信能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两个分店也主要经营京津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同时将北疆产的少数民族的日用品也带到了这两地销售。在当地则大量收购藏红花、牛黄、麝香等名贵药材和羊皮、棉花等农牧产品，还有精美的地毯、挂毯手工作品，再有就是黄金和洁白无瑕的和田玉。他们将回货有些运到乌鲁木齐就地销售，大量的还是经古城子再转运到京津，这样一来一往，利润相当丰厚。同盛和这两个分店也有“支放”，同样是赊销，但毕竟是中国的大商家，既不像俄商那样残酷剥削中国百姓，也不似小本经营的那么斤斤计较，因此顾客更多，买卖也愈加兴旺，从而取得了更高的经济收益。
  同盛和的分店已遍及天山南北，这家巨商的利润每年都成倍地增长，积存的资金有时竟派不上用场，“钱要生钱，永无止境”，这种观念在周家几代人的心目中已牢牢扎下了根，他们不会让资金长期闲置。经过一番考察，周家父子在吐鲁番购置了数公顷葡萄园，并雇工从山上挖掘坎儿井，引水下山。吐鲁番是盆地，自古有火焰山之称，新疆人说吐鲁番有“五个第一”，这就是“地势第一低，暑天第一热，周围雪山第一高，灌溉工程第一奇，葡萄第一好”。其中说的灌溉工程就是指坎儿井，它是适应新疆干旱少雨的气候而采取的一种取水浇田的方式。挖掘方法是，从山上挖井，见水后，相隔几丈远再挖一井，井与井以暗渠管道相通，水便顺山势流下，约挖50口井，水流到山下，积少成多，而且都是暗渠，水也不易蒸发。新疆农村有句俗话，“地是农民命，水是农民血”，在农民需用水浇地时，要以高价向有坎儿井的主人买水，否则庄稼缺水很可能颗粒无收，当地农民为浇灌土地付出的高价水费竟相当于收获的粮棉等农作物的百分之四十，这也实属无奈。
  替周家管理葡萄园的人叫高汉青，“赶大营”之前，高汉青在家乡杨柳青育生堂药铺学徒，他勤奋好学，曾拜坐堂医生为师，学了一点医术，失业后到新疆，被同盛和经理收留，委派到吐鲁番管理葡萄园。既勤劳又聪明的高汉青，在园子周围栽了很多树，把葡萄园环境搞得幽雅宜人。从清末到民国20多年间，这里成了过往官员落脚休息的处所，省长杨增新及后来的包尔汉外出公干时，都曾在这里休息聚过餐。英、日、德等外国人到新疆考察，也曾在这里小憩，省政府对其一向很放心。当时同盛和东家很为此感到荣耀，对高汉青倍加赞许。高汉青在吐鲁番娶了一名维吾尔族农家女为妻，并生育了子女，高汉青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讲得也很流利。维族人对他的医术很信服，经常有人请他去切脉治病，他穿着维族服装，骑着小毛驴走在路上，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叫他“高阿匐”。在多次的骚乱和民族纷争中，高汉青在维族乡亲的保护下，从未受过损伤，体现了朴素的民族情谊。1932年，高汉青已年老力衰，思乡迫切，便辞去了葡萄园的差事，只身返回杨柳青，不久便因病去世了。1934年，同盛和的葡萄园也因战乱就此收缩营业，卖给了当地人。
  高汉青在吐鲁番干了30多年，每年为同盛和周家三代人收取的分成棉花就不下百余担，同盛和将这些棉花运到古城子，中间夹带黄金运往内地。葡萄和蔬菜收获后运至乌鲁木齐等地，也可卖不少钱，卖不完的葡萄还雇人分成等级制成葡萄干，销往新疆各地，还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国内一些大城市，如兰州、西安、洛阳、北京、天津、上海等，甚至通过俄商、英商销往国外。如此经营30多年，使吐鲁番因有这片集种植、休闲和农田水利为一体的葡萄园，进一步提高了在省内外的知名度，也为周家发家致富又增添了很大一笔收入。同盛和在吐鲁番修坎儿井卖水虽然解决了一些农民浇地的燃眉之急，但收取过高的回报对农民未免有点苛刻，在同盛和的发家史中，无不饱含了农牧民的血汗，乃至高汉青及其他的雇员、管事们的辛勤劳动。